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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中的帝制:民國六年,中國社會的兩難選擇
共和中的帝制:民國六年,中國社會的兩難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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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名:共和中的帝制:民國六年,中國社會的兩難選擇

  作 者:張鳴

  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

  作者簡介:

  張鳴,浙江上虞人,長于北大荒。出生趕上鳴放,故曰:鳴。竇文濤評道:一出生就是右派。年幼時最大的理想是做圖書管理員,好每天有書看。及長,幻想當作家,變成文學青年。一輩子養過豬,做過獸醫,大學學的是農業機械,最后誤打誤撞,成了大學教歷史的老師,眾人眼中的學者。一生坎坷無數,碰壁無數,頭撞南墻不回頭,不是墻破,就是我亡。由幼及長,從黑板報算起,寫過的文字無數,黑板報都擦了,小說都燒了,所謂的學術文字和隨筆評論,留下來的比較多,有些變成鉛字,好像有十幾本了,均遺憾多多。年過五十,沒有長進,再活五十年也許能好些。

  內容簡介:

  本書以1917年張勛復辟前后的中國社會為主要關注點,以嚴謹的態度,探討了此一時期政壇的現狀,包括是否對德宣戰,如何受到國際社會的影響,張勛復辟前后軍人集團、文人集團的反應等等史事,讀來既有趣味性又兼具學術性。在此基礎上,張鳴老師在行文中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如何在制度不健全的條件下,推進社會的進步?執政者在面對不完善的游戲規則時,盡力彌補制度的漏洞還是采取厚黑的手段,哪一種更能實現其執政理念?

  書摘正文

  第一章 從府院之爭說起

  黎元洪和段祺瑞也許都沒有想到,在他們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個制度的陷阱。舉國一致贊同恢復的民元約法,充其量只是一個過于粗疏的憲法草案大綱。今天來看,這個大綱十分粗糙,上面所規定的政府制度,有著太多的含混不清。真要切實操作起來,國會、總理和總統之間的關系和權限很難界定。

 后袁世凱時代,天下,還是北洋的

  張勛復辟,實際上是洪憲帝制的一種延續,也是后袁世凱時代政治的一場突變。突變之所以發生,直接的刺激和誘因,就是府院之爭。

  府即總統府,院則國務院,或者說總理府。所謂府院之爭,從權力斗爭的角度而言,就是總統黎元洪和總理段祺瑞之間的爭斗。政治就是打架,王朝政治,暗斗多,兩人恨得死死的,但見了面,堆得一臉的笑,掉下來能砸到腳面。朝堂之上,打不起來,也不能打,上面有個皇上呢。較勁,只能在私底下。倆人,或者幾伙人斗來斗去,下手,都是借著皇上打人,隔空發力。民國了,政治斗爭至少在一個場合可以公開化了,吵架拌嘴可以在議會里來,姑嫂勃谿的范兒,可以再現于大庭廣眾之中。晚清的咨議局開會,還只是吵吵嚷嚷,而民國的國會里,動輒拳腳相加,墨盒亂飛。墨盒是石頭的,飛起來危險很大。后來工作人員干脆把國會議員面前的墨盒固定了,免得傷人。袁世凱活著的時候,政治還有一個中心,袁世凱死后,總統、總理、國會,誰都想做老大,但誰也不是老大。政治斗爭依舊,但發力方式,卻有了本質的變化。讓人感覺,雖說斗得激烈,但愈發沒了章法。

  一般來講,政治斗爭,是要憑實力說話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間是斗不起來的。段祺瑞是北洋之虎,而黎元洪,充其量只是一只住到了中南海里的貓。段祺瑞是袁世凱之后,當之無愧的北洋領袖,多數的北洋舊人,無論有勢力無勢力,都服他。用周作人的話來說,“府方的謀臣便只是掉筆頭的幾個文官,院方的黨羽卻都是帶槍的丘八”[1]。但是,后袁時代的情勢,卻造就了這場紛爭。

  北洋三杰龍、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和馮國璋。王士珍雖說是北洋之龍,卻只是一個事務性人才,老實,能辦事,但于政治沒想法,也無所求。馮國璋倒是員戰將,至少,按教科書打仗,沒有問題。辛亥革命的時候,被派去鎮壓武昌起義,在兵力不敵革命軍、海軍又倒戈的情況下,居然將武漢三鎮連克兩城,剩下一個武昌,也是指日可下,僅僅是因為袁世凱不想打了,才罷戰休兵。但對此,前線指揮的他,卻怎么也想不通。沒辦法,袁世凱只好用段祺瑞把他換了下來。只有段祺瑞,要風有風,要雨有雨,跟他的主公心領神會,話都不用說明,點到即止,一點就透。段祺瑞一介武夫,居然南北議和也能插上一腳,插得還恰如其分。雖然說,革命后的政權之果落到袁世凱的手中,有情勢上的必然,但如果沒有段祺瑞出色的配合,這個過程未必會如此順當。正因為如此,擁段的人們,稱段的功業為三造共和,第一造,就是辛亥這段的表演。

 當然,就后袁時代而言,段祺瑞更搶眼的表現,是反對袁世凱帝制自為。在袁世凱,他是嚴修一類的諍友;在北洋團體,則是有先見之明的高人;在反袁者看來,則是擁護共和的倒戈者。這樣對帝制不合作的姿態,在洪憲帝制期間北洋團體一片趨炎附勢的三跪九叩中,特別難能可貴。再加上但凡北洋系統的軍校,包括保定軍校,段祺瑞都做過總辦(校長),幾乎所有的北洋將領,名義上都是他的學生。這樣的人脈,加上這樣的威望,由他來繼承北洋的遺產,的確是眾望所歸。這其實也是袁世凱的意思,袁取消帝制后,就把段祺瑞請了出來,鄭重道歉,委以重任。很快就讓段祺瑞取代了徐世昌,取消了不倫不類的政事堂和國務卿,讓段做了總理。臨終,又托以后事。其實,由于段祺瑞反對帝制,袁段二人芥蒂不小,在段祺瑞稱病不出期間,據段的仆人回憶,袁世凱送來的參湯什么的,都沒有人敢喝,只能倒掉。原來親如姐妹的于夫人(袁的正妻)和張夫人(段的妻子),也沒了來往。[2]最終把大事相托,還是看在段祺瑞的能耐上。從這點看,袁世凱確有知人之明。

  我們知道,盡管西南討袁,袁世凱也真的就因此而翹辮子了,但如果老袁的命硬一點兒,就是不死,賴在總統的位置上,日子不好過是肯定的,但西南方面也奈何他不得。因為天下,還是北洋的。北洋將領中有人也反了,但那是由于帝制,由于地方反袁勢力的壓力。致袁命的“二陳湯”(四川陳宧,陜西陳樹藩,湖南湯薌銘),至少有兩味藥,是迫不得已。依當時的情勢,只要袁世凱不死,硬賴,還是能賴下去的。袁世凱一死,換上帝制期間表現不錯的段祺瑞,西南方面,可以接受。連孫中山都一個勁兒夸他,說他“劂工甚偉”[3]。而在擁戴他的北洋人看來,共和再次重生,就是段公之力,所謂再造共和是也。不僅挽救了共和,而且挽救了北洋。

  再看黎元洪,在晚清官場,黎元洪位不過一個小旅長(協統),而段祺瑞則是江北提督,進而北洋軍統(軍長)。如果不是革命黨人群龍無首,強拉他做了革命后的鄂軍政府都督,黎元洪充其量也就是個沒了兵的將軍。在袁世凱的天下,欲求復出都難。但是,人說命相好的黎元洪,就是因緣際會,成了首義元勛,然后,做了副總統。底兒潮,資歷淺,在重資歷的官場政界,被人看輕,沒有辦法。但如果后來表現不俗,也未必不能服人。可惜,在袁世凱時代,做了副總統的黎元洪,顯然不是黎元洪的文膽所謂的“位備儲貳”,多少有點像袁世凱華貴的囚徒。來北京之初,袁世凱把黎元洪安置在中南海的瀛臺,這個戊戌政變后囚禁光緒的小島,第二次鎖了一位政要。如果說,二次革命之前,黎元洪這個副總統,還有湖北這個地盤、若干隸屬他的軍隊,那么,一旦進了北京,就只能唱虎落平陽了。只是,他又并不是一只虎。

  不是虎的黎元洪,在袁世凱的猜忌中,得以自存。搬到東廠胡同之后,黎元洪已經成了一個擺設。但是這個擺設,在洪憲帝制之時,卻犯了一回倔,死活不肯接受袁世凱封他的武義親王的爵位。就連年終,袁世凱給他送禮,紅帖上有“賞武義親王”字樣,都拒而不受。過了一日,袁世凱去掉了他給黎元洪的頭銜,改用“姻愚弟袁世凱”名義(袁和黎是兒女親家),黎元洪方才收下。[4]這遲來的倔強,給黎元洪帶來一些好名聲,但對他的實力卻沒有任何影響。西南軍閥不是他的人,北洋系也對他不信任。依法統繼承總統職位的黎元洪,依舊是個無權無用的老實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因為他是老實人,而非梟雄,北洋系才能容他“登大位”,而西南方面也才能接受他。然而,人的自我觀照,跟他在別人眼里的形象,永遠都不能合拍的。況且,袁世凱倒臺,北洋系發蔫,對于黎元洪,輿論上一致看好,西南方面,也表示擁戴。即使一個老實人,在突然之間近乎舉國一致的忽悠中,也會膨脹起來。在他就任總統之前,當時的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去見他,這個即將上任的總統自信滿滿地宣稱:“我已經找到了獲得各派合作的辦法。”甚至談到他要改革國會,至少要瘦身一半。[5]應該說,這樣的自信,委實是太滿了。

  段祺瑞跟袁世凱不同,這個懂政治的武人,性子相當直率,沒有袁世凱那么多手腕,也沒有袁世凱那么多心機,但卻比袁世凱更加剛愎自用。如果放在袁世凱還活著的時候,大概段祺瑞不會買黎元洪的賬。在現實生活中,倆人實際上也沒有什么交集。他應該不會像袁世凱那樣,為了拉拢這個可能的敵人,與之攀兒女親。當然,在那個時代,黎段之間,也不會斗起來。但是,洪憲帝制的失敗,讓情勢發生了變化。袁世凱死了,北洋系也隨之受挫。從廢棄約法,廢置國會,走到稱帝,袁世凱走得太遠了,北洋這個攤子的繼承者,即使沒有舉國一致恢復民元法統的呼聲,也會考慮改弦易轍。雖然,段祺瑞并不真的相信議會民主體制,但他樂意試試看,畢竟很多西方國家因此而強大了的。美國公使芮恩施記錄下了這位后袁時代第一任總理的話,是這樣的:“我并不期望從恢復國會中得到很多好處;黨派斗爭和與政府作梗的情況將會層出不窮。但是,至于這種通過清談進行治理的古怪的現代方法,我基本上看不出它有什么優點,但我還是愿意讓它得到一種公正的試驗。”[6]即使在后來,受困于府院之爭,督軍們也叫囂要推翻國會之時,段祺瑞依然認為,不能用武力變更國會,這樣做的話,會誘使武人不斷干政,導致共和體制的垮臺。[7]

  后袁世凱時代,幾乎看起來舉國一致的擁戴,讓原來一直投閑置散的黎元洪有了一些底氣,至少,讓他周圍的人,氣粗了不止一分兩分。反過來,很有脾氣的段祺瑞,卻一時間變得很低調。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受命組閣,提出了內閣名單,親自送到總統府,讓黎元洪定奪。黎元洪也就不客氣,提出兩個人——唐紹儀和孫洪伊必須加入,三個人——劉冠雄、章宗祥和曹汝霖必須換掉。當時內閣一共才九個部,一下子動了五個人,可謂傷筋動骨,但段祺瑞居然也忍了,至少沒有當面表示異議。[8]然而在袁世凱時代,段祺瑞卻沒有這樣恭順過,很少親駕總統府不說,做陸軍總長的時候,要用徐樹錚做次長,老袁不高興,說到處都是東洋刀,但段祺瑞還是堅持用了。袁世凱成立陸軍模范團,用袁克定做團長,段祺瑞也持異議,最后逼得袁世凱不得不自己來干。此時,段祺瑞的恭順隨和,顯然是想爭取跟總統處好關系,開一個好局。此時的段祺瑞,不僅對黎元洪恭順,對恢復的民元國會也相當友好。既然他已經打定主意反袁世凱之道而行之,就得先按憲政國家的規矩辦試試。對此時的段祺瑞來說,袁世凱的教訓,實在印象深刻。一般來說,一個時代結束,另一個時代開啟,如果前一個時代的當家人失敗了,這個失敗對后來人的觸動必定很大,會自覺不自覺地尋找教訓,力求避開前代的陷阱。

 半總統制的制度陷阱

  但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也許都沒有想到,在他們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個制度的陷阱。舉國一致贊同恢復的民元約法,充其量只是一個過于粗疏的憲法草案大綱。今天來看,這個大綱十分粗糙,上面所規定的政府制度,有著太多的含混不清。真要切實操作起來,國會、總理和總統之間的關系和權限很難界定。連最起碼的國會與行政體系之間的制約條款都沒有,甚至沒有規定行政機構什么情況下可以解散國會、什么時候舉行大選、由誰來舉行大選。關于政府體制,更是一筆爛賬。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初,采用的似乎是美國體制,臨時大總統直接負責內閣,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腦。臨時政府的組織大綱里,就沒有內閣總理一說。但是,南北議和成功,袁世凱答應反正,起義各省按原議,同意把臨時大總統讓給袁世凱。手中未有一兵一卒的孫中山,斷沒有戀棧的道理。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走了捷徑,迅速奏功。這樣的捷徑,其實說白了,骨子里是因為革命黨人沒有把握拿下北洋軍,打敗袁世凱。首義的鄂軍政府,在兵力占優勢,還有海軍支持的情況下,武漢三鎮丟了兩鎮,黃興親臨前線指揮,尚且一敗涂地。張勛只能算是北洋系的一支非嫡系的偏師,孤守南京,跟占絕對優勢的各省聯軍相持多日,最后還是放走了之。后來雖然北伐的調門很高,北伐軍也來了不少,但沒等開仗,先自兵變。南邊底氣不足,把取得全國勝利的寶押在爭取袁世凱身上,實在是情勢所致。

  可是,盡管如此,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對這樣一個清朝官僚、對共和制度態度曖昧的強人做總統,委實放心不下。在參議院討論《臨時約法》時,一個湖南議員說,袁世凱是不能放心的,“我們要防總統的獨裁,必須趕緊將約法完成,并且照法國憲章,規定責任內閣制。要他于就職之時,立誓遵守約法”。[9]所以,等到讓位之意已定,《臨時約法》出臺之際,政府組織在國務員這一項中,就多出來一個總理了。“國務總理本為組織大綱(即南京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筆者注)所無,改制約法始置也。”[10]設置一個總理,顯然,傻子都明白,這是針對袁世凱的。有了總理之后,政府首腦就變成了總理,袁世凱是總統,但不能直接控制政府,雖然不能說是架空,但至少是一種制約。為了落實這個制約,孫中山在辭職前,還跟袁世凱約定了三事:一、首都定在南京。二、袁世凱到南京履任。三、袁世凱必須遵守《臨時約法》,以及孫在任時頒布的一切法令。[11]后來事實證明,革命黨人前兩項都可以通融,特別在意的,就是最后一項。而袁世凱根本沒把孫中山給他設的絆子當回事,但唯獨對于內閣和總理,一直都沒有大變。即使稱帝把國務院改成政事堂,總理改成國務卿,也還有那么回事。當然,袁世凱意中的內閣和總理,是君主立憲體制的內閣和總理,跟當初孫中山的原義,已經差了不止十萬八千里。

  然而,孫袁交接之際,孫中山這點小計謀,卻輕而易舉地把一個大國的制度變了,從總統制變成了半總統制。或者說,從美國體制變成了法國體制。這種制度,既不是總統制,也不是議會內閣制。議會內閣制,總統是虛位的,行政權在內閣,內閣向議會負責,由議會選舉席位過半數的黨或者黨派聯盟組閣。而總統制則由全民選出的總統負責組閣,但閣員的提名需要議會的同意;總統掌握完全的行政權。一般來說,議會內閣制,議會對內閣的反制力度比較大,一旦議會對內閣的不信任案通過,內閣就只有下臺,或者解散議會重新大選。但是,在總統制下,議會即使反對黨占多數,一般也只能在議案上加以阻擊,要想換人,只好等下一次大選。一般來說,議會內閣制政局動蕩大一點兒,而總統制則容易導致總統權力過大。半總統制在理論上可以取兩者之長,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這種制度從表面上講似乎是政府中總統模式和議會模式的結合,但它不太可能將兩種不同的政府模式融合在一起。”總統比較強勢的時候,它更像是總統制。[12]然而,革命黨人加給袁世凱的半總統制,比成熟的法國體制,還要含混。《臨時約法》第四章,規定“臨時大總統,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而第五章只規定“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均稱為國務員”,“國務員輔佐臨時大總統,負其責任”,但并沒有規定,總理是政府首腦,國務員對誰負責,誰來任命,誰來罷免,僅僅規定了,“國務員受參議院彈劾后,臨時大總統應免其職,但得交參議院復議一次”。[13]然而,《臨時約法》出臺之后,革命黨人眾口一詞,都說已經是責任內閣制了。

  盡管辛亥革命的先驅們,一直將他們的革命,比附為美國獨立戰爭,但他們對國家制度的設計,卻全然沒有美國開國者的認真和虔誠。在權力上用的心計,實在是太多了。不過,對于革命黨人的這種計算,袁世凱并沒有太在意。他的著眼點,一是名分,二是實權。只要南北談判,定下將來內閣的要害成員,比如陸軍部、海軍部、內政部、外交部和財政部是他的人掌握,而他又有大總統的名分就行,并不担心你怎樣利用制度設置架空他。而革命黨人,僅僅因為未來的總理唐紹儀名義上加入了同盟會,就大體滿意了。[14]袁世凱是人們眼里的梟雄,是強人,無論誰做總理,只要不聽他的,就只有走路。袁上臺后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僅僅因為直隸都督問題,就下不來臺。這個在朝鮮時就是袁世凱至交的留美幼童,只好不告而別,自我人間蒸發,國務院上下遍尋總理而不得。[15]很快,袁世凱就甩掉了《臨時約法》,連國會也廢掉,任何一丁點兒的制度羈絆,都不復存在。

  可是,袁世凱的路走到了頭,后來人又改回到《臨時約法》去了,總統和總理之間,就有麻煩了。在國務院這邊,人們想的是責任內閣,在總統府這邊,人們想的卻是總統才是總攬大權的人,腦海里浮現的,往往是袁世凱做總統威風八面的樣子。在袁世凱就任之初,國會還存在的時候,有限的內閣實踐,總理是總統提名的,內閣名單是總統和總理商議決定的,然后交國會通過。段祺瑞最初組閣,也是沿用這樣的慣例,由他提出內閣名單,請黎元洪定奪,然后協商出臺,最后交議會通過。這樣的做法,更堅定了總統府一班人的想法,在他們眼里,總統是個實權職位。反過來,國務院的人依舊認為,當下是責任內閣制,總統就是一個蓋章的機器。雙方對制度理解的分歧,直接導致了兩邊的沖突。總統府秘書長丁世嶧在給黎元洪的信中說,所謂府院問題,就是“發一令,總統不知其用意,任一官,總統不知其來歷”,一句話,把總統當成了蓋印的機器,總統沒有權力。[16]總統沒有權力,總統身邊的人,就心氣不平。

  中國政壇,就像魯迅說的那樣,但凡一個猛人,就有一群包圍者,或者幕僚,或者親近人。在袁世凱時代,黎元洪周圍的人,有以后來接任總統府秘書長的丁世嶧(佛言)為首的四大金剛,另三人是金永炎、哈漢章和黎澍(有一說,以孫武代替丁世嶧)。由于他們在總統府春藕齋辦公,又稱春藕齋人。除此而外,還有一干從湖北跟來的舊人,壓抑久了,好容易有個出頭之日,可以施展拳腳了,怎么也消停不了。即使黎元洪想低調,恐怕周圍的人也不會讓他低調。而段祺瑞的親信,徐樹錚、曾毓雋、靳云鵬等人,一直就是北洋圈子里的人,從來都以當家人自居的,更沒有落在人后的道理。對于這些人來說,辛亥首義又算得了什么,更何況,誰都知道,黎元洪這個首義功臣是怎么來的。換句話說,他們誰也沒把黎元洪放在眼里。

 “鳳雛”徐樹錚

  段祺瑞的智囊徐樹錚,就是一個根本沒把黎元洪放在眼里的人。同時,徐樹錚又是個段祺瑞離不開的人。徐樹錚,在民國又稱小徐,以區別于徐世昌,就像人稱段祺瑞為老段、段芝貴為小段一樣。徐樹錚是秀才出身,很早就跟上段祺瑞做了記室(秘書),兩人一見如故,身為幕僚的小徐,特意留心兵事,每天跟大兵一起出操,深得老段之心。[17]老段做了統制(師長),就設法把他送到日本留學。文人出身的他,進了日本士官學校,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學成回國,屬于國內還相當稀罕的士官生的一員。從此,文人小徐,搖身一變成為武人小徐將軍。

  小徐號稱知兵,卻喜歡跟舊派文人打交道,一些宿儒和文壇巨匠,都是他的座上客,吟詩作賦,詩酒酬唱。還辦了一所不錯的中學,北京九城聞名。在北洋圈子里有跋扈之名的小徐,見了文人,從來都彬彬有禮,談吐風雅,從來不當面讓人下不來臺。[18]然而,這個柯劭忞、林琴南眼里溫文爾雅的君子,卻是個迷戀鐵血和權謀的強人。晚清和民國,自比諸葛亮的很多,但人們買賬的諸葛亮卻不多。但在段祺瑞的皖系圈子里,小徐的確夠得上一個小諸葛,最次也是龐統。做過皖系師長的陳文運說,小徐像《三國演義》中的鳳雛龐統一樣,可以“五官并用”,“一面和我說話,一面批公事”。[19]他的見識和謀劃,也的確有過人之處,而且對段祺瑞忠貞不貳,因此段祺瑞對他特別信任。他在段祺瑞帳下,也跟小說中描寫的諸葛亮似的,經常越俎代庖,自作主張。做陸軍次長的時候,就經常替段祺瑞當家,很多事情,連問都不問段一聲,公文就批出去了。1914年一戰爆發,日本對青島的德軍開戰,中國政府由于得罪不起日本,是持中立態度的。但偏偏小徐親德,德國在青島的守軍缺乏陸戰武器,小徐居然私自應德國人之請,偷偷給青島送去了兩千支帶子彈的步槍。[20]這種事,在當時如果被日本人知道,是會有大麻煩的。但是,無論小徐的獨斷專行捅出多大的婁子,段祺瑞都會給他扛著。對于段祺瑞而言,小徐跟家人一樣,甚至,他信任小徐超過信任自己的兒子。所以,做了國務總理的段祺瑞,別的都好說,小徐是一定要用的。

  可是,小徐的為人,恃才傲物,如果說他對文人學士還比較客氣的話,對武人,對官僚們,可就鼻子朝天了。即使笑著跟你說話,臉上總帶著一絲譏諷。說良心話,當年北洋圈子里,才具能比得上小徐的人的確不多,但同樣在這個圈子里,人緣比小徐壞的,也不多。漫說別人,就是在皖系這個小圈子里,徐樹錚都不讓人待見。至于北洋圈子外的官僚,比如黎元洪之輩,小徐更是嗤之以鼻了。黎元洪曾經領教過小徐的輕蔑,還不止一次。在洪憲帝制取消之時,西南方面逼袁下臺。馮國璋提出了八項主張,主張依舊維持袁世凱總統的地位。然后由林長民拿著這個提議,交給黎元洪,讓黎元洪也簽名。黎元洪不肯,小徐接著來,兩次到黎元洪府上,連利誘帶嚇唬,非常不客氣。就在黎元洪快要答應的時候,又有人插了一腳,最終,黎元洪沒有簽名。但小徐的陰狠和跋扈,卻令他印象深刻。

 所以,當聽說段祺瑞要用徐樹錚做國務院秘書長的時候,他幾乎跳了起來。堅決表示:“我不能與徐樹錚共事。”“不但不能共事,且怕見他。我見了他,真芒刺在背。”最后居然說到“總統可以不做,徐樹錚絕對不能與他共事”的份兒上。最后,沒有辦法,段祺瑞只好請出老徐(即徐世昌),出面調停。晚清的時候,老徐是數一數二的重臣,資格比黎元洪不知道老多少,加上又是北洋老人,人緣又好,黎元洪得罪哪個,也斷然不敢得罪此老,所以,只好答應。[22]就這樣,徐樹錚成了國務院的秘書長,要天天跟總統打交道。這邊任命還沒有發表,段祺瑞就已經讓徐樹錚布置國務院了。黎段之間,由于有了這么個小徐,從此多事。

  按道理,國務院秘書長的職責之一,就是溝通府院,所有內閣形成的文件、命令由秘書長呈交總統審閱,內閣議決的公文,也是由秘書長呈交總統,總統用印之后,才算生效。由于府院對于政體的理解有偏差,在國務院尤其是小徐看來,總統用印,就是走過場,總統沒有必要,也沒有權力過問,因為責任內閣,總統是虛位。說白了,政府唱戲,總統如果不是龍套的話,也無非是沒有什么詞的“王帽子”[23],擺設而已。內閣所有需要蓋印的,做總統的用印就是,無須多嘴。然而在總統府這邊,卻覺得總統有必要過問政務,任何一項政令,只要總統覺得不對,就可以不用印。

  只是,在當時的府院之間,總統府還是弱勢,不大能夠分庭抗禮。偶爾有一次半次,總統問得多了點,小徐也不客氣,當場就把個大總統堵回去。比如,一次內閣更換山西三個廳長,徐樹錚持命令來總統府蓋章。黎元洪覺得蹊蹺,怎么一次換了三個廳長?遂多問了幾句。徐樹錚回答說:“總統但在后頁年月上蓋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24]氣得黎元洪有時候也會發脾氣,大叫:“現在哪里是責任內閣制,簡直是責任院秘書長制!”[25]曾經兼任過總統府秘書的韓玉辰回憶說,黎元洪曾經有過這樣的抱怨:“昔日受項城(袁世凱——筆者注)屈辱,今又見侮于段。總統是婆婆,不是小媳婦。婆婆可以少管事,但不耐媳婦命令一切。”[26]當然,說是這么說,黎元洪也知道,他的這個國家元首,底氣不足。而國務總理,背后有北洋系的支持,腰桿子比他硬多了。所以,盡管嘟嘟囔囔,每天核算下來,發現還是被小徐當了蓋印的機器,心里未免氣悶。最初,總統府秘書長是張國淦,此人是宦海沉浮多年的老官僚,在府院兩邊都有面子。黎元洪接受徐樹錚,一個要求就是以后見徐,張國淦要陪著。但小徐如此跋扈,總是給總統氣受,害得張國淦兩邊不討好,于是找個機會辭職了,由清末山東咨議局議員出身,而且做過報人的國會議員丁世嶧接任。我們知道,當年的咨議局議員,個個都是大炮,報人更是嘴上無德,這下子,針尖對麥芒,有戲看了。

 另外,約法恢復,民元國會也重開。所以,在總統和總理之外,還有個國會。民元的國會,是一個大國會,參眾兩院,議員800余人,人稱八百羅漢。這八百羅漢,主要來自國民黨和進步黨,其中,國民黨是第一大黨。但是二次革命,袁世凱鎮壓了國民黨人,搶占了國民黨都督的地盤,在國會的國民黨議員,居然沒有什么反抗,反而把個袁世凱選成正式大總統,而后又被袁世凱追繳黨證,趕出國會,顏面丟得差不多了。黨魁孫中山,卻又另起爐灶,組織中華革命黨,打手模、宣誓效忠于他個人者方為黨員。多數國民黨議員,大小都是個人物,何以能受這個屈辱?所以,國民黨實際上也就散了。而那邊國會被袁世凱廢掉之后,進步黨原本就是個議會黨,沒了議會,黨也就沒了。因此,盡管在討袁過程中,進步黨似乎很活躍,但其實只是個人的行為。民元國會重開,盡管報界有時還提什么國民黨議員如何、進步黨議員如何,其實事過境遷,原來的黨派,已經基本化為烏有。這時的議院,已經不存在原來的黨團了。各個議員,依照各自的地域、同學、同年和同事的關系,結成各種圈子。比較典型的,就是各種研究會、學社、俱樂部,比政黨更加松散。在吃喝嫖賭中,也談點正事。比較大的團體,有以前國民黨人為主體的憲政商榷會,下面又分成客廬系、丙辰俱樂部系和韜園系三派,后來商榷會散掉,丙辰俱樂部和韜園獨立。以前進步黨人為主體的是憲法研究會(人稱研究系),此外還有憲法討論會、平社、憲法協議會、憲政會、憲友會、蘇園、衡社、友仁社、潛園、靜廬等。后來又分化出民友社、政余俱樂部、中和俱樂部和政學會。彼此分分合合,互相摻和,頭緒很亂。[27]但相當多的議員是前國民黨人,領袖人物吳景濂、孫洪伊(人稱小孫,以別于孫中山)都不省油,這些人,或多或少,跟北洋系還是有那么點隔閡。因此,在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間,國會時不時地會站在前者一邊。即便有了袁世凱時代的教訓,當時的國會中人,還是有著國會專權的自負,在他們看來,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權之中,唯有國會是民選的,所以,他們的權力應該最大。剛恢復國會不久,從前屬于國民黨的議員孫洪伊對美國公使芮恩施頗為自負地說:“國會不可能只限于進行它的主要工作即完成憲法的制定;它還必須控制國民政府。”[28]三個都那么自負的角色碰到了一起,麻煩自然是少不了了。也可以說,由于歷史的積怨,后來所謂的府院之爭,國會肯定不會是一個旁觀者,它跟軍閥組成的督軍團一樣,都是幫忙打架的。

  契約精神的喪失

  府院之爭的序曲,是府院之間關于兩者權限的厘定。議員丁世嶧取代隨和的張國淦成為總統府秘書長,安心就是來打抱不平的。他對總統府秘書韓玉辰說:我一定要跟“歪鼻子”(段祺瑞一生氣,鼻子就歪)較量一番。韓憂心地說,如果治不了他,壞了事怎么辦?答曰:那也得試試。[29]就這樣,新秘書長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提出了一個《府院辦事手續草案》,明確地提升了總統的權力。明確規定,總統可以隨時出席國務會議,總統如果對國務院議決事項有不同意見,可以交國務會議再議。[30]國務院方面理解的責任內閣,總統是虛位的,現在這個虛位總統不僅要管事,而且還出席國務會議,那這個會議的頭兒是誰呢,總理,還是總統?這個令段祺瑞和徐樹錚頭痛的草案,偏偏很有可能得到國會的通過。反正《臨時約法》就是一個很有黏度的橡皮糖,只要誰能運作國會來抻它,誰的權限就大一點兒。鑒于剛剛恢復舊章,段祺瑞本人,也有心按共和國的規矩辦事,經過一番猶豫和苦惱,府院雙方討價還價,徐世昌和熊希齡也摻和進來調解,最后雙方達成有關府院辦事的五點協議。總統雖說不必隨時出席國務會議了,但如果他認為有需要,還是可以去的,只是要國務院事先準備。國務會議議決事項,如果總統不同意,再議免了,但需要總理和國務員前來說明。最后一點,是直接針對徐樹錚的,要求院秘書長每日呈閱文件以及呈請用印,要親自來府上。

 規矩定了,但守不守規矩,卻是兩說了。老段倒是想守規矩,但他是甩手掌柜,好些事,要小徐來辦。而小徐,卻是個根本不講規矩的人。別說這剛剛定的五點協議,就是比這更嚴肅的規矩,他也壓根兒就沒放在心上。在府院雙方對各自權限協商之際,徐樹錚就接二連三地擅權胡來,不是不經總統蓋印,就擅自以國務院名義發布命令,就是擅自以國務院名義,對國會發咨文。害得段祺瑞不得不一次次一邊把事攬到自己身上,一邊發文對徐樹錚進行“約束”。

  在中國,規矩都是針對弱者定的,強者只有在認為有必要遵守的時候,才會遵守,沒有必要,就肯定不遵守。關鍵是,對不守規矩的懲罚,落不到強者頭上。

  不過,在1916年秋天的時候,段祺瑞和徐樹錚還沒有強到可以肆無忌憚的份兒上。而老段也真心想試試按規矩辦事,到底能不能行得通。

  更大的沖突,就在此時爆發了。

  孫洪伊原來是國會議員,而且是國會中的頭面人物。小孫雖說比不上大孫知名,脾氣之大,卻過之。他的名言是“政治家要硬干”[32]。由于得到黎元洪的支持,孫洪伊入閣,做了內務部總長。那時候,議會制在中國實行不久,議員薪水不少,收入不菲,但能入閣或者外放做官,都是樂意的。因為按照中國傳統,只有做官,才是光宗耀祖的事,也是積累財富的終南捷徑。當年,內政部是個挺要害的位置,管著警察,段祺瑞沒能安排自己的人,本來就不爽,而這個小孫,偏又跟小徐針尖對麥芒,斗個沒完,一點兒沒有讓步的意思。

  1916年的9月下旬,孫洪伊整頓內務部,大動干戈,撤掉了一部分部內官員的職務。這種砸人飯碗的事,無論在哪個時代,做起來都是有絕大難度的。這些人一紙狀紙,將小孫告到平政院,即行政法院。這樣的案例,后來有一例特別著名的,就是魯迅告章士釗案。1926年,作為當時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章士釗,以煽動學潮為名,將担任教育部僉事的魯迅免職。跟這回內務部官員告孫洪伊一樣,平政院做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決。這次平政院議決內務部原命令違法,違反了《文官懲戒條例》和《文官保護法草案》,撤銷原議,裁決這些人回原部門任職。一般來說,雖然平政院的裁決,還需經過總統的認可,但只要裁決做出,作為總長的,大抵是要走人的,至少也得認賬。后來的章士釗,就因此而辭職了。

  但是強悍的孫洪伊,卻不肯退讓。他居然以平政院是1914年袁世凱設立的為由,質疑平政院的合法性。作為總統的黎元洪,也對孫洪伊表示支持,不肯在平政院的裁決書上蓋印,而按照孫洪伊的意思,把此案交給國會裁決。早受不了孫洪伊的小徐和老段,當然不能接受,他們索性提出要罷免孫洪伊。而孫洪伊則策動一部分國會議員,提出了對徐樹錚的彈劾案。府院之爭,卻在國會里打成一團。

 顯然,在平政院裁決這件事上,孫洪伊和黎元洪沒有多少道理。行政法院,原本就是受理行政訴訟的,包括行政體系內成員之間的訴訟。文官沒有重大過失,不能隨意撤職,是民主國家的通例,孫洪伊所為,不管有多少理由,本身就涉嫌違法。裁決出來,不利于自己,就說法院的存在不合法,近乎強詞奪理。盡管袁世凱稱帝犯了大錯,但1914年的時候,他還是國會,也包括孫洪伊自己,選出來的中華民國合法總統,不能說后來的袁世凱做錯了,凡是袁世凱做的事,就都是錯的。行政法院原本就是司法權對行政權的一種制約,如果總統站在行政一邊,輕易否定司法裁決,三權分立的原則就被破壞了。將司法部門對行政部門的裁決,交給國會裁決,更是沒有道理。作為立法機構的國會,怎么可以給法院的判決做裁定?在那個時代,各方勢力,包括內閣、總統、國會,還都沒有學會如何按照三權分立的規則運作,所有的法律、規則,都是權力斗爭的工具,合意,則遵守,不合意,則廢棄。對于府院之爭的兩大巨頭而言,黎元洪是受不了徐樹錚,而段祺瑞則是想去掉孫洪伊,兩個看似簡單的人事問題,卻演變成了一場打亂仗的內閣危機。

  由于丁世嶧是報人出身,一班報界老友,在府院之爭中,“聲氣相求,不知不覺多袒黎責段”,徐樹錚遂創辦《公言報》,反其道而行之。[33]政爭從來都伴隨著輿論戰,說是輿論監督,但政界不成熟,媒體也成熟不了,監督未了,各自站邊,也成了幫忙打架。

  當然,中國式的政爭,還是得依賴中國的方式來解決。法院也好,國會也罷,誰都說了不算。最后,還是得請出雙方都能接受的大佬,最終,在和事佬徐世昌的調停下,這一輪的府院之爭,以徐樹錚和孫洪伊雙雙去職而告結束。內務部總長換人,而徐樹錚也為比較溫和的張國淦取代。接著,在段祺瑞看來比較礙眼的總統府秘書長丁世嶧,也被免了,以比較隨和的夏壽康代之。

  但是,事情并沒有完,經過這番較量,黎段關系大壞,近乎撕破臉皮。而段祺瑞原本的尊重規則之心,也減了不止一分。府院之間,隔閡已深,幾個月后,雙方因為對德宣戰問題,最終,還是徹底鬧翻了。

2014-07-14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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