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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人--- 李叔同(二)
近代文人--- 李叔同(二)
雜談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丹心
  1905年,李叔同與與許幻園、黃炎培等創辦‘滬學會’,撰《祖國歌》。去日本之前,填‘金縷曲’留別祖國。八月東渡日本。年底,辦《音樂小雜志》,在國內發行。
  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感慨故國民氣不振,人心已死,揮筆賦七絕以明志:“故國荒涼劇可哀,千年舊學半塵埃。沉沉風雨雞鳴夜,可有男兒奮袂來?”
  1907年2月,因國內兩淮水災,李叔同在東京樂座演出話劇《茶花女》,以門票收入賑災,這也是中國人演話劇之開端。時李叔同在《茶花女》中,飾女主角“瑪格麗特”。
  李叔同的文藝觀,造就了他富有愛國心,熱愛祖國的精神品質。辛亥革命成功的時候,他填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滿江紅》,以志慶喜:
  “皎皎昆侖,山頂月,有人長嘯。看葉底,寶刀如雪,恩仇多少!雙手裂開鼷鼠膽,寸金鑄出民權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
  荊軻墓,咸陽道。聶政死,尸骸暴。盡大江東去,余情還繞。魂魄化成精衛鳥,血花濺作紅心草。看從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當時,李家的產業遭受了兩次致命的打擊,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號倒閉,這使得李家的百萬資產蕩然無存。在這樣的情況下,李叔同對辛亥革命還是沒有絲毫怨懟,只是發泄著河山光復的喜悅。

  抗日戰爭爆發后,弘一大師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的口號。日軍逼近廈門,弘一法師正色向惶惶終日的僧侶宣告:“吾人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之水,身為佛子,于此時不能共行國難于萬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為主守門,吾一無所用,而猶靦腆受食,能無愧于心乎!”翌年,他報柳亞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
  抗日戰爭期間,五十四歲的弘一法師在閩南潘山憑吊韓偓墓廬,收集這位“唐末完人”和大歷才子的生平資料,囑高文顯作傳,便是因為他欽佩韓偓雖遭遇國破家亡的慘痛,卻不肯附逆(朱溫),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懷。
  弘一法師經常吟誦宋代名臣韓琦的兩句詩:“雖慚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對于保全晚節一事,真是極為用心。1937年8月,他在青島湛山寺作“殉教”橫幅題記:“曩居南閩凈峰,不避鄉匪之難;今居東齊湛山,復值倭寇之警。為護佛門而舍身命,大義所在,何可辭耶?”為護佛而殉教的決心已躍然于字里行間。
  抗戰期間,弘一法師在危城廈門致函道友李芳遠:“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歸廈門。近日廈市雖風聲稍緊,但朽人為護法故,不避炮彈,誓與廈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節為最要,愿與仁者共勉之。”

  1941年,弘一法師作《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題記,再次言簡意賅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是故救國必須念佛。”愛國之心不泯,護佛之志尤堅,弘一法師晚年的精神力量即憑此得以充分外現。
  1937年,廈門市舉行第一屆全市運動大會。運動會籌委會事前懇請弘一大師為大會撰寫會歌。弘一欣然答應,并在三月間就把詞、譜都寫了出來。當時廈門開運動會,有兩個直接的目的:一是鼓舞民眾的體育精神;二是募捐拯救四川難民。但弘一大師在作歌時,又聯系到當時日寇猖獗侵略中國的現實,把體育與振奮民心、團結抗暴結合了起來。這便有了如此激昂慷慨的壯歌。《廈門第一屆運動會會歌》是李叔同一生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

  至孝
  李叔同幼年喪父,此后便與母親相依為命。十九歲那年,他奉母攜眷到上海定居,住城南草堂。李叔同與母親的感情很好,他自己對豐子愷說過:在他的一生中,唯獨跟他母親一起生活的那幾年最幸福,此后便一直憂愁,直到出家(李叔同把出家看成是新生)。
  李叔同的生母是舊家庭中地位低微的小妾,李曾不止一次對人提起“生母很苦”,直到出家多年后他一想到母親還有余哀。有一次聽講《地藏經》,他竟涕泗滂沱,難以自已。

  1905年農歷二月初五,李叔同的生母王太夫人病逝上海寓所,他哀痛萬狀,改名李哀,感嘆“幸福時期已過”,足見其喪母的心情。六月扶柩北上,七月二十九在天津為母喪舉行一次“告別式”。
  到達天津以后,李叔同為了母親與老家的人發生了一起沖突。關于此事,李叔同的長子李端先生的回憶文章中有所涉及:“我祖母的靈柩運回天津以后,我的二伯父借口我祖母是‘外喪’,不能進舊宅的大門。為此,我的父親不依,和我的二伯父鬧了一仗。他們兄弟間公開鬧矛盾,這是第一次。經親友調停說和,才讓我祖母的靈柩進了舊宅,后即擇日舉殯,安葬在新開河邊張興莊以北的李氏祖塋內。”

  李叔同為母親辦的這場喪事極不平常,不但打破“外喪不進門”的老規矩,把靈柩抬進了老宅大門,而且是按西式做法辦理的。除了致悼詞(而非老式的孝子跪地念祭文),全家穿黑衣(老式該穿白衣)送葬以外,最值得我們傾聽的是,李叔同親自奏鋼琴,唱悼歌。
  在李叔同友人的回憶中,曾提到,李叔同對他們說過,“我的母親——生母很苦。”他還說,“母親不在的時候,我正在買棺木,沒有親送。我回來,已經不在了!”言語之間,流露著無限的遺憾之情。
  李叔同對母親的盡孝是十分虔誠而自覺的,他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一文中說,他1918年正月十五日(2月25日)受三皈依后做了一件海青(僧衣),及學習兩堂佛門的功課,“在二月初那天,是我母親的忌日,于是我先兩天就到虎跑去,在那邊誦了三天的《地藏經》,為我的母親回向。”
  1935年,弘一大師在惠安弘法,四月二十一日為大師亡母冥誕,大師開講《華嚴經普賢行愿品》。
情愛(一)
  李叔同十八歲時,由母親做主與俞氏結婚。李叔同的發妻姓俞,在關于李叔同的資料中,并無她的真實姓名的記載,只知道小名蓉兒,是天津衛一位茶商的女兒。她相夫教子,克己持家,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李叔同,卻始終未能獲得丈夫的愛。
  從日本回國后,李叔同在天津住了一年多,據他的長子李端回憶,在他的印象里父親就沒有在家中度過春節。當時李叔同將日本妻子安頓在上海,當時他可能陪同另一位妻子一起過春節了。
  1912年,李叔同離開天津后,就再也沒有回去過。這以后,俞氏和兩個兒子一直在天津的老家中生活。
  李叔同出家對元配妻子俞氏更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俞氏是一個完全舊式的婦女,她沒有那位日本妻子所受過的足夠的教育以便能不依賴任何的人而獨立于世上。根據李叔同的兒子李端先生的回憶,在李叔同出家之后,俞氏為了打發寂寞的日子,就到一家刺繡學校里起學繡花,后來又在家中找了幾個女伴教他們繡花,但沒多久就散班了。
  李叔同出家的消息被天津的家人得知后,李叔同的二哥認為,結發夫人俞氏應當前往杭州勸說李叔同還俗。俞氏知道李叔同的個性,一旦決定的事就是九牛二虎也難挽回,當時沒有前往。到1921年,俞夫人自感將不久于人世,決定作最后的努力,勸說丈夫還俗。俞氏來到上海,找到了李叔同的老同學黃炎培和楊白民,苦求他倆。于是,黃楊二人請出了各自的夫人相助。
  三位女眷在杭州走訪了好多寺廟,終于在玉泉寺找到了李叔同。三人要求李叔同到岳廟前臨湖一家素食店一起用餐說話。吃飯時,三人問一句,李叔同答一句,一頓飯吃完,李始終沒有主動說過一句話,也沒有抬頭看一下女眷。吃完飯,李叔同就告辭歸山。俞氏抑制不住內心的悲痛,放聲大哭,李叔同也沒有回一下頭。俞氏于1926年病逝,享年四十五歲。
  注:俞氏到杭州尋找弘一法師的記錄來源于黃炎培,但李叔同的侄孫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師的俗家》一文否定了此事。
  情愛(二)
  李叔同有過一段寄情聲色的生活,時間應該不長,到了1901年秋他入南洋公學后,他已經自覺到脫離這種生活的必要性。大約1902年秋,李叔同對這種公子哥的生活有了担心。1902年秋,李叔同有一封寫給許幻園的信,其中寫道:“……小樓兄在南京甚得意,應三江師范學堂日文教習之選,束金頗豐,今秋亦應南闈鄉試,聞二場甚佳,當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館,終日花叢征逐,致迷不返,將來結局,正自可慮。專此,祗頌行安!不盡欲言。”這封信里寫到了在南京頗為得意的“小樓兄”(即“天涯五友”之一的張小樓),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兄已不在方言館,終日花叢征逐,致迷不返,將來結局,正自可慮”這段話說明李叔同已決心放棄“花叢征逐”的生活。

  李叔同與上海名妓李蘋香有過一段詩緣、情緣。1904年的時候,李叔同曾為鑠鏤十一郎(章士釗)著的人物傳記《李蘋香》寫了序言。李叔同以筆名惜霜為《李蘋香》一書作序,多少是在感懷當初與她的交往。李蘋香有才女之稱,李叔同還有數首書贈李蘋香的詩,而李蘋香也有詩作贈與李叔同。
  李蘋香的真名叫黃碧漪,入樂籍后曾先后化名李金蓮、李蘋香、謝文漪等。李蘋香是著名的才女,寫得一手好詩詞。李的居室名叫“天韻閣”,她的好幾部詩文集就是以居室名命名出版的,如《天韻閣詩選》、《天韻閣尺牘選》等。李蘋香自幼聰穎,愛好學習,她小時就整日手持詩書吟詠不止,并且顯示出了非凡的詩才。她八歲時就開始作詩,據說,當地一位名宿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她的詩作,讀后拍案叫絕地說:“此種警艷,當于古人遇之,至于今人,百年來無此手筆!”

  據章士釗的《李蘋香》一書,記載:1897年,李蘋香十八歲時,與母親以及異母兄弟三人,到上海去看賽馬會。母子三人貪玩了幾天,一下子用光了盤纏。當時,他們隔壁正好住著一位潘姓客人,三十來歲,長得丑陋,自稱是嘉善縣人,與李蘋香老家嘉興是鄰縣。當他發現李蘋香一家三口困于旅館無法歸家時,就熱情地以老鄉的名義,表示愿意資助。他讓李蘋香母女在上海繼續玩幾天,玩個盡興,一切費用由他支付。幾天一過,錢也花得差不多了,潘某提出要娶李蘋香為妻。無奈,李蘋香只好委屈地聽從了母兄之命,跟這個潘某住到了一起。

  潘某是個無賴,家中早有妻子兒女。原配妻子見他另結新歡,根本不許他進門。于是,潘某只好帶著李蘋香來到了蘇州。為解決生計,潘某竟然要李蘋香去做妓女,他自己當起了掮客。李蘋香就此淪落風塵。不久,潘某帶著李蘋香來到了燈紅酒綠的大上海。來到上海后,由于李蘋香才藝出眾,很快被文人們授以“詩妓”之譽,成為海上名花,聲名日盛。
  1901年夏,李叔同與母親、妻子由天津遷往上海。那時,他因贊同康為有、梁啟超變法而成了當局眼中的敵人,無奈避禍滬上。由此,李叔同和李蘋香相識,兩人一見傾心,均有相見恨晚之感,互相引為知己。
  李叔同第一次來到李蘋香的天韻閣,就以“惜霜仙史”之名贈李蘋香七絕三首:滄海狂瀾聒地流,新聲怕聽四弦秋。如何十里章臺路,只有花枝不解愁。
  最高樓上月初斜,慘綠愁紅掩映遮。我欲當筵拼一哭,那堪重聽《后庭花》。
  殘山剩水說南朝,黃浦東風夜卷潮。《河滿》一聲驚掩面,可憐腸斷玉人簫。
  后來,李叔同進入南洋公學學習,他與李蘋香的交往更加頻繁了。除了上課,他的空余時間幾乎都是和李蘋香待在一起。才子佳人,詩酒唱和,風花雪月,情深意長。
  數年之后,李叔同由于母親病故,深受刺激,決意告別詩酒風流的上海洋場,遠赴日本留學。李叔同與李蘋香以詩相識,當然仍是以詩告別,他又寫下《和補園居士韻,又贈蘋香》七絕四首。李蘋香也寫了不少詩回贈李叔同。
  1918年,李叔同遁入空門后,將自己的存書、書畫作品以及印章全部捐贈了出去,其中將名妓朱惠百、李蘋香所贈詩畫送給了好友夏丏尊。

  情愛(三)
  1906年,到日本留學的李叔同,在東京結識了他的日本妻子(關于這位女性的名字,相關資料都記錄不詳,一曰誠子、一曰福基,暫取后者)。兩人最初的相識是因為學習西洋繪畫的李叔同急需一位女模特。
  當時李叔同在東京美術學校學習,他開始接觸以前從未接觸過的西洋繪畫學習。西洋繪畫注重寫實,進行人體寫實練習是一項必修的課程,然而尋找裸體繪畫模特,成了李叔同在剛開始學習西洋繪畫時最棘手的問題。
1906年的11月,帶著濃濃涼意的秋風開始吹遍了日本東京的各個角落,這一天,正在練習繪畫的李叔同無意中看到了給他送飯的房東女兒福基,剎那間,李叔同發現了自己尋覓已久的最佳模特人選。李叔同請福基作自己裸體模特的要求讓她覺得十分突然,但福基竟然很快地答應了他的請求,理由是她覺得李叔同是一個有才華的、誠實的中國青年。福基成了李叔同的專職模特,每當畫作完成,李叔同都會讓她評價一番。在一段時間的合作后,由于相同的愛好,又彼此真誠相待,兩人開始跨越畫家和模特的界限。
  1911年3月,李叔同即將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回國,福基正式提出了與李叔同結婚的要求,并決定同他一起回中國。回到中國后,李叔同把福基安排在上海居住,自己先是在天津直隸模范工業學堂任圖畫老師,后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李叔同在杭州任教時,一般是在每周周末回上海一趟,跟居留在上海海倫路家中的夫人團聚,然后于星期日下午返杭州。。
  1918年正月十五,來到杭州六年后的李叔同,立志舍棄小我普渡眾生,在杭州虎跑寺皈依佛教,和福基的這段12年情緣凄美落幕,從此佛俗異途,各奔前程,永不相敘。
  李叔同出家并沒有預先告訴在天津的俞氏和上海的福基。對于日籍夫人福基,李叔同請好友楊白民轉告,并委托楊將她送回日本。福基得到消息,憂思和悲傷之極。她認為李叔同出家已經成為事實,但日本的和尚允許擁有妻室,不一定非把她送回國。她堅決要求再見李叔同一面。
  李叔同出家幾天后,在上海的福基抱著最后一線希望,在楊白民的陪同下,從上海趕到杭州,李叔同得知后,不好回避,于是同意在西湖邊會面。福基懇求李叔同不要棄她而遁入空門,但是李叔同去意已定,說上海家中的鋼琴字畫等重要物品,請她處理后作為回國的路費,在送給她一塊手表后說道:“你有技術(福基原本學過醫),回日本去不會失業。”
  會面結束后,李叔同就雇了一葉輕舟,離岸而去,連頭也沒有再回顧一下。福基見丈夫夫決心堅定,知道再無挽回的可能,便望著漸漸遠去的小船失聲痛哭。
  福基與李叔同未育有兒女,在李叔同出家后由楊白民按李叔同的委托,將其送回了日本。回到日本,從此再無任何消息。
  情愛(四)
  據說天津名伶楊翠喜是第一個走進李叔同心扉的女子,她與李叔同的愛熾烈而純潔。李叔同青年時代,經常到協盛園、下天仙等茶園去看戲。彼時,河北梆子女演員初興未久,一些半路出身的女演員在發聲、吐字、行腔等方面缺少訓練,精通字韻和音律的李叔同曾主動為她們做指導,在藝術方面給她們以幫助。楊翠喜就是其中的一個。
  李叔同對楊翠喜也極為傾心,他每天晚上都去為楊翠喜捧場,散戲后還提著燈籠送她回家。更難得的是李叔同不僅為楊翠喜解說戲曲的歷史背景,更指導她唱戲的身段和唱腔。對楊翠喜而言,李叔同是她亦師亦友的至交,李叔同也以為兩人可以締結鴛盟,共度一生。但因為李叔同的母親和二哥的強烈反對,兩個人的愛情最后宣告夭折。李叔同到上海后,給楊翠喜寄來兩首《菩薩蠻》也表達了這種濃情蜜意。
  其一: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額發翠云鋪,眉彎淡欲無。夕陽微雨后,葉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晚風無力垂楊嫩,目光忘卻游絲綠;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癡魂銷一捻,愿化穿花蝶;簾外隔花蔭,朝朝香夢沾。
  楊翠喜的命運讓人唏噓。光緒末年,慶親王之子載振貝子是有名的花花公子。段芝貴為了巴結權貴便將楊翠喜買下獻給載振貝子。御史趙啟霖聯合同僚岑春煊上奏朝廷,要求彈劾,由此引出令朝野嘩然的官場花案。
  最不幸的是那位無端受害的戲曲女演員楊翠喜。她從北京偷偷被送回天津,直接成為鹽商家里的小妾。鹽商王益孫在住宅前院為楊翠喜另建房3間,并帶私家戲樓,為防止世人口舌,他不準楊翠喜出屋一步,但準其在戲樓里唱戲過癮。盡管如此,楊翠喜依然每日如同坐監,由于心情郁悶,一代名伶不足30歲即早早地離開了人間。所遺二子,下落不詳。
  紅塵
  清光緒六年(1880年)陰歷九月二十李叔同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父李筱樓,清朝同治四年,李筱樓五十三歲時中了進士,曾經在吏部任職,但很快便辭去了官職,回家繼承家業,經營鹽業和銀錢業。有記載說,李筱樓辭去官職后,他的繼任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鴻章。最能說明李筱樓和李鴻章的不一般關系的例證,就是在李筱樓去世后,在喪禮上為他“點主”的就是身為朝廷命官的李鴻章。李叔同的生母為李筱樓側室,是第三房。在李叔同出生的時候,他的父親已經是六十八歲的老人了,而他的母親卻只有二十虛歲。母親王氏能詩文。李叔同5歲喪父,在母親的扶養下成長。
  李叔同的兒子李端先生在他的文章中還有這樣的描繪李家的富庶:“據我們看門房的老家人張順對我講過,說我爺爺在世時,我家曾多次來過‘鏢’。這應該是我家干鹽務的收入,通過鏢行從引地押運到津的。張順說,來‘鏢’的時候,前門大開,成箱的財物卸在前邊的柜房里,熱鬧極了。張順還為我學過來‘鏢’時鏢行人喊‘來——鏢——了’的聲音。”
  李端先生在文中所提到的柜房,就是李家的桐達錢號。這是一個內局性質的錢鋪或票號。它就位于李家宅院進大門以后的五間倒座東房內。李家的桐達錢號,在天津以外的其他地方還設有分號,至少在上海是這樣的。李叔同以后南遷上海,由家族中撥給他以供應生活的財產就是保存在上海的桐達錢號的分號中,以便他隨時支用的。
  李叔同偏執于藝術本身。這當然首先歸功于他富足的家底。如果像其他留學生一樣每天忙于為衣食分心,或者担心會不會被房東無情的趕出,恐怕不會有情調來從事藝術創作,享受精神生活。所以李叔同作為一個富家子弟,從小不曾受過生存之苦,現在更不必為生計奔波,而且還請得起女仆和私人模特兒,當然就有無盡的閑情逸致。他名下有三十萬資產,而當時的一百元就能完全支持一個學生在日本半年的生活!
  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清政府的統治結束了。就在中國正在迎來一個新時代的時候,一些大的錢莊票號卻趁混亂之機宣布破產,以此來將客戶存在號中的銀兩據為己有。李家的財產也“一倒于義善源票號,再倒于源豐潤票號”。另一種說法是,李家的財產是全部投到了鹽田中的。但政府突然宣布將鹽田收歸國家,致使李家的所有投資均化為烏有。不管是怎么一種情況,李家的破產已經是無可挽回的了。李叔同名下的三十萬兩以上的財產也付之東流。
  李叔同早年曾“浪跡燕市,走馬章臺,廝磨金粉”,在津、滬間交往的風塵女性很多,與坤伶楊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謝秋云、朱慧百、李蘋香等皆有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

 皈依
  1915年,李叔同兼任南京高等師范(中央大學前身)圖畫音樂教員,每月于杭、寧和滬上家室之間往返。他在杭州結“樂石社”,被推為社長,亦從吳昌碩游,入“西泠印社”為社員。夏丏尊、姜丹書、馬一浮等文壇名人與他往來密切。馬一浮已是有名的居士,研究佛學,對李叔同影響深刻。
  有一次,學校里請一位名人來演講,李叔同與夏丏尊卻躲到湖心亭去吃茶。夏丏尊說:“像我們這種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正所謂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李叔同內心頓時受到很大的觸動。
  一次,夏丏尊向李叔同介紹一篇日文雜志上有關斷食的文章,說斷食是身心“更新”的修養方法。1916年冬,適值寒假,當時在南京高等師范任教的李叔同到杭州大慈山虎跑寺,試驗斷食二十天,寫《斷食日記》,取號‘李嬰’(取老子“能嬰兒乎”語),示脫胎換骨之意。
  據夏丏尊的回憶:“第一星期逐漸減食至盡,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湯逐漸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感覺脫胎換骨。李叔同覺得斷食不但毫無痛苦,而且身心反覺輕快,有飄飄欲仙之象,好似脫胎換骨過了,尤其不可思議的是他竟因此治好了糾纏多年的神經衰弱癥。斷食期間,李叔同對出家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喜歡,而且真心羨慕,對于素食也很有好感。這些無疑使他道心大增。回校后,李叔同雖教習如常,但茹素誦經,言語中機鋒已現。

  李叔同體弱多病,自認不能長壽,也是他決意出家,早證菩提的一個隱由。他在《題陳師曾畫“荷花小幅”》中已透露出個中消息:“一花一葉,孤芳致潔。昏波不染,成就慧業。”因此這次斷食便成為了他出家的近因。
  李叔同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中說:“及到民國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發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時候,即請了許多的經,如《普賢行愿品》、《楞嚴經》及《大乘起信論》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來。如地藏菩薩、觀世音菩薩……的像,于是亦天天燒香了。到了這一年放年假的時候,我并沒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過年。”
  1918年正月初八,李叔同以居士身份再入虎跑定慧寺習靜,適逢馬一浮介紹其友彭遜之削發出家,李叔同大受感動,當即皈依了悟和尚為在家弟子。7月,李叔同結束了學校的教務,入虎跑寺正式出家,依了悟上人為第度師,法名演音,號弘一。弘一離校前,將一生所積之藝術珍品、金錢、衣物全部分散。金表、詩詞、書法卷軸、貴重紀念物全部留給夏丏尊。音樂、繪畫、戲劇出家前所積的照片,按學生興趣,分別留給豐子愷、劉質平、王平陵、李鴻梁等人;衣物、用物,分散給校中的工友;上海家中的鋼琴、字畫、珍貴飾物、金錢,全數留給日籍夫人;金石作品,全部埋于“西泠印社”印冢中;油畫作品贈給國立北京美術專科學校。

  李叔同離校當日的情形有回憶說是這樣的:“仍舊是浙一師的校工聞玉送他入山。到了寺中,李叔同拿出一件海青換上,對聞玉合掌為禮,說:“聞居士請回吧。”聞玉事前并不知道李叔同此行的目的,見此狀況大驚,一時痛哭失聲。在房間里,李叔同自己動手整理床鋪,聞玉請求幫忙,但被李叔同拒絕了。后來,聞玉只好含淚獨自下山返回。
  而豐子愷的回憶卻與此有所不同。他在《為青年說弘一法師》一文中這樣描述了李叔同出家之日的情形:“……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學葉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間里,把房間里所有的東西送給我們三人。第二天,我們三人送他到虎跑。我們回來分得了他的‘遺產’,再去望他時,他已光著頭皮,穿著僧衣,儼然一位清癯的法師了。我從此改口,稱他為‘法師’。……”
  李叔同出家后,他的日本妻子來勸,但他不為所動。在致劉質平書中,他說:“……不佞以世壽不永,又以無始以來,罪業之深,故不得不趕緊修行。自去臘受馬一浮之熏陶,漸有所悟。世味日淡,職務多荒。近來請假,就令勉強再延時日,必外貽曠職之譏,內受疚心之苦。……”
  夏丏尊在《弘一法師之出家》一文中痛悔自己當初的作為:“這七年中,他(李叔同)想離開杭州一師有三四次之多,有時是因為對于學校當局有不快,有時是因為別處來請他,他幾次要走,都是經我苦勸而作罷的,甚至于有一個時期,南京高師苦苦求他任課,他已接受了聘書了,因我懇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兩處跑,一個星期中要坐夜車奔波好幾次。他的愛我,可謂已經超出尋常友誼之外,眼看這樣的好友因信仰的變化要離我而去,而且信仰的事不比尋常名利關系可以遷就。料想這次恐已無法留得他住,深悔從前不該留他。他若早離開杭州,也許不會遇到這樣復雜的因緣的。”
  當時李叔同已經開始穿出家人的衣服,每次頌念佛經,茹素。看到李叔同如此“世味日淡”的模樣,有一次夏丏尊急了,不經意就脫口說了一句憤激之言:“這樣做居士究竟不徹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李叔同聽了此言并未介意,卻是笑顏相對。夏丏尊哪里知道,他早有這個打算了。

 眾說
  對李叔同的遁世,歷來的研究者們也在多方考察的基礎上,得出了多種的結論。大約有以下幾種說法:
  影響說。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李叔同的父親李筱樓從年輕時就是一位虔誠的佛門弟子,晚年更是耽于佛境,樂善好施。他家中那種常年供奉佛位,煙云繚繞,彌漫著的佛教氣氛給少年時代的李叔同潛移默化的影響。而父親臨去世的時候,更是延請高僧,在病榻前反復誦念《金鋼經》,整個喪事期間,按照老人的囑咐,逐日分班誦經,送他往西天。每逢這種場合,他都會與年紀相仿的侄兒李圣章扮和尚,用床罩做僧衣,口誦佛號。而年級稍大的時候,更是自封“大和尚”。
  李叔同有一位早寡的大侄媳,也是一位佛教徒,李叔同還經常陪她到天津大悲院做佛事,聽誦經。
  李叔同家里一位姓劉乳母,常常教李叔同背誦《名賢集》中的格言詩,如“高頭白馬萬兩金,不是親來強求親。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13歲的李叔同就能寫出“人生猶似西山月,富貴終如草上霜”如此感傷惆悵、人世無常的詩句。
  由于有了這樣的心理積淀,到了李叔同步入中年,飽經滄桑后,幼年時的佛教影響又萌發回復,終于導致他歸隱佛門。
  破產說。李叔同出自天津名門望族,1911年李家所經營的鹽業失敗,一倒于義源善票號50余萬元,繼倒于源豐潤票號亦數十萬元,百萬家產蕩然無存。李叔同名下原有30萬巨款可以由他支配,隨著家族的衰敗,他的錢亦化為烏有。鑒于此,有論者以為李叔同是因家也破產而出家。

  遁世說。有人認為李叔同曾有過的一段不拒小節、風流浪漫的生活只是表面現象,而在他的內心里則是對現實社會的苦惱、慨嘆和煩憂。因此他就如賈寶玉那樣,是一種二律背反式的性格趨勢,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而這種放浪與玩世又正是遁世出家的預兆。
  幻滅說。亦有人以為李叔同曾以極大的熱情投身革命,并對革命成功寄于極大的希望”然而革命是曲折復雜的。外強的入侵,軍閥的混戰,使李叔同的理想幻滅,頓感前程暗淡。所以他索性勘破紅塵,成了“一心持缽,一心念佛”的和尚。
  失戀說。李叔同在俗時的元配俞氏是舊式婦女,他們的婚姻亦屬聽命于父母,并無感情可言。而李叔同早年曾“浪跡燕市,走馬章臺,廝磨金粉”,與坤伶楊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謝秋云、朱慧百、李蘋香等皆有較密切的交往,互有情愫。李叔同在日本又娶有日妾,感情應該不錯。但香港曾有載文,云此日妾紅杏出墻,東歸日本。這種感情上的打擊,使李叔同大失所望,終于出家。但這種說法反對的意見很多,認為很是牽強,不足為信。
  對于李叔同的出家,他的學生豐子愷先生以“三層樓”的說法闡述了自己的認識。他這樣寫道:“……當時人都很詫異,以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門’了。我卻能理解他的心,我認為他的出家是當然的。我以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這樣這樣的一個三層樓。懶得(或無力)走樓梯的,就住在第一層,即把物質生活弄得很好,錦衣玉食,尊榮富貴,孝子慈孫,這樣就滿足了。這也是一種人生觀。抱這樣的人生觀的人,在世間占大多數。其次,高興(或有力)走樓梯的,就爬上二層樓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頭。這就是專心學術文藝的人。他們把全力貢獻于學問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藝的創作和欣賞。這樣的人,在世間也很多,即所謂‘知識分子’,‘學者’,‘藝術家’。還有一種人,‘人生欲’很強,腳力很大,對二層樓還不滿足,就再走樓梯,爬上三層樓去。這就是宗教徒了。他們做人很認真,滿足了‘物質欲’還不夠,滿足了‘精神欲’還不夠,必須探求人生的究竟。他們以為財產子孫都是身外之物,學術文藝都是暫時的美景,連自己的身體都是虛幻的存在。他們不肯做本能的奴隸,必須追究靈魂的來源,宇宙的根本,這才能滿足他們的‘人生欲’。這就是宗教徒。世間就不過這三種人。我雖用三層樓為比喻,但并非必須從第一層到第二層,然后得到第三層。有很多人,從第一層直上第三層,并不需要在第二層勾留。還有許多人連第一層也不住,一口氣跑上三層樓。不過我們的弘一法師,是一層一層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師的‘人生欲’非常之強!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徹底。他早年對母盡孝,對妻子盡愛,安住在第一層樓中。中年專心研究藝術,發揮多方面的天才,便是遷居在二層樓了。強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滿足于二層樓,于是爬上三層樓去,做和尚,修凈土,研戒律,這是當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對于李叔同出家的緣由,姜丹書曾問過李叔同。在為大雄書局1943年出版的《弘一大師永懷錄》所寫的“傳一”中姜丹書寫到了他與李叔同的一段對話:
  上人之將為僧也,余曾問之:“何所為?”曰:“無所為。”曰:“君固多情者,忍拋骨肉耶?”則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將如何?”
  姜丹書聽了李叔同這般答語,便也無辭。他覺得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厭世,更非欺世,實在是由于參透了人生,飄然出世,正所謂返璞歸真。

 

修行(一)
  1918年8月19日,弘一在靈隱寺受比丘戒三十日,因讀《寶華傳戒正范》、《靈峰辟尼事義集要》,與現實相印證,動悲心,立誓學戒宏律。次年,弘一春季駐錫玉泉寺,四月到虎跑寺結夏,秋天掛單靈隱,冬殘,回玉泉寺,與程中和居士共燃臂香,依天親“發菩提心論”,發“十大正愿”。
  1923年4月,弘一在上海太平寺謁印光大師。臘月,弘一懇請普陀山印光大師列為門墻。后經印光大師勸告專修念佛三昧,并于歲底回到永嘉。次年五月,弘一自溫州再至普陀山,參拜印光大師,侍奉七日。

  同年八月,弘一的《比丘戒相表記》定搞,由青年僧因弘法師侍編,并由上海穆藕初居士,獨資影印一千部。
  1926年,弘一法師云游四方,到各地講經,1926年,他約弘傘法師(程中和居士于民國十年出家之法名),于七月同去江西廬山,參加金光明道場。1933年5月,法師自廈門應轉物老和尚請,去泉州,駐錫開元寺尊勝院。1935年3月,大師去泉州開元寺,講《一夢漫言》。1936年正月,弘一法師從草庵扶病到廈門療養,病中在南普陀養正院講學。1937年2月,弘一法師在南普陀寺佛教養正院,講《南閩十年之夢影》。4月,法師應青島湛山寺倓虛法師之邀,偕傳貫、仁開、圓拙諸法侶,與夢參法師,乘太原輪至青島,講《隨機羯磨》。

  弘一法師拜謁佛門高深,同時寫下了許多佛家經典著述。1926年,弘一寫《華嚴經十回向品初回向章》,為近代寫經杰作。1930年5月,法師至白馬湖,住去歲夏丏尊、劉質平等為他集資建筑的“晚晴山房”,圈典《行事鈔》。九月,法師到慈溪北鄉鳴鶴場白湖金仙寺,十月聽靜權法師講《地藏經》,同時全力研究《華嚴》,并寫成《華嚴集聯三百》。1938年10月,常法師迎接被困漳州的弘一大師回泉州,道經安海,宏法一月,法緣奇勝,當時有《安海法音錄》問世。

  1927年3月,政府有滅佛之議。時閉關于杭州城內吳山常寂光寺的弘一法師召請地方政要集會于寺中,以短簡示來賓,席間,婉言微語,潛移默化,然后,默坐良久,出席者讀短簡,汗顏不已。散會后,滅佛之說頓熄。弘一的短簡中,所言何事,成為一秘。這月17日,弘一為滅佛一事,又函教育界名流蔡元培、經子淵、馬夷初、朱少卿諸師友,提出整理佛教意見。
  1929年4月,弘一法師自廈門回溫州,途經福州鼓山,發現清初刻本《華嚴經》及《華嚴疏論篡要》。法師倡印二十五部,請日本出版家內山完造分贈日本各大學及國內重要叢林。
  修行(二)
  1931年初夏,弘一大師到了五磊寺。他這一次來,自然是為了辦南山律學院。然而,他的這次嘗試沒有能夠成功。關于此事,亦幻法師在《弘一大師在白湖》中說:“在‘九一八’那年的秋天,弘師想在距離白湖十五里路的五磊寺創辦南山律學院,我應主持桂芳和尚之約,同赴上海尋找安心頭陀,到一品香找朱子橋將軍籌募開辦費,當得一千元由桂芳和尚攜甬。因為這大和尚識見淺,容易利令智昏,樹不起堅決的教育信念,使弘師訂立章程殊多棘手……故等我回白湖,事情莫名其妙地老早失敗了,弘一法師亦已喬遷寧波佛教孤兒院。”

  弘一大師對于此事顯然十分氣憤,他說:“我從出家以來,對于佛教向來沒有做過什么事情。這回使我能有弘律的因緣,心頭委實很歡喜的。不料第一次便受了這樣的打擊。一月未睡,精神上受了很大的不安,看經念佛,都是不能。照這情形看來,恐非靜養一二年不可。”他又在給胡宅梵的信中說:“余近二月來,因律學院事牽制逼迫,神經已十分錯亂不寧。披閱書籍,往往不能了解其義(昔已解者,今亦不解),幾同廢人。現擬靜養治療,未知能復元否。”

  1932年11月,53歲的弘一法師第三次去閩南,他自上海至廈門,掛單萬壽巖,與性常法師結法侶之緣,自此,弘一法師定居閩南。
  1935年4月,弘一大師與寺侶傳貫法師,自泉州乘帆船出海,到惠安去弘法。在泉州準備出發之前,許多法侶考慮到大師的身體不好,而到惠安又要渡海,都力勸他不要去了。然而,弘一大師認為弘法是可以誓舍身命的,豈能被困難嚇倒!他主意已定,不了此緣,無以為安。他知道大家都是關心自己,也就含淚辭謝,遂率傳貫、廣洽二人在泉州南門外乘帆船出海。這一夜,海面上風大浪高,帆船在浪中行駛,顛簸得十分厲害。大師終夜難眠,默念佛號至于達旦。第二天早晨抵崇武。他們一行三人又換上小舟,逆風頂浪,冒著陰雨,于午前到達了凈峰寺。
  在惠安崇五凈峰寺,弘一法師有終老于此之念。至崇武后,因緣不留人,十月法師回到泉州承天寺,在戒期中講律,之后在回惠安,在鄉間宏法,寫《惠安宏法日記》。十一月后,法師染病,回泉州草庵寺,一病六個月,病中再立遺囑,交由傳貫法師執行。弘一法師即對自己的后事有明確的處分,其弟子傳貫有繪貌傳神的描述:“師當大病中,曾付遺囑一紙予貫云:‘命終前請在布帳外助念佛號,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終后勿動身體,鎖門歷八小時。八小時后,萬不可擦體洗面。即以隨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夾被,卷好送往樓后之山坳中。歷三日有虎食則善,否則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萬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終前后,諸事極為簡單,必須依行,否則是逆子也。”
 1937年,弘一大師從青島回廈門,途經上海,與夏丏尊晤面于旅邸,這一雙摯友,一別六年,由夏請師攝影一幀。法師回廈門后,廈門面臨戰火威脅,師發愿與危城共存亡,除非廈門解厄不他行。直到歲底,始去泉州草庵。
  1938年正月至四月,弘一法師在泉州、惠安、鼓浪嶼宏法,寫字結緣。廈門淪陷前四天(陽歷五月八日),法師受漳州(龍溪)佛教界之請,去漳州宏法,得免陷于危城,但卻因此羈于漳州。
  弘一法師當年執意出家,出家后竟后悔了,因為發現佛門原非凈土,故想還俗。馬一浮等朋友勸他說:“原先不贊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頭了。”弘一聽取了勸告,打消還俗的念頭,終成一代高僧。
  李叔同苦心向佛,過午不食,精研律學,弘揚佛法,普渡眾生出苦海,被佛門弟子奉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作為高僧書法,弘一與歷史上的一些僧人藝術家存有差異,如智永和懷素,盡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們的一生并未以堅定的佛教信仰和懇切實際的佛教修行為目的,他們不過是寄身于禪院的藝術家,“狂來輕世界,醉里得真知”,這完全是藝術家的氣質與浪漫。八大山人筆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諷刺的意味是顯而易見的,他的畫作實在是一種發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比之他們,弘一逃禪來得徹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塵外,要為律宗的即修為佛而獻身,是一名純粹的佛教大家。
  清心
  弘一大師是南山律宗中興之祖。律宗以著重研習和傳持戒律而得名,因其創始人唐代道宣久居終南山,故稱南山律宗。在佛教的許多宗派中,律宗是最重實踐的一宗。根據戒律規定,一個人出家受了戒后,必須五年學戒,不離依止,如此才能在僧團里獨立生活。弘一按照佛制,學律持律,以自己嚴格的持戒行動。弘一受戒后,嚴格實行過午不食,每日只食二次,第一次大約在上午六時左右;第二次是上午十一時。他對飲食的要求非常簡單,從不浪費,生活用品都是出家時的物件,二十六年來,未嘗更易。一領衲衣,補釘二百二十四處,青灰相間,襤褸不堪。在泉州的弘一大師紀念館中,這些遺物還可以見到。

  弘一大師日食一餐,過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筍、香菇,理由是它們的價格比其他素菜要貴幾倍。除卻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無長物,一向不受人施舍。摯友和弟子供養凈資,也全都用來印佛經。
  夏丏尊曾贈給他一架美國產的真白金水晶眼鏡,他也送給泉州開元寺,賣折大洋五百購買米糧,供僧人齋飯。
  弘一大師在寺院里潛心修行,一天,好友夏丏尊來看望他。正趕上弘一大師吃飯.只有一碗白米飯和一碗咸菜。夏老就問他,不覺得太咸嗎?弘一大師淡淡地說,咸有咸的好。等用過飯,弘一大師倒了一杯白開水喝,夏丏尊問他,也不用茶,不覺得太淡了嗎?弘一法師淡淡的說,淡有淡的好。
  出家原為解脫,要想解脫,首先必須遠離貪著。所以佛陀在戒律中規定,比丘不得重操舊業,以免妨礙修道。弘一出家后,幾乎放棄了一切世俗學問,唯以書法接引眾生。在居住方面,佛制比丘當常易住處,勿于一處貪著不舍。弘一的出家生涯,居無定所,一衲一缽,行云流水,動止安祥,威儀寂靜,充分體現出無掛無礙的解脫心境。
  1922年春,弘一法師在給侄兒李圣章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對文藝事業盡心盡力之后的欣慰之情:“任杭教職六年,兼任南京高師顧問者二年,及門數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紹家業者,指不勝屈。私心大慰。弘揚文藝之事,就此告一結束。”
  弘一法師后半生僅只破布鞋雨傘隨身,吃飯連油也不肯放。平時大師修佛,每天只是在房中念佛,尋常人事一個也不肯見。

 胸懷
  李叔同出家為僧后,有一次在豐子愷家中的書架上看到一冊由基督教徒謝頌羔寫的《理想中人》,就說:“他這書很好!很有益的書!這位謝居士住在上海嗎?”于是豐子愷預備邀謝頌羔來聚談,可是他說:“請他來很對人不起。”后來他寫了一張橫額“慈良清直”四字由豐子愷送去,又由豐氏的鄰人陶載良備了素齋,把弘一大師和謝頌羔等一齊請來晤面,結下了這一位虔敬的佛教徒和另一位虔敬的基督徒之間的奇緣。
  弘一大師在福建時,一天,有基督徒,某小學校長莊連福希望聆聽弘一大師說法,但在半道上卻被弘一大師的弟子傳貫阻擋,以為基督徒不宜來聽佛教高僧的演講。此事被弘一大師知道后,即批評了傳貫,并要求他向莊校長道歉。次日上午,傳貫懷著歉疚之心來到小學校,跪在莊校長上課的教室門口。莊連福請他到宿舍里喝茶,傳貫硬是不肯,謝罪道:“我是受師父之命,特地來向你們賠罪的,萬萬不可受你們的招待!”說著,他又從懷里取出弘一法師手書的單條四幅及一本《華嚴經》送給莊校長。大師的寬廣胸懷、海涵山容的氣度感動了這位基督徒。此后他便經常匯集其他教友前往凈峰寺聆聽大師講經。據莊連福自己說:弘一大師的開示“給我們很深的啟迪。因此,我們連續上寺聽弘一大師講經,每次都增加了不少基督教徒聽眾。”

  功德
  弘一提倡在家律學。戒律是行為的準則,戒律是衡量是非的標準,佛制以戒為師,就是要求七眾弟子都要學戒持戒,依律行事,因此,不只是出家僧尼必須如此,就是在家居士也必須如此。可是,佛教界不少在家居士,對于戒律知之甚少,且疏于遵守。弘一針對這一情況,特從南山三大部中關于在家律儀部分錄出,編為《南山律在家備覽》,為在家居士的學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此后,弘一陸續編寫了《五戒持犯表》、《三皈略義》、《八戒略義》、《授三皈依大意》、《在家律要之開文》、《新集受三皈五戒八戒法式凡例》等在家律學著作。
  戒律在中國的翻譯雖有多部,但唯有《四分律》弘通獨盛,蔚成一宗。道宣依此撰寫了《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四分律比丘食注戒本》,構成南山一宗的律學體系,稱為南山三大部。道宣之后,注釋三大部的有六十余家,其中宋代元照所注《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四分律戒本疏行宗記》,《四分律羯磨疏濟緣記》為最權威,與南山道宣三大部受到同樣的重視。可惜南宋之后,這些著作都散失了,直至清末民初才從海外找回。弘一為發揚南山律疏,便于后人學習,對律疏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主要是做圈點、表釋、集釋,力圖清晰易懂,并用列表的形式,將比丘戒相藝術化。
  弘一除了親自整理律學著作外,還專門培育律學人才,1931年,他與亦幻、棲蓮等法師合作,在慈溪五磊寺興辦南山律學院,計劃三年為一期,講授南山三大部,后因干擾而中途停綴。過了兩年,弘一在廈門妙釋寺講《四分戒本》時,宣布弘律辦法為“不立名目,不收經費,不集多眾,不固定地址”,只為培育律學人才。后來,弘一與十余名學律同學移居萬壽寺,開講《隨機羯磨》,并撰學律發愿文,表示要誓盡心力,宣揚七百多年湮沒不傳之南山律教。后應泉州開元寺轉物和尚邀請,弘一到開元寺結夏安居,安居期間,講授戒律,每次連續約講兩周,《四分律含注戒本》及《隨機羯磨》,分兩次講完。有時兼講古德格言,以資策勵身心。授課時學員提出問題討論,或以書面請示,都能獲得圓滿解答。學員除了聽律之外,閱讀圈點三大部,以作深入研究。
 弘一除了專門培育律學人才外,還應各處邀請,前去講律。被人們遺忘有八百多年之久的南山律,經過弘一大師的弘揚,才引起佛教界的重視。
  1928年秋天,弘一法師在上海(江灣豐子愷家),豐子愷看其師心情沉重,問他近來有什么心愿,弘一法師說,釋迦牟尼所示之“戒”字,實是戒暴力殺害。豐子愷聽了,了然體悟其師的心境。那年,弘一法師49歲。豐子愷先前曾與李園凈商量過,出一套畫集祝賀其師五十壽辰,并計劃到其師五十歲時,出五十幅,到其師六十歲時,出六十幅。了解了弘一的心愿后,豐子愷決定將畫集定名為《戒殺畫集》,弘一知道了,建議改“戒殺”為“護生”。如此,就定名為《護生畫集》。到十一月,《護生畫集》第一集編輯完畢,定稿了。1929年2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發行。1942年弘一大師圓寂,然豐子愷的畫集不綴。逢弘一法師70、80、90、100誕辰時,豐子愷皆以畫集紀念。畫冊最后一集出版的時候,豐子愷已在前一年離世。
 《護生畫集》由馬一浮先生作序。他在序言中十分感佩大師的用心:“假善巧以寄其惻怛;將憑茲慈力,消彼獷心。可謂緣起無礙,以畫說法者矣……吾愿讀是畫者,善護其心!”
  《護生畫集》英文版封底有這樣一個事例:1928年農歷十一月的一天,弘一大師在行船上看到一只老鴨被關在籠子里,據鴨主人說這老鴨肉可以治病,此鴨正是送給鄉間病者宰殺食肉的。弘一大師聽后,倍感老鴨之不幸。他于是懇請船主替老鴨乞命,并表示愿意用三金贖老鴨。在他的救助之下,老鴨終于免其惡運,隨大師一同下船。事后,弘一大師特意讓豐子愷將老鴨的造型繪出,一并收入《護生畫集》。弘一大師為此畫的題詞是:“罪惡第一為殺,天地大德曰生。老鴨札札,延頸哀鳴;我為贖歸,畜于靈囿。功德回施群生,愿悉無病長壽。”
  弘一大師對待護生的態度可謂鄭重之極。在此期間,還有另外一件事。為此,夏丏尊先生在十年后有這樣的回憶:“猶憶十年前和尚偶過上海,向坊間購請仿宋活字印經典。病其字體參差,行列不勻,因發愿特寫字模一通,制成大小活字,以印佛經。還山依字典部首逐一書寫,聚精會神,日作數十字,偏正肥瘦大小稍不當意,即易之。期月后書至刀部,忽中止。問其故,則曰:刀部之字,多有殺傷意,不忍下筆耳。其悲憫惻隱,有如此者。”
  弘一大師向來把護生看作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十分重要和必須嚴肅對待的事。豐子愷于1926年的隨筆《法味》中寫道:七歲的P兒從外室進來,靠在我身邊,咬著指甲向兩和尚的衣裳注意。弘一師說她那雙眼生得距離很開,很是特別,他說:“蠻好看的!”又聽見我說她喜歡書畫,又喜刻石印,二法師都要她給他們也刻兩個。弘一師在石上寫了一個“月”字(弘一師近又號論月)一個“傘”字,叫P兒刻。當她側著頭,汗淋淋地抱住印床奏刀時,弘一師不瞬目地注視她,一面輕輕地對弘傘師說:“你看,專心得很!”又轉向我說:“像現在這么大就教她念佛,一定很好。可先拿因果報應的故事講給她聽。”我說:“殺生她本來是怕干的。”弘一師贊好,就說:“這地板上螞蟻很多!”他的注意究竟比我們周到。
  弘一大師一生都重視“護生”。對編繪護生畫是如此,在其他日常生活中亦是如此。比如他在1940年春寫信給妙慧法師:“茲擬做大漉水囊一件,茲送上竹圈一個,即以白布縫于此上。此竹圈,系林居士物,乞代告知,即以此贈與余,為感。送上洋一元,乞代購白布。以能漉水,而小蟲不得出者為宜。費神,至感。”大師為防傷害小蟲而將食用水用“濾水囊”濾水。此一點一滴之小事均體現了他的護生精神。
  弘一法師曾打算刺血寫經,為印光法師所勸阻。他喜歡以上乘書法抄寫經書,并集《華嚴經》中的偈句為三百楹聯,凡求書法者則書之,作為禮物,送給有緣者,使人對佛經起歡喜心,將此視為普度眾生的方便法門。
  弘一大師所書的偈句:“不為自己求安樂,但愿眾生得離苦。”其光風霽月的懷抱歷歷可見。
  弘一大師晚歲駐錫閩南,為期十四年(1929~1942)之久,弘法的地點主要在泉州。泉州相傳為八仙之一的李鐵拐的居地,風俗純古,有如世外桃源。他弘揚律法,造就了一大批優秀的僧徒,訓導他們“惜福、習勞、持戒、自尊”,使東土八百年來湮沒無傳的南山律宗得以重新光大。同時,他也使相對閉塞的閩南人文氣象蔚然一新。

圓寂
  1939年2月,60歲的弘一法師自泉州乘車去永春山中蓬壺鄉普濟頂寺潛居五百七十二天,在此編著律學多種,并在此渡六十周甲世壽。因法師與外界斷緣,外界傳說弘一大師圓寂于此。初夏,畫家徐悲鴻,在新加坡為師繪巨幅油畫像,存廣洽法師處。
  1940年10月,弘一法師去南安洪瀨靈應寺閉方便關,性常、廣洽法師等影印《金剛經》,豐子愷繪《護生畫集續集》為師壽。次年4月,弘一法師去晉江檀林鄉福林寺結夏,寄書各地師友,暗示行將告別。十一月,至泉州,作最后一次宏法活動,臘月底,回福林寺。
  1942年2月,弘一大師應惠安縣長石有紀請,至靈瑞山講經,相約不迎、不送、不請齋。3月,法師回泉州,掛錫百原寺,不久移居“溫陵養老院”停止一切活動。八月十五日、十六日兩天,法師在溫陵養老院,講《八大人覺經》,這也是弘一大師最后一次講經,同時在養老院向院中老人講《凈土法要》。8月23日,大師微疾,但依舊寫字與晉江中學學生結緣。28日下午,大師囑寺侶妙蓮法師到室內寫遺書。9月1日上午,大師為黃福海居士寫紀念冊兩本,下午四時寫“悲欣交集”四字,交與妙蓮法師(這是弘一大師最后遺墨)。9月4日(陽歷十月十三)下午八時,弘一大師又脅而臥,安詳圓寂于養老院“晚晴室”,遺囑由妙連法師執行。臨終前,師已分函上海夏丏尊、劉質平,向他們告別。
  弘一大師致夏丐尊的遺書:“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遷化,曾賦二偈,附錄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謹達不宣。音啟。”遺書的月日,都空著,他圓寂后,由侍疾僧補填。
  遵照大師的遺囑,在大師圓寂七天后,即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下午七時,在承天寺舉行火化,色身僅穿舊短褲,依律而行。火化歷一小時,荼毗時,多色火焰劇烈上升。在一百日內,由骨灰中,揀出各色舍利一千八百粒,舍利塊六百多塊。舍利由妙蓮法師供養。
  以后,弘一法師的遺骨分別葬于泉州清源山彌陀巖和杭州虎跑定慧寺,兩處皆有法師的靈塔。到十年‘文革’期間,被毀。

2013-11-28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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