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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文初:對手相看兩了然
鄧文初:對手相看兩了然
鄧文初     阅读简体中文版

  20世紀20年代的民國政治,雖說是乏善可陳,但卻是英杰如過江之鯽,所謂時勢使然。在南北對峙的格局中,孫中山與吳佩孚的角逐更是此期中政治博弈的大戲。然而,歷史總是以成敗論英雄,看歷史的人又免不了以史家的好惡為好惡。所以國人眼中只有軍閥吳佩孚而無英雄吳子玉,只有英雄孫中山而無落魄總統孫文。歷史評價其勢利如此!多辯無益,不如以史為證。

1921年8月11日《京津泰晤士報》社論中說,要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只有以吳佩孚這位“受到全國信任的領袖”為中心,而必須排除孫中山。因為“孫中山在國內其他地方已經完全失掉了信任,倘若他繼續保持著僭稱總統的職位,那么,重新統一就沒有希望”。《密勒氏評論報》在一則社論中說,在中國,吳佩孚、馮玉祥和陳炯明“似乎是更為愛國和富于公益心的”軍人。他們“顯然是中國的希望”.《京津泰晤士報》還認為“陳將軍和吳將軍一樣,是在中外人士中享有盛譽的人,假如他們之間能就為準備重新統一國家和恢復立憲政府的問題達成協議,那么,北京和廣州兩位不合法當選的總統(指孫中山與徐世昌)間之爭執就將成為次要問題了”。同期的《字林西報》、《遠東時報》等等均持這一觀點。這也包括蘇俄以及中國共產黨的評價。正是基于這一判斷,蘇俄政府在尋求中國政府的認同、以建立正式的中蘇外交關系時,一開始是以吳佩孚為中心,而勸導、誘使乃至逼迫孫中山與吳佩孚合作。正是在孫中山與吳佩孚的分合即離中,雙方各自打量著自己的對手。也因為這相互打量,為后世留下了一份英雄識英雄的有趣史料。

先看孫中山如何評價吳佩孚。

1921年,吳佩孚在占領兩湖之后,為全力對付奉系軍閥張作霖,曾經托人致意孫中山,希望與孫中山合作,并派人到廣州活動,以聯結陳炯明,分化孫中山的北伐力量。孫中山對吳佩孚的代表有一段說法:

子玉如以誠相見,我可接談,惜子玉事事騙人,即如所說,恐人亦不盡信。吳子玉一騙王占元,再騙趙恒惕,三騙鄂省人民,今加兵岳州,進兵川陜,儼然與西南為敵,我不打他誰打他。鄂人逐王占元乃鄂人天職,與吳佩孚何涉?既不助王占元,又不助鄂人,反從中竊取地位權利,此種人說話毫無信義,叫我如何能信?

(1921年12月5日的天津《大公報》)

孫中山對吳佩孚“事事騙人”的評價是否持平,這是另一個話題,此處不論(僅從趙恒惕晚年作《吳佩孚先生傳》及主持《吳佩孚先生集》一事足可以否證孫中山此說)。本文感興趣的是孫中山看對手的那種道德審判姿態。在孫中山居高臨下的眼中,吳佩孚的成就,可以用“騙人”兩字予以解釋。這種與身俱來的道德優越感,注定了孫中山與國內各勢力之間的恩怨分合將是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死結。

在蘇聯共產國際的檔案中,有一份1922年9月26日孫中山同蘇俄代表格克爾的談話記錄。據此記錄,孫中山對蘇俄與吳佩孚合作一事表示懷疑。因為他認為:吳佩孚“是個中國式的老學究,讓他對新思想感興趣是不容易的。他是個‘成品’。而土匪張作霖是個可以加工的原料”。孫中山說“吳佩孚依服于英國和美國,他不止一次地欺騙過中國人,所以他(孫)特別懷疑,現在能否認真對待吳對俄國做出的友好姿態”。孫中山對蘇俄的這種說法,自然是為了打消蘇俄與吳佩孚的聯系,誘使蘇俄轉向支持自己。而在實際政治運作中,孫中山卻一直試圖與吳佩孚結盟,不過被吳佩孚拒絕了。吳佩孚拒絕孫中山的理由是什么呢?這里又引出了一段吳佩孚看孫中山的妙論來。

1923年10月2日,徐紹楨受孫中山委托赴洛陽拜訪吳佩孚,希望建立孫吳聯盟。吳佩孚對徐有一段言論,實在是了解吳佩孚眼中的孫中山之一段重要文字:

吾觀孫先生過去之經歷,雖可認為一偉大人物,然彼之知識與言論,與其謂中國固有,無寧稱為祖述泰西之為愈。。。。。。。彼所理想之主義,迄于今日尚未有見任何寄予國利民富,目前干戈之擾攘,蒼生之困厄,豈非數倍于彼所視為腐爛而打倒對象之前清末葉政府耶?孫先生一出,精神的或實際政治的,果有何物以俾補中國乎?不獨此也,彼急求成功,為敷衍一時計,從來不問其對手為何人,只有乞助于妥協一途。甚至聯絡日本,因無結果乃轉而欲利用俄國,不圖反為俄國所利用。

(見趙恒惕《吳佩孚先生集》,臺北文海出版社)。

孫吳予對方的評價,都有一個蘇俄的影子在,指出這一點是頗耐人尋味的。因為正是雙方在尋求蘇俄的支持、以圓各自的統一之夢方面,兩位英雄窺破了對方的門徑。

20世紀20年代,革命之后的蘇俄遭到西方勢力的聯合封鎖,不得不尋求中國的認同。但它在尋求認同過程中,卻在謀求自己的利益。其中關鍵的一點就是誘使中國方面對蒙古獨立的認可,或至少是承認蘇俄在蒙古的駐軍。

先看吳佩孚與蘇俄的外交博弈。

1922年蘇俄代表越飛使華,多次與吳佩孚聯絡,雙方顯然達成了某種協定。11月18日越飛在給吳的信中提起,在蒙古問題上“我們同您取得了一致意見,立即從蒙古撤出我們的軍隊不符合中國的利益”。但吳佩孚堅決予以否認。在11月20日復越飛的信中,吳佩孚毫不含糊地聲明:“蒙古屬于中國。中國中央政府不承認所謂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國政府難以承認蒙古政府與俄國政府所締結的條約是有效的”。在國家主權上,吳佩孚決不與外人作交易。

再看孫中山在同一問題上的態度

蘇俄與吳佩孚的談判失敗時,孫中山正積極尋求蘇俄的援助。蘇俄的失敗恰好成為孫中山的良機,雙方立時達成合作協議。1923年1月26日《孫文越飛宣言》發布。在北京政府那里沒有得到的東西,在南方孫中山這里,蘇俄卻輕易取得了。

《孫文越飛宣言》的主要內容是,承認蘇俄在外蒙駐軍的合法性,承認蘇俄單方面與外蒙簽訂的條約的有效性,從而在事實上承認了外蒙的獨立。而孫中山在這一宣言中得到的,只是蘇俄保證不在中國推行蘇維埃制度。

當然, 還有紙面之下的東西。

1923年5月1日,在《孫越宣言》正式發布之后3個月,越飛接到蘇俄政府轉發致孫中山的電報。電報中涉及對孫中山的軍事與財政援助:“我們準備向您的組織提供達二百萬金盧布的款額”,“我們還準備協助您利用中國北方的或中國西部的省份組建一個大的作戰單位。但遺憾的是我們的物質援助數額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槍,十五挺機槍……”

為圓他那統一之夢,孫中山不惜代價尋求外援。也因此,在國內政治博弈中,孫中山得以勝出;而為維護國家主權,吳佩孚拒絕蘇俄的引誘,從而也注定他統一之夢的破產。然而,歷史的評價卻是,孫中山成為民族統一的英雄,而吳佩孚卻淪為破壞統一的軍閥。所謂歷史的公正,無非是成王敗寇邏輯的翻版而已。如此歷史,不讀也罷!

回到孫吳的對看上來。

顯然,吳佩孚對自己政治取舍準則及其后果有清醒的認識。在同徐紹楨的進一步談話中,他說:

“余信政治之要諦在于道德,而孫先生似認政治為一種技術。不知《大學》所謂治國平天下之根源在于誠意正心修身,示人以萬姓率由之軌范。余奉此信條不渝,故不能與孫先生共同行動。”

所謂惺惺惜惺惺、英雄識英雄。吳佩孚這一段話的穿透力,似乎還沒有引起學界的注意。現代政治與傳統政治的分野其實就在這一句話之中體現無遺。技術政治對道德政治的鍥入并最終導致后者的分崩離析,是西方政治現代性的基本面相。面對這一現代性的強勢彌散,在西方,經歷了一個傳統的道德政治消殞的過程。而在東方,吳佩孚的結局同樣昭示:在現代性的沖擊之下,一切傳統的美好秩序在一剎那煙消云散的悲壯。

盡管孫中山評判他人往往出之以道德的審視,但在他的實際政治運作中,孫中山卻信守實力政治原則。所以在國際結盟中,孫中山穿梭于日、英、美、德、蘇等國家之間,而不問其對手之目的為何。在國內政治結盟中,孫中山奔走于張作霖、段祺瑞、吳佩孚、陳炯明之間,而不問其親日、親美還是親蘇;在西南軍政府之間,孫中山游說于桂系、滇系、粵系、閩系之中,而不問其主義為何。其選擇聯盟者的原則,不是合作,卻是對手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加以改造。依據這種技術政治的原則,在他與各路軍閥的合縱連橫中,也只有利用而無信任,其結局自然也是只有背離而無合作。

但在吳佩孚的道德政治的原則下,對孫中山,他取的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儒者態度,所言與所行決不兩途;不因為孫是自己的對手就貶低,斥之為“投靠日本”(其時孫中山正與親日派張作霖結盟),也不因孫中山在各軍閥之間游走而斥之為“合縱連橫”。以技術態度對待技術政治,以道德約束對待道德政治,待人以寬,律己以嚴,原則昭然。即使是敵人,也尊重敵人的人格,所謂君子斷交,不出惡聲,真醇醇如也。難怪孫中山要笑他是一個“老學究”了。

只有對手最能了解對手,不僅因為他們處在同一角力場,所謂語境相同,息息相通;更因為只有對手才是智力相當、手段對等。在理解對方時沒有后世史家的所謂“智障”與“智差”。

不過言論終究是一種“表態”,倒是在處事中呈現出的性情,更可以作為體味歷史人物心性的一個指標。

在孫中山與吳佩孚兩人的政治生涯中,都經歷過一次“反叛”的關鍵性危機,但兩人對反叛者的態度卻截然相反。

1922年6月,第一次北伐中的孫中山,因為陳炯明之變而全盤皆輸。其時孫中山有兩次談陳炯明之變,其內容頗可玩味。

孫中山在6月23日給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切林的信中說,“我正經受著陳炯明---一個完全受恩于我的人---新所成的最嚴重的危機。”9月18日的《致海外同志書》中,孫中山又有“此役則敵人已為我屈,所代敵人而興者,乃為十余年卵翼之陳炯明,且其陰毒兇險,凡敵人所不忍為者,皆為之而無恤”等語。

其實,孫中山與陳炯明的沖突,并非個人恩怨,乃是主義的不同。按胡適的話說是“陳氏主張廣東自治,造成一個模范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做根據地,做到統一的中華民國。這兩個主張都可以成立的。”但在孫中山眼中,陳炯明的一切是他給予的(事實是,陳依靠自己的奮斗而起,反到孫中山能據有廣東,正是借陳炯明之力),因此陳必須忠于他個人,而反叛就是忘恩負義。為了“懲罚”,他不顧廣州市民的吁請,下令海軍炮轟廣州城,造成“平民死傷,實數不知,但一般估計,總在一百人以上”。廣州市民各團體在事變后集會商議,討論解決爭端的辦法,提出四項:一、通電贊成統一;二、請陳炯明回省主持;三、嚴限各方停戰,如有一方不停,即視為三千萬粵人公敵;四、組歡送孫大會(《申報》1922年6月21日)。6月26日,廣州各界代表赴永豐艦請求孫中山停止炮轟城區,為孫拒絕。孫中山說:“我今日實力不足,然終有吐氣之日。若果陳氏今早抵省,我即今早開炮,今晚返省,即今晚開炮。汝等即贊成之,則自負責任”,“如欲廣州市區不發生戰爭,請你們不要歡迎陳炯明進省。否則,陳炯明進省之日,即為我開炮之時。請你們自己去斟酌。”

盡管廣東民眾一再懇請孫中山以鄉梓為念,多方調停,但孫中山不為所動。他并不是不知炮轟廣州根本不能改變自己的軍事處境,但為了“在贛諸軍聞炮擊而知我尚存,西湖逆賊聞炮擊而知我不死”的目的,不惜以老百姓的生命財產為籌碼,要挾廣州市民不要歡迎陳炯明回省。所以胡適會有“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睛,不惜倒行逆施以求達他的目的”,“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這樣的批評(見沈曉敏《廣州民眾與陳炯明“六一六兵變”》,《黨史研究資料》2003年10期)。

最后弄得天怨人怒,而所期待的北伐軍又無法回師相救,孫中山只好于8月9日乘英國炮艦離開廣州,避入他的上海法租界去了。

再看吳佩孚對待“反叛”的態度。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吳佩孚的直系軍隊已攻入山海關,眼看可以底定東北,統一國家,而以10月23日馮玉祥陣前倒戈、囚禁總統曹錕而功虧一簣。吳佩孚在一份通電中有一段話指責馮玉祥:

馮玉祥受命討逆,責任何等重大,乃未聞遺矢相加,先已倒戈相向。朋友之交,猶恥二三其德,況以身所尊事之中央,法所產生之元首,視等弁髦,放肆幽迫。有國法為大不逆,在個人為不義。(見無聊子《北京政變記》)

吳佩孚對馮玉祥只是以國家法律、儒家道德加以指責,而不及個人恩怨。國事與個人決不混同,這也是吳的君子之風的一面。

吳佩孚顯然知道兵敗已不可挽回,所以鎮靜處之,于10月26日悄然離開戰場,在作為指揮部的專列中,商議戰敗事宜。而此時各路人馬蜂擁而來,希望與吳佩孚重建關系。其中有日本領事吉田,出策勸吳佩孚與段祺瑞再結舊緣,但吳佩孚以大義斷然拒絕:



惟各國之歷史與國民性各異,故關于國家觀念,亦彼此不同。歐美各國之建設,大抵不逾二百年之歲月,其能達千年之久者殊鮮。獨我中國為有四千余年歷史之舊邦,且有千古不磨之不成文憲章。即孝悌忠信禮儀廉恥之八德是也。八德張則國憲立而國運盛,茍壞其一,則無可收拾人心之準繩。

吳佩孚說,如果從吉田的建議,“為一時之權宜計,結段以背曹,大義名分之謂何”!

吉田的段吳合作計劃被吳佩孚以大義拒絕了,而這一拒絕也就意味著吳政治生命的結束。對于這一結局,吳佩孚坦然處之:“關于個人一時之成敗,本不在念中,此為我不能擅背曹而結段之原因,故寧為玉碎不望瓦全也”。

吳佩孚敗后,奉系張宗昌揚言要取他的頭,吉田力勸吳入住日本租界,吳佩孚再次拒絕,他說“戰敗而逃入租界,偷安一時,全與余平生主張相反,且有辱國家體面,尤為余所不取。縱余不幸玉碎于此地,亦毫無托庇租界以謀瓦全之心。”

吳佩孚晚年曾就此作了一首自挽聯:

得意時清白乃心,不納妾、不積金錢、飲酒賦詩,尤是書生本色

失敗后倔強到底,不出洋、不走租借、灌園抱翁,真個解甲歸田

這一挽聯已經不是言志之作,而確實是吳佩孚對自己的蓋棺論定。在接下來的 1939 年,吳佩孚以拒絕日本人的勸降,而被日人殺害,以生命之終結實現了他平生的玉碎之愿。

歷史研究講求“知人論世”,但要做到這種“同情之了解”何其困難。反倒是當時代的人最能體味他的時代,因為沒有一個“隔”字礙著。后人讀史,往往易以他人之是非為是非,以官方之評判為評判。定性為正面人物的,則仰之彌高而唯恐不及;劃入反面人物陣營的,則鄙之彌低而唯恐不能。要避免這種理解之障,不妨讀讀當時代人物的互評,尤其是英雄們的互看。透過歷史人物對手的眼光來看歷史人物,也許更為真切。因為,畢竟只有英雄才真正識得了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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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1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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