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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之劉文典
民國文人之劉文典
雜談     阅读简体中文版

劉文典
  
  劉文典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他大罵蔣介石,劉文典的狂狷不亞于黃侃,以至于他也有“劉瘋子”的綽號,有人評價劉文典是“亦顛亦狂亦君子”。

氣節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劉文典返滬,參加于右任等創辦的《民立報》,從事翻譯,并采寫了大量鼓勵革命、倡導共和的文章。“二次革命”失敗后,報社遭查禁,劉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彈,幸好沒有大礙,他于是逃到日本,并在日本加入孫中山組織的中華革命黨,担任孫中山貼身秘書。1916年,袁世凱一命嗚呼。劉文典迅速回國,卻看到各路軍閥混戰,餓殍遍野,經濟每況愈下,市面百業凋零。他悲觀失望,憤而遠離政治,決意專心研究學問。
  “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淪陷,舉國上下同仇敵愾。北平愛國青年學生為敦促國民黨政府抗日,臥軌請愿。劉文典積極支持當時在輔仁大學讀書的長子劉成章參加請愿。劉成章因體質差,臥軌時受了風寒,請愿歸來后患病亡故。這更激發了劉文典對日本人的仇恨。
  盧溝橋事變后,劉文典未能及時撤離北平。日本人通過周作人多次請劉出任偽職,均被他嚴詞拒絕,因此惹怒了日本當局,其住宅連遭日軍搜查,劉毫無懼色。劉文典曾兩度赴日留學,日語頗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發夷聲為恥”。他說:“國家民族是大節,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懂得愛惜自己的羽毛”
  后在友人的幫助下,劉文典只身輾轉來到西南聯大。見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吳曉玲教授,劉便向其打聽周作人景況。吳說周以“家中還有老小”為托詞未出來,劉文典氣憤地說:“連我這個吸鴉片的‘二云居士’都來了,他讀過不少的書,怎么那樣不愛惜羽毛呀!”
  “長城戰事”鬧得極兇的時候,劉文典每次上課,都要給學生講一段“國勢的阽危”,并且告訴學生日本侵略中國的險惡用心及歷史背景,叫學生們趕快起來研究日本。他自己則夜以繼日地翻譯有關資料。據當時的一位學生記載:“……有一天上國文時精神委靡得連說話都幾乎沒有聲音,說是因為昨晚譯書到夜里三時才休息。我當時聽了劉先生的話,眼淚真要奪眶而出了。”
  劉師培是劉文典的業師,他十分敬佩老師的學問。因劉師培后來投靠袁世凱,在思想上消極保守,劉文典從此便很少與之往來,言談中也鮮少提及他。
  劉文典的四弟劉管廷本與他同居一寓,但劉管廷在冀東某日偽政府謀到一個差事后,劉文典十分氣憤,先以有病為由“不與管廷同餐”,后又說“新貴往來雜沓不利于著書”,逐其遷居。
  劉文典在安大曾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保護了一些進步青年學生。預科學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通知劉文典說王某是共產黨員,要他對其嚴加監視。因說是“證據確鑿”,劉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進行搜查,還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劉文典于是立即叫傳達室王裕祥送王某離校。是日夜,便衣特務來校搜捕,撲了個空。學校向當局推諉,最后不了了之。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被捕。劉文典積極參加學界的簽名活動,還動員安徽旅京同鄉會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長)一起進行積極營救。更為可貴的是,“陳先生雖然出了獄,但隨時還有再次被捕的危險,他不得不在劉文典先生家中隱藏下來。”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適曾動員他去美國,已替他找妥具體去所,并為他一家辦好了入鏡簽證。在這關鍵時刻,劉文典謝絕了,他說“我是中國人,為什么要離開我的祖國”。

據說,劉文典見蔣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壯語:“我劉叔雅并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手而去!我師承章太炎、劉師培、陳獨秀,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有功。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1928年的一天,蔣介石到安徽大學看望莘莘學子,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當時,劉文典任安徽大學校長,省政府遂急忙通知劉文典安排學生夾道歡迎“北伐名將”蔣主席。看完通知,劉文典漫不經心地將通知扔在痰盂里,繼續打他的麻將去了,還幽了一默:“我手中‘將’這么多,還稀罕他那個‘將’?”
  當蔣介石來到安大那天,預料中的彩旗飄揚、口號震天的場面并沒有出現——連學生都沒碰到幾個,碰到的也一臉茫然,根本不知是何方神圣駕到。蔣介石心中很不高興,可還是強撐著冷冷清清地“視察”完安大。
  第二天,蔣介石馬上召開省政府擴大會議,劉文典當然在出席會議之列。開會時間已過,這位校長大人才姍姍而來,還出人意料地穿著長袍馬褂。
  蔣介石一看氣不打一處來,拍案大罵:“劉文典,你看看自己像個什么東西?簡直一個封建遺老!”劉文典反唇相譏:“蔣介石,你看看你是個什么東西?純粹一個封建軍閥!”
  
  劉文典在安徽大學任校長,學校發生學生風潮。此時,蔣介石以國民政府首腦的身份來到安慶,召見劉文典。去見蔣介石時,劉文典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蔣介石面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沖口即問:你是劉文典么?劉文典針鋒相對,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引起蔣的不滿。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并嚴懲罷課學生。劉當面頂了回去,說:“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當場打了劉文典兩記耳光,并給他定了個“治學不嚴”的罪名,把他關進了監獄。
  
  這場爭論還有幾個版本,一說當時劉文典躬身將腦殼撞向蔣介石,一旁侍衛急忙擋住;還有一說是劉文典在蔣介石打其耳光后一腳飛踹向蔣介石的肚子。
  
    此事在全國的教育界、學術界引起了極大震動。安慶的學生舉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權”、“釋放劉文典”。一個月后,經陳立夫從中斡旋,蔡元培等人力保,蔣介石以“即日離皖”為條件,釋放了劉文典。關于此事,魯迅先生曾以“佩韋”為筆名在“左聯”通俗刊物《十字街頭》發表《知難行難》一文。文中提到:“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他的老師章太炎聽說此事后,在病中特意作對聯相贈:“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彌正平。”章太炎把他比作敢于頂撞權貴的“禰衡”,對他的氣節甚為贊賞。
  
  三年后魯迅先生以佩韋為筆名,作《知難行難》(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頭》第一期),文中說:“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魯迅在評述劉文典的同時,還幽了胡適一默:“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實際上,胡適事后曾撰文,對黨國政治的專橫做過抨擊:“又如安徽大學的一個校長,因為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
  
  劉文典在“國民代表打國民”那天晚上給胡適的信中說:“典這兩天眼看人類十分墮落,心里萬分難受,悲憤極了,坐在家里發呆,簡直揀不出一句話來罵那班‘總’字號和‘議’字號的禽獸。”
  
   1931年粵系軍閥陳濟棠(反蔣派)知道劉文典反蔣,曾多次函請劉赴粵共事,并匯來重金相聘。劉決然婉謝,將巨款退回,嘆曰:“正當日寇侵華,山河破碎,國難深重之時,理應團結抗日,怎能置大敵當前而不顧,搞什么軍閥混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逸事
  
    劉文典在清華大學任教時,需要查閱某種佛經。他聽說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經,就前去閱看。該寺有嚴格規定,非佛教人士,不準借閱藏書。允許借閱者必須在寺內念經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書頁,必須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閱,違者受罚。該寺管理藏書的老和尚與劉文典略有認識,知道他是著名學者,特準他借閱,佛堂內也不派僧人專門看守。閱前,老和尚向他詳細介紹了閱讀規則,他當即承諾,嚴守規約。老和尚去后,劉文典靜坐讀經。看了一會兒,他因路途勞頓,有些疲倦,見室內有一空床,便趁機持書臥床閱讀。不料,他看著看著,就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正在睡夢中的他忽然聽到罵聲,頭面受到撲打。他睜眼一看,老和尚邊打邊斥責說:“你言而無信,竟把佛經丟在地上!”原來,他睡著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經也就隨之掉落。老和尚本來想與他談論佛學,進來一看這情景,頓時火冒三丈,拿起掃帚就打過來。
  此舉有如當頭棒喝,劉文典頓時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饒,一面在佛堂內抱頭鼠竄。老和尚見他甘心挨打,并沒有教授架子,怒容一變,“撲哧”一聲笑了。不打不成交,劉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華大學拜訪,他還專門設素齋招待。劉后來回憶此事說“我的腦袋雖然不太高貴,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這次挨打應該,君子不可失諾!”
  
   1938年下半年,劉文典一家歷盡艱辛來到昆明。此行是海陸兼程,走走停停,取道天津、香港,居然轉了半個中國,財產和圖書資料喪失殆盡,劉文典見到梅貽琦時戲言“只剩這一身衣裳了!”隨后,劉文典入教西南聯大。
  
  劉文典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聯大共事。一日,劉跑警報時,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同學要攙劉,劉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先走。
  
  劉文典一意鉆研古典文學,很瞧不起搞新文學創作的人,認為“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一日,有人偶爾問及當時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時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說:“我沒有聽說過他,我沒有聽說過他。”
  
  西南聯大青年教師陶光是劉文典的得意門生,經常為學問之事登門請教。但有一段時間陶因課務繁忙,沒有去看望恩師,心存愧疚。后專門抽出時間拜望恩師。不料,兩人甫一見面,劉就劈頭大罵陶,罵其是“懶蟲”、“沒出息”、“把老師的話當耳旁風”,等等。陶一時莫名其妙。他雖一向尊重恩師,但劉文典如此辱罵。他也忍無可忍,正要怒目反擊時,忽見劉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著聲音說:“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為吹牛本錢,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絕望么?”劉的口氣又由硬變軟,從憤怒之聲到可憐之語。陶光聽到老師把自己當成“吹牛的本錢”,很受感動,于是該怒為笑,向恩師倒茶賠罪。自此以后,兩人的師生情誼更見深篤。
  
  在西南聯大時,劉文典的學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師傳》的書頁中,發現空白處滿是劉文典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還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津津有味,又發現有一張是老師用毛筆畫的老鼠,很是不明白,便請教劉文典。劉文典說那是他在鄉下點香油燈看書時,一天深夜見有只老鼠爬到燈盤上,明目張膽地吃燈芯上滴在燈盤上的油。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覺得老鼠也是在討生活,和他讀書的是為討生活是一樣的,就不必相殘了,于是只是用毛筆畫了一幅老鼠像夾在書中而已。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一九四六年,時正值日機轟炸昆明,西南聯大的教授們為躲飛機而藏身一處防空洞。空襲警報拉響后,沈從文與劉文典正好擠在小山防空洞的一側。兩人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劉文典教授正是七十歲,而沈從文則只有三十歲,是最年輕教授。在日機未到昆明上空的時候,劉文典與沈從文聊天,他對沈從文說:講莊子,廣州中山大學的陳寅恪是泰斗,他值三百元大洋,我劉文典不及陳,值一百六十元大洋。沈從文,我看你的所謂的現代文學,最多值八元大洋,這還是我抬舉你。講中國現代文學,魯迅可以值六十元。說真話,你沈從文根本不配當大學老師,只是胡適之洋博士抬舉你,吹捧你,你才在那上海公學當上教師。你那些所謂小說,連小學生都比你強,小學生也不會寫出你那鄉下人男男女女的傷風敗俗的故事。對面的沈從文一言不答,只是自言自語道:“聽,飛機聲!”沈從文這么一說,劉文典便不再講話了,他把頭埋在一年輕女教師的懷里,那女教師很端莊,很愛護這位她的導師,索興用手把懷里的劉老教授護住。而沈從文卻不屑一顧,他抬頭看著洞頂,這時洞頂掉下來的砂土直往眾人頭上撒落,劉文典也驚慌地從那女教師懷里伸出頭來看著洞頂…… (注:在二三十年代,劉文典在北大的名冊上已名列第五,僅在辜鳴銘之后。現在北大紅樓內的校史展覽室中,還陳列當日教職員工的工資表原件。劉文典那時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長的月薪第一,為三百元大洋。魯迅不過是六十元的講師月薪。胡適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掛零。李大釗教授兼圖書館長,在名冊上劉第四名,月薪為一百三十元大洋。紅色教授陳獨秀在名冊上排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圖書館管理員毛潤之(毛澤東)在教職員工中工資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后的老校工楊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還多兩元,只是他在表上放在毛潤之之后,因為他是個工人。)
  
   周作人在描述北大五位卯字號 ( 第四級 ) 的名人時說劉文典“其狀貌甚為滑稽,口多微詞,凡詞連段祺瑞的時候,輒日:‘我們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極不雅馴的話語,牽連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如此看來,劉文典用的大概是“國罵”了。張中行先生說劉文典提到段祺瑞總有不敬之詞,指的就是這些。
  
   劉文典講課時,大學者吳宓也前去聽講,總是坐在最后一排,劉文典也不睜眼,講到自己會心得意之處就睜開眼向后看,問“雨僧兄以為何如 ? ”吳宓像學生一樣站起來恭恭敬敬,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全場為之暗笑。
  
  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記錄劉文典:“有一年,余適與同車,其人有版本癖,在車中常手夾一書閱覽,其書必屬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煙,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屑能不墜。”

 

 治學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開設《莊子》、《文選》等課程。他講課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倒也別開生面。在西南聯大時,有一學期,劉文典開《文選》課。上課前,先由校役帶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制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他就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有時他是下午的課,一高興講到5點多鐘才勉強結束。有一次,他上了半小時的課,結束了上一講的內容。同學們以為他要開講新課。這時,他忽然宣布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后七時半繼續上課。”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歷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屆時,校園里擺下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辟,讓聽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劉文典請陳寅恪出“國文”試題,陳出上聯“孫行者”以覓下聯,劉氏也不以為然,許之,結果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時傳為新聞。
  
  在西南聯大時,劉文典家住市郊官渡,離學校較遠。當時日本飛機常來轟炸,但他從不缺課。他說:“國難當頭,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劉文典開的課很多,在北大時達10門之多,主要有《文選學》、《校勘學》、《先秦諸子研究》和《莊子研究》等。他授課有特色,既注重疑難字句的考訂,又不囿于繁瑣的訓詁,善于旁征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結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對學生循循誘導。對學生不得要領地亂用參考書,他會詼諧地說:“去神廟燒香拜佛,燭光閃閃,煙霧裊裊,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綽綽,只有撥開云霧,才能看清廬山真面目。”
  
  文史大家游國恩、王力、張中行、任繼愈等都曾沐浴過他的教澤。張中行在《劉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說:“一次是講木玄虛《海賦》,多從聲音的性質和作用方面發揮,當時覺得確是看得深,談得透。又一次,是泛論不同的韻的不同情調,說五微韻的情調是惆悵,舉例,閉著眼睛吟誦‘風壓輕云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憔悴不勝衣。’念完,停一會,像是仍在回味……對他的見解,同學是尊重的。”
  
  宋廷琛在《憶劉文典師二三事》中也談到了劉文典講的《海賦》:“當他解說《海賦》時,不但形容大海的驚濤駭浪,洶涌如山,而且叫我們特別注意到講義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滿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師說姑不論文章好壞,光是看這一篇許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濤澎湃瀚海無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每逢講授詩歌,劉文典常常搖頭晃腦、淺吟低唱,每到激越處則慷慨悲歌。他不僅自己吟誦,還要求學生模仿。有的同學不遵命,他雖不悅,但也不苛責,只是打比方點撥:“詩不吟,怎知其味?欣賞梅先生(蘭芳)的戲,如果只是看看聽聽而不出聲吟唱,怎么能體會其韻味呢?”
  
  最奇特的是他講《文選》,一年只能講其中兩三篇文章,這其中又必講《文賦》。幾千字的《文賦》他一講就是兩個月——在說到《文賦》中某個字用得好用得妙時,他這么表白:“《文賦》又多種講法,講一年亦可,講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要不是它真好,古人與我非親非故,我又何必這么捧他?”

 

 狂狷
  
  劉文典用了多年時間潛心研究莊子。1939年,他終于出版了《莊子補正》(附《莊子瑣談》)一書,共計十卷,達到了他學術生涯的最高時期。陳寅恪人稱“教授之教授”、“大師之大師”,能為此書作序,劉文典頓時身價倍增。此書一出,劉文典在全國學術界獲得“莊子專家”的美譽。一貫恃才自傲的他也以國內有名的莊子研究專家自稱。他每次上課講《莊子》時,開頭第一句總是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莊子》,別人就更不懂了,可見其自負之情。
  
  在西南聯大時,曾有人向劉文典問起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他大發感慨,口出狂言說:“古今以來,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我劉文典,第二個是莊周,另外半個嘛……,還不曉得!”
  
   劉文典曾講元好問、吳梅村詩,講完稱:“這兩位詩人,尤其是梅村的詩,比我高不了幾分。”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中文系當教授時,對講授語體文寫作的作家教師沈從文甚有偏見。當他獲悉聯大當局要提升沈為教授時,勃然大怒,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討論沈從文提升為正教授的教務會議上,大家都舉手同意,惟有劉文典表示不滿,他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
  
  西南聯大時,有一次跑警報,沈從文碰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劉面露不悅之色,顧不得自己氣喘如牛,轉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任教時,常常對人說:“聯大只有單個教授,陳寅恪是一個,馮友蘭是一個,唐蘭算半個,我算半個。”
  
  劉文典睥睨古今,對同事代的新派學人多有不滿,一次上課時論及魯迅,輕蔑地伸出小指,口中不置褒貶。到50年代高效思想改造,有人責問他當年為何侮辱魯迅,他辯解說:“我何嘗侮辱他,中國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齡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魯迅是我同學中最年輕有為的,我敬佩他是當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對方無話可說。其實,劉文典比魯迅小了10歲。
  
  文中子這樣說劉文典:“他的特點就是比以‘怪’聞名的劉師培還要怪上三分,所以時人以‘才高’、‘狂傲’來評價他。”“在北大教授中,劉文典尤以‘狂傲’與辜鴻銘齊名。”
  
   劉文典并不否認自己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長,輕人之短,學術上驕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另還有他人記錄劉文典的自敘:“弟近來所發見的,在老大哥面前,說句狂話,實在比石、伯申賢喬梓的東西壞不了許多,要比起曲園來,竟可說‘好些’呢!”

風采
  
  學生曾形容在大學任教時的劉文典:“記得那日國文班快要上課的時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號教室里,滿心想親近這位渴慕多年的學術界名流的風采。可是鈴聲響后,走進來的卻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發,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舉兮如望空之孤鶴;肌膚黃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雖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邊打架,但背上兩塊高聳著的肩骨卻大有接觸的可能。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猶可,一聽時真叫我連打幾個冷噤。既尖銳兮又無力,初如饑鼠兮終類寒猿……”
  
   劉文典講曹丕《典論·論文》,一邊講一邊抽煙,一支接著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時只講了一句。
  
  西南聯大任教時期,又有學生回憶劉氏上課前,先由校役提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制的旱煙袋。他講到得意處,就一邊吸著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不理會下課鈴響。或稱劉“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劉文典上課也有不妙的地方,因為他嗜吸鴉片,有時候上課煙癮來了無法過癮便狂抽香煙,由于發音多通過鼻腔,所以發音含混不清,講《文選》時,只能聽到他囁嚅而言:“這文章好!這文章妙。”因為他上課引證繁富,一堂課只能講一句,所以他教《文選》,一個學期只能講半篇玄虛的《海賦》。
  
  張中行回憶劉文典:“三十年代初,他在清華大學任國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學兼課,講六朝文,我聽過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點沒有出頭露角的神氣。上課坐著,講書,眼很少睜大,總像是沉思,自言自語。”
  
  文中子在《劉文典:“半個教授”》這樣描述劉文典:“他的長衫特別長,掃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婦女所穿的裙子一樣,不準看到腳,走路不能踩到裙邊,只得輕輕慢移蓮步。他偶爾也穿皮鞋,既破且臟,從不擦油。”

妙論
  
  劉文典性滑稽,善談笑,嘗自稱“貍豆鳥”;因“貍”、“劉”古讀通;“叔”者豆子也;“鳥”則為“鴉”,乃“雅”之異體(劉文典字“叔雅”)。因劉喜自謔,與道貌岸然者有別,故“學生們就敢于跟他開點善意的玩笑”。
  
  西南聯大時,有一次在課堂上學生問他怎樣才能把文章寫好,劉文典僅授以“觀世音菩薩”五字,學生不明所指,劉解釋說:“觀,乃是多多觀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就是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學生聞言,無不應聲叫好。
  
  劉文典是民國時期著名的紅學家,持論多有“索隱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聯大一小教室中開講《紅樓夢》,后因聽講者太多,容納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廣場上去講。屆時早有一批學生席地而坐,等待開講。其時天已近晚,講臺上已燃起燭光。不久,劉文典身著長衫,慢步登上講臺,緩緩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里為劉斟茶。劉從容飲盡一盞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然后拿起粉筆,轉身在旁邊架著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滁”四個大字,并解釋說:“元春省親大觀園時,看到這幅題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然屬意薛寶釵了。……”

堅守
  
  建國后,李廣田任云南大學校長,口口聲聲稱劉文典為“老師”、“劉老”。開大會請劉老坐前排,開座談會請劉老先發言。學校評職稱,他被評為一級教授,并任全國政協委員。朋友們祝賀他“喜事重重,舊貌換新顏”。他說:“我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是早有思想基礎的,我早年參加同盟會,跟隨過孫中山,堅決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那時已扎下了擁護共產主義的根,今天實現了我的夙愿。”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時染上了抽鴉片的惡習,還贊美“云土”為鴉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稱號。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脫,甚至因為抽鴉片后窮困潦倒去給人寫墓志銘讓一些人士所不齒,也因此被清華大學開除。但解放后,劉竟徹底戒掉鴉片,思想改造也順利過瓜,逢人便稱:“處于反動統治的舊社會,走投無路,逼我抽上了鴉片,解放后,在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國家蒸蒸日上,心情舒暢,活不夠的好日子,誰愿吸毒自殺呢!”

真誠
  
  劉文典是西南聯大唯一吸鴉片的教授。好在劉先生承認自己吸鴉片,也認識到吸鴉片的危害,因此都勸告學生千萬不要吸鴉片,曾有所悔悟地說:“我因體弱多病,初因治病染上了惡習,又因為政府腐敗無能,任敵侵略,國將不國;又因小兒早殤,悲痛欲絕,國難家愁,吸毒即慢性自殺啊!勸諸君切勿染此惡習。”
  
  到了晚年,劉文典回首平生,曾說過一句自我評價的話:“我最大的缺點就是驕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驕傲自大。”能夠讓劉文典始終肅然起敬的人,其實只有一位,那就是國學大師陳寅恪。
  
  劉文典生前一直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他曾經多次在課堂上情不自禁地豎起大拇指說:“這是陳先生!”然后,又翹起小拇指,對向自己說:“這是劉某人!”

 

微瑕
  
  劉文典治學嚴謹,著作豐碩,但他有一點常常為人所詬病,就是寫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行文從不標點,致使讀者雖知其書為好書,而難以卒讀,說他“作者不關心讀者”。不但一般讀者如此品評,胡適也說他“標點尤懶,不足為法”。但他很固執己見,有人勸他即使不用通行的標點符號,也應該用圈點分句,使讀者容易讀通,便于理解,他卻說,既讀不通,何必讀呢?其實他大約是有意要跟陳寅恪看齊的,他最推重陳寅恪,而陳寅恪寫文章,也是用古文,也從不喜歡加標點。
  
  周作人曾回憶劉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蓋昔日曾嗜鴉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遷移昆明,人稱之謂‘二云居士’,蓋言云腿與云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也粘著嘴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擇言。”
  
  西南聯大時,生活十分困難,因為吸食鴉片,劉文典更加困難。為了賺錢,劉文典到云南為大鹽商的母親撰寫墓志銘,離開了聯大一段時間。劉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聯大同仁的鄙棄。而且劉文典的外出,還使正常的課程受到影響。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僅有七人,其中陳寅恪先生遠在香港,一時無法回校,劉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羅常培、朱自清、聞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這些教授不僅要為中文系開課,還承担著全校各系一年級的通課。顯然,劉文典不在就更使講課人力捉襟見肘了。于是清華將劉文典解聘。劉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華解聘的事后,自然十分惱怒,曾與聞一多干了一仗。當時和聞一多住在一起的清華研究生王瑤先生回憶說:“劉文典回到昆明后,對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氣。他曾到司家營清華文科研究所找聞先生論理。當時兩人都很沖動,聞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飯,他們就在飯桌上吵了起來。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這種情況就極力勸解。劉文典終歸未能重返清華。”
  
  對于云南大學聘請劉文典一事,聞一多很有看法,這在吳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記里就有記載。那天,國民黨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邀集西南聯大、云南大學、中法大學文法學院主任討論《部頒課目表》修改問題,不知為什么聞一多在會上提到劉文典,“謂幸得將惡劣之某教授(典)排擠出校,而專收爛貨、藏垢納污之云大則反視為奇珍而聘請之”,而“云大在座者姜寅清無言,徐嘉瑞圓轉其詞以答,未敢對聞一多辯爭”。可見,聞一多對云南大學聘請劉文典很是不滿。 
評價
  
  劉文典一九二三年第一部專著《淮南鴻烈集解》出版,學界普為重視,提倡白話文的胡適破例以文言文作序,其中有言:“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其功力之堅苦如此,宜其成就獨多也。”后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長編》中提到:“今年劉文典的《淮南鴻烈集解》,收羅清代學者的校注最完備,為最方便適用的本子。”足見胡適對于劉文典的學力贊佩有加,所以在后來開《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時,在“思想史之部”毫不吝嗇地把《淮南鴻烈集解》寫入其中。
  
  劉文典出版《莊子補正》10卷時,他最佩服的陳寅恪欣然為序,說:“先生之作,可謂天下之至慎矣。……然則先生此書之刊布,蓋為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所必讀而已哉!”
  
  香港的高伯雨說:“為什么會時時想到劉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賞他有狂態。當1929年前后蔣介石不可一世的時候,劉先生一如他的老師章太炎藐視袁世凱那樣(當年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稱帝,被袁軟禁。袁逼他求饒,但章寧死不屈,用七尺宣紙篆書“速死”兩個大字貼在壁間,以示決心。還托人買墳地,自題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世凱病死,章太炎才被釋放。),對著蔣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適之、朱家驊等人所及。”
  
   有人評價劉文典:是真名士自狂狷。

 

2013-11-28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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