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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之羅隆基
民國文人之羅隆基
雜談     阅读简体中文版

羅隆基
  
   世人皆欲殺,我獨憐其才。——梁實秋
 苦學
  
  清華自稱是“造就中國領袖人才之試驗學校”,而口才是“領袖人才”的必備之才,于是每年舉辦演講比賽,倡導口才訓練。羅隆基為了在演說中奪魁,常常獨自跑到曠野之中,大聲演說,同時不斷注視自己的身影,觀察自己的手勢是否得當……

五四
  
   1913年,羅隆基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北京清華學校。他擅長演講,喜歡發表政見,往往立論獨特,文筆犀利,顯露著反傳統精神。羅隆基不但看“異端邪說”的馬列主義書籍,還常以“生輝”、“野度”的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并且不經學校當局同意,把李大釗《庶民的勝利》全文抄寫張貼于學校走廊上,為此而受到學校的警告。羅隆基也得到了“羅瘋子”的外號。
  
  羅隆基是“五四三杰”之一,是清華大學的學生運動領袖。1919年5月4日,正是清華學校建校八周年紀念日,下午,羅隆基從校外朋友來的電話中得知,城內很多學生在示威游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時、何浩若兩人進城去打探情況,回來時正好開晚飯。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報告消息并號召大家說:“同學們,北京各學校的同學都起來救國了,我們不能坐視不管,應該急起響應。”一石激起千層浪,第二天,清華學校便與各學校一起行動了。
  
   5月5日下午,羅隆基等人在西單街頭演講,被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帶領警察追捕。羅隆基在與警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橋下,機靈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聲援北大時被警察逮捕,關進了一所臨時監獄。段祺瑞在一次緊急會議上說:“北京此次鬧事的學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說的江西三只虎,是指北大的張國燾、段錫朋與清華的羅隆基。
  
  在五四運動中,羅隆基是學生領袖。校方對學生的愛國行為早已不滿。一次學生開會,校長張煜全下令關閉電燈,不想此舉激怒了學生,學生點燃蠟燭繼續開會。恰巧這時有學生發現會場外有幾個打著燈籠的鄉下人,盤問后方知是校方請來準備彈壓學生的。由此引起清華學生驅趕校長風潮。張煜全、金邦正接連被學生列隊趕出校門。外交部派來第三任校長羅忠詒,尚未到任,就傳出消息說此人吸食鴉片,輿論嘩然。短短幾年,清華三易校長,實不多見。在三趕校長的風潮中,聞一多寫宣言、貼標語,做的是文書工作,而羅隆基則充分發揮了他的領袖才能,演講、開會,風頭極健。羅隆基、聞一多等辛酉級學生,應該在一九二一年夏季畢業,秋季赴美。由于參加學運而受到校方當局的刁難。羅隆基和聞一多受自請退學的處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級學生一部分人在清華學習九年。故羅隆基后來一直以“九載清華,三趕校長”為榮。

 逸事
  
  羅隆基出生于江西安福縣楓田鎮車田村一個書香世家。出生這天,產婦床上的蚊帳后面出現一條大蛇,吐著信子,蜷個圓盤在床后不走。幾個老年人看后忙恭維著說:“蛇者,龍也。此時龍仔出現,乃吉祥之兆也,此生來日必有將相之份。” 于是羅隆基的小名就叫“龍仔”,安福方言,“龍仔”的讀音叫“龍嘰”。到了5歲,羅隆基要讀書時,需要取個學名,羅父冥思苦想之際,突然靈感一動,這“龍嘰”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諧音么,于是“羅龍嘰”便改成了“羅隆基”。
  
  一次潘光旦批評羅隆基某篇文章不通。羅很生氣地說:“我的文章怎會不通,我父親是舉人。”潘馬上回答:“你父親是舉人算得了什么,我父親是翰林!”
  
  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日記,胡笑容滿面地說:“你們怎可偷看我的日記?”隨后嚴肅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惟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發表。”
  
   1929年間,羅隆基夫婦自海外返國,路過新加坡時,登岸拜謁他的岳父,因此在星加坡逗留過一個短暫時期。羅隆基的夫人是新加坡的華僑資本家,羅隆基以為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潤多少的。可是羅隆基在新加坡逗留期間,卻和這位岳父格格不入,致目的不達,大失所望,只得鎩羽而歸。
  
  羅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經濟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學,他對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議會制度”,表示非常欣賞。他雖則是口齒伶俐,辯才無礙,但聽他課的同學卻不十分踴躍。后他一連串在《新月》雜志上發表了好幾篇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與個人主義,使得《新月》有了更濃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風波,又因同學的口碑載道,方陡然驟增了不少旁聽的同學。
  
  羅隆基的導師就是著名的費邊主義理論家哈羅德·拉斯基。四十年代末,羅隆基曾在一篇文章上署過“拉斯基一門徒”,他告訴浦熙修說,人們只要一見到這個名字,就知道是誰寫的了,由此可見羅隆基對拉斯基的推崇。
  
  羅隆基被打成右派以后,去劇場看戲。他剛開始沒有注意,后來就感覺情況不妙。發現他在看戲,可別人都在看他。前排的觀眾扭過頭瞅,后面傳來問話──哪個是羅隆基?于是索性起立,轉身面向大家,揮手喝道:“你們看吧,看吧!我就是羅隆基!”這一下,倒很有效,劇場頓時安靜,人家不再看他,都去看戲了。
  
  一次,章詒和去聽張權獨唱音樂會。在音樂廳里,她看見了坐在后面的羅隆基(當時,羅已經被打成右派)。人很精神,穿著筆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邊的是趙君邁,一副中式打扮,象個跟班。張權每唱一首歌,羅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時”,他立即起身,雙手捧花,走向太平門,這一路非常惹眼,他卻毫不在意。當我再看見羅隆基返回座位的時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沒有了。幾日后,羅隆基對她提及那場音樂會,說:“我去,是為了張權,不是為了音樂。她與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還把一條性命,丟在了東北。舞臺上,觀眾只是覺得她神采依舊,無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臺去送花,用英語說:‘祝賀你能在北京開音樂會。今晚的你,非常美麗。’她連說‘thank you’。可是當我問:‘生活可好?’的時候,她的眼圈立刻紅了。人呀,沒有經歷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創痛。”

狂妄
  
  羅隆基曾當過南京國民政府的參議員,據說他任職不久,便和若干參議員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參議員,這并不希奇,但也該換些比我好的。現在這些袞袞參政,算什么呢?如果參議員是考選的,我考也考得上頭三四十名。”
  
   千家駒對羅隆基的評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被任命為政務委員,沒有當上部長,一直牢騷滿腹。”
  
  羅隆基甚至說過:“周總理是南開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華出身的,為什么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
  
  羅隆基是國共兩黨不遺余力爭取的人物。1946年舊政協會議召開前夕,蔣介石對章伯鈞、羅隆基這兩人采取了懷柔政策:除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要當什么部長都行。章伯鈞的回答壁壘分明:“就是給我干國防部長、外交部長,我也不干!”而羅隆基則與來人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他放出來的話是:“我要當就要當外交部長,我能講一口呱呱叫的英語,保證能當一個呱呱叫的外交部長!”

為政
  
  一九二八年,羅隆基留洋歸來,就在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担任教授,主講政治學和近代史。他看不慣國民黨一黨訓政,便在自己担任主編的《新月》雜志上接二連三地撰文大罵國民黨。羅隆基在《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寫道:“國民政府蔣主席,洋洋大文,嘆息‘人心頹墮,世風澆漓,以投機取巧為智,以叛亂反復為勇,氣節墮地,廉恥淪喪’,這種現象,在‘黨員治國’,‘黨員先用,非黨員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趨而愈下流了……”羅隆基大罵之下,上海吳淞公安局第七區的局長派人來“請”他過去“坐了六個小時”。回來后,他立即在《新月》雜志上將他“被捕六個小時”的經過詳詳細細地公諸于世了,更為此發表了更為強烈的反蔣言論,罵得黨國的領袖們一個個灰頭土臉。
  
   1930年11月4日,羅隆基在光華大學任教期間,被國民黨當局以“言論反動,侮辱總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后,胡適等人動用自己的社會關系,八方營救,使羅當日即獲得釋放。后來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期間,羅隆基在《沈陽事變》等一系列《益世報》社評中,對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進行了猛烈抨擊,《益世報》因此曾受到停止發行的處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羅隆基遭遇的這兩項經歷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跡。從此,他對國民政府沒有絲毫好感,喪失了信心,并不遺余力批評國民黨侵犯人權的行徑。與此相對照,他對一切反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和團體,譬如共產黨,就滋生了一種身處同一條戰線的同情。
  
  羅隆基好談政治。30年代,國民黨當局的迫害也帶來了新月編輯部內部的分歧。徐志摩等為維持《新月》的營業,主張今后“不談政治”,而羅對徐志摩等的向后轉則不以為然。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新月的立場,在爭言論思想的自由,為營業而取消立場,實不應該。”徐志摩也不示弱,在1931年9月9日給胡適打了一個小報告:“新月幾乎又出亂子,隆基在本期‘什么是政治’上又犯了忌諱,昨付寄的400本《新月》當時被扣。”
  
  羅隆基曾南開大學政治系教授,主講《憲法論》等課程,校長張伯苓很賞識羅隆基。他對羅說:“羅先生要把西方政治與中國政治的不同點告訴學生。只有懂得了中國的政治實際,學生走上社會才能担當改造社會的重任。”羅說:“你不怕我在課堂上放言無羈,當局會找你的麻煩?”張伯苓坦然說:“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學的真正體會告訴學生,學生才能受益。羅先生不必過慮,只要我的學生不趕你下講臺,我給你的聘書就會照發不誤的。”
  
  四十年代初,張道藩曾暗示羅隆基不要再罵政府、罵領袖、罵國民黨,因為國民政府正在考慮請他担任外交部次長的官職,他算是閉了幾天嘴巴。后來,祗因外交次長沒有做上,他便開嘴大罵。
  
   1933年初,羅隆基與《益世報》第一年聘約屆滿時,國民黨對報館施加壓力,讓該報不再與羅續約,但是被報館拒絕了。之后羅隆基又連續發表社論,痛斥蔣介石政治上“對外屈服,對內欺騙”。羅隆基的這些作為,更是引起了蔣介石集團對羅隆基的嫉恨。于是,國民黨提出“嚴重警告”,再次要求《益世報》立即辭退羅隆基,同時派人給羅“捎話”,讓羅自動請辭。但報館和羅隆基不予理睬。蔣介石遂派4名特務到天津暗殺羅隆基。按照規矩,特務首先去拜望在天津的幫會老大潘子欣。潘子欣與羅頗有交誼,于是從中協調,并致電蔣介石請他對羅諒解。羅隆基以為事情了結,還是照常工作,結果一日路遇槍擊,羅和報社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1933年底,羅隆基第二年聘約期滿之前,天津市黨部又向報館發出“最后一次警告”,同時蔣介石也通過張伯苓捎話給羅,邀他去南京面談。無奈之下,羅隆基同意報館意見,主動辭去了《益世報》的工作。不久,蔣介石以總司令的名義通令全國停止該報對郵政和電報的使用,并威脅說:“全國各地如再發現天津《益世報》,惟當地軍政長官是問。”《益世報》從此被迫停刊。
  
  但同時,蔣介石又很欣賞羅隆基。此時頗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是羅作為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大肆批判國民黨,而另一方面作為當時的國民黨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對他卻頗為欣賞。據章詒和回憶:“國民黨曾請他當部長,而蔣介石亦聽過他的講座”。
  羅隆基經常罵人,故有人說他是政治掮客,到處以第三者為貨色出掮,可是又掮不出好東西來。當第一屆國民參議會舉行時,羅隆基與張君勵,以代表國社黨而為參議員。他以舌鋒銳利,辯才特長著稱,在會中非常活躍,稱為參議員四辯士之一。但他的言論并不完全代表國社黨,甚至與黨魁張君勵的意見相抵觸。,當時有人問他,他的回答卻相當耐人尋味,他說:“政治家之于黨,好似行路者之于找一所屋宇,借以避蔽風雨。國社黨并非高樓大廈,僅不過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樓大廈之前這所茅屋雖然簡陋,也可以聊蔽風雨。”
  當國民黨軍隊占領了張家口,《中央日報》歡呼“天下事大定矣”,張君勱惟恐在這天下里分不到一杯羹,竟宣布民主社會黨將參加為蔣介石加冕總統的偽國民大會。作為該黨創始人的羅隆基,立即在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表示了自己與該黨分道揚鑣的態度,并提請民盟中央開除民主社會黨的盟籍……
  
  據說,在羅隆基成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辦報。周恩來為此約見了他,轉告了這個消息,并對他說:“如果你想去的話,隨時都可以去,不論去香港,去美國,都可以。我想,你是不會去臺灣的。”羅隆基回答:“總理,謝謝你的關心。我哪兒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這里。”

無畏
  
   在特務密布的聞一多、李公樸的公祭大會上,他對著話筒吼道:李聞兩位先生倒下去,千千萬萬同胞在他們的血泊中站立起來!
  
  在南京曉莊學校為陶行知先生舉行的追悼大會上,他幾乎就在蔣介石的眼皮底下說:“‘曉莊’的曉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嗎?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滿山滿谷的論語,而陶先生的論語,正是醫治中國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們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論語,把中國變成曉莊,變成天亮的地方!”

 

論斷
  
  羅隆基擅長政論。他在清華學校曾寫過一“論秦始皇”,一開頭便一語驚人:“始皇之功,功在焚書;秦始皇之罪,罪在不焚書……”世人皆以秦始皇焚書坑儒為歷史之恥,他卻不從眾論,獨樹一幟,以為焚書坑儒有功,替秦始皇翻案。
  
  羅隆基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他在撰寫人權理論文章時,也指出國民黨的“黨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權,并寫有專門論文論及馬克思主義的諸多錯誤。
  
  羅隆基在1929年7月10日出版的《新月》上發表“論人權”一文,充滿自信的說:“我們目前要的人權是些什么?已到了我們回答這問題的時候了。”由此,他開列了三十五條他認為最重要的權利,全面闡明了他的人權主張。這里面談到了:國家的功用,是保障全體國民的人權;國家的主權在全體國民。法律是根據人權產生的。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國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雇用人員,他們應向全國,不應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的團體負責。國家財政應絕對公開。法治的根本原則是司法獨立。……
  
   1930年,羅隆基于《新月》雜志發表《我們要什么樣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寫道:“國民黨可以抄寫共產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別的黨又何嘗不可抄國民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劉邦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其他的黨革命成功,當然亦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持續不斷的‘黨天下’。”這番論述,與二十七年后儲安平因之獲罪的“黨天下”論前后呼應。

 右派
  
   1957年,七月一日,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批判文匯報為資產階級右派充當“喉舌”,指控民盟和農工民主黨“反共反社會主義”,指責章伯鈞與羅隆基為“章羅同盟(后被稱章羅聯盟)”。有趣的是,章伯鈞與羅隆基關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謂無人不知。羅隆基對此的反應,是跑到章伯鈞門前大聲責罵,并以手杖擊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然而,在此后共同被批斗的題字里,羅隆基與章伯鈞成為無話不談、推心置腹的朋友。

 命運
  
   1922年春天,浦薛鳳曾和羅隆基直言相互較量性格,并預卜前途。羅隆基說:“逖生,你有你的才識,但只是一個書生,不夠現實。除非你改變作風,恐你成為一位政治理論家而非政治實行家。”當羅隆基要浦薛鳳對他直言批評時,浦含蓄地說:“努生,我只覺得你讀‘子’書多于‘經’書,你喜歡‘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將來官運亨通,但慎防宦海風波。”羅隆基的最后結局,終于被他的同學言中了。

情史
  
  羅隆基的發妻張舜琴是英國留學生,是新加坡華僑資本家張永福的千金。張舜琴本分樸素,喜清靜,不愛社交,是基督教徒,與羅的性格迥然不同。羅隆基留學美國期間,因為要著博士論文,遠赴英倫搜集材料時結識了張小姐。他的岳父張永福是一位同盟會會員,曾任廣東國民政府參事、廣州中央銀行總行副經理、汕頭市長等職。后任汪偽政府中央監察委員及國府委員。他少年失學但勤學自修,尚能作詩寫文,晚年還自費印過一冊詩集《觚園耶許聲》。張永福也是新加坡最有名的歷史勝跡的晚晴園的主人。張舜琴當年還寫過一部《楊貴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時,也是采用這部書作課本的。
  
  潘大逵曾回憶羅隆基和張舜琴:“清華同學對他們的結合頗感驚異,當他們在倫敦時,清華同學何浩若等數人曾到他家拜訪,幾位清華老同學不禁顯露出少年時代那一派吵鬧不拘形跡的作風,惹得羅妻大為不滿。大家都預料到他們的婚姻一定不能維持長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倆便宣告離異了,后來羅就與王右家結了婚。”
  
  關于羅張夫婦的不睦,羅的學生沈云龍介紹說:“羅先生和他的夫人張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調和,常常雙雙請假,過幾日便見羅先生面部帶著紗布繃帶來上課,同學們常背后竊笑,這樣經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難維持長久。”羅的朋友李璜,則把羅張夫婦的不睦,單純地歸結為個人原因:“那個時候,老羅正在與他的太太鬧離婚,他太太也是留美學法律的,在上海光華大學教書,對老羅的浪漫,大概管束太嚴,因此小兩口常常打架,鬧得學生們都知道了,傳為笑談。”

在王右家之前,羅隆基還愛上了徐志摩的前妻張幼儀。羅隆基為了接近張幼儀,刻意偽裝成張幼儀大哥張君勱的信徒,加入國社黨。不料張幼儀早已心如死灰,對他毫不寓目。羅失望之余,懷疑是因為自己有發妻的緣故,遂決心擺脫,卻又不甘心付贍養費,于是每天對發妻長舜琴大打出手。張小姐本是弱不禁風的千金小姐,哪里經得起拳腳,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然而張幼儀仍對他冷若冰霜,好在他也不是之矢靡它之人,不久就跟漂亮的王右家小姐同居了。
王右家的母親與曹禺的母親是干姐妹,而曹禺的好友章靳以曾追求王而不得,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鄭秀,也說過“靳以人大氣,老實,在女中教書,后被王背棄,為此精神上大受刺激,整天咒罵女人,發誓決不再娶妻子,曹禺還勸靳以要娶也不要娶這種女人”。曹禺名作《日出》中的陳白露即以王為原型。對于羅隆基和王右家的風流韻事,田本相《曹禺傳》里的說法是:“見過她的人都說她長得很漂亮,沒有多么高的文化,但舉止卻落落大方。當時,她和《益世報》的羅某某同居了,羅某某去南開大學講課,王小姐也跟著他坐汽車去,她的風流艷事在文化界流傳著,她的打扮、風度都使人刮目相看。但她卻不是交際花。”把王右家當作陳白露的生活原型之一的曹禺,對于王右家的描述更具權威性:“這個女人,長得漂亮極了,跟我的一個朋友很要好。后來這女的上了大學,又到美國去留學,回來之后,跟一個有妻子的報社總編輯搞在一起,這樣的一個人物,使我想起社會上許多這一類的人,覺得非把她寫出來不可。但是真的坐下來寫之后,陳白露又不是原來那個女人了,許多情節都不一樣”。
  
  關于羅隆基與王右家的結合與離異,浦薛鳳在《憶清華辛酉級十位級友》中曾有所交待:“1936年春季,清華大學舉行廿五周年校慶,予正在母校執教,邀請回校之辛酉級同學,有高長庚兄偕其長女、羅努生(羅隆基)偕其女友王右家參加,是晚予妻佩玉與蔡旭嵐(可選)之夫人張鎮巽女士,在大禮堂各項游藝節目中,彩排梅龍鎮,……此次是予與佩玉初次遇見右家。抗戰期間努生與右家失和,勢將破裂。右家坐在昆明停留片刻之飛機上,并未下機,而努生預知其行將到達,認為必定下機可在機場晤面,不料右家躲在飛機里面,始終未曾下來,遂使努生失之交臂。此一經過,系梅師母(梅貽琦夫人韓詠華女士)親口面告筆者與(王)化成。蓋梅師母受努生之懇求,親由昆明飛到重慶代向右家勸解,預期電知吾倆,故同到珊瑚壩機場迎接。隨即送往嘉陵江對岸汪山附近之郭(泰祺)公館。便事實已到無可挽回地步。嗣后,努生亦到重慶,不時聚餐晤談”。于是抗戰間王右家與羅隆基離婚,抗戰后與已故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結婚,后來去了美國。

 羅隆基則轉而與彭德懷的內姊浦熙修戀愛,浦熙修當時四十二歲,和經濟部華中礦務局副局長、素有“好人”之譽的袁子英結婚十多年了,有兩女一子。她和羅隆基的接近,還是在重慶作《新民報》采訪主任時。那時民盟在政治舞臺上相當活躍,羅隆基又是政治紅人,浦因采訪之便和羅一見傾心。袁子英早就知道羅和浦之間的關系,但是為了名譽地位關系,不愿傷面子。據說他幾次要子女輩環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諫,但終無法挽回。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南京突然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民盟大部分要員開始遠走高飛。但羅隆基卻一直留在南京,不是他不肯走,而是當局想請他上杭州。那時由張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邊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離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他約了愛人浦熙修話別。羅浦間艷事風傳已非一日,那晚浦小姐如約前往,兩人在梅園新村民盟總部會面,離情萬千,卻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驅車趕到。那天民盟內部因羅隆基即將離京,所以把所有的傳達侍役辭退了。袁趕到門口,也沒有人攔阻,便一直撞開內室,盛怒的袁子英上前就給羅浦二人一記耳光。羅浦也不示弱,聯合向袁反擊。后來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劇,還是附近的警察調解而平息。這樁桃色糾紛,當年的確頗喧騰一時,袁子英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決定延律師和浦正式離異;而浦也寧愿“為愛情死,不愿收禮教束縛。”
  
  羅隆基被打成右派后,與羅隆基同居十載的女友浦熙修也站出來揭發羅隆基,她的發言稿的題目是《羅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揭發的內容中不乏她和羅的床第之語。羅隆基對此很是傷心,在和章伯鈞的談話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傷感,語氣也傷感:“你們可知道,浦熙修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語,也當做政治言論,拿到大會上去揭發……”
  羅隆基在西南聯大任教時,聯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豐的,都被他追求過。有一次,他從圓通街經過,看到一個美貌少婦,被她的姿色迷住了。他緊追不舍,一步一步跟隨著,并且沿途向路人探詢她的住處。這位少婦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走進街口一個小鋪子去買花生米,想借買花生米逗留一陣,待羅走過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進小鋪子里,從后面伸手替她付款。這樣一來,兩人當時便發生口角把事情鬧大了。這位少婦控訴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學教授袁某。地方法院開庭的那天,聽審的人,人山人海,擠得水泄不通。那天羅隆基沒有出庭,由他的律師代理,又恰巧袁太太聽覺不好,法官審問時有些聽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羅隆基跟蹤追隨起,到小鋪子買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來。當時羅隆基的代理律師,似乎也無法為羅聲辯。唯一辯護的理由,就是:“羅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羅先生不會在外攪七捻三,尋花問柳的。”后來這段公案,由另外幾位大學教授出面調停,才不了了之。但是那個小鋪子的花生米卻因此名聲大噪,每個游公園、看電影的人,幾乎人手一包,美其名曰“羅隆基花生米”。

 

1957年時,史良第一個站出來炮轟章羅。1965年,羅隆基逝世,他的日記和情書都被收走,里面也有史良的。1966年冬天,紅衛兵拉章詒和去批斗。章去后發現自己是陪斗,史良才是主要批斗對象。紅衛兵們將史良當年寫給羅隆基的情書當面宣讀,質問他們是什么關系。史良直起腰說:“我愛他。”
  
  
  羅隆基的女朋友還有劉王立明。羅隆基和史良約會,忘了老相好劉王立明的生日,趕緊跑到她家。看見劉王立明坐在地板上拿剪刀在剪一塊衣料,“我走近細看,才發現她在流眼淚,而那塊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禮物。”羅隆基想把她扶起來,但她不肯起來。羅隆基只好也坐在地板上陪劉王立明,看她把衣料全部剪成一綹綹細條。
  
  
  對能做羅隆基女友而感到光榮的,只有一個楊薇。她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一名演員。一次聚會,《一片青山了此身——回憶羅隆基》的作者章詒和與楊薇見面時,問她是否介意自己在寫羅隆基的文章中提到她,楊薇這樣回答:“不,我很高興。”夕陽下,春風里,她的優雅從容,讓章詒和異常感動,也永遠記得。
  
  
  愛上過羅隆基的還有康有為的外孫女羅鳳儀。羅鳳儀一生未婚,會六國語言,但羅隆基對羅鳳儀卻并不愛戀。一日,羅隆基打來電話給章伯鈞,只說了句:“伯鈞,不要出去,我要馬上過來。”電話弄得章伯鈞很緊張,不知出了什么事。原來前一天是羅隆基的生日。他上午接到羅儀鳳的電話,說有禮物送上。下午,從一輛汽車里端出四大盆花和一個蛋糕。羅隆基把蛋糕盒子揭開,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圖案是一支丘比特箭連著兩顆心,心是紅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羅隆基收下禮物,怎么也不敢給羅儀鳳回話,于是趕緊向章伯鈞討計策來了。
  
  在與羅儀鳳的關系陷入低谷的時候,羅隆基還真的鬧了一場戀愛。在一個舞會上,他結識了一個風韻多姿的中年婦女。很快,他倆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約會,一般是羅隆基給她寫張便條,托專人送去。彬彬有禮,措辭謙恭。處得久了,人也熟了,羅隆基寫條子,態度就親昵隨便起來,他們的約會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婦女在接讀條子的時候,被自己的兄長察覺,一把抓了過來。這位兄長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學家,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當其發現條子的落款竟是羅隆基三個字,頓時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與大右派往來。她嚇壞了,流著眼淚懇請羅隆基忘掉自己。羅隆基特地從政協叫了車,找到了科學家,鄭重相告:“今日以前,我與令妹不過是朋友;此刻,我與她在戀愛;將來,我與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無人可以剝奪我的權利。”言罷,不等科學家開口,即轉身離去。科學家也不甘示弱,卻想不出良策對應。他找到了周恩來,請總理出面“擺平”。羅儀鳳聽說后,傷心落淚至黃昏。
  
  后來,羅儀鳳對章詒和說:“如果他(指羅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決不嫁的。”章詒和問她為什么,她說:“我嫌他臟,骯臟。”

評說
  
  對于羅隆基的評價,羅隆基的朋友梁實秋最為中肯,他說羅隆基是“固定偏左的自由主義者”,即是比較傾向中國共產黨。當時羅隆基在早年朋友當中已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作為他的朋友,梁實秋對他的變化也很不以為然。他曾直率地說:“我曾和羅隆基開玩笑,我說他是才高于學,學高于品。這話雖是有意挖苦他,其實也正是我的意見。”
  
   羅隆基去世后,章伯鈞說羅隆基是“才如江海命如絲”。
  
   章伯鈞說:“羅隆基是一個好的在野黨議員,但是是一個蹩腳的在朝黨部長。”
  
  章詒和說羅隆基:“父親(章伯鈞)說他愛向女性獻殷勤,看來是一點也沒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獻得來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覺得這簡直就屬于是一種天性了。”
  
   一九一九年,羅隆基最早點燃清華園“五四”之火的,被李大釗贊譽為:“一個江西粗布土衣的學生把清華園掀開了。”
  
  同為清華校友的潘大逵,對羅隆基尤為推崇:“他是清華的一個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為擅長,能寫作,善辯論,得過清華國語演說比賽第一名。他頗有領導才能,是個才華橫溢的政治家。”
  
  羅隆基的朋友們勸他“多做點學問,少罵點國事”,有人批評他祗知“罵黨罵國,卻不知國家于外患內憂下的艱難”,并告訴他國民黨對他“欲罵而優則仕”的行徑,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聞一多就曾寫信給他,嚴厲地指責他是封建的“求仕進”孽根未除:“歷來干祿之階,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他對自己這位同窗可謂一言而入骨。
  
  《胡適日記》中也就有了關于羅隆基的一段經典評估:“今晚看晚報,始知羅隆基主持社論的天津《益世報》受黨部壓迫,封鎖郵電,故今日的報不能發行,晚上羅君來談,說他已辭職了。我們談了兩三個鐘頭。羅君自以為受國民黨的壓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對國民黨之運動總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劃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論家之大忌。”
  
   1986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由民盟中央主辦、專為緬懷羅隆基的隆重紀念會。當時的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在會上作了講話:“今天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在這里舉行座談會,紀念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著名的愛國民主戰士和政治活動家羅隆基先生誕辰九十周年,緬懷他對我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作出的貢獻。我代表中共中央統戰部,向今天座談會的主辦者———中國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羅隆基先生的親屬表示親切問候……”他詳略得當、也感情相宜地歷數了羅隆基的生平。最后說:“縱觀羅隆基先生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總的來說,他是愛國的,進步的,為我們民族和國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在86年民盟中央召開了“紀念民盟創建人、著名愛國主義戰士和政治活動家羅隆基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上,千家駒的即興講話。他坦言,從前自己一向看不慣羅隆基,所以反右時很積極。“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認識到羅隆基在大節上,始終是沒有錯的。為此,他一直愧疚……
  
   吳宓說羅隆基不大忠厚。
  
  儲安平說羅隆基“德不濟才”。儲安平說:“大約在1937年春天,我那時在倫敦讀書,羅隆基担任北京《晨報》社長,他托人要我給北京晨報寫歐洲通訊,我在英國讀書生活很苦,所以愿意寫些稿子,得些稿費來支持自己的讀書。當時我給北京晨報寫了四五篇通訊,但始終沒有收到羅隆基的復信,也沒有收到一分稿費,在當時我那樣困苦的情況下,羅先生這樣做人,是傷害了我的感情的,但這件事我從來沒有提起過。”儲安平給羅隆基晨報的稿子,都被發表了。
  
   80年代,民盟中央為羅隆基舉行的90誕辰座談會,梁漱溟是最后幾位要求臨時發言者之一。他已92歲的高齡,沒有稿子,吐字清晰,講了十多分鐘。他一開頭就說,大家都在緬懷他,先頭的好幾位都談及他的貢獻,他的優點,聽下來大體都是事實。但我以為,作為老朋友,也不妨緬懷時提及他的一些短處。人無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數十年的交往接觸中,甚至覺得他的短處弱點也是十分明顯的,而且一直改進不大。我說的是他常常過多地想到個人的得失,有時擴大到難以駕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當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夠右派,這暫且不說,說的是他在1957年的舉動,正是他個人弱點的一次暴露,他吃了這個虧。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這樣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開始后,許多人都在說他這個人一無是處的時候,我心里卻念及他也為國家民族做過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種種好事時,我卻覺得應該提一提他的短處,他的弱點,他的不足。我以為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從此完整地看到每一個人的自我。我的話可能與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陳言于故人,為老友,也為自己,當不會有錯。

歸去
  
  羅隆基死于心臟病突發。據說,白天他還給相好的女人打過電話,晚上又請別人吃飯,夜里老病突然發作,想叫人來救助,伸手去按床頭的小鈴,只差半尺的距離,就斷了氣。他死去的時候,頭上還戴著“右派分子”帽子,沒有舉追悼會。
  
  羅隆基無妻又無后,他的弟弟與侄子繼承了他的財產: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畫;賣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數千元的現金;兌換了從前的美國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鈔;大概他還留有極少量的黃金。叔侄倆把他的書籍捐給了民盟中央,獨獨甩下骨灰──羅隆基的骨灰,走了。文革中,羅隆基的骨灰先是暫存在火化場,以后,又在十年動亂里被沖得不知去向。

2013-11-28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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