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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十二章 清代:世人皆為奴隸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 第十二章 清代:世人皆為奴隸
張宏杰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十二章

清代:世人皆為奴隸

  唐朝之后的一千年間,中國大地上政權不斷更迭,外族屢次入侵,給中國人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改朝換代”這個詞在中國人心中的意義也許和其他任何民族都不同。中國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與存,君亡與亡,此乾坤之大義。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換代對每個人特別是每個士大夫來說都是一個考驗,一次屈辱,一段尷尬。改朝換代就像一個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華民族就要被縛上去,生割活剝,從一個家族的權力骨架上剝下來,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雖然每一次都會有無數的人“投井”“墮城”“闔家自焚”,然而,大多數人最終還是得選擇屈辱地活下來。這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一個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過程。

  不幸的是,中國的皇位實在太誘人了,歷代皇帝都為保住皇位絞盡腦汁,然而改朝換代之頻繁還是獨一無二。不要說沒有日本那樣的萬年一系,甚至也遠不如朝鮮王朝那樣穩定。自唐亡之后,朝鮮只經歷了高麗和李朝兩個王朝,而中國卻歷經五代十國北南宋元明清。僅僅唐宋之間短短的54年,中國北方就換了梁唐晉漢周五個王朝。其中最短的后漢只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鋼材,你反復彎折它也會金屬疲勞。再質樸的民族,在這樣不斷的尷尬面前也會變得冷漠。中國人的自尊和自信,本來是建立在忠孝為本的道德之上。然而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對“忠義”的摧殘,都是對“投降”的獎勵。“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馬燈式的攘奪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諷,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堅持、相信和認真。中國人的單純和剛烈在這一次次彎折中漸漸消失,維系這個社會的道德綱常日漸被架空,人們越來越油條。不管從哪個方向來的大兵進城,他們都熟練地插上順民的牌子,擺上香案,跪在城門兩邊迎接。

  然而更大的災難還在后面。盡管皇帝輪流做,畢竟坐在皇位上的以前都是漢人。可是宋朝之后,跪迎大軍的中國人兩度發現馬上的征服者是渾身腥膻的異族。蒙古人的百年統治已經讓漢人吃盡了苦頭,可是他們還是沒法團結起來,抵擋住另一支野蠻民族的南下。

  在蒙古人北逃之后276年,又一支異族的軍隊征服了全中國。已經有了異族統治經歷的漢人知道怎么樣面對另一次南下的異族。他們熟練地跪在新統治者的馬前,舉起“順民”的牌子。他們發現,這些征服者們留著奇怪的發式:頭發剃光,清代發型“金錢鼠尾”只留后腦銅錢大的一小片兒,梳成一根小辮兒。他們給這種發型起了個外號,叫“金錢鼠尾”式。在裝出忠順表情的同時,他們對這種古怪的發式暗笑。

  然而,很快他們就笑不出來了。占領北京的第二天,滿族人就發布了“剃發令”,要求漢人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頭發剃去,也梳成“金錢鼠尾”。

  漢族人毫不意外地發現滿族人和蒙古族一樣殘酷。滿族人允許漢族人有一種選擇的權力:可以在“頭”與“頭發”之間選擇一樣,“倘有故違,即行誅剿”。為了使這道命令貫徹下去,他們不惜動用在以前征服過程中很少使用的“屠城”手段。江陰、昆山、嘉定等均被“屠城”,其中嘉定三進三屠。

  在進入北京的第九天,他們又下令,漢人必須搬出北京城,給新主子騰地方。“限期既迫,婦孺驚惶,扶老攜幼,無可棲止,慘不忍言。”(《清朝掌故匯編》)進京這年年底,他們又開始大量圏地,漢人無緣無故被從土地上趕走,從土地的主人變成滿族人的奴隸。如果他們敢于不甘奴役而逃跑,便依“逃人法”治罪,第一次鞭一百,第二次則斬首……

  和蒙古族一樣,從白山黑水入關的這個民族身上有太多落后民族的原始和野蠻性。不過滿族和蒙古族之間也有巨大的不同。漢人很快就發現了這一點。

  蒙古人不學習漢語,不穿漢族服裝,甚至不娶漢族女子。元代諸帝,除最末二帝外,漢語水平都非常差。貴族之中,懂得漢文的,也是鳳毛麟角。有的蒙古貴族到地方做官,寫“七”字不從右轉而從左轉,而連續兩個蒙古皇帝把自己的弟弟立為“太子”,還有一個皇帝把本來應該封為“皇太后”的母親硬要封為“太皇太后”,都引來漢人的訕笑。

  事實證明,在治理漢地的過程中,漢人積累了幾千年的統治經驗是不可或缺的。元帝國的統治者始終堅持草原本位和“蒙古舊制”,不能擺脫游牧貴族的行政傳統。元帝國治理技術過于粗放,注定這個帝國享年不永。

  而滿族人則精明太多了。滿族皇帝如饑似渴地學習漢文化,他們知道這是成功統治漢地的基礎。他們孜孜不倦地閱讀漢文史書。他們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傳統人治明君的所有技術資源,挖掘了中國傳統體制的全部潛力。

  清代是一個集大成的時代,是對中國歷史積累大梳理大總結的時代。用史學家高翔的話來說,就是:“如果把康乾朝代和三代以降,號稱盛世的其他各個時期相比,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它都遠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勢。”“康乾盛世無論從政治上、經濟上還是學術文化上,都顯示出中國傳統社會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鼎盛狀態。”

  清代皇帝們一方面有效解決了民生問題,另一方面也高效地推進了專制制度的嚴密、嚴酷。由于他們的精力充沛和才華橫溢,由于他們的實事求是精神和完美主義追求,他們把牢籠了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政體修補、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因此,在滿族統治階級的意志獲得最大張揚的同時,天下萬民最后一點自由呼吸的空間也被剝奪了。

  熟讀漢文史書的清代皇帝們總結中國歷史,得出的結論是,威脅皇權的勢力無非有以下幾種:

  第一類是皇族。因為身上流的都是開國皇帝的血,所以皇族后代理論上都有繼承皇位的可能。這一點導致了歷代王朝無休止的內斗。父子相屠,兄弟相殘,成了幾乎每個王朝都會演出的血腥劇目。

  第二類是后妃和外戚。因為是皇帝的妻子和至親,這些人深得皇帝信任,危難之際,往往被委以重任。

  第三類是太監。這些原本地位卑賤的不幸者,由于與決策核心層太過接近,也容易染指最高權力。

  第四是權臣。皇帝是生殖競爭的結果,有機會成為沖鋒冠軍、制造了皇長子的精子不一定就是遺傳基因最出色的那一顆。但是那些經過層層斗爭上來的大臣,卻個個是人中龍鳳,不好擺弄。遇到懦弱的皇帝或者特殊的歷史時機,他們常常可以成為假皇帝,甚至奪取皇帝的天下。

  第五當然就是農民起義和敵國外患了。這些往往是導致王朝滅亡的直接因素。

  在清代皇帝的智力接力下,這些問題都得到了空前成功的解決。

  在清代早期,皇族內部發生過很多權力斗爭,以雍正兄弟相殘為登峰造極。從乾隆時代起,皇帝徹底改變了清王朝的貴族政治傳統,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權力核心之外,形成了親王宗室不入軍機處的制度,自此歷經干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無宗室王公進人軍機處者,直到慈禧時期才被打破。

  清代前期的皇帝都較好地處理了后妃與外戚的關系,既讓他們坐享尊榮,又成功地根絕了他們的干政企圖,外戚后妃之禍的危險已經不復存在。

  清代總結歷代太監之禍的經驗,管理太監非常成功。清朝初期,宮廷典制并不完備,為有效管理太監,乾隆總結積累了近百年的管理經驗,下令編纂了“宮廷法典”——《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和《國朝宮史》,還對太監的管理及處分做了詳細而嚴格的規定。太監一旦犯錯,決不寬假。對于太監干政的苗頭,打擊起來更是毫不手軟。為了提醒自己要警惕太監,乾隆還將御前太監全都改姓為“秦”“趙”“高”。由于時刻提防,堅持不懈,清代太監們始終沒有對皇權構成真正威脅,即使是晚清的李蓮英、安德海,與以前的權監相比,其權勢也不可同日而語。

  在強化君權、防范權臣方面,清代有許多政治創新。第一條是密折制度。清代以前,大臣們言事,所上奏折都是公開的,皇帝的批復也是公布于天下。清代卻規定,中高級官員可以給皇帝上密折,并且在密折中可以匯報其他官員的行為。這一制度,把天下主要官員都變成了皇帝的特務,各級官員被這道無形的繩索緊緊捆住了手腳,畏于別人的監督,只能服服帖帖,不敢越雷池一步。清代的另一個政治創造,就是軍機處制度。在雍正以前,清朝實行的是繼承自明代的內閣制度。大學士的權力比之以前的丞相之權,固然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相對君權來講,仍然是極大的牽制力量。雍正七年,清廷設立了軍機處。有關戰爭的一切事務,不再經過內閣先行審閱,也不經過議政王公大臣們討論,而直接由皇帝自己處理,大大提高了決策效率。及至乾隆時期,軍機處權力較以前大大擴展。軍機大臣靈活任用,隨進隨退,實際上不過是皇帝的高級秘書,給皇帝跑腿打雜,手中不握有任何制度性權力。

  出于千方百計防范權臣的需要,甚至連儒學人格追求,都成了皇帝打擊的對象。原因很簡單。儒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盡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清代皇帝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于注重自身修養,過于在乎自身的名譽,也會妨礙他們全心全意地,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妨礙他們成為繞指柔的奴才。為了徹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大臣們不但不能圖利,也不能“好名”。他說“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與利,雖清濁不同,總是私心”。雍正乾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很多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問題上與皇帝意見不同。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担的好事,卻忘了推功于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被尋故抓入大牢。因此清代的內閣成員都周密小心,不圖虛名,謹慎小心,緘默持重;堅持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書;不做思想者,只做執行人,成為一個個有才干,有風度,沒思想,沒堅守的奴才典型。在明主身邊,他們是襄贊有功的能臣。在暴君身邊,他們也會是一個避禍有術的“態臣”。

  除此之外,對導致歷代亡國的農民起義,清代皇帝應對也非常成功。

  在清代皇帝眼中,皇帝、官員和百姓,是父親、兒子和孫子的關系。不管父親如何虐待兒子,兒子也不許有絲毫反抗。因此,老百姓無論被貪官污吏如何壓榨剝削,走投無路,也只能聽天由命,不得“越級上訪”。對于群眾聚眾抗議,維護自己的權利,他們總是視如大敵,一再強調要“嚴加處置”,甚至“不分首從,即行正法”。他們千方百計防止老百姓聯合,嚴厲打擊民間宗教,鎮壓任何聚眾事件。清朝甚至不準漢族人異姓結拜,還曾“禁天下書院”,以杜絕東林遺風。乾隆朝規定,嚴禁罷市,聚眾毆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么“不分首從,即行正法”。

  乾隆十三年,蘇州米商囤糧抬價,一介布衣顧堯年和平到官府請愿,請求官員控制糧價,保證貧民能活下去。為了表示自己對大清政府的恭順,他特意“自縛雙臂”,跪在地方官面前。然而稟承乾隆不許對主動提出權利要求的百姓后退半步的官府,竟然把顧堯年逮捕入獄。蘇州百姓群情激憤,一起來到官府要求釋放顧氏,官府卻大加鎮壓,連續逮捕了三十九人。事情上報到乾隆,奏折中的“聚眾”二字令乾隆大為警惕。他說:“因近日聚眾之案甚多,特命刑部定議,照陜甘刁民聚眾之例,立即正法。”顧堯年等人因此被蘇州官員杖斃于大堂之上。

  在思想文化領域,清氏皇帝更是取得了開創性成就。韓非子說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統治者不僅需要有“硬實力”,還需要有“軟實力”。經過康熙雍正兩代文字獄,清王朝思想專制已經大大加強。乾隆皇帝又通過修《四庫全書》,開展“消滅記憶”運動。史載乾隆銷毀的書籍“將近三千余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吳晗也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文字獄最酷烈的乾隆朝,是一個異常恐怖的時期。在風聲鶴唳之下,每個家庭都進行自我檢查,刨地三尺,消滅所有不安全的文字。文人學士再也不敢吟風詠月,甚至不敢再寫日記。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發后,內外臣工驚駭不已,乾隆担心下面或有非議,于新任浙江按察使富勒渾陛辭時,交待他一項特殊任務:到任后留心體察賦閑在錢塘(今杭州市)老家的協辦大學士梁詩正的反應。梁詩正一見富勒渾,就大談自己為官多年的訣竅:“筆墨招非,人心難測,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時刻留心,免貽后患。”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又說:“一切字跡最關緊要,我在內廷時惟與劉統勛二人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梁詩正的話典型地反映了乾隆高壓政策下臣民的心態。一百多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里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里的全面清潔,消滅了一切異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個清代皇帝自認為萬代無虞的鐵打江山。用乾隆皇帝的話來說,就是:“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

  清代皇帝們積三代百余年努力,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縝密、最完善、最牢固的專制統治,把民眾關進了更嚴密的專制統治的籠子里。縱向對比中國歷史,清代是中國歷史上民眾權利被剝奪得最干凈,意志被壓制得最靡弱的時代。康乾的盛世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撲面而來的世界大潮。因此,才出現了本文開頭,英國人來到中國所見到的那幅精神圖景。

2014-06-30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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