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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有涯愿無盡 第一輯 我的自傳 第1節 生平述略
我生有涯愿無盡 第一輯 我的自傳 第1節 生平述略
梁漱溟      阅读简体中文版

《我生有涯愿無盡》 作者:梁漱溟
  第一輯 我的自傳
  第1節 生平述略
  我生于甲午中日戰爭前一年(1893年)。此次戰爭以后,國際侵略日加,國勢危殆。1937年“七七”事變,我國又遭受日寇長達八年之久的入侵。我的大半生恰是在這兩次中日之戰中度過的。我原名煥鼎,祖籍廣西桂林。但自曾祖起來京會試中進士后,即宦游于北方。先父名濟,字巨川,為清末內閣中書,后晉為候補侍讀,其工作主要為皇史宬抄錄皇家檔案。先父為人忠厚,凡事認真,講求實效,厭棄虛文,同時又重俠義,關心大局,崇尚維新。因此不要求子女讀四書五經,而送我入中西小學堂、順天中學堂等,習理化英文,受新式教育。這在我同輩人中是少見的。由于先父對子女采取信任與放寬態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見為止,從不加干涉,同時又時刻關心國家前途,與我議論國家大事,這既成全了我的自學,又使我隱然萌露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而鄙視只謀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漢”生活。這種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學起即對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追求不已。于社會問題,最初傾向變法維新,后又轉向革命,并于中學畢業前參加了同盟會京津支部,從事推翻滿清的秘密活動。辛亥革命爆發,遂在同盟會《民國報》任外勤記者,因而得親睹當時政壇上種種丑行。這時我又讀了日人幸德秋水所著《社會主義神髓》,受書中反對私有制主張的影響,因而熱心社會主義,曾寫有《社會主義粹言》小冊子,宣傳廢除財產私有制,油印分送朋友。1913年退出《民國報》,在革命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中,自己原有的出世思想抬頭,于是居家潛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會主義而轉為傾向出世。在此種思想下,1916年我寫成并發表了《究元決疑論》,文中批評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獨推崇佛法。隨后我以此文當面求教于蔡元培先生,遂為先生引入北大任教。1917年起我在北大哲學系,先后講授“印度哲學概論”、“儒家哲學”等課。此時正值“五四”運動前后,新思潮高漲,氣氛對我等講授東方古學術的人來說無形中存在著壓力。在此種情勢下,我開始了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后來即產生了根據講演記錄整理而成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書中我提出了人類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為三大路向的見解,同時在人生思想上歸結到中國儒家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些見解反映自家身上,便是放棄出家之念,并于此書出版之1921年結婚。隨著在北大任教時間的推移,我日益不滿于學校只是講習一點知識技能的偏向。1924年我終于辭去北大教職,先去山東曹州辦學,后又回京與一班青年朋友相聚共學,以實行與“青年為友”和“教育應照顧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想。1927年在朋友的勸勉下,我南下到北伐后不久的廣州。在這里我一面覺得南方富有革命朝氣,為全國大局好轉帶來一線曙光,一面又不同意以俄為師,模仿國外,背棄中國固有文化的做法,因此我雖接辦了廣東省一中,但此時考慮得更多的乃是自己的“鄉治”主張。依我看來,由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異,惟有先在廣大農村推行鄉治,逐步培養農民新的政治生活習慣,西方政治制度才能得以在中國實施。1929年我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曉莊學校、黃炎培先生江蘇昆山鄉村改進會、晏陽初先生河北定縣平教會實驗區及山西村政之后,適逢彭禹廷、梁仲華創辦河南村治學院,我應邀任學院教務長。這是我投身社會改造活動的開端。但因軍閥蔣閻馮中原大戰,開學未滿年而停辦。旋于1931年與同仁赴山東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該院設研究部與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并劃鄒平縣為實驗區(后擴大為十余縣)。實驗區有師范、實驗小學、試驗農場、衛生院、金融流通處等。縣下設鄉學、村學。鄉學、村學為政教合一組織,它以全體鄉民或村民為對象,培養農民的團體生活習慣與組織能力,普及文化,移風易俗,并借團體組織引進科學技術,以提高生產,發展農村經濟,從根本上建設國家。此項試驗在進行七年之后,終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抗日戰爭爆發,發動民眾與國內團結為抗戰所必需,于是我開始追隨于國人之后,也為此而奔走。1937年8月應邀參加最高國防會議參議會,曾對動員民眾事有所建議。1938年我訪問延安。這是我奔走國內團結的開始。訪問目的不外考察國共再度合作,民族命運出現一大轉機,共產黨方面放棄對內斗爭能否持久,同時探聽同仇敵愾情勢下,如何努力以鞏固此統一之大局。為此曾與毛主席會見八次,其中兩次作竟夜談。關于對舊中國的認識,意見不同,多有爭論。但他從敵友我力量對比、強弱轉化、戰爭性質等分析入手,說明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問題,令我非常佩服。1939年感到留在西南大后方無可盡力,我又決心去華北華東敵后游擊區,巡視中得到國共雙方協助。經皖、蘇、魯、冀、豫、晉六省,沿途動員群眾抗戰,歷時八個月,歷經艱險。在戰地目睹兩黨軍隊摩擦日增,深感如任其發展,輕則妨礙抗戰,重則內戰重演,于是返回四川后方,除向國共雙方指陳黨派問題尖銳外,更與黃炎培、晏陽初、李璜等共商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以增強第三方面力量,為調解兩黨紛爭努力。1941年初,皖南事件爆發,國內團結形勢進一步惡化,遂又與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將“同志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前身),同時被推赴香港創辦民盟機關刊物《光明報》,向海內外公開宣告民盟的成立。不料報紙創刊僅三月余,即因日軍攻占香港而停刊。我不得不化裝乘小船逃離香港,來到桂林。在此我負責民盟華南地區工作,邊從事爭取民主、宣傳抗日的活動,邊從事寫作。1945年8月,日軍投降,抗戰宣告結束,兩黨領導人又會晤于重慶。眼見敵國外患既去,內部問題亦可望解決,我即有意退出現實政治活動,而致力于文化工作。及至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協議告成,我更以為中國步入坦途在望,于是托周恩來先生帶信給毛主席,說明自己退出現實政治之意,同時發表《八年努力宣告結束》等文,向社會表明心跡。因未獲毛周二位諒解,我于1946年3月再度訪問延安。但時局旋即惡化,我不得脫身,反被推任民盟秘書長,參與國共和談。至1946年底,終因國民黨決心發動內戰,和談破裂,我即辭去秘書長,去重慶北碚,創辦勉仁文學院,在此講學并完成了《中國文化要義》的撰寫工作。書中總結了我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見解,并指出:“中國文化之偉大非他,只是人類理性之偉大。中國文化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全國解放,1950年我由四川來到北京,得與毛主席多次談話,表示愿在政府外效力國家,并建議設中國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文化比較研究所,終因故未能實現。1952年為對解放前的思想與政治活動做一番回顧與初步檢討,寫成《我的努力與反省》一長文。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擴大會議上發言,受到毛主席嚴厲批評。1955年批判更在全國展開。自此以后我即將主要時間與精力投入著述之中。1960年著手寫《人心與人生》一書。這是早自20年代即醞釀于心的著作,自認為最關緊要,此生定須完成。不料因“文化大革命”開始,參考書盡失,寫作工作被迫中斷。于是在抄家未逾月的困難情況下,另寫《儒佛異同論》及《東方學術概觀》等。至1970年,才得重理舊業,續寫《人心與人生》,但不久又逢“批林批孔”運動。因我堅持“只批林,不批孔”,為大小會所占去的時間更多,寫作近于停頓。至1975年中,此書終告完成。如在此書《后記》中所說,“卒得償夙愿于暮年”,了卻一樁心事,而我的著述活動也隨之基本結束。最后,我以《中國文化要義》自序中的一段話,作為此文的結束語:就以人生問題之煩悶不解,令我不知不覺走向哲學,出入乎百家。然一旦于人生道理若有所會,則亦不復多求。假如視哲學為人人應該懂得的一點學問,則我正是這樣懂得一點而已。卒之,對人生問題我有了我的見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為人行事。同樣地,以中國問題幾十年來之急切不得解決,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動,并耽玩于政治、經濟、歷史、社會文化諸學。然一旦于中國前途出路若有所見,則亦不復以學問為事。究竟什么算學問,什么不算學問,且置勿論。卒之,對中國問題有了我的見解思想,更有了今日的主張行動。
  回顧過去,我就是這樣跋涉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上。

2014-07-03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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