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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 胡適(四)
民國文人 胡適(四)
雜談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27年,素斐夭折后一年半,遠在美國的胡適給妻子江冬秀寫信說:“冬秀,我今天哭了女兒一場!夢中忽然看見素斐,臉上都是病容,一會兒就醒了。醒來時,我很難過,眼淚流了一枕頭,起來寫了一首詩,一面寫,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哭她一場……”并在信后附上詩《素斐》一首,有研究者認為,哭女兒是真情迸發,詩素斐,可到底是為哪個Sophia?
  陳衡哲曾用“金堅玉潔”來形容他們的友誼。但有人散布流言蜚語,他們三個人的友誼被人誤解和中傷。1934年《十日談》第二十六期的《文壇畫虎錄》專欄上,發表了“象恭”寫的《陳衡哲與胡適》的短文。文章說陳衡哲要與胡適結成永久伴侶,胡適拒絕了,然后把她介紹給任鴻雋;陳衡哲、任鴻雋婚后感情一直淡淡的。此文引起了軒然大波。為了反擊胡亂猜測和無中生有的誣蔑,胡適寫信(任鴻雋陳衡哲夫婦過目并同意)給《十日談》編輯部用事實來加以批駁,并要求雜志向他們三人公開道歉。

  為辟謠胡適曾寫道:在留學時代,我與陳女士雖然只見過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對她當然有一種很深的和純潔的敬愛,使我十分重視我們的友誼。但我們從來沒有談到婚姻的問題。這是因為,第一,我們那時都在青年的理想時代,誰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當時一班朋友都知道陳女士是主張不婚主義的,所以沒有一個人敢去碰釘子。她與任君相識最久,相知最深,但他們也沒有婚姻之約。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國,陳女士感到他三萬里求婚的誠意,方才拋棄了她的不婚主義,和他訂婚。

  拿胡適的女兒“素斐”來做文章的,不是別人,是胡適的高足唐德剛。唐德剛說:“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為念綠羅裙,處處憐芳草!’”后來,素斐夭折后胡適寫的那首《素斐》的短詩。唐德剛先生認為這是一首“纏綿悱惻的一石雙鳥,悼亡、懷舊之詩”。
  美籍學者夏志清說:“任氏夫婦一直是胡適的至交,也是他事業上最親信的左右手,他對任太太是不存一絲羅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陳婚姻如此美滿,胡適自己家里有個病中不準他看書、寫詩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艷羨他們的幸福。他騙過江冬秀,給自己的女兒取名素斐(SOPHIA),雖不能說紀念他同陳衡哲那段舊情,至少也希望女兒長得像瓦莎學院優秀生莎菲一樣聰明好學,而一點也不像她生母那樣的庸俗。德剛道破胡適為愛女取名用心良苦這一點,實在令人心折。”

日期:2009-05-28 21:56:43

  婚戀(七)
  在胡適身邊,還有一位單戀胡適的女性,她就是胡適的好友朱經農的胞妹朱毅農。民國時期,朱經農曾任上海市教育局長、湖南省教育廳廳長。曾任中華民國國務總理的熊希齡夫人朱其慧,是朱經農和朱毅農的姑姑。
  在胡適的朋友圈子里,最有資格說“我的朋友胡適之”的要數朱經農和任鴻雋。借著哥哥和胡適的親密關系,朱毅農很自然地走到胡適的個人和家庭生活。1923年,從江冬秀給胡適寫家書中得知,有一段時間,朱毅農主動承担家庭教師職責,教導胡適長子胡祖望,每天教他兩個小時的功課。
  不知道何時朱毅農何時愛上了胡適,只知道結局:單戀胡適多年而發瘋,最后染病身亡。這真是一個令人悲傷和絕望的結局。這個秘密只限于跟胡適最要好的朋友知道,胡適的日記和家書中半遮半掩地記錄了幾筆,我們借以管窺這位薄命的紅顏。
  江冬秀寫于1923年8月18日的家書提到了朱毅農的病情:“我今天去看朱小姐,他的病好點了。……他說明后天朱經農要到了。醫生勸他先在家住一個月,把病養好點,再到西山去住住去。他說這一次一聽到西山去住半年,他等朱經農來,把他母親安頓一下,他狠(很)不放心他的老母親沒有人照顧。”從這封信來看,朱毅農已經發病了,病情嚴重到去西山住半年。江冬秀寫信征求胡適的意見,讓朱小姐的母親搬到家里住可好?

  朱毅農對胡適的單戀持續了多年,1930年間,她的家人甚至為了她而另租了一間房子,請了看護,把她隔離,胡適在他的日記里把她住的屋子稱為“她的瘋狂院”。十月下旬,胡適去探望朱毅農的時候,她自己告訴胡適:“我是為了想你發風瘋的。”并且說她別無指望,只希望能常見到胡適。兩天以后胡適又去了一次,看她奄奄一息在床,不由得黯然地作了“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感嘆。更凄慘的是,朱毅農還是胡適中國公學的學生饒毓泰的妻子。不但如此,他們1924年結婚的時候,胡適和江冬秀還是他們的證婚人呢!

  胡適在《四十自述》自序(1333)里,提到過“一位女朋友”毀稿的憾事:
  前幾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發憤寫了一部六千字的自傳,我讀了很感動,認為中國婦女的自傳的破天荒的寫實創作。但不幸她在一種精神病態中把這部稿本全燒了。當初她每寫成一篇寄給我看時,我因為尊重她的意意,不替她留一個副本,至今引為憾事。
  夏志清在《小論陳衡哲》一文中推測焚稿的自傳作者是陳女士陳衡哲。有人認為,這個焚燒自傳稿件的“女朋友”不是陳衡哲,陳衡哲沒有出現過“精神病態”,顯然是朱毅農。
  朱毅農寫好了自傳只給胡適一人看,也很符合她單戀胡適的心理特點和行為動機。還有一個原因,胡適大力提倡傳記文學,他不僅身體力行寫作人物傳記和自傳,不厭其煩地勸導督促他的朋友們寫自傳,朱毅農寫自傳是單戀胡適的一種回應。
溘逝(一)
  1962年2月22日,吳健雄從美國飛抵臺灣拜訪胡適,順便友情參加24日的院士會議。這次院士會議上,胡適抱著樂觀主義精神,大談十幾年來在這個孤島上,雖算是離群索居,在知識和物質的困難情形之下,總算做出點東西。然后他繼續驕傲地說他教出了兩個物理學家,非常引以自豪。
  胡適話剛一結束,副院長李濟不以為然,與胡適樂觀態度唱反調。他說,經過50年提倡,科學思想還是在中國生根不成。胡適顯然在李濟悲觀主義話語中受到了刺激,于是說:
  李濟先生太悲觀了。……科學的發展,要從頭做起,從最基本的做起,決不敢憑空地想迎頭趕上。我去年說了25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并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于是,很快出現了這樣一幕:胡適含著笑容和一些人握手,移步走到會場中部正要轉身說話,忽然面色蒼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腦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地上。醫生接連為他注入三針強心劑均無濟于事。這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為中國科學民主吶喊、操勞一生的自由主義領袖,四十多年來名震宇內的胡適,因心臟病猝發而與世長辭,終年72歲。
  胡適在臺灣逝世無疑成了轟動一時的重磅新聞,一時間各種悼念胡適的詩文布滿臺灣報刊。臺灣政府組織了治喪委員會,由陳誠為主任委員;張群、王云五、朱家驊、蔣夢麟、王世杰、黃季陸為副主任委員;于右任、蔣經國等為委員。臺灣當局也趁機做一番反共宣傳,將胡適思想荒謬地“蓋棺定論”為堅決反對共產主義哲學。這時“倒胡派”的言論亦銷聲匿跡,胡適獲得了極大的哀榮。
  胡適幾年前就用英文留下遺囑,并請毛子水、楊聯陞做遺囑執行人:死后火葬,骨灰由治喪的友人們執行處理;愿意把留在北平的102箱書全部捐獻給北大;家中一切文稿論文和存書,全部捐贈臺灣大學;個人如有遺產給兒子祖望和思杜兄弟,如他們先自己而去,則給孫子們平分……但清點胡適在臺灣財物時,除了他的書籍、手稿、文件之外,所有存款僅是135美元,令人唏噓不已。
日期:2009-05-29 23:36:09

  胡適靈堂設在臺北市極樂殯儀館,遺體安放在冷杉木特制的靈柩里,身著藍色長袍,黑色馬褂,腳穿布鞋,遺體上覆蓋著北京大學校旗。蔣介石3月1日親往祭吊,并親書挽聯一副懸掛靈堂中央:“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前往靈堂瞻仰遺容的市民絡繹不絕,殯儀館前幾天內人流不息。胡適治喪委員會光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聯挽幛就有八百余件,其中如:“共黨既罵之,國人又罵之,容身無片土,天乎痛哉!”
  3月1日,陳誠率治喪委員會全體委員舉行公祭,參加人士近3萬多人,上至國民黨黨政大員,下至家庭婦女,都前往致祭瞻仰胡適博士遺容。
  10月15日,胡適遺體入殮,安葬于臺北南港舊莊墓園。啟靈出殯時,從臺北市到南港的馬路兩旁自動來送殯者多不勝計。靈車開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戶戶路祭,直到南港,一路鞭炮聲不斷。
  這天是入秋以來最涼的一天,細雨霏霏,胡適棺木上覆蓋的是北大校旗,萬余人陪著靈柩出殯,一起送走了這位在中國現代史上散發著智慧光芒與溫煦氣息的學者。這一天,臺灣有三十萬人自發性地為他送葬。
  胡適安葬于南港“中央研究院”大門對面的山坡上。他的墓門上刻著蔣介石書寫的“德學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學校友會建造的紀念亭;左首有中國公學校友會建造的半身銅像。胡適墓志銘由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其內容為: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于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華民國五十一年。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至身死的人,現在在這里安息了!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日期:2009-05-30 10:01:21

  譽說(一)

  胡適對中國講西方文化,對西方講中國文化。面向中國,他積極引進民主、法治等西方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畢生一以貫之;面對西方,他不斷地提出中國文化與現代民主自由科學理性精神相協調部分,作為中國不輸其它精神文明的論據。羅素說,胡適“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優點,但是他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
  1946年8月,胡適到北大就任校長,馮友蘭在歡迎大會上說:“胡先生出任北大校長,是一件應乎天而順乎人的事,就全國范圍來講,再沒有比胡先生更合適的人選了。”
  殷海光抱怨,無論有沒有念過書的人,都期待藉批胡暴得大名。結果“來自左方的勢力,對于胡適思想,清算洗腦,必欲鏟除盡凈而后快。來自右方的勢力,提起胡適思想就消化不良,想盡種種方法把胡適思想從人們的記憶里勾銷”。
  史學家余英時指出,作為被青年當作偶像崇拜的胡適思想以及所謂的胡適崇拜(The Hu Shih Cult),并非由政治權威造成,而是象征向權威挑戰的心理;因此他成了唐德剛口中“近代中國惟一沒有槍桿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無論左右、兩岸,甚或激進、保守,都和胡適思想過不去。終其一生,面對來自政治的不信任、壓力與封殺,到最后抑郁而終,正是這股革命力量所賦予的原罪。

  季羨林說:“在中國近代史上,胡適是一個起過重要作用但爭議又非常多的人物。”
  劉文典的《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溝通》中談到胡適:“我的朋友胡適之,著了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這部書的價值,實在可以算得是中國近代一部Epoch Making(劃時代)的書,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學史,也只有德國的Windelband(文德爾班)和美國的Thilly(梯利)兩位名家的書著得和他一樣好。”
  柳存仁《記北京大學的教授》一文記錄了胡適:“胡適之先生的談吐是可愛的,聽說已被列為世界十大演說家之一。”“胡先生在大庭廣眾間的演講之好,不在其演講綱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夠盡量的發揮演說家的神態,姿勢,和能夠使安徽績溪化的國語盡量的抑揚頓挫。并且因為他是具有純正的學者氣息的一個人,他說話時的語氣總是十分的熱摯真懇,帶有一股自然的傻氣,所以特別的能夠感動人。”

  胡適逝世后,在臺灣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蔣介石親臨致祭,親書挽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日期:2009-05-30 10:15:34

  譽說(二)
  梁寒操挽胡適:“著書成二十萬言,才未盡也;得謗通九州四海,名亦隨之。”

  胡適在提倡白話文和紅學研究方面的成就為舉世所公認。胡適去世后,有人撰聯挽之:“先生去了,黃泉如遇曹雪芹,問他紅樓夢底事?后輩知道,今世幸有胡適之,教人白話做文章。”
  沈從文論及原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先生時說:“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并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里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
  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時,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為辦學方針,聘請年僅26歲的胡適為北大教授,“適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
  徐復觀說:胡適是一個偉大的書生。
  殷海光說:胡適是個大鄉愿。
  蔡元培說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
  北大學生對教師素來挑剔,北京大學學生顧頡剛介紹傅斯年去聽胡適上課,以決定要不要將這個新來的留學生從北大哲學系趕走。傅斯年聽了幾次課以后,他評價胡適:“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于是胡適留在了北大哲學系。
  1921年,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贊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
  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
  提起風光無限的胡適先生,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桑兵教授會感到一絲遺憾與納悶:學術領袖不以學術成名,畢竟令人感到尷尬。
  朱學勤的說法是:“我擺脫不了魯迅的內心感受,卻想追隨胡適的目標……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適的選擇比魯迅正確……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實在去不掉魯迅的黑暗,魯迅的‘鬼氣’。”他還說過胡適是飯,魯迅是藥這樣的話,意思是胡適一天也離不了,魯迅只有在有問題時才有用。
譽說(三)
  抗戰前夕,日本政論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國來訪問胡適,說:“日本民間只知道中國有三個名人,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梅蘭芳,另一個就是胡適。”這位政論家把談話記錄,刊在一本叫做《亞洲內幕》的刊物中。
  魯迅說胡適予他的印象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貼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紀是魯迅的世紀,21世紀是胡適的世紀。”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唐德剛認為,胡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可與“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相埒。他又評論胡適的人格:“……這些名儒碩彥之中,有胡先生的資質的,大多沒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樣用功的人,則多半沒有他的天資;先天后天都差與胡適相埒的,又沒有他的德性好、人緣好、氣味好。這些都是胡適之的過人之處,都不是偶然的。”
  唐德剛說:“胡適之有一種西方人所說的‘磁性人格’(magnetic personality),這種性格實非我國文字里什么的‘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等形容詞所能概括得了的。有這種稟賦的人,他在人類群居生活中所發生的社會作用,恍如物理界帶有磁性物體所發生的磁場。它在社會上所發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視其在社會中影響力之高低;影響力愈高,則幅度愈大”。
  殷海光等人批判胡適,質疑他的學術成就,質疑他好名,質疑他想當中國“文藝復興之父”。但殷海光又說,總結數十年來中國國運起伏隆替,“中國人多容納并吸收胡適思想之時,正是中國比較和平、安定、進步、趨向開明之時”;反之,“胡適思想橫遭排斥與嫉視之時,也就是國運乖違,禍亂如麻,趨向固蔽之時”。胡適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確是一種“昏沉的中國之現代的啟蒙導師”,而這股啟蒙的力量,敦促中國人在西風東漸之際,必需“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甚至包括胡適自己所持的思想在內,也才能成為開放社會中,內在穩定與向上提升的根源;也展現了思想的可貴,在于思想是無法被力量打倒的,思想只能經由時代與實踐的檢驗來證明真理的成分。

2013-11-28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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