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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為鏡 論道德文化復興 (三)
以史為鏡 論道德文化復興 (三)
熊春錦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上堂課,我們比喻了一下,在軸心時代中國的老子和古希臘的蘇格拉底,他們這一批大智慧者都是運用“內求法”來尋覓宇宙自然的真理。

蘇格拉底,這個被德爾斐神壇稱為“最有智慧的人”,他的結果卻不理想。他是被關在雅典城邦的監獄中,衣衫襤褸、散發赤足,面容卻鎮定自若地接過獄卒端進來的一杯毒藥,一飲而盡。之后,他躺下來安詳地閉上了雙眼。可能像蘇格拉底這樣一類的西方圣人的這種遭遇跟東方是截然不同的。例如西方的圣人,號稱圣人一級的也不外乎就是基督,他也是被釘在十字架上;那么我們再看一看蘇格拉底是被一杯毒酒斷送了自己的生命。雖然這些圣人都坦然地面對死亡,去面對著自己新一輪的新生;但是他留給世人的這一個影響和教育卻是無比地深遠的。這些特點,同樣與我們中國歷史上的現象也具有同樣大的差異性。這點上,我們應當把握,不要認為西方的文化現象和中國的文化現象沒有什么不同。古希臘文明的香火,又從蘇格拉傳到了柏拉圖的手中。因為當時他的弟子柏拉圖當時就坐在床前,親眼目睹了這么慘烈的一幕(——《西方哲學史》)。

柏拉圖同樣并不認為真正的智慧來自于我們對周圍世界的觀測和學習,也就是說,他與我們老子所說的一樣。后天的智識是日日新知,“為學者日益,聞道者日損”,而是來自于我們看不見摸不著的“理念世界”。柏拉圖是這樣講,他把太極黑里面的那種更高級的思維稱之為“理念世界”。柏拉圖說:“人在降生以前,他的靈魂在理念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一旦轉世為人,靈魂進入了肉體,便同時失去了自由,把本來知道的東西也遺忘了。要想重新獲得知識就得回憶,認識的過程就是回憶的過程,是不朽的靈魂對理念世界的回憶。”而至于如何才能回憶起“理念世界”,柏拉圖和絕大多數的希臘哲學家一樣,認為“閑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條件(《西方哲學史》)。用這個“閑暇”,把它翻譯成“閑暇”也是挺有意思的,也就是說身要閑下來,心要閑下來。要留出一段空余的時間給自己的靈魂,進入到自己的“理念世界”當中去進行回憶。所謂“閑暇”,的確與老子的“聞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老子·德道經》)乃是異曲同工之妙,心身清靜就是開啟“理念世界”的鑰匙。

這些來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又從沒有相互進行交流,而且都是各自民族最為杰出的先知先覺者,他們對宇宙和生命的觀念卻都是這么樣“英雄所見略同”,這個巧合絕非偶然。為什么這些圣者、先知者,他們的意識是那么地高度一致?是他們愚蠢,還是我們現代人聰明?還是我們現代人已經沒有這種慧性靈覺,遠比他們愚蠢得多呢?我覺得,很可能還是我們現代人并沒有這些祖先們的智慧來得更深遠、更深長。他們的方法,才是最簡單、最容易、也能夠最直接地、根本地去認識這一個宇宙自然的根本性的方法。

從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西方的文化,同樣地一直到亞里斯多德以前是一個界限,他們的科學方法中同樣具備著修身而內求法的因素。然而這些修身內求法,不知道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形成方法系統,還是別的什么原因,沒有系統的文字存留下來。當時應該是有文字留下來的。你看蘇格拉底當年,有時站在那兒仰望著天,他可以靜靜地、默默地站一天的時間,而他的弟子就圍著他,等他從那種所謂的“理念世界”中復蘇過來,就那樣悄悄地等他。應該說,他既然能夠進入這種深的無為或者說無不為的狀態,那么他的經驗和方法應該有所傳承。

但是當柏拉圖死后,蘇格拉底傳給柏拉圖,柏拉圖死了以后,而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卻突然帶領著整個西方文明完全拋棄了清靜內求的這種“閑暇”的方法,與自己前輩的理念分道揚鑣了。由此可見,亞里斯多德并沒有掌握他的老師、他的師爺這個驗證“理念世界”的方法。亞里斯多德有一句名言:“吾愛吾師,但我更愛真理”(《科技五千年》),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的不同。亞里斯多德幾乎對自然界的各個領域都進行過系統的探索,也就是都進行過運用自己后天的智識進行、觀察和實驗。這與反對觀察和實驗,甚至以觀察為“禁區”的柏拉圖完全相反。

雖然亞里斯多德的方法被現代西方科學奉若神明,然而他卻在科學上做過許多錯誤的論斷。羅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學史》中說:“自迄十七世紀的初葉以來,幾乎每種認真的知識進步都必定是從攻擊某種亞里斯多德的學說而開始的”(《西方哲學史》)。可見亞里斯多德已經只是一位智者,智者他只用后天的意識就難免不犯錯誤。而且,看來他的錯誤還不少:“幾乎每一種認真的知識和進步都必定是從攻擊亞里斯多德的學說開始的。”那么亞里斯多德、歐幾里德和阿基米德他們這幾個幾乎都是同時代的人。從那個時候開始,西方科學就走上了分析和還原的道路。只依靠直覺與靈感展開邏輯推理和實驗證偽進行科學的研究與發展,將內求法同樣地完全丟棄。

這一點與東方的文化轉型現象有點類似相同,兩者都是發生在這個“軸心時代”期間。我國道德根文化基因流失最嚴重的現象發生在兩個時期,也就是所謂學術(我們現代學術界所說的)最發達的兩個時期:一是周秦諸子,二是趙宋諸儒。我們現在很多學者,都認為這是我國學術最發展的時期。但是如果站在道德根文化的角度來看呢?它并不是學術最發達的時期,而是學術上基因丟失最嚴重、基因畸變最厲害的時期!周秦諸子時期,是學術界對道德根文化進行肢解瓜分,各取所利,根文化基因散失的時期;而趙宋諸儒時期,則是儒學對道德根文化基因進行全面異變僵化的時期。

西方的分道揚鑣,屬于一種理性的分手,各走各的路,并不互相干擾;而且,西方文化是向科學方向發展,并沒有拼命往皇室之中進行鉆營,也未曾對靈感和直覺思維“理念世界”的學說進行清除與封閉。然而,東方卻截然相反。在轉型的初期,孔子的儒學對伏羲的易道文化、黃帝的法道文化和老子的德道文化,還是處于一種求知學習探索的態度。但是孔子也像亞里斯多德一樣,并未能掌握中國道德根文化中早就存在的修身內求法,他的弟子顏回的坐忘水平都要比他高出一籌,孔子曾感嘆說“丘也,請從而后也”(《莊子·大宗師》)。也就是說,他自己的水平只能隨在學生的后面向前跟進了。但是顏回的這個所謂“坐忘”的修身水平,卻也未真正能進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就過早地亡故了。這也可能算孔子一生的重大損失吧。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東方中國文化的轉型,似乎大道特別眷顧這塊東方的大地。在整個社會嚴重放棄“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經》),不再通過天人合一而獲得事物的法則和真理時,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全都僅憑后天“為學日益”的智識,從伏羲易道文化和黃帝法道文化中采擷只言片語進行發揮創造。當智者們紛紛逞智顯才之時,在這一大批智者涌現之中,卻同時誕生了一位大慧大智的圣人,他就是老子。是老子用他那通天徹地、縱貫古今的大慧大智,上承伏羲的易道文化和黃帝的法道文化,在整個世界文化轉型的“軸心時代”中,為了不使中華道德根文化枯爛,避免道德文化基因的徹底異變,他悄然地來到了這一個“軸心時代”,創立出無比精湛的德道文化思想,撰寫出《老子·德道經》五千言。用她既作為最精辟的東方哲學宣言,同時又將至簡至易的修身方法隱藏于五千言之中,從而作為中華民族道德根文化承上啟下、繼往開來、不至于斷滅的瑰寶。成為軸心時代東方文化“卅輻同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老子·德道經》)的真正軸心,然后又悄然地離去。

據史記記載,公元前524年,孔子已經27歲了。有一天,他忽然對弟子南宮敬叔說,“周守藏室的史官老子,是個博古通今之人,他明白道德的根本,我要去拜訪他。”就這樣,南宮敬叔架起一輛馬車,不遠千里,送孔子求教于老子。

孔子對老子說:“大道不行,仁義不施,戰亂不止,國亂不治,而人生苦短,我為不能有功于世、不能有為于民而感嘆呢!”。老子回答說:“天地無人推動而自行,日月無人點燃而自明,星辰無人排列而自序,禽獸無人制造而自生,此乃自然大道為之也,何勞人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無、所以榮、所以辱,皆有自然大道作主。恭順自然大道之理而思,遵從自然之道而行,國則自治,人則自正,何須津津于禮樂而倡仁義哉?津津于禮樂而倡仁義,則違人之本性遠矣!” 。這是老子當年對孔子的一段開示,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兩者之間的差異。

臨別前,老子又告誡孔子說:“我聽說,‘良賈深藏若虛’,就是說好的商人、優秀的商人深藏若虛;君子有高尚的品德,外表卻謙恭得像一個愚鈍的人,你此去后,應去驕氣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否則,人未至而聲已聞,體未至而風已動,張張揚揚,如虎行于大街,誰敢用你。” 孔子聽了這一席話就回去了。

孔子回到魯國后,三天一言不發,只是沉思。弟子覺得奇怪就問之,孔子說,“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羅網可以捕獲野獸,弓箭可以射下飛鳥,絲線可以釣到游魚。至于龍,它乘風云而上天。我見到的老子就是一條龍啊!”

孔子晚年總結自己的一生時,曾說:“我十五歲的時候就立志求學,到三十歲的時候才有所成就。” 從這句話里可以看出,他27歲時問道于老子,在隨后的三年中對老子開示的思悟,還是獲益非淺的。但是,孔子的學問卻始終未進入慧識科學領域中探索,他對《易經》的研究也只是智者的參悟。

公元前5l6年,周朝王室發生內亂,老子看到周敬王和兄弟相殘,就離宮歸隱,騎青牛,欲出函谷關。函谷關守將尹喜夜觀天象,見東方紫云聚集,其長三萬里,形如飛龍,正滾滾向西而來,心知老子將至,就派人清掃道路四十里,夾道焚香,以迎圣人。尹喜對老子說,“您將要隱居了,請寫一本書留世”。老子于是寫下德篇在前、道篇在后的《德道經》五千言,然后飄然西去,“莫知其所終”(《史記》)。

當老子西出函谷關化胡而去,孔子哀嘆“天下無道久矣”而病歿于魯國后不久,整個社會就全面陷入戰爭的金戈之聲和百家爭鳴的更激烈的振蕩之音中。

中華民族所萬幸的是,老子在臨行前留下了一部《德道經》五千言;孔子則采善貶惡,筆削《春秋》。伏羲的易道文化、黃帝的法道文化、老子的德道文化,共同凝聚成東方中國道德根文化系統得以保存下來;孔子的著作中,也同樣保存著大道光芒的余輝;共同成為在大亂后恢復大治時,后世君王開創盛世的最后一點精神文化的保障。

老子的思想在兩千多年以來,由于整個社會完全丟棄了“尊道貴德”這個根本,拋棄了老子所說的“尊道貴德”、“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經》)這個實踐修身的法則,不能進入天人合一的狀態進行感格、體悟,所以直到今天依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他所留下的五千言,意境深遠,高深莫測,不受時間、空間的制約,玄妙無比。如果說它是一部自然大道的真經也毫不為過,因為五千言中只字未提中國或外國的人物、事件、朝代和地域,這一點我們注意到沒有?五千言當中根本不涉及中國或者外國任何一個國家的人、事、朝代和地名、地域。五千言所闡發揭示的是人世間一切學問中無出其右的“絕學”。正如老子自己所言:“見素抱樸,少私而寡欲,絕學無憂”(《老子·德道經》),只要真實地實踐圣人之治的方法論,“修之身,其德乃真”,去實踐“見素抱樸,少私而寡欲”。在道光德能中保持住樸素無華,忠信厚實,扼制清除過分的私心貪欲,就能掌握圣人之治的“絕學”,永無憂患苦厄!

他告誡一切讀者:“為學日益,聞道日損”,每天通過后天認知學習積累掌握的經驗知識,并不是人類最高的學問。“會當臨絕頂”,要掌握人間絕學,就應當通過修身而掌握圣人之治的絕學。通過修身而天人合一,攀登一切學問的絕頂。“絕圣棄智,民利百負;絕仁棄義,民復畜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老子·德道經》)。這都是老子的五千言當中的原話,怎么樣去正確解釋呢?當掌握了絕頂的圣人之治的學問,能夠“無為而無不為”時,能夠“無之以為用”時,人們拼命追求后天智識的積累,實現大智也就失去了價值和意義,這就是“絕圣棄智,民利百負”。當“修之身,其德乃真”,進入到仁性的絕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老子·德道經》)的境界時,整個社會也就慈愛、平等、大公、大同,復歸于“尊道貴德”的社會狀態中,也就不需要運用孔子所倡導的仁義禮這一套學問來規范制約了,這就是“絕仁棄義,民復畜慈”的正解。能夠天人合一、無為而無不為時,一切科學發明創造的靈感巧思就會自然迸發,科學創造發明中什么應當發明、什么不應當發明,也就了然于胸,“無之以為用”進行自然調控。那種僅憑后天智識進行盲目地發展,盜天竊地,破壞自然生態平衡,破壞人類生存環境,違背自然道德法則,以及社會健康穩定發展的錯誤取向,以及僅用智謀進行取利、益己之私的現象,自然就會放棄,盜取剽竊也就自然絕跡。這就是“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的正解。

非常可惜,由于社會上丟失修之身的方法遠久,人們對老子說的這個“絕”字難以正確解讀,居然解讀成老子“竟然自稱拋棄智慧、拒絕學問”,這種誤讀錯解,流毒甚廣,幾乎遍及現代的各類文章論文之中,對復興道德文化為害甚重。無怪乎,修身的前輩們都要諄諄告誡自己的弟子:“未修身時莫解老”!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老子的一句“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老子·德道經》),似乎誰都知道,又似乎誰也都不知道;似乎誰都能解釋,但又似乎誰也解釋不了。其實老子早已料到了這一點,“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其唯無知也,是以不我知”(《老子·德道經》)。一個“可”字的本義和衍生義,就將隱喻藏訣的秘密全部包涵在其中,至簡至易的“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圣人之治技術方法也同樣隱藏于其中!

不僅如此,老子的五千言給中國社會還帶來了一個更大的歷史謎團:兩千多年以來,不論朝代如何興亡更替,凡是所謂的太平盛世出現時,竟然沒有一個不是遵循了老子的學說而治理的。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迷團。只要用了他的學術,或是接近他的學說,那就能夠產生太平盛世。這是純粹偶然的巧合呢?還是其中包含著某種神秘的必然因素呢?

兩千五百年間,幾位遵從老子之說、順應大道、尊道貴德而治國的皇帝,囊括了僅有的幾百年輝煌時代:文景之治、光武中興、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等等,他們都成功地創造了自己歷史的輝煌。就這么兩三百年時間——在兩千五百年當中,都沒有離開老子,老子的思想就把這僅有的九分之一這么一個短短時期的歷史上鍛造的輝煌,他都全部囊括在他的思想當中了。這些輝煌,都與老子的思想密不可分。

在整個社會經歷了春秋戰亂、秦朝暴虐、楚漢相爭將近六百年的苦難之后,劉邦采信黃帝五德相勝學說而一統天下。漢朝的前幾代皇帝都并未尊孔學而治國,而是只重黃老學說。學士陸賈曾經向劉邦建言:“道,莫大于無為;行,莫大于謹敬。”可見當時黃帝的學說和老子的學說,在朝廷中具有重大影響作用。劉邦雖然沒有全面貫徹黃老的無為而治思想,但是到劉邦之子孝文帝執政以后,在酷愛老子學說的竇皇后和老丞相陳平、曹參的扶助下,文帝就開始了專以老子學說為師,尊道貴德,無為順道而治。雖然文帝僅僅只是運用黃老學說約束心身,規范言行,而并未全面按照黃老學說運用圣人之治的方法論,像黃帝當年那樣在自己心身內、心身中展開全面、深刻的修身實踐,卻也產生了巨大的修身效應,從而使天下進入了清平和諧、人心安定、社會祥和發展的太平盛世時期。

據史載,文帝猶有親民近民之美、慈恕恭儉之德。以百姓之心為心,而與民休養生息。漢惠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園囿、車馬和服飾,在劉邦為帝的基礎上一點都沒有增加,凡是對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廢止。有一次漢文帝想建造一座露臺,找來工匠一計算,需要上百斤黃金。漢文帝說:“這相當于十戶人家的產業,實在是太貴了”,就沒有動工修建。每當有天災人禍、邊境不寧的時候,文帝就反思自己的道德心性,進行懺悔祈禱。他廢止了肉刑和誹謗朝廷的罪名,招賢納諫。漢文帝十分重視農業生產。他即位后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發展生產。同時還注意減輕人民負担,曾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租率減為三十稅一。自后,三十稅一遂成為漢代定制。文帝還下詔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系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

文帝修建陵墓,殉葬品不用金、銀、銅、錫,只用瓦器;沒有高大墳塋,保持山川原貌。文帝的遺詔說:百姓只需服喪三天,不得禁止婚嫁、酒肉、祭祀諸事。后宮眷屬,夫人以下的宮女全部都遣散安置回家。

漢惠文帝在治國方略中采取德信寬容,對秦代以來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廢止誹謗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膽地提出不同的意見。下詔廢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減輕了笞刑,廢除了秘密監視,因此獄事簡省,人民所受的壓迫比秦時有顯著的減輕。當惠文帝聽說祝禱官在祭祀的時候只為他祈求而不為百姓祈求時,他氣憤地說:這不是加重我的罪過嗎?昔日先王獻祭從來不求自己的福份。今后祭祀上天,不得為我祈福。

文帝之子景帝繼位之后,在竇太后的督責下,依然持守黃老學說規范心身而治國。當時人心純樸,天下豐裕。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時,社會和國家都已經比較富庶。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記載說:“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由此可見,文景時期政治清明,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安定,確實稱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稱這段以黃老學說治世而帶來的繁榮昌盛的歷史時期為“文景之治”。

漢朝在景帝之后,由武帝繼位,因為武帝喜好儒術,從此運用黃老學說修身治國的方略就被逐步拋棄。漢武帝不滿太皇太后祖母的管制,在武帝六年時,孝景后之弟的武安侯田蚡向漢武帝獻策曰:“絀抑黃老,崇尚儒學”(《史記》)。而且一位“棄孔學仁治之靈魂,獨采義治為法用”的改良型儒學者董仲舒亦向漢武帝獻策,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全面以“三綱”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人分等級的觀念,完全取代“道生之,而德畜之”的萬物平等、和睦、慈愛共生觀。同時,也替換了孔子正儒學中的仁政觀,徹底否定了亞圣孟子的“民貴君輕”、“臣可易君”等思想。

就這樣,在軸心時代的尾聲之中,在學術上,一個“貍貓換太子”般的巨大轉變悄然地在中國社會中發生。文化學術專制的枯井,在“尊皇貴權”的奉迎之中赫然誕生。伏羲黃老學說和孔孟正統的儒學,全部都被取而代之。黃帝所有有關修身治國的經典也同時消失無蹤。老子五千言中的一些關鍵字句也被加以篡改,例如將“中”改為“沖”等等影響儒學“獨尊”的字句。漢初時期,那種光芒萬丈的思想學術自由的黃金時代,從此夕陽西下,整個社會從此進入了最保守而且最頑固的封建文化時期。在國家教育和學術研究以及仕進前途上,儒家被定為一尊獨統,成為封建專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封建專制文化,統治中國長達兩千年之久,不僅禁錮了中國文化思想的發展,而且由于個性思想被奴化,嚴重制約了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

漢朝從漢武帝逐步拋棄黃老學說治國以后,好景不長,就遭逢王莽篡權之禍。王莽以繁文縟節托古改制,引起三十年大血戰,國人死了三分之二。直到光武帝劉秀收拾殘局建立后漢,再次遵循老子學說,以柔道治國,史稱“光武中興”,也是歷史在封建專制文化社會時期的第二次啟用老子學說用于治國。

有一次他宴請皇親國戚,一人對劉秀說:你小時候柔順和氣,沒想到還做了皇帝。劉秀笑答:我治理天下,也要用柔道。他心地寬宏,不計恩怨。有一次繳獲了不少部下當年毀謗他的信件,劉秀非但不看,更令當場銷毀,以解除部下的憂慮。劉秀自認無德、不明,常下“罪己詔”懺悔反省,不敢多事。有儒生建議劉秀像漢武帝一樣封禪泰山,劉秀說:百姓怨氣未消,我這樣做是想欺騙上天嗎?我要大赦天下,減輕賦稅,裁減官吏,釋放奴婢。將來我的喪禮也要仿照文帝,一切從簡。東漢光武帝劉秀在位期間,調整統治政策,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史稱“光武中興”。

但是,繼任劉秀的明帝和章帝,又開始漸漸離棄了“柔道治國”,奉行“以儒治國”。這個轉變恰似從文帝、景帝“無為之治”到漢武帝“獨尊儒術”的轉變。章帝招集儒生在白虎觀撰寫了《白虎通義》一書,將“三綱”,“六紀”列為國家教育和取仕的普遍法則。然而好景不長,便引發敗局亂象,隨之而來的竟是長達三百年的戰亂和暴虐。正是:道主治,由治到亂全是儒。

正當東漢由中興再次轉入腐敗,明帝與章帝背棄尊道貴德,重又倡行改良儒學之際,并且組織國力埋頭于對歷史進行“修篡”,將道德根文化的基因,依照封建文化儒學模式進行全面修訂之時,整個社會精神文化重新又進入了混亂時期。背離大道的旁門左道,邪說淫祠大行其道。此時,中國本土宗教民間道教的締造者張道陵(公元34—156年)應運而出現了。他博通五經,精于儒學,洞悉著改良儒學背叛尊道貴德而淪為“尊皇貴權”的必然性,以及“儒術”必將長期獨霸精神文化領域的社會危害性;因此轉而開創道教,將道德根文化以民間宗教的形式保存延續下來,使整個民族不至于脫離道德根文化遙不可及,讓社會民眾仍然能夠吸收“道生之,而德畜之”之中“德畜之”的精神營養,從而維護人們的精神營養不至于斷源枯竭。

張道陵創立這一民間宗教,大約誕生于東漢順帝年間(126—144)。民間道教奉老子為教祖,以《想爾注道德經》為主要經典。我們以史為鏡,應當了解和把握住,在中國歷史上是道德根文化的長期自然信仰,被“儒術”強行取代以后,才退而誕生出宗教。因此本土宗教的道教,絕不能全面代表歷史悠久的道德根文化。是老子的學說誕生了中國道教,而不是道教誕生老子思想。道德根文化,才是中華民族的靈魂,伏羲易道文化、黃帝法道文法、老子德道文化,三位一體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部基因。道德根文化以及其中的《老子·德道經》并非宗教典籍。《老子·德道經》,是一部大唯物主義的哲學宏著,是人類精神的食糧。

老子尊道貴德、無為而治的學說,恰似一劑能治大亂的良藥,當歷史推進到封建文化社會第三次啟用老子學說治國時,又迎來了大治的時期。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隋朝開國皇帝楊堅,說“我興起是靠的佛法” (《國清百錄》卷二), “老莊學說沒有言明業報,也沒有講透因緣,還是佛教為高” (《唐文粹》卷三十八)。因此,佛教儼然成為隋朝國教,一時間天下風靡出家,佛經多余其它經典數十倍(《隋書》經籍四)。但是,他的兒子卻并不畏懼業報,殺戮嗜血,隋朝很快敗壞滅亡。

唐高祖李淵,將老子李聃視為自己的祖先。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下達了遵循老子、崇尚大道、道先佛后的詔書。唐太宗李世民在登上帝位前,曾辦學館專心致學,他反省總結了歷史的教訓,痛定思痛。一部《貞觀政要》,記下了李世民尊天順道、大治天下的秘訣。

魏征上奏李世民:“君王被神所器重,掌國中之大權,受到極天一般的尊崇,所以一定要居安思危,遠離奢侈,以簡樸為本。君臣無事,鳴琴垂拱,不言而化(引《老子》),何必勞神苦思,生很多事,管很多事,用盡聰明能事,卻背離了無為之大道呢?”。李世民答曰:“真是好啊!我讀你的奏章,通宵達旦,忘了疲倦。”(《貞觀政要·君道》)

李世民問大臣王珪:“后來的帝王不如先前的帝王,這是為什么?”王珪說:“古代的帝王一心崇尚清靜,以百姓心為心(引自《老子》),后來的帝王則不顧損害百姓,來滿足自己的欲望。”李世民回答說:“是啊,我日夜孜孜以求的,就是清靜,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五谷豐年,百姓安樂。治理國家就像栽樹一樣,不去搖晃樹根,枝葉才會生長茂盛。君王清靜了,百姓怎么會不安樂呢?”(《貞觀政要·為政》)

李世民又對群臣說:我秉承天命,要至誠至敬地祭祀上天。近代拜五天帝、五人帝,不是神州道統,現在通通廢除,只拜昊天上帝。

李世民說:人們以為作了天子就可以為所欲為,錯了!我每說一句話,每做一件事,都敬畏皇天。皇天雖然高高在上,卻聆聽卑下者的聲音,我怎敢不恭敬呢?

唐太宗貞觀二年,有公卿啟奏說:“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陛下為自己建一樓閣以居之。”太宗回答說:“朕的身體確實不宜居住在卑濕之地,但是若是答應了你們的請求,花費又太大了。當年漢文帝要起露臺之時,因珍惜物力而沒有動工,朕的德行不如漢文帝,而花費卻比他還多,我看還是算了吧。”公卿啟奏再三,唐太宗最終還是沒有答應。

貞觀二年,關中遇到旱災。太宗對侍臣說:“水旱不調,皆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窮!我聽說有賣兒女的,朕很憐憫他們”。于是派遣御史大夫,用皇宮內的金寶贖回所賣的兒女,還其父母。

貞觀初年,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我除了需要一些人幫我做些灑掃之事,要那么多婦女有什么用呢?”于是將后宮及掖庭前后三千余人放出宮外,為他們擇偶。

據史所載,當時:“東至于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赍糧,取給于道路”,最為歷史家所稱贊。西方的漢學家對中國的皇帝從來批評的多,但對于唐太宗李世民,幾乎都是一致地褒揚。633年,縱獄囚應死者390人歸家,命令他們秋后自來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曾寫詩歌頌太宗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宮,死囚四百來歸獄。”杜甫也有詩曰:“至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

但是,由于道德根文化中“修之身,其德乃真”圣人之治的方法論和教育方法,未能在國家教育和全民中切實長期展開,“尊皇貴權”的封建文化體制未發生任何改變,獨裁專制的溫床始終存在著。因此單純應用老子學說的德治,就難以確保天下大治的持續效應。一旦時機成熟,封建專制文化機制必然反撲而上,將德治的社會成果全部摧毀。

李世民去世后二十年,他那削發為尼的小妾武才人,被前來進香的繼任皇帝李治看上,細心的皇后一片慈心,便把武才人接回皇宮伺候皇上。沒想到一年之后,皇后被武才人誣陷,砍斷了手足,投進酒缸哀嚎而亡。武則天登上皇后之位,待李治一死,武則天就罷黜自己的兒子,自己當皇帝,改唐朝為南周。武則天篡權,在她在位期間任用酷吏,以強硬的手段統治她的王朝。她用酷吏酷刑處死所有質疑他的人,包括自己的舅舅、兩個兒子和小孫子。她的親信發明了一本《羅織經》,專講怎樣確定、告發、逮捕、逼供反對者,直到“坦承不諱,自動招認”,然后滅其全族 (《舊唐書˙則天皇后紀》)。

武則天在精神文化領域,一反貞觀之治的尊道貴德之風,只取佛法為用,改為佛前道后,如同隋朝視佛教為國教(《唐會要》卷四十九)。武則天自稱“圣神皇帝”,常召佛僧進宮講說佛法,佛僧則阿諛奉承撰出《大云經》說“武則天是彌勒佛下生”,“她實是菩薩,故現女身,為自在主,經于多歲,正法教化,養育眾生,猶如赤子”(《簡明中國佛教史》188頁)。她以菩薩顯身而自居之,卻又殘忍無情,心狠手辣,風聲鶴唳,引發了九年宮廷內的殘酷自虐式殺戮。在歷經幾十年暴政戰亂之后,直到李隆基率禁衛軍沖入皇宮,拉開開元之治之序幕。李隆基恢復尊道貴德,大治天下。這就是歷史上的第四次尊道貴德,無為順道而治,史稱“開元之治”。

開元二年,“令僧侶還俗”(《資治通鑒》)。開元十年,又設立中央學術機構“崇玄學”,在京城和各州招生精讀《老子》。又在京城和各州開辦太清宮、玄元宮、太微宮等,召生研習《老子》。二十年,下詔書規定士庶之家必須備有《老子》一書。二十三年,他親自批注《老子》 (《封氏聞見記校注·道教》) 。

尊道貴德,必然崇尚平等、慈愛、自由。唐玄宗在倡導道德文化之時,并沒有禁止佛教,開元二十二年他還敕令注釋《金剛經》,使此經流傳天下,并且以密教不空三藏為自己的摯友相待之。

道德文化的昌明,同時帶來了全方位的繁榮。李隆基提倡節儉、樸實,一度銷毀了皇宮中金銀玩物,宮妃以下不得穿戴珠寶錦繡,禁止淫樂,貞觀之風,一朝復振(《舊唐書·玄宗紀下紀論》)。正所謂“君儉則民富”,那時家家存有數年的糧食,國家的糧食沉積至腐,不可校量(《元次山集·問進士第三》)。據《杜佑·通典》所記:“至(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文。東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開封),西至岐州(今陜西鳳翔),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陽(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涼府(即涼州,今甘肅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

可見當時糧食布帛產量豐富,物價低廉,商業繁茂,道路暢通,行旅安全。到開元二十年,全國有民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最多時逾千萬),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比之唐初戶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社會經濟的繁榮,反過來必然又推動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其中唐詩最為后世稱道,著名詩人高適、岑參、王維,特別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這個時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詩人(所謂大歷十才子)也是這個時期培育出來的。其它音樂、繪畫、雕刻、塑造等藝術,也無不具有顯著成就。詩人李白此時被召入京,供奉翰林院,后來“賜金還山”。他欣然詠唱:“問君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盲然去,別有天地在人間。”這就是對開元之治的贊譽。杜甫也有詩為證:“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李隆基在位長達四十五年。可惜在六十一歲時,情鐘于二十六歲的楊玉環,封為貴妃。從此,“承歡侍妾無閑暇,春從春游夜專夜。后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白居易詩)。后來終于引發“安史之亂”,歷時九年的殘殺,使黃河流域蕭條凄慘,人煙斷絕,獸行鬼哭。中國人口從九百萬戶銳減至二百萬戶,四分之三的都慘死在戰火之中,殘存者以紙為衣(《新唐書·楊國忠傳·安祿山傳·本紀六》)。

從此盛唐一去不復返,整個社會重新又被卷入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怪圈。“安史之亂”平息以后,儒家在盛唐的一百多年期間內,倍受壓抑,默默無聲之后,終于在唐朝步入衰敗時發泄噴爆出來。韓愈力排道家和佛家,斷定神州道統是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到孔子孟子,此后便無人相繼。韓愈說,老子小看仁義,是坐井觀天。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有為而成,豈能無為而治?君王發令,臣下從命,百姓勞作,君臣父子,天經地義,佛道竟然不加區別,一概而論清靜寂滅涅磐之類,成何體統?還要燒毀一切佛道經典(《原道》)。

“安史之亂”平定之后,李適、李誦二帝相繼啟用儒者,以求有為而成,但卻是回天乏術。全國藩鎮(軍閥)割據,混戰不已,朝廷宦官作孽,朋黨相爭;天下民不聊生,揭竿而起。短短的百年安定,隨即又被數百年的戰亂所完全吞噬。

五代十國你死我活地拚殺了幾十年,進入宋朝時期。宋朝崇儒學,使儒學的文化基因再次異化,誕生出理學,高度為“尊皇貴權”服務,對內兇狠、對外懦弱。先后向契丹遼人和女真金人巨額獻貢,茍且偷安。直到蒙古大汗忽必烈的鐵騎徹底掃蕩了神州,中國完全落入異族之手。遼、金、蒙古三次異族的欺凌和統治,長達四百年。明朝雖然收回了主權,卻又自相殘殺,暴虐于內更為狠毒,與明朝暴政共始終的是遍地暴動。李自成最終推垮這座腐朽的大廈,清軍在李自成迅速走向自己的反面時,乘虛長驅而入。

清朝初期,康熙大帝以少數民族那種原始古樸的形態,以及未受儒學嚴重影響而輕省簡約的統治風格,入主北京故宮。他雖然未曾力倡以尊道貴德為治國方略,但是他的思想和行為都頗為接近老子學說范疇,因此出現了康乾盛世的景象。

康熙大帝,天縱聰明。八歲稱帝,十六歲智擒鰲拜,二十歲開始平定三藩叛亂。后又收復臺灣,三次親征蒙古噶爾丹叛亂,北抗沙俄入侵,在拉薩設置駐藏大臣,近代中華版圖賴以粗定。《清史稿》上說:康熙大帝“仁孝性成,智勇天錫。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更難得他“圣學高深,崇儒重道”,深知“帝王之治,必以敬天法祖為本。合天下之心以為心,公四海之利以為利”。康熙說:“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清圣祖實錄·卷40》)。康熙指責理學家說:“終日講理學,所行之事全與其言悖謬,豈可謂之理學?”(《清圣祖實錄·卷112》)。康熙在詔書中,說“朕自幼讀書,尋求治理。年力勝時,挽強決拾。削平三藩,綏輯漠北,悉由一心運籌,未嘗妄殺一人。府庫帑金,非出師賑饑,未敢妄費。巡狩行宮,不施采繢。少時即知聲色之當戒,奸佞之宜遠,幸得粗致謐安”。他頒旨將皇宮的宮女從九千人一下子降至一百三十四人,減了98.5%。宦官從十萬人,減至五百人,少了99.5%。金花銀每年97萬兩,全部減除。脂粉錢每月40萬兩,全部減除。這一切深合道家思想的治國方法,開創了中國封建文化歷史上的最后一個盛世。

從以上引據解析反省歷史之中,我們可以看出,全息性地轉錄和翻譯著中國2500年以前道德根文化基因的《老子·德道經》五千言,以及它所揭示的原理,含有具大的能量性和潛在的救失補偏性。她在中國封建文化專制的歷史進程之中,在自然因果周期律大循環的污泥沼澤之內,一旦“偶然”被較為開明、私心貪欲稍輕的封建帝王所效法和使用,依據其理論和方法內律己身,外用之于治國,那么就都能迅速產生一個時期的“東方凈土”效應,使社會治理進入國泰民安一段時期。給人們帶來沖破因果周期律,長治久安的希望和曙光。但是一旦丟失它,被儒術所取代,卻又必然重陷于因果周期律的泥沼之中。文景之治是如此,光武中興亦如此;貞觀之治如此,開元之治亦復如此。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代表道德根文化基因的老學和原生態的孔學,與丟失道德根文化基因的道家方術派以及異化的儒家董學派以及理學派,在歷史的長河中,雖然前者長期處于弱勢地位,但是,卻始終透發出強大生命力的光輝,為社會發展作出不朽的貢獻;然而,后者卻永遠只會將整個社會重新卷入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泥潭。這些現象,都是中國歷史上曾經發生的有目共睹的歷史事實。我們近代的學者,不知道為什么,都不愿意從自己民族本身精神文化的角度去審視和反省中國的文化歷史,而是千篇一律地按照西方和蘇式的觀念對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進行剖析,因而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了自然因果周期律之內而不覺。這,大概就是一種“不識廬山真面貌,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環境固囿效應吧。

“偶崇道德治世安”,這一現象并不是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一個謎團,而是一種必然。因為老子的學說全息地攜帶著春秋戰國以前二千五百年甚至更久遠歷史時期中中國道德根文化的全部基因,她既沒有基因缺失、也未曾發生基因異變;她就是軸心時代以后,中國社會本來應當堅守并且尊順長期執行的文化瑰寶。可惜,我們歷史上并沒有做到這一點。

那么,為什么老子的學說雖然能促成文景之治、光武中興、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的誕生,卻又不能確保這種繁榮盛世期的長治久安呢?

其根本原因,是因為整個封建文化的實體系統,在春秋戰國五百年的戰亂中已經全部牢固地形成封建體制。“尊皇貴權”的社會文化格局,已經全面破壞和取代了“尊道貴德”的社會文化基礎。“天下為家”,已經完全取代了“天下為公”。封建型國家體制一旦確立之后,由于它迎合了人性中的私心貪欲,再加上封建文化的全力維護裝扮粉飾,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2500以年來,這種封建體制從未發生過一次真正能觸發其根本的徹底改變。孫中山雖然提出“天下為公”的口號,并且進行艱苦卓絕實踐,去摧垮這種國家體制。他的嘗試當時只是短暫地成功了,還未能全面進行貫徹之時,勝利的果實卻很快被袁世凱所篡奪。兩面三刀的袁世凱,將民主與法制玩弄于股掌之中,最終還是重歸復辟帝制的老路。蔣介石后來當了總統,卻仍然是舊瓶裝新酒;以總統之名,行封建體制之實。

由此可見,中國的封建體制,在幾千年封建文化的幫襯之下何其堅固而難以摧毀!精神文化是社會的基礎,精神文化滲透于人的靈魂之中,極其難以改變和清除。中國的封建文化,是在中國道德根文化這個文化基因中,丟失基因片段、扭曲異化以后產生的病態文化,是不符合自然宇宙法則,是離道失德的畸變文化。由于這是一種屬于文化基因導畸生異的病因,那么基因病只有應用基因修復進行對癥施治。只有運用完整而健康的基因,才能夠修復丟失和畸變的基因。只有全面復興傳統道德根文化,尊道貴德,修身明德,在文化領域正本清源,整綱肅紀,才能徹底清除專制封建文化。封建專制文化遺禍徹底根除之時,道德根文化全面復興之時,才是封建機制徹底消失之日。

道德根文化的真正復興和長治久安,離不開社會體制的尊道貴德,離不開社會具備三皇五帝時期的那種民主和法制并行不悖的社會機制。父子相替、子孫相傳的世襲型家天下封建體制以及各種類似型的體制,所有不能扼制人性中私心與貪欲的體制,根本無法確保道德根文化的持續入世,以及充分長期發揮修身治世的作用。

老子曰:“不辱以情,天地將自正”“我無為也,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老子·德道經》)。

老子曰:“事物不符合道就會很快夭折”。縱觀中華二十四史,樁樁件件無不都驗證了尊道貴德的重要性。順道修身治國,則四海歸心;悖逆于大道,則天下大亂。守之則治,離之則亂。老子學說,世間絕學,無出其右。



五、道德修身天下公



以史為鏡,展開中國離道失德的歷史畫卷,當我們運用《老子·德道經》五千言中的圣人之治方法論進行縱覽時,當我們運用《黃帝四經》法道文化進行反思和剖析時,不由令人掩卷嘆息。三皇五帝時期雖然悠遠,但是她卻曾經為古老的中國開創過天人合一、尊道貴德的古代文明。那古樸清純的聯邦民主共和體制,以及尊道貴德的精神文化滋養心身,曾經使東方的這塊土地被祖先美譽為“神州”,自豪地加額相慶。“天下為公”,曾經使這片土地成為人間的樂土。《詩經》三百,仍然散發著昔日“思無邪”的香馨。

人類永遠都無法滿足的貪欲和私心,純潔心靈對大道自然信仰的蒙塵,終于使祖先們順應自然大道而開創的文明扭曲變型。離道失德,使整個社會從此不再順天應人,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從此開始丟失、異化、變形。“天下為公”蛻變為“天下為家”,蒙蔽了人的靈性,全面地張揚和放縱了人性劣根中的陰性。這一切互為因果愈演愈烈,終于使整個中華民族從此深陷自然因果周期律的陷阱。當三王時代順天應人的法則被徹底拋棄,戰爭、專制、強權與酷刑就成了整個社會滾動的軸心。

春秋戰國五百年反復殘酷殺戮的血腥,凝聚成濃重如墨一般的烏云,從此籠罩在整個中國大地的上空,滲入到每個炎黃子孫的心靈,成為因果周期律反復重演的禍胎和病根。與此相伴隨同步的是,諸子百家用人心的利刃將道德根文化的基因毫不留情地一一瓜分,基因的密碼從此被改寫和重拼。伏羲易道文化、黃帝法道文化,失去昔日的清純和天人感應的本真。丟失基因和扭曲基因的學說集約湊拼,從此構成封建文化的陣營,成為專制帝王的堅強后盾和滋生戰亂的病因。

盡管天道慈悲誕生老子,留下五千言闡明德道文化之路是社會的根本,留下“夫唯道,善始且善成”(《老子·德道經》)的諄諄勸誡警示,并且指明“修之身,其德乃真”。以身修德,是觀察人、觀察家庭、觀察社區(鄉)、觀察國家、觀察天下的唯一標準。然而,由于“忠信之泊”的社會共性,五千言的金玉良言難以注入人心貪婪的溝壑,將這個巨大坑洞填平。社會上多見的,反而是對老子五千言的曲解、誤譯、亂評。老子的五千言,雖然在歷史的長河中四次沖破封建文化的重霧陰霾,給中華大地帶去清明和盛世的輝煌效應;卻由于封建體制的壁壘森嚴,難以長治久安,全面發揮出其人間絕學的全部效應。

自從秦始皇公然剝奪大道的威榮,二世而亡以降,楚漢相爭、七王之亂、王莽改制到三國攻伐;從西晉八王混戰、五胡亂華到東晉偏安、南北朝對峙;從唐朝安史之亂、黃巢起義到五代十國;從宋朝契丹、女真入侵到忽必烈的鐵騎;從明朝靖難之役、宦官為禍到土木堡之變;從鴉片戰爭、抗日戰爭到國共內戰,自從道德根文化基因失落異變以后,漫漫悠長的2500多年歷史中,在中華大地上四次循環反復的自然因果周期律一再重演,鮮血淋漓,尸骨如山,冤魂遍野,觸目驚心!而黎民百姓真正安居樂業,大地不被鮮血浸染的時光,滿打滿算地加起來也不足300個春光,只占九分之一。其余九分之八的漫長歲月,兵連禍結,不是戰爭的拚殺,就是各種天災人禍的席卷大地。中華大地上,歷經江山易主,分分合合。煌煌二十四史中,難見幾次天朝盛世的繁華,卻聽不盡國破家亡的悲音。“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殘垣”(《牡丹亭》)。正如《紅樓夢》所云:“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這些歷史現象與西方各國的歷史相比較,我們這個民族在離道失德以后,的確被卷入了長期的深重災難。孔子那一聲“天下無道已久矣”的嘆息,無比沉重而悠長……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今天,我們有幸處在這個因果周期律中相對平靜區間之內。中國大地之上,雖然已經沒有春秋拼殺慘淡的劍影、魏晉烽火連天的硝煙;然而先祖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卻早已經無蹤無影,尊道貴德的自然信仰早已蕩然無存。天下依然寡信,人心仍舊無道,社會仍然離道失德。那么,這個困撓中國社會長達2500多年的自然因果周期律已經崩斷裂開了嗎?這個因果鏈環怪圈循環滾動的機制和能量消失了嗎?這,的確值得世人深思,值得社會反省,值得人們關注!誰能保證兩千五百年翻來覆去、撕心裂肝的周期性大痙攣,從此再也不會重演?

道德根文化的基因仍然七零八落,現代精神文化并未完全擺脫封建文化的陰影,某些方面比封建文化離道失德更為遙遠。自從信仰雪崩以來,尊道貴德的信仰尚未重建,崇拜金錢名利的盲目,卻已經使精神領域誤入干枯的沙漠多年。步履艱難的跋涉,漫無方向的尋覓,人們渴望能早日找到滋潤心靈的清泉。中國社會精神文化的這股清泉,她的源頭就是伏羲易道文化、黃帝法道文化、老子德道文化這個中國道德文化的主根,她深植在2500年前中華大地信德厚土的深層!

2500年以來,四次因果周期律的大循環,腥風血雨,惡業無邊,它太沉重,太辛酸!盡快將其徹底砸斷,阻止它繼續循環,復還道德根文化的朗朗青天,是我們的責任之所在,是歷史使命的必然!在今天,世界已經變成地球村時,各民族的文化正在交融互動,取長補短。世界各民族正在走向中國,中國同樣正在逐步擁抱世界。世界各國的精英,特別是科學界,他們全都敏銳地跨越中國的2500年,直撲道德根文化的源泉,緊盯著我們的道德根文化,視為智慧的井泉,從中吸取精神營養,豐富科學創造的直覺與靈感。

日本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科學家湯川秀樹,說:“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經預見到了今天人類文明的狀況,甚至已經預見到了未來人類文明所將達到的狀況。或者這樣說更為正確:老子當時就已發現了一種趨勢,這種形勢雖然表面上完全不同于今天人類所面臨的形勢,但事實上二者都是很相似的。可能正是這個原因,他才寫了《老子》這部奇特的書。不管怎么說,使人感到驚訝的是,生活在科學文明發展以前某一時代,老子怎么會向近代開始的科學文化提出,那樣嚴厲的指控”。“老子則似乎用驚人的洞察力看透個體的人和整個人類的最終命運。”

世界都在走近老子在2500年前為整個中國社會乃至整個世界所開鑿的大慧大智的井泉。這是我們共同將中國社會因果周期律徹底砸毀的最佳時間。

世界需要中國的道德根文化,中國自己更為需要這個自己文化基因的全部信息,重建全新的道德文化系統,從而將因果周期律全部砸斷,使其不再循環。恢復完整而健康的文化基因,使文化基因完整而健康,從而治愈中國文化中的遺傳病、異化病、癌癥病,這是社會健康發展的需求、歷史發展的必然!

復興道德根文化并不是簡單的復古,而是根治文化基因病的一場嚴肅挑戰。近代生物基因學說的長足發展,使我們對人類健康開拓了視野。長期以來,科學家一直致力于解開人體為什么會患病這個難題。事實上,除了外傷、極度營養缺乏等狀況,絕大部分人類疾病都是由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共同作用所引起的。而基因,作為生命個體最為獨特的標記,其結構和功能出現異常往往是疾病發生的重要原因,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基因突變。據美國國家人類基因組研究所估計,人體基因數目約為5萬到10萬個。目前已知人類大約有4000多種疾病與基因有關,其中約1000多種引起人類各種疾病的基因已得到確認。基因突變可以發生在體細胞中,也可以發生在生殖細胞中。發生在體細胞中的突變一般是不能傳遞給后代的,而發生在生殖細胞中的突變則可以直接傳遞給后代。絕大多數的人類遺傳病,都是由基因突變造成的。

中國文化,伴隨著中國人和中國社會已經發展了五千余年,文化與生命同樣具有基因性。文化的原生態中就含有全部的、健康的文化基因。中國道德根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生殖細胞”。

以史為鏡進行分析,我們不難看出中國文化發展之中,同樣是道德根文化遺傳因素和封建社會環境因素,共同作用引發出道德根文化向封建文化的異化和突變。它的漸變發生于夏啟時代,而突變就發生在春秋戰國時期,從此使整個中國在病態中掙扎發展,并且由此而跌入因果周期律的怪圈。不僅如此,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的“獨尊儒術”、“三綱五倫”,就是封建文化之體的體細胞中發生了嚴重的基因突變。從西漢至今,“三綱”一直被歷代皇帝推崇為孔孟之道的精髓。“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就是董仲舒對孔學文化基因的異化突變。孔子主張“君不義,臣可以爭于君;父不義,子可以爭于父”。歷史流傳的“君叫臣死,臣不死為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為不孝”與孔子的理論完全相悖。而且,宋明理學的生成,也就既是體細胞中基因的突變,同時也是異化導致封建文化中癌癥的生成。“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就是封建文化體系因為“體基因”突變生成文化癌癥而不可救治的最典型表現。

古學根文化的拋棄,《易經》誦讀教育從國家教育和文化體系中的剔除,使封建文化體系徹底與道德根文化的連接性完全斷裂開來,精神營養能量來源頓時急驟下降至最低點。社會發展所依賴的科學發明創造,全憑人的靈感與直覺而產生,而靈感與直覺的生成,又與根文化經典的精神營養作用息息相關。“棄古學,亡經說”,也就同時導致人們直覺與靈感的遲鈍和麻木。封建文化癌癥,從此將中國社會的發展推向低谷,成為東方的病龍、睡獅。

由此可見,根治文化基因之疾病,就必須回到根文化歷史的源頭活水之中,全面復興道德根文化。修復原生態文化中的文化“生殖基因”,才能徹底根治文化的遺傳型疾病。如果單純只在文化“體細胞”的基因上進行修補,并不能徹底清除中國文化數千年以來的沉疴頑疾。然而近百年以來,我們國人的一切努力,恰恰卻都是局限在對封建文化體系的體細胞基因進行分析修補和在儒學中進行扶本性醫治;因而也就難以真正地“妙手回春”,使中國文化的病態霍然頓失。

從以史為鏡的系統分析之中,我們不難看出什么是中國文化體系的“生殖基因”。這個基因庫,無可非議地就是伏羲的易道文化、黃帝的法道文化、老子的德道文化共同凝聚而成的道德根文化。我們不應當僅僅在儒學的扶正上單軌而行。

中國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庫,全部都囊括在《易經》、《黃帝四經》、《老子·德道經》三部著名的經典之中,既豐富又簡單。進行文化基因的修復,絕不可以離開這三部經典而論。道家在歷史上雖然長期肩負著這三部經典的守護使、傳播者之責任;但是,道家同樣未能逃脫社會環境的制約,以及封建文化對道家的侵蝕毒害。道家內部同樣也產生著基因丟失和異變,丟棄尊道貴德而生成旁門左道,依法不依理、重術不重德的現象比比皆是。

因此,正本清源,整綱肅紀,恢復道德根文化基因,進行根文化基因的修復,絕不能離開三部基因庫而進行轉錄、翻譯、解讀、調控,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道德根文化基因完整、正確、健康地全部修復。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國道德根文化基因,既是人世間的一門圣人之治的無出其右的“絕學”,同時也是世界上最簡單、最平易的一門學問。這個基因,簡而言之:在伏羲的易道學說中,就是一個“陰爻”,一個“陽爻”;在黃帝的法道學說中,就是一個“道”,一個“法”;在老子的德道學說中,就是一個道“無”,一個德“一”。這就是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秘密之所在。至簡至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自然和宇宙的一切法則,全在這個基因之中。

老子德道文化的基因,就是使每個人掌握圣人之治的方法論,掌握他所推薦的人間絕學。應用“雙可教育法”進行實踐,通過實踐中出現的“見素抱樸”,從而使人真正穩定地、持久地保持住“少私而寡欲”的道德人生觀,繼而自然地進入和達到“絕學無憂”的圣人之治的境界之中,全面掌握圣人之治的絕學。每個人真實地實踐“修之身,其德乃真”,進而實現天人合一,而達到心居于道“無”之“○”態之內,運用德一駕馭萬事萬物的生、住、成、滅。“是以圣人執一以為天下牧”,“恒德不二,德不二,復歸于無極”(《老子·德道經》)。

運用“道生之,而德畜之”中德的畜養功能性、營養中和性,放牧天下萬物。使宇宙中的一切,都能具備德的品格性,從而獲得德的直接營養,并且實現“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浴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下正,其至之也”(《老子·德道經》)。虛無的道化生宇宙的萬有,用德一進行營養和管理就足夠了,這就是老子圣人之治方法論的精華之所在。

老子曰:“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萬物尊道而貴德”(《老子·德道經》),老子所揭示的是宇宙的終極真理。人是萬物之一,都是大道所化生,德能所養畜,既然萬物都是道所化生,道下的萬物眾生,賢愚良莠,善惡美丑,皆是一體平等,沒有等級之分,都是兄弟姐妹。在精神世界,沒有尊卑奴主,都應當同修德品,獲得德能,共同信仰尊崇大道,接受大道慈母般的終極關懷和無限慈愛,同時相互關懷和彼此敬重。人與人之間的人格平等,朋友與異己一體相互尊重,勝利者與失敗者和平共處。只有認識、真信、承認、尊從“道生之”的真理,那么在大道面前,人與人才能實現真正的平等,才能自覺地承認每個人都是五德不完整的人,通過尊道貴德修之身而相互制衡爭奪主次高低以及親疏。

只有認可都是大道的兒女,才能彼此接納,無怨相親,包容化同。只有在大道面前,所有人才能成為堂堂正正的人,既不會有人被捧成為神主,也不會有人被棒殺為賤民。歧視仇恨、弱肉強食,只有在大道面前才會蕩然無存。只有尊道貴德,才能將犬儒的“三綱”徹底清除出人們的靈魂,還孔子原生態儒學的本真,重建傳統道德文化基因中的“唯道獨尊”。

中國道德根文化的基因,就是道和德。道處于虛無之境,德一的完整態是“上德不德”。從數學表述而言,就是“○”與“一”。一個完整的一體化文化基因系統,在社會不斷轉變的歷史長河之中,由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泊也,而亂之首也”(《老子·德道經》)等等因素,她在離開根文化德“一”的完整狀態以后,必然會發生樸散。這個樸散開來的過程,其實也就是一種基因分解和丟失的過程。而且,這個德“一”在社會進程中,一般都會分解成政治、文化、科技、藝術、宗教五大子系統,然后在這些子系統中又再分化無窮,越分越細。

在五大子系統各自形成之后,社會對五大子系統的需求性,五大系統的傳播力,通常都與其本身的真實價值構成反比性。根本性的系統常常被社會所冷遇,產生本末倒置現象。也就是說,越是不重要的成份,反而越受歡迎,越是受到重視;越是重要的成份,越被排斥。比如,科技就比文化更受社會和人們的青睞和關注,傳播起來更為快速而且廣泛。這種對最小價值成份作最大、最快、最廣泛傳播的自動選擇,是人類離道失德以后,心智受限而產生的一條不幸的定律。老子曰:“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老子·德道經》),看得到、摸得著的有相的物質和一切,都能給人們帶來短期的眼前的切身利益。這個“利”字,屏蔽著人們的心智。看不透、把握不住“無”中的“虛有”,那才是最根本的、最有用的物質。

例如,在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這兩者之間,物質文明即是“有之以為利”的系統,而精神文明則是“無之以為用”的系統。物質文明能夠使人感受到真切的利益,然而精神文明卻沒有那種直接明快的感受。因此人們和社會常常就會低估其作用力,不知道她才是真正決定社會健康發展最為有用的系統,也是確保物質文明成果不會流失毀損以及正常發展的保證。

如何真正正確地“用無利有”,是整個人類在2500年以來都未能良好把握住的一個大失誤。中國封建文化專制的2500年,異化型的儒家對于這個“無之以為用”是牢牢控制于掌心,絲毫也不放松的。因為它是從道德根文化基因中異變而生成的,它知道精神文化對自己的作用性和它在社會中實現控制的有利性。但是,可惜它是一個病態的精神文化、專制性的封建文化。“獨尊儒術”中的這個“儒術”之中,嚴重缺乏道德根文化的精神營養性和科學創造力,它反而成了物質文明發展的極大障礙。

英國李約瑟博士經過長期研究中國歷史以后,曾經說:“我們從儒家開始,以示尊崇,因它在后來一直支配著整個中國的思想,雖然它對科學的貢獻幾乎全是消極的。從儒家很容易轉向它的勁敵道家。道家對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與亞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臘思想相媲美,而且成為整個中國科學的基礎。其所以有必要強調常被人們所忽視的這兩家的政治對立方面,是因為儒家思想是承認封建社會的,而道家則強烈予以反對。”李約瑟對中國文化和科學的觀察研究,其洞察力真可謂入木三分。

李約瑟認為:“在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家中,哪里萌發了科學,哪里就能尋覓到道家的足跡”。“道家思想乃是中國科學和技術的根本。”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思想史》中,他有一段經典名言:“道家哲學雖然含有政治集體主義、宗教神秘主義以及個人修煉成仙的各種因素,但它卻發展了科學態度的許多最重要的特點,因而對中國科學史是有著頭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據他們的原理而行動,由此之故,東亞的化學、礦物學、植物學和藥物學都起源于道家。”

李約瑟堅持認為:“在古代中國人中道家的自然知識最廣博。道家文獻不應被神秘主義地闡釋。道家的自然知識被興盛的儒家學派埋沒了。”李約瑟把這種倫理學派淹沒自然主義哲學學派的原因歸為漢代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李約瑟相信:“在中國發展近代科學失敗的原因應該歸結為,中國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以及環境不同于歐洲,而完全不是中國人對科學有什么固有不適應。”

我們中國自己的學者就常常否定我國的傳統文化,認為其不具備科學的成份,缺乏科學的基因性。果真如此嗎?!讀不懂自己古漢文的先生們,李約瑟的這段話,不禁使人又再次想起老子的一句名言:“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老子在這里提出的“絕巧”之“巧”字,不正是古代文化中的“科學”之詞又是什么呢?

“巧”:形聲。從工,丂(kǎo)聲。“工”有精密、靈巧義。本義:技藝高明、精巧。《說文》:“巧,技也。”巧奪天工,能工巧匠,精巧的構思、設計,工巧(能很快發明的創造力量和品質)。

老子的“絕巧”之“絕”,也并非“斷絕、取消”之義,而是穿越、超越常道之義。“會當臨絕頂”,才是老子這個“絕”字的本義。因為他在五千言中,同時還贊美了“絕巧”:“善數者不用籌策,善閉者無關鑰而不可啟也,善結者無纆約而不可解也”(《老子·德道經》)。“絕巧棄利”中的“棄利”,因為掌握了科技的絕學,“無之以為用”,自如地“用無利有”,那么“有之以為利”的智識追求已經失去價值,也就自然放棄。

老子的“絕學無憂”,同樣并非反對與取消學習,不然他就不會提出“我將以為學父”的壯言。他的“為學父”,就是在五千言中要傳授世間絕學——圣人之治方法論。一部《老子·德道經》,就是一部完整的圣人之治絕學的教科書。得其一,萬事畢。人世間的一切學科,全部都被老子的道○和德一囊括無遺!只是我們缺乏修之身的實踐,讀不懂她的真諦而亂解、瞎釋其義而已。這種胡批亂解形成社會共識以后,不僅誤己,而且害人。長期使老子以大慧大智隱藏在五千言中的中華絕學,都未能完整地解析開來,從而為整個社會的道德文化復興以及長治久安發揮其巨大的作用。

復興道德根文化,離不開運用圣人之治的方法修之身。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中國的道德根文化,她的哲學和科學思想與歐洲軸心時代柏拉圖的觀念和方法都是相通的,都是走的一個“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內求法”方向。包括印度的佛學,也是同樣如此。因此,在根文化中他們認識宇宙和生命的方法從一開始就是向內的,而不是向外的;就是以在自己的身國之內進行體悟驗證為主,而以外在的實驗證實為輔。主次分明,絕不顛倒。因為這種方法所獲得的真知,最符合自然客觀規律性,準確率高,消耗的資源和時間比外求法要少得多,可以有效地避免無效性勞動。

道德根文化,是心居于道而用德一,尊道貴德而不離不棄。研究和認識事物之時,“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恒德不二;德不二,復歸于無極”(《老子·德道經》),對有形有相世界的萬物,只須了解掌握,做到“知”以后,即應當及時切入它的無相世界之中,在肉眼不可觀的境界中,運用內求法展開對它的深刻認識。運用德“一”尚未樸散開來的標準,進行解析與分析,掌握其能夠進入復返性變化,重新回歸到大道無極的本源之境中。中國道德根文化中的這些特點,與柏拉圖的“閑暇”方法,都是一理相通的一種哲學方法。而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背叛了柏拉圖的內求法以后,創立了單一的外求法,觀測、歸納、建模、邏輯推理和實驗證偽。亞里斯多德的外求法,從此就成為西方哲學和科學的主流方向,內求法反而逐步消失在無形之中。

在東方中國,由于伏羲的易道以《易經》而流傳,黃帝的法道以《黃帝四經》而指導(漢代后消失),老子的德道以《老子·德道經》而存世,這三部經典的存在,就使修之身而內求實踐,都具備著理論和方法的可學習、可操作性。中國的修身內求方法,具有系統的可實踐性。因此,邏輯推理和實驗證偽的外求方法,雖然同時存在于社會中,但是在中國的哲學和科學領域中并不占據重要的位置。

非常遺憾的是,中國社會雖然保存著修之身內求法的精華,可以用于指導哲學與科學向最符合自然客觀規律的方向發展;但是,由于這三部經典的社會性應用,長期被封建專制文化所扼制、壓抑、封鎖著,“修之身,其德乃真”的內求法,在哲學和科學領域長期不能產生出新的機制,只能長期停留在三部經典作者所闡釋揭示的真理之內而局限性地加以運用;而未能真正成為中國哲學和科學向縱深方向發展的引領者,從而全面發揮“無為而無不為”的功用。

《老子·德道經》這部奇書,由于隱含著修之身的方法,雖然她本身是修身入世、治世與修身出世、證全真一體而論,但是在封建專制文化的擠迫之下,歷史曾經導致她僅作為修身出世證全真單純而用。某些專家認為《老子·德道經》只是出世之作,具有消極性。那么,你們又如何解讀:“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博”。“愛民括國,能無知乎?”(《老子·德道經》)這些用德治世、無為而治的呼喚?我們難道就不能從中解讀出老子那修身治世、復使天下重歸德道之治的博大胸襟和關愛社會百姓的高尚情操嗎?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在古代,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那些大慧大智者通過自己天人合一的實踐體驗,都認為人類的智慧來源于每個人的自身,攜帶在自己的精神靈魂之中,或者說潛藏于與生俱來的智慧種子中。因此,要想成就無上的智慧,就必須走一條修之身而返還本性的內求之路。老子說:“不離開家門,就知道天下的一切;不用看窗戶外面,就能知道天道;離開本性越遠,智慧就越少。所以圣人不用動卻什么都知道,不用看卻能觀見其形名,不用做卻什么都能做成”(《老子·德道經》第十章)。釋迦牟尼佛在開悟之后,觀察到“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大方廣佛華嚴經》)。由此可見,人類的大智大慧都潛藏于每個人的精神系統之中。人們只有具備大智大慧,才能把握自然宇宙中最正確的規律性,順天應人地正確發展。避免愚智的局限性、聰明的盲目性,從而使整個社會長期和諧地發展。

但是,人類的精神系統如同肉體一樣,需要精神的食糧進行營養,才能具有充分的活力,打開自己的智慧之門。黃帝曾經揭示說:“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黃帝內經》)。天德養精神,地谷養形身。老子曰:“道生之,而德畜之”。由此可見,“德”具有精神營養性。“德”,就是人類精神的食糧;“道”,就是人類精神必然的歸宿。人們只有尊道貴德,培養德的品格性,才能獲得德的能量,從而營養自己的精神系統,通過道德心靈的構建而開發出自己的大慧大智。

中國道德根文化的三部著名經典:《易經》、《黃帝四經》、《老子·德道經》,既是道德根文化的完整文化基因庫,同時其中也包含著基因工程的全部方法論,也具備著豐富的道光德能,其中的精神營養能量極其豐富。因此,老子在五千言中道篇的第一章中,就直接揭示出通過誦讀道德根文化經典的簡易方法,就能獲取充沛的德能,營養誦讀者的心靈和精神系統,從而使誦讀者逐漸步入“眾妙之門”。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老子·德道經》)。這句世人熟知的經典名言之中,除了豐富的哲學內涵之外,其實同步隱藏著走近道德根文化,接觸道德根文化基因,吸取營養充沛的德能,進入眾妙之門,掌握道德文化絕學的方法。——那就是老子圣人之治絕學中的“雙可教育法”,也就是誦讀道德根文化經典與呼喚非恒名同步教育法。誦讀與呼喚雙向同步,以道德根文化經典為必修課,高度重視在誦讀與呼喚中出現的回應(噭)和妙(眇),就能進入眾妙之門。(以上內容因另有專篇討論,在此不作詳細說明。)

誦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學習掌握文化知識的最基本、最簡單、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之一。《黃帝內經》中,早就提出“請授道,諷誦用解”這種學習經典的方法。這里雷公所講的意思,就是:請求黃帝傳給他醫道,他愿意用“諷誦”的方法加以運用和解析。“諷”,就是背誦、朗讀。“諷誦用解”四個字,高度概括了我們古代一切教育文化知識承傳的重要方法,字字值千金。“諷誦”,那就是掌握中國道德根文化的一種教育和學習的法寶;“諷誦”,就是古代教育中,針對文言文的特殊性,信息含量全息性而創造的學習和應用的最佳方法;“諷誦”,就是古代道德根文化繼承和發展的一把金鑰匙;“諷誦”,就是中國古代一元四素方法論中開啟慧智心靈的重要技術和手段。

“經書熟讀千百遍,內藏真意自顯現”。學習傳統道德根文化,重點在于培養身感心悟,而不在于意識的多知,因此不主張過多講解。“大道甚夷,民甚好解”(《老子·德道經》)。《黃帝內經》當中記載,雷公在誦讀中,誦讀久的竹簡繩子都磨斷了;讀之更久者,由于手在上面反復觸摸,垢跡污滿。可見,雷公是通過長期反復誦讀的方法掌握經典的神髓。

老子的圣人之治絕學教育方法,卻恰恰又牢牢地把握著、運用著這一基本方法。通過堅持不懈地進行道德根文化經典的誦讀,通過潛移默化的過程,運用上善治水的原理,就能凈化心靈,清靜心身,開慧益智,進入眾妙之門,從而步入圣人之治的絕學佳境。修之身,使其德真實不虛地營養性命,使人既具備道德上善的心靈,同時具有智慧的頭腦,富含科學創造的潛能。內可以修身,外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人誦讀則己治,一家誦讀則家治,一鄉誦讀則鄉治,一國誦讀則國治。學生誦讀則學生易教育,教師誦讀則教風能正派;百姓誦讀則百姓知善行,干部誦讀則干部清廉;全社會誦讀則社會和諧。

借用黃帝的一段話而言:“一年從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發號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黃帝四經》)。也就是說,將道德根文化的三部經典,作為全民教化的必修課,進行民俗化、通用化、普及化、晉升提級考核常規化,進入民俗習慣之中,成為全民的共識和行為準則;那么,只需要用一年時間,就可以將對道德根文化經典誦讀的方法全面社會習俗化;堅持二年時間,通過經典誦讀而德化的結果就能初步顯現出來;開展三年,全民就能從誦讀中獲得明顯的德治效應;持續四年時間,民族精神凝聚力將會形成,政令將會暢通無礙;五年時間,法治就會清明簡略,刑正合德而成為全民自覺遵循的法則;六年時間,全民必然會自覺地尊道貴德,敬畏大道而自覺修德,由被動教化接受,轉化成為主動需求自覺;堅持七年,推行經典誦讀就能夠執一以為天下牧,使整個社會走向符合自然大道客觀規律的正確發展之路。
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同步發展的盛世,也就必將會出現!真正的無為而治必然將會出現,而且成就將會遠遠超越文景、光武、貞觀、開元之治,而創造出中國歷史上第五次正真的、更為燦爛的輝煌!我們應當堅信,21世紀中華道德根文化必定能夠復興,創造歷史中最偉大的輝煌!

這些并非癡人的夢想,而是以史為鏡而可以借鑒。只要比較文景之治、光武中興、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我們就不難發現,當時他們都并未能破解老子五千言中“雙可教育”的秘密,對于老子五千言的應用,只是理論上的尊行,但是卻已經能夠創造歷史的輝煌。那么,如果將道德根文化經典教育,列入國家教育和社會全民教育之中,真正像西方猶太人的古經典那樣“入其俗”,成為整個國家民眾必讀之書,必須遵行之經典,進入全民族每一個人的胎嬰養虛,幼兒養性等等人生六大階段之中;那么,《易經》總攬宇宙的科學性,《黃帝四經》的修身治國、道法平治性,《老子·德道經》的修之身,圣人之治身、治國、治天下性,都必然系統性地展現開來。

道德根文化完整而又系統地“入其俗”,全民的精神面貌必然會出現徹底地改變,我們祖國的科學發明創造能力,必將會像16世紀以前一樣,重新遠超于世界各民族,再次進入領先地位;我們祖國的政治和文化,必將會出現清明致遠,從而被世界各國所敬仰和學習;藝術的發展,也必定會廣泛地登上世界的前茅;宗教也將會各安其責和諧共處;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必將成為世界的典范。

以史為鏡全面進行反思分析,以文化基因學說進行探討,這些效果都是不難以預見的必然現象。而且,困撓中華民族長達2500多年的自然因果周期律,也必定會在這一個過程中徹底地被粉碎于無形之中,從而使歷史的發展進入一個嶄新的良性發展周期律之中!

孔子當年雖然悲嘆:“天下無道已久矣”,但是大道卻始終并未離開人世間和社會,只是“道不遠人人自遠”而已。天下無道,只不過是因為人心思邪,貪欲過甚,而自取其咎。通往大道的基因密碼,全部都儲存在伏羲黃老的道德根文化經典之中,需要社會和人類持握著“少私寡欲”的鑰匙進入其中。掌握老子的圣人之治絕學進行修身實踐,修身治國,將三部經典作為必修課,永不離心身,那么“天下為私”、“天下為家”的歧途必定會轉換成為“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社會也就自然永無憂患!

以史為鏡,展開歷史,縱攬之余,又使人想起了中國的母親河——黃河。黃河的源頭起于雪山,是那么圣潔清純,飲之也甘甜沁人心脾。那不正恰似我們的道德根文化之源嗎?!然而,她卻在滔滔不絕的奔流不息之中,開始變化了,變得混濁不堪,再也不甘甜了。這也恰似道德根文化進入了2500多年的歷程之中,在中途被扭曲、被摻泥夾沙。但是,黃河最后終竟還是要進入大海的懷抱之中,大海處下,有容乃大,她上善治水,沉淀泥沙。還黃河源頭之水以清澈明亮,升華黃河之水飄入天際,然后又布灑于天下。道德根文化,必定會像祖國的母親河——黃河一樣,最終復歸于清明,滋養天下國家!但愿她復興之日,黃河同樣也變成全程清澈甘洌,永遠不再摻入泥沙,以清亮明澈的身姿奔騰不息,直入蒼茫大海;貫通中國大地,滋養巍然屹立于世界東方的華夏!

讓我們共同走近我們中華民族的瑰寶——道德根文化,去與老子居,與黃帝居,與伏羲居;與老子謀,與黃帝謀,與伏羲謀;讓我們與圣人們同在,與道德同在!

謝謝大家!這一課的整個內容,就分三次講完了。由于牽涉的面比較大,掛一漏萬的地方還不少。

但是,只要大家基本上把握住了這個道德基因文化的特點,落實和修復道德文化基因。把握了這個“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這個原則,掌握了她;那么,我們認識我們自己的道德根文化,復興我們的道德根文化,用好修之身這個瑰寶,利用好“雙可教育法”,對自己進行自我教育,修身實踐就必定能首先在我們自己的身國之內復歸于德和道!

也祝福大家早日實現這一目標!

謝謝大家,再見!

(全文完)

 

2014-07-06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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