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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十一章 “流氓化”的大明王朝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十一章 “流氓化”的大明王朝
張宏杰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十一章

“流氓化”的大明王朝

  提到明代的國民性,我首先想到的三個字就是“流氓氣”。

  明代社會的最大特點是,幾乎所有社會階層都呈現出“流氓”面貌。

  首先是皇帝們。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流氓,這是盡人皆知之事。朱元璋最喜歡的肖子朱棣,表面上慷慨仁慈,處處以唐太宗為法,骨子里其實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氓。正史記載,當大臣匯報說他的政敵的女兒們“平均每天被二十條漢子輪奸。年小的都懷身,春節除(夕)夜生了個小龜子,又有個三歲的女兒”時,朱棣哈哈大笑,說道:“依由他,小的長到大,便是搖錢樹!”

  明武宗朱厚照更是著名的“流氓皇帝”,他不愛讀書,不認識多少字。在位短短的十幾年間,曾收有100余流氓做義子。他在出巡路上,和大臣抓鬮比酒,自己輸了卻不認賬。在揚州城到處追逐處女和寡婦,在清江浦把自己釣的魚賣給臣下,要價奇高,弄得有的大臣幾乎破產……

  他的繼承者明世宗則是性變態,公開命大臣們進獻春藥,有時一天臨幸多達數十人。他派人到民間強搶了一千零八十個八歲至十四歲的幼女,來煉制“元性純紅丹”。為了采得足夠的煉丹原料,他強迫宮女們服食催經下血的藥物,許多人因失血過多甚至血崩而死。

  我們再來看王公貴族。朱元璋的兒子們大半都有流氓性格。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晉王,威逼民間子女入宮,不中意者打死燒成灰送出宮外;將七至十歲的幼男閹割150多名,傷痕尚未痊愈,就令人送到府內,致使多名幼童死亡。朱元璋十三子代王,“早年作了多少蠢事就不必說了,到晚年頭發花白了,還帶著幾個肖子,窄衣禿帽,游行市中,袖錘斧殺傷人,干些犯法害理的勾當”。末子伊王“封在洛陽,年少失教,喜歡使棒弄刀,不肯呆在宮里,成天挾彈露劍,怒馬馳逐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被親自斫擊,毫無顧忌。又喜歡把平民男女剝光,看人家的窘樣子,高興發笑。”(吳晗《朱元璋傳》)

  到明代中后期,朱氏后人這種流氓氣愈演愈烈。伊王傳了六代到了六世孫朱典模時,有一次忽然把洛陽城門關閉,派人在城中大搶民女。共搶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樂,其余的則叫其家人用銀子來贖。代王朱桂的后代也紹承家風。他的孫子輔國將軍朱仕則,強占寺廟財產,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里,巡按御史因此上疏參了他一本。朱仕則聞聽此事,懷里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御史衙門,要求御史為他平反。御史不準,他從懷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御史懷里,然后一個“撞羊頭”把御史老爺撞個倒仰,把這位御史老爺弄得狼狽不堪,無法招架。最后還是衙門里人多,連推帶勸,總算把這位瘟神弄走了。

  明代其他勛戚貴族大半都在地方上胡作非為。貴族階層流行的發財方式,是收養大批黑社會成員,把持行市,霸占渡口,強行收稅。翊國公郭勛即以黑吃黑而聞名史冊。甚至孔圣人的后代,歷代衍圣公中,也出現了很多流氓成性的人物,比如孔弘緒貪淫暴虐,奸淫樂婦四十余人,還無故勒殺一人……

  看了以上數例,你也許會說皇帝王公們荒淫貪婪,歷代皆然,明代不過是特別突出罷了。那么以下現象,則是歷朝歷代很少出現的風景,那就是連官員階層、和尚道士以及知識分子,也呈現出流氓化面貌。

  我們先來看官員。

  明代正統以后,從朝廷首輔到普通官員,爭相向皇帝獻房中術以邀寵,成為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道奇景。為了投皇帝所好,搜集各種房事秘方、炮制各式房中藥的風氣流行于官場之中。甚至一代名將胡宗憲因貪污被指控后,也不得不“獻秘術十四,帝大悅”。(《明史》卷二百五《胡宗憲傳》)

  中國歷史上雖然屢有太監之禍,但士大夫們總還保持著表面上的尊嚴,不至于在太監面前卑躬屈膝。但在魏忠賢時期,很多三甲出身的資深文臣,都甘心拜倒在大字不識一個的魏忠賢腳下。進士翰林出身的顧秉謙以內閣首腦的身份,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對魏忠賢叩首說:“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須兒,故令稚子認孫。”挽彎抹角地硬要給魏忠賢當干兒子。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銜總督川貴的張我續更有高明的辦法,他因為有一個婢女是魏忠賢的本家,于是“加于嫡妻之上,進京八抬,稱‘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爺自居。

  魏忠賢“閹黨”成員大部分都是進士出身,飽讀四書五經,這些人居然都各有諢號,其形式如同一個黑社會團體:當此之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云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仆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為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

  再來看僧道集團。明代的和尚道士們結交衙門、吃酒賭錢、靠詐騙為生,形成了一股風氣。有打油詩說:“三件僧家亦是常,賭錢吃酒養婆娘。近來交結衙門熟,蔑片行中又慣強。”嘉靖年間的陶仲文、段朝用等人,以長生之術為名,騙取皇帝的無數金銀,師徒之間因為分贓等原因相互揭發,甚至殺死對方的家人(《明史》卷三百七《陶仲文傳》,同卷《段朝用傳》)。龍虎山張真人張元吉,經常強奪民間婦女,詐取百姓財物。一有小忿,張真人就“指以偽造符錄,棰之至死”,前后殺死四十余人……

  明代士人的無賴化更是普遍。管志道評論說,秀才們“一呼則數十成群,強府縣以理處法外不可從之事。稍拂其意,則攘臂奮袂,哄然而起,提調官莫可誰何。于是‘藍袍大王’之號興,而賢者卻為不肖者所累矣”。所謂藍袍大王,是因為秀才穿的是青衿。很多秀才替人包打官司,有了“訟癖”,而所訟者均無中生有,只不過是敲詐錢財而起。秀才們“尊訪行為父母,結衙蠹為前輩”,結為一體,“終年以訟為療貧之藥”。秀才們流氓化傾向如此嚴重,以致明代一則笑話說:凡市井之人相爭斗,則曰,我雇秀才打汝!(以上參考陳寶良《中國流氓史》)

  至于底層政權,其流氓化程度當然更深。明代小說中最有名的人物西門慶,就是底層社會精英流氓化的典型代表。他雖然不過是破落商人之后,又“不甚讀書”,但因為有流氓手段,因此在地方上十分吃得開:“因為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作事機深詭譎,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們浸潤,所以專在縣里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他通過行賄,買通當朝太師蔡京,就輕而易舉地由一介流氓變成金吾副千戶。

  正如金瓶梅中所描寫的,明代地方政府中,具體辦事人員也大多是流氓。基層衙門吏胥的流氓化,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明代通俗文學中,出現了大量的專靠吃衙門飯謀生的流氓地痞形象。如《禪真逸史》第六回:“老嫗有一兄弟,是本縣罷吏,人不能及:第一件,一張好口,能言善辯;第二件,一幅呆膽,不怕生死;第三件,兩只鐵腿,不懼竹片。是衙門人取他一個諢名,叫做曾三絕……”

  明代社會流氓化的根子,當然是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

  流氓這一生存方式雖然令人不齒,然而一旦出現,即在社會中迅速蔓延,蓋因它擁有強大的生命力。流氓精神的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因為不擇手段,它的身段異常柔軟油滑。因為敢于潑膽使用暴力,所以它的威懾力非常強大。因為骯臟下作,所以它可以使正人君子主動退避,將生存空間讓給它。它又因為狡詐機變,時刻可以披上“義氣、豪爽”的外衣,所以如同變色龍一樣可以適應不同的環境……

  流氓這個物種出現之后,很快就獲得了生存優勢。流氓手段成為追逐權力必不可少的工具。

  秦始皇之后的歷代開國皇帝,除了北魏隋唐等有少數民族血統者之外,幾乎都有著或濃或淡的流氓氣:漢高祖早年就是一個小流氓,就像司馬遷那部文筆生動的《史記》中記載的那樣:(高祖)從小游手好閑,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成年后,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們勾肩搭背,“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沒錢,便跑到酒鋪賴酒喝。

  劉邦的本家劉備是個織席小販,沒什么文化。“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其素質作為頗類當今黑社會小頭目,故能結識關、張,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個開國皇帝劉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賣鞋為業。為人剽悍,僅識文字,因好賭而破家,落魄至極”。

  五代時五個開國皇帝均為流氓兵痞出身。十國的開國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吳越王錢謬“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業”。

  正史對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出身多有掩飾,其實他亦出身游民,其父流浪于杜家莊,做了當時誰都瞧不起的倒插門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從軍后才漸漸發跡。

  而朱元璋則是他們中最杰出的代表。朱元璋出身赤貧,又做過游方和尚,在社會上游蕩過三年。晚年他曾頗為得意地對自己的子孫們說:我“閱人既多,歷事亦熟”,“人之情偽,亦頗知之”。(1959年,毛澤東談論劉邦的成功時說:“劉邦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劉邦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三年的流浪生活毀滅了朱元璋的道德底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成了他的生命哲學。在個人奮斗和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朱元璋多次表現出他的流氓意識。

  還從來沒有哪個王朝,在開國之初的制度設計中,將自己的自私表現得如此不加遮掩。開國之初,百姓貧困,朱元璋為禁止官吏們過度剝削,在詔書中打了個生動的比方:“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后用,未長成,怎么說道不喂食,不放?必要喂食看放有條理,這等禽獸畜牲方可用。”在朱元璋眼里,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所有物,是他可以計數的財富,可以由他任意處置。朱元璋制度設計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個堅固的籠子,把這些雞狗及豬羊牢牢關在里面,沒有一絲一毫逃逸作亂的可能。雖然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漢族的光復,然而朱元璋的統治比蒙古人更為野蠻強硬。他繼承了蒙古人統治的精髓——戶口世襲制。他把全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干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夫等。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比如,如果你是軍人,那么你的子子孫孫世世都是軍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書一職,否則不許脫離軍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縫,那么你和你的后代永遠都得以裁縫為生,不管你是六指還是殘疾。

  朱元璋恨不得把全國人民都植物化,只產出果實供他享用。不過這畢竟只是一個美好的夢想,人畢竟是擁有雙腿的動物,需要四處走動。因此朱元璋又創立了中國歷史上最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在大明王朝,每個人一生下來,就會被政府登記在戶口本上。長成之后,子承父業,一輩子不許隨便遷移。“如今士農工商都要各守本業,醫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鄉活動,不得遠游。”如果你因為天災人禍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鄉了,那么“地方有關部門必然窮究你逃到何處,行文到那里,令當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問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實實在原地居住,從事原來的職業”。

  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辦事怎么辦?朱元璋想出了一個好辦法:開“介紹信”。如果需要出門,請你到官府登記,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后給你開“介紹信”,或者叫“通行證”,用當時的話來講,叫做“路引”。朱元璋規定,全國人民,凡出門百里之外,就必須辦理通行證。到每村每鎮,吃飯投宿,都要檢查通行證。

  朱元璋尤其重視對知識分子大腦的控制。他規定:“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這就杜絕了學生參與政治運動的可能。唐太宗通過科舉制度,把全社會的智力資源集中到功名利祿這一個指向,限制了智力活動的多極多向發展。不過在唐宋兩代,科舉制畢竟還發揮了許多正面功能。而朱元璋的改革,將科舉變成了一種災難。他規定應試者只能寫八股文,“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禮》《春秋》《禮記》命題。其文略仿宋經義,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相對真知灼見,他更重視的是統一的規格,統一的口氣,統一的思想,以此來造成格式化的知識分子。明清兩代的讀書人因此只能“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窺是鉆,余皆漫不加省”。“自四書一經之外,咸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

  朱元璋治國措施的第二個核心,就是防止任何人覬覦他的權力。

  為了便于管理,防止豪門巨戶的出現威脅朱家天下的安全,在他統治的三十一年之內,朱元璋屢興大獄,以種種借口,把全國的幾萬戶豪門大戶殺得所剩無幾。到1397年,即他死前一年,戶部向他報告,全國有七百畝以上土地的僅剩下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戶,并且把其詳細名單送呈這位多疑的皇帝御覽。朱元璋松了一口氣。

  相對于富戶,那些開國元勛的威脅當然更大。在朱元璋的統治后期,他精心策劃了數次巨案,有效地清洗了當時上層社會幾乎所有智商比較高、權力比較大的人。他們之所以頭顱落地,原因很簡單:他們的才智對朱元璋的家業穩固構成威脅。他殺人不眨眼,“所殺的人,從開國元勛到列侯大將、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到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親侄兒、親外甥,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一個個的殺,一家家的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為了鞏固權力,他對什么人都下得了手,甚至連自己的兒女親家李善長也不放過。李善長是開國元勛,被殺時已經七十七歲,替朱元璋辦了三十九年事,位極人臣,為人也老實本分,本以為能把尊榮富貴享到頭,誰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殺大臣應災,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余口被殺。由于需要殺的人太多,他也懶得編造像樣的借口,后來就一律說他們“串通”“謀反”。

  朱元璋以流氓手段治國的第三個表現就是大搞特務治國。因為出身卑賤又防范心重,朱元璋對治下的臣民表現出強烈的不信任心理。因此他對臣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包括私生活,表現出一種病態的關注。為了滿足這種病態心理,朱元璋在中國歷史上首創了類似秘密警察的特務組織——“錦衣衛”,用他們來監視全國臣民的一舉一動,并且明目張膽,毫無顧忌。錦衣衛“檢校”無事不查,無事不報,社會的每個層面都在他們的偵察范圍內,人人懼怕,朱元璋卻十分欣賞,說:“有此數人,譬如惡犬,人則怕”(《國初事跡》)。

  朱元璋生怕別人在背后議論自己,因此特別喜歡偵察臣下的私生活,“(宋濂)嘗與客飲,帝密遣人偵視。翌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為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老儒錢宰嫌政務太煩,作詩說:“四鼓冬冬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特務偵知報告。第二天,“患者”在朝廷上召見錢宰,說“昨日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憂字?”遂遣錢宰回籍,說:“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國子監祭酒宋訥有一天獨坐生氣,特務偷偷給他畫了張像,第二天“患者”拿給宋訥看,詢問他為什么生氣。

  朱元璋的子孫們更繼承太祖遺風,將國家恐怖主義推展到極致。明成祖朱棣上臺后,對“錦衣衛”一家獨大還不放心,又設了“東廠”來與錦衣衛互相監督,后來又有“西廠”“內行廠”等陸續成立,以特務監視特務,讓特務相互競爭。明朝皇帝治國,大都不把法律當回事,也就是說對自己建立的“明規則”并不尊重,而是隨心所欲地法外施法,刑上加刑,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黑社會式的治理方式。為了滿足皇帝們的窺探心理,特務們刺探的范圍無所不包,甚至一些張家長李家短,柴米油鹽之類的俗事也要匯報給皇上,在宮中當作笑話流傳。皇帝甚至派特務假冒仆役到大臣身邊充當臥底,有時長達十幾年之久。明末許多筆記小說都記載過一個類似的故事:一位提兵在外的大員,身邊有個多年隨侍的仆人,極受信任。一日,這仆人突然來辭行,因主人竭力挽留,才說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原來他是東廠的探子,多年來一直負責監視主人的一切行動,由于主人長期以來行為端正,東廠當局認為無須再加以監視,所以召他回去另安排任務。主人得知這些情況,嚇出了一身冷汗。

  中國歷代王朝的運轉,總要套上一件文質彬彬的外衣,只有明代的皇帝們撕掉了這層外衣,赤裸裸表現出對他人的防范和賤視。從某個角度來說,明朝是一個由流氓建立的、以流氓規則運轉的流氓社會,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以流氓手段治國,自然就要依靠流氓,因此明代政治的另一大特點是流氓與權力的高度結合。明代的特務機關所用的人都是從各個角落搜羅來的流氓。因為皇帝對他們的高度信任,東廠和錦衣衛的秘密警察特權幾乎不受限制,因此他們就充分利用手中的特權,把辦案當成發財捷徑,為非作歹,敲詐百姓。他們經常無中生有,憑空陷害那些富戶,如果不給他們足夠的賄賂,就將他們抓起來羅織罪名。有時有些素質特別低下的特務干脆直接闖到富裕人家索要錢物,要是不給,就立刻把戶主拷打一番,然后將其全家甚至鄰居家擄掠一空。也就是說,明代特務機關簡直變成了一個公開的強盜組織。這樣的組織對于流氓惡棍當然極具吸引力,于是“京師亡命,誆財挾仇,視干事者為窟穴”,聚集在廠衛的周圍。

  流氓們的大量涌入使這些特務機關呈現出明顯的黑社會面貌。明代東廠西廠錦衣衛內部,廣泛地使用黑話“切口”:他們把到各處打聽臣民隱私、搜集情報稱作“打事件”,“打事件”主要要靠各地地痞流氓提供線索,特務因此要給地痞流氓一定報酬,這叫“買起數”。特務尋找無人之處私設審訊室審訊叫作“打樁”,用酷刑勒索錢財,叫做“干酢酒”或是“搬罾兒”,暗地里害人性命叫“壁挺”……

  除了在特務組織中大量招聘流氓外,明代皇帝在某些臨時事務中為了最大效率地榨取社會財物,也允許太監們任用流氓。比如萬歷皇帝通過太監網羅地方黑惡勢力,充當稅監,指使他們用流氓手段搜括百姓。這些“稅監”在各地到處“暴力執法”,收取“保護費”,而萬歷皇帝則成了這個黑社會組織的“老大”和保護傘。

  貢斯當敘述專制權力如何摧殘社會道德時說道:(專橫的權力)毀滅道德,因為缺乏安全感就不會有道德。……德·彼夫說,在受到瘟疫襲擊的城鎮中,道德會出現突然的墮落:垂死的人掠奪垂死的人。專橫權力對道德的影響,就像瘟疫對人的影響。每個人都會拋棄同命相連的受難伙伴。每個人都會公開放棄他們過去生活中的契約。

  明代特殊的制度設計和統治作風對民族性格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影響。通過強硬而殘暴的政策,朱元璋把傳統文化中的負面因素放大到影響整個國家的性格。他的強橫殘暴,使中國民族的整體性格又一次大幅度軟化,他將社會個體的自主性摧毀殆盡,人們原本不多的自尊意識更被掃除一空,奴性從明代開始,在人格空地上如同野草一樣長得更加茂盛。

  雖然在朱元璋活著的時候,用駭人聽聞的嚴刑峻法壓制住了官僚系統的腐敗傾向,但一旦這種超常的高壓消失,腐敗必然報復性反彈,因為官僚體系已經喪失了道德支撐。用學者王毅的話說,明朝中后期官僚體系的日益墮落,使得流氓文化在官場中成為主流文化,具有了“國家行為方式”的典型特征。跑官買官、黨同伐異,欺詐算計、營私舞弊,已經成了整部國家機器體內最為熱衷的興奮點,行賄受賄成了官僚機器必不可少的潤滑劑。人們對官員貪污并不痛恨,只要你真的能為別人辦事。嘉靖時兩廣提督殷正茂“性貪,歲受屬吏金萬計”,但舉朝上下竟然都給他很高的評價,說他雖然“收錢”,但是也“辦事”:大學士高拱曰:“‘吾捐百萬金予(殷)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時以(高)拱為善用人。”(《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殷正茂傳》)

  隨著社會日益腐敗,幾乎每個社會成員都從中學會了顛倒的社會規則:“故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禮者,不免于饑寒之患。”“上梁不正下梁歪”,底層百姓們無條件地接受了流氓規則,他們相信,“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須服惡人磨”。對待社會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種不合理來壓服。“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只要舍得敢于并善于用金錢去砸,一切事都可以辦成。流氓文化已經浸入晚明社會的空氣和水,誰都離不開它。“有錢就是爹,有奶就是娘”“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私酒家家有,不犯是高手”“見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爹死娘嫁人,各人顧各人”“要錢沒有,要命一條”“虱多不癢,債多不愁”……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俗語里,大多數都是在明代流行開來的。

  因此,明代后期底層社會風氣極為敗壞,造假之風大興。明代人以善于制造假銀子聞名。假銀子雖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種類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藝之巧,都超越了歷代,登峰造極。據史料記載,明代人在白銀內添加或包藏鉛、汞、銅、鐵等金屬;細絲制假,有“以手搖動而成絲”“以鐵錐畫絲”“口含吹筒即吹之以成絲”“以濕紙吸以成絲”等方法;調節劑有硝、白信石(砒霜)、鹽、硼砂等材料;制作有傾煎、炒、煮、洗、擦、燒、嵌、焊、鋏、鋾等工藝。至于造出的假銀名稱更數不勝數了:銀錠有搖絲、畫絲、吹絲、吸絲、茶花、鼎銀、吊銅、鐵碎鐯、包銷銀、鈔仔銀、漂白鐯等等;餅銀也有九成餅、八成餅、七成餅、六成餅、梅白餅、鹽燒餅、白鹽燒、三鋏餅、車殼、倒茅餅等等,《杜騙新書》作者張應俞說“非言語筆舌所能形容”。在明代不少史料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偽銀”的為害之烈。《明英宗實錄·卷一百三十九》就有這樣記載:“京城內外,有造諸色偽銀以紿人者,貧民被紿,往往窘忿致死。”《明憲宗實錄·卷二百一十》所收錄的戶部奏疏中更具體談到當時北京“偽銀盛行”的嚴重情形:“行使假銀,民間大害,而莫如近年為甚。蓋昔之假銀不辨,今則不可辨矣。昔之行使者尚少,今則多有之矣。昔猶潛蹤滅跡,今則肆無忌矣。甚至投靠勢豪,廣開兌店,地方不敢舉,官府不能禁,此萬姓之所切齒也。”

  賣假藥在明代社會上也十分普遍。陳鐸在《折桂令·生藥鋪》中寫道:“助醫人門面開張,雜類鋪排,上品收藏。高價空青,值錢片腦,罕見牛黃。等盤上不依斤兩,紙包中那管炎涼。病至危亡,加倍還償。以假充真,有藥無方。”

  當然,明代造假者花心思最多的還是偽造古董文物。明末的江南文人李日華說:“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紈子弟翕然成風,不吝金帛懸購,而猾賈市丁,任意穿鑿,鑿空凌虛,幾于說夢。昔人所謂李斯狗枷、相如犢鼻,直可笑也。”

  明中葉之后,江南地區還出現了專門偽造歷史、胡編家譜的所謂“作家”。有個叫袁鉉的人,“績學多藏書”,為了發財,他在蘇州專門給人編族譜,“研究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為其所自出。凡富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侯王將相而來,歷代封謚誥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鉉贗作者”。

  流氓性格從明代開始,成為中國人性格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西方人剛開始與中國人接觸的時候,驚訝于中國人身上的流氓性。孟德斯鳩說: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這特別表現在他們從事貿易的時候。雖然貿易會很自然地激起人們信實的感情,但它卻從未激起中國人的信實。向他們買東西的人要自己帶秤。每個商人有三種秤,一種是買進用的重秤,一種是賣出用的輕秤,這是和那些對他有戒備的人們交易時用的……在拉棲代孟,偷竊是準許的;在中國,欺騙是準許的。

  二十世紀初,少年胡適到上海求學。在新式學堂中,他的歷史課本是美國著名作家霍桑著的《世界通史》。他發現,厚厚的一本書中,只有后面的兩頁介紹中國,而這兩頁中,關于中國人的習俗,霍桑是這樣寫的:中國人都是騙子,嗜于行騙……

2014-06-30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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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1855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水竹邨人、弢齋。祖籍浙江寧波鄞縣。清末民初,曾為北洋政府官僚。1918年,徐世昌獲段祺瑞控制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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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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