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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性改造史 第十六章 魯迅:國民性改造運動的旗手
中國國民性改造史 第十六章 魯迅:國民性改造運動的旗手
張宏杰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十六章

魯迅:國民性改造運動的旗手

  梁啟超雖然提出了“用小說更新國民性”的思路,他本人卻沒有太多的小說家天賦。他嘗試著寫過幾篇政治小說,但都不太成功。

  梁啟超的性格特點是不甘寂寞、興趣多變,在提出“新民說”這個命題后不久,他的個人興趣又轉到一系列政治活動上。喚醒民眾這件事,被他擱到了一邊。

  真正貫徹梁啟超的“小說救國”思路的,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下一代知識分子。

  從某些方面看,魯迅是一個“抄襲者”,他對中國人劣根性的總結,幾乎是完全“照抄”梁啟超。魯迅對“看客”的批判,顯然襲自梁啟超對“旁觀者”的批評:“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于旁觀者,如立于東岸西岸之火災,而望其紅光以為樂……”魯迅所寫的“鐵屋子”,也與梁啟超描寫的“暗室”異曲同工:“彼昔時之民賊……慮其子弟伙伴之盜其物也,于是一一桎梏之拘攣之或閉之于暗室焉。一旦有外盜焉,嗒然壞其門入其室……雖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攣而不能行。”至于魯迅批評中國人一盤散沙、“想做奴隸而不得”、愚昧退縮等,更是早見于梁啟超的言論當中。

  這不是魯迅的特例,而是梁啟超之后歷代國民性批判者的共同命運:梁啟超對國民性的總結相當全面,在梁啟超之后,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胡適、魯迅、陳獨秀等人關于國民性的評論很少能跳出梁氏的范圍。甚至柏楊的醬缸論,也可以說是源于梁啟超的這句話:“橘在江南為橘,過江北則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進俗之學說,一入中國,遂被其偉大之同化力汨沒而去也……舉凡世界之善良制度,一到中國,無不百弊叢生,徒供私人之利用。”

  不過,時間畢竟過去了一代,民國初年中國世界化的深度和廣度與晚清都大大不同。魯迅一代人的國民性改造思想,在梁啟超的基礎上有一個重大發展,那就是“文化決裂論”。

  梁啟超也注意到了國民性與文化的關系。他認為國民性改造,需要中國文化的更新換代。不過,因為成長背景的原因,梁啟超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濃厚的感情,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多優秀成分,可以為新文化所用。因此他設計中的“變革文化”,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

  然而“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大都是激烈的文化決裂論者。新一代知識分子大多有過海外留學經歷,他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比梁啟超一代更為深入,對中西文化的差異認識得也更為深刻。呼吸過外面新鮮空氣之后,這些留學生普遍認為陰暗壓抑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深刻的原罪。大部分人的共同結論是,中國所有問題的總病根,都是有毒的五千年傳統文化。中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中國傳統文化比西方落后兩千年,現在已經完全過時、腐敗、無法繼續利用。錢玄同這樣表達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怨憤之情:“若玄同者,于新學問、新智識一點也沒有;自從十二歲起到二十九歲,東撞西摸,以盤為日,以康瓤為周鼎,以瓦釜為黃鐘,發昏做夢者整整十八年。自洪憲紀元,始如一個響霹靂震醒迷夢,始知國粹之萬不可保存。”魯迅則認為中國人“許多精神體質上的缺點”來自于可怕的“遺傳”。也就是說,我們國民性中有著祖先遺傳下來的過濾性病毒:“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道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

  “五四”一代人把中西文化完全對立起來,認為它們勢不兩立,你死我活。他們宣稱,只有徹底毀滅這種文化,中國才能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陳獨秀的話最為典型,他說,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余地”。只有西方的民主、科學這兩劑藥方,才能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陳獨秀說:“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德、賽)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這就是所謂的“文化決定論”。

  因此,“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國民性改造方案的核心,就是毀滅中國文化。陳獨秀說,要拯救中國,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打倒孔家店,把舊文化一把火燒個精光。所以陳獨秀“涕泣陳詞”,寄希望于“活潑之青年……奮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魯迅的主張更具體,那就是不看中國書,只看外國書。他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中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錢玄同的主張比魯迅更激進,除了“應燒毀中國書籍”之外,他還要取消中國舊戲,錢玄同說,“今之京戲,理論既無,文章又極惡劣不通”,因此提出“要中國有真戲,非把中國現在的戲館全數封閉不可”。錢玄同甚至提出了“廢除漢文”的主張:“欲廢孔學,不得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

  由他們這一代人打破鐵屋,放進外面世界的新鮮空氣,排走屋內幾千年的陳腐毒氣,那么,在全新的西方文化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中國人,身上自然就不會有因為舊文化導致的劣根性,這就是“五四”一代人的國民性改造思路。

  不過,除了文化選擇這個方向上更進一步外,“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國民性改造思路,并沒有怎么突破梁啟超的藩籬。與梁啟超一樣,他們也認為沒有合格的新人,就建立不了新制度。這與中華民國初期制度建設的失敗這一事實密切相關。

  中華民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幾千年帝制的結束和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誕生。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從上海赴南京參加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的途中,成千上萬的群眾列隊歡呼,“共和萬歲”之聲震動天地。鴉片戰爭以來經受了太多失敗和屈辱的中國人相信,采用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將很快使古老中國結束屈辱、光彩重生。在美國就讀的年僅十九歲的宋慶齡聽到民國成立的消息,立即寫了《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的文章,她盛贊:“中國革命是滑鐵盧以后最偉大的事件,是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之一。這場革命取得了最輝煌的成就,它意味著四萬萬人民從君主專制政體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這個專制制度已經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統治下,生存、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是被剝奪的。”這代表了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心聲。

  然而,現實很快粉碎了人們的美夢。從外國引起的這種先進政治制度,與中國的固有社會傳統似乎格格不入。雖然國號一直保留下來了,但是這個國號之下的政治運行與“共和”二字相去太遠。經歷了洪憲復辟危機、豬仔議員丑聞、連年軍閥混戰之后,幾乎每個人都看到了“先進的政治制度”與中國人普遍素質之間的巨大不適應性。特別是曹錕賄選事件,更讓人們認識到一種新制度在舊土壤上建立的艱難。梁啟超的“只有先新民,才能建設新制度”的話,在此時似乎顯出了先見之明。

  魯迅的心理變化非常具有代表性。在辛亥革命之初,魯迅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新中國”滿懷憧憬。他說:“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

  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徹底失望了。魯迅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從此,魯迅成了一個徹底的“國民性論”者。他說:“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政府的。”“所以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因此,“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其他知識精英結論也與魯迅大致相同。楊昌濟說,“有不良之國民,斯有不良之政府”。陳獨秀則說,“凡是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的好歹轉移,我們中國人天生的幾種不好的性質,便是亡國的原因了”。1916年初,胡適的這句話聽起來更像是出自魯迅之口:“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

  那么,怎么“立人”呢?魯迅說:“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的《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也就是說,先進行人的現代化,而后才能談到制度的現代化。

  從梁啟超到魯迅,時間雖然過去了二十年,但國民性問題仍然被簡化為一個社會成員人人洗心革面的問題。似乎只要人人痛下決心、悔悟自新、告別舊我,即可成為一代新人。個人與社會本來是一種雙向影響的關系:個人的行為固然會影響社會,社會環境更有力地影響著每個人的選擇。然而,從嚴復、梁啟超直到魯迅、陳獨秀,始終只強調前者對后者的決定影響,而且把它絕對化。這種“單向決定論”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實是中國傳統“心學”的另一個變種。當1916年到來之際,陳獨秀仍然滿腔熱忱地向國人呼吁,人人“從頭懺悔,改過自新”。“從前種種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種種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當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進而“以新國家,以新社會”,而使“民族更新”。幾個月后,李大釗也向中國青年發出了自覺再造自我的呼吁: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門懺悔之功,遵耶教復活之義,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棄罪惡之我,迎光明之我;棄陳腐之我,迎活潑之我……

  只要人人迎來新我,就會迎來新的社會。在這個思路的指引下,“五四”一代人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他們辦雜志,辦學校,寫小說,椎心泣血,宣傳、呼號,以期喚醒鐵屋子中沉睡的人。這其中魯迅的呼聲最為銳利而洪亮。

  魯迅認為,用文藝喚醒人的靈魂,是挽救國家唯一之路。因此文藝創作是天地間最重要的事,其他一切與此相比都無足輕重。所以一九二二年得知胡適在創辦《努力》周刊打算論政時,魯迅表示不以為然。胡適在日記中記載他們的談話說:“豫才深感現在創作文學的人太少,勸我多作文學。”

  整整二十年間,魯迅心無旁騖,艱苦卓絕,一以貫之地進行著“國民性改造”這一偉大的人類靈魂改造工程。他寫了大量的小說、散文、雜文,用投槍、匕首、大刀,沖鋒戰、壕坎戰、迂回戰,持之以恒地揭露、總結、批判中國人國民性中的“劣點”。一篇《阿Q正傳》,對普通民眾來說,其作用大于十篇《新民說》。魯迅用他洋溢的才華和獨特的文筆,將國民性問題赤淋淋地挑在筆尖,伸到每一位讀者眼前,讓每個人都無法回避。可以說,“國民性”這三個字,是經魯迅的傳播,才成為漢語中的一個常見詞匯的。他將梁啟超的“以小說塑造新人”思路貫徹到了最徹底的程度,其深與廣無與倫比,影響也非常巨大。

  然而,魯迅等人的艱苦努力,效果并不明顯。非但進步不大,從魯迅的文字來看,國民性的某些方面還有越來越壞的趨勢。最有力的證明,是二十年間魯迅對國民性的批評責罵越來越激烈,越來越痛切,也越來越無奈。魯迅原本信奉進化論,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他認為,雖然中國文化有原罪,但是隨著他們這一代肩住黑暗的閘門,放進西方文化的新空氣,那么接受了新文化的青年人成長起來,“血液里的昏亂”就會一代代迅速減少。然而,歲月無情流去,魯迅眼中的青年卻不但沒有進步,反而不斷淪陷。1925年,魯迅就對他看到的普遍的青年“形象”表達過不滿:“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1927年廣東革命陣營分裂的血腥更令他震動。他說:“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后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從此之后,他對青年一代的評價越來越低。1933年他說:“今之青年,似乎比我們青年時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為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構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1934年他又說:“但我覺得雖是青年,稚氣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見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這種人來往。”

  這一事實讓魯迅在努力二十年之后發現,先思想后制度的“國民性改造”之路走不通。“思路轟毀”之后,經過長時間的孤寂、彷徨和思想苦悶,魯迅在晚年放棄了“國民性論”,接受了“階級斗爭論”。蘇聯建國的成功給了他新的啟示。他說,看到“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在晚年魯迅心中,蘇聯成了全世界無產者的“麥加”,那里存著全世界的光明和希望。他大量翻譯蘇俄文學,他開始相信只有階級斗爭才能救中國。

  從居高臨下地喚醒民眾,到奉民眾為推動歷史的主力,依靠人民大眾進行革命;從絕對排斥政治斗爭,反對政治改良,到相信必須用“火與劍”進行激烈的政治變革,“國民性改造運動”的旗手魯迅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向社會大聲宣告了通過“思想革命”來改造國民性的失敗。

2014-06-30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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