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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古江河》中國文化歷史長河 史前文化分期的標準
《萬古江河》中國文化歷史長河 史前文化分期的標準
許倬云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上一世紀的考古學,以石器的形制作為史前文化分期的標準。 

    “新石器”與“舊石器”是兩個相對的名詞,這一分期方法至今還在沿用。不過,自從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GordonChilde,1892-1957)提出由采集食物階段,轉變到生產食物階段的新石器時代革命的觀念以來,劃分上述兩個石器時代的里程碑,已落實在人類是如何生產食物以維持生計上面。從采集食物到生產食物這一發展過程,是逐漸的,不是實時而全面的轉變。生產食物,農業自然有其重要性,但是,在生長農作物的自然條件不足的地區,畜養牲口作為穩定的食物來源,也是一種生產食物的途徑。因此,生產食物的分期標準,兼用于農業及畜牧。 

    有了穩定的食物來源,人類的生活相應的也有了重大而深遠的變化。最可注意的變化,當是人類開始定居于一地。采集食物時,人類必須四處尋覓可以食用的動物與植物,一個地區的資源用盡了,就必須到別處覓食。經常不斷游走覓食,不遑寄居,壯年的人辛苦,而老弱幼小則難以存活。于是,共同生活的人群,人口數字不會多,也未必穩定。隨著農業的發展,人類遂有了定居的聚落,生于斯,聚族于斯,終老于斯。從事畜牧業的地區,人類的食物資源是會走動的牲口,牧人似乎不須如農夫一樣的定居于農田附近。但是,所謂逐水草而居,其實也有一定的范圍,因為牲口的食物來源是有范圍的,再說經常遷移,也不利于牲口的繁殖。于是,即使是游牧生活,人群也有一定的穩定性。為此,本節的敘述將以中國地區史前的農業及聚落為兩大主題。 

    山西懷仁的鵝毛口遺址是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器制作場。史前人類以當地的凝灰巖石料,經過砸擊與摔擊,制作工具。在這些石器之中,出現了石鋤、石斧、石鐮,其形制已與新石器時代同類的工具相近。鋤、鐮都是農具,是以鵝毛口遺址時代,可能已有農業生產。不過,鋤是翻土工具,也可用來挖掘植物的根莖,鐮是收割的工具,也可用于割取果實及枝葉;兩者都可以是采集食物的工具,其出現未必即是農業生產的證據。 

    仰韶文化遺存中的農業 

    農業在中國地區初現,當以發現栽培的作物為據。在中國北方,至今最早的農業遺跡,應是黃河中、下游的前仰韶文化遺存。在距今8000年以前的磁山、裴李崗遺址,出土了確切的農業遺存。河北武安的磁山遺址,地處太行山脈與華北平原的交接處,遺址范圍8萬平方米,是一個古代村落。村中房屋都是圓形或橢圓形的半地下穴,穴壁有柱洞,以插置柱干支撐蘆葦涂泥的屋頂。房屋與窖穴大都是幾座聚集一組,似乎反映村中的次級同居單元,也許即是家族。房屋內部,往往留有石磨盤、石磨棒、石斧、石鏟,都是農業生產及糧食加工的用具。遺址中有數百處灰坑,其中有不少是貯存糧食的窖穴,腐朽的糧食堆積,厚度不等,有的窖穴深至5米,糧食堆積厚達2米,儲糧總量可達10多萬斤之多,其食物供應之規模,相當可觀。河南新鄭裴李崗與新密莪溝的兩處遺址,也都在黃河沖積平原的扇形尖端,也都出土磨盤、磨棒、石鐮、石鏟,及儲存于灰坑中的糧食。這三處的年代基本上相近,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磁山與裴李崗遺址都在高于鄰近河床25米的高地上,可能反映當時黃河沖積平原仍有沼澤及濕地,遂在離水不遠的臺地上種植粟類(小米)。屬于裴李崗文化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其時代是距今9000到7800年之間,這里的農業生產與磁山文化和裴李崗文化的其他諸遺址卻頗不相同,雖也種植小米,但主要的作物是水稻。 

    老官臺的農業遺存 

    今日陜、甘渭水流域最早的農業遺存,是在屬于老官臺文化(由陜西華縣的老官臺遺址得名)的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這里出土的栽培作物是禾本科的稷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老官臺遺址不見磨棒、磨盤,卻有石杵,則食物加工的方法當系使用杵臼;也不見石鐮,而有石刀,是以收割的方法也與磁山、裴李崗的農業不同。 

    以上諸處均有相當數量的豬骨,甚至整只的豬、狗骨架,豬只系幼年的小豬,可知距今八九千年前,豬、狗已是飼養的家畜。同時以磁山為例,從食用后遺棄的動物骨骸,除了家豬、家犬之外,還有大量的野生動物及水產物來判斷,顯示他們仍有相當程度的漁獵活動。 

    南方的稻作遺存 

    秦嶺、淮河以南,氣候溫暖,雨量充沛,先民發展了稻作農業。至今考古發現最早的稻作栽培是在長江中游的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其加速器質譜碳-14測定的年代是距今1.4萬多年。地質學工作者在東海大陸架上也找到了距今1.3萬至1萬年前的人工栽培稻的硅酸體。中、美兩國組成的中美農業考古隊在江西萬年縣吊桶環遺址新石器時代早期地層中,采集到數量可觀的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其碳-14測定年代也在公元前1萬年以前。其后,湖南澧縣的彭頭山和八十垱遺址也有稻作遺存。彭頭山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也在距今八九千年間。湖北宜都城背溪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也有稻作遺存,其年代約為公元前5700至公元前5400年。在更南邊的廣東省英德市牛瀾河遺址,考古工作者也采集到了距今1.1萬年至8000年前的粳稻和秈稻的植硅石。這些遺存的痕跡,或是于抹墻涂泥中,拌雜稻殼,或是陶土中摻和稻殼碎末。 

    在漢水流域,陜西西鄉李家村與何家灣的老官臺文化遺址,年代在公元前6000至前5000年,也有稻谷遺存。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群之中,有一座古城,城內有水稻田的遺存,鄰近則有祭壇,這片僅有的古代稻田,可能即是祭田。這片稻田的時代,甚至比城頭山更早一些。 

    稍晚時期,東南沿海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遺址,除了有明確的稻谷遺存,更有稻作農業的專用工具,例如骨耜及戽水器。稻谷、稻稈的堆積,最厚處超過1米。這些稻種,經鑒定為栽培的秈稻。 

    凡此稻作文化,不僅出現了栽培稻,而且已從秈稻育成今日中國人食用的粳稻。中國野生稻是秈稻的祖先,其在中國地區的廣西、海南濕熱之地,分布甚廣。然而,至今最早栽培稻作的地點在長江中游,其中原故,或因南方熱帶與亞熱帶氣候,食物易得,而兩湖與浙江均是溫帶氣候區,有萬物凋殘的冬季,使先民有了生產食物及儲備食糧的動機。 

    這些稻作農業的遺址,出土了不少豬、狗、水牛的遺骨,以及陶塑的豬和雞,是以家畜、家禽均已馴養。水產品仍是食物,顯示采集活動與農業共同存在。稻作農業地區,在石家河及良渚文化時代,北方栽培的粟黍傳入南方,似是補充作物。北方的羊,也傳入南方,引為家畜。同時,長江流域中游、東南沿海,及華南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各地農具都有地方性的差異。例如,良渚文化遺址有三角形的石犁,廣東石峽文化遺址有石鐮與石鏟,均是因地制宜的地方歧異。 

    南方與北方的原始建筑 

    南方氣候與地形土壤均與北方不同。新石器時代,黃河流域的房屋,大致都是黃土層上挖掘半地下穴,上覆有支柱撐起的涂泥屋頂。長江流域,大溪文化的房屋則是以半地穴或平地為基址,房屋或圓形或方形,四壁立柱,編扎竹片竹竿,里外涂泥,成為編竹夾泥的建筑。屋內地面,以燒土墊實加厚,這種就地取材的竹木涂泥建筑,至今仍可在長江流域的鄉間見到。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大量木建筑構件,已知使用榫卯,是中國后世木結構建筑的祖源。河姆渡遺址有一處長屋,是一座有高足的干欄式建筑,長達23米,進深7米,并有寬達1.3米的前廊通道。河姆渡遺址,有一口水井,以木架排樁建成。從仰韶文化晚期開始,在內蒙古中南部岱海東岸,以及黃土高原的山西、甘肅、寧夏和陜西的一些地區,還出現了窯洞式的居室。凡此設施,均可見當時居住是長居久安之計。 

    總之,中國地區的人類,至晚在公元前六七千年,發展了農業,也發展了定居的聚落。北方的粟作農業及黃土房屋,與南方的稻作農業及竹木建筑,都是因地制宜,各有特色。除了栽培的谷類食物外,人類也已發展了相當種類的蔬菜及家禽家畜。擁有穩定的生活資源,古代人類遂進入了新的階段,在社會組織及心智活動方面,都可有進一步發展的余力了。

新石器文化的區系類型及聚合過程 

    在自序中,我以江河流域的擴大比喻文化的進展。中國在新石器時代,每一個地方都發展了自己的早期文化,有其地域性的色彩。這些小文化正如許多小河流,會一區一區地合并成較大的文化系統,而較大的文化系統又會進一步合并成更大的文化系統。這是一個不斷交匯與融合的演變過程。 

    為了探討各種新石器文化的演變,考古學家觀察陶器的質地、花紋、形狀,以及古人類遺址的布局、生活的方式,厘定出每一個文化的特色,然后再進一步觀察這些特色的交換、轉變與融合,建構一套全盤的文化分區理論。要注意的是,新石器時代的一些分區,到了青銅時代或更晚的時期,會再一次合并、混合。或早或晚,每一個地方的獨特文化系統,終要融合成為中國龐大文化體系的一部分。 

    考古學家蘇秉琦的“區系類型” 

    “區系類型”是中國考古學界前輩蘇秉琦提出的觀念。他的“類、型”是相當于上述小地區的文化系統,他的“系”是屬于上述較大的文化系統,而他的“區”是每一區綜合起來呈現的更大系統。蘇秉琦認為中國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由各處地方性的文化逐步聚合,終于形成幾個涵蓋大地區的文化圈。他又說,這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透過接觸、沖突、交流與融合,有分有合,有興盛,也有衰退。 

    自從人類發展了農業與牧業,生活有了保障之后,人群相當程度的定居于一地,也有余力啟發心智活動。這兩個條件使各地人群的生活方式,逐漸具備一定特色,這就是所謂“文化”。人群的生活資源穩定,人口即有增殖,增加的人口不能再留在漸漸擁擠的原來聚落,勢必移徙建立新的聚落。他們在新建的家園,一方面帶去故鄉的文化,為此,一個文化涵蓋的疆域,會不斷擴大;另一方面,新地區的環境及資源,必與故鄉有些差異,為了適應新居的生態條件,原有文化會有所改變。一個地區文化的聚落群,增殖到一定程度,其分布的空間,又會與另一地區文化的分布空間相接,甚至犬牙相錯,彼此穿插疊合。不同文化群之間,遂因競爭而有沖突,也因接觸而有交流。這一過程,在各地不斷重復進行。文化群之間會經過融合,形成涵蓋地區廣闊的文化圈,而其中又仍有共相中之殊相。 

    蘇秉琦將中國地區的考古文化,劃分為六大區系:(1)以燕山、長城南北地帶為重心的北方;(2)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3)以關中、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4)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5)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今日“中國”的概念,包括的疆域,超越了上述六個文化圈的空間,蒙藏、中亞、西南山地及沿海島嶼又各有自己的文化圈。蘇氏提到的系統,是中國新石器文化遺址分布最密集的幾個大地區,不但資料多,發展的線索也較為清楚。單由這幾個文化圈的發展軌跡,已足夠呈現中國古代人類文化的聚合過程。 

    這些大地區的文化圈,已如前述,是由各區域內部不同文化融合聚合形成。即使在這些文化圈已經成形之后,內部的個別文化之間,還是有其起伏與競爭。 

    北方新石器文化 

    先從北方地區觀察:廣義的北方應有西北、北方與東北三大區。狹義的北方據現有的資料言之,當以遼西與內蒙古中南部為中心區系。再加細分,則又可劃分為遼寧朝陽、內蒙昭烏達盟、北京天津一帶及張家口地區等四個分區。這些地區,地處后日的長城線,是農牧交錯的過渡地帶。有此生態特色,于是不同文化群體,會同時并存,互相影響。距今七八千年,阜新查海遺址和敖漢旗興隆洼遺址,相距不到200公里,但兩個文化卻各有特色。其后,由查海文化發展的紅山文化,以赤峰為中心,與另一以朝陽為中心的富河文化,曾同時并存。甚至在進入青銅文化時期,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夏家店上層文化,既是上下相疊,又是交錯存在,這兩個文化的交接處,即在赤峰附近。在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出現了點狀分布及線狀連綿的防御工事,即可能反映兩個文化群之間的競爭與沖突。這兩組文化,在有些地區,又是前后相接的,例如大南溝的后紅山文化遺址,即有紅山文化后期與夏家店下層文化銜接的痕跡。這兩組文化,又各有其發展系列,卻又輪流占據該區的中心地帶,一進一退,互相覆蓋。 

    東方新石器文化 

    第二個文化圈是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其新石器文化又可分為魯西南與膠東兩個地方文化系列。魯西南滕州北辛發現距今7000年的早期農業文化。其后的大汶口文化,遺址分布密集。北辛—大汶口—龍山文化,自成一個獨特的文化系統,其中一些文化特質,綿延四五千年之久。膠東地區則另有自己發展的線索,年代跨度由距今7000年到2000年,上下5000年,有其一定的地方色彩。膠東的地方文化,平行于魯西南系統的每一階段,有單獨的發展,也有互相影響之處。 

    中原新石器文化 

    第三個文化圈,是以關中、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歷來,中國人以為中原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核心地區。考古學上,長期以來,仰韶文化占了中國新石器文化的主流位置。考古學數據累積豐富之后,上述六大文化圈平行發展而又彼此影響的觀念,已取代了中原中心論的舊說。在中原文化圈這一廣袤的區域,內部有幾個自成格局的地區:隴山以西,雖然是中原的一部分,其文化與西陲地方文化有相當關系;鄭州以東的地方文化,則與山東地區的文化有密切交換,以致呈現過渡的模糊現象;中心地帶是寶雞到鄭州一線。然而,在中心地帶的仰韶文化,仍有東西兩個系列:寶雞與陜縣之間為西支,洛陽與鄭州之間為東支。 

    中原文化圈的文化發展,也與前兩個文化區一樣,跨越距今7000年到2000年,有5000年的分合與進退。距今6000年前后是仰韶文化的發展期,距今5000年前后,則已是后仰韶文化時期了。這一漫長歲月,從仰韶的早期與晚期,過渡到客省莊二期文化,然后到周文化,其間有相當清楚的連續性。中心地帶的仰韶文化西支,則又有兩個文化系統平行發展,從6000年前北首嶺下層文化裂變為兩系:一個是半坡類型,一個是廟底溝類型,都是關中的地方文化,兩者糾纏交錯,同時存在,最后廟底溝類型發展的力量較大,向東延伸,遠達鄭州,而半坡類型卻是株守渭河流域,拱手讓廟底溝類型占了仰韶類型主流。 

    比較半坡與廟底溝兩個類型的生活方式,兩者都是粟作的農業文化,但是半坡類型除種粟的農具之外,仍有相當發達的砍伐工具及漁獵用具;廟底溝類型的器具,則以農具為主,砍伐、漁獵用具所占比例不大。半坡類型的衣著多用獸皮,而廟底溝類型的衣著則多用植物纖維。兩者相較,廟底溝類型是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形態,其蓄積的資源可能更為豐厚,故判定了兩個類型系統平行發展,而廟底溝類型終于成為優勝的一支。廟底溝彩陶的彩繪圖案,玫瑰花紋是其獨有的特色,有整枝的花形,也有簡化的枝葉與花瓣。蘇秉琦認為這一花紋與中華民族自稱“華族”,或有相當的關系。如以此觀念推論,廟底溝類型的優勢,也表現于其相當發達的藝術了。 

    東南地區新石器文化 

    第四個文化圈是環太湖的東南地區。這一地區,遍地是河川湖泊,生態環境與華北完全不同;由新石器時代以來,即以栽培稻米的農業,加上漁撈與采集水產為主要生活方式。這一區域的內部,可區分為太湖地區、寧鎮地區及淮河地區,當然其中又有更小的區別。太湖地區的文化系列,上起7000年前的馬家浜文化,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向下延伸到3000年前的吳越文化,也有四五千年之久。這一系列的文化,數度出現高潮:良渚文化的禮儀中心與禮器,是江南文化史上的奇跡,而吳越文化能在東周時與中原爭雄,也不是沒有根源的突發事件。寧鎮地區的北陰陽營文化,西向到達安徽潛山的薛家崗;北陰陽營文化的上層則出現河南偃師二里頭與鄭州二里崗文化的特色。是以,寧鎮地區有東西與南北兩個方向的交流。淮河地區的花廳遺址文化,則為良渚文化與大汶口文化的交匯,接受兩者的影響,形成獨特的地方文化。因此,東南文化似以環太湖的良渚文化作為優勢的一支,而又有沿江的寧鎮文化與沿海北上的花廳文化兩個支系。 

    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 

    第五個文化圈是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地區,其中江漢平原與四川盆地是兩個分區。江漢平原這一地區的農業,早在七八千年前,即出現于洞庭湖濱的城背溪與彭頭山,更早的可能稻作遺存發現于湖南道縣的玉蟾巖。該區文化可分為三個文化系列:大溪文化系列的代表是巫山大溪、宜都紅花套、枝江關廟山諸遺址,其分布為長江中游的中心;在其北面,是漢水上游的鄖縣青龍泉與淅川下王崗的文化系列;在其東面,則是武昌放鷹臺與京山屈家嶺的屈家嶺文化系列。這三個文化系列,互相影響,也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響,以青龍泉文化言,下層受仰韶文化的影響,中層受屈家嶺文化的影響,而上層則受大溪文化之后石家河文化的影響。江漢地區在進入青銅文化時期,因為楚國興起,遂以“楚文化”代表整個地區的文化了。 

    四川盆地的文化,內部又可分為巴、蜀兩個系列。距今五六千年前,廣漢三星堆的底層,即是古代巴蜀文化的根源。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文化與萬縣的古代巴文化,分別發展為巴、蜀兩系的青銅文化,其間也分別與商周及楚文化有所交流。 

    南方新石器文化 

    第六個文化圈是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這一區的東系是由浙江到福建、臺灣以至潮汕地區的沿海丘陵地;中系是贛水溯源,跨過五嶺,進入北江,直達珠江三角洲;西系則是沿湘水過五嶺,入西江流域一線。各系都有幾何形印紋陶,但是由于這一地區地形復雜,交通不便,是以不但各系具有自己的特色,各系之內還有更小的文化群。這一地區面向太平洋,太平洋西邊的島嶼鏈及南北走向的洋流與季候風,使這一地區有聯系大陸與海洋的優勢。 

    以上六大文化圈之間,在新石器時代彼此有所影響。在華北地帶,中原的后期仰韶文化,魯南蘇北的青蓮崗—大汶口諸文化,與江漢間的屈家嶺文化毗鄰而居,有切不斷的交流。到了距今4000年前,北方的紅山文化經過張家口草原通道,折向山西的汾河河谷,在臨汾盆地的襄汾陶寺遺址,與來自關中的仰韶文化匯合,故陶寺文化接受了江漢文化與東部沿海文化的影響。這幾方面的聚合,終于給予中原文化巨大的發展能量,蔚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主流。3000多年前,周代開國,中原的華夏與東方的文化,融合為黃河流域的主流文化。稍后,楚文化集合江漢與南方文化的力量,成為長江流域的主流文化。更稍后,東南的吳越文化,一度向這兩大主流文化挑戰。中國本部幾個大文化圈終于在秦漢時代開始融合,但至今中國各地文化的差異,仍可以回溯到新石器時代。

2014-07-14 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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