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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杰:嘉慶“滑落曲線”
張宏杰:嘉慶“滑落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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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http://www.21ccom.net/articles/fsyl/yulu_20140328103373.html

何去何從

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最終確定了第十五子嘉親王永琰做自己的接班人。

這個接班人讓乾隆滿意的有四點:

首先,從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點是自制力強。他起居有常,舉止有度,學習勤奮,辦事認真,從不逾規矩一步。這是最讓乾隆欣賞的。

其次,此人品質“端淳”,生活儉樸,為人謙遜。特別是富于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摯,善于為他人著想。

第三,從學業上看,經歷了二十多年嚴格、系統、高質量的帝王教育,永琰對儒家心性之學,頗有心得。他的修養是建立在學養的基礎之上,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騎射成績雖然比不上他的父親和曾祖父,在兄弟當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從外表看,嘉慶皇帝是清朝歷代皇帝中長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他中等身材,皮膚白晰,五官端正,一副雍容華貴的相貌。臉型介于方圓之間,顯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經過從小就開始的儀表訓練,他在出席大的場合時,總是舉止高貴,鎮定自如,講話不慌不忙,富于條理。

另外,這一年,嘉慶三十六歲。這個年齡,既精力充沛,又富于經驗。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澀,青年期的熱烈,轉為中年前期的穩健有力,正是主掌一個龐大帝國的最佳年齡。

因此,嘉慶元年正月初一日舉行的這個盛大典禮儀式盛大華美,氣氛祥和安寧,連天氣都是如此晴朗燦爛。

九時三十二分,隨著坐在寶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顆寬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寶”微笑著遞到跪在他面前的嘉慶皇帝手中,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空前的紀錄誕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平穩的權力交接順利完成。

嘉慶三年臘月底,八十九歲的太上皇得了輕微的感冒。嘉慶四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諸王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慣例來給太上皇拜年,上皇還能如常御座受禮。不料,初二日,病情轉劇,身體各器官出現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日上午七時,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歡天喜地過年的大清國臣民們不得不穿上喪服,進入全國性的哀悼期。不過,沒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絕。讓大家真正感興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么樣一個人。

雖然已經當了三年皇帝,可是嘉慶在全國人的心目中還是一個謎。除了他那張總是帶著和藹微笑的臉和幾篇沒有個性的圣旨之外,人們對他一無所知。不過,新皇帝的種種表現,似乎表明他是溫和、穩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時間內不會有什么大的變動。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帝就發布了一條讓全國人都大吃一驚的諭旨:免去乾隆皇帝駕前第一寵臣和珅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這職。同時,一場規模巨大的抄家行動展開,令人驚愕的巨額財寶在和府地窖中顯露出來。

舉國上下,對這個影子一樣悄無聲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說,誅和珅是新皇帝處理政治危機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以誅和珅為開端,一縷縷政治新風,綿綿不斷地從紫禁城吹散出來。

親政后第二個月,皇帝發布諭旨,今后皇帝出宮祭天及謁陵,隨行儀仗減半,皇后和嬪妃不必隨行,以減少出行費用。

這道諭旨顯示了新皇帝與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務實作風。

幾天之后,皇帝再次發布諭旨,禁止大臣們向他進貢古玩字畫。大臣們向皇帝進奉貢物以邀寵這一不良風氣是乾隆晚年迅速發展起來的。從乾隆六十大壽開始,各地大臣爭相向皇帝進貢奇珍異寶,名貴字畫,以博皇帝歡心。嘉慶直言不諱地說,大臣向皇帝進貢古玩,除了助長貪風,別無益處。

這道諭旨發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匯報,說上年底從葉爾羌采解入京的一塊特大塊玉石正在運送途中,因為道路難行,難以按規定時間抵達京城,請皇帝批準延期。皇帝發下了一道讓全國人都目瞪口呆的諭旨:“一接此諭,不論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因為玉石雖美,無益民生,皇帝并不喜愛。

連撰寫圣旨的軍機大臣簡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來皇帝還真動真格的。通過這道諭旨,新皇帝的節儉形象,一下子樹立起來了。

然而,在樹完新風之后,大清朝的民眾發現,這個年輕的新統治者,卻沒能做出更大的作為。

嘉慶登基之時,大清王朝已經如同得了癌癥的病人,而且到了晚期。體內的病癥,比外在表現出來的要沉重得多。

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腐敗。

只要沒有蔓延開來,腐敗就并非不治之癥。局部的、零星的腐敗現象,在任何時候、任何體制下,都會存在。然而,一旦蔓延開來,成為普遍現象,治理難度就呈幾何級數增加。

乾隆中后期,腐敗已經呈現集團化的趨勢。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污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一人敗露,則與他有關的關系網上的數十名乃至一百數十名官員就全部被揭露出來。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體系隨之癱瘓。

甘肅冒賑大案就幾乎把甘肅全省縣以上官員都牽連在內。他們上下聯手,相互配合做假帳,把八百多萬元國庫銀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處,甘肅全省政府運作立刻癱瘓,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即使如此,前后被處死者仍達五十六名之多。

嘉慶親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敗。雖然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關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還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戰爭的艱巨性。他以為,如果“掐斷了和珅的庇護制網絡結構的花朵,它的根株便會自然枯萎。”殺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黨羽,再掀起一個懲貪高潮,腐敗的勢頭就會應聲而止。

可是形勢的發展遠遠出乎他的意料。

雖然殺了和珅,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后,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

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范,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珅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珅,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污了四萬兩之多。

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面擴散,所有的基層干部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前后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財政廳的一個小小辦事員,頂多是股級干部,按理說并沒有什么權力。可是從嘉慶元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污了三十一萬兩白銀。他貪污的手段非常簡單,那就是私刻了從財政廳長(布政使)、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

大清王朝的監督體系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甚至湖北財政廳(布政使司)的一個銀匠,利用政府官員的糊涂馬虎,不斷私藏銀兩,幾年下來,居然也貪污了五千兩之多。

自從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每年朝廷下拔相當于全國財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財政經費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門里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里放石頭。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或者說“編外警察”充斥基層。各縣級部門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占編制,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制數倍,甚至數十倍。

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他們橫行鄉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交,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他們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販,經常鬧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財政虧空”。即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負債經營。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為了維持政府運轉,為了給官員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責任心極強的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到嘉慶十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態,貪污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污,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攝力越來越低。事實上,舉朝官員從乾隆晚年開始,對懲貪風暴的反應就已經十分麻木了。到了嘉慶時期,官員們的腐敗熱情已經高漲到了“前仆后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因腐敗落馬,繼任者第二天繼續腐敗。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

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他該何去何從?

 

方針已定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松柏蒼翠。嘉慶十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后,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大宗皇太極之陵)。

在他的政治布局中,這次東巡意義十分重大。經過對帝國整體形勢的評估和對“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終于確定了大清未來的行政方針,那就是“守成”和“法祖”。這次東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國臣民正式宣傳他的這一方針。

皇帝在《守成論》中說,他多次閱讀中國歷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滅下了滅亡的原因。“亡國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皇帝說,這段時間,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遺訓。對比以往的歷代王朝,大清子民們應該很容易發現,有清以來的歷代君主,每一個都可以稱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顯赫。他們樹立一一系列良好的作風,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無巨細,都給出了如何處理的先例。這些智慧資源,足夠他借鑒和利用。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的讀者看來無論如何不能理解。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回望,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面臨的問題,用“祖制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范圍。康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制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的所有動力。

與此同時,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系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制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范疇,在“祖制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現象。自地理大發現之后,玉米、蕃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致了一個多世紀時間里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18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比例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為108.67%。

亙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

因此,歷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那么,為什么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呢?

從根本上說,“接班人”心態,導致他做出這樣一個今人看來難以理解的選擇。

“接班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

從十三歲那年被密立為儲君,到三十五歲那年從父親手中接過傳國玉璽,這二十二年間,我們不知道嘉慶是何時知道自己已經成為大清帝國的繼承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幾個兄弟一樣,從始至終在表面上裝得淡泊無比。因為儲位既是天下最誘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險的地方。更何況自己有這樣一個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強大的父親。一個過于英明的父親羽翼下不可能出現同樣鋒芒畢露的兒子。在自己盯著皇位的同時,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緊緊地盯著自己,觀察著自己的一舉一動。只要他表現出一點點對皇位的渴望,立刻就會被老皇帝偵知。

從父皇的種種舉動中猜到自己已經被確定為接班人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風險與收益共存,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這個職位,因為預期收益最大,所以現實風險也就最大。自古至今,一帆風順的太子屈指可數,担驚受怕,險象環生,幾上幾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異處的倒是比比皆是。

嘉慶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根獨木橋,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對一個接班人來說,不犯一個錯誤比做一百件正確的事情更重要。歷史上無數太子的悲慘命運提醒他,必須把自己脾氣中的任何火氣都磨去,把性格中任何任性的沖動束縛住。漫長的“接班人”生涯,對嘉慶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傷害。

在二十多年的儲位生涯中,他養成了凡事四平八穩、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條是安全第一、不犯錯誤、不留辮子。作人風格是中庸平和、不標新、不立異、不出格。換句話說,總是瞻前顧后,畏狼怕虎。政壇上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讓他緊張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勢力的態度,他都會考慮和權衡。“穩健”,他自以為是自己的最大優點,實際上也是他的最重枷鎖。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外,頭腦和觀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為一個從書齋中成長起來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舊制”,沒有任何新的利器。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永琰知道,在這個洞察一切的老皇帝的時代,通向皇帝之位的唯一道路是“只問耕耘,莫問收獲”,修身養性,克已制欲,用自己的道德表現和學業水平做唯一的通行證。

所以,自從懂事起,永琰即以勤學聞名。皇十五子自認為天賦平常,所以學起習來異常用功,三九寒冬,深更半夜,還經常手不釋卷。在他的詩集中每有這樣的詩句:“夜讀挑燈座右移,每因嗜學下重幃。”“更深何物可澆書,不用香醅用苦茗。”

乾隆時期的皇子教育被后人稱為是最嚴格、最系統也最成功的。乾隆曾經說過:“皇子讀書,惟當講求大義,期有裨于立身行已,至于尋章摘句,已為末務。”嘉慶的讀書生活,主要是一個“講求大義”,“修身養性”,“存天理滅人欲”的過程,也就是說,是一個建立“正確世界觀”,使自己成長為一個中規中矩的儒家圣徒的過程。

按照傳統的標準,嘉慶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在乾隆的嚴厲督責和師傅嚴格要求下長大的永琰,品格端方,為人勤勉,生活儉樸,待人寬厚。標準化的教育,成功地一點點錘煉出他體內的種種雜質,成功地封閉了嘉慶皇帝的頭腦,使他形成了靜態的中世紀的思維方式。

清代皇子的教育,除了圣人心法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祖宗舊制”。三十年間,嘉慶熟讀了歷朝《實錄》,那些被史臣們不斷圣化甚至神化,顯得無比高大的祖先的雄才大略、豐功偉績讓他心儀不已,他衷心欽佩他們的聰明、堅毅、敏捷、氣魄。

他認為,祖先們留下的一卷卷實錄和圣訓,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永遠取之不盡用之不完的智慧寶藏,一切問題,都可以從中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八年他隨父皇東巡福陵時,所寫數篇詩詞都以守成為主題。

嘉慶即位之時,已經三十六歲。人類的悲哀就在于,他不是一種能永遠自我更新的動物。一個人的基本構成,永遠是青少年時期的教育和經驗。只有蓬勃的青春期是一個吸收、消化和成長的黃金時期。過了這個時期,即使學習的欲望再強烈,外界刺激再鮮明,他的接受能力也已經大打折扣。

做為一個錦衣玉食中成長起來的接班人,嘉慶皇帝雖然足夠聰明、足夠敏捷,也足夠有耐心,卻缺乏兩樣對偉大帝王來根本性的東西:勇氣和魄力。

事實上,在父親尸骨未寒之際誅了和珅,對他來講,完全是為了鎮壓白蓮教這個火燒眉毛的任務重壓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實行一些有悖于父親方針的“新政”,也是危機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撐他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長的儲位生涯中積累起來的焦慮感和危機感。當白蓮教危機一旦過去,他身上優柔寡斷、憂讒畏譏的老毛病立刻復發了。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機嚴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這具表面看起來還有幾分體面的軀體已經病入膏肓。然而,正是這種可怕的病相嚇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讓這個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這是他絕對不敢承担的歷史責任。

嘉慶帝熟讀經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項風險極大、成功率很小的選擇。北宋王朝的變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僅沒有解決好問題,反而使既存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臺。中國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改革家,從商鞅、王安石到張居正,最終的下場無一不是身敗名裂。拆掉祖先建起來的百年老屋,全盤重新建造,這絕對不是他的行事風格。不但大規模的改革不是他所敢于承担的,甚至連小規模的“新政”都已經讓他惶恐不安。

在“新政”后期,他已經開始禁止人們使用“新政”這個詞。他生怕人們認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親的案。“不孝”這個罪名是這個品質“端淳”的人萬萬承担不起的。皇帝宣布說,父皇乾隆晚年雖然做了些糊涂事,但總結他的一生,錯誤和成績至少應該可以二八開。父皇晚年的錯誤,正是因為他背離了自己早年的正確方針。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質上是回歸父皇的正確方針,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調。

當“新政”推行到末尾時,他的一系列政策被證明對扭轉大清王朝的現狀并無多大作用時,他開始不斷地自我懷疑。而“洪亮吉事件”更讓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時期,就以大膽敢言聞名,在嘉慶求直言的鼓勵下,他上了一個言辭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開頭,洪亮吉就語出驚人:大清王朝現在出現的問題,根子在乾隆時期。今天的大清國政治之敗壞,已經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經越來越近地滑向了懸崖邊緣。天下大亂,指日可待。

洪亮吉說,皇帝的“新政”,手段又過于“仁柔”,懲貪表面上轟轟烈烈,但查處的都是撞到槍口上的倒楣蛋。由于監督體系實際上已經失靈,國法對于貪官們已經沒有什么約束作用:“國法之寬,及諸臣之不守國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因此,洪亮吉提出亂世需用重典,人心懈怠之極的情況下,必須痛下殺手,加大懲貪力度。現有行政官員,大部分都要淘汰,大批起用新人進入官場。只有這樣,大清才能有希望。

這封奏折讓皇帝十分震動。內心深處,皇帝覺得洪亮吉的許多話說得不無道理。可是,皇帝堅決不能同意洪亮吉對大清政局的整體判斷,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詞用句和表達方式。

在皇帝看來,大清社會現在確實是面臨了許多嚴重的問題,但這些問題畢竟是局部的,暫時的,可以克服的。洪亮吉這個奏折的最大錯誤,是宣稱大清朝廷的官員十有其九都是貪官,是認為大清政局的腐敗已經到了讓老百姓無法生存的地步,所有祖制舊法都要推翻。這是“公開詆毀乾隆以來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徹底地否定了自己,也徹底地否定了父皇乾隆,甚至還變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慶認為,這是一個極其錯誤同時也極其危險的思想化身。如果說大清天下已經一團漆黑,那豈不是說明大清如大明一樣應該被人推翻了?

做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一個時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為念的守護人,皇帝對這樣的苗頭當然不能放任不管。他從洪亮吉奏折中的幾處小小措詞錯誤入手,抓他的小辮子,把他發配到了新疆。

洪亮吉案的發生,實際上標志著“嘉慶新政”的終結。這一案件的發生讓他十分警省。他認為,正是他“不自量力”,“妄更成法”,“自以為是”,才導致了這個危險苗頭的出現。如果按照“新政”之路走下去,最終的結果勢必是洪亮吉這樣的“全盤否定派”得勢,大清王朝必然走上一條“邪路”。

 

守成種種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別的事放在—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后,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確宣布了他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于才者次也;才過于德者又其次也。德優于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于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確歉也。”

皇帝同意洪亮吉的說法,即現在官場作風非常之壞。但是,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歸善。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們,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贊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誥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歷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則“性清通,無聲色之好,辦事謹飭清慎。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

對于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寧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雖然號稱法祖,實際上這一用人標準與他的先祖們并不相同。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制度性腐敗。

僵化的財政制度、失靈的監督體系、貪瀆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制度。

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于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后,官員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制”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

乾隆五十八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里都還有貪污,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產”。

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制“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慶皇帝堅決反對財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稅收會造成社會不穩定。明代萬歷皇帝為了戰爭加派“三餉”,剜肉補瘡,動搖了大明帝國的根基。所以,清朝歷代皇帝一再強調,明朝不是亡于崇禎,而是亡于萬歷。這一點,嘉慶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決心凜然恪守“不加賦”的祖訓。

不但不加賦,甚至由于經常豁免災荒地區的稅收,嘉慶年間的稅收比祖制還有所減少。雖然人口增長了近一倍,但嘉慶十七年的田賦、鹽課、雜賦收入,只有4,004.4萬兩,同乾隆十八年相比,前后六十年間只增加6.3%。財政收入嚴重入不敷出。

治理財政困難,嘉慶皇帝的方針是大力提倡節儉。他在嘉慶十年說到:“朕惟厚生之道,在乎節儉。國家重熙累洽,生齒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給,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只有此數。若再性好奢華,不思撙節,勢必立見匱乏,何以保生聚而慶盈寧?…當自知謹身節用,崇尚簡樸。”所以,他的節儉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國大法。

可惜,這種做法,后來證明對解決財政困難作用不大。

解決人口問題,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發展工商業。可是嘉慶皇帝卻毫不猶豫地掐斷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業之苗。

其實,康雍乾時代幾任皇帝除了鼓勵墾荒等傳統型政策外,已經在東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內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間,中國人口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是東南沿海福建和廣東兩省。為了解決百姓生計問題,雍正解除了南洋貿易之禁。閩廣等沿海省份華商前往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當時為荷蘭統治)的貿易重新興旺起來,從而解決了與外貿有關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計,同時,對南洋貿易又帶動了東南沿海地區外向型手工制造業的發展,也吸納了部分過剩人口。

乾隆則在雍正的基礎上,解除了廣東的礦禁。讓民間力量可以開采銅礦,以吸納剩余人口。廣東解除礦禁標志著清代國家產業政策一次具有某種嶄新意義的重大調整,其影響遠遠超出廣東一省。18世紀初期中國閩廣地區在人口壓力下最先出現的解除海禁和礦禁,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看作農業社會的中國迎來工業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慶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礎上繼續解放思想,這一抹曙光也許會演變成朝暉。

然而,嘉慶帝是堅定的禁礦者。穩定是他心中的頭等大事。他這個問題上是毫不動搖的。

嘉慶四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說,宛平縣人潘世恩和汲縣人蘇廷祿,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隸邢臺等縣開采銀礦。這個事可不可辦?今天我表個態。

皇帝說,開礦不是小事。開礦需要聚集眾人,經年累月。以謀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眾鬧事,勢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經營,也難以約束這么多人。如果聽任一、二個老百姓,集眾自行開采,更是非常危險。

皇帝說,朕廣開言路,不是要開言利之路。國家經費自有來源,怎么可以窮搜山澤之利呢?

潘世恩、蘇廷祿這兩個人,以開礦為由,思謀其利,實屬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嚴行管束,不許出境鬧事。給事中明繩官員竟然把這樣不合規矩的事上報給朝廷,明顯是受了這兩個人請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已,實在卑鄙,必須嚴加懲處。

凡事以穩定為最高目標,導致嘉慶做出了這個錯誤決策。這一決定,是對雍正、乾隆時期新政策探索的開倒車。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加劇了社會動蕩。

 

緣木求魚

如果綜合評價起來,嘉慶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中國歷代皇帝當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個禁欲主義者,不給個人享受留一點空間。甚至到木蘭圍場圍獵,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為自己喜歡打獵。他嚴格按照先祖們的時間、路線,一點也不走樣,打上兩件東西,就立刻趕回去看奏折,絕不因景致優美而多耽擱一刻。“欲望”在他看來是最危險的東西。他的一生,從沒有被聲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代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確實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細節表現自己的愛心的溫情,為自己營造一個“親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攔轎喊冤告狀,他一定停下來,細細詢問,批示有關部門迅速辦理。他說,老百姓敢于攔御轎,那么一定是有比較大的冤屈,我再勞累也要及時處理。東巡盛京時,他甚至還親自審問民案,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學政楊懌回京覲見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揮扇不止。一見楊懌進來,皇帝立即將扇子放在—邊,非常詳細地向他問起地方上的種種情況,雖然汗出如雨,浸透紗袍,皇帝卻沒再拿起扇子。因為按體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揮扇,所以皇帝寧愿與大臣同甘共苦。楊氏晚年回憶錄中寫到此事時,仍然感動得痛哭流涕。

嘉慶皇帝的心非常之細。親政不久,他就下詔說,乾隆皇帝曾賜一些功高的大臣們紫禁城騎馬的特殊待遇。然而,滿漢大臣有所不同。滿洲蒙古大臣平常習慣騎馬,漢大臣卻很少會騎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規定享受紫禁城騎馬待遇的漢大臣,特別是那此年邁力衰或體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車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現中,仍然含有溫情的成份。雖然他對洪亮吉的奏折十分惱怒,但是在洪亮吉被關進刑部大牢后,他不忘專門派太監到刑部,傳達一句“讀書人不可動刑”,讓刑部善待這個政治犯。這句話讓洪亮吉感動了一輩子。

在他去世后,朝中大臣們無不對他充滿懷念。

在二十多年的統治中,皇帝一直保持著良好的政治作風。

即使不說嘉慶皇帝是清代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說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傳,生活起居,如同鐘表一樣精確。在位二十二年,沒有一天不早起。讀完《實錄》后,天往往還沒亮,他就秉燭批閱奏章。他事事躬已總攬。早膳后召見大臣,往往多達十余人,披覽奏折幾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記吃午飯。遇到外出巡視時,更要早起數刻,提前把一天公事辦完。在這點上,他頗有祖父雍正皇帝“事業狂”之作風。

從皇子期間養成的每天大量腦力勞動的習慣,使工作已經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辦公,不理政,就渾身不舒服。嘉慶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參加一個祭祀典禮。典禮完成后,才上午十點鐘,他決定回到乾清宮接見大臣。不料一問御前侍衛,侍衛說今天沒有官員請求接見。皇帝有些懷疑,為何今日如此空閑?一問軍機,這才知道,本來是有幾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親王考慮到皇帝參加典禮,已經很累,況且天氣十分炎熱,為了讓皇帝節勞,私自把他們安排到第二天引見。

得知此情,嘉慶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親王說:“朕年方四十,雖日理萬機,從不以此為勞。引見這么幾人,本來也不足為勞。”睿親王如此大膽,擅自改動官員引見日期,意欲何為?一番訓斥之后,將他交宗人府嚴加議處,睿親王好心沒好報,被降職罚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樣的是,別人是“靡不有始,鮮克有終”,而嘉慶帝從來沒有出現“倦勤”的情況。他的耐性、毅力,古今無二,天下無雙。一直到臨死,他還是保持這樣的敬業精神,沒有出現過任何懈怠。

嘉慶十年十二月,他依照慣例到中南海的瀛臺觀看冰技。碰巧那日沒有奏折遞進來。皇帝回宮后,無公事辦,十分生氣,下旨給大臣們說: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數刻,辦完事才出去。你們這幫大臣,怎么能上行而下不效吸?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大冷天的有什么好看。你們倒趁機在家睡懶覺,畏避早寒,年長有尚可寬恕,年少者就大可恨。于是傳旨.將滿漢文武大小衙門的官員,—概嚴行申飭。

節儉也是皇帝堅持一生的品質,他牢記父親晚年的教訓,對奢侈浪費一直深惡痛絕。嘉慶十六年,嘉慶5l歲壽辰時,御史景德奏請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萬壽時,于京城演劇十日,并請以后每年都以此為例。嘉慶覽奏,勃然大怒,說朕親政以來,惟以民生休戚為念,從無崇奈浮侈之事。況且朕就是真想大辦慶典,你做為言官也該勸阻才是,而景德反以這種事上奏,實在太可氣了。于是將景德以“溺職”罪革職,發往盛京(今沈陽)去充當苦差。這個馬屁重重地拍在了馬腳上。

嘉慶皇帝二十余年中,始終未曾仿效其父南巡,也沒有極盡奢華籌辦壽筵,他展示給臣民的只有一道道崇儉去奢的諭旨。嘉慶的節儉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名聲已經達于外國。出使清朝的朝鮮使臣徐龍輔記載,嘉慶朝“大抵以勤儉見稱。觀于宮殿之多樸陋,可謂儉矣。”

嘉慶十八年九月十六日黃昏,皇帝正在由避暑山莊返回北京,抵達北京城外的白澗時,接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兩路,于昨天上午攻進了紫禁城。他們與一些信教的太監里應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寢宮儲秀宮附近。幸好皇子綿寧帶領守衛部隊全力抵抗,最終全殲起義軍。

皇帝很清楚,這樣天大的丑聞,一定會在歷史上永遠記載下去。這個污點,是永遠洗不掉的,自尊心極強的皇帝深受刺激。第二天,皇帝向全國臣民下發了朱筆親書的《遇變罪已詔》。皇帝說,我大清國一百七十年來,列祖列宗愛民如子,深仁厚澤,我雖然能力平庸,卻也沒有做過害民之事。然而,這漢唐宋明未有之奇恥大辱,卻發生在我的任內。細細思量,問題還出在大臣們因循怠玩,不能體我的苦心,悠忽為政,怎么教育都不能清醒!

從今以后,我當然要自我反省,改正自己身上的不足之處,上答天命,下解民怨。諸大臣們,如果你們愿意做大清國的忠良,就請你們赤心為國,竭力盡心,以匡正我的失誤,糾正不良的社會風氣。如果你自甘卑鄙,那么就請你掛冠致仕,回家養老,千萬別在尸位素餐,增加我的罪過!

《遇變罪已詔》最后八個字是:隨筆淚灑,通諭知之!古今中外,如此動情,如此委屈的圣旨,獨一無二。

紫禁城之變是大清衰勢的一個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層次問題的不斷惡化:人口壓力沒有絲毫減輕,流民越來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橫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靜空天主、老佛門、一柱香、紅陽教、清茶教、大乘法門等教門,接踵而出,目不暇給……

嘉慶皇帝實際上已經做到了他的觀念范圍內最大的努力。他對每一個問題的處理都是盡心盡力,既耐心又堅決。二十多年中,他就猶如一個唐吉訶德,一刻不停地和風車博斗,然而卻絲毫于事無補。腐敗問題沒有絲毫好轉,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風昏庸懈怠至極,種種離奇之事一再出現。

嘉慶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掃東陵,路上兵部尚書突然向他奏報,帶在身邊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誰偷走了。皇帝大為震怒,部印失盜,不但不成體統,而且也極為危險,試想皇帝外出其間,如果發生意外,皇帝都沒辦法調兵遣將。皇帝下令調查,調查的結果更讓人吃驚: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丟了,一直被隨從的司員隱瞞到此時。雖然百般鞠問,最后此事仍然沒有結果,不了了之。

嘉慶二十三年武科考試后,皇帝按慣例為武進士舉行傳臚大典。這一天皇帝起了個大早,早早就位,隆重的典禮按時開始,可是第一名和第三名,也就是武狀元和武探花卻怎么等也等不到,大典只好中止。事后一調查,原來是太監忘了開宮門,武狀元和武探花四處找門,也沒找到……

雖然一再發生行刺皇帝、殺入皇宮的事件,可是宮門門禁這個小小問題怎么也解決不了。嘉慶二十四年四月,又有一名普通老百姓,乘守門者不當班,潛入紫禁城,一直走到內右門,深入大內,才被太監發現。

有一次皇帝出門散步,發現大宮門外居然有人放羊,這些羊群就在皇帝眼皮底下悠然自得地漫步吃著“御草”。宮門鹿角之上,有人乘涼閑坐,不遠處樹林里有小販們舉行野餐,席地喝酒吃肉。皇帝一追查,原來這些羊是太監們養來換外快的,那些小販都是太監們的朋友,想來看看皇帝住的地兒是什么樣。

乾隆以前,對皇室宗親要求極嚴,約束極細,天潢貴胄們是整個大清社會素質最高,修養最好的一個群體。嘉慶中期之后,八旗子弟已經徹底腐化,宗室隊伍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敗類。在清查天理教起義的過程,嘉慶皇帝驚訝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宗室奉恩將軍慶遙,宗室舉人慶豐,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的外圍組織紅陽教的成員。天理教徒進攻紫禁城的計劃,早就通知了他們,他們欣然決定參加,以便在起義成功后當上大官。只不過當天由于意外,沒能共襄此盛舉。

后來導致了一場重大戰爭的鴉片,在嘉慶時期就已經成為了重要社會問題,宗室之中,吸食此物者極多。嘉慶二十四年朝廷舉行大典,宣布這一年科舉考試成績。按理,充任導引官的貝子德麟應該早早來到太和殿前帶領新科進士們站排行禮,可是太陽已經三丈高,他還沒到場,導致大典無法按時進行。皇帝很奇怪,命人查找,結果發現此人正躺在家中吸食鴉片,飄飄欲仙的快感讓他忘了自己身上的這個要差。

皇帝大怒,當即把他拉到宮門外,重責了四十大板,革去爵位。

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幾天之后,又有人重蹈覆轍。御前侍衛安成出任庶吉士考試的監考。由于沒過足煙癮,考試快完事了他才來,被皇帝革去了御前侍衛之職。

除此之外,宗室之中開賭場的、嫖娼的、依仗宗室身份四處招搖撞騙的,到處都是。甚至那些被皇帝宣布圈禁起來的有罪宗室,居然能找到門路,讓人把妓女送入監獄里供他們享受。凡此種種,嚴重敗壞了愛新覺羅家族的聲譽。

皇帝憂心不已。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他煞費苦心,花了好幾天時間,寫成了一篇鴻文《宗室訓》,發給每個宗室。這篇御制文章說,宗室風氣敗壞已極,許多宗室“所為之事,竟同于市井無賴。”

和以前一樣,皇帝的這篇教育文章不過是重復了一系列道德教條。說什么“若問予立身之要,曰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若問予應為之事,曰國語騎射讀書守分。”

皇帝命令,每個宗室都有要一本,讓他們好好學習,改造思想。為了保證學習效果,皇帝還命令宗人府組織了一次考試,考試內容就是默寫《宗室訓》。據宗人府報告,考試成績不錯。

可是這一教育運動開展了很長時間,宗室風氣竟無一點好轉。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見散秩大臣、宗室奕顥、成秀、敬敘三人,問他們學習《宗室訓》的心得。不想這三人瞠目結舌,居然不知道有學習《宗室訓》一事,更沒讀過一個字!

皇帝大吃一驚,感覺“實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罵宗人府官員“喪盡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該做什么了。

嘉慶皇帝的二十多年統治,就在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尷尬中過去了。

二十多年間,雖然經常心灰意懶,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松過權柄,一直到去世前一天,還在不倦地處理政務。

其實,這種勤奮已經成了一種慣性,成了一種“懶惰”著的勤奮。他弄不明白為什么他越努力,形勢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經在中國歷史上找遍了所有藥方,為什么還是不見效。越到后來,皇帝越對扭轉社會大勢喪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經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實際上,他已經習慣于不動腦子,讓祖宗為自己動腦子。“體皇考之心為心,本皇考之治為治。”只要祖宗說過或做過的,他都依樣畫葫蘆地執行貫徹。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經升華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實錄辦事。嘉慶二十年,禮親王昭璉因小事將其屬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內,嚴刑拷打,手段非常殘酷。皇帝聞知十分生氣,判昭璉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慶二十一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閱康熙《實錄》,看到內有平郡王納爾圖打死無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當時康熙的處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監禁。禮親王案遠較之平郡王案輕,于是皇帝當日下旨,改變前判,“敬承家法”,將昭璉釋放。

嘉慶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宮內文穎館失火。火勢不大,內宮太監鑒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訓,怕引來壞人混入宮中,沒有開宮門命護兵入內救火,而是由太監們親自撲滅。按理說這事處理得不能算錯。可是嘉慶皇帝在八天之后讀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實錄》,內載乾隆帝規定,凡宮內園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滅。于是皇帝根據這一記載,以違背乾隆指示為由,下旨處罚有關官員。

正是在這種不論時間地點一律按《實錄》辦事的原則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萬劫不復的沉淪,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從親政初期的偉大,到謝幕時的尷尬,嘉慶的滑落曲線如此令人嘆息。在全面盤點嘉慶皇帝的統治時,歷史書給出的詞匯是“嘉慶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統治,前面連著“康乾盛世”,緊接其后的,則是“鴉片戰爭”。正是在嘉慶皇帝的統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萬劫不復的衰敗的關鍵幾步:腐敗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蝕到國家肌體的幾個重要器官,演變成了嘉慶晚期的淪肌浹骨,全面擴散。國困民貧交織在一起,大清帝國已經被掏空了精華,成了風中之燭,所以在他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才那么容易地淪為任人宰割的對象。這個辛苦了一輩子的皇

帝,后來是做為一個徹底的失敗者進入了歷史。

失敗的原因,是一直標榜“法祖”的嘉慶,在最核心的地方背離了祖先的傳統。

滿清歷代雄才大略的帝王們一以貫之的特點一是“現實精神”,二是超凡勇氣。皇太極說過:“凡事莫貴于務實。”雍正皇帝也說:“本朝龍興關外,統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實行’與‘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虛文粉飾,而采取的舉措,都符合古來圣帝明王之經驗,并無稍有不及之處。由此可知,實行勝于虛文也。”

從努爾哈赤到多爾袞,正是因為他們頭腦不受束縛,一切判斷從現實出發,因勢利導,靈活實用,才成功地從東北走到了北京。從康熙到乾隆,也正是在現實精神的指導下,才出現了連續百余年間多次不拘定勢的政治創新,生機勃勃、充滿進取精神的政治態勢,不斷生長、修正、完善的制度演變,才導致了康乾盛世的誕生。他們高舉“法祖”之旗,法的正是祖先們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宏大氣魄。

恰恰是從高喊守成的嘉慶開始,清代皇帝們丟掉了祖先們的精神內核。對失敗的恐懼,已經注定嘉慶是個失敗的皇帝。因為一個沒有缺點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人。一個不敢承担任何風險的統治者,注定不能成大事。在這“千年不遇之變局”前,要想挽救大清朝,最關鍵的不是勤奮,不是仁愛,也不是節儉,而是眼光、觀念和勇氣。

可惜,嘉慶皇帝缺乏的,就是這樣的一雙能發現問題的眼睛和解決問題的勇氣。大清王朝的不幸,就在于需要偉大人物的時候,坐在這個位置上的,卻是一個平庸的好人。

 

2014-07-14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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