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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六章 淳樸未泯的“漢人”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六章 淳樸未泯的“漢人”
張宏杰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六章

淳樸未泯的“漢人” 

  秦王朝的自私和殘暴太赤裸裸了。皇帝制度這個新型政治怪物在誕生之初畢竟不夠完美。秦始皇父子的政治風格過于率真,以為暴力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完全無視屁民的力量,終于如泥足巨人一般瞬間轟然倒塌。

  秦始皇被釘上了恥辱柱,但是他發明的皇帝制度卻得到了后世統治者的一致堅決擁護,所謂“百代皆行秦政制,萬年咸用始皇心”。

  不過,秦代的瞬間崩盤畢竟給后來的統治者樹立了反面樣板。漢代帝王從秦始皇身上得到了兩個教訓。一個是吸食天下膏血不能太急,容易噎死,要細水長流,細嚼慢咽。二是私心和貪欲不能直接昭之于眾,必須加上一重偽裝。劉邦提倡黃老之術,與民休息,就是等蛋糕做大再切,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以儒家學說作為門面工程,讓老百姓相信,皇帝是為他們服務的。

  如同造屋一樣,秦始皇澆鑄起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專制的制度基礎,而漢代的最大發明是抓意識形態建設,抓軟實力建設。就好比對房屋進行了裝修,使強硬的專制制度更有彈性和欺騙性。實質上,漢王朝就是升級版的秦王朝,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漢朝皇帝一不小心就露出秦始皇的本色。《漢書·元帝紀》記載,漢元帝做太子時,看到父親漢宣帝喜歡嚴刑峻法,打擊敢言之臣,就勸父親,咱們的老祖宗不是告訴咱們要以儒治國嗎?您怎么忘了?漢宣帝勃然變色,告訴他說:“你小子懂什么?我們漢王朝的統治秘訣就是‘霸王道雜之’,表面上是孔子的王道,實際上是秦始皇的霸道。專用王道,肯定翻車。”(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如果說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誅身”的話,那么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就是“誅心”。

  元光元年,漢武帝召集全國著名學者在長安開會,討論帝國的思想文化建議問題。儒家大學者董仲舒建議說,現在全國沒有一個統一的思想,“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各不相同,老百姓感覺沒有主心骨兒。他鄭重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漢武帝欣然接受。顯然,格式化全國人民的大腦,是這個控制欲極強的政治強人樂于做的。

  這一決策對后世影響之深遠,只有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和隋煬帝發明科舉制可以相仿佛。它取消了思想上的競爭,杜絕了思想進化的可能。如同青春期的孩子,被提前終止了發育和生長。思想被剪去了翅膀,由鷹變成了雞。從漢武帝開始,直到晚清,幾千年間中國再沒能出現一個堪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

  先秦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禁區,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的“道”凌駕于君王的“權”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獨立不懼,瀟灑絕塵。

  而漢代知識分子的性格與先秦士人相比發生了明顯變化。因為“獨尊儒術”,許多儒家大學者成了漢代的高官。匡衡、張禹、翟方進、公孫弘等人都“以儒宗居宰相位”,就是說,因為學術地位高當上了宰相。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都精明而滑頭。一舉一動,都為了保護既得利益,不怕別人的冷嘲熱諷。(“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比如公孫弘,他“年四十余,乃學《春秋》雜說”,憑著這張“文憑”當上了公務員。入朝之前,他擺出一副鐵骨錚錚的架勢,動不動就批評幾句朝政,由此獲得了知名度。進入官場以后,卻很快“成熟”起來,以“曲學阿世”而聞名。每次召開御前會議,他都順著皇帝心思,附和皇帝的決定,不肯堅持原則。有時候,幾個同僚私下里商量好了怎么辦,但上了朝,一聽皇帝的口風不對,他馬上就背叛同事,討好皇帝。(“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因為這樣兩面三刀出賣朋友,他順利地登上了相位。

  即使你不想要什么級別地位,想清清靜靜做學問,漢代也不是一個好的環境。漢武帝允許你思考,但是只許用一種方式思考。“獨尊儒術”否認了認識的無限性,圈定了思想的范圍和方向。漢代知識分子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教條迷信、思維僵化,缺乏個性和創造性。他們把孔子當成了頂峰和終極,漢代知識分子都“好褒古毀今”,奉孔子之言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終生囿于章句之學,老于雕蟲之術。

  當然,這只是漢代知識界風貌的一個側面。另一方面,漢代畢竟去古不遠,風氣未鑿。獨尊儒術只是一個模糊的口號,更為明確、精致、有效地控制知識分子的技術,比如科舉制,還沒有發明出來。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是一小部分入仕的知識分子。大部分知識分子還可以不依帝力,自生自滅。因此,漢代知識分子身上還殘存著“春秋之風”:單純樸直,好面子,重名譽。

  漢代政治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那就是官員的高自殺率。許多官員獲罪被關進監獄后,都會選擇自裁,原因是“義不受刑”,不愿意下獄受小吏之辱。

  西漢的蓋寬饒個性剛正,因直言得罪了皇帝。皇帝宣布要把他關進監獄,蓋寬饒一聽,拔出佩刀,在北闕之下,自剄而死,一時震動朝野。(“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漢元帝時的著名經學家蕭望之想打擊外戚勢力,被外戚陷害。皇帝要定他的罪,朋友們勸他先忍一時,等皇帝怒氣過了,也許還可以東山再起。他說,我六十多了,“老入牢獄,茍求生活,不亦鄙乎”。橫下心來,將刀朝脖子一抹了之。

  另一位名臣張猛在政治斗爭中失敗,被押往刑場的路上,在車中自刎而死,保全了最后的體面……

  漢代甚至還出現過“決斗”之風。西漢末年的周黨,曾經在大庭廣眾之下被一個鄉佐出言侮辱,他一直耿耿于懷。后來他到長安求學,讀到《春秋》中的“復仇之義”,激起胸中往事,便綴學回鄉,約鄉佐決斗。周黨很有風度,讓鄉佐先動手。決斗的結果是白面書生打不過身強力壯的鄉佐,流血過多,昏倒在地。鄉佐服其勇氣,雇車把他迎回自己家中,親自伺候,直到他蘇醒。(周黨……至長安游學。初,鄉佐發黨徭道,嘗眾中辱黨父,黨懷之。后讀《春秋》,聞復仇之義,便極講而還,與鄉佐克日交刃。鄉佐多從兵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后與相擊。黨為其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勇,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這一故事聽起來更像是發生在春秋時代。清代學者趙翼因此評價漢人“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難之間”。

  東漢的讀書人還開了中國歷史上“學潮”之先河。東漢后期,外戚和宦官交替執政,朝政極其黑暗。冀州刺史朱穆為人剛直,公元153年,他因為反抗宦官,遭到殘酷打擊報復。劉陶奮然拍案而起,率領數千名太學生“鬧學潮”,為搭救朱穆而向皇帝上書。頭一次遇到學潮,皇帝一時摸不到頭腦,釋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宦官誣陷皇甫規,又一次激怒了太學生。張鳳又率三百多太學生再次鬧學潮,桓帝不得不又赦免了皇甫規。

  東漢末期的“黨人事件”影響更為深遠。因為知識分子骨頭太硬,東漢宦官興起了兩次迫害士人的“黨錮之禍”。公元166年,宦官集團對知識分子反對派,也就是“黨人”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迫害,抓捕二百余人。將“黨人”的領袖李膺“禁錮終身”。但這并沒有嚇倒讀書人,李膺被罷后,威信更高,被士人列為當朝“八俊”之首,成了道德旗幟。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三年以后,宦官又掀起了規模更大的打擊。這一次流放、囚禁了六七百名官員,拘捕了太學生一千多人。經過這場浩劫,天下敢言的儒生幾乎被一網打盡。史稱第二次黨錮之禍。雖然政治抗爭最后以失敗而告終,但是漢代知識分子那種“殺身以求仁”的氣節畢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光輝。漢代士人雖然在思想領域沒有什么創造和開拓,卻用鮮血和生命為自己筑起了流傳萬世的紀念碑。徐復觀說:“東漢的知識分子,所以在歷史中能占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乃是另有一部分置生死貧富貴賤安危于不顧,繩繩相繼,在政治極端黑暗中,做出各種不屈抗爭的節義、名節之士。”

  不過,漢代知識分子反復抗爭最后歸于失敗的遭遇也告訴了后代一個事實:在中國歷史上,理想與權力斗爭,最后勝利的永遠是權力而不是理想。這對后世知識分子的心理產生了十分微妙而深遠的影響。在兩次黨錮之禍后,其他朝代極少再出現過漢代那樣知識分子的集體抗議行動。

  漢代的專制之網還遠沒有后世那樣嚴密。漢王朝一方面提供了數百年的和平時期,使人性不至于在極端殘酷中迅速惡化。另一方面,漢代統治技術的粗糙,給社會各階層以巨大的自由呼吸的空間。生活在漢代的人們,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會一脈相傳的質拙單純。

  漢代仍然尚武。

  對人體美的欣賞可以體現一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在漢代人眼中,男性美集中在胡須濃密,身形高大,肌肉有力等最能體現男性第二性征和力量感的方面。西漢人王商高八尺余,“身體鴻大”;東漢人虞延“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這都是美男子的樣板。女性美的一個要件也是身材高挑豐滿,出土的漢代畫像資料上貴族婦女大都身形高大豐腴,與身邊的侍女形成鮮明對照。

  后世議論漢武帝時,常有人批評他窮兵黷武。然而擊敗匈奴,畢竟是中國對外戰爭中最輝煌的一次勝利。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戰爭的規律基本上都是游牧民族征服農耕民族,只有漢朝軍隊能讓在歐亞大陸威名赫赫的匈奴聞風喪膽。在漢武帝的大膽任用下,二十多歲的天才將軍霍去病率領漢人,出隴西、過焉支、越祁連、絕大漠、“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丑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犁庭掃穴般馳騁往來于匈奴腹地數千里,兵鋒抵達今天中亞的貝加爾湖。當匈奴渾邪王率十萬部在降與遁之間猶豫不決時,是霍去病單騎馳入對方陣中,厲聲命令渾邪王殺掉主張逃走者,以驚人的膽量懾服了渾邪王,保證了整個部落順利歸降,這種氣概在后世很難復制。

  漢朝軍隊的強大戰斗力,是建立在漢代貴族社會經常舉行比武的基礎上的。貴族舉鼎比武相當于今天的舉重比賽。漢武帝在乎舉鼎比賽的成績。劉邦少子淮南劉胥,都以力能扛鼎留載史冊。

  漢代畫像磚石上,較力、比武是常見的內容。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漢代畫像上經常現出人與老虎、野豬等猛獸的搏斗的場景,這些畫面不是想像,而是現實生活的忠實記錄,其驚險程度在今天看來還令人驚心動魄。漢代著名士人,司馬相如、田疇、崔琰都以善于擊劍而聞名,王充則經常練習騎獸圈中用刀殺死過野豬。

  漢人率直、粗樸,在男女關系上相當通達,漢代墓葬當中男女裸體恩愛圖像屢見不鮮。在漢代,男子和女子可以一同宴飲,結伴同路,甚至同車而行,女子也能單獨會見男賓。密縣打虎亭漢墓畫像石上,畫著一位插笄的女子與著帽男子并列而坐,其旁又有兩個女子對坐宴飲,這就是漢代宴飲男女“雜坐”的情境。漢代婦女改嫁是家常便飯,沒有人認為這有什么好指責的。張負的孫女前后改嫁了六次,漢景帝的皇后王氏曾經離異并與前夫育有一女,曹操在遺囑中還特別囑咐他的妻妾“顧我萬年之后,汝曹皆當出嫁”(《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這些在當時并不是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事。

  今天的中國人不再會跳舞。高曉松說,“在我曾游歷過的數十國及本國數十民族里,漢族在能歌善舞這一單項可排名倒數第一”。阿城也說:“中國漢族很久很久以前就不會跳舞了,普遍是看人家跳舞。”然而我們的老祖宗曾經是非常能歌善舞的。先秦時代,中國人吃飯時酒酣耳熱后經常離席,跳上一段。直到漢代,載歌載舞仍然是中國人的拿手好戲。漢代宴會上,經常“以舞相屬”。也就是說,吃高興了,主人先起來跳上一段兒,跳罷,一位客人站起來接著跳,接著第二位客人再下場繼續跳,如此循環一圈,才算盡興。漢景帝年間,諸王來朝,和皇帝一起吃飯,邊吃邊跳舞。長沙定王劉發的舞姿很奇怪,他“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景帝很是奇怪,問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說:“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漢景帝大笑,遂給他增加了封地面積。(《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王劉發》注引應劭曰)

  星移斗轉,漢代人的精神氣質大部分在今天被稱為“漢人”的后代身上已經不能復識,但是漢磚畫像中記錄的漢人風貌至今仍能攖動人心。

2014-06-30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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