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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有涯愿無盡 第四輯 我的自傳 第66節 紀念蔡元培先生(1)
我生有涯愿無盡 第四輯 我的自傳 第66節 紀念蔡元培先生(1)
梁漱溟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四輯 懷念師友
  第66節 紀念蔡元培先生(1)
  1918年北大哲學系畢業留影。前排右二為作者,右三為陳獨秀,右四為蔡元培,第二排左四為馮友蘭。
  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雜志》以時屆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屬為紀念之文。余于蔡先生逝世之初,曾為一文發表于重慶《大公報》,大意申論中國近二三十年之新機運,蔡先生實開之,今不重述。今只述蔡先生的偉大兼及余個人知遇之感于此。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于后世。這當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運會來臨,許多人都參預其間的。然而數起來,卻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說運會,是指歷史演到那時,剛好是上次大戰將了,好多舊東西于此結束,而人類一新機運于此初步展開。在社會人生,在經濟,在政治,種種上面都茁露新潮流,與十八九世紀所謂“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國呢,剛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發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動的(袁氏)帝制運動(民國五年,即1916年),清室復辟運動(民國六年,1917年),此覆彼起,新舊勢力相搏之際。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繼,南北統一內閣之下,應教育總長范靜生先生之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范先生原是蔡先生做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時引為次長的,兩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況蔡先生以清朝翰林為革命巨子,新舊資望備于一身。此時欲從擴演近代潮流之中,更進而輸入最新潮流,使許多新意識在中國社會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舊勢力于無形,實在除蔡先生能肩負此任務外,更無他人具有這氣力的了。
  這還不單是說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資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緊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識見,恰能勝任愉快。從世界大交通東西密接以來,國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實用的一面,而忽于其無形的超實用的地方。雖然關涉政治制度社會禮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類觀念,后來亦經輸入,仍不夠深刻,仍沒有探到文化的根本處。惟獨蔡先生富于哲學興趣,恰是游心乎無形的超實用的所在。講到他的器局,他的識見,為人所不及,便從這里可見。因其器局大,識見遠,所以對于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的種種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極一時。后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關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時下論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說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識到辦大學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緊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意識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為的(偽的);天性上喜歡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學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學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愛好而后人家乃樂于為他所包容,而后盡復雜卻維系得住。——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當時發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數陳獨秀先生,次則胡適之先生,且不論他們兩位學問深淺如何,但都有一種本領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點意思度與眾人。胡先生頭腦明爽,凡所發揮,人人易曉。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自不能不歸功于他。然未若陳先生之精辟廉悍,每發一論辟易千人。實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瀾。兩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卻是胡先生為人和易平正,原不須蔡先生怎樣費力支持。陳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內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對更多。而且細行不檢,予人口實。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氣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問蔡先生何以能這般出大力氣支持他呢?就為蔡先生雖知他有種種短處,而終竟對他的為人抱有真愛好,對他的言論主張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換任何一人都不會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愛他、真同情他,亦不會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話文運動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屬新文化運動的靈魂。此則唯借陳先生對于舊道德的勇猛進攻,乃得引發開展。自清末以來數十年中西文化的較量斗爭,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徹見根底。盡管現在人們看他兩位已經過時,不復能領導后進。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風氣(不問是好是壞)卻是那時他們打開來的,雖甚不喜之者亦埋沒不得。自然是說起當時人物并不止陳、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釗)、顧孟余、陶孟和、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高一涵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陳、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們諸位若沒有蔡先生卻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抒。聚拢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從而近二三十年中國的新機運亦就不能不說蔡先生實開之了。
  這時我個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論這運會卻數不到我。因我不是屬于這新派的一伙,同時舊派學者中亦數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湯生(鴻銘)、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漢章)、馬夷初(敘倫)等等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當時北京大學內得到培養的一個人,而不是在當時北大得到發抒的一個人。于此,我們又可以說蔡先生的偉大非止能聚拢許多人,更且能培養許多人。除了許多學生不說,如我這樣雖非學生而實受培養者蓋亦不少也。
  我到北大任講席始于民國六年(1917年),而受聘則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長之時。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決疑論》之作,發表于上海《東方雜志》(約在民國五年夏,連載于六、七、八月三期,后來收入東方文庫為一單行本)。此論之作蓋興感于黃遠庸先生之慘死。那時我在北京得到遠庸從上海寫給我的信,同時讀到他的懺悔錄(渡美舟中作,發表于《東方雜志》),隨亦聽到他在美國被刺的訊息。此論發揮印度出世思想,指示人生惟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給章行嚴先生(士釗)。適章先生奔走倒袁離滬,為蔣竹莊先生(維喬)所得,付《東方雜志》刊出。不久袁倒黎繼,蔡先生既應范公之請,由海外返國,我以自十幾歲愛好哲學,很早讀到蔡先生的《哲學要領》一類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談(民國元年我為新聞記者,蔡先生為閣員,見過幾面),特因范公介紹晉謁先生于其家,不料一見面,先生就說要請我到北大任教的話。
  記得有一天,蔡先生約我與陳仲甫先生(獨秀)相會于校長室,提出請我担任印度哲學一門課程(陳先生新聘為文科學長,相當今所謂文學院院長)。我說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學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沒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說:你說你不懂印度哲學,但又有哪一個人真懂得呢?誰亦不過知道一星半點,橫豎都差不多。我們尋不到人,就是你來吧!我總不敢冒昧承當。先生又申說,你不是喜好哲學嗎?我自己喜好哲學,我們還有一些喜好哲學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來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是當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共同學習好了。他這幾句話打動了我,我只有應承下來。
  雖則答應了,無奈我當時分不開身。當時我正為司法總長張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書。同時任秘書者有沈衡山先生(鈞儒)。沈先生多為張公照料外面周旋應付之事,我則為掌理機要函電。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為主,張公實代表西南滇川兩粵而入閣。正在南北初統一,政治上往來機密函電極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門功課夙無準備,況且要編出講義,如何辦得來?末后只得轉推許季上先生(丹)為我代課。
  及至次一年,經過張勛復辟之役,政府改組,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職南游入湘。10月間在衡山的北軍王汝賢等部潰走長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隨著潰兵難民退達武漢,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內戰為禍之烈,寫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呼吁有心人出來組織“國民息兵會”,共同制止內戰,養成民主勢力。自己印刷數千冊,到處分送與人。恰這時許先生大病,自暑假開學便缺課,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2014-07-03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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