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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為鏡 論道德文化復興(二)
以史為鏡 論道德文化復興(二)
熊春錦     阅读简体中文版

 
 
西方人以“Dragon”稱呼中國龍,這是他們錯誤的解讀,沒有深入中國歷史進行全面研究,更缺乏中國修身文化實踐的底蘊。我在德國運用《老子·德道經》傳授東方修身的方法,指導純粹的日爾曼民族血統的人進行修身實踐。其中有一位高級知識分子,當他從自己體內證出整條脊柱呈龍的形象飛出體外時,他充滿了驚恐與不安,他搜遍網絡上所有東方、西方有關龍的圖形畫片,與自己體內所出現的龍形進行對比篩選。他發現自己體內的龍形不是西方《圣經》中和西方傳說中的龍形,心理才稍微平靜下來,但仍然要求我作一次專題性解答。我指出了東西方所講的龍存在的三點不同之處,并且解釋了其中的歷史原因和生物進化原理。他非常激動地擁抱感謝,恐懼頓失,并且對修身充滿了信心,此后他又在自己的五臟中驗證出了五條顏色完全不同的龍形全息圖像。另一位國家歌劇院的著名女歌唱家,不僅同樣內證出自己體內的龍形全息圖,而且在懷孕期間內視到自己胎兒的龍形全息圖像,她興奮地將自己的孩子起名為“小白龍”。

這些發生在西方白種人身上的修身內證實例,充分驗證了中國道德文化的無比科學性和普適性。我們民族完全沒有必要隨聲附和于西方對中國龍的強名,不必被自己的愚智和淺薄所戲弄,更不應該對本民族傳統文化進行殘酷的自戕和踐踏。國內不斷掀起甚囂塵上的“去龍化”、“去中醫化”等現象,都是因為我們離道失德太遠、太久,“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經》)的文化教育被長期拋棄所造成,這些現象都令人無限感慨。

中國龍的顯與隱,與中國道德根文化的存與失息息相關。龍的顯與隱,在歷史上似乎發揮著一種信風球的標示作用。它的顯,預示著整個社會的離道失德還并不明顯;而它的隱,卻昭示著整個社會開始急劇地離道失德了。那么曾經與人類長期和睦相處的中國東方龍,為什么逐漸從社會的視線中消失了呢?

司馬遷是一位嚴謹而具有文化良心和責任感的學者,他雖然畏懼于漢武帝的淫威對漢史不能稟筆直書,但是對既往的歷史卻撰寫得極為認真。特別是對有關龍的現象,他居然作出了頗為詳細的記載。前有夏啟駕雙龍上天偷竊,后有家天下的孔甲烹龍肉以為美味。《史記》上的記載說,夏朝第八代帝王孔甲,驕奢淫逸,褻瀆神明。那時,天上降下一雄一雌兩條大龍,孔甲非常喜歡,找來一個叫劉累的人進行馴養。后來雌龍死了,劉累為了取悅于孔甲,就將龍肉做成肉醬獻給孔甲食用,沒想到孔甲吃了還想吃,眼睛就盯上了另外一條龍。誰知那條雄龍靈性識人心,當孔甲想捕而殺之以食其肉時,它早已經不知去向。

周太史也曾經讀到過歷史上的一份記錄,記錄上說:夏朝衰微的時候,有兩條天龍降于朝廷,賴著不走。夏帝陳列了玉帛,取了天龍的唾液,用木柜子收藏起來,天龍這才離去。這木柜子輾轉經歷了商朝又傳到了周朝。周厲王好奇心起,打開來看,不料龍涎如黑漆流了遍地,涂抹不去。厲王叫宮女們赤裸身子對著龍涎大聲鼓噪,那龍涎就變成黑色的蜥蜴,躥來躥去,碰到了后宮一個侍女,這位侍女就莫名其妙地懷了孕,生下一個女嬰急忙扔掉了。這女嬰被褒國一對夫婦撿回家,長大后容貌出眾,獻給朝廷,名字就是褒姒。讀到這里,周太史掩卷長嘆:禍成矣,無可奈何!

從以上史錄之中,我們不難看出整個夏朝以龍為表象,演繹著整個社會急劇地離道失德、對大道的敬畏向“忠信之泊,而亂之首也”(《老子·德道經》)的典型轉折。昭示著“家天下”的專制與獨裁,必將導致天道與人類遠隔,“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老子·德道經》)的自以為是,以人代天,必將造下無邊惡因。駕龍偷竊,殺龍食肉,裸體褻瀆,只是整個迷失尊道貴德大惡因中的一個小環節。以此為契機,整個家天下的封建社會時期,就陷入了無邊的苦難之中。這個苦難的根源,并非單純是由龍而引起,深層的本因是整個社會不再唯道獨尊,而是背天離道,遠棄修身,家天下為私。

周幽王寵愛的妃子褒姒,天生沉魚落雁之容,嫵媚嬌艷,只是她從來不開笑口,這令幽王傷透了腦筋。直到有一天,幽王別出心裁,令人無事生非地點燃烽火臺,讓諸侯們率領大軍風風火火地趕來卻不見入侵的敵寇,褒姒臉上才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從此幽王就不時地點燃烽火,褒姒果然笑口常開,這烽火卻也失去了它的信用。后來,當申侯發兵來攻時,盡管烽火連天,卻不見諸侯救兵的影子。周幽王和褒姒皆死于山下。這就是歷史非常著名的“烽火戲諸侯,一笑能傾國”的故事。

據《史記》記載,一笑傾國的褒姒就是龍因為要報復而投的胎。后人受漢儒們的文化影響,似乎都將國家敗亡的責任諉過于褒姒和龍。《河飭》一書和電視劇的作者更是如此。這公平嗎?不公平!即使褒姒是那條龍的靈魂托胎而來,那也只是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必然,誰也無法抗拒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公平公正。“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萬物尊道而貴德”(《老子·德道經》)。萬物皆是道所化生,眾生平等,殺他者必被殺,欺他者必被欺,辱他者必被辱。只有尊道貴德,眾生平等,才能規避于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循環往復。“家天下”,既導致整個社會尊道貴德徹底遠離,同時也是皇權獨裁專制腐敗的溫床。這才是一笑傾國禍患的病根之所在。正如黃帝所言:“背天之道,國乃無主。”(《黃帝四經》)

“尊道貴德,信仰大道,修身證道”,是中國道德根文化的基石。商朝成湯伐桀的時候,曾經寫下《湯誓》說:“不是我這個小子敢于作亂,因夏桀無道,我畏懼上天的怒氣,不敢不去征伐他”。周朝武王伐紂前,曾兩次向天道祈禱,他說:“紂王罪惡深重,自絕于天,毀壞天地人的正道,現在我姬發要恭敬地執行上天的懲罚。”一舉成功進入都城時,百姓們夾道歡迎,武王只傳下一句話:天道賜福你們!五帝三王時代,興兵不以殺戮為事,而以天道為先,兵力最多不過兩三萬人。孔子極為仰慕和稱贊的周公,他輔佐年幼的成王時,總是不厭其煩地叮嚀教導成王:嗚呼!敬哉!上天不可欺瞞,君臣不得放肆。嗚呼!跪拜磕頭了,大夫們!

“天下為公”之所以蛻變成為“天下為家”,其根本原因就是整個社會的離道失德、尊道修身的迷失。家天下的專制獨裁和腐敗,反過來又加速著整個社會離道失德的漸行日遠。尊道貴德信仰的崩塌,在于人心私欲貪婪的不斷膨脹,社會缺乏穩定的教育制機進行持之以恒的道德教化工程,修身實踐體道未能普遍推行于世。人心的欲望失去大道的規范制約,就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必然狂奔、猛突、踐踏,直至不可收拾。

周幽王背天之道,在腐敗中退出歷史舞臺以后,從此中華大地的諸侯們各霸一方,展開了一場炎黃子孫們頭一次最為慘烈的、長達五百多年漫長歲月的窩里斗、家里反,干戈不息,自相殘殺。從此,演繹出了一個巨大的、民族性災難的因果周期律循環怪圈。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三、背叛道德禍循環



大約2500年以前,當她距離今日恰好度過了一半的歲月時,由于社會與大道日行漸遠,在這塊神州的土地上,突然發生了一場空前絕后、翻天覆地的大變故、大災難,華夏大地陷入了血與火,卷入了長達500多年自相殘殺的戰爭之中。當這場持續了500多年的戰爭最終降下帷幕之時,大道在這塊鮮血浸染的土地上真的開始隱沒了。有道者隱退于山林泉下,尊道貴德蛻變成了“尊皇貴權”,“神州”失去了昔年的風貌神采,從此也就真正全面地向地道的“人州”轉變。

五百多年的春秋戰國一降臨于世間,整個中華大地就完全蛻變了。一時間,東土大地上冒出了一百多個國家。大道之光終于逐步暗淡了下來,再也看不到堯舜禪讓的謙恭,只見到為了爭權奪利,父子反目,兄弟相殘,吞此吃彼,弱肉強食,烽火連年,尸橫遍野。殺戮背后,烏云詭詐。再也想不起古人“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第十六》)的諄諄告誡。殺出一條血路稱王稱霸,成了社會的共識。道德降格為包裝品和裝飾品,聰明與陰謀結拜成兄弟,仁善獻身給功利作了婢女。清純與古樸被腥風和血雨所取代,私心和貪欲肆無忌憚地膨脹,到處都是唇槍舌劍,爾虞我詐,強行稱霸。人們爭權奪勢,獻媚取利,甚至血緣親情也成了名利的祭品。兒子殺父親,父親殺兒子,弟弟殺哥哥,妻子殺丈夫在社會上反復上演,“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而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背離天道平等、慈愛、互助、共生的丑惡行徑充斥著整個戰國春秋史。

有一次,齊桓公對易牙說:“你做的飯菜太好吃了,我只是還沒有吃過你做的蒸嬰兒肉,不知道味道如何”。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小兒子殺死蒸熟了,獻給齊桓公。還有一個叫豎刁的大臣,得知齊桓公對自己的后宮不放心,就毅然地割了自己的生殖器,專門去后宮服侍齊桓公。這位為了名利而舍身的豎刁,可能就是后來太監們的“始祖”。齊桓公的“背天道”,并沒有逃脫自然因果周期律的現世報。齊桓公得了重病,要飯吃,宮女說沒有;要水喝,宮女說沒有。他便問:這是怎么回事?宮女說:易牙、豎刁作亂,封鎖了王宮,什么也運不進來了。齊桓公死后六十七天沒有人理會,尸體腐爛,直到蛆蟲爬到宮廷,人們才察覺國君已經死了。背天之道,人心無主,人心要多兇殘就可以多兇殘,要多卑劣就可以多卑劣,結果也就異常悲慘。

道德根文化,道根德干,本來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但是她們卻因為社會的離道失德而樸散,人們只取其枝葉為利己滿足貪欲所用,仁義禮智信就成了強權者餐桌上的菜肴、迷惑民眾的誘餌工具。

晉文公稱霸進攻鄰國之前,將百姓訓練了兩年就準備開戰。儒士狐偃獻策說:這還不行哦,百姓們還不懂得道義。于是,文公就廣行道義教化。狐偃說:還不行,百姓還不懂信用。文公就培養信用。狐偃說:不行,百姓還不知禮儀。文公就推廣禮儀。后來,晉文公率兵出擊,果然就一下子稱霸諸侯。孔子還曾經贊嘆說:這是施行道德教化的結果啊!

儒家的亞圣孟子,他也曾向齊宣王獻策說:“我知道大王您想稱霸天下,那么,您就應該用仁政招徠四方民心。一旦民心在握,誰還能與您對抗呢?大王啊,您追求霸業,為什么不從根本上入手呢?”

請看,離道失德棄仁以后的社會仁義觀,那就是這樣赤裸裸地被肢解,被貪圖稱王稱霸、一統江山者,作為手中玩弄的工具。仁義禮信成了強權者的嫁衣裳,漂亮外衣包裹下的是一顆“尊皇貴權”的丑陋靈魂。各路諸侯們在自相殘殺的同時,也無情踐踏著尊道貴德的神圣、永恒與崇高。諸侯們并無一人真正具備道德的心靈,也未見哪一個諸侯是修之身證道而代天伐惡,全都是背天之道而逞一己之私。功利取代公義,假借道德而從事非道德的事業,喚起百姓的善良而去釀造殺戮的罪惡,犧牲百姓的生命來換取國土,背叛昊天大道的恢宏,建造起一個又一個功名與野心的“豐碑”!徹底背叛大道,赤裸裸的、偽善而狡詐的投機功利主義,在不知不覺沁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侵入進每一個善良國人的心靈。

背離大道,丟棄修身,私心貪欲沒有扼制的膨脹,終于導致整個社會盲目地彼此敵視,相互仇殺。但是,卻還在仁義禮信的艷麗旗幟之下,以為這一切就是“正義”,就是“忠孝”,就是“大德大勇”、“大仁大義”。血流成河,尸骨如山,惡性的因果如海之匯江河,兇殘殺戮的因果成為整個中華民族最沉重的負担,鑲嵌在民族前進之路上,構成可怕的自然因果周期律,可是世人卻渾然不覺……

全面離道失德,使整個中華民族頓時深陷于血雨腥風的造因循環之中,經過三百多年相互殘酷的殺戮和陰謀計算,一百多個國家只剩下秦、楚、燕、韓、趙、魏、齊七雄,它們仍然相互虎視眈眈。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史為鏡 論道德文化復興(中)

——修身是中國文化的靈魂



熊春錦



全文目錄:

一、道德治世神州顯

二、道德流失禍之端

三、背叛道德禍循環

四、偶崇道德奇跡現

五、道德修身天下公



正確反思百家爭鳴的文化:

春秋戰國時期,既是一個兵戈相見、鮮血成河、殺聲震天的時期,同時又是一個在文化上各家學說并出、百家爭鳴的時代。金戈叮當之聲與振臂疾呼之聲一起震蕩在中華地域的天空,齊相輝映,震耳欲聾,于是“諸子百家”便應運而生。關于對“諸子百家”的派別歸類,司馬談列舉了六家,“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藝文志》中的劉歆《七略》的諸子,略分為十家: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除去小說家不談,所以稱“九流十家”。正如《漢書·藝文志》中所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而“取合諸侯”的人物,主要是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列子、韓非子、商鞅、申不害、許行、告子、楊子、公孫龍子、惠子、孫武、孫臏、張儀、蘇秦、田駢、慎子、尹文、鄒衍、呂不韋等。當時諸侯爭霸不休,這些學者們便周游列國,既為自己的名利謀出路,同時也為各路諸侯出謀獻策。到戰國時代,就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這些諸子之中,唯獨老子和莊子的學說超然于百家之外,并不參與到“取合諸侯”的行列之中。

以孔子為代表的“諸子百家”,都是“志于道而論天下,執五常以牧天下”(五常:指孔子執常仁,荀子執常禮,韓非執常法,墨子執兼愛等等)。他們都是從伏羲黃老的道德學說思想系統中,吸取局部營養而形成的不同學派。他們與伏羲黃老相比較,最關鍵的差距在于“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經》)天人合一的境界不同。雖然他們都同樣提倡修身,但是尚未達到居于道“○”,運用德“一”而觀天下的境界;而只能依據伏羲黃老所開創的大道之文字理論,從中憑后天智識摘取局部,而構建自己的學說。這一特點,其實就是古代文化產生非常道與常道分野的重要原因,也是莊子批評非道學系統思想的根本原因。因此,以儒學為代表的百家學說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輔根,而并不是主根。

近百年以來,我們學術界的許多人都認為,春秋戰國的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搖籃,諸子百家就是中華文化的締造者。果真如此嗎?如果從歷史觀的角度看,我們如果輕率地將諸子百家視為中國的根文化,那么前一半的2500年的中國文化我們又將置之何處?如果從基因學的角度分析,難道諸子百家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DNA的全部基因而不是基因片段嗎?!

我們觀史之時,切莫忘記當我們像珍藏傳家寶一樣,自豪地珍藏著諸子留下的遺產,并且將它們視之為精華瑰寶的時候,諸子之首的孔子卻在哀嘆:“天下無道已久矣”!

從孔子的悲嘆之中,我們應當不難發現,兩千五百年前戰國春秋時期所形成的諸子文化遺產,并不是中華民族最真實、最美善、最地道、最古老悠久的那一部份。它們并不是中國文化之根,更不是中國文化的基因。中國文化的基因,她的深根不容置疑地應當是孔子所言的大道!就是道德文化!

在生物學之中,我們知道基因是DNA分子中含有特定遺傳信息的一段核苷酸序列,是遺傳物質的最小功能單位。根據其是否具有轉錄和翻譯功能,可以把基因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編碼蛋白質的基因,它具有轉錄和翻譯功能;第二類,是只有轉錄功能而沒有翻譯功能的基因;第三類,是不轉錄的基因,它對基因表達起調節控制作用,包括啟動基因和操縱基因。對于生命而言,基因是不能夠輕易改變的,它必須完整地轉錄和翻譯,生命必須接受基因的調控和操縱,才能健康成長和生存發展。基因不能缺失和異變,缺失和異變都是生命的災難。基因一旦缺乏,就會導致人的智力缺陷;容易患白血病和各種癌癥;能夠造成男女不孕癥。華裔科學家陳景虹曾經指出,濫殺無辜的馬加爵,他的暴力傾向就可能與缺失MAO基因有關。基因缺失和突變是人類眾多疾病、異常心理、殘廢缺陷的根本禍因,是人類健康的隱形殺手。

那么,我們的文化基因呢?我們文化的基因是什么?我們的文化基因是否發生過丟失和異變?中國的文化基因無可爭辯地就是伏羲的易道文化和黃帝的法道文化共同組成,并且經過老子運用五千言全面轉錄和翻譯,以德道文化加以系統化而共同構成的道德文化基因。戰國春秋的諸子百家,有幾家學說對道德根文化基因具有忠實轉錄和翻譯的功能?我們又能找得出幾家?除了老子的學說和莊子的學說具有完整的三類功能以外,是不是全都發生了缺失和變異了呢?回答應當是肯定的。除去孔子的學說接近伏羲的易道文化和黃帝的法道文化,“志于道,據于德”之外,其它各家都是從伏羲黃帝學說中尋章摘句,脫離道德之根本而加以功利性發揮而已。這不是文化基因的缺失和變異又是什么呢?!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缺失和變異,自從夏啟之時就開始發生,它不僅僅只是發生于道德根文化在諸子百家手中的全面異化,而且在道家內部本身中也發生了文化基因缺失和異化。由于離道失德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道德根文化中本身固有的方法和技術,同樣也未能經受起私心與貪欲的誘惑,逐步開始與尊道貴德的根本基礎和原則相脫離。道法中許多本為修身復歸德道而生成的方法,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向,蛻變成“方術”而進入社會之中,提供給社會,為滿足人們的私心和貪欲所使用。“方術派”盜天之功,竊自然之能,與封建文化同流合污,為人們滿足私心貪欲所用。由于方術派本身在心靈上已經離道失德,無法真正進入天人合一之境,他們的技術雖然明顯超越世俗社會的一般水平,但是并不能達到上乘境界。所以方術派既具有極強的迷惑性,同時具有極大的危害性。例如,歷朝歷代的君王為了追求長生不老和房中術等等,吞服“方術派”術士運用鉛汞所煉的所謂“金丹”,招致慢性中毒而死亡的占有極大的比例。就連秦始皇、漢武帝、李世民這些著名的皇帝也毫不例外。

道德根文化中所蛻變的方術派,在整個封建社會時期大行其旁門左道,與封建文化同流合污,為“尊皇貴權”服務,造成極為不良的影響,嚴重敗壞損傷道德根文化的清譽,同樣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迄至當今社會,方術派的內容仍然甚為被人們所追求,將其視為道學正宗加以鼓吹和兜售。這都是道法本身同樣由于離道失德,在文化基因上發生異化后產生的歧變,根本不能視其為道家的正宗。正宗的道學不離道德,離道失德,皆非道學。

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缺失和變異,封建文化的畸形誕生,所造成的災難同樣是構成整個社會的沉疴頑疾、畸形發育、癌癥難愈、心智愚蠢、暴力濫殺的罪魁禍首。2500多年以來,我們中華大地不就正是在這種文化基因缺失和變異所產生的惡果中長期掙扎嗎?!

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具有道德根文化基因的文化作品與缺失根文化基因文化作品的差異性。《尚書》這部經典,她的字里行間處處都蕩溢著巍巍天道、蕩蕩公義。然而一部《左傳》呢,它卻充滿了累累罪惡和斑斑血污。一部《戰國策》充滿了心智的詭詐和人心的險惡,然而《詩經》三百首卻流溢著純潔無邪的馨香氣息。一部《詩經》呼喚昊天大道之名達四百二十一次之多。孔子都贊嘆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真善美的思無邪,那就是尊道貴德的忠信!

也正因為戰國春秋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缺失與異變,道德根文化全盤異化成封建文化,學問成了爭權奪霸的工具,學術成了“尊皇貴權”的奴才,也正是這些學說思想才造就了2500多年以來,一代又一代公然將自己凌駕于天道之上、棄尊道貴德于不顧的封建帝王天子。從而使整個社會飽受頑疾的折磨,長期困臥在病榻之上掙扎。

老子留下他的五千言終于走了,孔子奔走一生也失望地相繼離去,諸子們繼續為迷失道德、缺失文化基因的病態文化而奔忙不歇。伴隨著封建奴才文化的不斷完善,人心離道日遠,失德更顯,狡智陰謀更加豐富,為七雄的相互殘殺準備好了更為冠冕堂皇的精神食糧。中原又見證了二百多年更加殘酷的、規模史無前例的大廝殺和更為狡詐的謀算。又是一番血雨腥風、冤魂遍野之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終于吞并二周,掃滅諸侯,“招八州而朝同列”,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七雄最后只剩下一暴。秦贏政滅六國而統一中國,自稱“始皇帝”而一統天下。秦始皇以武力一統中國,完全憑借大兵團作戰,以殺立威,每一用兵,動輒斬首數十萬人。“攻地以戰,殺人盈野,攻城以戰,殺人盈城”,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所營造的不義性殺因極為沉重,也同樣也極為難以化解消逝。

秦贏正統一中原以前,他的太尉尉繚曾經說:“我從秦王這個人的長相和聲音可以知道,他殘忍而少仁德,中懷虎狼之心,一旦得志于天下,百姓皆為魚肉矣。”不幸的是,尉繚的確言中了。秦贏政認為自己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其功業“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乃采三皇五帝之尊號,自稱“始皇帝”,并說:“朕為始皇帝。后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他并無修身之德,卻將皇天大道的名份以及權柄全部予以剝奪。人治徹底地取代了大道的天職,將人間帝王將相根本無法承担的天任據為已有。“尊天道”置換成了“尊皇帝”,徹底的離道失德就由此全面展開,人間的造神運動也就由他而始,尊道貴德被他拋棄得一干二凈,新興的就是“尊皇貴權”的漫長時期。

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思想,是閹割黃帝法道文化之“道”、而僅取其法中的刑畸形發揮而形成的學說,它是丟失道德基因文化最為嚴重的學派。法家的治國,純靠權謀、殺戮和酷刑。一部《韓非子》,其詐術陰謀波譎云詭,只見威而不見德,只知利而不知義。韓非子本人即是個“口吃”者,心開竅于舌,結舌者即反應出心靈中智強慧弱。這種生理性殘缺,從他《解老》而不通老中即可以明顯看出。韓非子相信,孔孟那一套都是虛幻不實的玩意兒,唯有嚴刑酷法、權威實力才是硬梆梆的人間正道。

然而,秦始皇卻正是全面采納了法家的嚴法酷刑治理萬民,一人犯法,株連九族,一家犯法,鄰居連坐,絕無道德教化。“事皆決于法”,“以吏為師”。酷刑的濫施和刑獄的無限擴大帶來無盡惡果,秦朝人口一共兩千萬,囚徒卻有兩百萬之多。為了防止百姓反抗,秦始皇將國土分為三十六個郡縣;將天下所有的兵器收集起來,在咸陽銷毀,鑄成十二個重達十二萬斤的銅人。并下詔改年始,易服色,書同文,車同軌,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鉗制思想言論。

秦始皇曾經五次巡行。每次登山,阿諛奉承的文人墨客都像哈叭狗一樣為他樹碑立傳,贊誦他的神明圣達。秦始皇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拋棄道、德、仁之治則。不準人們信仰大道,他懼怕先祖們的道統,禁止誦讀《尚書》、《詩經》,為了確保自己至高無上的神圣權威,“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過秦論》),不惜制造千古遭唾罵的“焚書坑儒”事件,對傳統道德根文化進行全面毀滅。

秦始皇,不愧是春秋戰國五百年歷煉而造就的一位梟雄,他身上表現出的是人的力量和意志的巔峰。但是“背天之道,國乃無主”的自然法則,毫不留情地令秦王朝二世而亡,這是人的藐小與可憐的寫照,也是人的狂妄被天道碾得粉碎的昭示!可惜,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慘痛,由于五百年無情殺戮沉淀積累的因果慣性推動,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潛在能量沒有能夠使東方中國真正重新回歸到先祖的大道根文化之中。在漢朝初期短暫回返之后,又重新卷入自然因果周期律之中,整個民族從此深陷于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怪圈,人殺人、人斗人、人治人,家里斗,窩里反,反復重演著自殘自虐,一共窮折騰了漫長的兩千多年,迄今仍然陰魂不散。

從戰國春秋至漢武帝以后,封建文化日臻完善。整個社會在離“天道”日遠以后,“人道”也就逐步精細起來。尊皇貴權的利益相爭,最終也就使“人道”演變成了“兵道”,成了“霸道”,主宰中國社會命脈的始終都是法家和兵家。史實無情地應驗著鹖冠子的一句無名格言:“人道以兵為先”。既使好不容易才躋身于國家教育“獨尊儒術”地位的儒學,也只能成為法家和兵家的“嫁衣裳”和蓋丑的“撲面粉”。兩千五百年來,任何一個朝代的天下都是依靠刀槍劍戟拚殺而建立,使用專政淫威來進行維系,運用改良儒學加以粉飾打扮和掩蓋。以人為本的自省自救,終于成了以兵為本的自殘自虐。

總攬歷史的時間表,我們不難看出從周幽王“背天之道,國乃無主”敗國之時起,整個中國就陷入了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周期性自殘自虐:反復在四分五裂中兵戎相見,自相殘殺;然后又在專制一統的平靜時期,又自虐式地相互摧殘。孟子曾經說“春秋無義戰”。可以說,正是因為這五百年連番不歇的非義之戰,才構成了長達2500年循環不息長期反復的不義之戰,深陷于自然因果周期律之鏈中滾動。

2500多年以來,這個自然因果律的周期性極為驚人地相似:

第一周期:春秋戰國,自相殘殺了五百多年;經秦朝過渡,進入漢朝約四百年的大一統。

第二周期:魏晉南北朝,自相殘殺近四百年;經隋朝過渡,進入唐朝約三百年的大一統。

第三周期:五代、十國、遼、宋、夏、金,相互殘殺近四百年;經元朝過渡,進入明朝約三百年的大一統。

第四周期:滿清統治和西方入侵,近三百年;先有中華民國,后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一統。

兩千五百年來,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這個自然因果周期律怪圈,一直像羊癲風的痙攣一樣定期發作,時間一到就將整個社會拋入周期性的大震蕩中抽搐掙扎。這個因果周期律的共性特征,是“興短衰長”。盡管漢、唐、明三次大的封建專制一統都有三、四百年之久的時間,但是每一個周期律的興盛期卻是短暫的;而且都是僅僅在開國之初平息權爭之后才開始興盛。漢朝的興盛,在第三、四代皇帝時期;唐朝的興盛,在第二、三代皇帝時期;而在明朝時能夠稱得上平靜的日子,在三代帝;如果將滿清入關統治中國所帶來的平靜計算在一起的話,同樣也是在前三代帝。封建專制一統的歷史規則,似乎是大因果周期律中的小周期律,普遍都是從第四、五代時就開始迅速腐敗變亂,然后就進入長期的相互自虐式的內耗殘殺,整個社會陷入動蕩與苦難之中,直到演變成大規模的自相殘殺,或者落入外族人之手。

這,就是封建專制的周期律和不治之癥。

但是,中國人好像從來不愿意從這個久久不醒的周期惡夢中驚醒。沒有人思考如何砸斷這個反復將整個民族帶入深重災難的因果周期律鏈環;沒有人主動去尋覓這個可怕的因果周期律鏈環的發生之端、禍起之源;沒有人能夠主動去探索她這沉疴頑疾的治療之本。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儒學的鼻祖孔子,曾經無比凄涼地嘆息說:大道之行的日子,我雖然沒趕上,可古書里有記載。那時候天下為公,講信修睦,如今大道既隱,各私其私。精于常道的孔子,他一生雖然長期不懈地努力,想一展抱負以仁義禮來恢復昔日神州的風貌,但是他失敗了。垂暮之年的孔子,曾經絕望地說:“鳳凰不再飛來,我也夢不見周公了;天下無道已很久,我行道的希望也破滅了”。

通于大道的老子則超然于精于常道的孔子,他早在這個因果周期律鏈環形成的那一刻,就已經洞悉因果形成的前因后果以及解決之道。他早在2500年前,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泊也,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泊;居其實,而不居其華。故去皮取此。”(《老子·德道經》)。

老子在這一段預言般的揭示中,不僅將中國社會發展的病因完整地揭示清楚,而且對社會因果周期律大循環的癥結也開示得明明白白,同時還指出了治療之法,砸斷因果周期律鏈環之技術,以及徹底根治之道。

“忠信之泊也,而亂之首也”,一切社會禍亂的病根,全在于“忠信”的淡薄!那么這個“忠信”應當如何解析才符合老子的本義呢?這個“忠信”二字,對于常道中的百姓而言,只有具備信任、信仰、信念才能進而表現出“忠”。如果信德未立起來,或者不厚實,那么這個“忠”也就沒有依憑,愚忠也就容易生成。由于東方古文化是修之身的文化,是天人合一為前提的文化,是象形表意的文字文化;所以,這個“忠”字的象形表意,我們需要提取出來解析,才能明了和掌握整個“忠信”一詞的本義。

“忠”,由“中”和“心”共同上下構成。“忠”所象形表意的是:用“心”將自己陰陽復合的生命與道相連接,絕對尊從大道,恭順大道。上面的這個“中”字,是指一氣貫通陰陽,連接天地大道的象意。修身而天人合一貫通陰陽、顯隱為“中”。“中”連接在“心”上,構成“忠”字,也就是修身實踐天人合一,心與道合,唯道獨尊,服從大道,尊道貴德,而立世處事,恭順做人。

由此可見,圣人之治的修身方法論,才是中國古代道德文化基因產生的基礎與前提,同時修身也是道德文化基因轉錄、翻譯、啟動、控制的最佳機制。通過修身實現和保持天人合一,尊道貴德是為人處事修身治國的原則。只有真實地在自己的身國之內,通過修之身具備這個“忠”才能生成最正確的信德,從而培養信德的厚土,牢固確立對大道的信念,維護對大道信仰的永不動搖。使人能成為尊道貴德之人,社會能成為尊道貴德的社會。缺乏這個修身的“忠”,那么“信”也就極為容易淡化于無形之中。在老子的學說中,“忠信之泊”,就是丟失了修之身,不能夠天人合一,不能感格、體悟大道真理,而不能尊從順應大道,對道的信仰和信念丟失和淡漠,對天道喪失敬畏順從。“忠”與“信”這兩種最寶貴的精神都淡薄,對大道的“忠”丟失于前,就必然喪失信德于后。對大道“忠”和“信”的丟失,這才是人的身國內混亂和社會動亂“亂之首也”的根本原因。

五百余年的戰國春秋大混戰,使整個社會對道德根文化基因的忠信,全部浸泡在腥風血雨之中,蝕失消融,淡泊虛化。同時,道德根文化基因全面發生基因缺失和異變。尊道貴德的信仰雪崩,導致封建文化病態性的畸形崛起。封建文化的生成,取代了“尊道貴德”,而蛻變成為“尊皇貴權”。精神文化,從“唯道獨尊”扭曲成為“唯儒術獨尊”的皇權文化;社會文化,則異變成披著仁義禮信智外衣的奴才文化。

皇帝取代了自然天道之職,凡人剝奪了大道的權威與榮耀。“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經》)的人類和萬物,都是道所同根生,天德能量所共養,本應當是平等的地位。但是在封建文化的扭曲中,卻全部成了皇帝的奴仆,皇帝充當起人間的上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北山》),國家、社會、民眾全部都成了他羊圈中可以隨意宰割的羔羊。道德基因文化的丟失與畸變,封建文化的形成既鍛造出2500多年以來因果周期律循環的死結不解,同時嚴重阻扼著道德文化的回歸,屏蔽著文化基因的修復整合康復。

封建文化畸生而取代了道德文化基因之后,由于封建文化的始作俑者全都丟失了“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經》)的實踐,一切知識都是依靠雙眼在外部世界尋覓而得,因此也就不能正確“轉錄、翻譯”道德根文化時代的文化基因,對古代圣人在修身而天人合一狀態下獲得的真知文化,也就難以解讀。只能站在封建文化的窠臼里,全面對道德根文化經典的遺產,進行篡改和歪曲性的轉錄翻譯;對道德文化基因全部進行改頭換面,讓道德文化為封建文化服務,為“尊皇貴權”所利用,為“儒術獨尊”所遣用。

西方最著名的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當年曾經對中國封建文化中的“尊皇貴權”百思不得其解。他說:司馬遷學識淵博、通古曉今,為什么從未考查過皇帝大權合法性的根據在哪里?他隨意閹割臣民的權力是誰認可的?為什么皇帝可以做出沖動自發的、無理性的、不可預測的行為,臣民卻沒有任何一個可以投訴的法庭?

西方學者的這一疑惑,是由于他們是在信仰上帝的精神文化土壤之中成長起來的,他們的眾生平等心和法制和民主早已經深植于靈魂之中。而中國在歷史上,卻恰恰在2500年前這一期間,將黃帝所創造的尊道貴德的法制與民主文化,不僅未加繼承發展,反而予以徹底毀滅,“唯道獨尊”在五百年鮮血的洗滌沖刷中淡化,并且同時用“尊皇貴權”的封建文化完全取代了“尊道貴德”的道德文化。西方學者用西方的君主帝制觀念套用于中國的東方帝王制,當然也就百思難解。

當然,費正清這位研究了一輩子中國的西方學者,最后終于還是找出了其中的差異,看出了門道。他在他的《中國歷史新論》中分析說:中國的天子,實在就等于我們所說的“人間的上帝”,他的所作所為,正像當今保險業者所說的“不可抗力、天災”,即上帝的作為(An Act of God)。相信永生的西方人都敬畏上帝,而只關注今生的中國人卻只是害怕觸怒皇帝。中國人的上帝就坐在京城皇宮的寶座之上。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道德根文化基因的斷裂,修身實踐的丟失,封建文化的崛起,人為造神而取代天道。使根本不修德、不識大道的人卻成了人世間大道的“代言人”;使那些有罪的人卻冠冕堂皇地充當起“正義之神”;使德性品格和能力有限的人卻握有無限權力;使自私藐小可憐的人卻成了目空一切的至高者。封建文化取代道德文化,這就是全部中國悲劇的總根源、總導演。

封建文化,是這2500年惡性因果周期律循環不息的催生婆。由于竊取了大道威榮的“真龍天子”一手遮天,不容異己,道法不尊,刑法不約;臣民要想伸張正義,除了陰謀計策和反叛操戈,也就別無它途。這種現象,又反過來加重了皇帝的恐懼心理和血腥獨裁。兩者之間惡性循環,愈演愈烈,使得中國即使在大一統年代的社會環境中,也沒有多少平靜祥和的日子。

秦朝和隋朝的暴政造成民不聊生,冤魂遍野,史書詳載。漢朝開國時期,劉邦這個以仁義自稱的帝王,先是論功封侯,但不久便開始逐一運用各種罪名借口,將開國功臣全部誅殺干凈,讓自己的兒子們一個個地取而代之。唐朝開國,李世民“玄午門兵變”殺死了有望繼承皇位的兄長李建成,并逼迫老父退位,以成就王朝帝業。明朝開國,朱元璋殺功臣,廢宰相,前后有幾十萬人被卷入而遭殃。宋朝開國,趙匡胤對開國功臣處置別開生面,那就是“杯酒釋兵權”的故事。一杯酒就解除了所有親信將領的兵權。但是,卻使宋朝從此有兵害怕用將,北部邊防形同虛設,最終導致外敵入侵南遷。

2500年之中,因果周期律循環反復,四大周期性的“治而亂、亂而治”重復上演。打得血流成河,殺至尸骨如山以后,新朝開國,每個朝代都是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平和安定一個時期,但是卻總是一陣子而已。從第四代和第五代開始,就避免不了再起禍亂,家里斗,窩里反,大打出手,一直鬧到帝國分崩離析,全國血雨腥風。

以史為鏡,前漢雖有文景之治的輝煌,但是接下來卻是漢武帝的獨尊儒術,緊接著王莽篡權,整個漢朝帝國混戰了二十年,中國人死了三分之二。后漢雖然誕生出光武中興,可是好景并不長,又是外戚與宦官相斗的如火如荼,幾度彼此斬盡殺絕,最終引發了三百年的大內戰,直至滅亡。

在歷史上,被世人稱贊的大唐,前唐有貞觀之治的榮耀,可是緊著就是武則天的篡權,導致長達九年的宮廷殘殺。后唐雖然有開元之治的中興,可是緊接著卻是唐玄宗癡迷于楊貴妃,又導致長達九年的安史之亂。中國人從九百萬戶銳減到二百萬戶,四分之三的百姓死于戰亂。

明朝的現象同樣是前朝的翻版,雖然有朱棣之治帶來一時的喘息。但是緊接下來便是一代接一代的昏君、奸臣、宦官迭起,昏庸暴虐,民不聊生。最后暴發李自成的揭竿而起,吳三桂引清入關,全國混戰長達半個世紀。

清朝是滿人入關,卻也難逃中原帝國因果周期律循環的怪圈。清初有所謂的康乾之治,但是緊接下來同樣還是腐敗、墮落、茍延殘喘。最終列強破門而入,百年之間戰火紛飛,人間煉獄。

春秋以來的2500間,社會相對穩定沒有大動亂的日子全部相加在一起,還不足1000年時間。而且,那怕在這種拼湊在一起不足千年的專制一統中,真正能夠稱得上是平安、詳和的日子,也不過只有三百年左右。其余的七百年,仍然還是離不開窩里斗、家里反,自相虐待。例如外戚之禍、宦官作孽、黨錮之爭、藩鎮割據、東廠西廠、冤案恐怖、殘酷勞役、政變、兵變、民變、文字獄、這反那反,等等……中國社會始終還是生活在自相殘殺、自相虐待、互為舊的因果報應釋放和新的因果生成之中。2500年以來,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所謂的大治,在時間的長河中只不過是一瞬間,就必然還是又要回到天下大亂。長治久安,始終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甜蜜夢幻。

從春秋到民國,八十一個朝代幾乎全部都是在戰火和謀殺中誕生,而且每次朝代交替時,身在其時的帝王幾乎都是死于刀劍、毒藥和囚禁。

歷史是一面鏡子。在這面古鏡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封建文化嚴重的弊病,它盲目地締造人間的“上帝”,而且沒有法制和民主對這位反復登臺的“上帝”進行牽制和制約。封建文化,它背叛了道德根文化,造成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缺失和異變。正因為它背叛了自己的文化基因,才造成整個社會深陷于可怕的因果周期循環律之中,它沒有止境地在自然因果周期循環律的怪圈中滾動不息。

中國人相互殺戮,中國人相互虐待,中國人相互專制,中國人相互謀算,中國人相互坑害,直到自己把自己折騰至精疲力竭、氣息奄奄。此時,外寇則乘虛而入、橫掃中原。從宋朝開始,契丹、女真、蒙古、滿清,都先后騎在了這個天朝帝國的頭上,八十一朝竟然有五十五朝被攻滅。

中國社會也曾經有過穩定和強盛的時期,但是若將這種穩定和強盛統統加在5000年的歷史長河之中,那都只不過是曇花一現。秦朝、隋朝、明朝都曾經有過穩定,但是眨眼之間就陷入動亂。漢朝、唐朝、清朝都曾經有過強盛的美好,但是卻很快全都步入了衰敗的周期。

中國的封建文化不可謂不強大,它曾經在2500年間在中國社會中造神無數,樹立取代天道的人間天子,并且全力維護他的權威,他們的權威不可謂不是至高無上。這段歷史中前后誕生出六百多個“真龍天子”,可是卻有一半是被趕下臺,另有一半全都不得好死,還有剩下的將近一半卻都是所謂的“蠻夷”之輩。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中國丟失了道德根文化,在封建文化的形成中和確立以后,也曾經有不少智者進行反思,例如孔子、朱熹、王陽明等等。但是,孔子卻歷經了長達十四年之久周游列國的顛沛流離生涯,還“厄于陳蔡之間”絕糧七日,也未能一展抱負。孔子一生竭盡心智而宣揚敬天愛人的忠恕之道,到頭來竟被他的徒孫輩們扭曲成了“尊皇貴權”的裝潢粉飾、獨裁專制的外套。儒家理學的創始者朱熹跚然而來,他提出要用天理抑制人欲,可是由于他自己缺乏修身的方法,不能天人合一,自己也不曉得天理究竟在哪里,只能在故紙堆中尋覓,轉著圈子說人心就是天理,天理就是人心。于是,這莫須有的“天理”在赤裸裸的人欲、私心、陰我面前,更加惡性膨脹,使中國的文化離開道德根文化更為遙遠。朱程理學其實就是根文化基因的又一次更加嚴重的異化性突變。

明朝的王陽明,開創新的學派,不言“尊道貴德”,他說人們只要像貓逮老鼠一樣,不放過任何一閃而過的私欲,就可以心底無私、天理純全。他當知縣時候,還真的率眾操練起貓逮老鼠的內功心法,但是卻并無功效。相反境內“賊民”四起,這位夫子立馬率眾操練起兵法,赤膊上陣,最終還是屈從于“兵道”卷入了血腥的殺戮之中,并且立下顯赫戰功,還當上了南京皇家的兵部尚書。歷史上其它智者,離開道德根文化而在封建文化的窠臼中尋求出路者,同樣沒有哪一個不像無根的浮萍一樣,都難避開被腥風血雨吹來蕩去,隨勢茍安。

兩千五百年的中華大地之上,人才輩出,并不缺少聰明睿智的人杰賢才以及隱藏于塵市和山林之中的大智慧者。但是由于整個社會丟失了道德根文化,缺乏道德根文化的國家教育機制,在文化基因缺損和變異后的封建文化專制之下,他們都沒有回天之力,都沒有一個有好的下場。

兩千五百年以來,中國歷朝各代都曾經誕生過改革者。例如:商鞅的變法,使秦國異軍突起,自己卻被車裂而死;王安石的青苗法,卻遭遇數次罷相丟官;晁錯忠心為君削藩,嘔心瀝血,卻死在自己得意門生漢景帝劉啟的腰斬屠刀之下;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清光緒年間的“戊戌六君子”之首的譚嗣同;傾心運用“議會”文制總統獨裁的先驅宋教仁等等……他們全然沒有一個落得好下場,全都成了“尊皇貴權”封建文化的活祭品。

中國2500年的歷史中,同樣誕生過從社會最底層脫穎而出的無產者革命家。朱元璋、李自成、毛澤東,他們都是革封建文化之命的成功者。但是,朱元璋成功了,卻難逃封建文化的窠臼,還是登上了專制獨裁的塔尖。李自成,同樣還是像自己的敵人一樣走向了獨裁而失敗。1944年底,前清舉人黃炎培訪問延安時,曾問毛澤東主席:中國歷史上各朝各代,興起也快,腐敗也快,你用什么辦法跳出這個周期律呢?毛澤東主席回答:靠民主!當時蔣介石已經是大權在握的總統,他對這兩個字噤若寒蟬,只有尚未進入北京的毛澤東才能響亮地說出這兩個字。但是,道德根文化不復興,封建文化不退出歷史舞臺,也就說易行難。

2500年以來,中國不是沒有正義者和民族英雄:韓信、楊業、岳飛、于謙、衛國英雄袁崇煥,……,可惜全都成了帝王專制獨裁的犧牲品,沒有一個落得好下場,他們都無法超越封建文化鎖定的這個周期律的因果怪圈。

傳統道德文化的失落,道德文化基因的缺失和異變,首先是使整個中國社會遠離了“尊道貴德”這個根本,人心失去了依托,人的精神丟失了道德滋養,“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黃帝內經》)。“天德養精神,地谷養形身”,這是道德根文化揭示的健康生命的奧秘。不尊天道,德能就難以獲得。人的精神系統沒有天道所賦予的德能營養,就會發生扭曲變異,私心貪欲就不可能扼制。

2500年前的離道失德,丟棄修身證道,未能堅持仁治社會時期“修之身,其德乃真”的社會普遍性實踐,使整個中國社會陷入精神營養嚴重匱乏之中。因而在嚴重的精神營養不良狀態之中,“諸子百家”才共同拼湊誕生出一個文化基因嚴重缺損而且基因明顯異變的文化畸形怪胎,這就是統治中國長達2500多年的封建文化、尊皇貴權的文化、法家兵道文化與改良儒學混血而成的畸形怪胎文化。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觀射父曾對周昭王說:古時候人是人,神是神,人神不雜,天下和諧。后人僭越神明,以人為神,遺下無窮禍害。

然而,封建文化卻正是將凡人塑造打扮成人世間的“大道”和“上帝”,賦予這個血肉之軀以最高的絕對權威。這些凡俗的假上帝、偽大道,由于毫不修身行德,不畏天道,還將社會和民眾視為囊中私物。他們自己本身都嚴重地精神營養不良,毫無德能的滋養,那么這個絕對權威也就必然會一次又一次地導致絕對腐敗。這個人造的“大道化身”,必然因為自己的失德與缺德、有罪和有限,一次又一次帶來全民族的苦難和無窮的浩劫。

在封建文化的窠臼之中,私心、貪欲、權力、名利、金錢成為人們心中的最高追求目標。不論如何運用仁義禮智信加以粉飾打扮,都難以掩蓋其本質。人們毫無敬畏天道的恭虔之心,沒有大道的慈愛平等寬恕之善,那么具有中國封建社會特色的“人斗人、人治人”也就是必然客觀現象。缺失道德對人體精神系統的滋養和品格的規范,人與動物沒有什么明顯差異,弱肉強食,窩里斗、家里狠,就是司空慣見的必然。敵意和仇視,也就必然時刻潛藏在每個人的心智之中。由于整個社會都深陷于周期律的惡性因果循環之中而不覺,那么不相信永恒正義的存在,嘲笑大道和天地的無私慈愛,不能理解感格大道的終極關懷,不能尊信大道的自然法則,缺乏感恩心和慈愛心,也就是必然的社會共性現象。

三國攻伐、八王之亂、五胡十六國、魏晉南北朝,在那三百年的腥風血雨之中,佛教曾經昌盛一時,似乎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一線新的希望。當時連諸多的皇帝們也紛紛皈依佛門,誦經拜佛。然而,佛學雖然同樣是東方的一門世間絕學,但是,這些現象由于都未能找準東方這塊土地上的文化基因,沒有找對先祖的道德文化的這個主根!佛學也未能真正承担起轉錄、翻譯、調控道德文化基因的全部遺傳密碼的功能。人們沒有識破封建文化誕生的基礎是道德文化基因的缺失和異變。因此,良藥不對癥,這些努力也就難以突破封建文化本身異化基因的禁錮。盡管一代又一代的佛學出家人,付出了他們的巨大虔誠,雖然各朝各代都不乏佛學的大德高僧出入于皇宮內苑,卻也未能改變這個泱泱大國在沉重殺業因果周期律中的浮沉,長期掙扎也難以脫困的歷史命運。

在長達2500多年的四次自然因果周期律的無情滾動中,伴隨著腥風血雨中國的文化也曾經試圖尋覓社會的出路。第一次長期大戰亂,春秋戰國五百多年,文化陣營誕生出了儒、道、法、兵、墨等諸子百家;但是由于整個社會的離道失德,道學、儒學皆遭冷遇,相反文化基因缺失和異變的法家和兵家反而成了坐上賓,人道以兵為先。文化學術成了封建統治者的幫兇和奴才。大周期律中的第二次戰亂中,魏晉南北朝共約四百多年時間,佛學與佛教吸取大量道學的內容和儒學的內容,從而在社會上獲得了一次大的發展;但是卻仍然未能給當時社會或者后世帶來歷史命運的改變,殺戮似乎反而更加兇殘。在大周期律中的第三次戰亂中,五代、十國、遼、宋、夏、金將近四百年期間,理學將佛學、道學和儒學的內容加以揉合,弄出了一個四不象的學術。使根文化基因,在封建專制文化系統之體上完全消失,反而產生了文化的基因癌變。

在四大周期律的反復出現之中,有個規律性的現象:那就是當大道昌盛行世之時,必定預示著大治的盛世出現;但是每當佛學在社會上暢行興盛之時,卻又常常昭示著社會上將會大亂;而改良儒學在社會中大行其道之時,卻總是必然會將好端端的治世引入亂世之中。這種現象粗看起來似乎難以理解,特別是佛學興盛時總是伴隨著社會亂象的同時出現,使許多學者難以解析。其實從因果釋放的規律性而言,這種現象的責任并非是在于佛學本身,而是因果釋放關鍵期的必然需求。

道學、儒學、佛學這三大學派,在中國歷史上像一個鐵三角一樣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大體系。這個“鐵三角”,不論是順轉滾動、還是逆向滾動,當它們進入社會主流文化領域彰顯以后,都會昭示和伴隨著整個社會的“治、由治入亂、亂”三步曲的滾動性變化循環。這種規律性足以令人警醒和深思,我們應當透過文化現象的表象而進入文化基因中進行綜合解析,才可能尋覓到正確的答案。

2500多年的歷史反復重演,是在無情地告誡后人:只有復興道德根文化,才是中華民族社會長治久安的唯一出路。近代,我們可以看到,改良變相儒學其實始終穩居于主導地位,同時佛學又開始在民間光大興盛起來,但是道學卻始終處于低迷不振興的狀態之中。這種鐵三角滾動的情況,同樣值得引起人們的深思和重視。所以歷史上有一個現象,民間也有這種說法,那就是說:當佛學非常昌盛的時候,那肯定是將要亂的時候;如果道學昌盛的時候,那肯定就是社會將要大治的時候;如果儒學非常昌盛了,那肯定就是要由治進入大亂的時期。這,也是一個值得人們警惕的一個歷史周期怪現象。

西方的文化,從根本上而言是宗教文化。西方的文化也曾經漂洋過海來到中國。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歷史上也曾經正式介入中國文化,試圖取代封建文化而拯救中國人的“靈魂”。西方傳教士其實在唐代就已經來到了中國,但是那時他們沒有市場。在明清時期,由于儒家理學暢行,連誦讀《易經》也被無情地取消了,只允許誦讀精神營養能量極低的《四書》。“八股興而經說亡”,將整個中國社會弄得精神營養貧乏不堪,他們才有了立足之地。在清朝康熙年間,因為傳教士同時帶來了西方的科學成果,將科學與宗教捆綁在一起推薦給康熙,也就真正立下了足跟,掀起了西方文化與封建文化進行的一次較量與比拼。結果,以洋教的失敗而告終。

公元1692年3月22日,康熙發布敕令,列數傳教士對中國的貢獻,準許西方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康熙親臨宣武教堂,題寫了“敬天”和“萬有真源”兩副匾額,還作詩稱頌耶穌。當時,傳教士翻譯西方科學著作數十種,又幫助中國制造火炮數百門。康熙大帝每日請教士南懷仁、徐日升、閔明我三人入宮授課兩三個小時。康熙還開了海禁,使中國土地上破天荒有了外國洋行。

但是,好景不長,西方洋教卻觸動了封建文化最敏感的神經。十八世紀初葉,梵蒂岡教廷派遣34歲的主教多羅來華,以“捍衛純正信仰”為名發布諭令:不能用“上帝”這個名字,要用拉丁文“徒斯”(Deus);教堂不許懸掛“敬天”一類匾額;不準敬孔祭祖;不能稱許中國古經;等等,違反者開除教籍。

康熙嗅出了這諭令中的弦外之音和潛在危險性,立即將他逐出國門。康熙說:中國人的“上帝”就是真神,天不是物質的天,敬孔祭祖也不是宗教,乃是孝心與敬心的表達,與基督信仰毫不沖突。教皇卻還是無動于衷、一意孤行,又再次派主教嘉樂前來重申諭令。康熙曾經十三次接見他,尋求解決的辦法,見毫無變通余地,于是朱批如下:西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幾年后,雍正皇帝終于真正敲響了天主教在中國的喪鐘:信教的中國人一律處以極刑,教堂一律沒收,傳教士一律趕出國門。雍正說:你們想把中國人變為信徒,成為你們君王的順民嗎?一旦上萬艘洋船來了,中國就大難臨頭了!

梵蒂岡教廷的剛愎自用,對中國道德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孤陋寡聞,不識封建文化中“忠孝”二字對維護皇權和社會人心穩定的雙利性,盲目堅持“唯上帝獨尊”,卻不識中國封建文化既然能夠將自己民族固有文化基因中的“唯道獨尊”,輕而易舉地替換成“唯儒術獨尊”,這該是多大的勢力和能量性!并且,這個“唯儒術獨尊”全盤取代“唯道獨尊”已經苦心經營了2000多年,具備著牢固的根基,梵蒂岡教廷想僅憑兩道諭令就予以撼動,自取其辱也就是在所難免之事。西方最后也只好憑借武力破門而入,用槍桿子撐著脊梁宣傳“福音”,而對中國古代道德文化時期就早已經固有的“上帝”一詞,戴在Deus頭頂上是否合適,也不了了之地采取了默認。但是不許祭祖之類,迄今也未見變更。

以史為鏡,我們不難看出,中國文化由于文化基因的缺失和異變,這個文化怪胎的疾病,并不是“外”科所能醫治得了的,還是需要“內”科治理和調節。

中國東方的文化,其實應當自己救自己,自己醫治您那自己因為文化基因缺失和異變所產生的疾病,而不能仰人之鼻息,“外”科難以醫治“內”科的疾病。因為您那古老的道德文化基因,才是東方震旦文化之根!修復道德文化的基因,使道德文化基因中的三項功能全部恢復勃勃生機,將遺傳信息完整地轉錄和翻譯,并且迅速分布于每一塊組織器官和神經之中,那么自我修復也就能在短期內迅速地完成,各種頑疾都將不藥而愈;而且,自然因果周期律的鏈環也就必將斷裂開來,不再困擾這個多災多難長期自虐的社會!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批評中國封建社會:這真是一塊活的頑石!那么這塊頑石也就必將會在道德根文化的復興之中,轉化成為玲瓏剔透的瑰寶!如果在21世紀初,中國能使道德文化基因的遺傳密碼全部完整地轉錄、翻譯、調控,您就必然將會獲得新生,成為新世紀在東方重新崛起的巨人——道德文化昌明的巨人!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四、偶崇道德奇跡現



中國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從夏朝啟的“家天下”開始之日就出現迷失,從“天下為公”向“天下為家”蛻變之時就開始丟失。然而,整個社會“唯道獨尊”的逐步淡化,并未影響自然大道對整個中國社會的終極關懷和慈愛。在社會重大轉折的關鍵時刻,自然大道似乎都在悄然做著出人意表的安排。

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現時代的人》一書中說過:2500年前,人類出現了一個軸心時代,中國有孔子、老子,古印度有釋迦牟尼,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各自創造了自己的文明,影響了兩三千年的社會。雅斯貝爾斯是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稱為世界歷史的“軸心時代”;那么這個時間段在中國,就是西周、春秋、戰國先秦諸子的時代。中國文化形態在軸心期的確發生了第一次大轉型。但是這種軸心時代的轉型,東方文化與西方并不完全相同。

在大約兩千五百年前,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希臘文明也突然興起。希臘涌現出一大批大名鼎鼎的哲學家——泰勒斯、畢達哥拉斯、德謨克利特、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也許這僅僅是時間上的巧合,但是這些東方和西方的智慧者卻創造了一直綿延至今的兩大完全不同的科學體系。

不可思議的是,在亞里斯多德以前,這些哲學家對宇宙和生命的認識竟然與中國的古圣先賢們心有靈犀自相通。羅素在他的《西方哲學史》中第一個介紹的希臘哲學家泰勒斯提出“萬物都充滿了神”(《西方哲學史》),這與中國“萬物有靈”的說法不謀而合。東方和西方的大智慧者,都曾經觀察到萬物的內部存在著精神主宰著物質的存亡。畢達哥拉斯有一句名言:“萬物都是數”。這種哲學思想,造成了西方科學的整個體系都是建立在數學基礎之上;當牛頓寫下《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時,數學那至高無上的地位就更無可動搖了。然而,伏羲卻早于西方數千年,用一個陰爻代表“○”,一個陽爻代表“一”,表述著萬事萬物的變化之道。中國的老子也更為細致地揭示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老子·德道經》)。但是,伏羲和老子的學說卻由于中國文化的“獨尊儒術”,而長期未能對中國科學產生體系性的奠基作用。

畢達哥拉斯相信:“我們被束縛在一個輪子上,它在永無休止的生死循環里轉動著;我們的真正生活是屬于天上的,但我們卻又被束縛在地上。唯有靠生命的凈化與否定以及一種苦行的生活,我們才能逃避這個輪子,而最后達到與神合一的天人感通”(《西方哲學史》)。這一觀念與中國道德根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觀如出一轍,與佛學中的“六道輪回”頗為近似。古希臘人相信宇宙是由“土、氣、火和水”構成的(《西方哲學史》),這又與伏羲黃帝學說中的“水、木、火、土、金”五德(氣)相勝學說極為接近,只是東方的五德相勝學說更為全面而已。

與畢達哥拉斯處于同一年代的人物,就是老子。作為中國道德根文化的集大成者,老子說:“為學者日益,聞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老子·德道經》)。畢達哥拉斯與老子也有著相似的看法:“在現世生活里有三種人,正像到奧林匹克運動會上來的也有三種人一樣。那些來作買賣的人都屬于最低的一等,比他們高一等的是那些來競賽的人。然而,最高的一種乃是那些只是來觀看的人們。因此,一切中最偉大的凈化便是無所為而為的科學,唯有獻身于這種事業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學家,才真能使自己擺脫‘生之巨輪’”(《西方哲學史》)。他以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的三種人:“商人”、“運動員”和“觀眾”來比喻,倡導超然物外的觀察,并說只有這種“無所為而為”才能達到“最偉大的凈化”,并跳出輪回。

畢達哥拉斯認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都是異鄉人,身體就是靈魂的墳墓,然而我們決不可以自殺以求逃避;因為我們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們的牧人,沒有他的命令我們就沒權利逃避。”

老子亦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也,及吾無身,有何患?”

佛學則認為:“天下之苦無過有身。身為苦器憂畏無量。”《法句譬喻經卷三》

 

 

2014-07-06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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