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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國民教育的“師荒”及其原因
抗戰時期國民教育的“師荒”及其原因
孫傳釗     阅读简体中文版

  內容提要:為了配合新縣的實施,1940年國民政府推出預保甲鄉鎮地方自治為一體的“政教合一”的國民教育。國民教育運動一開始,就遇到小學教師奇缺之難題。小學教師因為待遇惡劣相繼改行,除了戰時經濟崩潰這一原因外,國民政府教育行政腐敗是更深層的原因。

關鍵詞:國民教育;待遇;腐敗

1939年國民黨在五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實行新縣制,在鄉鎮強化保甲制度的方針。同年,國民政府頒布《縣各級組織綱要》。該《綱要》第47條規定:鄉鎮地方保長、校長、壯丁隊長都由一個人兼任。為了配合新縣制,1940年教育部召開全國國民教育會議,會上提出國民教育實施綱領。綱領規定五年內將未淪陷的14省小學、民眾學校漸次改造,各鄉(鎮)設立中心小學,每保設立一所國民學校。不僅對學齡兒童實施“強迫教育”,還對30歲以下失學成人進行識字實習教育,并且要求公教人員參與地方基層保甲地方自治的各種工作,達到“政教合一”。

已經遷往重慶的國民政府算是在國民教育上下了力氣。1938年創刊的教育部主編的《國民教育》(月刊)盡管戰時紙張匱乏,發行最高達1萬5千冊,作為鄉(鎮)國民學校教師進修讀物,寄贈各地鄉鎮。1941年因時局困難,教育部已經難以切實指導各省國民教育之展開,將《國民教育指導月刊》廢刊,改成由國民政府教育不與各省教育廳合編,由各省各自出版,發行《國民教育指導月刊》。如當時四川省為中央政府直轄,省教育廳積極推行國民教育運動。教育廳長郭有守也經常親自撰文,內遷至川的顧樹森、瞿菊農等教育界人士,也經常不惜筆墨為該刊寫稿助勢;又如,浙江省僅一時為戰局所迫,短時間暫停編輯出版外,1合編的《國民教育指導月刊》也勉力維持到抗戰勝利。

但是,國民教育運動已開始就遇到小學教師奇缺之難題——小學教師因為待遇惡劣相繼改行。拙稿以四川、浙江兩省為例,對抗戰時期國民教育獅子“奇缺”——“師荒”問題及其原因作一敘述。

一,師資恐慌

1941年春,四川省教育廳曾派出徐允昭等8人的巡回輔導團去灌縣、成都、華縣和成都

市對當地國民學校小學教師進行短期輔導。輔導團除了指導學科教學外,還對國民教育實施中問題進行了調查。調查中發現最嚴重的問題是各鄉(鎮)國民小學教師師資“恐慌”,原因是待遇惡劣紛紛改行。2省教育廳長郭有守哀嘆:“在國民教育事業日益發展中,而國民教師待遇問題嚴重性也日益加重。本人在去年9月曾把這些問題向全省廣播過一次,數月以來這情形又不同了。”“最近非但優良的(教師)難以聘到,即使不優良的也要相率他去,這問題是何等嚴重。”3不僅四川一省如此,戰時任浙江省主席的黃紹竑也感嘆:“本省各縣國民教師的師資,合格的平均不過百分之三十左右,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代用教師,這是多么嚴重的問題。”4究其原因,小學教師待遇惡劣至極。“一個小學教師所得,比不上任何一個階層的勞力者,幾乎不能供給一人的生活。”5

不僅現役教師“相率而去”,連示范學校招生也極為不易。“畢業生“好多人去投靠郵務或其他企事業機關的職員”,“投身到工商界去工作”,6或者“不惜以其他學校肄業資格轉到高級中學,以求畢業后再升學”。所謂師范學校“中學化”。7短期師資訓練班速成的學生因訓練時間短,作為教師不甚何勇,暑期進修班也不過是教師提高教學水平之機會,師資主要來源依靠師范畢業生。8而今師范生也都短缺,只好各縣擬辦簡易師范學校,招生年齡較大的小學畢業生,給予四年嚴格訓練。但是,辦簡易師范學校要解決學生膳食。膳食一項要占縣財政預算的大部,也不能通過,只得作罷。9

居1941年度統計,國民政府控制的14省共有小學教員334279人,不合格為118046人,不合格內具有小學畢業程度者為47195人,初中畢業程度為49040人,塾師出身者為21811人,即使合格者中,僅53882人受過短期訓練,系代課教師。10為了確保識字,國民政府在1939年7月頒布了《師范學校畢業生服務章程》。《章程》規定師范學校畢業生在規定的兩年服務期內不得升學或從事教育以外之職務。但是服務一年,成績優良者愿升入師范學院或簡易師范畢業生愿升入師范學校者,得呈請省市教育行政機關核準后,投考升學。即使通過“服務期”之規定來限制教師流失也無濟于事。至1944年,“最嚴重的問題仍是師資短缺,而短缺之原因是教員待遇問題”。11

二,待遇惡劣

當時國民學校小學教師待遇究竟是何等水平?以四川省為例,先看橫向比較。四川省

政府機關的公差(公務員)最低待遇是每月20元,還補助二斗七升五米。照當年(1940年)市價,米每斗計25元,可值68元,再加上每人可領取家屬糧食補助津貼50元,三者合計138元。而省政府規定小學教師工資最高不超過45元,補助二升五斗米,特殊情形可以補助四升米。以四升最高標準計,每月收入不過是125元。但是,政府規定的小學教師的學歷資格遠高于公差(公務員),小學教師收入還不如公差的最低收入。社會上“普通工匠”每日工資尚且在10元左右,月收入不下300元。12當時體腦倒掛也很厲害。

1940年為止,四川省各縣對公交人員眷屬發放“代米金”,對象為縣政府職員、縣中教師、民眾教育館職員之眷屬。而小學教師因與鄉(鎮)保甲人員“政教合一”,一律不能享受此項待遇。而鄉長、鎮長“收入比縣長還好得多”,其他保甲人員多為兼職,另有主業外,貪污、借公濟私亦為一途。他們與小學教師不同,衣食無憂。13為此,教育界代表劉啟明向四川省臨時參議會第五次大會提出“請增加各縣小學教員技術米貼以維持國民教育進出案”。提案中,劉指出:“小學教員薪金合計不過百余元,如此菲薄待遇,欲求其安心務職,決不可能。”14結果,1941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地方津貼小學教員米谷暫行辦法》,除了每月補貼米一市斤至二市斤,或谷二市斤至六市斤外,還按照公務員待遇供給平價米及每月補助50元。但是這些補助仍舊追不上物價上漲速度。1941年秋,一升米漲至70元,若以40元月薪計,

僅夠“油鹽蔬菜、煤炭費”。15

小學教師待遇低并非四川一省,時有各省情形之統計(1941年):16

地區 最高 最低 平均 地區 最高 最低 平均

貴州 80 30 55 湖南 50 10 30

安徽 40 10 25 綏遠 50 10 30

陜西 80 30 55 河南 42 12 27

廣西 35 6 21 四川 80 20 50

福建 65 21 43 甘肅 50 22 30

山東 55 14 25 寧夏 62 27 45

山西 40 10 25 江西 80 14 47

重慶 70 20 45 新疆 42 15 29

廣東 50 11 31 青海 25 10 18

統計表中最高薪金為人數很少的縣中教師工資,實際上小學教師收入最低,不足以溫飽。戰時各地政府不得不采用加發實物——米津貼來聊補不足(山西、綏遠兩省采用供給膳食方法)。即使如此,也存在諸多問題。一些地方要教員自己去由縣指定的“某處某戶徑行收取”,教師“沿門托缽”、“窘態畢現”。省雖又責令縣、縣責令鄉鎮,鄉鎮至保甲,都“極盡公事要卸責任之能事”。面對農民各戶攤派,“近乎苛雜,使人民畏于興學。”而且,經過層層手續后,米谷到教師手里,甚費時日,以至于子月之食糧遲滯至丑月、寅月乃至卯月者,教師們“告貸乞求,呼吁無門,實至苦痛”。若輪至北方諸縣,供小麥五斗,僅敷一人之食量,無力贍養家屬。17平心而論,若無日寇入侵,國民政府雖然漠視小學教師之生計,抗戰全面爆發之前鄉鎮小學教師生活還沒有陷入如此困窘之程度。

江西一縣立高等小學教師王熙春回憶1913年初任時月薪16元,時米價每石3元余,鹽1元可以買10多斤,加上加油“薄田5畝8分”,子女3人,雖幼小,但是“月薪所入,可以俯蓄,尚有余裕。”18四川省一中心學校教師劉本悅也在一文章中追憶,1934年他月薪65元,每斤肉菜1角余,米每斗才7角余“,每月兩園五角伙食費就能吃得很好,生活安定。劉大概因為是校長,工資偏高,若小學教師工資以30元計,按照這種物價水準,一家四口,生活也能維持安定。抗戰爆發前小學教師收入雖然不讓人羨慕,也屬小康。據劉文回憶,1937年夏起,到1938年期間,“薪水和物價開始賽跑”,每月伙食費漸漸漲到5元,薪水只加到75元。1938年至1940年,薪金提高到100元,但是每月伙食費增加到13元。而1941年米每斗漲到70元,而且“校長進城領不到款,教師連吃飯也成問題”。19要保持1934年生活水準,月新要加到600元才行。20

時任四川省教育廳國民教育科長郭秀敏在《保障的待遇和待遇的保障》一文中,對政府提出批評:“保障的待遇和待遇的保障的意義不一樣。前者是積極的,后者是治標的、消極的。”她還指出:政府應該恪守教育部1929年7月公布的“小學教師薪給支付實施辦法”的第三條“具有修正小學規程第62條資格及經小學教員檢定合格之教員,應該以當地個人食衣住三者所需生活費之倍為最低薪額,代用教員應以合格教員之最低薪額十分之八”;還應該按照第3條“小學教員至最低薪額應依照前大學院所頒布小學教員薪水制度原則,以使其生活‘舒適’為度”。所謂“舒適”,1929年教育部的解釋是:“一,食應以各縣該縣市政府之中級職員包膳之膳費標準;二,衣服應以每兩個月添置藍布單衣一件為標準;三,住應以當地中等租賃市鎮房兩間所需租金為標準。”所以,郭秀敏認為政府食言,未能“照準實施”導致鬧“師荒”,唯改善一途,“否則地方自治未完成,教育或將破產”,“我個人以十二萬分的至誠”盼望各地縣市政府機關改善小學教師待遇。21

三,財政腐敗

除日寇入侵使中國經濟為戰爭所毀,各業凋蔽之原因外,國民黨地方財政腐敗也使得小學教師生活困難雪上加霜。

1940年國民政府全國教育會議曾決議國民教育經費分担比例:中央和各省負担百分之二十五,地方負担百分之五十。結果,因為國家財政困難,中央不能如數撥款。1941年全國財政會議后,決定自1942年起省預算的部分也由國庫統籌手指。地方的縣教育經費在統收統支的原則下,成立特種基金,專賬保管。各省市國民學校以及中心學校也自籌資金。至1942年底,13省市籌集基金達595098043元;田地312454畝;學谷折合3952430元。22但是,教育經費和收入并未悉數用于教育,往往為挪移作他用或入私囊,致使經費捉襟見肘。教師待遇得不到改善。

時任灌縣教育科科長甘干信談到地方財政使感嘆:“學產收入是地方教育經費主要來源,但過去大都由地方土劣把持租佃,年月稍久,竟或站為私有,甚至假名整理化零為整,實則化整為零,自賣自買,從中漁利,產權既未確定,出納、保管亦無監督,以及教育經費收入短少,教員待遇低微。”23

前述劉本悅也在文中談到,1940年起,米價暴漲,學產之米谷也驟漲,但是學產增,教員收入不增,實為把持學產者中飽私囊之故。24雖然國民黨政綱對內政策第13條規定“增加教育經費并保障其獨立”,中華民國訓政時期臨時約法的“國民教育”一章第52條也稱“中央及地方應寬籌教育上必需之經費,其依法獨立之經費,并予保障”,而且,1931年行政院還法過第22、第13號訓令《地方教育經費保障辦法》,但是,抗戰最艱難時期,挪用、貪污者依舊。這些黨、政法規成一紙空文。浙江省情況也不例外,各縣“教育經費均有田產租谷固定收入,現谷價較平時增加五、六十倍,教育田產租谷收入可增加五、六十倍。增加之數,少者一縣數萬,多者一縣達一、二百萬。”“最終,多收入經費被縣政府“統籌支配”,經費獨立之原則倍置若罔聞。25

為此,1941年6月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對教育布指示:“各省市縣教育經費,因、地方經費統籌支配關系,在此非常時期,往往挪用,裨資保障”。教育部又以國字24302號訓令“同飭各省市教育局遵照辦理”。但是各地財政當局“企圖破壞保障者仍作不知。是以糾正效力甚微,而侵占之風仍續不已。”26于是,1943年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時,此時又入議程。決議重申“原有地方學款學產租息,因物價增高之溢收,及原指定教育經費各種賦稅,因實征之溢收,均應全部撥充地方國民教育經費,絕對不得籍口統收統支挪移別用。”是年又由行政院及教育部分別向地方發出訓令。

因為沒有切實懲戒規定,所以這些訓令依然是一紙空文,挪用、貪污教育經費屢禁不絕。甘干信有其地方工作之體會:“現在實行新縣制,雖說教育為中心工作,但是當縣長的大都認為糧食、禁煙、兵役、治安才是當務之急,教育工作要擺在后面了。做縣長的能夠把這幾點真正做好,也還不錯,不過大都因為這幾件事,有點咸頭。假如說沒收了一百石米,三、四萬元錢就可以起坎的。兵役、治安中的機會也不少。至于教育只有花錢,要賺幾個錢是不大可能的。”人往利邊行,誰愿意去注意它啊”。“至于省府的補助費,有的未列入縣預算,也沒人知道,列入預算的,縱使有人知道,也好應付的。在省款兌到的時候,就由縣長的庶務去存了,有時候作科長的根本不知道,即使知道的話,也不便催促,馬上拿來用在國民教育上,以斷他的財路。如果作科長的與縣長還很接近,那就利益均沾了。縱使感覺這項款子干脆吃了有危險,就拿在當地做生意,有人控發的時再拿出來,已經一本萬利了。”27

不僅官吏腐敗,還有來自鄉鎮地方黑社會的敲詐。“凡是一個地方都有一些土豪鄉紳,對于堤防上的事總想吃干,要造成‘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形式,一點要求不遂,他就興風作浪起來。”雖然在戰時,官場麻將依然極盛,縣教育科長常被“社會賢達”邀請加入三缺一牌局,時日一久,牌友會推薦自己親友向科長謀取校長差使,若拒之,會被告發公職人員參與賭局,引來種種威脅。所以,甘干信說出真話,所謂“新縣制”、所謂“政教合一”實際都是辦不到的。28

教育廳長郭有守也承認教育行政存在許多嚴重問題:一,“雖鄉鎮文化股主任及鄉鎮長兼校長的任免完全由民政科主辦,不給教育科知道”,“或完全由縣長下手諭,教育科長無法參加意見,事后也無從知道。”二,有些縣編制預算,關于教育經費,由會計隨便貶值,教育科無法過問,而所列的教育經費預算,又不遵照實施。三,有些縣長對省委派的教育科長拒絕其到職,或到職后另派其他工作。四,有些縣將鄉鎮中心學校劃歸鄉(鎮)公所主管,而鄉(鎮)公所文化股主任,大多為前聯保辦公室書記、事務員改任,“簡直不知教育為何物”。29

1942年元旦郭有守這么給部下打氣:“任何經濟壓迫,總要咬緊牙關忍受著,一切損失得勝利臨頭和敵人總算”。30這與蔣介石在1940年初對小學教師“勉勵”一脈相承。蔣這樣給小學教師打氣的:“勿以一時之困難而動搖其志業,勿以功績之無聞而輕棄其職務,俟抗戰勝利之后,中央必對諸君生活之保障,謀切實合理之改善。”31然而,抗戰勝利后未幾,諾言尚未兌現,內戰蜂起,公職教務人員又陷入貧病交迫之困境。

1,周彬《編完之后》,《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浙江省教育廳合編,第三卷第七期,民國33年11月,第32頁。

2,徐允昭《國民教育巡回輔導試行的經過》,《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四川省教育廳合編,第一卷第一期,民國30年8月,第59頁。

3,郭有守《提高教師待遇問題》,《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四川省教育廳合編,第一卷第六期,民國31年5月,第1頁。

4,黃紹竑《今后本省教育實施方針》,《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浙江省教育廳合編,第二卷第九、十期合刊,民國33年4月,第12頁。

5,同注3,第4頁。

6,同注2。

7,陳劍恒《國民教育行政的一個矛盾》,《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四川省教育廳合編,第一卷第二期,民國30年9月,第11頁。

8,根據國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制定的《各省市國民教育師資訓練辦法大綱》,另外五種教師訓練途徑為:1,進修刊物;2,進修輔導;3,通訊研究;4,短期進修班;5,假期訓練。

9,同注7,12頁。

10,金蕃《中心學校國民學校教員待遇之檢討》,《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浙江省教育廳合編,第二卷第四、五期合刊,民國33年1月,第31頁。

11,同注10,第30頁。

12,劉百川《小學教師待遇問題的商榷》,《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四川省教育廳合編,第一卷第六期,民國31年1月,第6—8頁。

13,同注3,第5頁

14,劉啟明《請增加各縣市立小學教員家屬米貼以維持國民教育案》,《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四川省教育廳合編,第一卷第六期,民國31年1月,第25頁

15,劉本悅《提高教師待遇的有效方法》,《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四川省教育廳合編,第一卷第六期,民國31年1月,第25頁。

16,錢卓升《小學教員待遇法規實施情形概述》,《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四川省教育廳合編,第一卷第六期,民國31年1月,第23頁。

17,同注10,第32頁。

18, 王熙春《小學教師不可為而為》,《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浙江省教育廳合編,第三卷第二期,民國33年6月,第9頁。

19,同注15,第28頁。

20,同注19。

21,參見《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四川省教育廳合編,第一卷第六期,民國31年1月,第26—27頁。

22,薛大漢《推行國民教育的師資問題》,《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四川省教育廳合編,第三卷第一期,民國33年4月,第7頁。

23,甘干信《我是怎樣辦理灌縣教育行政》,《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四川省教育廳合編,第一卷第二期,民國30年9月,第62頁。

24,同注19,第49頁。

25,熊翥高《縣教育經費應依照中央最近明令確定之辦法保障》,《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浙江省教育廳合編,第二卷第三期、四期合刊,民國32年11月,第8—9頁。

26,同注22。

27,同注23,第63頁。

28,同注23,第63頁。

29,郭有守《縣教育行政機關及權責調查》,《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四川省教育廳合編,第一卷第二期,民國30年9月,第3—4頁。

30,同注3。

31,蔣介石《慰問全國小學教師電》(1940年1月16日),《國民教育指導月刊》,教育部國民教育司、浙江省教育廳合編,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民國32年11月,第5頁。

英文標題和內容提要

Problem “Shortage of teachers” and its factor of National Educa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1937—1945)

Abstract The KMT government pursued“ National Education” during that would united with the Bao Jia System of local autonomy for coordinate activitie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ystem of county in 1940. KMT ran into the difficulty about shortage of primary teachers at beginning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movement. The primary teachers were not paid well, so they changed their profession in succession. Besides the collapse of wartime economy, the corruption of KMT government’s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was the most profound factor.

轉載自http://www.unicornblog.cn

 

2011-06-16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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