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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藉依附黃老,在中國立了足
佛教藉依附黃老,在中國立了足
天道承負的博客     阅读简体中文版

 

佛教藉依附黃老,在中國立了足

在古代亞洲,有兩大文化圈,一是中國,一是印度。中國以政治制度精良及家庭倫理道德高超著稱,印度則以擁有神秘主義、繁瑣哲綱及宗教聞名于世。直到秦漢時代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后,這兩大文化圈才開始發生接觸。由于當時中國在「宗教」上站于劣勢(指有精密教義及完整組織的宗教Religion而言),所以佛教傳入后,便逐漸為國人所信仰,成了印度佛教一面倒,但佛教的初期在華建立,并非一蹴可幾,而是先依附黃老,才獲得立足點的。

佛教發生于主前五世紀左右,大約在秦末與漢初,已零星地傳入中國,但中國佛教界常喜夸稱佛教是由后漢明帝派專使從西域(新疆)請來的,但今日大多數的日本佛教學者都認為此說不可靠(注一)。當秦漢時代,黃老思想與鬼術方術盛行,當佛教傳入時,當時的中國人只把她看成是許多祭祀中的一種祭祀而已,而把佛教所講的「空」(Sunya)、「涅盤」(Nirvana)當成便是老子所講的「無」、「自然」,釋迦牟尼則被信成是一位大神仙,至于那些由中亞一帶來華傳佛教的僧人,都被認為是「道士」之類。

波斯和尚安世高于紀元一六一年抵華,「高僧傳」稱他通達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以至鳥獸之聲,為世人不可量知的道術之人。再如「安般守意經序」說:「有菩薩者安清字世高,…博學多識,貫綜神模,七正盈縮,風氣吉兇,山崩地動,針(左蟲右永,字典查無此字)諸術,睹色知病,鳥獸鴨啼,無音不照。」三國時之康僧會被描寫為「多知圖讖」,北方之曇柯迦羅則被信成「向善星術」。

據現有資料顯示,漢明帝之異母弟楚王英,曾于紀元六十七年把黃帝、老子、釋迦祭在一起,明帝詔示:「楚王尚黃老之微言,尚浮屠(注二)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漢恒帝時(一四七──一六七年),襄楷上書稱:「又聞宮中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后漢書襄楷傳),「清虛」與「無為」都是老子的思想,但襄楷卻把佛教也看做如此,佛教初傳中國時,譯的經典很少,也許為了傳教方便,外國佛僧們似乎未清楚地標出佛教的原有思想,而把老莊思想與佛教混在一起,使佛教變成了像是黃老道術之一支,誤使中國人認佛教與黃老為一家,而成佛道不分。這種以中國的思想與字匯來接受解釋佛教,叫做「格義佛教」。不幸地,這種格義方法,竟然長達三百年左右,到了東晉,道安(三一四──三八五年)與同學竺法汰宣布「格義不對」,猛烈予以抨擊,才逐漸地把佛教納入正規。臺灣的佛學院教授楊白衣氏也承認,他說:「…格義是以老莊思想來解釋佛教的一種老莊佛教,當然不是佛教,可是這種思想很奇怪,直到兩晉的末期都還很流行,道安是使佛教脫離老莊思想而獨立的第一人。」(「中國佛教史略」第二頁)(楊氏已去世,龔按,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現在的問題是,在當時如何產生了這個格義佛教?我想極可能是外國和尚自己先創造的,他們到了中國后,一定老莊思想盛行,如要硬講佛教這一套,絕對不要,于是便有意無意地,把佛教講成便是道術之一類,與黃老一體,當時的中國人是初聞佛教,信以為真,便全盤接受了「佛教」,于是,佛教在中國立住了腳。但如嚴格說來,只是接受相信了以為從外國傳進來的一派「道術」而已,想想看,當時的外國佛僧們如果絕對強調佛教的獨立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而絕對不與老莊思想妥協,我敢說,「格義佛教」是絕對不會產生的,唐代的景教,也曾想用這種格義方法來傳基督教,把「上帝」譯成「佛」,把「受洗」譯成「受戒」,把「撒但」譯為「閻羅王」…以及與中國各種思想調合,但結果并未成功(詳見拙著「唐朝基督教之研究」。)

這個「格義佛教」思想,到后來發展為「三教同源」思想,中國人都變成了儒釋道三教兼信,甚至不少佛教僧尼也中了毒,也與一般人民無異,大拜神佛,三教兼顧,其樂融融!最后,中國的老百姓覺得三教同源還不過癮,索性來個五教同源,把「儒釋道耶回」放在一起,上面有位太上皇,名叫「老祖」,統管孔子、釋迦、老子、穆罕默德、耶穌五教祖,中國的紅卍字會,便是這個五教同源的發明者,三年前,我在新加坡神學院講學時,曾去該地紅卍字會參觀,蒙該會的某執事先生親切地一一解釋,并爽直地打開了用黃緞遮掩的「圣壇」,看到了五教教祖的牌位都在那里,如我沒記錯,在耶教方面,施洗約翰和使徒保羅的兩個牌位也在那里,與耶穌一起共享祭祀敬拜。我在臺灣時,有人寄來一冊「五教同源」書,內有扶乩,什么「耶祖又臨安慶道院訓示曰」。

注一

佛教于何時傳入中國?根據研究,至少八種傳說:1、西周穆王時說2、孔子知佛教說3、阿育王在中國建佛塔說4、秦始皇四年(243B.C.)釋利房傳來說5、前漢武帝之禮拜金人說6、前漢成帝時,齊向在宮中見佛經說7、前漢哀帝時,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古授佛教說8、后漢明帝永平十年說(67A.D.)。限于篇幅及與本文題目不合,均不詳論

中國佛教只單單采用最后的「第八說」,強調佛教是由中國皇帝從西域請進來的,所以你看,佛教何等威風莊嚴!但大多數日本佛教學者,根本不認為第八說有什么歷史根據。至于所謂當時所建的「白馬寺」,也是后人所逼,只是與漢明帝拉上關系,以增權威而已。

我看過一本研究佛教的英文書(作者與書名均忘,因不值得記住),大意是說漢明帝夢見金人(神),后差使者去迎佛僧入華之故事中的那位「金人」(神),實在便是「耶穌」云云。可惜此人對佛教缺乏研究,殊不知連這個故事也是后代中國佛教徒捏造的,何來耶穌?

注二

佛,梵名Buddha,原意覺者、悟者,指一個人修佛道而明白了佛教而言。當時與釋迦同時代的耆那教教祖菩提子,亦被該教教友尊稱為Buddha或「大雄」(Mahavira),佛教后用「大雄寶殿」,也是采取了古代耆那教(?)用「大雄」而來。

佛教初傳中國時,那些中亞一帶的和尚曾煞費心血,不知應將梵文Buddha譯成中國什么字才好,他們大概想到,如意譯「覺者」、「悟者」,到底不夠味道,不會引起中國人的興趣的,于是最初試試音譯「浮屠」、「浮圖」、「仲圖」、「蒲圖」,但這些譯名究竟不成話,看了使人發笑。經過一個時期后,便改譯「佛陀」兩字了。后漢書西傳第七十八天竺國條中,用的是「修浮圖之」,同列傳第三十二楚王英條中,用的是「浮屠之仁祠」。到了「魏書釋老志」中則用「正言之,浮屠乃佛陀,佛陀與浮屠之聲相近。皆西方之言,來時轉成二音也。」

某年,我在臺北與一些知名度頗高的佛教信徒聚會(恕不提名,以免他們受累),其中一位佛教徒解釋「佛」字說,「佛」由「人」與「弗」兩字合成,所以「佛」不是人(弗人),是上帝,是神。但當我向他解釋后,他才恍然大悟,并且覺得很不好意思。

佛經中也有不少文句只音譯,不意譯,唯恐意譯后成了太平凡,得不到人尊敬,例如大名鼎鼎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梵文經名PRAJNA-PARAMITA-HRIDAYA-SUTRAM,梵文原意如譯為「智度提要經」或「智度綱要經」,比較符合原文。全句分譯如下:PRAJNA(智能),PARAMITA(到彼岸),HRIDAYA (心、心臟、提要),SUTRAM(經典)。

再如「心經」中的重要結語:「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梵文是GATE,GATE,PRAGATI,PRASAMGATI,BODHI,SAVAH,全句的意義不過是:「度呀!度呀!度到彼岸,度眾生到彼岸,成就覺者。」全句分譯如下:GATE,GATE(度呀!度呀!)PRAGATI(度到彼岸),PRASAMGATI(度眾生到彼岸),BODHI(覺、菩提),SAVAH(所做之成就)。

幾乎所有的中國佛教,在念「心經」最后一句「揭諦揭諦…」時,都信有無比神力存在,有求必應。其實,全句的含義只是勸人快快信佛教而已。至于所謂「成佛,請看拙著「答妙貞十問」第一文「成佛與成上帝」,便知成佛不可靠了。

佛教故弄玄虛,把不少梵文故意音譯,使不懂梵文的中國人弄得莫名奇妙,五體投地,信有無上威力,加庇于我!先外祖父母便是這樣「虔誠」念經,每天清早,面向天空高唱:「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佛教藉帝王之助在中國立了足

佛教教祖釋迦牟尼本人出身于武士階級,因此他曉得怎樣利用政治力量來保護及發展佛教,他在印度王舍城獲得國王頻婆娑羅(Bimbisara)為弟子后,便立刻得到有力的政治鹿護,而能往各處順利傳道。這或許是佛教最初與帝王發生關系,紀元前二六九年時,阿育王(Asoka)信了佛教,成了佛教的「康士坦丁大帝」,不單在印度國內大事保護發展佛教,還派他的兒子摩曬陀(Mahirda)帶了一些和尚去錫蘭傳教,成了今日小乘佛教的發源地。

在后漢時代以及后來來華的外國和尚與本地中國和尚,都知道政治力量有效,如能從上而下,先說服中國帝王信佛教,佛教便能立足了。這個政策居然獲得成功,以下是一些中國帝王協助佛教立足及發展的大概情形。

大月氏人支謙在三國時,覲見了吳王孫權,成了皇太子之師(二二二年),康居人康僧會于吳之赤烏十年(二四七年)來到建業(今之南京),孫權最后信了佛教,并造了中國最早(?)佛寺(塔)建初寺,到了西晉,惠帝(二九○-三○六年)崇信佛教,在洛陽建興圣寺并供養僧人百名,敏帝亦保護佛教,在長安建造通靈與白馬兩寺,當時在洛陽與長安,有佛寺一八○座,僧尼三千七百余人。

到了五胡十六國,由于后趙、前秦、后秦、北產等四國國王信佛,在他們的轄區內佛教大得興旺。西域人佛圖澄成了后趙國王石勒石虎的「大和上」(尚)、「國之神人」,禁止漢人成僧尼的禁令也獲得解除,于是佛教突飛猛進,(南方漢人被允出家在東晉明帝太寧年間,三二三──三二五年),前秦皇帝聰堅從襄陽得到道安,回長安后,大事譯經并成立教團。代表后秦佛教的和尚是龜茲國人鴆摩羅什(Kumarajiwa),受后秦國王姚興歡迎到了長安,尊為國師(四○一年),此人也是譯經兼講學,與唐朝的玄奘被稱為兩大譯經家之一。中天竺(印度,注三)人曇無讖(Dharmaraksha)在北涼玄始元年(四一二年)受北涼政府歡迎進入甘肅省涼州(姑藏),約有二十幾年,從事譯經。以上四人:佛圖澄、道安、鴆摩羅什、曇無讖,不單單傳教譯經,且都成了皇帝的政治顧問,實際參與政治,向皇帝獻計并為戰爭祈求勝利,由于這些和尚們的努力,佛教遂在中國北方迅速發展。佛教來自外國,被視為夷狄之教,而五胡十六國(宏奴、鮮卑、羯、氐、羌等四法形成),被漢人看為化外之民(前涼、西涼、北燕乃漢人),所以這些執政者在心理上對佛教有好感,視同自己人一般,這是他們接受佛教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也與以后的皇帝一樣,想藉佛教來統治轄制人心,便于駕馭,同時,又以為自己若多多保護佛教,亦可以多積功德,來世再做皇帝享福。

到了南北朝,南朝的宋文帝,齊朝的高帝、武帝,梁朝的武帝及陳朝的武帝、文帝、宣帝、后主等諸帝,都是保護佛教的,尤其是梁武帝(五○二──五四九年),廢道教而大大尊崇佛教,他從慧約受戒做了佛教徒,去佛寺打掃,為和尚們洗衣服,成了「三寶之奴」,自皇太子以至于文武百官及一般人民,共有四萬八千人受戒做了佛教徒(五一九年四月八日),梁武帝被后世稱為皇帝菩薩,確實為中國佛教做了大事業。但這位虔誠的佛教護法,最后竟不得好死。有佛教徒問:「…又梁武帝一生奉佛,竟至國破家亡,橫死侯景之手,未免為佛教中之重大缺憾!」(見「佛學類編」下冊第二六頁,卓忠振問)。北朝的北魏太祖道武帝、太宗明元帝以及文成帝等,都是大興佛教的,但世祖武帝是逼迫佛教的(注四),北齊的文宣帝也是崇佛的(五五○-五五九年),將國庫的收入三分之一撥做興旺佛教用,寺院增至四萬,僧尼多至三百萬人,北周的武帝卻是廢佛的,佛教雖然經過北魏武帝與北周武帝的兩次大破壞,但接位的皇帝立刻恢復佛教,所以佛教倒在中國站定了腳跟,未被消滅(相對地,基督教歷經十次大迫害,沒有間斷,但今日是世界第一大宗教)。

佛教到了隋朝,隋文帝也是想利用佛教來統治中國,而佛教也趁機利用皇帝謀發展,當時對皇帝有影響力的和尚是法經、曇遷、慧遠、靈裕、智顗等人,文帝自己受戒做了佛教徒(五八五年)。文帝為佛教造了佛菩薩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個,修理佛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個,寫經寫十六藏十三萬二千零八十卷,修理舊經卷三千八百五十三部。五八三年下詔正月、五月、九月以及六齋日禁殺生,亦即禁止屠釣,六齋日是每月初八、十四、十五、二三及月底吃素。正月、五月、九月,新官都不上任,以免宴會殺生。今日中國佛教徒吃素的習慣起自梁武帝,但到隋唐時,便更成公式化了,因為政府如此規定,不得不守。隋煬帝亦努力贊助佛教,與天臺宗創立人智顗有深交,除大量造像、修像、寫經、修經外,并度僧一萬六千二百人(以上只舉數例而已,其實還有不少佛教事業,以下相同)。

到了唐朝,佛教已達題峰狀態,這是由于長時期以來,佛教受皇帝保護與發揚,以及教中出了不少人才之結果所致,正因為歷代佛教與皇帝發生密切關系,相互利用,所以才有「人才」從佛教中出來。唐朝廷對各宗教采寬容政策,但在排列上,高祖是以「老、孔、釋」為次序,唐室姓李,與老子同姓,因此道教得到特別青睞,例如玄宗深信道教,自稱玄元皇帝,于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年)下詔全國各地建立開元觀,尊老子為大圣祖玄元皇帝,或圣祖大道玄元皇帝。至于武宗之會昌廢佛,可說全是出于熱心道教之故。

但大致說來,唐朝廷是贊助佛教的,高祖于武德元年(六一八年)會僧道各六十九人在太極殿行宗教儀式,太宗為紀念陣亡者,在各戰場建寺,及在京城寺院舉行超度。至于高宗、中宗、睿宗、則天武后、玄宗、文宗、肅宗、代宗…(武宗除外)等唐室皇帝,有的是全力振興佛教,有的是同時贊助道、佛兩教。唐太宗時,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的一派景教從波斯到了中國,受皇室歡迎在華開始傳教(詳見拙著「唐朝基督教之研究」),其次,從印度歸國的唐玄奘三藏法師,亦是在太宗時在長安開始大量譯經工作的,一切經費統由朝廷撥給。

到了五代,佛教在南方得到保護及發展,閩之忠懿王王審知(九○九-九二五年)以及吳越之忠懿王錢弘俶(九四八-九七八年),對發揚佛教貢獻最多。吳越以杭州為中心,杭州西湖一帶的大小數百寺院,大多是該時建成的。

到了宋朝,宋太祖、太宗、真宗等,也都是大力贊助佛教的,據說太祖曾度童子八千人,太宗度十七萬人,宋太祖也下詔撥報雕刻大藏經,共計五次:

蜀版(九七一年)、東禪寺版(一○八○年)、開元寺版(一一一二年)、思溪版(一一三二年)、磧砂版(一二三一年),以后從南宋末起至元初,又開版雕刻佛經,即元版藏經,遼國與金國的皇帝也是保護佛教的。

元朝雖崇喇嘛教(西藏佛教),但仍尊崇佛教,禪僧海云印簡(一二○一-一二五六年)曾在太宗、定宗、憲宗、世祖等四代皇帝時受重用,担任政治顧問,并參與管理全國佛教事宜。再如海云之孫弟子劉秉忠(一二一六-一二七四年)曾與耶律楚材同受世祖重視,參與一切政治計畫。當世祖時(一二九一年),曾國有寺院四萬二千三百十八座,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一三六八年)曾經做過佛教小沙彌(俗稱小和尚),他登上皇帝寶座后,唯恐佛寺成為反叛國家中心,遂對佛教采取嚴厲管制政策。例如命令在全國府、州、縣僅能各存立大寺院一座,余皆合并,再如禁止二十歲以上者成為僧侶,凡欲成僧者,需經考試,凡僧、道有妻者一律勒令還俗,大概由于這種高壓政策結果,佛教的「居士」(在家信佛者)便抬頭興起,而佛教僧侶間更熱中于儒釋道三教同源思想,以適應政治上的新形勢。從明太祖起,也開始雕刻佛經,前后共計四次,這或能稱是他對佛教的功績。

清朝是崇喇嘛教與儒教而壓制佛教的,佛教因此一蹶不,在清朝時只有雕刻了一些大藏經,聊可算是佛教也從清朝皇帝沾了一點小利。

到了中華民國,最初,佛教曾受「廟產興學運動」及軍隊強占佛寺等等影響,而弄得惶惶不安,但后經國民政府再三頒布法令,佛教總算獲得法律保障(詳見內政部咨,禮字第二四一號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為軍警及其它機關團體或個人不得任意侵占寺廟,請查照飭遵一案及其它各令)現在在臺灣,佛教與其它各宗教一樣,在憲法的保護下可以自由傳教,但卻不能像從前皇帝贊助保護佛教那樣,能從現在的政府得到大量財力與人力的施予,而大事發展佛教事業了,在佛教雜志中有時能看到一些文章,有的仍念念不忘于過去那么多皇帝的幫助,靠政治力量的興教,覺得太好太舒服了,而感慨萬千,不勝戀慕!有的文章則要求現今僧尼自力更生。

例如佛教徒張培耕所寫「從社會變遷看中國佛教的前途」一文中第一項「政治方面」說:「中國一直是個君主專制的國家,政權為帝王所私有且世襲,改朝換代亦不過換姓而已,人不一樣但是制度仍舊。自從 國父孫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四年在檀香山建黨革命…今天,政治民主法治,社會自由開放,在這樣一個民主自由的開放社會中,沒有權力階層,沒有權貴人士,除非于法有據,否則也沒有賽可以命令別人辦事,在這樣一個政治環境之中,任何宗教再也不能倚靠權貴、顯要、巨商、大戶來護法衛教,而應該也必須依據法律所賦予的自由和權利,自力更生,建立廣大而又深厚的群眾基礎。在哪一方面都一樣,群眾就是力量。」(臺灣覺世月刊,一九七七年七月號)文中所稱的「任何宗教」,其實是指佛教,亦是指從前佛教如何與政治拉上關系,從皇帝、大臣…獲得護法衛教。文章如改寫成「在這樣一個政治環境之中,佛教再也不能倚靠權貴…來護法衛教」,豈不更通順合理?

關于本段可以總結如下:

  1. 印度佛教能在中國立足,打開場面,可說全都是靠著中國皇帝們的力量
  2. 中國皇帝們拿了人民納稅給政府的血汗錢,去造寺、建塔、刻經發展佛教事業,從今日眼光來看,這是違憲的,要在國會被彈劾
  3. 今日中國佛教僧侶要好好地低頭合十感謝我國從前的人民,亦就是我們的祖宗,他們吃盡了苦頭,幫助了印度佛教在中國立了足,并開創了各種事業。所以中國佛教僧尼根本沒有資格來夸耀什么所謂佛教的大事業,例如中國僧人開口閉口佛教大藏經如何地多,佛寺與佛菩如何地美!但想看看,這些豈不都是剝削了萬千老百姓的血汗錢所成的,如當時的僧侶稍有一點「慈悲心」,才不會為自己打算,慫恿皇帝去挪用國庫──老百姓的錢,去為佛教做這做那了。

補充: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臺灣宜蘭雷音寺舉行心平法師升任住持之晉山典禮,當日除主持人星云法師及佛教徒參加外,居然還有「宜蘭黨部主委張治、宜蘭市長簡茂松、宜蘭縣議員葉英杰等各界首長,也都撥駕蒞臨,大殿內、念佛堂、樓上樓下,掛滿了祝賀的喜幛,縣長、議長,以及各界分別贈送匾額…」(「覺世月刊」一九七七年七月)。從研究中國佛教與政治關系的立場來看,直到如今,佛教仍似與政治結緣,皇帝雖然沒有了,但黨委、市長、議員…豈非亦即是該地區之權力人物?本來嘛!一個和尚新任一座佛寺的住持,事極平常,但佛教偏偏要與官府拉上關系,看來,佛教始終脫不了與政治的結合。

臺灣警備司令部于去年(一九九一年)一宗所謂「臺灣自由民國革命委員會」的叛亂禍國案件,參加的十五人中,有三人竟是佛教徒,兩位還是和尚。已被槍決的吳春發(泰安)曾皈依過臺灣某高僧,在受審時,口口聲聲說他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被判無期徒刑的李榮和,是臺東市海山寺第四任主持和尚,法名修和,被判十五年徒刑的莊勛,法號紹英,是南投縣埔里久靈寺的住持和尚,這三人亦都屬于「政治和尚、信徒」之類,這種想搞政治做大官的念頭,是否淵源于中國歷代「政治和尚」的作風(皇帝的顧問,被稱為黑衣宰相),那就不知道了。

注三

「印度」一語,最初梵文源于Sindhu,意即「水」或「海」。印度人的祖先雅利安人從印度西北境侵入印度,看到印度河的大水,便大喊Sindhu、Sindhu。波斯人以后據此稱為hindu,中譯成「身毒」、「賢豆」。由身毒再轉為「天篤」,由天篇再轉稱「天竺」。因印度位于中國西南,又佛教凈土宗強調所謂西房極樂世界,印度便被國人稱為「西天」了。關于西方極樂世界之不可靠,請閱拙著「答妙貞十問」。

佛教藉思想妥協在中國立了足

(一)、與孝道思想妥協:

在本文第一節中已講過,佛教起初傳入中國時,是依附老莊思想而立足的,這種格義佛教方法,對于一般普通人民似無問題,但對于儒家人士便沒那么簡單了。儒家講孝,中國家庭重孝,「孝」在中國幾乎成了一種宗教似的教理。孝經稱:「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疾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孝道三大思想可總括如下:(1)、父母在世,盡責奉養,和顏悅色,敬愛順服,死后則居喪守孝,慎終追遠(2)、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損傷,慎重嫁娶,傳宗接代,繁榮宗族,族譜相傳(3)、敦親睦族,敬長扶幼,做好人好事,顯親揚名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時,因寄生依附于老莊,佛教教義晦暗不明,因此大家也不感到有什么,但當佛教到了東晉,開始脫離格義階段,進入獨樹一幟,自立門戶,廣收人民成為僧、尼后,佛教便從儒家受到猛力攻擊與批評,特別是「孝」方面,因為佛教極端反孝:(1)、僧、尼剃發,損父母(2)、僧尼出家后不能再孝敬奉養父母(3)、僧尼不結婚,斷絕子孫,無族譜(4)、僧尼與原有親族斷絕關系,不能敬長扶幼,顯親揚名

佛教為了生存,保護自己起見,曾先后紛紛著書,自圓其說,強調唯有勸父母信佛教,為死去父母念經超度,才算是真正大孝;至于物質上的供養,并非真孝云云。大概在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徒不惜與中國孝道思想妥協,陸續地偽造了「盂蘭盆經」、「父母恩重難報經」、「孝子經」等經典,也開始高喊佛教豈不也講孝?而且比儒家孝得更徹底!

「盂蘭盆經」,梵名ULLABANA SUTRA,內容是講釋迦弟子目連看到亡母在餓鬼道中受苦,請教釋有何方法可以拯救亡母?釋迦告稱,只要在七月十五日請佛僧來為亡母念經超度,以及用各種美食供養諸僧,亡母便得超度出苦云云。經上記載,目連依此而行,亡母遂得脫苦,經曰:「佛告目連,十方眾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錠燭,狀敷臥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高僧…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世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途之苦,應時解脫…」結語說:「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慈憶所生父母,為作盂蘭,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佛教教義講「業力」(Karma),講「因果報應」,如果活人只有花錢請和尚、尼姑為死去父母念經超度,而他們居然能立即脫去輪回之苦,那么中國佛教便是在打倒釋迦牟尼了,再者,要「盡世甘美」供養佛僧,這不是孝順父母,而是在「孝順和尚」了,不必說,主要就是這本所謂「盂蘭盆經」救了中國佛教的命,大概自唐代以后,中國民間更廣行盂蘭盆會,人民個個成了「孝子」,佛僧由此也獲得財源(需付錢給僧尼),雙方皆大歡喜!

但稍有思想的佛教徒一定會對「目連救母」一事疑竇叢生,佛教徒謝碧玉寫信問菩提樹月刊主編李炳南居士,問:「佛教說眾生隨其業障投胎,任何人都無法阻止(任何人,包括佛在內),如果業障重,口念阿彌陀佛,手執菜刀不自修,佛也無法救他,但目連之母為何能得救?他的母親業障沉重,墮落地獄,目連救母心切,借諸佛功德愿力救其前往生天堂,怎么沒有隨業障投胎?這與自作自受或因果律不符,難道成了種豆得瓜?諸佛是慈悲的,若能如此,怎么不協力把天底下有可憐眾生度到西方?目連之母是一個例,當然我們亦可以,不是嗎?」再如佛教徒張弓也發問:「既然因果律是自作自受,為何超度可使亡人業責減輕或上生?果爾超度之『影響』力及他人,系何種原理而使然?」(「佛學問答類編」第24、32頁)至于超度之無用及不可靠,請閱拙著「答妙貞十問」第六文:「念經拜懺,亡魂能得超度?」

除「盂蘭盆經」外,中國佛教徒還又偽造了「父母恩重難報經」與「孝子經」。「父母恩重難報經」假托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主要內容是說,在日常生活上與物質上,不管如何孝順父母,統統不算真孝順,唯有為父母書寫、誦讀佛經…才能算真孝。經曰:「爾時,如來即以八種深重梵音,告諸大眾,汝等當知,我今為汝分別解說,假使有人,左肩担父,右肩担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遶須彌山,經百千劫,血流沒踝,猶不能報父母深恩,假使有人,遭饑饉劫,為于爹娘,盡其己身,臠割碎壞,猶如微塵,經百千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因八段內容大同小異,文字又長,故不全部錄下)。本經的結論思想是:「佛告弟子,欲得報恩,為于父母讀誦此經,為于父母懺悔罪愆,為于父母供養三寶,為于父母受持齋戒,為于父母布施修福,若能如是,則得名為孝順之子,不作此行,是地獄人…」

兒女出家做了和尚、尼姑后,當然絕對再不能賺錢孝敬供養父母,年父母如無生活能力,只好活活餓死。但佛教為了為自己辯護起見,居然強詞奪理,說什么只要為父母寫經、念經、超度及請僧人飲食(供養三寶)…便成「孝順之子」。明眼人一看便知其荒謬絕倫至極…但佛教總算為孝與不孝的問題,找到了一條保身的路子,減輕了從儒家來的壓力。

我在臺灣時,不知什么人寄給我一本佛經,赫然又是另一種類的「父母恩重難報經」,封面且特別標明──本經是大正版大藏經第十六冊內真正佛說經典,非假冒鳩摩羅什之名而偽造:父母恩重難報經。其實此經主要內容仍與上述一經相同,換湯不換藥。照我來說,此經也是偽經,所謂后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也是偽造的。從思想發展來看,安世高時還是佛教初傳,格義時代,還根本沒有碰到「孝」的問題。本經曰:「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正使便利背上,然無有怨心于父母,此子猶不足報父母恩,若父母,無信,教令信,獲安穩處,…如是,諸子,當教父母行慈…」全篇內容沒有一字提到如何孝順供養父母,只是一昧強調要父母信佛教。想想看,父母快將餓死,做了和尚、尼姑的兒女,只是勸勸瀕死的父母快快信佛教,便算是報了父母之恩嗎?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另外又有一本「孝子經」,內容也是與前兩經一樣,也只是強調勸信佛教,才算是孝子,至于物質精神供養與否,都不重要,如重物質,且屬不孝。經曰:「世尊又曰,子之養親,甘露百味以恣其口,天樂眾音,以娛其耳,名衣上服光耀其體,兩肩荷周流四海…訖子年命以賽養恩,可謂孝乎?…佛告諸沙門,睹世無孝!唯斯為孝耳!能令二親去惡為善,奉持五戒,執三自歸,朝奉而暮終者,恩重于親乳哺之養,無量之惠,若不能以尊之至,化其親者,雖為奉養,猶為不孝…」如根據本經及「父母恩重難報經」對孝的定義來看,那么,那些不信佛教的儒家信徒都變成「不孝之至」了。佛教的這一招可真利害!不單封住了儒家的口,也為自己解開了「孝」的死結,而且慢曼地像是成了「名正言順」及地,佛教講孝,講得比儒家更孝!你看!我們佛教連死去的父母都孝順呢!今日港臺星馬的佛僧,也常以此來攻擊基督教,說什么基督教不孝,不拜已死父母。其實他們有點作賊心虛,唯恐人說他們做了和尚,不能再孝順父母,而先向基督徒開火!不單佛僧,幾乎所有中國佛教徒都異口同聲罵基督徒不拜死去父母為不孝,而自稱「孝子」。其實,各位看了佛教對「孝」的定義與解釋而,便知佛教所講的「孝」,根本不是我們中國人所講的孝,或說儒家所講的孝,所以如從儒家的觀點來看,佛教實在「不孝」,他們以為在孝,其實只是自圓其說而已。而且大多數對佛教無研究的掛名佛教徒,根本儒佛不分,都誤以為只要為父母年年做些超度,便成了儒家所說的「孝子」了。

不必說,在「孝」的問題上,佛教終于采取了如上所講的思想妥協,來一個自我解釋,在中國立住了腳跟,根據日本佛學權威中村元博士要研究,在印度佛經中根本沒有「孝」這個字,為了防止從儒家學者來的攻擊,中國佛教界自己用了「孝」這個字。「但是這種胡涂的方法還嫌不夠充份,在窮境之下,便制做了『父母恩重難報經』等經典。」(日文「佛教的根本真理」第七一六頁)

今日,中國佛教徒不愿明說佛教與孝道思想妥協(有的人也許根本不懂這些經過情形),常喜用,容忍」這種拜死人的風俗到佛教來。例如有文章說:「…中國人最重孝道,尊長死后,慎終追遠…于是想到以紙造些房舍錢票,敬燒先人,俾使其享受富貴,便感到自己已盡了以歷,也就較為心安理得了。佛教由于與孝道思想相應,就容忍了這種無大過患的風俗,雖然依佛教教義而言,焚燒元寶紙錢,因彼此世界不同,實不能為祖先帶來財富的。」(「對佛教的誤解與批評」,定樂,一九七九年十月「香港佛教」月刊),請注意文中的「相應」,實即「妥協」,「容忍」實即「采取」。作者避免提起僧人超度,只提焚燒紙錢,其實這些焚燒都是配合僧尼超度時舉行的。作者最后一句「實不能為祖先帶來財富的」,清楚地是在否定超度的無用無效,祖先早已死了,何有財富可言?再者,有一位具名「懷疑」的佛教徒向臺中菩提樹雜志社主編問:「燒紙錠銀箔是什么意思?既墮地獄受苦,又怎能使用這些金銀紙箔?」答曰:「這是中國的風俗,佛經里并未提倡,張三做的事,你先生來責備李四。李四本人只好說:『對不起,不曉得。』」(「佛學類編」上冊第三四五頁)。其實說穿了,是這樣的,當年佛教為求生存,才與孝道思想妥協,鼓勵人拜死人,燒紙錢,幫助了佛教立住腳跟,但如今卻不愿明提來龍去脈,干脆一古腦兒推說這是「風俗」。

(二)與多神多鬼信仰妥協:

佛教未傳入中國前,與其它世界古老民族一樣,中國早已盛行庶物崇拜(animism),相譬宇宙間充滿各種鬼神,中國人崇拜日月星辰、風雨寒暑、山川社稷…。「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記祭義篇),「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周禮春官大宗伯)。在天神之中,昊天上帝為至尊,另有五帝,社稷則為土谷之神,以后發展成土地神。至于鬼,一般相信人死為鬼,但除此外,另有一些怪物,名叫魑魅魍魎。由于儒家只注重人倫道德教育方面,未成立任何「宗教」(Religion)來統一組織起這些散漫的崇拜,所以一直到佛教于秦漢期傳入時,在「宗教」上,中國人仍是各拜各的,未屬于任何宗教教團。這一點,后起的道教創始人及其繼承者大概看出來了,于是成立了「道教」,把中國人原先敬拜的所有鬼神,統統列入道教,成了道教的鬼神。臺灣有名的道教徒趙焯氏甚至說,無論是中國的神或外國的神,都能算是道教的神(原意大致如此,一時找不到他講這話的書了)

佛教傳入中國以及以后發展時,也幾乎便是道教成立及發展時期。道教創始人張陵系后漢恒帝(一四七──一六七年)或順帝時(一二六──一四四年)人,張道陵的「道」字是后人所加的。佛、道兩教既在同時開始傳教,互爭信徒,于是雙方便成了仇敵。當佛僧說服帝王信佛教后,皇帝便被佛教徒慫恿逼迫道教(如梁武帝),當道士使皇帝信道教后,就輪到佛教倒霉了,(如北魏太武帝、周武帝、唐朝武宗、宋徽宗等),有時佛教占上風,有時道教占上風,但說來有趣,兩教始終保持了各自發展的平衡狀態,誰也打不倒誰。最后,雙方為求自己生存,索性互相模仿,互相利用對方教義寫經,在教義上,有些地方竟然成了佛、道難分,似佛亦道,非道非佛了。道教模仿佛教經典而寫的道教經典有「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六卷、「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一卷、「太上洞玄靈寶三元無量壽經」一卷,「太上中道妙法蓮花經」八卷…等。

佛教佛教原本主張「諸法皆空」,宇宙間既無創造者,也無主宰者,萬物萬事皆由因緣和合而生,所以沒有一個「本體」存在。換言之,佛教原來根本不拜任何鬼神,只主張自己努力修行,靠自己悟道。但這種「無神論」(佛教主張「空」Sunya的無神論,非唯物主義的無神論),在中國社會到底行不通,人為上帝所造,有上帝的靈,拜神是人的天性,中國人幾乎什么都拜,怎能順服佛教呢?于是,佛教從道教以及中國民間來的壓力越來越大,終于采取了第二個妥協方法(第一個是與孝道妥協),模仿了道教經典,而偽造了一些佛教經典,吸收容納了中國人所信的鬼神以冀混合,例如「佛說天地八陽神經」云:「日,月殺,大將軍,黃審,豹尾,五土地神。青龍,白虎,朱雀,玄幽,六甲禁諱,十二諸神,土府伏龍,一切鬼魅,皆盡隱藏,遠屏四方,形銷影滅,不敢為害。」這些鬼神原都是中國的產物,印度沒有的。再如偽經「佛說預修十王生七經」中居然講十殿閻王,人死后在陰間,初七日去秦廣王,二七日去初江王,三七日去宋帝王…五七日去閻羅王…七七日去大山王。死后百日去平等王,死后周年去都市王,三周年去五道轉輪王。人死后如此轉進,在諸王前受審判云云。其實,佛教的地獄根本沒有「十王」的說法(因太復雜,詳情不論,請參看拙著「基督教與佛教的比較」第六篇「地獄觀」。以及「六道輪回真相」中的「地獄道」。)

為了討好信多神的中國人,佛教另又偽造了「灌頂經」及「地藏菩薩本愿經」。「灌頂經」中提到有擊人魄鬼、喜斗爭鬼、大語言鬼、青色山精、赤色山精、水中、火中、惡夢等諸鬼,又有東方青龍神王、南方赤龍神王、西方白龍神王、北方黑龍神王、中央黃龍神王…。「地藏菩薩本愿經」卷上中也收容了大批的鬼神:「一切天眾龍眾鬼眾等眾,悉來集會,復有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樹神、山神、地神、川澤神、苗稼神、晝神、夜神、空神、天神、飲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來集會。」又稱:「諸大鬼王,所謂惡目鬼王,噉血鬼王、噉精血鬼王、噉精氣鬼王、噉胎卵鬼王、行病鬼王、攝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大愛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來集會。」以上的許多鬼神,有的是中國原有的,有的則是寫偽經作者隨便捏造出來的,至于佛教模仿道教所造的偽經,還有「佛說四大天王經」、「穢跡金剛禁百變注經」、「文殊滅欲曼陀羅尼」、「北斗七星護摩秘要儀軌」、「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尼神唱經」、「請觀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經」…等經。

中國佛教與多鬼神信仰妥協的結果,雖為佛教爭到了立足點,但從那時起,能一直斷斷續續地生存到今日,但卻使中國佛教走了樣,失去了釋迦原有的本意,而變成了神佛不分的中國佛教了。什么關公、媽祖、呂純陽、財神、紫姑…等原與佛教無關的民間眾神,也一律都搬到臺灣寺院中來。最好的證據是看看佛教徒們自己的不滿,問:「數見臺灣寺廟多皆神佛并供,是否合法?有違佛教教義否?」(詹養)。答:「所謂宗教者,要有一定之信仰,雜亂則與本宗不合,所修當無成就,喻如腳踏兩船,船開落水者也。有神廟道人,后加供佛者,是漸轉覺。有佛寺僧尼,后加供神者,是漸轉迷,如求合法,必先明理。」又問:「關圣帝君系屬于儒,何佛教者多崇拜?其護法神是關公,其關公何以為護法神?此種原因從何說起?記載于何史書?」(紀淵貴)。李炳南居士答得很好笑:「關公為佛門護法神,事載『佛祖統記』,隋代智者大師曾在定中為其受戒也。」(「佛學問答類編」第四十八、八十頁)

關公是三國時人(一六二-二一九年),當時佛教初傳中國,在他所住及活動的區域內,恐怕連佛教的影兒也沒有,遑論信佛教了,智顗是隋代時人(五三八──五九七年),與關公風馬牛不相及,兩賽生死相差三百七十八年。如今智顗首尚(即智者大師)自己決定,在未得到關公本人同意前(其實也是不可能),便在定中為關公施了佛戒,不單使他成了佛教徒,而且還成了佛教的「護法神」(類似京城的衛戍司令或警備司令)。如關公「復活」過來,恐怕會啼笑皆非呢!其實說穿了,一點也不稀奇,這不過是隋代佛教向中國民間多神仰的另一種妥協罷了。如依法炮制,有一天說不定孔子、孟子…也都會改成佛教的護法神呢!

這位軍人出身的關羽(關公死后十分吃香),儒教以他為文衡帝君(五文昌之一),道教以他為協天大帝、三界伏魔大帝(尚有不少稱號,簡略),儒、釋、道三教都想與他拉關系,稱為「自己人」,以增教勢。

我們再看看臺灣佛教刊物的社論,似乎也痛感神佛不分,社論說:「…四、政府訂定宗教輔導辦法時,應將佛教與神道教分開:寺與廟、神與佛的分別。目前一般國民實在無法辨明,就是具有高等知識的人士,若未對佛教教義加以研究,亦難以分別…」(臺灣「海潮音」月刊:「我們對『臺灣省政府輔導寺廟實施辦法草案』之意見一文」社論看似講得冠冕堂皇,好象責任是在政府沒有好好地把佛教與其它拜神像、佛像的「神道教」分開,但臺灣佛教界如真想極清楚地來分開,我想也許臺灣只有一兩間佛寺才夠資格稱為佛教寺院,其它既是神佛并供,不算佛教,那么都該一律取締了。甚至連這一兩間佛寺,如極嚴格地仔細查起來,恐候也會常去被稱為「真正佛寺」的資格呢!

泰國佛教都只有一佛──釋迦牟尼;日本各寺院也都只有釋迦佛或阿彌陀佛,頂多再加上創立該宗派的人──宗祖塑像(但不拜此像)。這兩個國家絕對沒有這個菩薩那個菩薩,或什么「護法」(中國佛教徒把關公稱為護法而立像拜他),是清一色的佛像崇拜。

我想,佛教傳入泰、日兩國,也許根本沒有需要與當地多神多鬼信仰妥協,或者,也許佛僧們絕對硬到底,對于原住民的多鬼神信仰絕不低頭,所以多少保存在原來佛教的面目。(欲知確實情形,請看兩國佛教史及有關資料),這兩地我都有去過,在泰國時,還特別去各大佛寺參觀并與佛僧討論小乘佛教,現在美國洛杉磯傳道的薛步遜牧師陪我去,并為我做了中、泰語翻譯,真謝謝他。

泰、日的佛教當然也走了樣,并非是純粹的釋迦時代的印度佛教,尤其是日本,更是離了譜,和尚可以娶妻肉有妻,我特別舉出泰、日的佛教,是要證明中國佛教的神佛混合不分信仰,完全是與中國的多鬼神信仰妥協結果而來,如想予以否認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泰、日的佛教可做為旁證。日本近在咫尺,為什么他們沒有神佛混合?不單如此,他們的佛教各宗派也分得清清楚楚,禪宗是禪宗,凈土宗是凈土宗,真言宗是真言宗,…各自為政,獨立傳教,不像中國佛教來個「禪凈雙修」,諸宗混合,幾乎什么都信,弄得大家搞不清楚佛教到底在講什么。佛教徒潘成林發問道:「佛教的信仰,自稱為『智信』,所謂不拜神,不拜鬼,更不拜什么天帝等,自命『正知正見』,但是見大陸各大叢林寺廟眾僧,對八月十五夜都書貼『月光遍照菩薩』六字牌位向當空露天之處,置設香案舉行拜月。…何況正信佛子對此拜月舉行,豈不被世人恥笑謗為愚見顯系迷信之行為!居士以為如何呢?」(「佛學問答類編」第八十頁)

結論

佛教傳入中國后,起先依附老莊,被認為是道家之一支而暫時立了足。以后又由于中國帝王的保護及推展,佛教在中國的立足點逐漸穩住,最后再加上佛教與中國孝道思想及多神信仰的妥協,佛教終于在中國立定了腳跟,成了一種「中國化」的佛教。當然,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立足及發展,還有其它不少因素,但主要的因素是以下三點:

  1. 依附黃老
  2. 藉帝王之助
  3. 靠思想妥協

只要缺少其中一點,佛教便不能在中國立足了。

但從中國佛教史來看,佛教自從印度傳入中國后,可說歷經滄桑,尤其與帝王之間的關系,簡直成了中國佛教的生死關鍵。當佛教獲得帝王贊助,在政治上占優勢時,佛教便如登天,任欲所為,相反地,如佛教在政治上一旦處劣勢,皇帝居然改信了道教或對佛教不滿時,佛教便立刻如同被打入地獄,逼迫與殘害一齊到來。回顧以往日子,佛教在中國可說是「苦樂參半」,有好日子,也有壞日子。

 

2014-07-07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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