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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 胡適(一)
民國文人 胡適(一)
雜談     阅读简体中文版

自恃(一)
  1917年,27歲的胡適到北大任教,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提倡者。林語堂以清華教員身份迎接他。兩人見面時,林“猶如觸電”。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紀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摩斯從意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豪語說: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
  1919年,北大決定取消文、理學長,改設教務長統管文、理、法三科。北大當時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較強,雙方對此職務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適甚至毛遂自薦,結果遭到理科的強烈反對。最后經過商量,決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選人,然后三選一。理科推選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選的是陳大齊,法科推選的是馬寅初。結果,蔡元培為了避免文理之爭,投了馬寅初一票,馬寅初因此當選。
  胡適不耐寂寞,他聲稱最重視學術,要“二十年不談政治”,數年之間,即創辦《努力》周報,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朋友或不贊成其辦報,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續”,胡適自己說:“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
  《新青年》編委七人:陳獨秀、魯迅、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七個人實行編委輪流制。當時錢玄同和劉半農在《新青年》上化名寫文章駁林琴南的復古謬論,胡適對此大加反對,認為“化名寫這種游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許劉半農再編《新青年》,而由他自己來編。沈尹默對他說,“你不要這樣做,要么我們大家都不編,還是給獨秀一個人編吧。”魯迅兄弟二人也反對他,他們說,“你來編,我們都不投稿。”胡適才作罷。

  北大哲學系有幾位名教授,有打“哲學對臺”的傳統。胡適和梁漱溟便在北大紅樓打過“哲學對臺”。二人同時在樓上樓下的兩間教室里講課,胡適主張用西方文化代替東方文化;梁漱溟認為只有中國文化的復興才是人類的出路所在。二人各執己見,學生好奇,不免向老師發出疑問。于是,胡適議論梁漱溟,說:“他連電影院都沒進去過,怎么可以講東西文化,印度哲學?豈不同‘持管’、‘捫燭’的笑話故事一樣?”梁漱溟在回答學生的疑問時,則說:“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學,正犯著老圣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毛病。”惟聽講的人都佩服他們學問精湛,各有專長,而且又都有專門著作,所以這出對臺戲足足唱了一年,叫座的情況不稍衰退。

  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的日記,胡適笑容滿面地說,“你們怎能偷看我的日記?”隨后嚴肅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唯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發表。”
日期:2009-05-09 15:55:40

  章士釗對章太炎由于氣類相通,以兄禮待之。有《元日賦呈伯兄太炎先生》云:“堂堂伯子素王才,抑塞何妨所地哀。謀國先知到周召,論文余事薄歐梅。世甘聲作高呼應,召亦名從弟畜來。浙水東西南岳北,人天爾我兩悠哉。”太炎和之云:“十年誓墓不登朝,為愛湖湘氣類饒。改步漸知陳紀老,量才終覺陸云超。長沙松菌無消息,樊口編魚乍寂寥。料是贏洲春色早,霸人樓上更招招。”
  章太炎幫助孫中山護法去云南游說唐繼堯,被唐禮遇并聘為秘書長,一時趾高氣揚,命人做一竿大旗,上書:“大元帥府秘書長”。隨軍出發的時候就招搖在大軍之中,居然比唐繼堯的帥旗還要高大許多,十分搶眼。于是唐繼堯的副官如此告訴了唐繼堯,結果唐繼堯卻一笑了之,命令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劉師培的妻子何震出身于上海愛國女校,為中國最早鼓吹社會主義的人之一,也是中國最早的女權主義者之一。她與姻親汪公權私通,被章太炎發現后告訴了劉,劉卻不以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劉師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說她削發為尼,法名“小器”。
  有一次章太炎實在無錢度日了,寫一張紙條給一位朋友,說“今已不名一錢,乞借銀元兩枚,以購香煙”。旁邊一人說,既然開口借錢,何不多借兩元。章太炎施施然答道:“多了怕借不動,與此君也只有兩元的交情。”

  章太炎日常生活簡樸。據當時記載,章太炎飲食簡單樸素,出乎想象之外。每天的菜肴無非是腐乳、花生醬、咸魚、咸蛋、豆腐之類;家中沒有婢仆,菜肴都由夫人湯國梨就近購買,到“邵萬生”去買玫瑰乳腐,到“紫陽觀”買醬菜,等等。章太炎喜歡吃零食,日常來訪他的人,都帶許多食物來,如綠豆糕、豆酥糖及種種杭州土產,是他最鐘意的。章太炎的衣衫,常年不過三四套,從未見他穿過一身新衫。

  章太炎反對白話文,但他卻有白話文的作品:《章太炎的白話文》,這是他1909年至1910年間在日本東京對中國留學生所作的一系列白話演講錄的匯編。他的白話文全不似他的文言那么難讀,卻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試看以下一段他譏諷日本學者的話:“有一位什么博士,做一部《支那哲學史》,把九流的話,隨意敷衍幾句,只像《西游記》說的豬八戒吃人參果,沒有嚼著味,就囫圇吞下去;那邊的人,自己有一句掩飾的話,說我們看漢土的書籍,只求它的義,不求它的文。這句話只好騙騙小孩兒。仔細說來,讀別國的書,不懂它的文,斷不能懂它的義。假如有人不懂德國文字,說我深懂康德的哲學,這句話還入耳么?”(《留學的目的和方法》)

  1912年,章太炎準備續弦時,朋友問他對于未來的這位夫人有什么要求,章回答:“什么嚴格的條件都沒有,只要能讀讀《紅樓夢》,也就足夠了。”后來湯國梨嫁給章太炎,章太炎卻規定她每天必須讀《說文解字》,看來作他的妻子,也非“識字”不可。
  章太炎娶妻時,號稱大麻子的劉成禺和李根源前往祝賀,章邀二人合影,兩人都爭著要站在章的左面,李對劉說:“我較你年長,當以齒等。”劉卻說:“你不過是李麻子,天下人都叫我劉麻哥,當然要讓我站上位。”聽得一邊的章太炎哈哈大笑說:“我這里可不是麻花大學啊,還是不要在這里爭行輩吧!”
  與湯國梨結婚后,章太炎曾為錢發愁,于是也想斂財。胡適的日記中記敘的一件趣事:仲恕(陳仲恕,名漢第)在熊內閣(指袁世凱當總統時的熊希齡內閣)國務員秘書,曾看見許多怪事。章太炎那時已放了籌邊使,有一天來訪仲恕,——他們是老朋友,——說要借六百萬外債,請袁總統即批準。仲恕請他先送計劃來,然后可提交臨時參議院。太炎說,“我哪有工夫做那麻煩計劃?”仲恕不肯代他轉達,說沒有這種辦法。仲恕問他究竟為什么要借款,太炎說,“老實對你說吧,六百萬借款,我可得六十萬回扣。”仲恕大笑,詳細指出此意之不可行。太炎說,“那么,黃興、孫文他們為什么可以弄許多錢?我為什么不可以弄幾個錢?”他堅持坐三、四個鐘頭之久,仲恕不肯代達,他大生氣而去。明日,他又來,指名不要陳秘書接見,要張秘書(一麟)見他。張問陳,陳把前一晚的事告訴他,張明白了,出來接見時,老實問太炎要多少錢用,可以托梁燕孫(梁士詒,即后來被章太炎在袁世凱總統府嗤之以鼻的財長)設法,不必談借款了。太炎說要十萬。張同梁商量,梁說給他兩萬。張回復太炎,太炎大怒,覆信說:“我不要你們的狗錢!”張把信給梁看了,只好不睬他了。第三天,太炎又寫信給張,竟全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說要一萬塊錢。張又同梁商量,送了他一萬塊錢。章太炎近來很有錢,他有巨款存在興業銀行,近來還想做興業銀行股東哩!

日期:2009-05-09 18:29:58

  自恃(二)
  1943年,胡適評價馮友蘭:“馮友蘭雖曾出國門,然實無所見。……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維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1947年,馮友蘭過訪紐約,聽說楊紹震夫人許亞芬的碩士論文題目是《1927年以前胡適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說:“這……這……這個題目很……很……好,因為過……過了1927年,他也就沒……沒……沒得影響啦!”1950年,胡適看到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說:“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1955年,胡適又評價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么好處!”

  胡適認為陳寅恪是當世“治史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陳的文章實在寫得不高明,“標點尤賴,不足為法”。實際上,陳寅恪畢生以文言寫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標點。
  胡適對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的歷史地位頗為自負,他說:“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后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科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1921年,胡適出版《〈紅樓夢〉考證》,一反以往索隱派、附會派等“舊紅學”派的觀點,創立了以自傳說為特點的“新紅學”。胡適因之成為“新紅學”派的祖師。胡適對此很是得意,說“我對《紅樓夢》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錢穆與胡適在研究《老子》時發生爭論。所論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后,胡適認為老子的年代略早于孔子,錢穆則認定老子在孔子之后。二人某次在一會上相遇,錢穆對胡適說:“胡先生,《老子》的成書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堅持你的錯誤了!”胡適答曰:“錢先生,你舉出的證據尚不能說服我,果能服我,我連自己的親老子亦可不要。”錢穆是經胡適提攜進北大的,可見其不計個人恩怨的科學的學術批語精神,而胡適也很寬容,當一同學問及錢先生講得與他不同,究竟誰的對時,他說:“在大學里,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家,同學們應該自己去選擇,看哪個是真理。”

  胡適在小說考證領域的“拋磚”工作,引來了無數“美玉”,他曾不無得意地說:“我考《紅樓夢》,得顧頡剛與俞平伯;考《西游記》,得董作賓;考《水滸傳》,得李玄伯;考《鏡花緣》,得孫佳訊。”
  1962年2月24日,也就是胡適去世的當天,胡適在臺灣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會議時,高興地說:“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試驗‘對等律治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這一件事,我認為平生最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這是胡適生前的最后講話。
自謙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但他卻說,由于自己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朋友陳獨秀。
  1916年,胡適在與他人進行新文學論戰時,曾作《沁園春??誓詩》,初稿中,詞的下半闕是:“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它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后來,胡適覺得口氣狂妄,心中不安,所以屢以其稿,后來的定稿是:“定不師秦七,不師黃九,但求似我,何效人為?語必由衷,言須有物;此意尋常當告誰?從今后,倘傍人門戶,不是男兒。”

  清華國學院設立之初,清華校長曹云祥請胡適到籌建中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主持院務。胡適立即推辭,表示只做顧問不就院長,建議曹校長采用宋、元書院的導師制,吸取外國大學研究生院學術論文的專題研究法來辦研究院。曹校長聽罷深以為然,當場表示請胡出任導師,廣招天下士子名流,親身示范,以保留綿延中國文化之血脈云云。胡適謙虛地說道:“非一流學者,不配做研究院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曹云祥見胡適態度誠懇,又覺此言甚在情理,于是決定按胡適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諸行動。后胡適又協助請來王國維等人。

日期:2009-05-10 12:51:45

  溫煦(一)
  胡適成名后,每日登門拜訪的人絡繹不絕。后因求見的人太多,胡適便宣布了“胡適之禮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點至十二點,為公開見客時間,無論什么客來都見。”后來每個星期天都來人不斷,上午時間不夠,又延長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為名符其實的“禮拜日”。如此盛況一致持續到“七七”事變,胡適離開北京為止。
  胡適一生極重友情。他常說一句話:“此身非我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
  五四運動時期,穿長袍馬褂的章士釗和西裝革履的胡適觀點針鋒相對,水火不容,因為章士釗以古文雄詞立于世,常貶胡適的白話為淺薄。可是,有一次,他們在北京偶然同席,因晤談頗洽,乃合攝一影,各題詩詞留念。有意思的是,章士釗竟用白話,胡適則用文言,都是一反往常,成為文壇異軍中的合奏曲,饒有風趣,且具歷史價值。
  章士釗詩云:你姓胡來我姓章,你講什麼新文字,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并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后,這個相片好做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適詩云: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愿常相親不相鄙。

  有一年,北大招生考試閱卷完畢。胡適在招生委員會上說:“我看了一篇作文,給了滿分,希望能錄取這名有文學天才的考生。”校長蔡元培和其他委員都同意了。最后翻閱這名考生的成績,發現數學是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績都很一般。但蔡、胡等人都無反悔之意。事后才知,這名被破格錄取的學生就是羅家倫。
  一日,胡適上課,提到某小說,說“可惜向來沒有人說過作者是誰”。有一學生馬上站起來,說:“不對。有人說在什么叢書里的什么書中見過。”胡適又驚又喜,以后上課,逢人便說:“北大真不愧為大”。
  有一次,北大學生因為學校派代表去南京聆聽蔣介石的訓話而罷課。蔣夢麟校長召集全體學生開會,勸學生復課。胡適繼蔣之后發言,苦口婆心地勸導學生,遭到了很多學生的反對,在臺下起哄,要給胡難堪,但胡絲毫不以為忤,讓北大學生充分認識到了胡的“能容”。當時的學生朱海濤記下了這一幕:“就在蔣校長那次召集的學生大會上,我們見到適之先生的氣度和他那種民主精神。當時他繼孟鄰先生(即蔣夢麟)之后上臺訓話,一開口,臺下就起了哄。反對他的(多半是左傾學生),踏腳、嘶叫,用喧鬧來蓋他的演講。擁護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聲音來維持秩序,來壓制反對者的喧嘩。頓時會場上緊張起來,形成了對壘的兩派,他的聲浪也就在這兩派的叫囂中起伏著,斷斷續續地送入我們的耳鼓。這是篇苦口婆心的勸導,但反對他的那些年輕人卻紅著臉,直著脖子,幾乎是跳起來地迎面大聲喊道:‘漢奸!’他也大聲,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這屋子里沒有漢奸!’終其演講,這些年輕人一直在給他當面難堪,而他始終保持著熱心誠懇、愷悌慈祥的聲音態度。”朱海濤感慨地說:“這天給我的印象極深,我看到了一個教育家的氣度,應當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適之先生的‘能容’。”

日期:2009-05-10 20:27:38

  溫煦(二)
  胡適在1930年到北京大學之前,寫有一條幅:“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
  陳獨秀獄中時,胡適路過南京,來信說:“不及看望。”陳大發脾氣,大有絕交的樣子。其實,陳獨秀入獄期間,胡適多次從北京來看望,送來吃的、用的和書籍。一次,陳曾托胡設法把《資本論》譯成中文,胡認真操作,不久來信報告進展情況,叫他放心。在押期間,出版了《獨秀文存》第9版,蔡元培居然為這個在押的共產黨要犯寫序。
  據鄧嗣禹回憶,胡適任北大校長時,校長辦公室就幾乎等于教職工的俱樂部,全校教授,皆可進見校長,不必預先約定時間。有一次,鄧去造訪胡,“一進室內,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數人在坐,彼此隨便談天,開玩笑,胡適亦參加閑談,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陸小曼的戀愛故事。”鄧看到此番場景后,莫名其妙,覺得校長辦公室就好像“香港廣東飲茶的地方”,然后深嘆胡適作風之平和民主。

  胡適在上海任中國公學校長時,楊杏佛是胡的學生。在一個大會上,楊大罵胡適的新文化改革。后來蔡元培帶楊杏佛來胡適家道歉。胡適沒有發脾氣,只是說:“《西游記》的第八十一難,我覺得原文寫得太寒傖了,我想把它改寫過。”蔡元培問:“怎么改法?”胡適說:“唐僧取經回來,還要遭一難,因為這時在取經路上被他的三個弟子打死的許多冤魂冤鬼,都來報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塊一塊地割下來,喂給一班冤魂冤鬼,他們每吃一塊唐僧肉,可以增長一千歲。唐僧說:‘我來舍身,使他們可以超生,可以報賬。’”楊杏佛聽得臉紅耳赤。胡適后來將自己的文化改革主張寫成《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一文發表。

  1961年,胡適應邀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上,以30年前這個話題作了25分鐘講演,不想又引起反對派的“圍剿”,說他是“用誣蔑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方法,向西方人賣俏”,胡適見到這些文章,連說;“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接著便向人們講述了30年前這樁故事。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舉行研究報告會,有一位韓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關隋唐之際佛學的研究報告。宣讀完畢,胡適以所主任資格首作批評,滔滔不絕,剛說到中途,韓君突然打斷他的話頭說:“胡先生,你別再說下去了,你越說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評,毫不動氣,雅量驚人。
溫煦(三)
  1930年12月17日,胡適四十歲生日。他的好友、學生不約而同地給他送去了用白話文寫的壽聯。地質學家、也是新文化運動健將的丁文江的壽聯是:憑咱這點切實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數;看你一團孩子脾氣,誰說四十歲為中年。
  胡適與梅蘭芳、齊如山(電影《梅蘭芳》中馮如白的原型)交好。他對梅蘭芳相當愛護,梅氏出國演劇,預先印了一本特刊,胡適親自為之校閱。梅的英文演講詞、宣傳品,都經胡適改正過的。
  齊如山有一篇文章說:“我與適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國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與梅蘭芳同吃便飯,暢談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園演戲,我正在后臺,適之先生同梅月涵、周寄梅兩位先生忽然降臨。我問他,你向來不十分愛看戲,何以今晚興趣這樣高?他已微有醉意,說:‘我們不是來看戲,是來看你。’后來他還在醫院中給我寫了兩封很長的信,一封是討論《四進士》一戲的意義,他說:‘所有舊的中國戲劇中,以《四進士》的臺詞最精彩,因為有大部分的念白接近白話文。’”

  胡適的兒子胡思杜留在了大陸,大陸批判胡適開始之后,1950年,他公開表示與胡適劃清界限,稱胡適為“人民的敵人、反動份子,罪行早和美帝有關”,報紙登出這個消息后,蔣介石親自把胡適叫到家里予以安慰,胡適似乎并不領情,竟搬出了蔣經國在蘇聯時期大罵蔣介石是革命的叛徒、與蔣介石劃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蔣無話可說。顧頡剛、朱光潛等北大舊友,也在一波波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中批判胡適,胡適則強調相信友人只是為了在檢討中過關,并非真心之論。

  胡適聽說錢穆時,錢穆還在蘇州的一所中學任教。一次胡適到蘇州講演,特地去看望錢穆,他說:“我來蘇州有兩件事:一是購買《江□詩集》,二是想見見錢穆。”
  1930年4月,胡適曾寫信給楊杏佛,稱“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20世紀50年代,他又說,“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并且歡迎之至。”
日期:2009-05-11 11:02:19

  溫煦(四)
  季羨林曾回憶和胡適共事的日子: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分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里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匯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么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后輩,在他面前,決沒有什么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有一天,季羨林到校長辦公室去見胡適。一個學生走進來對胡適說:昨夜延安廣播電臺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將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胡適聽了以后,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季羨林覺得這個學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沒有拍案而起,怒發沖冠,態度依然親切和藹。
  李敖考證胡適的作品,考出了胡本人都忘記了什么時候什么地點寫的文章。胡后來見到李,握著這位20歲毛頭小伙子的手,贊道:“李敖小兄,你實在是比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啊!”
  胡頌平回憶胡適:先生平時交給我的工作,無論是寫一封簡單的信稿,或是摘錄一些參考資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總是說:“我想請你幫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時去辦,不忙,不忙。”等我辦好復命時,也總是說:“謝謝你”,或是說:“太麻煩你了,多謝多謝。”去年12月里,他在臺大醫院特一號病房里養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頭不曾蓋好,夜班的護士看見了,輕輕地過去幫他蓋好。這時他已經睡著了,但他在睡夢中對這位特別護士說:“謝謝你。”第二天,這位護士告訴他時,他自己一點也記不起了。我8點半到了醫院之后他對我說:“剛才護士小姐說的話。如果我睡著真的會說‘謝謝你’三個字,我相信這是我的好習慣。”

  胡適晚年認識了一個名叫袁瓞的小販。小販是個賣芝麻餅的,他們兩人經常在一起閑聊。有一天,胡適的心臟病發作,住進了臺大醫院。他的朋友和梅夫人拿著一個芝麻餅送到了胡適的病房說:“我給你吃一樣東西,我相信你一定沒吃過。”“我早就吃過了,”胡適笑著說,“這是我的一個朋友做的。”天真的胡適以為,諾大一個臺北市,芝麻餅都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
  八十多歲的季羨林到臺灣訪問,在大會上聽到主席李亦園院士的講話,說適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在下午飲茶的時候,他經常同年輕的研究人員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說:做學問應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季羨林乍聽之下,百感交集。他想到適之先生一直到晚年還關注著他的學術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真摯(一)
  1914年,到美國僅4年的胡適,痛感留學生的沉迷生活,撰寫了憂患不已的《非留學篇》。這篇洋洋灑灑的長文的開頭四句是:“留學者,吾國之大恥也;留學者,過渡之舟楫非敲門之磚也;留學者,廢時傷財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學者,救急之計而非久遠之圖也。”
  1915年2月20日,在美國留學的胡適與其英文教師亞丹談話中論及國立大學的重要性,很受刺激。于是他在當日的日記中寫道:“吾他日能見中國有一國家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劍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四萬萬方里、四萬萬人口之大國乎!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國乎!”
  1916年,身在美國的胡適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他“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后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于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
  胡適曾說:“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
  胡適告誡學生:“凡是要等到有了圖書館方才讀書的,有了圖書館也不肯讀書。凡是要等到有了實驗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實驗室也不肯做研究。”
  胡適曾向人們發出這樣的勉勵:敬愛的朋友們,讓我們都學學大海,“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他們”對石子和穢水,尚且可以容忍;何況“我們”自家人的一點子誤解,一點子小猜嫌呢?親愛的朋友們,讓我們從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頭踩那傷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頭來自相踐踏。我們的公敵是在我們的前面;我們進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日期:2009-05-12 13:35:41

  真摯(二)
  胡適在寫給魯迅、周作人兄弟和陳源的勸架信中說: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雖然別人也許嘲笑自由主義是十九世紀的遺跡,——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地感覺你們的筆戰里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著他們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可惋惜的。
  胡適跟陳獨秀關系非常,或暢談,或爭論。有一次爭論得厲害,陳獨秀問:“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生氣了,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拿起拐杖,在地板上連連篤了幾下,就走了。而他在檢討自己時對陳獨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說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獨秀那樣狠干,一方面又沒有漱溟那樣蠻干,所以我是很慚愧的”,他崇敬兩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顯得軟弱多了。

  1934年8月,胡適很誠懇的對國人說:今日中國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們對教育太沒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錢。教育所以“破產”,都因為教育太少了,太不夠了。教育的失敗,正因為我們今日還不曾真正有教育。
  胡適寫了一封1600字長的信給任鴻雋,力勸他不要辭去四川大學校長。寫后,自己帶到任鴻雋處,和他長談兩個小時。
  胡適對于禪宗的歷史下過很多工夫,頗有心得,但是對于禪宗本身那一套奧妙并無好感。有一次,朋友宴會后要大家題字,梁實秋偶然寫了“無關門” 的一偈,胡適看了大吃一驚,因此談起禪宗,梁提到日本鈴木大拙所寫的一部書。胡適正色說:“那是騙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戰間,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適在倫敦聽說他有附逆之心,便寄來一首詩加以規勸。詩云:“臧暉先生昨夜作一個夢,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鐘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臧暉先生指胡適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沒能“識得重與輕”。

日期:2009-05-13 11:04:32

  真摯(三)
  解放前夕,北平學生經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黨在指揮發動。但是,每次北平國民黨的憲兵和警察逮捕了學生,胡適都乘坐他那輛當時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于各大衙門之間,逼迫國民黨民局非釋放學生不行。他還親筆給南京駐北平的要人寫信,為了同樣的目的,據說這些信至今猶存。
  胡適在美國遇到一位久居國外的不打算回國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對他說:“我勸你還是回臺灣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載,你要曉得一個沒有國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適在海外為一本書寫的導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檢討。他為金的命運深深担心,說:一個黑暗的迫害時代開始了。
  20世紀60年代初,胡適在臺灣談起舊日的朋友時說:“現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錢端升、朱光潛、沈從文、華羅庚等人,聽說過得非常的苦。”
日期:2009-05-13 11:04:43

  真摯(三)
  解放前夕,北平學生經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黨在指揮發動。但是,每次北平國民黨的憲兵和警察逮捕了學生,胡適都乘坐他那輛當時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于各大衙門之間,逼迫國民黨民局非釋放學生不行。他還親筆給南京駐北平的要人寫信,為了同樣的目的,據說這些信至今猶存。

  胡適在美國遇到一位久居國外的不打算回國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對他說:“我勸你還是回臺灣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載,你要曉得一個沒有國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適在海外為一本書寫的導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檢討。他為金的命運深深担心,說:一個黑暗的迫害時代開始了。
  20世紀60年代初,胡適在臺灣談起舊日的朋友時說:“現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錢端升、朱光潛、沈從文、華羅庚等人,聽說過得非常的苦。”
日期:2009-05-13 11:17:58

  提攜(一)
  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學生,自動組織起校內第一個響應另類文化運動的學生團體——新潮社,并創辦《新潮》雜志,胡適應邀担任該雜志顧問。在胡適的幫助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塊大洋的公款資助。
  林語堂留學美國期間,日子過的非常窘迫。無奈之下,他想起出國時胡適邀他留學歸國到北大教書,他便寫信給胡適,問能否預支工資。胡適給他寄去1000美元。后來,林語堂又一次陷入困境,再向胡適求助,胡適再一次寄給他1000美元。帶著哈佛碩士、萊比錫語言學博士的光環歸國的林語堂,受到了北大外文系的熱情接待,并被聘為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師范大學講師。林語堂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適當面致謝,那預支的兩千美元幫了大忙。不巧,胡適南下養病,林語堂找到了北大當時的教務長蔣夢麟。蔣夢麟莫名其妙,“什么兩千美元?”細究來龍去脈,林語堂這才明白,北大根本沒有資助外國留學生的計劃,是胡適為了招攬人才,私自和他做了口頭協定。林語堂向他求救時,胡適為了遵守協定,就自掏腰包,填上了那筆巨款。胡適的君子一諾,林語堂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們都很有默契地不提此事。胡適去世后,林語堂才公開了這段往事。
胡適請沈從文來學校授課,當時慕名來上課的學生很多。沈從文第一次教學生,看著教室里黒鴉鴉的人頭,緊張的十分鐘沒有說出話來,結果后來又用了十分鐘把原本準備講一個小時的內容全部講完了。沈從文窘迫無比,在黑板上寫下了:“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惹得學生哄堂大笑。有學生向胡適反映,胡適問學生:“有沒有學生趕沈先生走?”學生答無,胡適哈哈一笑,說:“上課講不出話來,學生不轟他,這就是成功。”

顧頡剛是胡適的學生,胡適考證的方法對顧頡剛影響不淺。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一文,看出來的。
  三十年代,胡適獨具慧眼,提拔、任命、幫助梁實秋完成了——日后號稱是梁實秋對文壇的“三大功績”之一的“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季羨林為胡適的學生,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在他歸國初期期間,受到胡適提拔。
提攜(二)
  1935年冬,一位北大學生約見胡適,胡適在電話中告其明天上午7點相聚,學生誤聽為下午。當下午7點去時,門房告胡適已離家,學生正欲轉回,胡適回來了。胡適問:“上午在候,為何不來?”學生答:“誤聽以為下午。”胡適笑道:“我亦疑你誤聽,故特趨回。”
  陳存仁與胡適見面,胡再三再四地告訴陳:寫文章一定要用白話文,并且要少引用成語,應該“越白越好”。因為各朝各代的文言文都是不同的,漢魏六朝,有漢魏六朝的文言文,唐宋有唐宋的文言文,明清有明清的文言文,清朝的策論,簡直全部是堆砌而成,一無價值。到了民初后,嚴復創立一種新的文言體,梁啟超又創了一種新文言體,已經把舊的文言文加以翻新,然而總不及白話文能影響到大眾。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寫深奧的古文,因為文章寫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寫作的意義。這些話對陳存仁的影響很大。胡適還建議他寫的字,要“越清楚越好”,這一點陳也經久地遵守他的意見,連開藥方也從不寫一個草字。

  胡適樂于助人。他在美國因心臟病住院療養時,一天突然要起床寫信,醫生不許他動,他卻不顧。因為他在日記中發現自己在病前答應了一位素不相識的學生,幫他到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去借一本中文善本書(普通人大概借不出來)。
日期:2009-05-14 10:00:39

  舊儒(一)
  蔣介石給胡適的挽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確抓住了胡適人格中最敏感而隱諱的獨特性。開白話文革命先河的胡適,雖給外界強烈的全盤西化印象,成為現代理性精神、寬容、溫情、好智的代表性人物,但在文化上,他始終是認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責任與角色,乃至于對國家與文化認同的忠誠。

  胡適說:“東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他比較說:“一邊是安分,安命,安貧,樂天,不爭,人吃虧;一邊是不安分,不安貧,不肯吃虧,努力奮斗,繼續改善現成的境地。”
  1925年,胡適著文談“讀書”,指出“精”和“博”是讀書兩個要素。他將這個看法編成兩句口號:“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
  胡適第一個考證出《紅樓夢》的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曹雪芹。
  季羨林的《臺游隨筆??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里,談到胡適的“書呆子”氣:有一次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議開始時,適之先生匆匆趕到,首先聲明,還有一個重要會議,他要早退席。會議開著開著就走了題,有人忽然談到《水經注》,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致極高,大有挑燈夜戰之勢,早把那個“重要會議”忘到爪哇國去了。

  胡適很推崇王安石,認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為’來替代‘無為’”。王安石的詩,“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是胡適最愛題贈給別人的詩句。
  胡適對齊白石極端欽佩,曾經與黎錦熙、鄧廣銘合編一部《齊白石年譜》。
  胡適是比較老派的文人,講究讀書致仕。因為母親嚴厲,胡適少年老成,被戲稱為“糜先生”。據說有一次,胡適跟伙伴們擲銅錢玩,一位老農見了非常吃驚,說:“糜先生,你也玩這個呀?”胡適一聽,羞愧難當,頓覺失了身分。
日期:2009-05-14 11:09:56

  舊儒(二)

  胡適早年在上海曾有過一段浪蕩無羈的生活。在一個雨絲紛紛的傍晚,胡適大醉后在回家的路上與警察爭斗起來,當晚被抓進監獄蹲了一夜。第二天,胡適對著鏡子打量自己青腫的臉時,想起了李白的名句“天生我才必有用”,開始懊悔了。此后,胡適在朋友的幫助下關起門來發奮讀書,終于考取了當年庚子賠款獎學金赴美留學。
  有一回,胡適路過青島,遇到梁實秋呼朋聚飲。胡適看到他們豪飲的盛況,趕忙取出鐫有“戒”字的金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戰。
  胡適是白話文運動的先驅,也是新詩運動的先導,他為此作出了可貴的嘗試,并將自己的一本詩集命名為《嘗試集》。但是他的新詩往往拘泥于舊體詩的格律,尤其是韻腳,大多遵循古代漢語的韻部。比如,《嘗試集》的第一首詩《孔丘》:“知其不可而為之,亦不知老之將至。認得這個真孔丘,一部《論語》都可廢。”“至”和“廢”在詞韻里是通用的,在現代漢語里則完全不押韻。
  早年《新青年》刊登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都是驚世駭俗之論,其中有幾篇文章倡議“只手打倒孔家店”,而且主張“非孝”,認為孝敬父母,罪大惡極。一般人并分不出哪一篇是陳獨秀做的,哪一篇是胡適做的。所以很多人初時的印象,胡適之對父母,一定是屬于非孝一類的。但是胡適卻極為孝順。他父親早逝,所以他得到父親的溫情很短,但他六十三歲回到臺灣,他不但把父親的遺作出版和整理,還替父親立了一個很堂皇的紀念碑。在他寫的四十行述中,一再提到母親對他的慈愛,“八年的家鄉教育”,完全是他母親一手栽培的。

  胡適的婚姻也由母親一手安排。他從小與江冬秀訂婚。程天放有一篇文章說:“他的立身處世,卻完全符合中國的倫理之道。他對母親非常孝順,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長作主訂定的,在結婚以前,兩人沒有見過面,可是他對夫人終身敬愛,到老不變。總統挽適之先生說:‘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真是非常允當。”胡適還說過“中國人的舊式結婚,是先結婚后戀愛”的名言。

  胡適膝下有二子,長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馮順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達了他對老師杜威的敬重之情,更含著他一生對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
  伯希和所治之漢學如一座大山擋在中國學人的面前,當時的大師們如陳垣、陳寅恪等都有些焦慮。陳垣曾對胡適說:“漢學正統此時在北京呢?還是在巴黎?”兩人相對嘆氣,盼望十年后也許可以在北京了!
  抗戰期間,胡適任駐美大使,兩個兒子先后到美國讀書,僅一年學費就得兩千多美元。胡適頗感壓力,一面寫稿賺取稿費,一面四處演講,“替兒子籌備一點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匯了3000美元給胡適,胡適系數退回。
  1948年底胡適倉皇離開北平,只帶了夫人,沒帶小兒子胡思杜,有一種說法是臨時沒有找到人;一種說法是胡思杜不愿意隨父母南行,具體原因不明,胡思杜說:“我又沒有做什么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么樣。”另有一種說法來自他后來的秘書胡頌平,胡適夫婦上了飛機,人們問為什么只有他們兩人,胡適回答:“通知上只寫接我,卻沒有說可帶孩子。”書生氣的胡適讓機上所有名流、學者無不為之動容。
新知(一)
  胡適在1916年10月給陳獨秀的信中列舉了新文學的八條原則: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無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后來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給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卻因此造成中國的新文學運動。
  1917年,胡適從美國,留學回來,他在橫濱渡船的時候看到張勛復辟的消息,大為感慨說,看來中國根本的問題不是一個制度問題,而是人的素質,文化觀念問題。他決心回國以后二十年不談政治,只談用文藝重新塑造國民的靈魂。

  1917年,留學七年的胡適從美國回到國內,讓他吃驚的是,七年內竟沒有出版一本哲學方面的中文書籍。最后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國哲學史》,作者也只不過提出如此見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與天地合德”。胡氏說:“(過去七年來)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
日期:2009-05-15 10:48:06

  新知(二)
  胡適《領袖人才的來源》論及:領袖人物必須具備充分的現代見識、必須具有充分的現代訓練,必須有足以引起多數人信仰的人格,這種資格的養成,在今日的社會,除了學校,別無他途。
  胡適在奔母喪時寫過這樣一段話:“‘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是永遠不滅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遠不死,永遠不朽的。‘小我’雖然會死,但是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善惡,一一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那個‘大我’便是古往今來一切‘小我’的紀功碑,彰善祠,罪狀判決書。”
  胡適在和周作人在關于改造社會與人孰先孰后的問題上,針鋒相對地說:個人是社會上無數勢力造成的。改造社會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會的種種勢力——制度、習慣、思想等等,改造社會即是改造個人。

  胡適《說儒》里講: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們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禮,他們的人生觀是亡國遺民的柔遜的人生觀,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傅。用吾從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為己任”的絕大使命——這是孔子的新儒教,這就是“亡國奴柔順論”,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國不知多少次,性格卻未見柔順,猶太人亡國時間最長也不見柔順。
  胡適諸多理論今日仍為有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大膽假設,小心地求證;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中國需要醫治貧窮、愚昧、貪污、疾病、擾亂,而不是革命;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等等。
日期:2009-05-15 10:50:05

  傳道

  “中國哲學史”是北大的老課,胡適到北大之前由陳漢章講,陳從伏羲講起,講了一年才講到《洪范》。胡適到北大后接任此課,一開始授課便新意迭出。當時的學生顧頡剛回憶:“他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新講義,開頭第一章是‘中國哲學的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后講起。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顧頡剛聽過幾次課后,便稱贊:“胡先生講的的確不差,他有眼光,有膽量,確是一個有能力的歷史家,他的議論處處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說而不知道怎樣說才好的。”

  北大課堂上一直遵循“來者不拒,去者不留”的傳統。當時在北大旁聽和“偷聽”的學生很多。有一次上胡適先生的他讓學生把姓名留下來,說:“你們哪位是偷聽生?沒關系,能來偷聽便是好學之士。聽我的課,就是我的學生。我希望你們給我留個名字,是我班上的學生。”
  胡適先生的演講式教學在學生中很受歡迎,亦常常因紅樓教室人滿為患而搬入二院大講堂。他講課從不發講義,自己也沒有講稿。講課內容也有些特點,如講中國文學史(宋元明清部分)時,先從文學評論的角度,介紹王若虛的《滹南遺老集》;講《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時,給學生們介紹了曹寅寫給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學生們最喜歡的還是他的演講。柳存仁先生在其《記北京大學的教授》文中寫到:胡先生在大庭廣眾間講演之好,不在其講演綱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夠盡量地發揮演說家的神態、姿勢,和能夠以安徽績溪化的國語盡量地抑揚頓挫。并因為他是具有純正的學者氣息的一個人,他說話對的語氣總是十分的熱摯真懇,帶有一股自然的氣所以特別能夠感動人。

  北大中文系有一講師,姓繆名金源,極怪異,因受胡適賞識而留校教大一國文。繆第一節課給學生介紹參考書說:第一,《胡適文存一集》;第二,《胡適文存二集》;第三,《胡適文存三集》;第四,《胡適文存四級》。他雖講課不錯,但如此開列參考書,學生自然不滿,于是派代表面見胡適:“繆先生教的不行,思想太落后了,還留在五四時代。”胡適聞言大怒,拍起桌子說:“什么是五四時代?你們懂什么?太狂妄了!繆先生是好老師,不能換!”學生只好敗興而歸。

  散文家張中行曾談起胡適的口才與幽默感:30年代初,他講大一普修的中國哲學史,在第二院大講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課,每周兩小時,我總是去聽。現在回想,同學們所以愛聽,主要還不是因為內容新穎深刻,而是話講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發困的人不想睡。
  蘇雪林在《胡適之先生給我兩項最深的印象》中,用烘云托月的筆法,描述胡適講演的風采:我們國文系的教室本與我們的圖書館毗連,中間有可以自由開闔的扇槅門隔開為兩下。每逢胡先生來上課,不但本班同學從不缺席,別班學生師長也都來聽。一間教室容納不下,圖書室槅門打開使兩室合并為一。甚至兩間大教室都容納不下,走廊里也擠滿了人,黑壓壓地都是人頭,大家屏聲靜氣,鴉雀無聲,傾聽這位大師的講解。這個印象留在我腦子里,永遠不能漶滅。

  1934年秋,胡適在北大講課時大講白話文的優點,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學不免萌生了抵觸情緒。正當胡適講得得意時,一位同學突然站起來,聲色俱厲地提出抗議:“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就沒有缺點嗎﹖”胡適沖著他微笑著說:“沒有的。”那位同學更加激憤地反駁道:“白話文語言不精練,打電報用字多,花錢多。”胡適扶扶眼鏡柔聲道:“不一定吧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打來電報,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愿從政,決定不去,為這件事我復電拒絕。復電是用白話寫的,看來也很省字省錢。請同學們根據我這一意愿,用文言文編寫一則復電,看看究竟是白話文省,還是文言文省﹖”胡適于課堂上令學生擬一拒聘電報,其中有一最簡者為:“才疏學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而胡的白話稿為:“干不了,謝謝。”胡論曰:“文之優劣,原不在文白,在于修辭得當也。”

  胡適對學術論文有其見解,他曾對臺灣大學某學生說,不要奢望輕易找到難題的答案。他說:“要小題大做,千萬不要大題小做。”

2013-11-28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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