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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 胡適(二)
民國文人 胡適(二)
雜談     阅读简体中文版

言說
  胡適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適常說:獅子與虎永遠是獨來獨往,只有狐貍與狗才成群結隊。
  胡適說:有什么話,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寫。

  胡適說:“麻將里頭有鬼。”又說:《紅樓夢》不是一部好的小說,因為書里沒有一個PLOT(有頭有尾的故事)。
  黎元洪曾頒發勛章給胡適。胡是在報刊上登啟事:“4月5日的《益世報》上登出新頒發的大批勛章,內有:‘胡適給予三等嘉勛章、勛位的,如果這個胡適是我,還是請政府收了回去吧。”
  1920年9月中旬,胡適在北大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講,說到新文化運動、共產主義時說:“我自己是賭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們北大同學加入。”
  對于文學改良,胡適最初是不夠自信的,他寫信給陳獨秀說:“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陳獨秀則毫不客氣地回復道:“改良文學之聲,已起于國中,贊成反對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

  但是多年之后,面對文學革命的累累碩果,兩人的表現卻又別有不同。陳獨秀說:“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搞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士釗)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胡適則當仁不讓地說:“如果沒有胡適、陳獨秀之流的話,運用白話文進行文學創作至少要推遲二三十年。”

  1948年10月20日,胡適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邀請,在浙大體育館演講《自由主義》。這是胡適在大陸的最后一次演講。胡適這次講演沒有留下記錄稿,但竺可楨日記記下了大致內容:胡適“述自由主義為中國之固有產物,以《呂氏春秋》為證,并引王安石白話詩。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師陽明、梨洲、舜水均為提倡自由主義。述東漢王充(仲任)之自由主義。但以為中國之自由主義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終不達到,而人民亦無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27日下午,胡適演講《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胡適再一次說自由不是舶來品,他以中國古代傳統中的諫官御史、史官制度作為例證,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稱為自由主義者,認為王充的《論衡》從帝國時代就開辟了自由批評的傳統,在范縝、韓愈、王陽明身上他都讀出了自由主義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無類”及科舉制度解釋為“教育的平等”。他說:“假如有一天我們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時候每個人才真正會覺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1949年2月15日,胡適在上海和老同學竺可楨見面,在談話中,胡適表達了對國共和談的看法,竺可楨在日記中說:“適之對于中共與中央和談之成功甚悲觀,但謂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將赴美國,或將赴臺灣一轉。”
日期:2009-05-16 23:45:51

  教誨
  胡適認為,“寬容”才是自由主義的第一要義。

  胡適曾對青年朋友們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五四”運動中,學生的表現日益激進,胡適和蔣夢麟乃聯名發表《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文中寫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胡適說:“中國需要醫治貧窮、愚昧、貪污、疾病、擾亂,而不是革命……”
  20世紀20年代,胡適曾對他的朋友路易絲??甘尼特說:“今天對于有才能的人來說,生在中國是不幸的,他們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們讓人推著很快地承担超過他們能力的責任——他們注定是要完蛋的。”
  胡適執掌中國公學后,校風為之一新。他反對黨化教育,國民黨政府規定,舉凡機關、學校一律要掛國民黨黨旗,每周一要舉行總理孫中山的紀念周活動。唯獨胡適的中國公學不掛黨旗也不舉行總理紀念周活動。他的學生羅爾綱稱,進入中國公學后,首先讓他感到痛快的,是學校不掛國民黨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國民黨紀念周。
  1929年,胡適送給中國公學18年級畢業生一句話:“不要拋棄學問。”他說,“學問便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你自己”。
  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中,胡適對學生的行動持反對態度,他堅持認為學生應該先“把自己鑄造成器”,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熱情洋溢的“通告”。于是有學生寫信給他:“胡先生,我們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連一個無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對付你才合適!你媽的,難道華北賣給日本以后,你還能當北大的文學院長嗎?你把我這熱心的青年學生殘殺幾個,陷害幾個,你心還很痛快嗎?即使你阻止住了我們愛國心的沸騰,于你有什么好處?于你的良心也過意得去嗎?現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毀關于愛國的通告,準打斷你的腿,叫你成個拐狗!勿謂言之不豫也!”之后有一天,胡適去上課,發現只有周祖謨一個學生。多年之后,恰恰是這個周祖謨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就,而那些義憤填膺的學生們卻被自己點燃的火焰吞沒了。

  胡適說:“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里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日期:2009-05-17 10:55:18

  詈諷(一)
  胡適有名,所以胡適挨罵;胡適倡導新文化,所以胡適挨罵;胡適寬和,所以胡適挨罵。
  胡適以《胡適之》為題在北平某大學演講。他說:鄙人于“五四”運動時提倡白話文,章太炎國學大師大罵:“適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為往哪里去?”聽者哄然。

  鄧之誠的祖父是曾任云貴和兩廣總督的鄧廷楨。鄧極不喜歡白話文,學生試卷中凡用“的”之處,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話說:“同學們,千萬要聽明白,城里面有個姓胡的,他叫胡適,他是專門地胡說。”
  胡適在上海中西女塾以“爭取大奶子”為題發表演講,他說:“中國女子是不配做母親的,因為她們的奶子被壓制太久,減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爭取做母親的權利,第一就應解放奶子。”性學博士張競生認為胡適的說法沒有理論根據,且有欺辱女生、嘩眾取寵之嫌,在報紙上大加撻伐。兩人進行了筆戰。
胡適回國時,青春氣盛,意氣風發,不可一世。辜鴻銘則認為,胡適所持為美國中下層英語,而且不懂希臘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窺見西方古今哲學的堂奧。
  胡適寄自己的新作《哲學史大綱》上卷給章太炎,依新式標點符號,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線。章太炎大怒道:“胡適是什么東西,敢在我名字旁邊打黑線。”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適”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線,才略感釋懷地說:“罷了罷了,這就算抵消!”
日期:2009-05-17 19:08:01

  詈諷(二)

  胡適在北大講學時,常與黃侃同宴會。有一次,胡適偶然談起墨學,黃侃立即罵道:“今之講墨學者,皆混賬王八。”胡嘿然無語。過了一會兒,黃侃又說:“就是胡適之尊翁,亦是混賬王八。”胡適大怒,謂其辱及先人。黃侃至此大笑說:“且息怒,吾試君耳!吾聞墨子兼受,是無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學?余非詈君,聊試之耳。”舉座嘩然歡笑。
  胡適頗以故鄉徽州自豪,故常夸口說,姓胡的、姓程的、姓葉的都是起源于徽州。他還說問過汪精衛、葉恭綽,他們都承認祖上是徽州的。于是有人調侃胡適說:“胡先生,如果再擴大研究下去,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胡適第一次坐飛機,寫了一首題為《飛行小贊》的小詩,那位連人力車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詩登在報上,歷數造一架飛機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農民的血汗,飛機造好了是為國家服務的,不是為了讓你胡博士當成玩意兒嬉樂的!
  胡適曾為文,論中國深受“五鬼”之害,即貧、病、愚、亂、貪。而為患最甚的帝國列強,卻只言未提。陶行知乃寫詩匡之曰:“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卻大魔。”
  五四運動以后,蔡元培校長經常離校,校務多委托胡適辦理。在對外活動上,蔡也經常請胡作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這讓反對胡的守舊者大感不滿。林紓稱胡是“左右校長而出”的“秦二世”,黃侃更譏胡為繞蔡上下翻飛的“黃蝴蝶”。
  胡適成名后,章士釗撰《評新文化運動》,文中稱當時的一般少年人:“以適之為人帝,績溪為上京,一味于《胡適文存》中求文章義法,于《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
  魯迅也曾嘲諷胡適。胡適發表了《知難,行亦不易》一文,對孫中山提倡的“知難行易”學說加以“批評”,同時提出了一個新的“專家政治”的主張,要求蔣介石政府“充分請教專家”,明確指出“知難行易”“的學說”不修正,“專家政治決不會實現”。1931年10月,蔣介石在南京會見丁文江與胡適。此后魯迅(署名佩韋)發表《知難行難》一文,在文中對胡適等人進行了嘲諷:“現在沒有人問他怎樣稱呼。為什么呢?因為是知道的,這回是‘我稱他主席……’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也沒有人問他‘垂詢’些什么。為什么呢?因為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這‘大局’也并無‘國民黨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也沒有‘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的爭論的麻煩,所以,博士就出來了。”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前后,蔣介石和汪精衛聯名邀請全國各界名流學者到江西廬山開談話會。7月11日談話會上,蔣、汪發言后,胡適慷慨激昂,發表了一通抗日救國演講。在座的胡健中聽后,即席賦詩一首:“溽暑匡廬盛會開,八方名士溯江來。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陳辭又一回。”言語中頗含戲謔之意。胡適也隨手寫了一首白話打油詩回贈:“哪有貓兒不叫春?哪有蟬兒不鳴夏?哪有蛤蟆不夜鳴?哪有先生不說話?”

日期:2009-05-17 22:39:51

  詈諷(三)
  陳獨秀在獄中,宋美齡等顯要都曾來探望,只有胡適過南京而未至。陳獨秀怒斥之:“吾知適之是大忙人,此際正與達官貴人拜會飲酒,寧有暇訪我哉。不過一舊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適最終開始來了,但兩人一見面即爭吵不已。而本無深交的蔣夢麟特地前來探望,并攜來幾部章回小說,被陳視為知音。
  1947年9月,胡適主持北大教授會,商討北大未來十年的發展規劃。向達教授在會上說:“我們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計劃?”
  1948年,潘漢年主持的《華商報》上刊登一幅漫畫《兩“胡”于“途”》,畫的是胡適背著自由主義的紅十字藥箱,挽著《大公報》社長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著《大公報》,一手拉著蔣中正的無頭僵尸。旁邊還附有一首打油詩:“真‘糊涂’,假‘糊涂’,為何冒死去救護?可是‘將軍’頭已無,請問‘胡’里與‘胡’涂。”
  胡適提出“好政府主義”前夕,梁啟超、林長民等人向他建議,要拉王寵惠、羅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適和蔡元培卻決心與研究系保持距離,于是將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發表了一個《我們的政治主張》。梁啟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個人也可以發表宣言。”林長民則說:“胡適我們不怪他,他是處女,不愿意跟我們做過妓女的人來往。但蔡先生素來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們呢?”

  胡適好談政治,他曾站在軍閥一邊厚誣國民黨,引起社會輿論和青年學生的不滿,老資格的國民黨人張難先批評他說:“軍閥橫行,賴政治家以糾正之;政治家卑污,賴學者以糾正之;今學者又復加如斯,則吾國之苦百姓將再無寧日矣。”而軍閥和北洋政府也對他不感興趣,吳佩孚的軍師白堅武警告他說:“我以私人朋友的資格,盼望你今后言論要審慎些,要提高些。”湯爾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長,也以朋友身份勸他說:“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

  馮友蘭曾批評胡適的治學精神:“適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經常指出古人所公認為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認為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樣遠啊!”然而他亦要為胡氏辯護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為他們常把適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話來攻擊。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胡適在美留學時,初與同鄉梅光迪關系很好,以兄弟相稱。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關系越來越僵。胡適的態度,特別是后來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以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為己任時,引起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的憤怒。張鑫海憤慨地說:“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學衡》雜志的創刊,這意味著“鏖戰”的開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自況:“子能覆楚,我必復之。”

  胡適在中國公學做校長時,曾在一次講話中說,當初共產國際派代表到中國來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紹去找陳獨秀。所以后來陳變成了共產黨,而他卻不是。此話傳開,有學生貼出壁報批駁他:“若當初找到你,你也變不了共產黨。”
攻伐(一)
  北京被圍困后,傅作義認為胡適能夠替他出主意,把胡適接到懷仁堂密談,胡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而胡適自己并沒有堅持待變,幾天后坐上南京教育部派來接華北名流的專集飛到南京去了。傅作義對胡適很失望,命令守城門的崗哨不放胡適出城。胡適說自己是送陳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離北京。
  1948年12月14日,胡適匆忙離開北大,告別大軍合圍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無自責地對司徒雷登說,自己痛悔抗戰勝利之后這些年沒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頭于學術活動中。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著淚水”。
  1949年,胡適走時曾留給北大同人三句話:“在蘇俄,有面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們(指中國共產黨)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
  1949年后,胡適幾近窮困潦倒,沒有秘書,出外擠公車,卻因為不滿英國承認中共政權,放棄赴英教書機會。胡適在美寓居八年零八個月,只有在普林斯頓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工作的一段時間有固定收入,其余只能靠稿費、版稅、儲蓄勉強度日,加上妻子江冬秀堅持到美國同住,生活更捉襟見肘,但胡適仍不肯自貶身價,申請美國綠卡。唐德剛以史記里“孔子適鄭”的故事形容胡適這段在美失意的日子。他回憶,這段時間常用打工用的破汽車接送胡適,“記得有一次我開車去接他,但是電話內我們未說清楚,他等錯了街口。最后我總算把他找到了。可是當我在車內已看到他,他還未看到我之時,他在街上東張西望的樣子,真是‘惶惶如喪家之犬’”。

  1949年開始,中國共產黨仍然沒有停止對胡適的“統戰”。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適的老朋友、史學家陳垣《北平輔仁大學校長給胡適的公開信》。此信首先介紹了他對當時中國社會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著,青年們自由地學習著、討論著,教授們自由地研究著……”,最后“勸胡適回到新社會”。但胡適看后笑笑,認為此信是“偽作”,理由是“陳垣不會寫白話文”。又過了幾日(6月24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今天細想,陳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學習的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蕭軍批評,此是最近幾個月發生的事件,作偽的人未免做的太過分了!”他認為陳垣的公開信是一封“作偽”的信。為此,他征詢同為史學家的蔣廷黻,結論是:“廷黻與我均疑陳垣的公開信是他先寫了一信,共產黨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作‘幌子’”

日期:2009-05-18 22:05:02

  攻伐(二)
  1952年11月30日,北京大學教授、胡夫人的嫡堂弟江澤涵寫信給胡適說:“我們開始覺得你們如果在北京,必定不會感覺不舒服的……我們的生活是很快樂的……”盡管當時在紐約的胡適正處于非常苦悶之中,但他還是在日記中批道:“這大概是有意說‘反話’”。
  20世紀50年代,內地大批胡適。在一座談會上,與胡適有關系的幾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講話最妙,他說一次去看胡適,胡正在寫文章,但見案頭滿是打開的書,邊看邊寫,沈說:“這哪里是做學問的樣子?”
  1954年11月,第二次批胡運動開始,幾乎全中國都被動員起來,出版了八輯數百萬字的《胡適思想批判》,針對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文學思想、哲學史觀點、文學史觀點、考據學、紅學的藝術性、紅學的人民性等九大罪狀聲討,直指胡適是學術界的今之孔子,終于讓胡適在中國被斗臭、斗倒。胡適倒是幽默以對,“笑顏逐開,大為高興”,連稱對他的九大罪狀就是他在學術上的九大成就。

  1956年,周鯁生曾先后致信和拜會了胡適的老友陳源,動員他與胡適聯系并勸胡適回國。9月20日,陳源受周鯁生之托馳書胡適,轉述了周鯁生的意見:“……‘胡適批判’……已經過去了。對于你,是對你的思想,并不是對你個人。你如回去,一定還是受到歡迎。……他要我轉告你,勸你多做學術方面的工作,不必談政治……”。胡適收到信后,在“對于你,是對你的思想,并不是對你個人”這句話的下面劃了線,并有批注云:“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6年的一天,胡適為哥倫比亞大學講完課時,當有學生問他:“聽說共產黨天天在中國大陸上清算你,你對此事作何感想?”面對這樣一個政治問題,他以一句幽默話作答,應付了過去。
  1957年春,新加坡《南洋商報》記者曹聚仁給胡適寫了一封信,勸胡適回大陸看看。與以前其他人寫的信不同,曹聚仁此信采用了激將法。他在信中說:“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種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氣……”胡適知道曹聚仁的信是中共對他的統戰。他在曹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復”三個字。胡適對此大不以為然,他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這個人往往說胡適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稱章太炎是他的老師。其實我沒有見過此人……

  1955年三聯書店出版了8本《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匯編》,約200萬字,胡適極其耐心地看完這8本書,據嚴秀先生猜測,當時大陸無人讀完這些書,包括這8本書的作者們。有次唐德剛指著這些書問胡適,“這幾百萬字的巨著里,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適回答:“沒有學術自由,哪里談的到學問?”
議政
  1922年,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胡適等十六名學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后,引發一場關于“漸進與革命”的論爭,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問:“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后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說:“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并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它。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次年,吳佩孚支持王寵惠組閣,羅文干、湯爾和等人入閣,本屆政府被稱作“好人政府”。但是這個“好人政府”只維持了七十三天就下臺了。

  胡適向來反對暴力,主張以和平解決爭端。他因為參加了段祺瑞的善后會議,為共產黨所不容。他對陳獨秀說:“此次暴徒火燒《晨報》,難道也是爭取自由之舉嗎?”陳獨秀說:“《晨報》為新月派把持,這樣的階級立場,如何不能燒?”胡適非常生氣:“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絲毫異己思想了?如果社會是這樣的,那是何等的陰森殘酷?”陳獨秀說:“正因為社會陰森殘酷,我們才無法容忍。他們捕殺共產黨的時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慘案,可曾有容忍?我幾次入獄,他們又何曾容忍過?”胡適說:“但是你在獄中的時候,馬通伯、姚叔節這些舊學究都曾署名營救你,你出獄后,大家還談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難道忘了嗎?”陳獨秀稍為語塞,但馬上又質問道:“但你為何參加善后會議?”胡適說:“以和平方式解決南北紛爭而已。”陳獨秀說:“段祺瑞是帝國主義之走狗,難道你不知道?”胡適說:“何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安在?”陳獨秀笑著說:“所以你我為不同階級。”

  胡適談民主: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識政治,而開明的專制是特別英杰的政治,特別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
  胡適主編《獨立評論》,每周一總是終日為雜志工作,夜里寫文章常到3點,如是者三年。老婆每每見怪,胡適說,一星期之中只這一天不為吃飯不為名譽,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
  胡適始終支持汪精衛。直到1944年汪精衛死了,胡適在11月13日的《日記》中,不但無只字譴責汪叛國當漢奸之罪,相反大動憐憫之心寫道:“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
  有人問胡適,如果他真被提名當選總統怎么辦,胡適說:“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認;如果當選,我宣布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
  胡適晚年公開對美國媒體說,他對“自由中國”的期待當然也包含大陸在內,他反對“兩個中國”,也反對“一中一臺”。
日期:2009-05-19 14:46:13

  際會(一)
  毛澤東在担任北大圖書館的管理員期間,一次在聽胡適演講時,他斗膽向胡適提了一個問題,但當胡適得知他是未注冊的學生時,拒絕回答他的問題。
  毛澤東同蕭三等人經楊懷中先生介紹專程去拜訪過胡適,同胡適討論新思潮的各種問題,并以新民學會在京會友的名義,請胡適做過報告,解答問題。
  毛澤東在要不要出國留學的問題上,曾經請教過胡適。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好友周世釗的一封信中談到關于他為什么不出過國考慮:“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種‘謎’。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很少。多數呢?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明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和黎邵西(即黎錦熙)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并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

  “五四”時期,在“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中,毛澤東一度支持胡適。“問題與主義”的論戰時,當時毛澤東在湖南長沙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并親自為這個研究會擬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問題”,如“孔子問題”、“東西文明會合問題”、“經濟自由問題”、“國際聯盟問題”,等等,共計七十一大類,其中的教育、女子、勞動、華工、實業、交通、財政、經濟八大類又分列出八十一個更具體的問題,如“杜威教育說如何實施問題”、“中等教育問題”、“女子交際問題”、“貞操問題”、“國語問題”、“司法獨立問題”、“聯邦制應否施行問題”,合計一百四十四個要研究的“問題”。

  在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后,他與胡適的交往仍相當密切,他寫給胡適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學生毛澤東……”。
際會(二)
  《西行漫記》記載說,1919年,毛澤東在回湖南的前夕,曾專程前去拜訪胡適,目的是“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斗爭”。胡適欣然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要求,表示盡力給予支持,以后他也是這樣做了。是年7月14日,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當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了《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時,胡適看過之后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評論》第三十六號《新書評介》一欄中,對毛澤東的文章和《湘江評論》作了熱情洋溢的肯定。胡適撰文說:“現在新出版的周報和小日報,數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廣州,東從上海蘇州,西至四川,幾乎沒有一個城市沒有這樣新派的報紙……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接著他又專門對《湘江評論》和毛澤東的文章作了高度評價。胡適寫道:“《湘江評論》的長處似乎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實是現今一篇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的樂觀。武人統治天下,能產生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

  1920年1月15日,毛澤東又拜訪了胡適。胡適在他的《日記》中寫道:“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信中也說到了這次拜訪胡適所談的內容。當時毛澤東正在北京醞釀籌備湖南“工讀互助團”,為了爭取支持;毛澤東去拜訪了胡適,把辦學的目的與初步計劃向胡適求教。“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辦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毛澤東在此還特別說明,自修大學的名字是胡適先生給起的),我們在這個大學里實行共產的生活。”胡適后來在日記中追憶了這件事:“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20年4月,當毛澤東領導的“驅張”(驅湖南督軍張敬堯)運動勝利后,他就回到了湖南。毛澤東一回到湖南便給胡適寫信報告湖南“驅張”后的形勢。信中寫道:“適之先生:在滬上一信,達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訪問時說過的這么一段話:“《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1945年8月抗戰剛勝利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電報,大意是說:日本既已投降,共產黨就再沒有正當的理由來繼續保持一支龐大的私人軍隊,共產黨現在更應該學英國工黨的好榜樣。這個勞工黨沒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選舉中,卻得到了壓倒優勢的勝利。可惜胡博士一直都沒有得到回音。
  抗戰結束后,毛澤東派董必武爭取胡適,后來,又通過胡適的學生傅斯年代向老師胡適問好。胡適不但不買帳,還對共產黨勸降,親自寫信給毛澤東,讓共產黨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黨,令毛澤東氣而不理。在圍困北京時,毛澤東曾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后冷笑一哼:“不要相信共產黨那一套!”他走后,中國共產黨立即宣布胡適為戰犯。

日期:2009-05-20 10:56:01

  際會(三)
  胡適在陳存仁家中吃飯,無論飲酒或講笑話時,對時局問題,常避而不談。那個時期,他的家鄉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變色,他只談到他的家鄉漬溪龍井鄉上村改為適之村,共有五百多個戶口,他家門口被寫了八個大字“胡適之家,不可亂動”,他家祠堂已改為五四運動展覽會永久會場云云。胡適談到這點,認為那位北大圖書館館員,看來還不會難為他。
  1949年后,中共中央多次對胡適進行了統戰工作,胡適不為所動。1956年2月在北京懷仁堂宴請全國政協的知識分子代表時,毛澤東在談到批判胡適時說道:“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么。”
  1957年,毛澤東說胡適:“……說實在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1959年12月26日,這天是毛澤東生日,中午,胡適在臺北家中留秘書胡頌平吃飯,談起了毛澤東的老丈人楊昌濟。胡頌平由此便問:“毛澤東進北大圖書館工作,是他老丈人帶進去的嗎?”胡適告訴說:“不是。毛澤東在湖南師范畢業后到了北平,他和五個青年上書于我——這封信,我是交給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戰期間,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燒了。——當時北京有個工讀輔助會,他先在輔助會工讀,很苦。”那天,胡頌平還特地把心中一個疑問提了出來,他問胡適:“是否先生介紹他進圖書館?”胡適告訴說:“不,當時章行嚴(章士釗)當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當主任。章行嚴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釗兩人把他介紹進去的。”不過,毛澤東說自己進北大圖書館是楊昌濟先生介紹的。

  胡適看不上毛澤東的詩詞。何炳棣曾將毛澤東的兩首《沁園春》譯成英文發表,一首是1925年所作的“獨立寒秋,湘江北去……”,一首是1945年到重慶后立即發表的“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胡適看到后,對何說:“看了很不舒服,因為你還夸他頗不無詩才;事實上,他當初在北大還不配上我中國文學史的班呢!”
  胡適曾對唐德剛說過:“共產黨里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

諍臣(一)
  1932年11月28日,胡適與蔣介石首次會面了。胡對蔣頗有好感,他寫信給羅隆基稱蔣“是一個天才,氣度也很廣闊,但微嫌過于細碎,終不能‘小事糊涂’”。第二次見面,胡送了一冊《淮南王書》給蔣,希望蔣能夠從中悟到“虛君”的治國之道,并對蔣進行了民主主義教育。第三次見面時,蔣故意搪塞敷衍胡,令胡大為不悅,好感盡失。
  1938年,胡適出任駐美大使,武漢失守后,胡適成功拉得2500萬美元貸款,蔣介石致電:“借款成功,全國興奮”。胡適還自提一首詩以資紀念“偶有幾莖白發,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內戰進入后期,國民黨的統治岌岌可危。蔣介石要胡適做國民黨的官,胡適先以“內人臨送我上飛機時說‘千萬不要做官,做官我們不好相見了!’”為辭搪塞,后又以“北大同人堅決反對”為由推辭。
  1948年,國民政府選舉總統和副總統。當時蔣介石堅決表示不肯當總統。這事大出一般人的意料,國民黨連開了幾天會議,作了一個秘密決定,就是依從蔣介石屬意的胡適當總統,他自己退居副座。這個決定當時只有風傳,連胡適自己都不相信。有一天陳存仁只見中央研究院的人亂作一團,會議到了半夜三點鐘還沒有結果。到了早上七時,外間又轟轟然地鬧到一塌糊涂。陳存仁被吵醒了,急急忙忙起身,原來中央研究院外面來了六十名憲兵,都是來保護胡適的。其實,早在一個鐘點之前,胡適已秘密離開了中央研究院,避到一個任何人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表示堅決不肯担任總統,后來由傅斯年親自向最高當局解釋,說胡適只愿意國民大會開得成功,同時擁護蔣主席當總統。其實也因找不到胡適本人承認競選,這件事只得作罷。

  1948年12月17日,正是北大50周年校慶日和胡適57歲生日,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在南京黃埔路官邸專門設壽筵宴請胡適與江冬秀夫婦。平時請客從不備酒的蔣介石,特為胡適備酒賀壽,可謂破格示敬。盡管胡適對蔣氏夫婦的情誼深為感動,但當自己的助手胡頌平奉蔣氏之意勸他“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時,胡卻板起面孔極不高興地說道:“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我怎樣抬得起頭來向外人說話!”

  1949年1月,但是國民黨內要求胡適任駐美大使、外長的呼聲很高。1月8日,蔣介石請胡適吃晚餐,勸他去美國,并說:“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么使命。例如爭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這月,他收到了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的來信及“總統府資政”的聘書。幾日后,胡適寫了一封信給吳,婉拒總統府資政一職。6月30日,胡適連發三封電報,一給閻錫山,一給杭立武,一給蔣介石,都是堅辭外長一事。 8月20日,他在給杭立武的電報中說:“弟決不愿就外長,亦不愿就任何官職。弟昨始得見新布之千葉白皮書,更覺得我前所謂辯冤白謗,實有需要。若政府不許我向外聲明未就外長事,豈非閉我之口,裹我之腳乎?此意千乞代陳介、麟、百、騮諸公為感。”

  1949年4月6日,胡適從上海搭乘客輪赴美,在國民政府風雨飄搖之際,莫可奈何地為蔣介石盡最后努力,盼挽救中共席卷中國的命運。4月21日,胡適抵達三藩市,迎接他的是共軍已渡長江,國府偏安局面破滅的政治現實,胡適僅能強振精神地說,“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地用道義支持蔣總統(介石)的”。
日期:2009-05-21 10:00:00

  諍臣(二)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的頹勢一發不可收拾,胡適、雷震等人辦了一份雜志,希望借文字之功,鼓舞灰心喪氣的軍民,挽大廈于將傾。胡適提議,當年戴高樂在國難中辦有一份《自由法國》,那么現在的這份雜志不妨叫《自由中國》。雷震即向蔣介石轉述這層意義,蔣對其大加嘉許。但等他們都移駕臺灣之后,這份刊物卻成為攻擊國民黨獨裁統治的利器,最終被封禁了事。
  1952年月11月19日,蔣介石為營造禮賢下士形象,邀胡適回臺講學,這是胡適赴美后難得的風光場面,訪臺時萬人空巷,爭睹風采,蔣經國也代表前往接機。胡適利用這股氣氛大膽地對蔣介石說:“臺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他也在《自由中國》三周年茶會上強調言論自由重要性,提及“在朝的應該培養鼓勵合法的反對;在野的應該努力自己担負起這個責任,為國家做諍臣,為政府做諍友”。

  1958年,在蔣介石敦請下,胡適結束幾近在美流亡的生活,返臺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不但以上賓之禮待之,表示要從自己的稿費撥出一筆款項,配合中研院追加預算,幫胡適蓋屋居住;還為胡適就職典禮親自到中研院演說,直稱胡適的道德與品格高尚,足膺中研院長重任。不過胡適不留情面地當場反駁學術與道德并無關系,中研院的責任還是在提倡學術,甚至一再說“總統錯了”,氣得蔣介石臉色大變,從此未再去中研院。

  胡適在蔣介石70壽辰為其所寫的文章中,他講了艾森豪威爾的兩個故事,奉勸蔣介石學老艾的榜樣試試《呂氏春秋》中說的“無智、無能、無為”。希望蔣介石守法守憲,節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證言論自由。
1960年3月,又輪到6年一次的總統選舉。當時蔣介石已73歲,已連任一次,如再連任,顯然違反憲法,然而蔣介石還是作出了繼續前臺執政的抉擇,還對下屬說:“我要帶你們打回大陸去。”胡適對此極為不滿。在選舉之前,他就請張群轉告蔣介石,盼望蔣介石不做第三任總統,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范。他奉勸國民黨不要再玩弄“勸進”的花招。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這種方式,對蔣先生是一種侮辱,對我們老百姓是一種侮辱。”直到陳誠將結果告訴他,他還是說:“我還是抱萬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轉機。”

  1960年9月4日,為籌組在野黨奔走的雷震被捕入獄。在美國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的胡適,立即發電文給行政院長陳誠,指責此舉甚不明智,“政府畏懼并挫折反對派運動,必將蒙摧殘言論自由之惡名,恐將貽笑世界”。他并公開對外籍記者說,雷震為爭取言論自由而付出的犧牲精神,“對得住自己、朋友,也對得住國家”。胡適也強調,雷震絕對是個“反共愛國”的人,因此他“不是營救雷震,營救的是國家”。

  同年11月18日,胡適拜會蔣介石,說雷震的軍事審判使他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但蔣介石刻意問胡適,不知是否聽過他曾與人說,胡適這幾年來“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們政府”?胡適連稱蔣介石的話太重,先搬出當年赴美求援時所講“我始終是堅定地用道義支持蔣總統”,又無奈地說,“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里去!”雷震入獄后,胡適從此遠離政治,沒有去探監,沒能出來領導剩余反對勢力組黨,《自由中國》的后人痛批胡適退縮,担不上自由主義大師位置,殷海光更對胡適嚴加撻伐,讓重清譽、好面子的胡適郁郁不已,自承在內心深處,也就是思想上,與雷震“在一起坐牢”;反倒是雷震獄中日記寫到,夢見胡適對他說,担心探監引起蔣介石更大的懷疑,不得不卻步。

日期:2009-05-21 15:52:33

  傷憾(一)
  1931年9月,北大剛開學不久,九一八事變就發生了。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費了九個月的功夫,造成了一個新北大,九月十四日開學,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惡極!”
  胡適就任北大校長后,雄心勃勃,稱“既已做了北大校長,就希望做它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績來,否則對不起北大,對不起自己。”他的目標是“一心一意把北大辦成具有國際地位的大學”。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周年,也是胡適57歲生日,在南京“中研院”內的北大校慶紀念會上,胡適致詞:“我絕對沒有夢想到今天會在這里和諸位見面,我是一個棄職的逃兵,是在沒有面子再在這里說話。”語至痛切處,痛哭失聲,會場一片凄然。
  1948年12月15日,胡適急匆匆拉著夫人坐上了國民黨的專機,已經打捆好的一百多木箱書籍無法帶走,甚至連小兒子也來不及通知,包中只裝著正在校勘的《水經注》稿本和視若生命的十六回殘本《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臨行,留下一便箋,內云:“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
  季羨林的回憶文章寫道:聽說,他(胡適)離開北平后,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后,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地同老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只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日期:2009-05-21 21:06:03

  傷憾(二)
  1949年1月,蔣介石要求胡適去美國,而后又聘請胡適為“總統府資政”,但胡適卻只在意北大校長的職務,他寫信給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說:
  依據“大學組織法”,國立大學的校長都不得兼任為俸給的職務。現在我還是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因時局關系,此時尚不能辭職。故請先生千萬代我辭去總統府的名義與俸津。聘書也請先生代為收回,并乞先生勿發表此事,以免報界無謂的猜測與流言。

  適明晚與梅校長同車去上海小住,特來告辭,恐不能相見,故帶此信留呈先生,懇求先生念我愚誠,代我打消此事,不勝感謝!
  這個時候的胡適依然在履行北大校長的職責。1949年3月9日,北大醫學院學生焦增煜從北平逃到上海,剛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獄中看到報紙上梅貽琦刊登的一則啟事,知道第二天胡適有個公開演講,就給梅打了電話,恰巧胡適也在梅貽琦處,接了電話后,他馬上打電話給蔣經國,三十分鐘焦就釋放了。焦去看胡適,報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經過,要求幫助。胡適當即親筆給他寫了一份證明書。憑著這一紙證明,焦才能漂洋過海,進了加拿大的一家醫學院。而竺可楨日記中講到,曾有北大法律二學生華力進拿了胡適的信要到浙大借讀。

  1957年春天,他在紐約因胃潰瘍大手術之后,立下了英文遺囑,幻想“光復大陸后,北大成為自由大學時”,他留在北平的102箱書捐給北大。他此刻已感覺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國大陸了。
  李敖自稱在其困難的時候接受過胡適的資助,畢生謳歌胡適。李敖在其“2005年大陸文化之旅”北京大學訪問期間,向北京大學捐款希望樹立胡適銅像。
  胡思杜明確表示不隨父母南飛,自己留下來暫住親戚家中,看局勢發展再決定行止。胡適無奈,只好遂了這位他呼曰“小三”的兒子的意愿。想不到這一別,再也未能相見。胡適直至去世,都未獲悉留在大陸的那個后來號稱與他斷絕父子關系的小三胡思杜,已于1957年在政治運動中自殺身亡。晚年的胡適在遺囑中,竟還為這個小兒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遺產。
逸事(一)
  胡適在家鄉念過九年私塾,在這里他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學生逃學,先生抓著便打,越打越逃”,原因是“老師收入太少,一個學生每年才交兩塊銀元,老師生活困難,當然沒精力認真去教,學生只有念死書,背死書。這樣自然很苦,不愿去學,更談不上去用功學習了”。胡適的母親為他多交學費,才使兩位先生認真為他講書。
  1904年始胡適到上海生活了六年,先后在梅溪學堂、澄衷學堂及中國公學就學。他自述:“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時期內,我經歷過三個學校(無一個是教會學校),一個都沒有畢業。”
  清末民初,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除以編撰教科書為重點外,對于一般圖書則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譯介,如嚴復譯的《天演論》等思想名著。這些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術語,都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成了愛國志士的口頭禪。許多人用這些名詞做自己或女兒的名字,原名胡洪骍的胡適,也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中取“適”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筆名。

  溫源寧這樣描寫胡適:“四十出頭了,胡博士還顯得很年輕。臉刮得挺像樣,衣服穿得挺像樣,他真是干干凈凈,整整齊齊。頭發漆黑,不見二毛;前額突出,跟奧古斯都大帝相似;一雙坦率的大眼;兩片靈活的嘴唇,顯得能言善辯;面色紅潤,卻不是由學者的‘生活樸素,思想高超’而來,也不是由俗人的‘飲食豐美,生活放蕩’而來。中等身材,十分勻稱,一舉一動,輕快自如。從外表看來,胡博士是由俗人變為學者,而不是由學者變為俗人。”

  《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之后,新文化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胡適也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何人不識君,那個時代有個口頭禪,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適之”。
  胡適的“朋友”遍天下,連美國人也不能幸免。珍珠港事變前,芝加哥大學教授史密斯當選眾議員。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與此君曾有一飯之緣,得知消息后,便請他來中國駐美大使館用晚餐。史議員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還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這可如何是好﹖但轉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閣下”這樣稱呼,定沒錯。宴會散后,胡大使送客時免不了“歡迎到敝國旅游”這樣的客氣話。“中國我是一定要去觀光的,”史議員肯定地說,“我到貴國觀光,第一個要拜訪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適之博士,大使先生,胡適博士現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聽后哈哈大笑,說:“胡適就站在你的對面呵。”賓主相擁大笑,盡歡而散。看來“我的朋友胡適之”在美國也是行得通的。

日期:2009-05-22 12:32:54

  逸事(二)
  胡適留學歸來,青春少年,聲名遠播,更兼風度翩翩,對女士溫柔體貼,紳士風度十足。他講課的時候,看到女生坐在窗邊,寒風吹進來,他會很細心地走過去替她把窗戶關上。與女孩子們在一起,他總是有說有笑,溫厚機敏,幽默風趣。自然,免不了有許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寫來許多神魂顛倒的情書。1926年,湯爾和贈給胡適一詩,描寫的就是當年胡適周旋于紅袖之間的情形:薔花綠柳競歡迎,一例傾心仰大名。若與隨園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門生。纏頭拼擲賣書錢,偶向人間作散仙。不料飛箋成鐵證,兩廓豬肉定無緣。

  胡適的名作《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都只有上卷,人送雅號“半卷博士”。
  胡適在介紹自己的事業時,只介紹文學是他的“娛樂”,哲學是他的“職業”,歷史是他的“訓練”,政治是他的“興趣”,卻從未說過教育是他的“什么”。
  胡適在評論中國傳統戲曲時說,居然竟有人把臉譜,嗓子、臺步、武把子、唱工、鑼鼓、馬鞭子、跑龍套,等等,當作中國戲劇的精華!
  胡適說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方法,是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翻閱《大英百科全書》偶然發現的。
  上世紀30年代,趙元任和楊步偉去安徽旅游,游覽了黃山,順便去了歙縣胡適之的老家,兩人贊嘆真是山清水秀之鄉,楊步偉和趙元任寫了一封信給適之說,你們有這種好風水的地方,所以才出了你這個人。適之回信說:“韻卿(楊步偉字韻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謝謝你。”

2013-11-28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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