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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涌:1921年的中國
傅國涌:1921年的中國
傅國涌     阅读简体中文版

    【按:此文應《中國經營報》之約而寫,發表時有刪節,這里是全文。】

九十年前的那個春天,年輕的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來中國旅行,足跡遍及上海、杭州、蘇州、南京、揚州、長沙、洛陽、漢口、九江、北京等地,一路走來,他不僅觀光游玩,而且拜訪各類名人,從前清遺老鄭孝胥、文化怪人辜鴻銘、國學大師章太炎到倡導白話文的胡適、主張“青年中國”的李漢俊等人,這些人的政見各不相同,卻在那個年頭都生活得很從容,未來怎么樣?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見解,甚至完全相反。在與這些中國人的接觸中,芥川龍之介有個體會,只要到中國去看一看,“必定在一個月之內,便會莫名其妙地產生出議論政治的強烈欲望來。那是因為現代中國的空氣中,積蓄著二十年來的政治問題。在游覽江南一帶期間,那股熱情也沒有輕而易舉地減退。”

上海,章太炎在書房里揮動著留著長指甲的手對他說:

令人遺憾的是,現代中國的政治已完全墮落,不正之風橫行甚至要甚于清末,學問藝術方面更是停滯不前。然而中國的國民從來是不走極端的,只要這個特性存在中國就不會被赤化。誠然,有一些學生歡迎并接受農工主義,但是,學生絕不等于國民。即使他們一度被赤化,也早晚會有放棄那些主張的時候。這樣說是因為國民性所致。國民對于中庸的熱愛,要遠遠比一時的沖動更加根深蒂固。

很快成為共產黨發起人的青年李漢俊告訴他:

現今的中國到底應該如何?能夠解決這一問題的,既非共和也非復辟。如此這般的所謂政治革命對于改造中國完全無能為力,這在過去業已被證明,現在也在被證明著。所以,吾人必須為之努力的,只有社會革命之一途。這也是宣傳文化運動的“青年中國”的思想家們所一致呼號的主張。

他們的思路不同,對現實不滿、求變的心態則是一致的。從以后的歷史,我們看到,章太炎的預言沒有言中,李漢俊預言的社會革命主導了未來的走向。自1919年以來,學生的政治熱情被大大激發起來,學校里不僅思潮涌動,而且大大小小的學潮不斷,學生被輿論視為“丘九”,作為一股新興的社會力量而受到注目。代蔡元培為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在回憶錄《西潮》中認為“五四”之后是一段“擾攘不安的歲月”,“蔡校長和胡適之他們料得不錯,學生們在‘五四’勝利之后,果然為成功之酒陶醉了。這不是蔡校長的力量,或者國內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為不滿的情緒,已經在中國的政治、社會和知識的土壤上長得根深蒂固。”

當時,因武昌女子師范學校辭退倡導新文化的國文老師劉子通,陳碧蘭和楊子烈等五個學生帶頭罷課而遭除名,她們不服,校方軟硬兼施,湖北督軍肖耀南甚至要逮捕她們,她們以五人的名義發表宣言,散發到各學校、團體和新聞界,控訴校長開除她們沒有理由,暴露他的各種卑劣手段,并派代表到各學校的學生會要求聲援。武漢的全省學生聯合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一致通過決議,如果女子師范學校的五位學生被逮捕,就舉行總罷課。那時,各校都組織了學生會,并產生全省學生聯合會,加入總部在上海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當局怕事情鬧大,不敢輕易下手。陳碧蘭她們則在女子師范發起罷課,以驅逐校長為目標,產生了罷課委員會,分宣傳、組織、外交等部分,還組織了糾察隊。她們到教育廳門前席地而坐,坐了一天一夜,包惠僧、陸沉等人帶著水果、餅干、油條、豆漿等慰問她們。教育廳派人與她們談判,她們的要求校長引咎辭職。接著教育界的名流、學者出來調解,她們堅持這個條件。從早上七點半到晚上七點,就是幾個黃毛丫頭逼得有權有勢的校長毫無辦法,只好辭職離開,而且在辭職書上寫明“引咎辭職”四個字。斷續將近一年的學潮,以校長下臺告終。

北京更是學潮多發的中心地段,不光學生,教師也因為政府拖欠工資,一次次上街,向北洋政府請愿,這年6月3日北大等八校師生請愿時遭到軍警毆打,北大教授馬敘倫、沈士遠等師生十幾人受傷,被稱為“六三慘劫”,當時北京《晨報》、上海《民國日報》等報紙以《國務院軍威下之教職員學生》、《教育界創痛中之呼號聲》等為題,做了詳細報道。一開始,北洋政府的態度還很強硬,到了7月12日,與政界、學界都有關系的一些名流范源濂、汪大燮、傅增湘等人出面調和,北洋政府派人慰問傷者,并正式向教職員學生代表道歉。

對當時發生的那些學潮只有作更細致、深入的了解,才能進行客觀的評判。我想說的是,學生之所以動不動發起學潮,從一校、一地乃至全國的,是那個時代賦予了他們一定的空間和行動的勇氣。從晚清到民國早期一脈相承,當時的主流媒體是不同背景的民間報紙,在上海,老牌的《申報》、《新聞報》,有研究系背景的《時事新報》,有國民黨背景的《國民日報》,在北京,研究系背景的《晨報》,邵飄萍主辦的《京報》等,這些在影響很大的報紙都不是北洋政府所能操控的。北洋政府對媒體有打壓,但是力度有限。新的報紙還在不斷誕生,以陳布雷為主筆的《商報》年初在上海問世,老報人林白水與胡政之合辦的《新社會報》3月1日于北京誕生,提出“樹改造報業之風聲,做革新社會之前馬”。那個時候,籌點錢就可以辦報。陳公博回憶,他和譚平山等人到廣東辦了一份《群報》,只有維持三天的錢,所以他預言不出三天便要關門。后來得到另外的資助,繼續辦了下去。

史量才雄心勃勃,力圖把《申報》辦成世界性的報紙,他認為“獨立之報紙乃人類幸福之所賴”。當年雙十節前夕,記者出身的美國總統哈定就給《申報》發來賀電:“《申報》乃中國報紙之從最新新聞學進行者”,“能發揚共和之光明于中國”。11月,英國報界的大老、《泰晤士報》主人北巖勛爵訪問《申報》館,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世界幸福之所賴,莫如有完全獨立之報館,如貴報與敝報差足與選”。12月,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院長、世界報界大會會長威廉博士和美國新聞家、萬國報界聯合會新聞調查委員會委員長格拉士等訪華,史量才在《申報》舉行的招待會上說,“雖七年來政潮澎湃”,《申報》的宗旨從未改變,“孟子所謂: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與剛才格拉士所說的“報館應有獨立之精神”與本報宗旨正好符合,并鄭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辦報一年,即實行此志一年也”。

對于當時發生的重大新聞,包括《申報》在內的報紙幾乎都做了客觀的報道,今天我們要真正認識那個時代,翻閱那個時代的《申報》、《晨報》等報紙是最直接的途徑之一。

這一年,全國的報刊總數達到1137種。新聞界對北洋政府的那些旨在鉗制言論的法律、法規極為痛恨。6月6日,中華全國報界聯合會第三屆大會給國務院發出這樣一封信:

窺維言論、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載在《約法》,民國三年所頒行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預戒條例》及民國八年所頒行之《管理印刷業條例》等,對于言論、出版、集會種種自由加以限制,顯與《約法》沖突。征之法理,命令與法律相抵觸,則命令無效;法律與憲法相抵觸,則法律無效。……公同議決以后,關于言論、出版、集會等等絕不受其束縛,除通告全國報界,此后誓不承認該《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預戒條例》、《管理印刷業條例》有效外,理合據情通知以免糾紛。

同一天,全國報界聯合會發給報界的通告稿赫然以《不自由 毋寧死》為題,其中聲明:“民國三年袁世凱及民國八年安福部所新造的違背約法,侵犯人民自由之種種法令(如《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預戒條例》、《管理印刷業條例》等)已經全國報界聯合會決議,認為無效。并通知南北兩政府,以后不得再用此等非法政令,侵犯人民約法上所許各種自由權利,凡我同業以后亦幸勿再受此等非法政令拘束”。并要求將通告“務必在各報第一版第一頁刊登”。

全國報界聯合會在新聞界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大部分重要報紙幾乎都參加其中,影響很大。這種莊嚴的宣告也只能發生在這樣的時代,拿槍的軍閥還奈何不了這些拿筆的文人。青年學生受《新青年》、《新潮》的影響,自發創辦的刊物至少在400種以上,遍及全國各地。有些刊物言論激烈,遭到查禁的事時有發生。《北京大學學生周刊》第七號(1920年2月15日出版)發表《告軍人》:

吾親愛的軍人呵!你們為了十數元的金錢,竟失了你們的天性,背了槍,拿了刀,只知道有命令、有長官,竟忘了你們的人格。我們不但不恨你們,實在可憐你們。……至于你們的官長呢,什么汽車呀,什么魚肉海參呀,美妾呀,這種都是你我夢想不到的東西!到了打仗的時候,你們做槍炮下的鬼,你們的長官,還是快快樂樂的享他的幸福。

……還有一件事,我們替你們實在抱不平:像你們這樣辛苦,這樣忠厚,這樣誠實,你們的長官還是當你們奴隸對待:你們若使稍不小心,他們總說你們違背長官命令,輕者拷打,重者傷命,絲毫亦不原諒的。咳!長官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咳!我們可憐忠厚誠實的朋友們呵!你們精神這樣不快樂;你們的生活這樣不安全,為什么不大家連絡起來,把你們長官的財產,均分一下呢?

這份北京發行的刊物,卻是遠在浙江的督軍盧永祥首先發行,寫信向北洋政府的內務部長舉報,“此種謬妄之詞,駭人聽聞,似不可不防微杜漸,且軍人知識簡單,尤恐易為所動”。而內務部給國務院的公函只是說:“自應查禁,除分函教育部外,相應照錄原件,函達貴部查照辦理可也。”這樣煽動軍人起來反抗官長的文字,也只是輕描淡寫的查禁了事,沒有大動干戈,抓人審判。觀察那個時代時,不能不注意這樣的案例。

不用說孫中山代表的國民黨,梁啟超代表的研究系,以及各有不同背景的軍閥和其他政治勢力。以中學生、師范生、大學生為主的年輕人自發社團到處都是,湖南的“新民學會”、天津的“覺悟社”因為毛澤東、周恩來的原因而廣為人知,鄭振鐸等人發起的“文學研究會”也在這一年破土而出,一個更大的全國性社團“少年中國學會”這年7月在南京開了一次大會,23個的代表就是否要有一個主義,在玄武湖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后的表決也比較含糊,實際上沒有達成統一的看法,主張不要主義的六人,主張要主義的十七人,這當中有些只是主張要研究主義。方東美說“今大會到會只二十三人,即大會表決要主義,亦不能算學會大家的意思。”在討論是否應容許會員自由從事政治活動時,也發生了很大的分歧,最后討論的結果是,直接加入現在政界者為狹義的政治活動,打破現在政治組織從事革命者為廣義的政治活動。以“社會活動”應包括廣義的政治活動付表決,十九人贊成,三人反對。

“少年中國學會”是1918年發起的,完全是單純的理想主義的結合,一直拖到1925年疾風暴雨的時代浪潮中才散伙,實在已經是一個奇跡,雖然裂痕早就出現。

三天半的南京大會是一個風向標,預示著一代“五四”青年將按各自對“少年中國”的理解踏上不同的道路。鄭伯奇的判斷大致上是準確的,學會當中大約有兩種趨向,一種是直接從事于社會改造事業,以急進或緩進的革命來創造少年中國,一種是用間接的手段,通過教育學術等方面來創造少年中國。其實,最大的分歧不是來自第一種和第二種之間,而是第一種趨向中不同的思想趨向,如共產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分野。當年9月20日,北大學生楊鐘建給會員們寫了一封信,“以后的少年中國學會,有主義也好,無主義也好,和衷共濟、分工互助去創造少年中國也好,彼此分裂、分道揚鑣去創造少年中國也好,我們要知道,無論如何,理想中的少年中國非以學術的基礎不可的;到少年中國的路,非做路上應做的許多事情不可的;一個人不能做這么大的事業,必須許多人來做,而這許多人非彼此十分了解不可的。”

這個學會的會員以大學生為主,一共有126人,最年長的李大釗是1889年出生的,其他人都是1890以后出生的,他們中既有參與組織了共產黨的李大釗、高君宇、惲代英、鄧中夏、張聞天、趙世炎、黃日葵、沈澤民、楊賢江、劉仁靜、周佛海(后加入國民黨)、肖楚女、毛澤東等人,也有后來加入國民黨的楊亮功、易君左、程滄波、吳寶豐、沈怡等人,青年黨的發起人曾琦、左舜生、李璜、陳啟天、余家菊、何魯之等幾乎清一色都是“少中”會員。孟壽椿、康紀鴻等會員發起過一個曇花一現的“新中國黨”。音樂家王光祈、小說家李劼人、散文家朱自清、美學家宗白華、戲劇家田漢、教育家吳俊升、地質學家楊鐘健、詩人康白情、哲學家方東美、實業家盧作孚,以及許德珩、張申府、周炳琳、舒新城等都是這個學會的會員。那真是一個理想可以開花的年代,年輕人可以盡情地做夢的年代。

周恩來、鄧穎超、劉清揚等人在天津組織“覺悟社”,年齡最大的周恩來也只有21歲。三十多年后,鄧穎超接受歷史學家王來棣的訪問時回憶:

“覺悟社”沒有頭目制度,沒有正副會長,沒有規章,活動方式比較靈活、輕松。我們都不用姓名,大家抓鬮代號。記得抓鬮的那天,我們寫了50個號碼,放在盤子里,每人用筷子夾一個作為自己的代號,多余的是給后來入社的同志準備的。當時我們只有30來個人。我抓的是一號,恩來同志是五號。后來恩來同志曾用過“伍豪”,我用“逸號”作筆名。

劉清揚說自己抓到了二十五號,以后隱名時就叫“念五”。

我們看看這年元旦在湖南長沙舉行的“新民學會”新年大會上,何叔衡、毛澤東、陶斯詠、熊瑾玎這些會員都在討論什么問題。他們在三天當中討論的主要議題包括:1、新民學會應以甚么作共同目的;2、達到目的須采用甚么方法;3、方法進行即刻如何著手?……這些問題都是是巴黎的會員蔡和森他們首先提出的,討論結果是新民學會應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共同目的,方法問題討論最久,其中十二人贊成布爾什維克主義,二人贊成德謨克拉西主義,一人贊成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張),三人沒有決定。著手的方法包括了研究、組織、宣傳、聯絡、籌款及辦夜校、書社、報紙、菜園等。新民學會1918年成立,人數最多時達到70多人,最初他們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從這些青年的思想轉向,可以看到時代風氣的轉移。雖然也有分歧、有爭論,但李漢俊對芥川龍之介所說的社會革命正在被部分青年所信奉,并轉換成行動的力量。

1921年的中國還處于“五四”時代,年輕人辦刊結社、意氣風發,可以為了理想爭得不可開交,可以盡情地設計美好社會的藍圖。在他們身后,聯省自治運動正如火如荼,許多比他們年長的知識分子、有實力的軍閥、地方精英都卷入其中。張東蓀、章太炎、胡適、蔡元培、梁啟超、熊希齡、范源濂等人都贊成聯省自治,他們在《時事新報》、《改造》、《太平洋》、《東方雜志》等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文章,陳獨秀、康有為、張君勱等反對者在知識界明顯是少數。趙恒惕在湖南首倡自治、制定省憲法,這年3月中旬聘請李劍農、蔣百里、王正廷等十三個專家名流在岳麓書院起草省憲法草案,4月20日完成,交給全省各縣選出的審查委員會,當年9月9日通過審查,在12月11日舉行的公民總投票中,以1800多萬票對57萬票的絕對多數通過。這是聯省自治運動的一個高潮。青年毛澤東1920年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絕對贊成“湖南們羅主義”》等一系列評論,為湖南自治推波助瀾。

浙江督軍盧永祥6月4日發出通電,主張“先以省憲定自治之基礎”,在此之前,部分在社會的浙江人1920年就成立了旅滬浙江自治協會,著名律師、杭縣律師公會會長12月8日在浙江省議會提出召開浙江省自治法會議的建議。1921年2月1日,旅居上海的浙人張靜廬等人創辦了《新浙江》雜志,與《新四川》、《新江西》、《新山東》《新湖北》、《新安徽》等構成了一曲鼓吹省自治的合奏。5月22日,浙江各界一千多人召開浙江省憲法期成會,阮性存發言說,我們沒有武力足以驅逐北洋軍閥,“只可用布流血之革命,亦即自訂省憲,自選省長”。軍閥盧永祥正是在這樣的大趨勢下出來呼應的。“浙江省憲法期成會”、“省憲促進會”、“浙江省憲協進會”等團體紛紛成立,這個過程中,教育會、律師公會、商會、報界公會、工會、農會等團地體都曾參與。6月16日,在阮性存等人推動下,省議會組成了55人的浙江省憲起草委員會,7月23日舉行浙江省憲法會議,選出阮性存為審議會委員長,9月9日通過浙江省憲法,號稱“九九憲法”。

四川、廣東、福建、江蘇、江西、湖北、安徽、云南、貴州、廣西等省都出現了自治和省憲的運動,聯省自治浪潮波及北方,遠到西北,年初甘肅各團體和旅京同鄉就發起了“甘人治甘“運動。代表江蘇、安徽、江西、山東、山西、河南、甘肅、廣東、四川、福建、湖北、廣西和北京十三個省市的“各省區自治聯合會”在北京成立,由直隸、山東、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蘇、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兩廣等14省代表組成的“自治運動同志會”也出現了,上海有“旅滬各省區自治聯合會”,天津也有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陜西、熱河五省一區“自治運動聯合辦事處”。在湖南省憲運動中,除了新聞界,商會、工會、農會、教育會、律師公會、青年會、女青年會、湘社、旭旦學會、教職員聯合會、自治期成會、俄羅斯研究會、基督教聯合會、學生聯合會、湖南改造促進會等30多個團體都積極參與,這是聯省自治運動的社會基礎,軍閥只是利用了這個旗幟。

正是地方軍閥各自為政,中央政府權威衰微,沒有力量號令天下,聯省自治運動的勃興,給各種思潮、各種不同的社會力量提供了一個公共活動空間。那時,中國工商業正處于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新興的工廠、銀行不斷冒出。芥川龍之介在上海到杭州的火車上看到,在大片桑田的對面,墻壁上涂者油漆的廣告,“無敵牌牙粉、雙嬰兒香煙……這些牙粉、香煙的廣告在沿途所經過的車站無處不見。”那正是中國從農業文明向工商業文明過度的轉型期,工商界與知識界的思考幾乎同步,張公權、聶云臺、穆藕初這些銀行家、實業家和蔣夢麟、胡適、蔡元培等“五四”知識分子都有相當的共識,他們在金融、工商業等方面的努力構成了那個多元時代的經濟基礎。如果這個進程不被時代的急風暴雨打斷,在那樣的空間中成長起來的健康力量主導歷史的進程,一切都有可能朝著正常的方向變化。

只是歷史沒有如果。

2011-07-01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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