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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國強 等:1967年南京“一月革命”的失敗
董國強 等:1967年南京“一月革命”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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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長期以來,許多學術論著都將“文化大革命”頭兩年的派性武斗描述為試圖捍衛現有政治體制的“保守派”集團和試圖改變現有政治體制的“激進派”集團之間的斗爭。然而近年來的一些著述卻指出,政治沖突的軸心在1967年初各地黨政機構垮臺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與上述解釋體系的核心觀點相互抵牾。深入考察1967年1月南京奪權的失敗,有助于深化我們對相關問題的認知。事實上,奪權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它將那些地方黨政機構的捍衛者們趕下政治舞臺,并導致卷入奪權事件的造反派陣營的兩翼公開決裂。先前的造反派盟友轉瞬間反目成仇,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在艱難曲折的北京談判中不斷加劇與固化——而北京談判之所以艱難曲折,是因為中央的政治導向常常發生令人困惑的轉變。引起紛爭的,不是“保守派”和“激進派”關于重建政治秩序的不同主張,而是相互敵對的激進派別在新的權力架構中的不同地位。

 

  長期以來,學界似乎存在著一個廣泛共識——即“文化大革命”頭兩年的群眾派性沖突是“保守派”和“激進派”兩大勢力之間的斗爭,斗爭的目的在于塑造有利于自己的運動結果。按照這種解釋,處于政治制度頂端的毛澤東和從屬于“中央文革小組”的激進官僚們,在林彪和人民解放軍若干重要單位的支持下,與地方上的造反派組織——其成員主要來自在現行體制中處于邊緣或從屬地位的社會團體——結成同盟。游離于這些激進勢力之外的,是那些持保守主義立場的官僚和地方上的軍隊領導人——他們與那些在現行體制中受到偏愛的社會團體成員組成的群眾派別結成聯盟。[1]當一些西方學者以十分肯定的口吻提出這種解釋體系時,他們還無緣接觸“后毛”時期大量涌現的歷史文獻、回憶錄和重要人物口述史料。然而它卻長期廣泛流傳,并被英語學界奉為有關那段歷史的標準敘述。[2]到了“后毛”時期,這種解釋又受到一些曾在“文革”期間風云一時、而后流亡海外的中國作家的盲目追捧,因而其可信度似乎得到進一步確認。[3]

 

  然而最近一些年來,這個曾被廣泛接受的共識受到挑戰:挑戰針對的不是它對北京領導層中政治分歧的刻畫,而是其對省級和省級以下政治對壘的描述。徐友漁曾尖銳地指出,這種解釋過分夸大了與“社會沖突”相關的有限證據,混淆了1966年下半年“保守派—造反派”之間的分野與1967年1月奪權以后“激進派”組織之間的對抗。徐指出在1966至1967年間,在中國29個省級行政區劃中,只有6個地區可以認定自始至終存在著“保守派”和“激進派”的概念劃分。[4]Andrew Walder關于北京紅衛兵內部沖突的研究論著,細致描述了“天派”和“地派”之間的長期斗爭。這兩派的政治分歧似乎與一般認定的“激進”或“保守”概念毫不相干。[5]卜偉華在其新近出版的“文革”研究專著中沒有涉及上述理論問題,不過他對1967年許多地方省級權力斗爭的概述支持徐友漁的結論。[6]

 

  通過對南京“一·二六奪權”前后政治沖突的詳實考察,我們將更加深入地探討上述問題。事實上,這起奪權事件導致當地群眾派性組織分化重組,并在此后兩年持續影響著地方派性政治。卷入這場爭斗的造反派們先是在推翻江蘇省委的斗爭中結成聯盟,而后又在北京大人物策動的倉促奪權行動中發生分裂。他們之間的對抗與首都的派性政爭相互牽扯,后者激化與固化了本來十分細小的分歧。我們在這里看到的,不是重建政治秩序問題上的原則沖突,而是一系列含義模糊、變化無常的政治博弈。這樣的政治博弈很難用“保守的”或“激進的”概念加以定性。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歷史敘事將向人們揭示,一場起初由現行體制攻擊者挑起的反對現行體制捍衛者的斗爭,是如何迅速轉化為一場性質完全不同的斗爭的。

 

  1967年江蘇“奪權”的背景

 

  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得到最高當局的贊賞,引發了一波席卷中國大地的群眾奪權浪潮。盡管當時的輿論宣傳充斥著“群眾運動”的激進修辭,毛澤東卻始終堅持黨政官員和軍隊干部在“革命委員會”中的主導地位。接踵而至的,是對具有獨立傾向的激進組織的大力遏制。上海“一月風暴”本質上是由張春橋(他身兼上海市委和北京“中央文革”雙重領導職務)領導的一次旨在打倒上海市委領導班子的體制內政變。張的成就主要表現為重建地方秩序、收服工人運動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7]

 

  中央領導層導演了上海的奪權事件,并在相當程度上成功地實現了預期目標。該市在奪權后沒有像中國其他地區那樣陷入派性武斗的泥潭。上海模式中的一些關鍵因素顯然具有排他性:毛毫不含糊地支持張春橋成為新的地方領導人,中央高層在迅速恢復當地秩序的問題上存在共識,造反派勢力在聽命于北京的造反派頭頭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在上海1月6日事件得到媒體贊揚后的30天內,其他23省的首府也宣布奪權。然而在1967年的頭11個星期內,北京當局只承認其中4省奪權合法。[8]在這幾個省,毛澤東和“中央文革”都選擇一位政治姿態激進、得到他們信任、同時具有相當地位和經驗的省委領導人重建秩序。[9]其中最后一個獲得迅速承認的是3月18日山西奪權。此后直到8月,其他各省的奪權都沒有得到中央確認。與此同時,地區性的權力斗爭在全國范圍爆發。[10]

 

  如果沒有北京的明確支持以及隨之而來的軍隊方面的支持,任何奪權行動都不會成功。這需要地方參與者與中央領導人之間的緊密配合。在中央,發揮重要作用的是周恩來和“中央文革”。他們向毛澤東提供建議——這些建議常常顯示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導向,然后由毛做出最后的決定。[11]周恩來的優先考慮是盡快重建地方權力機構和恢復交通與工業生產——這兩者都在1966年下半年遭到嚴重破壞。周在1966年秋天曾試圖阻止造反運動向工廠農村蔓延,但是沒有成功。當動亂急劇升級后,他變換策略轉而積極鼓勵造反派“奪權”,以便在“奪權”后迅速重建地方權力。另一方面,“中央文革”的當務之急則是確保新的掌權者效忠于他們和他們的主張。他們并不急于重建秩序。上述兩種考量之間的相互抵牾是顯而易見的,因而“中央文革”疑慮周恩來是否會因權宜之計而犧牲政治原則。中央領導層內部的意見分歧常常導致僵局,很多問題久拖不決,連毛澤東也很難迅速做出決斷。在南京個案中,北京高層的內部沖突和優柔寡斷,使得與“奪權”有關的一系列問題變得含混不清,加劇了造反派內部的分裂。

 

  南京個案很好地詮釋了為什么復制上海模式如此困難——以及為什么那些激進團體會在推翻地方當局后如此迅速地分裂為相互對立的兩派。1967年1月26日,當地一個龐大的造反派聯盟宣布奪權。這促成在北京舉行的任命新的地方領導班子的艱難談判。南京的造反派們無法就分享權力達成一致,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在選擇哪位地方干部担任過渡權力機構一把手的問題上意見相左。僵局加劇了江蘇的派性斗爭,迫使北京于3月5日宣布該省實施軍管——派性沖突受到遏制,但未得到妥善解決。

 

  我們能夠對南京的情況做出深入分析,是因為我們所占有的資料一般而言較為稀缺。其中包括一套近乎完整的《八·二七戰報》——由當地一個主要派別主辦的報紙——和一部由南京市檔案館在1980年代中期編印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當時只印發十本向各方征求意見,后來也沒有機會公開出版。此外,我們還擁有北京談判期間當地造反派頭頭與中央領導人多次會談的記錄,近年來公開出版發行的回憶錄和大事記,以及第一作者與許多親歷這些事件的主要造反派頭頭的訪談資料。

 

  南京地方黨政機構的垮臺

 

  “奪權”一詞的本意是用武力推翻當局。然而南京的地方政權在1966年年底已經近乎徹底癱瘓。[12]這個過程始于11月,當時省委主要領導成員們不得不多次陪同造反派赴北京請愿。[13]到12月底,造反派們包圍省委大院,要求領導干部們出席批斗會、坦白交代罪行、與造反派簽訂協議。這些行動引發了保守派工人組織“赤衛隊”與造反派之間的街頭對壘。他們也派人前往北京請愿。[14]在毛澤東肯定了1月4日和6日上海兩大報刊奪權以后,南京的保守派組織放棄了抵抗。[15]他們的最后抗爭是所謂“一·三事件”——期間保守派和造反派組織在市內發生武斗,造成鐵路交通和長江航運的阻斷。[16]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于1月22日向北京發出特急電報,報告省委已經停止工作。[17]從那天起,省委書記處成員江渭清、陳光、許家屯和彭沖等人遭到造反派監禁,并經常被拉到群眾大會上批斗,還被迫在脖子上掛上牌子游街示眾。[18]一個大型造反派聯盟組織——“江蘇省紅總”——開始代替江蘇省委發號施令。[19]

 

  1月17日,當地造反派幾大組織的代表們決定成立“江蘇革命造反聯合會籌委會”,文鳳來和張建山當選主要頭頭。文鳳來是南京大學政治系講師、“南大紅色造反隊”一把手和“江蘇省紅總”的后臺老板。[20]張建山是南大數學系高年級學生、“南大紅色造反隊”和“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聯會”的重要領導人。[21]造反派控制了大眾傳媒,但他們并未打算向省委奪權。與北京的情況一樣,南京造反派勢力的發展壯大,是其核心成員在“文革”初期遭受工作隊懲罚后不斷抗爭的結果。[22]一旦他們從地方當局那里獲得平反和道歉,他們的核心訴求便得到了滿足。他們期盼的不是奪權,而是由中央罷免那些最壞的地方官員,同時對在斗爭中涌現出來的群眾組織予以承認和保護。

 

  周恩來的意外介入

 

  南京的造反派們是在周恩來的反復敦促下實施奪權的。這看起來似乎有悖常理——因為周恩來一直努力抵制“中央文革”的激進主張。然而他的行動其實并不難理解。南京的地方政權已經垮臺了,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和公共服務變得一團糟。在毛澤東肯定上海奪權之后,重建秩序的唯一途徑便是誘導造反派聯合“革命干部”和當地駐軍實施奪權,而后建立一個革命委員會。周的介入是為了加速這個進程并達成預期的結果。

 

  周恩來于1月中旬主動聯系葛忠龍。葛是“南大八·二七”的發起人之一。幾個星期前,他前往北京狀告南京地方當局,得到過周恩來的接見。[23]1月16日,周的一位秘書打電話給葛,告訴他南京造反派應該盡快提交一份奪權方案。葛立即向其他造反派頭頭傳達了這個信息,同時也向高嘯平、梁輯卿、杜方平、吳大勝等人做了通報。高嘯平是較早支持造反派的省委干部。[24]梁、杜、吳是南京軍區干部,曾任省委駐南大工作隊副隊長,于1966年秋表態支持學生造反派。[25]以《解放軍報》記者名義派駐南京的“中央文革”代表邢文舉也接到葛的通報。[26]邢文舉隨后起草了一份奪權方案。[27]1月21日,周的秘書再次致電葛忠龍,敦促造反派們加快行動步伐。[28]

 

  周恩來還在1月中旬打電話給“八·二七”的另一個頭頭曾邦元,詢問他對上海奪權事件的看法。[29]曾回答說:“我們支持中央的決定,支持上海造反派奪權。”周隨后問曾,南京的造反派是否也準備奪權。在得到否定答復后,周問:“那你們如何以實際行動支持中央的決定呢?”曾回答說,造反派覺得自己沒有能力管理江蘇。停頓了一會后,周在電話那頭解釋道:所謂奪權,并不是真地要造反派們接管政府,而是要他們監督那些在任的官員做好工作。曾回答:“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可以奪權。”周隨后指示曾邦元與南京軍區取得聯系,盡快提交一個奪權方案。周還于1月23日打電話給南京軍區干部梁輯卿,表揚他和南京軍區“幫助揭開了江蘇階級斗爭的蓋子”,并要他們考慮一下奪權問題。[30]

 

  周恩來的上述舉動與1月22日《人民日報》相互呼應——該報當天在頭版發表了三篇文章,號召所有“無產階級造反派”奮起奪權。[31]22日下午,周恩來和陳伯達在北京接見全國各地的造反派頭頭。周在講話中強調,(一)各地的奪權必須以造反派的大聯合為基礎;(二)各政府機關內部的造反派應該在奪權中發揮主導作用,社會上的造反派予以協助;(三)各級政府官員在奪權期間應該堅守崗位、繼續履行其日常工作職責,并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32]在周恩來和《人民日報》的激勵下,南京的造反派開始行動。1月22、23和24日,造反派頭頭們開會商議奪權事宜。《解放軍報》記者、“中央文革”代表邢文舉出席了這些會議,并起草了一個“奪權委員會”名單。梁輯卿、杜方平、吳大勝也出席會議表示支持。會議期間,以文鳳來為首的“奪權委員會”宣告成立。

  這些會議種下了造反派不和的種子。若干重要組織的代表指責會議“缺乏民主”,反對“奪權委員會”的人員構成,宣布退出會議。結果,“南大八·二七”的頭頭們——其中最著名的是曾邦元——被排除在委員會之外。[33]奪權議程繼續推進,但造反派隊伍現在分裂為兩派:一派參加了奪權行動,而另一派則沒有。

 

  1月25日午夜后不久,“奪權委員會”派出一萬多名造反派成員分赴省市委下屬的各個機構奪權。[34]南京軍區事先得到通知,屆時宣布實施宵禁,以確保造反派的奪權行動不受阻礙。[35]其實當地黨政機構早已癱瘓,根本無法組織任何抵抗。所謂“奪權”行動虎頭蛇尾,不過是在政治上走個過場。

 

  “奪權委員會”事先向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報告了奪權方案,并獲得他們的批準。[36]然而造反派陣營的分裂違反了周恩來關于奪權的首要原則——造反派的大聯合。參與奪權的造反派們在南大召開會議慶祝他們的勝利。中途總理辦公室打來電話,指示與會者們暫緩對外宣布奪權。經過一番討論,他們還是公開宣布了奪權的消息。[37]隨后張建山代表“奪權委員會”致電總理辦公室說明情況,試圖爭取他的支持。[38]

 

  反對奪權的造反派們受到北京電話指示的鼓舞,沖進《新華日報》社阻止該報發布奪權消息。1月28日凌晨,周恩來的秘書又打來電話說,由于造反派們意見分歧,中央準備召集各有關方面代表赴北京匯報奪權情況、商談組建過渡權力機構事宜。[39]盡管如此,奪權派們還是在1月28日《新華日報》上發布了奪權消息,并于1月30日在五臺山體育場召開了一個慶賀奪權成功的群眾大會。[40]南京軍區派出4000名指戰員參加大會,軍區一位副司令員在會上發言支持奪權,會后還在市區舉行了軍民聯合武裝大游行。[41]

 

  周恩來首鼠兩端——先是策動奪權,而后又拒絕賦予其合法性——似乎取決于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當然是奪權前夕造反派陣營的分裂。不過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缺乏一位中央了解并信任的高級官員去領導新的權力機構。南京造反派領袖文鳳來不過是一名普通黨員、退伍轉業軍人和大學講師。“奪權委員會”核心成員中沒有一位高級黨政干部或軍隊將領。周恩來策動奪權的目的在于重建秩序,而現在的情況與他的預期相去甚遠。周的后續干預顯示,他當時最關心的是過渡權力機構的“一把手”人選。

 

  艱難的北京談判

 

  周恩來指示南京軍區組織一個代表團赴北京。他強調這個代表團必須包含支持和反對奪權的兩派造反派代表、原省委領導干部代表和南京軍區的代表。[42]杜方平大校受命組建代表團,并担任軍方代表。原省委書記處成員李士英和包厚昌被選為“革命干部”代表。[43]文鳳來和其他幾位來自高校、工廠和其他單位的造反派頭頭被選為“奪權派”代表。反對奪權的造反派們希望由曾邦元代表他們,但是遭到奪權派的激烈反對。最終,南京大學生物系調干生、“八·二七”二號人物袁服武和來自其他高校的兩位造反派頭頭當選“反對派”代表。周恩來事先審閱了代表團名單,下令在名單中增加原江蘇省委第二書記陳光。[44]

 

  江蘇代表團于2月7日抵達北京,那些贊成奪權的代表團成員對獲得中央的支持信心十足。然而他們的信心很快便發生動搖。代表團住進賓館的當晚,便有一位自稱是中央辦公廳干部的人造訪。他說他要護送李士英去見“一位中央高級首長”。他拒絕回答為什么中央首長要單獨接見李士英,他要去見哪一位中央首長,也拒絕了其他人陪同李士英一起去見那位“中央首長”的請求。結果代表團沒讓他帶走李士英。[45]

 

  第二天,周恩來和譚震林召見江蘇代表團。造反派們對隨后發生的事情深感意外。周恩來一上來便拿出最新一期《紅旗》雜志,指著上面的社論《論無產階級的革命紀律和革命權威》[46]說道:

 

  你們奪權我們已經看到,中央要經過與你們會談才能表示支持或不支持。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沒有黨和毛主席領導,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保護,沒有解放軍的大力支持,又怎么能夠奪權呢?今天的奪權,是1949年奪權斗爭的深入和繼續。但情況不同了。主席批示我,各省奪權后,要一個一個地接見。昨晚我委托康生同志先找李士英同志來談一談,你們要派人來監視,來記錄。我們這樣支持你們,你們這樣不尊重我們,我很難過。你們……給不給中央權力呢?[47]

 

  造反派們現在才意識到,中央謀求在各地奪權問題上的絕對權威。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轉呈了譚震林、陳毅等人聯名起草的一份請示報告,建議將十多個省的省委領導人——包括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召到北京加以保護。[48]2月8日,南京軍區派人前往南京炮兵指揮學院,將被造反派關押在那里的江渭清解救出來,并用專機送往北京。江渭清在北京接受了體檢,又洗了澡刮了胡子,然后被安頓在京西賓館休息。[49]

 

  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里,周恩來和譚震林多次與江蘇代表團內的不同群體舉行會談,促使他們達成共識。[50]周和譚的意圖很快便清楚地顯現出來:他們希望江渭清成為過渡權力機構的“一把手”。2月9日,譚震林單獨召集舊省委干部和杜方平開會。他輕描淡寫地批評了江蘇省委的政治錯誤,同時強調江渭清是近年來敢于質疑劉少奇“桃園經驗”的少數幾個省委書記之一。他隨后提出以江渭清為首的新權力機構的組閣方案。[51]

 

  周恩來在與造反派頭頭的一次私下接觸中表達了相同的意思。他告訴他們,《紅旗》雜志即將發表一篇正確處理干部問題的新社論。[52]在解釋該社論的內容時,周說:“我們必須正確對待那些犯過錯誤的干部。……老干部參加新的權力機構對我們的奪權斗爭有利,因為這些老干部有著豐富的斗爭經驗和很強的組織能力。”[53]周還告訴造反派:江渭清同志是經過戰爭考驗的“老革命”,對黨忠誠,所以中央打算讓他領導新的革命委員會。[54]

 

  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盡管代表團中的那些舊省委干部立即同意周、譚的提議,其他很多人卻對此持強烈的保留態度。文鳳來和杜方平對周、譚的提議深感困惑和不安。據史料記載,文鳳來在一次會議上與譚震林發生爭執,強調江渭清的錯誤非常嚴重。[55]杜方平不敢直接頂撞周恩來和譚震林,但他內心不滿、試圖拖延。當周恩來催促他表態時,杜方平推托說需要先向南京軍區首長請示。[56]周恩來立即反問道:“我現在代表中央處理江蘇問題,你認為南京軍區領導敢反對中央嗎?”[57]

 

  最終,支持奪權的造反派們迫于中央的壓力同意了這個提案。周恩來和譚震林于是安排江渭清的秘書班子進京,替他起草未來在群眾大會上站隊亮相的自我批判發言。[58]至此,一個由原省委領導干部、軍隊“支左”干部和愿意合作的群眾組織代表組成的新的江蘇地方權力機構可謂呼之欲出。

 

  反對奪權的造反派們

 

  在江蘇代表團赴北京談判期間,反對奪權的造反派們組織了自己的代表團——“江蘇控告團”。這些造反派也在推翻南京地方政權的斗爭中扮演了領導角色。當地第一個群眾組織——“南大紅色造反隊”——成立于1966年8月23日。南大政治系講師、共產黨員文鳳來是該組織主要領導人。第二個造反派組織——“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聯會”——于4天后宣告成立,主要頭頭是數學系青年教師曾邦元。這兩個南大造反派組織聯手打敗了支持省委的“南大紅旗戰斗隊”。然而到1966年11月造反運動溢出大學校園后,這兩個同盟組織為擴大各自的社會影響力而展開競爭。不久他們分別組建了兩個全市性的造反派聯盟:一個是以“南大紅色造反隊”為首的“江蘇省紅總”,一個是以“南大八·二七”為核心的“南京八·二七”。這兩大聯盟組織合作打垮了保守派聯盟組織“南京廠礦企業工人赤衛隊”。然而共同的敵人剛剛消失,他們之間圍繞省市群眾運動領導權的潛在競爭便再度升溫。一些“八·二七”頭頭——如曾邦元和袁服武——反對“省紅總”方面提出的奪權動議。然而對他們來說很不幸的是,奪權行動并沒有因為他們的反對半途而廢。意識到自己有可能錯失良機,“八·二七”的兩個頭頭張建山和葛忠龍臨陣倒戈,支持奪權。

 

  因為“八·二七”和它的幾個同盟組織從奪權行動中退出,所以他們在由28人組成的江蘇赴京代表團中僅占3席。為表達不滿,他們在南京掀起一輪宣傳攻勢,指責“一·二六奪權”反映的是少數造反派頭頭的政治野心,而非廣大群眾的意愿。支持奪權的造反派們隨即對他們上綱上線,宣稱“誰反對‘一·二六奪權’,誰就是反革命!”[59]

 

  周恩來和南京軍區對“八·二七”方面節外生枝心存不滿,然而他們得到“中央文革”代表邢文舉的支持。像邢文舉這樣的“中央文革記者站”派駐各地記者,其使命原本僅限于向中央匯報各地造反運動的開展情況。但事實上,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與當地群眾組織建立了深厚的關系,并積極支持他們的造反活動。邢在南京便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他起草了江蘇奪權方案,并參與策動當地造反派奪權。他注意到“南大八·二七”的組織規模大大超過了其校內競爭對手“南大紅色造反隊”。在1966年秋天,南大造反派學生組織1300多人前往首都控告南京地方當局的所作所為時,公開打出的旗號是“南大八·二七”。所以許多中央領導人一談到南京的造反運動便會聯想到這個名字。[60]不過“紅色造反隊”的頭頭文鳳來是南京最著名的造反派領袖。他是南大最早起來批評工作隊的少數師生之一。1966年8月他赴北京告狀時,被康生指定為“革命教師”代表,在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上登上天安門城樓,第二天《人民日報》的報道中還特別提到他的名字。[61]因而在邢文舉看來,新的權力機構應該包括文鳳來(杰出的造反派領袖人物)、“八·二七”(革命群眾組織的楷模)、以及高嘯平(“革命干部”代表)和 梁輯卿、杜方平、吳大勝(軍隊干部中的“左派”代表)。[62]

 

  邢文舉的看法與周恩來的組閣設想相左,導致他們之間關系的疏遠。周恩來讓南京軍區——而非“中央文革”代表邢文舉——組建江蘇代表團就是一個明證。邢文舉對“八·二七”頭頭曾邦元和與“八·二七”關系密切的省委“造反”干部高嘯平被排斥在江蘇代表團之外非常惱火。他沒有隨同按照周恩來意圖組建的“江蘇代表團”赴京匯報奪權情況、商議組閣方案,而是幫助曾邦元和高嘯平組織了一個“江蘇控告團”赴京反對奪權。

 

  “江蘇控告團”于2月10日抵京后,周恩來起初拒絕接見他們。他們不得不自己尋找住宿的地方,在“全國總工會”辦公大樓里打地鋪。[63]不過“中央文革”對他們的到來表示歡迎,安排他們到北京航空學院招待所住宿。[64]江青和康生還在釣魚臺秘密接見了南京左派干部高嘯平。[65]得知這個情況后,周恩來立即與“控告團”取得聯系,讓他們搬到更為舒適的居所——京西賓館。[66]

 

  深諳權變之道的周恩來最終同意“控告團”成員參加談判會議。[67]出于他預料的是,“控告團”絕大多數成員立即表態支持江渭清復出的方案。[68]“控告團”需要得到中央高層的支持,只要他們的競爭對手不在新的權力機構中掌握實權,他們愿意接受任何解決方案。然而激進干部高嘯平反對江渭清復出。他已經接受“中央文革”的指派,秘密調查江渭清涉嫌一項派性謀殺陰謀的指控。更重要的是,高嘯平知道一旦江渭清重新掌權,他必定會遭到打擊報復。周恩來對高嘯平非常惱火。他強調高的職位太低不能代表省委領導層。他還明確責令高脫離“控告團”返回南京。[69]

 

  “中央文革”的動作

 

  周恩來扶植江渭清復出以穩定江蘇局勢的努力,很快便因中央領導層的內部沖突而擱淺。2月16日,著名的“懷仁堂事件”發生——這個事件是隨后反擊“二月逆流”運動的前奏。在當天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譚震林、陳毅和徐向前因不滿“中央文革”成員攻擊老干部,與之發生激烈對抗。[70]毛認定這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攻擊,于19日在他的住所召集政治局會議,責令譚、陳、徐三人停職反省。[71]譚震林拒絕反省自己的錯誤,還在激憤之下致信林彪,表示要與“中央文革”那幫激進分子斗爭到底,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72]毛澤東更加震怒,指示周恩來召集一系列政治局會議批判譚震林。這些會議始于2月25日,導致周恩來穩定江蘇努力的失敗。[73]

 

  譚震林協助周恩來處理江蘇問題,積極支持江渭清復出。在革命戰爭年代和1950年代初期,江渭清曾在譚震林領導下工作。[74]譚震林遭到貶斥后,“中央文革”不但否決了江渭清復出的方案,而且試圖借助這個事件扳倒周恩來。2月25日,江青和康生將江蘇省委第二書記陳光召到釣魚臺。他們告訴陳光,他們正在調查江渭清復出的幕后主使。陳光為了保護周恩來,把責任全部推到譚震林頭上。據說康生很生氣。他指著陳光的鼻子大聲呵斥道:“你陳光,不光明磊落!”[75]高嘯平告訴其他“控告團”成員,譚震林犯了嚴重錯誤,“控告團”應該將譚在北京談判期間的所作所為寫個材料,上報“中央文革”。[76]3月2日,“中央文革”成員接見原“江蘇代表團”成員,透露了一個新的決定。他們說江渭清已經被打倒,希望代表團在原省委領導干部中推薦一位“革命干部”担任新的“三結合”權力機構一把手。王力暗示代表團提名他們的對手高嘯平,但是沒有得到積極回應。[77]

 

  僵局:江蘇軍管

 

  當兩派代表在北京談判期間,南京的局勢逐漸失控。造反派組織之間的武力沖突不斷加劇,雙方都想通過武斗削弱對方實力,從而對北京談判施加影響。[78]許多其他省份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周恩來迫于形勢,自2月26日起連續召集軍隊高級干部會議。這些會議提出了處理各省奪權問題的新辦法。在3月份出臺的一份文件中,中央高度贊揚了各地的群眾造反運動,同時對造反派之間的分裂和對抗提出嚴厲批評——指出“走資派”利用造反派的分裂對抗搞“假奪權”,挑起武斗事件,使得各地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遭受嚴重破壞。因而,中央決定派出軍隊“支左”,并在一些地方實施軍管。今后各地奪權要采取“三步走”的辦法,即首先將權力全部集中到軍隊手里;其后由軍隊將權力移交給由群眾組織代表、軍隊干部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組成的“三結合”過渡權力機構;最后通過巴黎公社式的選舉產生永久性的革命權力機構。[79]

 

  江蘇于3月5日被置于軍管之下。當天,周恩來和康生聯袂接見江蘇代表團和江蘇控告團全體成員,宣布中央將與南京軍區進一步商討新的權力機構組成辦法。[80]兩派代表除了表示支持中央決定之外沒有其他選擇。歷時近一個月的談判到此結束。3月10日,“江蘇省軍管會”宣告成立,南京軍區政委杜平被任命為“省軍管會”主任。“奪權委員會”被勒令解散。[81]當地公安機關和報紙電臺被軍隊接管。工廠、車站、碼頭、郵局等單位也派駐了軍代表。造反派頭頭們被組織起來辦學習班,批判檢討自己的錯誤。[82]

 

  結論

 

  南京奪權的失敗,有助于大大深化我們對各省派性政治的認知。需要首先指出的是,在周恩來介入之前,南京的造反派們并未想到過奪權。大量訪談資料顯示,造反派們覺得一旦他們從先前打擊迫害他們的地方當局那里獲得平反和道歉,摘掉了對他們不利的政治標簽,他們的主要目標便實現了。他們努力尋求的,是證明其先前反抗行為的正當性,而非對現行政治體制進行激進變革。奪權是北京的主意。

 

  其次,是導致1967年造反派分裂的因素。奪權問題上的公開對抗源自1966年下半年兩大造反派聯盟之間的微妙競爭。當“八·二七”因反對其競爭對手的主導地位而宣布退出奪權行動時,他們突然面臨被邊緣化的處境。他們其實并不反對奪權,他們所反對的是其在奪權行動中被賦予的從屬地位。在他們因否定奪權而被視為“反革命”遭受打壓時,他們全力以赴進行抵抗,正如他們先前抵抗南京地方當局強加給他們的罪名一樣。他們顯然不愿意在獲得當局的平反和道歉之后,再被昔日的盟友貼上同樣的標簽、施以同樣的壓迫。造反派陣營內部的分裂與他們1966年12月間同捍衛省市委的“保守派”組織的斗爭存在根本性的差異。我們無法將這種新的派性分野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界定為“激進派”或“溫和派”。這些標簽在南京語境中變得毫無意義。由周恩來策動的奪權行動是“激進的”還是“保守的”?造反派們是否知道周恩來打算讓江渭清復出?反對奪權的造反派們是應該被歸類于“激進派”——因為他們反對重建秩序?還是應該被歸類于“溫和派”——因為他們贊成周恩來扶植江渭清復出的計劃?處于對立狀態的造反派組織出于策略考慮而頻繁地變換各自的立場,使得我們無法給其中任何一方貼上那些政治標簽。然而他們之間的分野卻是真實的和易于感知的。

 

  第三,是關于南京奪權失敗的原因。南京的奪權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北京高層無法在選擇哪一位高級領導干部出任新政權“一把手”的問題上達成共識。周恩來和“中央文革”都無意讓一位造反派頭頭領導新的地方權力機構——這無疑反映了毛澤東的個人看法。周恩來希望江渭清復出,而“中央文革”則屬意于高嘯平。周恩來顯然十分討厭高,并且認為他的行政級別不夠,而實施奪權的造反派們則將高看作自己的對手。反過來,“中央文革”無法容忍江渭清的復職,利用譚震林的落馬挫敗了周恩來的努力。然而他們卻無法讓代表團——或者,顯而易見的,讓毛澤東——認同高嘯平。在這樣的僵持中,南京的暴力沖突不斷升級。唯一的權宜之計是將江蘇置于軍管之下——實際上是將新政權的組建無限期地擱置起來。此舉雖然暫時遏制了派性武斗,卻無法實現長治久安——當軍方的權威在1967年的一系列事件中遭受破壞之后,當地的派性武斗死灰復燃。[83]

 

  最后,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1967和1968年困擾中國的群眾派性沖突是否可以被準確無誤地界定為“保守派”和“激進派”之間的斗爭?至少南京的情況不是這樣。造反派陣營內部兩股勢力的分歧直到奪權前夕才公開爆發出來。而且2月中旬的北京談判似乎正朝著解決分歧的目標邁進。歸根結底,他們之間的分歧在于如何擺平兩派在新的權力架構中的相互關系,而不是對中國政治和社會制度的不同主張。兩派都同意江渭清出任革命委員會一把手,盡管其中一方并非心甘情愿。而且雙方都不反對軍管。只有省委干部高嘯平竭力反對周恩來的計劃,并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他們將周恩來的努力視為一種赤裸裸的資本主義復辟企圖。當周恩來的計劃因譚震林的清洗而遭受挫敗之后,毛和周轉而采取一種牽制策略——即實施軍管。然而讓軍隊置身于懸而未決的派性斗爭之中,后果是十分嚴重的。

 

  本文譯自英文,原標題為Nanjingian’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刊載于英國劍橋大學主辦之The China Quarterly,Vol. 203, September 2010, pp.675-692。第二作者Andrew G. Walder是美國斯坦福大學資深教授、國際知名“文革”研究專家。

 

  [1] 有關這種解釋的經典表述,參見Hong Yung Lee,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esp. pp. 5-6。后來發表的許多論著都對此加以引述。

 

  [2] 詳見Ba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Harry Harding,“The Chinese State in Crisis”, in Roderic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2-166; 以及Maurice Meisner,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3rd ed.)(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3] 詳見Hua Linshan, Les Années Rouges, trans. Henri Leuwen et Isabelle Thireau.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7; 華林山:《文革期間群眾性對立派系成因》,刊載于劉青峰主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劉國凱:《廣州紅旗派的興亡》,香港:博大出版社,2006。

 

  [4]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第18-21頁和第81-109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5] 詳見Andrew G. Walder,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此前的許多論著往往認定“天派”為“保守派”,“地派”為“激進派”。參見Le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216-229。

 

  [6] 詳見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第383-428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7] 詳見Andrew G. Walder,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8), 以及Harding,“The Chinese State in Crisis,” pp. 152-166。

 

  [8] 北京、天津、內蒙、福建和湖南五地沒有發生以“上海模式”為藍本的奪權。詳見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383-428頁。

 

  [9] 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因模仿毛澤東公開支持造反派,在該省的“奪權”事件中幸存下來。其他幾位幸運兒則在關鍵時刻向其頂頭上司造反:他們是山西省副省長劉格平;山東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貴州省軍區副政委李再晗。詳見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304-308頁和383-392頁。另見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71-173。

 

  [10] 在北京,造反派組織在1966年底打敗其“保守派”對手后立即發生分裂,無法聯合起來實施奪權。作為替代,毛澤東指令公安部和北京衛戍區于4月間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組建了一個革命委員會。詳見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ch. 8. 另見卜偉華:《砸爛舊世界》,第392-399頁。

 

  [11] 詳見毛澤東關于各地奪權問題的多次指示,載于《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12] 董國強:《江蘇“一·二六奪權”前后的權力角逐》,《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7年6月號。

 

  [13] 南京市檔案館編:《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22、24和27頁。

 

  [14]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第540-542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15] 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就“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事件的談話》,1967年1月8日,刊載于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另見《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35頁。

 

  [16] 當時南京長江大橋尚未建成,火車必須通過輪渡橫渡長江。南京的武斗阻斷了這條動脈,使得工業重鎮上海與華北各地的交通運輸徹底中斷。這令人信服地解釋了周恩來為何如此關注南京的局勢。關于當時的武斗情況,詳見《南京大學八·二七革命串聯會緊急聲明》,《八·二七戰報》,1967年1月5日,第一版;《南京十多萬革命造反派舉行“一·三血案”聲討大會》,《八·二七戰報》,1967年1月11日,第一版;《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34頁;《中共江蘇省委關于南京“一·三事件”的平反決定》,1978年12月30日,刊載于中共江蘇省委黨史辦公室編:《撥亂反正:江蘇卷》,第401-403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1-543頁。

 

  [17] 《江渭清給中共中央的特急電報》,1967年1月22日,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18]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4-545頁;另見《自絕于人民的江渭清絕沒有好下場》,《農奴戟》,1967年3月8日,第四版。

 

  [19] 耿昌賢訪談,揚州,2007年2月1日。“文革”爆發時,耿是南大外文系法語專科班二年級學生。他參與發起“南大紅色造反隊”,后來又參與發起“省紅總”,并成為這兩個組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20] 他是一名退伍轉業軍人、共產黨員,當時30多歲。

 

  [21] 他是數學系團總支副書記、系學生會主席。他和葛忠龍都是“紅色造反隊”的早期成員。“紅色造反隊”因自身吸收組織成員的標準較高,于是決定派張建立一個外圍組織——“八·二七革命串聯會”——以吸引許多希望加入造反運動的群眾。后者的組織規模很快便超過了“紅色造反隊”,并進而與之競爭群眾運動領導權。

 

  [22] 關于北京造反派的情況,詳見Walder,Fractured Rebellion, ch. 6。

 

  [23] 本段敘述基于葛忠龍訪談,阜寧,2007年4月14、15日。葛是南大數學系高年級學生。1966年12月,他率領一個南大造反派代表團前往北京控告南京地方當局。1967年南京“一·三事件”發生后,他在1月6日、7日和8日連續三次受到周恩來接見。參見《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0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24] 高嘯平“文革”爆發時是江蘇省委統戰部長。他在1960年代初受到過省委的處理,個人仕途因而大受影響。他的妻子是南大中文系調干生、“南大八·二七”成員。

 

  [25] 梁輯卿是江蘇省軍區副政委,少將軍銜;杜方平是南京軍區國防工業部部長,大校軍銜;吳大勝是南京軍區后勤部副部長,大校軍銜。

 

  [26] 這些以《解放軍報》記者身份被派往各地的“中央文革”代表在當地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參見Walder,Fractured Rebellion, ch. 6.

 

  [27] 《一·二六奪權前后》,《革命造反報》,1967年2月17日,第二版。

 

  [28] 葛忠龍訪談。

 

  [29] 本段敘述基于曾邦元訪談,南京,2007年11月28日。曾1964年從南大數學系畢業后,留校担任政治輔導員。他在上學期間入黨,“文革”爆發時是數學系團總支書記。

 

  [30] 《訪問梁輯卿同志記錄》,《革命造反報》,1967年2月18日,第四版。

 

  [31] 詳見《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一切權力歸革命造反派》、《造反就是要奪權!》,刊載于《人民日報》,1967年1月22日,第一版。

 

  [32] 《周恩來同志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對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大奪權問題做重要指示》,1967年1月22日,刊載于《中央負責同志講話抄錄(第三輯)》,第194-195頁,未標明編輯出版者,1967年1月印發。

 

  [33] 《一·二六奪權前后》。另見《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38頁。

 

  [34] 《奪權記》,《紅衛兵報》,1967年2月15日,第一版。

 

  [35] 《一·二六奪權前后》。另見《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40頁。

 

  [36] 葛忠龍訪談。耿昌賢訪談。邢文舉在回憶錄中否認他事先得到造反派方面的通知,不過他暗示南京軍區和北京中央確實在事先批準了奪權方案。詳見邢文舉口述、楊民青整理:《為“中央文革”做記者的日子(上)》,刊載于《老照片》,第59輯,第6-7頁,2008。

 

  [37] 《“文記”奪權委員會罪惡種種》,刊載于《革命造反報》、《東方紅戰報》、《八·二七戰報》、《紅衛兵報》聯合專刊,1967年2月23日。

 

  [38] 《“文記”奪權委員會罪惡種種》。

 

  [39] 《驚呼省委書記處》,《東方紅戰報》,1967年2月9日,第四版。

 

  [40] 《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奪權聲明》,《新華日報》,1967年1月28日,第一版。另見《一·二六奪權前后》。

 

  [41]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42頁。此前不久,毛澤東曾指示南京軍區派部隊出席安徽合肥的群眾大會,以表明軍方的“支左”立場。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卷,第197-198頁。

 

  [42]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42-43頁。

 

  [43] 李世英長期在康生手下工作,1960年代初調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政法工作。包厚昌曾任無錫市委書記,“文革”前不久調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分管經濟工作。

 

  [44] 周恩來還指示在名單中增加葛忠龍,作為反對奪權的造反派代表。周顯然不知道,葛事先已經加入“奪權委員會”并成為其核心成員。葛忠龍訪談。《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42-43頁。《“文記搶印代表團”究竟是什么貨色》,《東方紅戰報》,1967年3月5日,第三版。

 

  [45] 葛忠龍訪談。

 

  [46] 參見《紅旗》雜志1967年第3期和《人民日報》,1967年2月4日,第一版。

 

  [47] 《周恩來譚震林與江蘇省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座談紀要》,1967年2月8日,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48] 《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24頁。另見《譚震林陳毅給周恩來的兩封信》,1967年2月6日,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49] 江渭清在其回憶錄中非常肯定地說,他從造反派手中獲得解救的日期是2月8日。然而這個說法與當時遺留下來的一份史料相互抵觸。詳見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6-548頁。另見《“地下省委”復辟記》,《革命造反報》,1968年1月21日,第二至第四版。

 

  [50] 以下資料記載了2月10日、16日、21日、22日、23日、24日和25日的會議情況:《觸目驚心的資本主義復辟》,《星火燎原》,1968年4月25日,第一版;《新華日報究竟是誰家的報紙》,《六·一三戰報》,1968年1月23日,第二至第六版;《“地下省委”復辟記》。

 

  [51] 《觸目驚心的資本主義復辟》。

 

  [52] 參見《必須正確對待干部》,《紅旗》雜志1967年第4期。該社論還提前發表于《人民日報》,1967年2月23日,第一版。

 

  [53] 這篇社論最終發表于1967年3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志,但是周在2月18日審閱了校樣。詳見《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29頁。

 

  [54] 葛忠龍訪談。

 

  [55] 《譚震林是破壞江蘇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井岡山》,1967年6月23日,第三版。

 

  [56] 杜方平訪談,南京,2007年10月8日。另見《杜方平在京學習會上檢討摘錄》,1967年11月12日,刊載于《江蘇工人》,1968年3月15日,第一至四版。

 

  [57] 杜方平訪談。

 

  [58] 戴國強訪談,南京,2007年7月8日。戴作為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北京談判。他是新華社江蘇分社記者,“文革”初期卷入造反運動,后來成為當地支持奪權的造反派頭頭。

 

  [59] 《一·二六奪權就是好》,《新華日報》,1967年2月8日,第一版。另見《新華日報究竟是誰家的報紙》;《一·二六奪權前后》;《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45頁。

 

  [60] 參見《中央首長在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0月6日)和《周恩來六六至六八年有關江蘇省文化革命的部分講話》,均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61] 耿昌賢訪談。另見《中央首長接見江蘇省赴京代表團講話的紀要》,1967年3月5日,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另見《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人民日報》,1966年8月19日,第七版。

 

  [62] 葛忠龍訪談。另見《一·二六奪權前后》。

 

  [63] 曾邦元訪談。葛忠龍訪談。

 

  [64] 曾邦元訪談。

 

  [65] 邢文舉:《為“中央文革”做記者的日子》(上)。按照邢文舉的回憶,高嘯平在受到接見時,向“中央文革”領導人轉交了南京造反派從省公安廳檔案中發現的兩封匿名信。據稱這兩封匿名信的內容顯示,江渭清“文革”前曾與劉少奇和周恩來暗中勾結,企圖謀害林彪。“中央文革”隨即指派高嘯平組織一個專案組秘密調查此事。

 

  [66] 曾邦元訪談。另見《回憶周總理對八·二七的支持和鼓舞》,《八·二七戰報》,1968年1月14日,第一版。

 

  [67] 曾邦元訪談。另見《“地下省委”復辟記》。

 

  [68] 《譚震林是破壞江蘇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

 

  [69] 曾邦元訪談。周恩來可能已經知道高嘯平與“中央文革”的幕后活動。據一份史料記載,周曾在2月22日的會議上說:“高嘯平歷史很復雜”,“這個人不好”,“對我的話添油加醋”。他還說:“我不主張第二次奪權,照高嘯平的主張,很想再奪一次!”詳見葛忠龍:《高嘯平是怎樣在江蘇復辟資本主義的?——在南大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斗爭反革命兩面派高嘯平大會上的發言》,《江蘇紅衛兵》,1968年6月25日,第四版。

 

  [70] 詳見《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26-127頁。另見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 pp. 191-194。

 

  [71] 詳見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 pp. 194-197;《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29頁;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第31-32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72] 《譚震林給林彪的一封信及林彪和毛澤東的批語》,1967年2月17日,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另見《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28頁。

 

  [73] 《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29頁。圍繞“二月逆流”的斗爭,顯然影響到毛澤東對江渭清復出一事的態度。毛對江一直十分信任,在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還曾親自向他面授機宜。“二月逆流”發生后,毛同意公開批判江渭清,但他多次拒絕江蘇造反派把江揪回南京批斗的請求。參見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26-528頁和第548-549頁。

 

  [74] 譚震林和江渭清都是湖南人,都在1920年代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新四軍時期,譚成為江的頂頭上司。1950年代初譚任中共華東局書記處書記時,江任江蘇省委書記。

 

  [75] 葛忠龍訪談。

 

  [76] 曾邦元訪談。“控告團”后來確實上報了一份材料。詳見《給中央文革的一封信——江蘇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團控告譚震林》,《東方紅戰報》,1967年6月21日,第一版。

 

  [77] 《中央文革小組接見江蘇代表團的談話》,1967年3月2日,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78]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45-49頁記載了2月8日至3月1日間的八次暴力沖突事件。

 

  [79] 《軍級以上干部會議精神傳達》,1967年3月,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80] 《中央首長接見江蘇赴京代表團的講話》,1967年3月5日,刊載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81]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51頁。

 

  [82]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記》,第49-50頁。另見《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34頁。

 

  [83] 詳見董國強:《1967年夏天南京“倒許”風潮的臺前幕后》,《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6年10月號。另見Michael Schoenhals, “’Why don’t We Arm the Left?’ Mao’s Culpability in the ‘Great Chaos’ of 1967”,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2(2005), pp. 277-300。


來源: 共識網-作者賜稿 | 責任編輯:姬燮

 

2014-07-14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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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學名洪騂,字希疆,後改名胡適,字適之,筆名天風、藏暉等,其中,適與適之之名與字,乃取自當時盛行的達爾文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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