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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家的東西是天大的事”
“用公家的東西是天大的事”
《新周刊》每期亮點      阅读简体中文版

日本如何反腐?

日本如何反腐? “用公家的東西是天大的事” 文郭小為 日本駐華大使館的政治部參贊有馬孝典寫了一篇名為《日本公務員的丑聞及恢復國民信賴的措施》的論文,詳解日本如何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或可為中國借鑒。 二月下旬,鳳凰衛視新聞主播楊娟去了趟日本,她發了一條微博:“日本外務省的愛子小姐,陪我和新浪日本站的蔡先生晚餐,結賬的時候,說只能報銷我和蔡先生的賬單,她的晚餐費用自己買單。把我送回酒店之后,雖然住得很近,也必須自己坐地鐵回家,絕對不讓司機順便送一送。她說:政府花錢極其小心,各種情況都有明文規定,用一點點公家的東西,都是天大的事情。” 任志強只回了兩個字:制度!依靠公務員道德良知和潔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絕腐敗。 關于日本如何反腐,日本駐華大使館的政治部參贊有馬孝典曾發表一篇名為《日本公務員的丑聞及恢復國民信賴的措施》的論文,在網上廣泛流傳。 此文介紹了上世紀末以來,日本在面對公務員腐敗丑聞頻出時所實施的多項改革措施,其中《公務員倫理法》有效地限制了日本公務員的行動,曾一度流行的“接待文化”趨于銷聲匿跡。 有馬孝典希望,在“中國介紹日本政府職能的報道較少”的情況下,“中日人民展開交流,讓更多人了解情況”。日本公務員制度以清廉高效著稱,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公務員卻遭遇了嚴重的國民信任危機。這一時期不斷爆出的公務員腐敗丑聞,讓民眾懷疑官僚不僅在“能力”上而且在“資格”上也沒有滿足國民的期待。 1988年發生的“利庫路特事件”,被視作丑聞的開端。一些日本政治家、官僚、財界人士、媒體高官收受“利庫路特”公司內部股份,成為日本“二戰后最大賄賂事件”。一批涉案人員被抓,時任日本首相竹下登黯然下臺,執政的自民黨在接下來的參議院選舉中也遭到慘敗。此后,大藏省(現財務省)高官接受民間超標接待事件、“彩福祉集團”行賄事件等官員腐敗丑聞不時見諸報端,日本上下普遍感到“事態嚴重”。 起初,日本政府并不希望“用法律來規范個人的職業道德”,然而隨著更多丑聞被曝光,人們意識到依靠公務員道德良知和潔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絕腐敗。 2008年,1402名日本公務員,用公費坐深夜出租時接受司機攬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額現金,民眾嘩然。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成立了國家層面的“公務員倫理問題討論委員會”,為公務員職業道德的法制化鋪路,同時,朝野各黨也一致行動杜

“用公家的東西是天大的事”,也有反對聲稱,倫理限制條目繁瑣,難免使公務員畏首畏尾,影響正常公務的執行。但隨著法律的不斷調整和修正,《倫理法》的接受度變得越來越大。 “剛開始時,有些公務員會感到很困惑,比如當他們結婚時收到親戚的一些紅包和禮品的時候。但后來慢慢就明白邊界在哪里了,有困惑時就可以去查看政府公布的詳細的案例指引。”筱崎真佐子的說法,在一些針對普通公務員的問卷調查里得到了印證——2003年,超過一半的公務員稱規定內容“嚴厲”或“有些嚴厲”,但2009年,這一比例下降到了26.5%。 如今,《倫理法》和《倫理規章》的一系列準則已深入日本社會,容易滋生腐敗的“應酬文化”也得到了整體改觀。2009年,日本人事院在一份年度報告中宣布,《倫理法》“經過10年,定位已由最初為擺脫異常事態而制定的緊急措施,演變為要求公務員維護職業道德的最低限度的規定”。 國際反腐組織“透明國際”每年公布廉潔程度排行,2001年,91個國家中,日本排在第21名,中國則排在第57名。2013年,177個國家中,日本為第18名,中國則為第80名。 曾在日本外務省負責過《倫理法》相關工作的有馬孝典說:“坦率地講,試圖一味通過嚴厲的規定恢復公務員的職業道德和士氣是不現實的”。僅靠《倫理法》和《倫理規章》難以杜絕公務員倫理丑聞,再造整個公務員制度才是正途。

文/郭小為

 

日本駐華大使館的政治部參贊有馬孝典寫了一篇名為《日本公務員的丑聞及恢復國民信賴的措施》的論文,詳解日本如何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或可為中國借鑒。

 

二月下旬,鳳凰衛視新聞主播楊娟去了趟日本,她發了一條微博:“日本外務省的愛子小姐,陪我和新浪日本站的蔡先生晚餐,結賬的時候,說只能報銷我和蔡先生的賬單,她的晚餐費用自己買單。把我送回酒店之后,雖然住得很近,也必須自己坐地鐵回家,絕對不讓司機順便送一送。她說:政府花錢極其小心,各種情況都有明文規定,用一點點公家的東西,都是天大的事情。”
任志強只回了兩個字:制度!

絕腐敗,最終在1999年日本眾參兩院全會一致通過了《公務員倫理法》,接下來又通過了制定具體事項的《公務員倫理規章》,兩者于2000年4月1日一并實施。 《倫理法》的內容大致分為“行為準則”和“匯報制度”兩部分,《倫理規章》則對這兩部分做了嚴格而詳細的規定。比如,《倫理規章》禁止公務員接受“利害關系者”的金錢、物品、房地產等的贈與、金錢借貸、無償借用、無償服務、內部股票轉讓、酒食等招待,甚至還禁止了“一起旅行、打高爾夫球、玩麻將牌等”;課長(相當于中國的處長)級別以上的官員一旦接受超過五千日元(約合300元人民幣)的贈與、餐飲招待、演講等報酬時,應向組織提交匯報,超過兩萬日元時,應向公眾公開。 “這兩部法案廣泛聽取并反映了民眾的意見。比如公務員有時候存在收受禮物的機會,這就需要規定哪些是不可以收受的,哪些是需要匯報的,有時候,它會比民眾所要求的更加嚴格。”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領事筱崎真佐子說。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打高爾夫球或玩麻將牌等游戲時,即便是“費用均攤”也屬于禁止范圍。 自此,《倫理法》的適用范圍有了相當程度的擴大,結果就是,在對禁止行為的判斷上,幾乎沒有個人隨意判斷的余地了。“這不僅是一部法律,而且讓全體國民對于公務員制度和權限有了一個更新的認識。”筱崎真佐子說。 2008年發生的公務員坐出租車丑聞令有馬孝典和篠崎真佐子印象深刻。當時,共有1402名來自17個政府部門的公務員,在用公費乘坐深夜出租車時接受司機攬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額現金。這件公務員利用職務機會收受不當財物的丑聞曝光后,日本輿論一片嘩然,導致不少人受到懲處。 僅靠《倫理法》和《倫理規章》難以杜絕公務員倫理丑聞,再造整個公務員制度才是正途。與《倫理法》相結合的,還有其他多項改革措施。 2001年4月1日,《信息公開法》開始實施。這部“以每一個國民均可以請求公開行政文書的制度為核心”的法律,使得“在公務員中不允許存在無法向國民解釋的行為”。以2011年為例,被要求公開的行政文書中就有98%以各種形式被公開了。此外,完善國會體制、強化會計檢察院職能、對一般性懲戒處分嚴格化等措施也被推上了前臺。 幾乎在預料之中,這一系列旨在“從本質上改變公務員過去的行為方式”的改革措施,在一開始實施時就遭遇了一波激烈的爭論,甚至出現過一些過激反應和混亂。有人認為過于嚴厲不近人情依靠公務員道德良知和潔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絕腐敗。

關于日本如何反腐,日本駐華大使館的政治部參贊有馬孝典曾發表一篇名為《日本公務員的丑聞及恢復國民信賴的措施》的論文,在網上廣泛流傳。
此文介紹了上世紀末以來,日本在面對公務員腐敗丑聞頻出時所實施的多項改革措施,其中《公務員倫理法》有效地限制了日本公務員的行動,曾一度流行的“接待文化”趨于銷聲匿跡。絕腐敗,最終在1999年日本眾參兩院全會一致通過了《公務員倫理法》,接下來又通過了制定具體事項的《公務員倫理規章》,兩者于2000年4月1日一并實施。 《倫理法》的內容大致分為“行為準則”和“匯報制度”兩部分,《倫理規章》則對這兩部分做了嚴格而詳細的規定。比如,《倫理規章》禁止公務員接受“利害關系者”的金錢、物品、房地產等的贈與、金錢借貸、無償借用、無償服務、內部股票轉讓、酒食等招待,甚至還禁止了“一起旅行、打高爾夫球、玩麻將牌等”;課長(相當于中國的處長)級別以上的官員一旦接受超過五千日元(約合300元人民幣)的贈與、餐飲招待、演講等報酬時,應向組織提交匯報,超過兩萬日元時,應向公眾公開。 “這兩部法案廣泛聽取并反映了民眾的意見。比如公務員有時候存在收受禮物的機會,這就需要規定哪些是不可以收受的,哪些是需要匯報的,有時候,它會比民眾所要求的更加嚴格。”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領事筱崎真佐子說。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打高爾夫球或玩麻將牌等游戲時,即便是“費用均攤”也屬于禁止范圍。 自此,《倫理法》的適用范圍有了相當程度的擴大,結果就是,在對禁止行為的判斷上,幾乎沒有個人隨意判斷的余地了。“這不僅是一部法律,而且讓全體國民對于公務員制度和權限有了一個更新的認識。”筱崎真佐子說。 2008年發生的公務員坐出租車丑聞令有馬孝典和篠崎真佐子印象深刻。當時,共有1402名來自17個政府部門的公務員,在用公費乘坐深夜出租車時接受司機攬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額現金。這件公務員利用職務機會收受不當財物的丑聞曝光后,日本輿論一片嘩然,導致不少人受到懲處。 僅靠《倫理法》和《倫理規章》難以杜絕公務員倫理丑聞,再造整個公務員制度才是正途。與《倫理法》相結合的,還有其他多項改革措施。 2001年4月1日,《信息公開法》開始實施。這部“以每一個國民均可以請求公開行政文書的制度為核心”的法律,使得“在公務員中不允許存在無法向國民解釋的行為”。以2011年為例,被要求公開的行政文書中就有98%以各種形式被公開了。此外,完善國會體制、強化會計檢察院職能、對一般性懲戒處分嚴格化等措施也被推上了前臺。 幾乎在預料之中,這一系列旨在“從本質上改變公務員過去的行為方式”的改革措施,在一開始實施時就遭遇了一波激烈的爭論,甚至出現過一些過激反應和混亂。有人認為過于嚴厲不近人情
有馬孝典希望,在“中國介紹日本政府職能的報道較少”的情況下,“中日人民展開交流,讓更多人了解情況”。
日本公務員制度以清廉高效著稱,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公務員卻遭遇了嚴重的國民信任危機。這一時期不斷爆出的公務員腐敗丑聞,讓民眾懷疑官僚不僅在“能力”上而且在“資格”上也沒有滿足國民的期待。
1988年發生的“利庫路特事件”,被視作丑聞的開端。一些日本政治家、官僚、財界人士、媒體高官收受“利庫路特”公司內部股份,成為日本“二戰后最大賄賂事件”。一批涉案人員被抓,時任日本首相竹下登黯然下臺,執政的自民黨在接下來的參議院選舉中也遭到慘敗。此后,大藏省(現財務省)高官接受民間超標接待事件、“彩福祉集團”行賄事件等官員腐敗丑聞不時見諸報端,日本上下普遍感到“事態嚴重”。日本如何反腐? “用公家的東西是天大的事” 文郭小為 日本駐華大使館的政治部參贊有馬孝典寫了一篇名為《日本公務員的丑聞及恢復國民信賴的措施》的論文,詳解日本如何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或可為中國借鑒。 二月下旬,鳳凰衛視新聞主播楊娟去了趟日本,她發了一條微博:“日本外務省的愛子小姐,陪我和新浪日本站的蔡先生晚餐,結賬的時候,說只能報銷我和蔡先生的賬單,她的晚餐費用自己買單。把我送回酒店之后,雖然住得很近,也必須自己坐地鐵回家,絕對不讓司機順便送一送。她說:政府花錢極其小心,各種情況都有明文規定,用一點點公家的東西,都是天大的事情。” 任志強只回了兩個字:制度!依靠公務員道德良知和潔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絕腐敗。 關于日本如何反腐,日本駐華大使館的政治部參贊有馬孝典曾發表一篇名為《日本公務員的丑聞及恢復國民信賴的措施》的論文,在網上廣泛流傳。 此文介紹了上世紀末以來,日本在面對公務員腐敗丑聞頻出時所實施的多項改革措施,其中《公務員倫理法》有效地限制了日本公務員的行動,曾一度流行的“接待文化”趨于銷聲匿跡。 有馬孝典希望,在“中國介紹日本政府職能的報道較少”的情況下,“中日人民展開交流,讓更多人了解情況”。日本公務員制度以清廉高效著稱,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公務員卻遭遇了嚴重的國民信任危機。這一時期不斷爆出的公務員腐敗丑聞,讓民眾懷疑官僚不僅在“能力”上而且在“資格”上也沒有滿足國民的期待。 1988年發生的“利庫路特事件”,被視作丑聞的開端。一些日本政治家、官僚、財界人士、媒體高官收受“利庫路特”公司內部股份,成為日本“二戰后最大賄賂事件”。一批涉案人員被抓,時任日本首相竹下登黯然下臺,執政的自民黨在接下來的參議院選舉中也遭到慘敗。此后,大藏省(現財務省)高官接受民間超標接待事件、“彩福祉集團”行賄事件等官員腐敗丑聞不時見諸報端,日本上下普遍感到“事態嚴重”。 起初,日本政府并不希望“用法律來規范個人的職業道德”,然而隨著更多丑聞被曝光,人們意識到依靠公務員道德良知和潔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絕腐敗。 2008年,1402名日本公務員,用公費坐深夜出租時接受司機攬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額現金,民眾嘩然。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成立了國家層面的“公務員倫理問題討論委員會”,為公務員職業道德的法制化鋪路,同時,朝野各黨也一致行動杜
起初,日本政府并不希望“用法律來規范個人的職業道德”,然而隨著更多丑聞被曝光,人們意識到依靠公務員道德良知和潔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絕腐敗。

2008年,1402名日本公務員,用公費坐深夜出租時接受司機攬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額現金,民眾嘩然。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成立了國家層面的“公務員倫理問題討論委員會”,為公務員職業道德的法制化鋪路,同時,朝野各黨也一致行動杜絕腐敗,最終在1999年日本眾參兩院全會一致通過了《公務員倫理法》,接下來又通過了制定具體事項的《公務員倫理規章》,兩者于2000年4月1日一并實施。
《倫理法》的內容大致分為“行為準則”和“匯報制度”兩部分,《倫理規章》則對這兩部分做了嚴格而詳細的規定。比如,《倫理規章》禁止公務員接受“利害關系者”的金錢、物品、房地產等的贈與、金錢借貸、無償借用、無償服務、內部股票轉讓、酒食等招待,甚至還禁止了“一起旅行、打高爾夫球、玩麻將牌等”;課長(相當于中國的處長)級別以上的官員一旦接受超過五千日元(約合300元人民幣)的贈與、餐飲招待、演講等報酬時,應向組織提交匯報,超過兩萬日元時,應向公眾公開。
“這兩部法案廣泛聽取并反映了民眾的意見。比如公務員有時候存在收受禮物的機會,這就需要規定哪些是不可以收受的,哪些是需要匯報的,有時候,它會比民眾所要求的更加嚴格。”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領事筱崎真佐子說。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打高爾夫球或玩麻將牌等游戲時,即便是“費用均攤”也屬于禁止范圍。絕腐敗,最終在1999年日本眾參兩院全會一致通過了《公務員倫理法》,接下來又通過了制定具體事項的《公務員倫理規章》,兩者于2000年4月1日一并實施。 《倫理法》的內容大致分為“行為準則”和“匯報制度”兩部分,《倫理規章》則對這兩部分做了嚴格而詳細的規定。比如,《倫理規章》禁止公務員接受“利害關系者”的金錢、物品、房地產等的贈與、金錢借貸、無償借用、無償服務、內部股票轉讓、酒食等招待,甚至還禁止了“一起旅行、打高爾夫球、玩麻將牌等”;課長(相當于中國的處長)級別以上的官員一旦接受超過五千日元(約合300元人民幣)的贈與、餐飲招待、演講等報酬時,應向組織提交匯報,超過兩萬日元時,應向公眾公開。 “這兩部法案廣泛聽取并反映了民眾的意見。比如公務員有時候存在收受禮物的機會,這就需要規定哪些是不可以收受的,哪些是需要匯報的,有時候,它會比民眾所要求的更加嚴格。”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領事筱崎真佐子說。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打高爾夫球或玩麻將牌等游戲時,即便是“費用均攤”也屬于禁止范圍。 自此,《倫理法》的適用范圍有了相當程度的擴大,結果就是,在對禁止行為的判斷上,幾乎沒有個人隨意判斷的余地了。“這不僅是一部法律,而且讓全體國民對于公務員制度和權限有了一個更新的認識。”筱崎真佐子說。 2008年發生的公務員坐出租車丑聞令有馬孝典和篠崎真佐子印象深刻。當時,共有1402名來自17個政府部門的公務員,在用公費乘坐深夜出租車時接受司機攬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額現金。這件公務員利用職務機會收受不當財物的丑聞曝光后,日本輿論一片嘩然,導致不少人受到懲處。 僅靠《倫理法》和《倫理規章》難以杜絕公務員倫理丑聞,再造整個公務員制度才是正途。與《倫理法》相結合的,還有其他多項改革措施。 2001年4月1日,《信息公開法》開始實施。這部“以每一個國民均可以請求公開行政文書的制度為核心”的法律,使得“在公務員中不允許存在無法向國民解釋的行為”。以2011年為例,被要求公開的行政文書中就有98%以各種形式被公開了。此外,完善國會體制、強化會計檢察院職能、對一般性懲戒處分嚴格化等措施也被推上了前臺。 幾乎在預料之中,這一系列旨在“從本質上改變公務員過去的行為方式”的改革措施,在一開始實施時就遭遇了一波激烈的爭論,甚至出現過一些過激反應和混亂。有人認為過于嚴厲不近人情
自此,《倫理法》的適用范圍有了相當程度的擴大,結果就是,在對禁止行為的判斷上,幾乎沒有個人隨意判斷的余地了。“這不僅是一部法律,而且讓全體國民對于公務員制度和權限有了一個更新的認識。”筱崎真佐子說。
2008年發生的公務員坐出租車丑聞令有馬孝典和篠崎真佐子印象深刻。當時,共有1402名來自17個政府部門的公務員,在用公費乘坐深夜出租車時接受司機攬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額現金。這件公務員利用職務機會收受不當財物的丑聞曝光后,日本輿論一片嘩然,導致不少人受到懲處。
僅靠《倫理法》和《倫理規章》難以杜絕公務員倫理丑聞,再造整個公務員制度才是正途。

與《倫理法》相結合的,還有其他多項改革措施。
2001年4月1日,《信息公開法》開始實施。這部“以每一個國民均可以請求公開行政文書的制度為核心”的法律,使得“在公務員中不允許存在無法向國民解釋的行為”。以2011年為例,被要求公開的行政文書中就有98%以各種形式被公開了。此外,完善國會體制、強化會計檢察院職能、對一般性懲戒處分嚴格化等措施也被推上了前臺。日本如何反腐? “用公家的東西是天大的事” 文郭小為 日本駐華大使館的政治部參贊有馬孝典寫了一篇名為《日本公務員的丑聞及恢復國民信賴的措施》的論文,詳解日本如何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或可為中國借鑒。 二月下旬,鳳凰衛視新聞主播楊娟去了趟日本,她發了一條微博:“日本外務省的愛子小姐,陪我和新浪日本站的蔡先生晚餐,結賬的時候,說只能報銷我和蔡先生的賬單,她的晚餐費用自己買單。把我送回酒店之后,雖然住得很近,也必須自己坐地鐵回家,絕對不讓司機順便送一送。她說:政府花錢極其小心,各種情況都有明文規定,用一點點公家的東西,都是天大的事情。” 任志強只回了兩個字:制度!依靠公務員道德良知和潔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絕腐敗。 關于日本如何反腐,日本駐華大使館的政治部參贊有馬孝典曾發表一篇名為《日本公務員的丑聞及恢復國民信賴的措施》的論文,在網上廣泛流傳。 此文介紹了上世紀末以來,日本在面對公務員腐敗丑聞頻出時所實施的多項改革措施,其中《公務員倫理法》有效地限制了日本公務員的行動,曾一度流行的“接待文化”趨于銷聲匿跡。 有馬孝典希望,在“中國介紹日本政府職能的報道較少”的情況下,“中日人民展開交流,讓更多人了解情況”。日本公務員制度以清廉高效著稱,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公務員卻遭遇了嚴重的國民信任危機。這一時期不斷爆出的公務員腐敗丑聞,讓民眾懷疑官僚不僅在“能力”上而且在“資格”上也沒有滿足國民的期待。 1988年發生的“利庫路特事件”,被視作丑聞的開端。一些日本政治家、官僚、財界人士、媒體高官收受“利庫路特”公司內部股份,成為日本“二戰后最大賄賂事件”。一批涉案人員被抓,時任日本首相竹下登黯然下臺,執政的自民黨在接下來的參議院選舉中也遭到慘敗。此后,大藏省(現財務省)高官接受民間超標接待事件、“彩福祉集團”行賄事件等官員腐敗丑聞不時見諸報端,日本上下普遍感到“事態嚴重”。 起初,日本政府并不希望“用法律來規范個人的職業道德”,然而隨著更多丑聞被曝光,人們意識到依靠公務員道德良知和潔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絕腐敗。 2008年,1402名日本公務員,用公費坐深夜出租時接受司機攬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額現金,民眾嘩然。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成立了國家層面的“公務員倫理問題討論委員會”,為公務員職業道德的法制化鋪路,同時,朝野各黨也一致行動杜
幾乎在預料之中,這一系列旨在“從本質上改變公務員過去的行為方式”的改革措施,在一開始實施時就遭遇了一波激烈的爭論,甚至出現過一些過激反應和混亂。有人認為過于嚴厲不近人情,也有反對聲稱,倫理限制條目繁瑣,難免使公務員畏首畏尾,影響正常公務的執行。但隨著法律的不斷調整和修正,《倫理法》的接受度變得越來越大。
“剛開始時,有些公務員會感到很困惑,比如當他們結婚時收到親戚的一些紅包和禮品的時候。但后來慢慢就明白邊界在哪里了,有困惑時就可以去查看政府公布的詳細的案例指引。”筱崎真佐子的說法,在一些針對普通公務員的問卷調查里得到了印證——2003年,超過一半的公務員稱規定內容“嚴厲”或“有些嚴厲”,但2009年,這一比例下降到了26.5%。
如今,《倫理法》和《倫理規章》的一系列準則已深入日本社會,容易滋生腐敗的“應酬文化”也得到了整體改觀。2009年,日本人事院在一份年度報告中宣布,《倫理法》“經過10年,定位已由最初為擺脫異常事態而制定的緊急措施,演變為要求公務員維護職業道德的最低限度的規定”。日本如何反腐? “用公家的東西是天大的事” 文郭小為 日本駐華大使館的政治部參贊有馬孝典寫了一篇名為《日本公務員的丑聞及恢復國民信賴的措施》的論文,詳解日本如何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或可為中國借鑒。 二月下旬,鳳凰衛視新聞主播楊娟去了趟日本,她發了一條微博:“日本外務省的愛子小姐,陪我和新浪日本站的蔡先生晚餐,結賬的時候,說只能報銷我和蔡先生的賬單,她的晚餐費用自己買單。把我送回酒店之后,雖然住得很近,也必須自己坐地鐵回家,絕對不讓司機順便送一送。她說:政府花錢極其小心,各種情況都有明文規定,用一點點公家的東西,都是天大的事情。” 任志強只回了兩個字:制度!依靠公務員道德良知和潔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絕腐敗。 關于日本如何反腐,日本駐華大使館的政治部參贊有馬孝典曾發表一篇名為《日本公務員的丑聞及恢復國民信賴的措施》的論文,在網上廣泛流傳。 此文介紹了上世紀末以來,日本在面對公務員腐敗丑聞頻出時所實施的多項改革措施,其中《公務員倫理法》有效地限制了日本公務員的行動,曾一度流行的“接待文化”趨于銷聲匿跡。 有馬孝典希望,在“中國介紹日本政府職能的報道較少”的情況下,“中日人民展開交流,讓更多人了解情況”。日本公務員制度以清廉高效著稱,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公務員卻遭遇了嚴重的國民信任危機。這一時期不斷爆出的公務員腐敗丑聞,讓民眾懷疑官僚不僅在“能力”上而且在“資格”上也沒有滿足國民的期待。 1988年發生的“利庫路特事件”,被視作丑聞的開端。一些日本政治家、官僚、財界人士、媒體高官收受“利庫路特”公司內部股份,成為日本“二戰后最大賄賂事件”。一批涉案人員被抓,時任日本首相竹下登黯然下臺,執政的自民黨在接下來的參議院選舉中也遭到慘敗。此后,大藏省(現財務省)高官接受民間超標接待事件、“彩福祉集團”行賄事件等官員腐敗丑聞不時見諸報端,日本上下普遍感到“事態嚴重”。 起初,日本政府并不希望“用法律來規范個人的職業道德”,然而隨著更多丑聞被曝光,人們意識到依靠公務員道德良知和潔身自好并不能有效杜絕腐敗。 2008年,1402名日本公務員,用公費坐深夜出租時接受司機攬客用的啤酒、小吃及小額現金,民眾嘩然。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成立了國家層面的“公務員倫理問題討論委員會”,為公務員職業道德的法制化鋪路,同時,朝野各黨也一致行動杜
國際反腐組織“透明國際”每年公布廉潔程度排行,2001年,91個國家中,日本排在第21名,中國則排在第57名。2013年,177個國家中,日本為第18名,中國則為第80名。
曾在日本外務省負責過《倫理法》相關工作的有馬孝典說:“坦率地講,試圖一味通過嚴厲的規定恢復公務員的職業道德和士氣是不現實的”。僅靠《倫理法》和《倫理規章》難以杜絕公務員倫理丑聞,再造整個公務員制度才是正途。

 

2014-05-05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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