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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君山:與張鳴先生商榷“共和中的帝制”
歐陽君山:與張鳴先生商榷“共和中的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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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體制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之別,迄今主要是三種形式——帝制、民制和黨制。帝制和黨制可歸屬為政治私有制,民制以政治公有制自居。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政治公有制與政治私有制在中華大地再次進行了殘酷的對決,政治私有制再次勝出,但已不是帝制回流,而就是黨制。民制之所以被黨制淘汰,就像在市場競爭中,國企競爭不過民企,背后是產權結構在起作用。——題記

 
  2014年4月25日下午,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舉辦第499次雙周學術論壇,主題為《我為何要研究張勛復辟》,主講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教授張鳴老師。當某趕到現場時,張老師已經開講,在座有好幾位著名學者,包括專攻中國近代史的雷頤先生和馬勇先生。
 
  某對張老師頗有好感,緣于多年前讀過他批評中國當前學術體制的文章,令某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論及體制內學人都不得不高度自覺地制造垃圾。這可能讓一般的局外人感覺偏激,但以某對學界的接觸,為數不少的學人確實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制造垃圾。這似乎也是必然的,哪有那么多學術創新呢?大部分學人實際上只是拿學術公器練筆而已。
 
  更重要的當然是張勛復辟的話題,盡管歷史還沒有走過一百年,但人間的煙塵已經讓歷史的面貌模糊難辨。在歷史教科書中,張勛復辟被描述為逆流或倒退。可復辟逆流為什么在民國初一而再地發生呢?之前已在網上讀過張老師的一些相關文字,而且購買了他最新的著作《共和中的帝制》,比如他談到:無論袁世凱稱帝,還是張勛復辟,都找不出底層民眾的抗議;尤其是張勛復辟,北京的市民幾乎一片歡騰,家家戶戶掛龍旗,以至一時“洛陽旗貴”。不知這是不是符合歷史的真實,相信張老師有自己的考證,反正讓某感覺新鮮。
 
  這似乎印證了某在中共十八大后拋出的“黨制”論內稟的邏輯——產權清晰之道。從產權清晰的角度講,帝制把一個國家甚至天下歸屬于一個家甚至一個人,這正符合產權清晰之道,徹頭徹尾的人間正道私有“化”。中華歷史之所以“百代皆行秦政制”,民國初之所以在接連發生帝制回流事件,原因可能不在于歷史的慣性,而在于歷史的慣性所依循的產權清晰之道所迸發的強大力量。事實上,民國后來也沒有真正走向民制,而是走到了黨制,借用黑格爾主義常用的術語講,黨制乃對帝制的“揚棄”,它一方面繼承了帝制背后的深層邏輯——產權清晰之道,另一方面超越了帝制“家天下”的局促,同時還穿上了現代政黨政治的時髦外衣。
 
  正是帶著這種種思考,某聆聽了張老師的演講及幾位學者的評議,并簡單談了自己的思考及看法,可歸結為四點(較現場發言略有擴展):
 
  第一點,還原歷史現場是有意義的,這正是張老師研究張勛復辟的價值。由于利益博弈無所不在,歷史事實很容易被人為遮蓋或疏漏,歷史判斷很容易被人為放大或縮小,極端情況下,歷史甚至淪為仼人打扮的姑娘,乃至成為仼人捏揉的泥團。這就需要還原歷史現場,歷史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應該就是盡可能還原歷史現場,讓歷史自己說話。這正是《共和中的帝制》的價值,它為還原歷史現場作出了貢獻。
 
  第二點,坦率講,不太贊同張老師的最后結論,您似乎認為民制不可阻擋,個人沒您這樣樂觀。剛才馬勇老師好像提到習近平總書記前不久應邀在歐洲學院演講時的說法:“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不管怎樣,這是符合事實的。當然,這也非習總的新說法,而就是中共慣常的提法,即所謂“歷史的選擇”。但歷史的選擇實際上只是一個事實的描述,不構成真正的理論解釋,中共仍缺乏對自身體制的有效理論解釋。中共十八大后,某作了一個研究報告,題目叫《中國共產黨:敢問路在何方——注目禮破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普世價值》,從產權的維度高度實現了理論突破。縱觀人類歷史,政治體制也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之別,迄今主要是三種形式——帝制、民制和黨制。帝制和黨制可歸屬為政治私有制,民制以政治公有制自居。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政治公有制與政治私有制在中華大地再次進行了殘酷的對決,政治私有制再次勝出,但已不是帝制回流,而就是黨制。民制之所以被黨制淘汰,就像在市場競爭中,國企競爭不過民企,背后是產權結構在起作用。
 
  第三點,必須強調的是,一黨制不一定淪為一黨專制。黨制的題中之義即一黨制,因為產權清晰就意味著有且只有一個產權主體。在現代社會,一黨制的確很容易走向一黨專制,特別是在黨制理論嚴重不明的情況下。但一黨制并不等同于一黨專制,道理乃在于西方主流經濟學所講的另一條鐵律——邊際效應遞減。任何一個產權主體,他的時間是有限的,他的精力是有限的,他的生理是有限的,乃至他有形的一切都是有限的,這一點毫無疑問。正因為如此,任何一個產權主體能有效管控的“財產”也是有效的,邊際效應遞減決定了他的有效管控存在一個現實邊界,從而也就決定了:一個產權主體要實現自我利益及價值最大化,用中共的話語講,要實現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就必須與天下共治天下,乃至走向自由民主。這也就像一個民營企業,作為產權主體的老板如果追求企業利益及價值最大化,就必須盡可能超越一己之私,乃至達到公的境界,如此方能基業常青。這也從過去的中華帝制社會得到證明,多方學者的研究能夠佐證,過去的中華總體上堪稱農業文明、自然經濟條件下的自由自治社會。
 
  最后一點,簡單談一下“經”與“史”的關系。這是一個學術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雖也強調經史合一,但經與史有區別,經在史先,史以經為本,明經方能曉史,通經方可論史。從這一意義上講,做一個歷史學家是相當不容易的。近現代以來,學界對政治公有制呈現一邊倒的態勢,實際上是經不明、理未通,特別是受囿于一個冠冕堂皇并極其蠱惑性的先驗理念——人民主權(實質即政治公有制)。人民主權雖然叫得震天響,但實際上虛偽,就像國有企業的虛偽一樣,口口聲聲全民所有,實質上多淪為代理人操控。所以,當下的關鍵是辨明人民主權,尤其是其背后的公與私的問題:如何求公,是以私求公,還是以公求公?這里不詳細講了。
 
  某發言后,張老師進行了回應,認為政治私有制必須以存在市場競爭為前提,這實際上也就是于建嶸先生當初提的問題:姑且承認一黨制符合顛撲不破的產權清晰之道,可它公然違背同樣甚至更加顛撲不破的競爭之道,如何?某已在中共思想政治走向深思系列之三《為什么是一元天下而非多黨爭局》中作出解答,此不再贅述。該文后來寄發包括張老師在內的與會學者,目前沒有誰作出正式回應,還是老樣子:整個學界對黨制論不約而同地啞了!
2014-07-14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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