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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有涯愿無盡 第三輯 我的自傳 第55節 創辦《光明報》前后(3)
我生有涯愿無盡 第三輯 我的自傳 第55節 創辦《光明報》前后(3)
梁漱溟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三輯 我的主要經歷
  第55節 創辦《光明報》前后(3)
  八、青幫頭子杜月笙奉命出馬
  《光明報》發表了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綱領,公開宣告民盟的成立,當然為蔣介石所不容。首先是旅港的參政員王云五、成舍我兩人秉承國民黨的意旨,以邀我同去重慶參加參政會為名,要我離開香港,重新回到受蔣介石嚴密控制和監視的重慶,為我所拒絕。后來國民黨元老李石曾(李與吳稚輝、蔡元培、張靜江,人稱國民黨四大元老,他們都是中山先生的朋友),當時正住九龍半島酒店,也寫信勸我回重慶,信中說:“介公之于先生,一如先生之于介公,并無惡意。”并通知我機票已由吳鐵城的弟弟代為準備好了。對此我再次“辭謝”。最后國民黨搬出了青幫頭子杜月笙,讓他來出馬,“動員”我離開香港。有一天,由杜月笙出面,請我一個人去“吃茶”,地點是“告羅士打酒店”的雅座。杜一見面,首先講了許多恭維的話,說什么我在《光明報》上發表的文章如何好,大家如何注意,許多人都表示贊同等等。然后話題一轉,說:“重慶方面很希望梁先生回去,有什么主張,盡可以與蔣先生面談。當面交換意見不是更好嗎?”他還說:“我們這些人素以信義著于天下,說話從來是算數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我回答說:“不必了,因為除了報上已發表的,我沒有什么另外的主張。更何況民盟總部在重慶,有張君勱、左舜生等人在,如果需要當面談,他們可以代表民盟。”杜遭拒絕后不死心,后來又請我吃過一次茶,當然還是讓他碰了釘子。
  九、來自內部的分歧與干擾
  國民黨的干涉和破壞活動當然為我們制造了許多困難,但更令人心痛的還是來自內部的分歧與干擾。這是我此生中最感苦惱的經歷之一,至今難忘。民盟的政治綱領早在重慶時即由我執筆寫好,并經大家修改同意。但在距報紙創刊前一個多月,黃炎培即托人自重慶帶來密函并抄件,其中意見是為避免使國民黨感到刺激,擬就的十二條綱領中有四條暫不發表。這四條內容包括反對由國庫負担國民黨費用,反對設立特務機關等。其實這種將綱領分成兩部分先后發表的意見,早在我尚在重慶時黃就提出過,后來大家取得非到適當時機不發表的諒解,這個分歧遂被暫時擱置起來,現在不過是舊事重提罷了。為了消除分歧,能按原定日期(1941年10月10日)發表民盟政治綱領,經過在港民盟成員多次討論和與在重慶的民盟成員多次信函往返,終于決定由我根據原來的十二條另起草一個十條綱領。這個改寫后的綱領后經重慶方面民盟成員同意,一字不改;而在港的徐夢巖、周鯨文等堅持刪去第四條中“擁護國民黨執政,為抗戰建國綱領之執行”,而在第二條“結束黨治”后面,增加“仍委托國民黨執政”等字樣。結果大家議論紛紜,久久定不下來,最后終于修改為“督促并協助國民黨切實執行建國綱領”。后來在報上發表的那個政治綱領,就是經過這許多曲折產生的。
  至于民盟成立宣言的發表方式的分歧,早在宣言起草之前就出現了。青年黨曾慕韓首先提出發表時不具名的主張,而后被推為民盟主席的黃炎培又提出要為他個人參加民盟保守秘密;而姓名保密也只能是不具名。我則以為民盟這兩個重要文件的發表,都應由民盟的負責人共同具名,毫不隱瞞這些政治主張是我們的;只有如此,才足以表明我們鄭重負責的態度,并取信于國內外。有人又提議改由參加民盟的各黨派具名,而職教社又反對,其理由是不言自明的:因為黃炎培是該社負責人,有了職教社的名字,也就等于有了他的名字。于是我又建議以“民盟駐港代表梁漱溟”名義,或解除我的報社社長職務再發表,均不得同意。而青年黨曾慕韓以不具名發表的意見未談妥為借口,拒不起草原應由其執筆的宣言。為了宣言與政治綱領同時按原定日期發表,我又不得不連夜趕寫宣言,經大家討論通過。最后在萬般無奈中,只得服從不具名發表的意見,在《光明報》上刊登了這兩個民盟的重要文件。
  由于發表時不具名,孫科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在香港發表公開談話,攻擊民盟,說民盟是暗藏的“第五縱隊”,破壞抗日等等。而不具名發表的最大不利是不能取信于國外,以獲得國際上的同情和支持。為補救計,后由陳友仁(曾任中山先生秘書、國民政府外長)和陳翰笙二位向外國記者說明和保證,并由他們代為將這兩文件譯為英文,宣言與政治綱領才得通過這些記者轉發國外。
  十、被迫停刊
  1941年底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12月8日日軍由九龍方面進攻香港,同時對香港炮擊和轟炸。《光明報》自同年9月18日創刊后,至12月13日被迫停刊,前后不過三個月。報紙無法辦下去,工作人員只得遣散。為免生意外,我也在同人的幫助下多次遷移住處。12月25日日軍終于全部占領了香港,香港當局投降。在香港淪入敵人之手的初期,盜匪蜂起,日軍也乘機作惡,社會秩序無法維持。此時為了安全,我又與薩空了、張云川、黃瓚三人躲入西環一所小學校,住在三樓的一間空房里,住入此處以后,我們盡力深居簡出。白天各自讀書,夜間無電無法看書,幾個人就在一起閑談,各自介紹個人經歷的種種往事。
  有一天我有事外出,走在中環路距香港大學不遠的地方,遇見陸光榮,兩人正邊走邊談時,由兩樓之間忽然沖出一人,雙眼以下蒙著白布,手持尖刀,以刀對我,要我交出身上財物來。當我從衣袋里取錢包時,陸趁機逃離,向上坡方向飛跑,而此時正巧有一輛警車自上往下駛來。陸于是邊跑邊大聲喊叫:“robber!robber!”(強盜!)匪徒眼見警車向我們方向開來,急忙逃走,竟不及接我手中遞給他的錢包。
  十一、離港出走返回祖國大陸
  此后不久,范長江、薩空了問我是否打算在此時離開香港,我說當然想走,便約定與陳此生、范長江夫婦等同行。1942年1月10日,在日軍完全占領香港兩周后,我換裝著中式夾褲夾襖,于黎明前離開所住的小學,由黃瓚送我到香港仔約定的一個僻靜處,登上預先租定的一條小漁船,趁著破曉前的昏暗,躲過日軍的檢查和封鎖,悄悄地離開了香港,踏上了返回祖國大陸的途程。由香港回到大陸內地所經歷的種種艱險和一些感受,在回到桂林以后曾寫過題為《香港脫險寄寬恕兩兒》一長文,有較詳細的記述,這里就不再說了。

2014-07-03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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