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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之沈從文
民國文人之沈從文
雜談     阅读简体中文版

沈從文
  
   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云,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沈從文
  
  說起沈從文,人們聯想起來的首先是《邊城》和鳳凰。沈從文的一生,都與這座城緊密相連。沈從來說自己是個“鄉下人”,他出生在湖南湘西美麗的小城鳳凰,他是民國眾多文人中沒有留洋經歷的人。但是這個“鄉下人”,向全世界描畫了湖南那個美麗的小城。沈從文對湘西鄉土的思念,在潛意識里催動著他創作的激情,也使他從中得到心靈的慰藉。他說:“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過的痕跡寫到紙上。

逸事
  
  沈從文兒時個小精瘦,非常機靈,滑稽有趣,常常逗得寨中老少捧腹大笑,寨中的大人小孩都親切的叫他“沈蛇崽”。于是沈從文就得了一個“沈蛇崽”的外號。
  
   1915年,沈從文由私塾進了鳳凰縣立第二初級小學讀書,半年后轉入文昌閣小學。因沈從文天性活潑好動且貪玩,常常逃學去街上看木偶戲,書包就藏放在土地廟里,有一次,他照例把書包藏在土地廟,看了一整天的戲,戲看完了,別的孩子早已放學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廟里去書包,才發現書包不見了。這時他急了,但轉念一想:書包不見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著頭皮照樣上學,剛走到校園里一株楠木樹下,就遇見了他的級任老師毛先生。毛老師面帶怒色,罚沈從文跪在那株楠木樹下,大聲責問沈從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從文知道隱瞞不住,干脆回答:“看戲去了。”毛老師見沈從文貪玩逃學還如此理直氣壯,便狠狠地批評說:“勤有功,戲無益,樹喜歡向上長,你卻喜歡在樹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爭氣了!”大約跪了半個小時,毛老師才叫他起來。這時,毛老師用溫和的口吻問沈從文恨不恨老師罚他跪在樹下。沈從文毫不掩飾地說:“當然恨,恨你不該在同學面前罚跪侮辱我。”后來,毛老師把沈從文帶進辦公室慢慢開導說:“樹木是往上長的,你卻要往下跪。人必須要求進取,不能自輕自賤而要自尊自貴。”經毛老師耐心地說服教導一番后,沈從文知恥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頑劣脾氣,勤奮學習,成績提高非常快。
  
  沈從文18歲到北京來謀生,住在湖南酉西會館的一間十分潮濕常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間里。到冬天,涼快透頂,下著大雪,沒有爐子,沈從文身上只兩件夾衣,用舊棉絮裹住雙腿,雙手發腫,流著鼻血在寫他的小說。1924年的冬天,天氣格外冷。這時他聽見門響,一個30多歲清瘦的人站在門口問:“請問,沈從文先生住在哪兒?” 沈答:“我就是。” 郁達夫說:“唉呀,你就是沈從文……你原來這樣小。我是郁達夫,我看過你的文章,好好地寫下去……我還會再來看你。……”聽到公寓大廚房炒菜打鍋邊,知道快開飯了。郁達夫請沈從文去吃了頓飯,內有蔥炒羊肉片,結賬時,一共約一元七角多,飯后兩人又回到那個小小住處談了一會兒。郁達夫走時,留下他的一條淡灰色羊毛圍巾和吃飯后五元鈔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幾分錢。沈從文俯在桌上哭了起來。
  
   1928年,當沈從文仍在生活困境里掙扎時,徐志摩曾寫信給他說:“還是去北京吧,北京不會因為你而米貴的。”沈從文沒有來北京。后來,他又對徐志摩談及自己想進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跟劉海粟學繪畫的念頭。徐志摩說,“還念什么書,去教書吧!”
  沈從文第一次登臺授課的日子終于來臨了。沈從文既興奮,又緊張。在這之前,他做了認真而充分的準備,估計資料足供一小時使用而有余。從法租界的住所去學校時,他還特意花了八塊錢,租了一輛包車。第一次以教師身份跨進大學的門,不能顯得太寒酸!按預先約定的條件,講一個鐘頭的課,只有六塊錢的報酬,結果自然是賠本!當時,沈從文已小有名氣,來聽課的學生極多,教室里早已擠得滿滿的了。沈從文站在講臺上,抬眼望去,只見黑壓壓一片人頭,心里陡然一驚,無數條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為焦點匯聚,形成一股強大而灼熱的力量,將他要說的第一句話堵在嗓子眼里。同時,腦子里“嗡”的一聲炸裂,原先想好的話語一下子都飛迸開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課前,他自以為成竹在胸,既未帶教案,也沒帶任何教材。一分鐘過去了,他未能發出聲來;五分鐘過去了,他仍然不知從何說起。……眾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鐘!他好容易開了口。一面急促地講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寫授課提綱。預定一小時的授課內容,不料在忙迫中,十多分鐘便把要說的話全說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終,他只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道: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
  下課后,學生們議論紛紛。消息傳到教師中間,有人說:“沈從文這樣的人也來中公上課,半個小時講不出一句話來!”這議論又傳到胡適的耳里,胡適卻不覺窘迫,竟笑笑說:“上課講不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
  
   沈從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時,張兆和發現了一張揉碎了的當票。原來沈從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當了,卻忘了取回。
  
  在西南聯大時,沈從文授課的課堂在西南聯大新校舍北區一間不大的教室里,土墻土地鐵皮屋頂,后來連鐵皮屋頂也賣了換成茅草屋頂。教室里有一只講桌和幾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課時,這些扶手椅都被先行到達的男同學占滿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學沒有座位,她們只能站著聽課和記筆記。沈從文教授看不過去,居然把講臺上的講桌扛下來,放倒在教室地上,請這三位女同學坐下聽課。
  
  沈從文在課堂上講到原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先生時,表現出極為敬佩的神情,說周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學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并且兩手插腰表示出周敢于仗義執言、善于折沖樽俎、舌戰群儒的樣子。
  
  沈從文在北大授課時,經常去聽別的教授講課。有一次,沈從文去聽辜鴻銘的演講。沈從文與許多好奇的學生擠滿了教室。殊料辜老先生一進門,全場哄堂大笑。只見這位老先生身穿一件湘色小袖綢袍,頭戴一頂青緞子加珊瑚頂瓜皮小帽,腰系一根藍色腰帶,更妙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細小焦黃的辮子!沈從文也忍俊不禁,同時心里非常詫異:即使在湘西那樣偏遠落后的地方,也早已不見這樣奇怪的遺老裝束,更何況在這首善之城的最高學府?這樣的人會有什么高論?辜鴻銘卻仿佛對學生們的訕笑充耳不聞,從容不迫地正言道:“你們不要笑我這小小尾巴,我留下這并不重要,剪下它極其容易;至于你們精神上那根辮子,依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辜鴻銘這段話對沈從文的影響特別大,使他明白靈魂的束縛是最難以擺脫的困頓。他自己做了教授之后,經常對學生引述這段話。晚年去美國各大學演講,更是將其作為一個富有思辨色彩的掌故一再引用。
  
  沈從文在北大,旁聽最多的大約是日文課,因為那時他和剛結識不久的朋友丁玲、胡也頻都夢想著能去日本留學;另外,他還聽過國文課、歷史課、哲學課等。甚至有一次,沈從文假冒正式生坐進考場,居然考及格,還得了3角5分錢獎金!這都是沈從文旁聽生活中的有趣插曲。
  
   1925年到1926年間,沈從文因生計問題去熊希齡所辦的香山慈幼院做了一名圖書館員,住在一間寺廟改成的宿舍里。陳翔鶴聽說后,便頗有興味地騎上毛驢去香山探幽訪友,小住了3天。兩人在幽谷中、古松下談古論今,吟詩弄曲,沈從文且操琴宴客,抱著初學的琵琶彈了一曲《梵王宮》,大有山林隱士的雅趣。只是現實的吃飯問題太過“粗俗”,每天是冷饅頭就咸菜。到沈從文晚年,陳翔鶴已作古,沈從文作《憶翔鶴》提及舊事還頗為神往,只是感嘆與翔鶴“心情上似同實異的差別”:陳翔鶴是魏晉風流,他自己卻是為稻粱謀。
性情
  
  沈從文在課堂上說起胡適:“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并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里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
  
  沈從文和張兆和結婚前,在北平置一新居。大家忙著添置家具,收拾房屋,比較忙亂。一天深夜,大家睡下后,有小偷進屋。張兆和的姐姐張允和察覺后,大聲叫道:“沈二哥(沈從文在家中排行老二),起來!”沈從文馬上也叫道:“大司務!有賊!”大司務也大聲答話,一陣虛張聲勢。等到四門大開,賊早上樹溜了。這時,大家才發現沈從文手中緊緊攥著他的武器——一把牙刷。
  
   1948年,解放軍已兵臨北平城下,國民黨軍隊退守城內,兩軍對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國民黨通知,限期南下。沈從文也在名單之列。但飽經離亂的沈從文毅然決定留下。
  
  沈從文自稱是“鄉下人”。解放后他被安排到歷史博物館工作,舉家艱難。有一年多雨,許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門前輕輕嘆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們聽見了,批評他說:“農民不會這樣想。”
  
  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轄下的午門樓上和兩廊轉了近10年。他的檢查書里寫著:“那時冬天比較冷,午門樓上穿堂風吹動,經常是在零下10攝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許烤火的,在上面轉來轉去為人民服務,是要有較大耐心和持久熱情的,我呢,覺得十分自然平常,組織上交給的任務等于打仗,我就盡可能堅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沈從文在另外一篇也是寫于“文革”中的“檢查”中說:“從生活表面看來,我可以說‘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說不上,因為如和舊日同行比較,不僅過去老友如丁玲,簡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鄭振鐸、巴金、老舍,都正是聲名赫赫,十分活躍,出國飛來飛去,當成大賓,當時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門,在北新橋上買個烤白薯暖手,坐電車到天安門時,門還不開,即坐下來看天空星月,開了門再進去。晚上回家,有時大雨,即披個破麻袋。”
  
  沈從文到歷史博物館,除了鑒定文物,還當講解員。作家汪曾祺曾經親眼看見過沈從文非常熱情興奮地向觀眾講解。“一個大學教授當講解員,沈先生自己不覺有什么‘丟份’,只是熟人看見他在講解,心里總不免凄然”。對于這段經歷,沈從文說:“關門時,獨自站在午門城頭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明白我生命實完全的單獨……因為明白生命的隔絕,理解之無可望……”
  
   50多年前,在午門和端門之間的文物展室,20多歲的志愿軍戰士王予予自戰地歸來到這里看展覽,碰巧解說員是沈從文先生,沈先生熱情地上前為他一個人反復講解,結果展覽一看看了一個星期,王予予從此成為沈從文終身的助手,并且成為中科院歷史所從事絲織品保護成績卓著的專家。
  
  關于在歷史博物館早幾年的工作情形,沈從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發出的信中這樣寫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雖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實許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為熟悉我的,必然是極不理解我的。一聽到大家的說笑聲,我似乎和夢里一樣。生活浮在這類不相干的笑語中,越說越遠。”
  
   “文革”開始后,60多歲的沈從文挨批挨斗之余的工作是每天在天安門歷史博物館掃廁所。沈從文有時發呆地看著天安門人來人往,然后回過頭對一同被批斗的史樹青說:“我去擦廁所上面的玻璃。”沈從文說他每天在天安門歷史博物館掃女廁所,“這是造反派領導、革命小將對我的信任,雖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多年后,沈從文被人問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只是說:“我沒有我的朋友受的沖擊大,我只是要打掃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掃嗎?”
  
  1969年冬天,沈從文要下放了,一個人在家里整理東西,屋子里亂得無處下腳。張允和萊看他,要走的時候,沈從文叫住了她:“莫走,二姐,你看!”說著從口袋里掏出了一封皺皺巴巴的信,“這是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接著就吸溜吸溜哭了起來,快70歲的老頭哭的像一個小孩子。
  
  沈從文說到下放的時候,一個人住在一個大教室里,“看著窗子上有幾個大蜘蛛慢慢地長大了”,“這面窗子還可以每天看見一只大母牛,每天早晨還可以看見牛,那個大牛、小牛都莊嚴極了,那個地方的牛都大極了,是花牛,美極了,一步一步帶著小牛吃飯去。間或還能看見一些小女孩子梳著兩個小辮辮,抬磚頭揀樹葉子。”
  
  沈從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任務是看菜園子,他做的極其認真,并寫有總結:“……牛比較老實,一轟就走;豬不行,狡詐之極,外形極笨,走得飛快,貌似走了,卻冷不防又從身后包抄過來……”他還寫信給黃永玉:“……這兒荷花真好,你若來……”
  
  文革中,沈從文和黃永玉這對受到批斗的叔侄二人在路上相遇,沈從文看到黃,裝著沒看到,擦身而過的瞬間,沈從文頭都不歪地說了4個字:“要從容啊!”
  
  王序曾說,沈從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權利。有一年,通知他去辦理從歷史博物館調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手續時,他誤以為是辦理退休手續,走進有關部門的辦公室,他緊張的幾乎手足無措,只是囁嚅著說:“我還能做點事,請不要讓我退休。”
  
  沈從文得病,沈的學生黃能馥和妻子陳娟娟,到崇文門去看他,看到他門口掛著一張字條,寫著“謝絕會客”的字樣,他們就沒敢進去,在門口靜靜地站了一會兒就走了。過了幾天,張兆和打電話來,說沈先生想他們了,讓他們去,說門上那個條子不是寫給他們看的。
  
  1978年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后,沈家從門庭冷落又回到門庭若市,重新評價其文學成就的文章也屢見報端,一度盛傳他將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對此沈從文表現出寵辱不驚的平靜,他淡然地說:“那都是些過時了的東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過是個出土文物。”
  
  沈從文臨終前,家人問他還有什么要說。他回答:“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么好說了。”
  
  季羨林與沈從文一起到中山公園去游逛。他們要了一壺茶,季羨林正要拿起壺倒茶,沈從文連忙搶了過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壺中,說只有這樣才能把茶味調的均勻。

妙語
  
  沈從文時也風趣。張兆和在中國公學有“校花”的美譽,沈從文第一次去學生宿舍看她,張口便說:“噢,原來你就是那個‘笑話’(校花)。”沈從文還自創《豆豉娘怒沉百寶箱》和《太陽照著三個和尚》。一個有趣的人和一個懂得趣味的人。
  
  汪曾祺曾寫了一篇小說,有許多對話。他竭力把對話寫得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沈從文說:“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的腦殼打架!”
  
  沈從文出國訪問,專門研究西南聯大的漢學家問他:“為什么當時條件那么苦,環境那么差,聯大8年出的人才,卻超過了戰前北大、清華、南開30年出的人才總和?”沈從文回答兩個字:“自由。”
  
   1957年10月4日,前蘇聯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消息傳到中國,沈從文對人發感慨說:“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個東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說老實話,為了這喜事,我都想入個黨做個紀念。”
  
  沈從文愛用一個別人不常用的詞:耐煩。他說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煩。他對別人的稱贊,也常說:“要算耐煩。”看見兒子小虎稿設計,說:“要算耐煩。”看見孫女小紅做作業時,也說:“要算耐煩。”

 

論文
  
  汪曾祺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中說:沈先生不贊成命題作文,學生想寫什么就寫什么。他給學生出的題目都非常具體,比如“我們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記一間屋子里的空氣”。
  
   沈從文教書時,經常說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
  
  汪曾祺說他的老師沈從文的小說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來不被理解。沈從文如此說:“我的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于買櫝還珠,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后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后,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職業,情緒異常悲觀,竟然有自殺的沖動。沈從文知道后,一改往日平和的態度,寫信大罵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么!”沈從文還在信中提到了他當年初到北京的情形,以此來勉勵正在困境中的的汪曾祺。
  
   沈從文教導黃永玉:“摔倒了要趕快爬起來,不要欣賞你砸的那個坑;充滿了愛去對待一切;死死抱住自己的業務,不要放松。”
  
   沈從文說:“美,總不免有時叫人傷心。”
  
   沈從文說: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作家,能夠追求這個民族一切癥結的所在。
 鄉戀
  
   1988年,沈從文自我評價道:“我人來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終還是個鄉下人,不習慣城市生活,苦苦懷念我家鄉那條沅水和水邊的人們,我感情同他們不可分。雖然也寫都市生活,寫城市各階層人,但對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較喜愛的還是那些描寫我家鄉水邊人的哀樂故事。因此我被稱為鄉土作家。”
  
  沈從文的湘西情節伴隨他一生,他從來都說自己是個“鄉下人”。他出生在湘西美麗的小城鳳凰,他的許多作品都與鳳凰有關。鳳凰,這個歷史悠久的魅力小城也因沈從文而走向世界。最后,沈從文選擇了家鄉作為自己的長眠之地。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沒有放過沈從文。一次又一次來勢洶涌的打擊,使憂郁過度的沈從文陷入了病態的迷狂狀態。病中的沈從文不斷念叨著“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
  
   1983年,沈從文最后一次回故鄉。沈從文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場看看。家人提醒說,他年歲太大,怕人多擠壞了他。他卻執意要去,并晃晃肩膀,說:“擠一擠那才有意思!”他果然去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穿行在水靈鮮亮的青菜之間。
  
  晚年,沈從文在家鄉聽古調猶存的弋陽腔儺戲,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沈從文繼激動地說:“這是楚聲,楚聲!”他動情地聽著“楚聲”,淚流滿面。
  
   1992年,沈從文的骨灰在家人的護送下魂歸故里鳳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聽濤山的下。他的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狀如云茹,碑身正面刻著沈從文先生的手跡: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背面,為先生姨姐張允和撰聯并書,聯曰:“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棄文
  
   沈從文說:“楚人的血液給我一種命定的悲劇性。”
  
  沈從文在1949年元月寫道:“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因情緒內向,缺乏適應能力,用筆方式,20年30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須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
  
   1951年,沈從文在他寫于解放后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學習》,寫到了自己的精神危機,“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對歷史對新中國都極重要。我卻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戰爭中病倒下來了”。
  
   1949年1月,原來舊北京大學的民主廣場貼出很多大字報,大字報轉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給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畫像,他們分別被罵成紅、黃、藍、白、黑的作家。郭沫若斥責沈從文是專寫頹廢色情的“桃紅色作家”,是個“看云摘星的風流小生”,“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斗爭情緒”。沈從文14歲的長子沈龍朱成去北大看熱鬧,回到家告訴了沈從文。沈從文感到這次是對他二十多年來獨立為文藝奮斗的自強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憂很快變成了現實,他害怕,恐懼,覺得有一張網在收緊。他常常喃喃自語“清算的時候到來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沈從文與京派理論家朱光潛、淪陷區女作家張愛玲、國統區作家無名氏(卜寧)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趕下北大的講臺。
  
   1949年1月以后沈從文的神經就不正常了,他感覺壓抑,感覺有人要迫害他。1949年3月的一天,14歲的沈龍朱看見沈從文把手伸到電線的插頭上。沈龍朱在慌亂中拔掉電源把父親蹬開。幾天以后,沈從文再次自殺,他找到一把保險刀片,割手腕的動脈,割脖子上的血管,幸好在沈家做客的張中和(沈龍朱的表舅)從沈從文所在的房間外走過。他聽見房內有呻吟的聲音,推門的時候門紋絲不動,張中和破窗而入,看見沈從文已經用小刀將手腕上的動脈、脖子上的血管劃破,處于昏迷狀態。張中和把沈從文送到了位于德勝門外的安定醫院。被醫生救活的沈從文以為醫院是牢房,大喊著要逃走。
  
  病愈后,沈從文去了華北革命大學學習政治,這時他的工作編制仍在北大。學習“畢業”后,經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及北大副教授兼歷史博物館代館長韓壽萱介紹,正式調往歷史博物館。
  
   1953年沈從文接到開明書店的通知:其作品因內容已過時,凡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均代為焚毀。同年9月間,全國文代會第二次大會在懷仁堂舉行。沈從文參加了大會,毛澤東和周恩來到左側房子接見一部分代表,在介紹到沈從文時,毛澤東問過他的年齡后,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沈從文說:“當時除了興奮感激,眼睛發潮,什么也沒說。”
  
   1961年初,沈從文在北京阜外醫院住院時研讀了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小說,記下了自己的心得:“難的不是無可寫之人,無可寫的事,難的是如何得到一種較從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較從容工作環境,一定還可以寫得出幾個有分量東西的。”
  
   1962年作協安排沈從文等幾個作家去江西老區,準備長期住下去。但是沈從文真要拿起筆來的時候,還是心中有顧慮。他在江西只呆了3個月,最后跑到景德鎮去看他喜歡的陶瓷,幫著參謀如何改進生產去了。從此,沈從文只寫舊體詩。
  
  沈從文1968年寫過一份檢查稿《我為什么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檢查中說:“要我重新寫作,明白是對我一種極大鼓勵。但是我自己喪了氣。頭腦經常還在混亂痛苦之中,恐怕出差錯。也對‘做作家’少妄想,且極端缺少新社會新生活經驗。曾試著寫了個《炊事員》,也無法完成。所以,還是希望回到博物館服務。工作寂寞點不妨事,人事簡單比較容易適應。”
  
  沈從文的學生輩的林斤瀾有次拉他去參加一個會議,主持人最后禮節性地請沈從文講話,他趕緊說:“我不會寫小說,我不太懂小說。”
  
  沈從文“擱筆”之后,曾經提到“跛者不忘其履”,他寫道:“這個人本來如果會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時,在夢中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會常常要想起過去一時健步如飛的情形,且樂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試圖恢復他的本來。”
  
  沈從文在東堂子胡同51號的家總共被抄了8次。其中兩次是大兒子學校來人,目標是家里的那些唱片,抄家人還專程帶來了學校的英語老師,將唱片一一過目,最終確定沒有問題才作罷。
  
   1972年沈從文從干校回到北京,原來的三間房被強占去兩間,一生幾十年收藏的心愛的書、家具,滿堆在院子里任人踐踏,日曬雨淋。沈從文說:“硬木家具放在外面就毀了,你們要用就用吧。”他的書和家具都送人,朋友們誰需要就來拿走。搞梅蘭芳研究的徐城北先生當年還曾來挑了書帶走。剩下的黃永玉的夫人幫忙張羅著7分錢一斤處理掉。
  
   人們為沈從文在文學史上的“失蹤”感到不平,沈從文卻笑道:“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馬。”
  
  在國外演講時,沈從文說:“許多在日本、在美國的朋友,為我不寫小說而覺得惋惜,事實上并不值得惋惜。按照社會習慣來說,一個人進了歷史博物館,就等于說他本身已成為歷史,也就是說等于報廢了。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機會,可以具體地把六千年的中華文物,有條理有系統地看一個遍。”
 研物
  
  沈從文形容新出土的楚漆器紋樣,戰國玉器的雕工,洛陽博物館陳列的漢壁畫……總是帶著悠然神往的心情說:“真美呀!美得簡直叫你不可想象。”
  
   1947、1948年,北大開始籌備建立博物館,并著手從公私各方收集展品和資料。沈從文對此事表現出莫大的熱情。他把自己多年來搜羅到的一些有歷史或藝術價值的文物都贈送給博物館籌備處,并積極做大量事務性工作。不僅本人熱心,他還動員別人也這樣做。周定一就回憶沈從文說服他捐了一個康熙青花小瓷杯、一枚吳三桂在云南所鑄“利用通寶”銅錢。
  
  從干校回到北京之后,沈從文日以繼夜地寫他的服飾史和其他一些專題性文章。沈從文有一個強烈的愿望,就是要把自己腦袋里知道的東西留給后人,好讓年輕人少走彎路。沈從文覺得自己可能活的時間不長了,因為他是由于心臟病太厲害才能回北京的。院子里的老大媽們看他燈老亮著,就害怕他突然死掉,不時要去張望張望。早上聽見沒動靜就去敲他的窗戶玻璃,一聽里面有聲音才放心。
  
   20世紀70年代以后,沈從文和黃苗子兩家住得很近,經常互相拜訪、聊天。黃苗子不在家的時候,沈從文就把收集到的漢代或是明朝的繡花拿給黃13歲的三兒子看。沈從文看見黃的兒子就說:“這個東西美極了!美極了!”沈從文經常去逛琉璃廠、隆福寺的古玩店。看見文物便經常買回來,無償地捐給故宮博物院和歷史博物館。
  
  畫家黃永玉說:表叔(沈從文)在臨終前兩三年,得到黨和政府的認真關注,給了他一套寬大的房子,并且配備了一部汽車和一位司機。遺憾的是太晚了。他已經沒有能力放手地使用這套房子了。
  
   “文革”中,黃能馥吃了苦頭,不干文物了。沈從文知道了跟陳娟娟說“把黃能馥給我叫來”,黃能馥去了,沈從文對黃說:“眼光看遠一點,這些事你們不做誰做?”說完落下淚來。

糾葛
  
  在“五四”時代一直到“左聯”成立,胡也頻、丁玲、沈從文三人關系很密切。從北京到上海,他們三個人都住在一起,百無避忌,大被同眠。甚至被小報諷刺,也毫不理會。他們是密友,是患難之交。
  
  沈從文《記丁玲》中,沈從文寫道,他開始一見到丁玲就覺得很可愛,二人都是湘西人,談的話上有共同語言和鄉音。那個時候,胡也頻在追丁玲,沈從文、丁玲二人一講話就忘了胡也頻,胡也頻頗為不平。沈從文就向他解釋,他在與丁玲談話時,從來沒有考慮她是一個女性。
  
  胡也頻被捕之后,為了讓丁玲母親不担憂,沈從文以胡也頻的名義給丁玲母親寫信。沈從文多次求助過的胡適、徐志摩,給南京的蔡元培、楊杏佛等文化名人寫信,希望通過他們保釋他的貧賤之交。為了友誼,沈從文把自己的利害關系置之度外,特地趕到南京,找了一些國民黨要員,都被害怕惹上共產嫌疑的他們拒絕。沈從文頻繁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間達十余次。其中,有一次他從南京拿著蔡元培致上海市長的信去找當時的市長張群,然而杳如黃鶴。
  
  胡也頻遇難后,沈從文以“夫妻”名義陪伴丁玲回湖南,把胡也頻與丁玲的孩子交給丁玲的母親帶養。1933年,丁玲失蹤(過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從文多方呼吁,八方打聽,還多次文提醒各方對此事件的關注和重視,不久誤傳丁玲被害,悲憤之余,沈從文繼胡也頻遇害后作了四萬字的《記胡也頻》,又創作了十一萬字的《記丁玲》。後來才得知丁玲是被國民黨軟禁在南京,沈從文聞信,攜著新婚妻子張兆和,帶著丁玲兒子的相片,探望丁玲。然而這樣深厚的友情,最終反目。
  
  反目的原因,從丁玲的這段話中,大概可以看出來:我被捕后,有一年沈從文又到了常德。有兩個文學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訴他我母親在常德,問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說沒時間了,不去了。這兩個青年很氣憤,將情況如實告訴了我母親,認為他太不夠朋友了。等到后來我母親將這一情況告訴我之后,我也很生氣,這叫什么朋友?建國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訴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從文,懇求他出面保我出獄,一切費用由黨負担,但卻遭到了沈從文的斷然拒絕,他表示不能插手這件事了。這就說明,沈從文怕得要命。而他寫什么《記丁玲》,好像和我友誼多么深厚,純粹是偽君子。通過這兩件事,我實在不愿再理他了。但是,我還是和陳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當時,他很害怕。我們告訴他:共產黨不會殺你的,怕什么?
  
  然而,事實并非如丁玲所說,丁玲被捕后,沈從文寫下第一篇關于丁玲被捕一事的文章——《丁玲女士被捕》,6月4日,又寫出《丁玲女士失蹤》,文章先后發表在《獨立評論》與《大公報》上。同時,他與蔡元培、楊杏佛、胡愈之、葉圣陶、郁達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聯名致電,要求釋放丁玲與潘漢年。從胡適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到沈從文多次求助胡適,請胡營救丁玲。
  
   1949年,沈從文去看望丁玲。此時,二人已經有天壤之別,一個是新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女作家,一個是被左翼作家批駁的文人。據陪同的二兒子虎雛回憶,如同被一位相識的首長客氣地接見,讓他懷疑父母那些美好的回憶。張兆和帶上的丁玲兒子的照片,只是被她不在意地放在一旁,同時淡淡地敷衍了幾句他們的求助。
  
   林斤瀾回憶過一件小事: 1960年第三次文代會期間的一個作家聯誼會上,他同時見到了沈和丁。出來政治上的害怕,那時許多人都不與丁玲交談,使她顯得孤單落寞。只有老舍的幾句問候使她顯得格外興奮。沈從文同以往一樣坐在角落里不說話。但會后,在丁玲等公共汽車時,沈從文急急忙忙趕來,林此時不便太近,只是以一個小說家的細膩感受著。沈從文臉帶笑容,關切地看著丁玲,熱情地談著什么。詳情無法得知,但肯定在關心著丁的近況。丁玲始終板著面孔,眼睛不時望著別處,一掃同老舍說話時的興奮勁兒,似乎不大愿意與沈從文交談。后來,沈從文一個離開車站,走回家去。
  
   1980年,丁玲發表了《也頻與革命》一文,文中聲稱自己四、五個月前終于看沈從文寫的《記胡也頻》、《記丁玲》兩文到這本書,她對沈從文在五十年前創作的《記胡也頻》,作出了嚴厲的批評:“作者在書中提到胡也頻和我與革命的關系時,毫無顧忌,信筆亂編……類似的胡言亂語,連篇累牘,不僅暴露了作者對革命的無知,無情……”甚至不惜漫罵:“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
  
   施蜇存肯定丁玲在南京時就見過此書,并知道早有人傳言,丁玲對此書不滿。
  
   然而,直至辭世,沈從文都沒有寫出文章為自己辯護。
純愛
  
   沈從文寫道:“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云,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沈從文愛過的那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就是他攜手一生的妻子,張兆和。
  
  張兆和的父親蘇州富商張吉友,除了擁有萬頃良田,熱心于結交蔡元培這樣的教育界名流、投資教育事業,還因四個才貌雙全的女兒而盡人皆知。后來,這個大戶人家的二女兒張允和嫁給了頗有建樹的語言學家周有光,三女兒張兆和則嫁給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從文。
  
   沈從文和張兆和的結合應該感謝兩個,一個是胡適,另一個是張兆和的姐姐張允和。
  
  沈從文經徐志摩介紹,被中國公學校長胡適聘為教師。然而木訥的沈從文第一堂課就洋相百出,他萬萬沒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學生中,就有以后成為他夫人的張兆和。
  
  在網上,一般把男性稱為“青蛙”,這個創意來自于張兆和。當時,在中國公學上學的18歲的張兆和身后有許多追求者,她把他們編成了“青蛙一號”、“青蛙二號”、“青蛙三號”。二姐張允和取笑說沈從文大約只能排為“癩蛤蟆第十三號”。自卑木訥的沈從文不敢當面向張兆和表白愛情,他悄悄地給兆和寫了第一封情書。
  
  張兆和收到情書后,始終保持著沉默。后來學校里起了風言風語,說沈從文因追求不到張兆和要自殺。張兆和情急之下,拿著沈從文的全部情書去找校長胡適理論。
  
  張兆和把信拿給胡適看,說:老師老對我這樣子。胡校長答:他非常頑固地愛你。張兆和馬上回他一句:我很頑固地不愛他。胡適說: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說說,做個媒。張兆和連忙說:不要去講,這個老師好像不應該這樣。由于胡適的縱容,沈從文的情書轟炸得以繼續。
  
   1932年夏天,張兆和大學畢業回到了蘇州的老家。沈從文帶著巴金建議他買的禮物——一大包西方文學名著敲響了張家的大門,二姐張允和出來招呼了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張允和對站在太陽底下的沈從文說:你進來吧,有太陽。沈從文不進來,張允和就告訴他三妹上圖書館去了,不在家,讓他進來等。沈從文聽完說了聲“我走吧”回頭就走了。
  
  張兆和回來后,張允和把她罵了一頓:你假裝用功,明明曉得他今天要來。兆和說:我就是用功,哪曉得他這個時候來啊。張允和讓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師請到家里來,張兆和終于鼓起勇氣回請了沈從文。
  
   心潮澎湃的沈從文回到青島后,立即給二張允和寫信,托她詢問張父對婚事的態度。他在信里寫道:如爸爸同意,就早點讓我知道,讓我這個鄉下人喝杯甜酒吧。
  
  張兆和的父親開明地答:兒女婚事,他們自理。帶著這份喜悅,兩姐妹便一同去了郵局,給沈從文發電報。張允和擬好的電報是:山東青島大學沈從文允。很簡單。張兆和的則是:沈從文鄉下人喝杯甜酒吧。這也許是中國最早的一個白話文電報了,但郵局沒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1933年9月9日,沈從文與張兆和在當時的北平中央公園宣布結婚,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媒人是張允和,所以沈從文一看見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新婚不久,因母親病危,沈從文回故鄉鳳凰探望。他在船艙里給遠在北平的張兆和寫信說:我離開北平時還計劃每天用半個日子寫信,用半個日子寫文章,誰知到了這小船上卻只想為你寫信,別的事全不能做。
  
   1938年,張兆和給沈從文的信中寫道:“在這種家書抵萬金的時代,我應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沈從文對自己的婚姻非常滿意,他說:“對于這件事,我卻認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用筆寫成的故事,內容雖近于傳奇,但由我看來,都產生在一種計劃中。”
  
   沈從文和張兆和相伴一生,直至1988年沈從文辭世。

評價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因心臟病猝發,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歷程。在他去世的第三天,香港、臺灣以及國外多家媒體報道了沈從文逝世的消息,而國內只有《文藝報》發了50個字的短消息。
  
  因研究沈從文獲得哈佛博士的美國學者金介甫回憶說:“沈有孩子心,特別的活潑可愛,拼命地寫書法卷,送他幾十年未見的學生和朋友。內容是舊體詩,常常是指桑罵槐,諷刺時事。”
  
  汪曾祺曾說:“沈先生對文學的社會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認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獲得‘真美感覺之外,還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從作品中接觸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發,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遠’。照我看,這是文學功能的最正確的看法。”
  
   瑞典的漢學家馬悅然說,他再活上半年,那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非他莫屬。
  
   巴金、常風、鄧云鄉、張允和等人,都描繪了沈從文不通世故,不善自處的特點,由此推論他的文字之美,恰來自于精神的靜觀。
  
  著名學者季羨林說:“我覺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并不多見。除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決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于天下。”
  
   沈從文去世,巴金的唁電說:“文藝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財富不會消失。”
  
   夏衍說:“沈從文沒有得到他應該得到的文學地位,他不單是一位鄉土文學大師,應該是更高一層的作家。”
  
  邵燕祥說:“沈從文這個又溫文又野性,屬于湘西又屬于整個中國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這些既清新且斑斕的作品之中。所有這些,可以不舍晝夜地流下去,潤澤當代的直到后代的無數焦渴的靈魂。”
  
  黃永玉說:“沈從文是因為他幾十年前文學成就在國外引起反響,才引起國內注意的。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如此的緩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卻從海外傳來,國內報紙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據說是因為對于他的估價存在困難。
  
  經過“一個曲折的歷史性的艱難過程”后,中國文學史在沈從文研究上取得了重大進展。最新出版的兩部普通高等教育“國家級重點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和《中國現代文學史》(修訂本),高度評價了沈從文作品的藝術價值和文化內涵,確認了沈從文在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學大師”地位。
  
  由錢理群、溫瑞敏和吳福輝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中,首次以獨立的一章介紹和評述了沈從文的作品。該書評價沈從文的小說:“達到了鄉情風俗、人事命運、下層人物形象三者描寫完美和諧、渾然一體的境地”,“沈從文的文學不屬于當時中國的城市文化,也不屬于革命文學,因此難以被當時的現實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修訂本)評價道,“沈從文構筑了一個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也因此確立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凌宇說:“確認沈從文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師地位,是還歷史本來面目。魯迅先生就認為沈從文是自新文學運動以來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這對建立健康的文學批評秩序,營造良好的文學創造氛圍,具有標志性意義。”

 

2013-11-28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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