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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紹偉:中國模式為什么沒有崩潰?
方紹偉:中國模式為什么沒有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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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不一樣》第二十二章

本書第一章在談到中國發展的可持續問題時,曾提起現存的三種不同觀點:一些人認為,中國的現狀不可能長久持續,下層“民粹化”與上層“寡頭化”終將導致“權威之亂”;另一些人則認為,如果權威主義被徹底否定,中國將不可避免地陷入“民主之亂”;還有一些人認為,“權威之亂”和“民主之亂”都不會出現,中國經濟也許會有危機,但中國的發展勢頭不會有大問題。

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巨大的謎,不管具體論據如何,這三類觀點的爭論進一步使中國前途的迷霧變得更加模糊不清。不過,“中國崩潰論”一直是其中的一股暗流。二十世紀末以來,中國內外的不少觀察家一直在預言中國政治的崩潰,進入新世紀之后,更多的人開始談論“中國模式”的消亡。意外的是,時至今日中國不僅沒有崩潰,“中國崩潰論”本身反倒似乎不妙。對于希望或不希望中國崩潰的人來說,“中國模式為什么沒崩潰”就成了一個極大的謎,“中國模式會不會崩潰”則是一個更大的迷。

 

1,“冷酷實證”方法論

本書最后一章的目的就是為讀者揭開這兩個謎。我認為只有一個辦法可以解開這兩個“中國之謎”,這個辦法也是本書所或明或暗地一直堅持的“冷酷實證法”。“冷酷實證”就是盡量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場去觀察中國,盡量不作或只作最低限度的價值判斷,并在直達事物的本質之前不提出任何政策主張或價值規范。“冷酷實證”與“一般實證”的區別就在于“是否為實證而實證”。

我們中國人對親疏貴賤十分敏感,所以這個“無立場”的方法對大家來說可能很難接受,甚至會認為不可能。可我幾十年的研究表明,只有采用這個策略才能不受任何政治立場所累。一個學者一旦被政治立場所累,他對現實的判斷,就會變成對尋求改現實的判斷,以致于他會僅僅看到那些傾向于否定或肯定現實的因素,他會因為這種“選擇性失明”而不再可能直達事物的本質。我們可以把這種“以對現實的認識和理解為代價”的感情傾向稱為“規范沖動”。“冷酷實證”就是要在避免“規范沖動”的前提下解開“中國之謎”。

老子說“天地不仁”,莊子說“至仁無親”,要直達事物的本質,就不得不“冷酷無情”、“不仁無親”。我并不認同“存在即合理”或“強權即真理”的觀點,本書涉及的只是現實的存在性,不是現實的合理性。“規范沖動者”不透過價值就無法認識現實,但是,立場是認識的累贅,認識才是學者的生命。

 

2,中國的“崛起”、“被崛起”及“持續崛起”

有沒有“中國崛起”或“中國奇跡”這回事?這是一個仍在爭論的問題。中國的“崛起”和“沒崩潰”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這里先簡單討論一下中國最近三十多年的發展,然后再著重分析“沒崩潰”的原因。

古代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之一,但明萬歷之后,中國經濟開始走下坡路,清末鴉片戰爭時期,中國的經濟落后進一步加速。新中國建立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的GDP一直徘徊在世界前十名開外,到新世紀來臨之際,中國才突然開始發力,并在10來年內連續超過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國、英國和德國。2010年,中國進一步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預計,2030年之前中國將可望超過美國。

從1979年到2011年,中國的GDP連續四次每八年翻一番。從近代歷史上看,一國GDP翻一番的時間,英國用了58年(從1780年起),美國是47年(從1839年起),日本是33年(從19世紀80年代起),而印度尼西亞是17年,韓國是11年。歷史上,人口城市化的比率由20%升到40%,英國經歷了120年,法國經歷了100年,德國經歷了80年,美國經歷了40年,前蘇聯經歷了30年,日本經歷了30年,中國則只用了22年。另外,人口在100萬以上的中國城市早已超過了200個,遠遠多于美國和歐洲同等城市的總和。

肯定“中國崛起”的人認為,象中國這樣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時間長度,確實存在國際先例,但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發展,在類似的速度和時間長度下有中國這樣的人口規模和經濟規模。連續四次每8年GDP翻一番的,在1970年以后做到的也僅有中國一家,所以,時代不同帶來的可比性問題,并不能降低中國的發展成就。

當然,如果按人均計算,中國的GDP現在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國的十一分之一,中國人均GDP的世界排名也在100位之外。所以,低調一些的人認為,雖然中國的GDP已經從30年前的10名以外,變成了如今的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遙遙落后”,即便經濟增長率和匯率升值使中國的GDP在未來十幾年內趕上美國,人均GDP再過幾十年也未必能超過美國。更加重要的是,國民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歐美大約為55%,南美38%,非洲20%,而中國只有12%左右。當然,如果考慮農民收入難以統計的因素,還有灰色收入等其他因素,中國的比例可能可以調高一些。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是老百姓收入的3倍左右,而很多發達國家正好相反。財政收入當然可能“用之于民”,但就像本書第三章所分析的,與“身份權”相關的“逆向福利”問題依然嚴重。

在另一方面,否定“中國崛起”的人,則偏向于只看中國存在的問題。實際上,中國不缺的還就是問題,例如:經濟發展的平衡問題,物價房價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社會保障問題,食品安全問題,貪污腐敗問題,政治民主問題,教育醫療就業問題,社會管理治安問題,暴力拆遷、違規征地問題,環境污染問題,社會公德問題,等等。面對這么多嚴重的問題,很多人相信存在的只是中國的“被崛起”。有人甚至認為,中國只有政府在崛起,權貴在崛起,人民并沒有崛起,中國有的是“一半崛起”或“崛而不起”。

所以,有沒有“中國崛起”,就要看你是強調規模,強調人均,還是強調問題。但是,本書所說的“中國崛起”既不只看規模,也不只看人均或問題,而是強調“制度”。根據標準的西方觀點,中國的崛起有“三個不可能”。一是市場化不可能離開法治憲政而成功,二是粗放的外向型經濟不可能長期持續,三是權威主義政治不可能長久穩定。按照這種思維,西方的有些中國觀察家,不是年年在等中國出問題,而是天天在盼中國出問題。當然,他們未必是出于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而主要是出于一種觀念傾向的主觀預期。

當中國發展的“動車”依然滾滾向前時,觀察家們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遲自己的“崩潰預測”。同時,中國的一切被看成了表面的繁榮和穩定,所有能夠想象得到的危機都被認為是“潛伏”在社會的深層,并隨時等待爆發;而且,一切可能發生的社會事件,都被當成了“即將爆發總危機”的有力證據和跡象,中國政府所做的一切,也都被認為是在拖延時間、茍延殘喘。

本書的“中國崛起”就是在這個層面上說的,它指的是:中國那種非西方的“行政市場經濟”,加上非西方法治意義的市場運作和政治集權,居然能夠在沒有與西方“并軌”的情況下“老不崩潰”,并還能在危機四伏的全球化經濟中繼續發展。

這種“不崩潰的發展”本身確實是一種奇跡。那么,到底是“早晚崩潰”的“西方觀點”出問題了,還是“中國現實”出了問題?到底是“西方的理論”錯了,還是“中國的現實”錯了?難道中國人都變成了西方意義上“不合理”的“非理性人”?還是說中國存在著不同于西方的“理”?中國會不會真的不一樣?中國還能不能從“崛起”走向“持續崛起”?

本書關心的不是西方的“理”好還是中國的“理”好,也不關心人們應該堅持“西方思維”還是堅持“中國思維”。本書關心的是:在西方的“三個不可能”情況下的中國經濟發展,這背后有沒有什么依據?不管人們喜歡還是討厭這些依據,這些依據是不是符合現實的邏輯?

 

3,中國人的怨氣是哪來的?

中國沒有崩潰,但中國人的社會怨氣卻隨處可見。經過了三十多年成績斐然的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人的怨氣似乎不是小了,而是令人費解地變得更大了,并且成了“中國崩潰論”的一個重要依據。在最近幾年里,社會怨氣突出地表現在維權抗爭、泄憤殺人、哄變騷亂、恐怖襲擊、信訪受壓、絕望自殺、交通事故等多個方面。“殺童”不為越貨、“殺官”只為憤恨、自殺不惜“連跳”、“自焚”不顧一切,還有信訪成了非法、追尾事故不斷,加上大量的假冒偽劣、坑蒙拐騙造成的社會怨氣,中國經濟大發展的背后,竟顯示出中國的學者們所說的“潰敗”和“潰散”跡象,以至于不斷地強化了“中國崩潰”的預想。

以前,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經常被說成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現在有人認為,這個“供需矛盾論”正在讓位于“分配矛盾論”。中國網民則另有自己的說法,他們認為,“中國當前的主要矛盾是群眾日益增長的智商和官員不斷下降的道德之間的矛盾”(“智商-道德矛盾論”)。如果從社會怨氣的角度看,其實也可以說,中國當前的主要矛盾是群眾日益增長的怨氣,同政府不斷下降的排氣供給之間的矛盾(“怨氣-排氣矛盾論”)。

中國的知識界對社會怨氣的原因提出了至少五種解釋:一是貧富差距擴大,二是貪污腐化加劇,三是社會正義匱乏,四是個人道德淪喪,五是個體信仰迷失。福利經濟學的原理告訴我們,人是一個以“相對福利”為轉移的社會動物,當大家都一樣窮的時候,人們的氣都不會太大,而當大家都好起來、一部分人卻好得比另一部分人更多更快時,有些人的氣就開始不順了。人類的公平觀念就是來源于人的相對幸福感。在人類的情感中,“憎恨”偏偏又是比“恐懼”更加易燃易爆的危險品,這就是為什么政府再控制,所能產生的“恐懼”無論如何也抵不過“憎恨”的爆發力。

當人們沒有比網絡更好的發泄工具時,“網絡發泄文化”和“網絡轟動效應”就進入了“中國特色”的家族。網絡發泄盡管只是“虛擬發泄”,卻出乎意料地成為中國人泄恨解氣和舒緩社會矛盾的有效通道,很多事件沒有演變成社會危機,網絡發泄實際上立了大功。在傳播信息的意義上,網絡有利于民主,在舒緩社會怨氣的意義上,網絡則有利于穩定。

可是,中國人現在又是在“憎恨”什么呢?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政治學理論給出了直截了當的解釋:巨變點燃了人們的期望,期望急速轉化成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和參與;而當協調這種大規模能量的制度安排無法同步跟進時,個人挫折和社會怨氣便同樣急速地蔓延,以至于出現了“一方面是社會經濟的空前發展,另一方面卻是社會不滿一觸即發”這樣的矛盾景象。

巨變產生期望,期望導致躁動,躁動的落空激發社會怨氣。這就是說,這個“社會怨氣”可以是“怨恨一切”,“怨恨的形式”比“怨恨的內容”更能體現“怨恨”的本質。“怨恨的形式”便是“時間偏好強化”的形式,通俗地說,就是“現在就要”、“一切都來不及了”、“別人都那樣了我怎么才這樣”,等等。所以,不是中國人日子改善之后想要更好的日子想瘋了,而是絕對福利改善開始被相對幸福感給壓垮了,人們已經被“現實”和“潛在可能”的一步之遙給逼急了。中國似乎早就從“大魚吃小魚”進入了“快魚吃慢魚”的時代。

 

4,“社會加速潰敗論”

2010年,清華大學的孫立平教授有一篇題為“中國社會正在加速走向潰敗”的文章在網上廣為流傳。孫立平的“社會加速潰敗論”把“憎恨”的矛頭指向了“權貴資本主義”,他認為:“社會動蕩是指嚴重的社會沖突會威脅政權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會潰敗則是社會肌體的細胞壞死,機能失效”。“社會動蕩的反面是社會穩定,社會潰敗的反面是社會健康。……由于思路錯誤,‘維護穩定’的種種措施導致使社會健康化的變革無法進行,結果是進一步加劇社會的潰敗”。

文章說:“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威脅可能不是社會動蕩,而是社會潰敗。……社會的潰敗首先表現在權力的失控,腐敗不過是其外在的表現。……在此之前,盡管外部約束是缺乏的,但內部約束是相對有效的;……地方性權力、部門性權力已經成為既無上面約束,又無下面監督,同時還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這意味著國家權力的碎片化;官員不能負責任地進行工作,為保官升官不惜犧牲體制利益(不要說社會利益了)。……這種社會的潰敗蔓延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潛規則盛行于社會,……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強勢利益集團已經肆無忌憚,社會生活西西里化趨勢出現;利益集團的肆無忌憚,對社會公平正義造成嚴重侵蝕;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整個社會的信息系統已經高度失真,統計數據的弄虛作假代表了體制性的對信息的扭曲。‘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幾乎可以說是比官方統計數據還可靠的現實。……社會認同和社會向心力在急劇流失。……心理的疏離是結構性疏離的反射”。

因此,“社會失去進行長遠思維的能力。在權貴資本主義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又過于注重眼前,既無古代帝王對子孫后代的責任,又有無貴族的超脫和超越精神。在我們的社會中,一種傾向,即短期問題夸大癥與長期行為麻木癥并存。對于所有眼前遇到的問題,無一不草木皆兵;而對于關乎子孫后代、社會長遠發展的問題,則一概視而不見。今朝有酒今朝醉,成為一種體制性行為。在資源和環境問題上的竭澤而漁,在體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

孫立平還進一步挑明了話說:“維護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們社會把精力和資源過多地用到了這個地方。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不得不壓制言論自由。可以想想,為了壓制那些言論,我們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資源?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計想繞過民主這個坎兒。可以想想,為了不民主我們費了多大的勁兒,編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論。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我們就不得不壓制民眾正當的利益表達,于是釀出了多少群體性事件,為了解決群體性事件就花費了多大的精力?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國家行之有效的反腐敗措施我們都不敢采用,為此我們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無效的運動型辦法,為此又浪費了多少的資源和精力?

須知,要同時實現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行這兩個目標,是一件相當困難和費力的事情。因此,我們這個體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從體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負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我們這個社會要付出更深遠的代價。……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開始成為財富掠奪的戰爭,改革的共識已經基本破滅,改革的動力已經基本喪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經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開明的改革者也無法擺脫這種制約”。

孫立平從一般的“社會動蕩”問題更進一步地深入到“社會潰敗”分析,確實代表了中國自由派解讀中國社會的較高水平。“社會潰敗論”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社會的潰敗首先表現在權力的失控,腐敗不過是其外在的表現”;二是“短期問題夸大癥與長期行為麻木癥并存”。

 

5,“崩潰論”與中國的政治現實

歷史上的“崩潰論”存在幾種不同的形態,包括“失控崩潰論”(清朝末年)、“擴張崩潰論”(蒙古)、“內訌崩潰論”(太平天國)、“外侵崩潰論”(南宋)、“腐敗崩潰論”(蔣介石)、“殘暴崩潰論”(秦始皇)、“松動崩潰論”(戈爾巴喬夫),另外還有章家敦的“經濟崩潰論”和一般意義上的“集權崩潰論”等等。

回顧中國的歷史,每一個專制王朝的“潰敗”都是什么引起的呢?歷史學家給出過各種五花八門的答案,但比較共同的一點是:“統治者上層”出了問題。出什么問題呢?統治者的“德能”出了問題。歷代的“治世”無一不是因為有“賢君明主”,而“亂世”則無一不是因為存在“昏君庸主”。統治者的“德能”又為什么老出問題呢?答案自然在“家族統治制度”本身。

如上一章所述,家族繼承能夠克服個人的有限壽命,但從秦始皇開始,代代相傳以致千秋萬世一直只是一場春秋大夢。盡管暴力、宗教和意識形態能有助于政權的穩定,但幾代人里出一個孬種,政權就危在旦夕了,這就是古典君主制在終身專權和繼承制度上的“基因悲劇”。“基因悲劇”正是中國歷史上“朝代輪回”的關鍵內因,也是制度近似的現代獨裁制不能長久穩定的關鍵內因。

王朝崩潰其實就是大白話說的“皇帝鎮不住了”,我主張說是“基因悲劇”使統治上層無能,換一個視角的話,也可以說是因為下層太亂。當然,也有人主張用“官僚隊伍的擴大和農田觸目驚心的集中”來解釋王朝更替的原因,或者用“槍桿子”來解釋政權的“剛性穩定”。大家知道,官僚和分配集中問題最有名的觀點,是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用“分利同盟”來解釋國家衰落的理論。但是,“分利同盟”無法解釋為什么有的朝代持續那么長,有的卻那么短。類似的“經濟崩潰論”也不能解釋文革時期的經濟崩潰仍不能導致政治的崩潰,而文革時期的經濟崩潰說明的恰恰是政治對經濟的決定作用。所以,本書傾向于用上層制度而不是社會中下層的“分利同盟”或“經濟基礎”去解釋,上層的“基因悲劇”是社會中層的“分利同盟”和社會底層的“破壞能量”失控的關鍵。

槍桿子很重要,但說服力還是差一些,因為如果是上層的統治無能,有槍桿子也鎮不住,而且槍桿子可能反倒成了內部分裂倒戈的因素。在中國歷史上,多少皇帝都是死在手下大將的刀下并被取而代之,所以,還是統治者上層的“德能”以及相關的制度最關鍵。2011年發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的“中東革命”也證明了,不是槍桿子不重要,而是最高統治者有沒有能力控制槍桿子更重要。

這里存在一個“統治商數”問題。“統治商數”是統治能力與統治成本之比,政權崩潰是因為“統治商數”或“治商”低而缺統治能力,缺統治能力則是因為生產和再生產統治能力的政權存在制度漏洞。形形色色的專制崩潰論都沒有說服力,因為專制政權崩潰的真正而又共同的原因是:“親族繼承終身制”無法避免“基因悲劇”,結果必然制度性地出現“統治能力”對“統治成本”的優勢喪失或“治商”的急劇下降,最終導致全面崩潰。君主制與獨裁制的制度漏洞就在于,其權力的持續和繼承上“權力的考慮壓倒了能力的考慮”。君主制和獨裁制存在“能力退化型掉鏈子”和“夜長夢多效應”等大問題(見方紹偉:《“統治商數論”:專制崩潰的一般邏輯》,《領導者》2012年2月)。

我們知道,北朝鮮有朝鮮勞動黨的“金氏王朝”(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古巴有古巴共產黨的“卡斯特羅王朝”(菲德爾·卡斯特羅—勞爾·卡斯特羅)。如果中國現在依然是古巴、北朝鮮那樣的“家族政黨制”,那情況就會完全不同,“基因悲劇”的必然性就不可能排除。孫立平說“改革是沾了開放的光”,可是他忘了進一步問,開放又是沾了什么的光呢?這是個極其關鍵的一問,這一問當然就問出了毛澤東到鄧小平的大過渡。這個大過渡的本質是什么呢?還是那個“賢君明主”問題嗎?既是,又不是。

一般認為,中國雖然不是“家族政黨制”,但實質上還是“一黨領導制”。可這種“制度主義”還是存在“邏輯不徹底”的問題。因為“毛鄧大過渡”的本質不是別的,是“終身一黨制”或“一人領導制”向“限任一黨制”的過渡。這個“限任一黨制”現在當然還沒有走到“分權制衡”的地步,但中共的“家族集權”性質本來就很弱,毛澤東時代的“個人集權”性質則由于鄧小平的制度化理念而發生變革,并在2002-2004年的“江胡交接”中完全實現;2012年的“胡習交接”則是這一新制度的持續和鞏固(包括“軍委主席留任制”變成“軍委主席兼任制”,“九人中常委”變成“七人中常委”)。可見,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已經從“家天下”經由“終身一黨制”變成了現在的“限任一黨制”。

這種變遷的意義,當然不僅僅是中共歷史上開創性的“和平與制度化”的權力交接,而且是這種交接所包含的特征,即上兩章所討論的“首腦限任化、黨權集體化、高層法治化、入黨開放化”,其中的“高層法治化”又包括“中常委新老雙層制”、“高層集體領導制”、“梯隊接班制”、“條塊代表制”和“軍委主席制”(“四化五制”)。

當然,這種制度化還不是自由派所希望的多黨民主立憲,其實質仍是“一黨領導多黨合作”,可在學術上,我們沒必要因為某種“憎恨情緒”而否定中共的“四化五制”的存在。要特別注意的是,這個“四化五制”不是我希望或我主張的,而是我觀察到正在發生的。這里只涉及“事實判斷”,不涉及“價值判斷”,更不涉及“價值主張”。我關心的不是“四化五制”好不好,我關心的是“四化五制”發生了沒有,又會導致什么結果。

中共的“四化五制”一方面克服了置“蘇共模式”于死地的“權力繼承陷阱”,另一方面又克服了中國歷史上家族統治的“基因悲劇”,統治者上層出問題的歷史惡性循環被打破了。還要注意的是,中共的“中常委新老雙層制”、“高層集體領導制”、“梯隊接班制”、“條塊代表制”同“軍委主席制”巧妙地交織在一起,它既能有效地選拔出較具“德能”的領袖,也有利于防止出現“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當然,如上一章所述,中共的新體制能否真的占盡“優越性”仍有待時間的檢驗,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新體制使中央的制度權威更大、更鞏固了,1994年的分稅制則進一步強化了中央的財力,新的中央制度在政治上和財政上都得到了加強。

然而,“限任一黨制”的確也強化了中國傳統的“官本位”,政府費用占國民收入居高不下的比例就很好地表明了這一點。但孫立平所說的改革之前,“盡管外部約束是缺乏的,但內部約束是相對有效的”,這確實是錯誤判斷。更明確地說,孫立平的“權力失控”判斷,其邏輯上的漏洞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沒有區分“上層權力”和“中下層權力”,把“中下層權力”的失控簡單化為“權力失控”;另一方面,它沒有看到“中下層權力”的失控僅僅是一種“事前失控”,并不是一種“事后失控”;另外,中國的“生人社會”還存在,而且很大,“熟人社會”不可能完全滲透,在“生人社會”里,“原則的面孔”還是壓倒了“人情的面孔”,所以,“事前失控”也僅僅是在“熟人社會”的“事前失控”。

我們知道,“上層權力”的制度化和鞏固,也體現在中共的紀檢和司法還在不斷地強化,干部任免考察制度也依然有力,危機處理和事后補救也非常快速。這意味著,整個政治體系的事后性“消防滅火制”的迅捷,彌補了與社會監督相關的事前性“警察巡邏制”的不足。因此,中國政治的“事后糾錯機制”不僅存在,而且運行得力;盡管社會有怨氣,但整體的內部約束仍是非常有效的,這不僅表現在對權力腐敗的事后懲處,也表現在對群體事件和自然災害的事后處置。中國的“糾錯機制”在某種意義上還靠“強人政治”,但“制度力量”的因素也在開始發揮作用。

與官權的事后約束相比,對民權的約束卻具有明顯的事前特征。中國政府對民權的事前約束,其實正好反映了“中下層權力”根本沒有失控。2011年的“中東動蕩”之所以沒有波及中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地方政府對民權的事前約束,包括言論、出版、結社、游行等方面的有效控制。

我觀察到的現實是,中國現政府不是“腐敗無能”,而是“腐敗有能”。關鍵之處是理解中共高層的“四化五制”、中國政治權力的結構性(上層-下層權力、事前-事后約束、生人-熟人社會)、約束官權的事后性“消防滅火制”、以及約束民權的事前性“警察巡邏制”。

權貴資本主義”的橫行,實際上反映的并不完全是中共“內部約束的無效”,它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新體制的“政治單一制”和“準財政聯邦制”特征上的內在制度矛盾,以及中國政治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內部約束失效”的判斷是對“中央制度權威”的誤讀,更是對中國“政治經濟內在矛盾”的誤讀。

孫立平為什么會出現上述“雙重誤讀”呢?我的判斷是:因為他對“權力失控和腐敗”非常不滿。問題是,作為一個學者,他應該更傾向于表達不滿,還是應該更傾向于冷靜分析呢?平心而論,如果我現在不是身在美國而是像他那樣身在中國,我很可能不會比他做得更好;如果設身處地,我很可能也不能避免類似的“規范沖動”。但是,“規范沖動”的確會導致“選擇性失明”,導致夸大一部分事實而忽視另一部分事實,而如果忽視的事實碰巧更重要,被夸大的那部分事實就會接近于完全錯誤。

 

6,中國政治經濟的內在矛盾

如果說“潰敗論”在“內部約束失效”上的判斷,一方面是對“中央制度權威”的誤讀,另一方面則是對中國“政治經濟內在矛盾”的誤讀;那么,中國存在什么樣的政治經濟內在矛盾呢?

首先,我們應該把權力市場化的“權貴資本主義”放在一種國際視野中考察。這里,可以借用美國政治學家邁克爾·約翰斯頓1997年提出的“精英-機會分析框架”。約翰斯頓在2004年的《腐敗癥候群》一書及2009年與孫燕合著的《民主能抑制腐敗嗎?—對中國和印度的考察》一文中,運用并發展了自己的這個分析框架,它涉及“精英可接觸性”和“大眾政治經濟機會”兩方面的分析。約翰斯頓認為,“精英獨立性-可接觸性”和“大眾政治-經濟機會”一但出現失衡,“權貴資本主義”就會產生。

在西方發達國家(美國),由于選民和市場的力量,精英的可接觸性超過其獨立性,經濟機會也多于政治機會;在這種“市場型尋租”中,私人利益集團力量強大,政治精英很容易受到合法捐贈或非法賄賂的雙重腐蝕。在新興民主國家中(印度),精英的可接觸性高,政治機會充裕,但經濟機會卻相對不足,這使得精英的地位易受外力和裙帶關系影響,“分權型尋租”就加劇了精英的短期行為和腐敗傾向。在傳統專制國家(緬甸),精英壟斷了政治經濟競爭,裙帶關系盛行,腐敗呈現出“獨裁型尋租”的傾向。

當代中國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政治精英一般通過控制政治門路來獲得經濟利益,充裕的經濟機會又使競爭政治權力的利益集團呈現多元化的趨勢,這是一種以“官僚權貴”為特點的“集權型尋租”。辛子陵認為,中國權貴集團的形成和發展可分為四個時期:一是1980年代利用“雙軌制”的漏洞的官倒時期,二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包攬大型工程時期,三是幕后交易的國企改制時期,四是官場商業化的買官賣官時期。這種“集權型尋租”的制度邏輯,就是“有錢的人有勢,有權的人撈錢”。

換一種說法,就是分權激勵的方向,使得地方“政府管不住人做壞事,但它自己又很難做好事”;“政府自己不愿做好事,政府還怕別人做好事”。在目前的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干好事對自己是不利的,一個地方要是對農民工好,窮人來了資本就跑了;別人做好事也是對政府不利的,民間組織在這里搞好了,還是把窮人招來了,把富人趕走了;讓民間社會來做好事,還存在跟政府合法性競爭的問題,好事都讓你干了,政府就完了。“財政分權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改善產權的激勵問題,但沒有解決改善身份權利或社會權利的激勵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造成了搭便車。中央曾經試圖用轉移支付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目前又試圖用統一社保來解決這個問題,但這個辦法不適用于沒有地方自治的中國體制”(見羅小朋:“中國的身份游戲”,《共識網》2012-10-28)。

如果更進一步分析,我們會發現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反映的是“政治單一制”和“準財政聯邦制”結合下的內在制度矛盾。這個矛盾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中央要集中和擴大財權,卻對地方預算外、非預算項目、融資平臺和地方債務嚴加控制,這當然是實現不了的。中央要在民生開支上甩包袱,又對地方分權讓權不足,這當然也是實現不了的。中央要信任地方官員“為官一方”,又要對地方官員進行嚴密的控制,這也是魚和熊掌的兩難。中央要地方發展經濟,又不給地方積極性和靈活性,這又是魚和熊掌的兩難。此外,中央要改革開放多元發展,又要解決多元化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隱蔽信息與隱蔽行為);中央依靠經濟績效和政治關系驅動的“政治升遷”,又要地方官員避免地方主義和短期行為;中央要地方保證社會穩定,又在土地產權、人員流動、問責權利等方面控制過緊;中央要地方官員保持政治忠誠,又要限制地方官員中“關系型文化”的濫用;等等等等。

在這些“跑和吃草”的矛盾中,中央只能由著地方“既跑又吃草”,然后端著槍“專打出頭鳥”,以解決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高“交易費用”問題。表面看上去是“內部約束失效”,實際上卻是省費用減負荷的辦法。都說腐敗不利于發展,但腐敗確實經常是發展的潤滑劑。更深一層的矛盾是,當前的政治制度對“分權制衡”和“民主問責”所包含的“多黨自由化”的不確定后果充滿了顧慮,因為“問責制衡”到“多黨自由化”確實只有一步之遙。

這種“僵局”是否存在“可持續性”呢?存在。一方面,不管是美國的“市場型尋租”、印度的“分權型尋租”,還是緬甸的“獨裁型尋租”、中國的“集權型尋租”,世界上各種類型的“權貴資本主義”都使各國的政治經濟“帶病運行”,無病運行的社會根本就不存在。“多黨自由化”只能改變“權貴資本主義”的類型,卻根本無法徹底消滅“權貴資本主義”本身。

在另一方面是,中共有“摸著石頭過河”的“鄧氏定理”;在內部約束上信息嚴重不對稱時,“問責制衡”依然是中共高層可能使用的辦法,變通和創新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另外,中共的合法性資源(特別是績效合法性)并沒有因社會抗爭而徹底喪失,中央的制度權威也沒有因社會不滿而下降。還有,中共對知識分子的“分化利用”(如課題經費)和“行政吸納”實際上也是卓有成效的,福利政策的逐步推行也在不斷緩和社會矛盾。

當各個社會階層都能夠從制度本身獲得一定利益時,制度就會取得自我強化的力量,因為在重大的變革到來之時,人們(特別是中產階級)考慮的首先是失去什么而不是得到什么。人性的弱點是:他傷總比自傷更感疼痛,參與總比排斥更引順從。政府把異己力量“體制化”和“內部化”經常會有意外的效果。

在社會危機到來之時,政府當然也不是吃干飯的,公眾的不合作也不是自動的,因為,公眾面臨著協調集體行動的大難題。壟斷了暴力的政府在強制個人守法上有組織效率方面的優勢,而公眾要統一行動,進行“組織協調和偏好協調”的交易費用實在太高,在政府根本不允許“自由結社”(約束民權的事前性“警察巡邏制”)的情況下就更是這樣。公眾在組織協調方面的困難,導致政府可以相機行事,隨時選擇定新法或變通守法;公眾在包括目標和方法的偏好協調方面的困難,導致政府可以隨機應變,隨時分化公眾中不同的利益群體,為自己定新法或變通守法進行補救和辯護。無論如何,這個組織協調和偏好協調的“雙重協調費用問題”,正是公眾統一行動的難點。

與西方人相比,中國人在解決“組織協調”和“偏好協調”問題時更傾向于容忍。中國人確實更能忍、更能熬。帕特里克說:“不自由,毋寧死”;但熊培云則說:“不自由,仍可活”。難怪有人講:中國人不怕死,但中國人“怕不活”。“不怕死”是在逼急的時候,“怕不活”則是對現世的留戀。中國人的“忍和熬”取決于外在的單一權威的力量,“小不忍則亂大謀”是相對而言的。外在權威強時,中國人的“大謀”是“謀生”;外在權威弱時,中國人的“大謀”是“謀反”。中國人的政治文化以“鎮得住還是鎮不住”為起點,中國人服的是權威而不是原則,在抽象的原則面前中國人“誰也不服誰”。

中國不僅是一個“生人社會”與“熟人社會”共存的“雙軌社會”,也是一個“書面文化”與“現實文化”共存的“雙軌社會”,更是一個“明規則”與“潛規則”奇妙共存的“雙軌社會”。“雙軌社會”的柔軟度和調適力遠遠超過人們的想象,這其中的秘密在于中國人對“雙軌特性”的“情感反應速度與程度”的不同。要提醒讀者注意的是,決定現實發展的是人們的實際行為,不是本書對這種實際行為的描述,所以不要誤以為本書是在勸說人們接受現實。

 

7,“中國模式”能“持續崛起”嗎?

不可否認,中國的問題非常多,而且中國的問題還特別復雜;你如果注意觀察對比,你還會發現中國人的所謂“劣根性”也特別明顯。如果你只想看壞消息,只關注中國壞的一面,你會非常邏輯地從你想看到的壞消息中得出“一切不可持續”和“中國即將崩潰”的結論,正如你更多地關注中國好的一面,就會非常邏輯地從你想看到的好消息中得出“中國模式最不壞”的結論一樣。同樣一個中國,崩潰與崛起,看法竟如此大相徑庭,全看你在想什么和怎么想。好在兩者不可能都對,其中一個肯定比另一個錯得更多。

在“崩潰論”預言一浪高于一浪時,“中國模式”依然還沒有崩潰,就一定是另有原因。而這個原因一定與中國政府做了什么至關重要的事情有關。你可以說這件事情就是“改革開放”、“發展經濟”、“關注民生”,你也可以說是“槍桿子”、“加強控制”等等,我認為這個至關重要的事情不是別的,是“限任一黨制”的形成和發展,是本書討論的“四化五制”。

總之,“潰敗論”忽視了中共約束官權的事后性“消防滅火制”,以及約束民權的事前性“警察巡邏制”,誤讀了“中央制度權威”和中國“政治經濟的內在矛盾”。中國的“權力失控”是“中下層權力”而不是“上層權力”的失控,“中下層權力”的失控是“事前失控”而不是“事后失控”,“中下層權力”的“事前失控”是在“熟人社會”而不是在“生人社會”的失控。

2006年11月,中國中央電視臺經濟頻道,在黃金時間播放了一部題為《大國崛起》的12集電視紀錄片,該片記錄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美國等9個世界級大國相繼崛起的過程。《大國崛起》的創作和播放,是“中國模式”和“中國崛起”在世界各國引起強烈關注的情況下進行的。世界各國對“中國崛起”的感覺,首先來自于中國商品的無處不在、中國投資的全球化擴展,以及中國人在世界各地的足跡和影響。中國人現在討論“大國崛起”,首先是因為世界各國都感到中國在崛起。

大國崛起”是一個“國際比較”的概念,是力量比較中產生的國力鑒別。力量比較首先是科技力量、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比較,而任何一種“國際比較”則是在“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

15世紀開始的科技進步和地理大發現是“全球化”浪潮的開端。越是在“全球化”的初期,軍事、經濟力量的碰撞就越依靠強權的征服。但是,不管是早期的“強權崛起”還是當代的“和平崛起”,國家崛起的經濟指標都是一國的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速度,而“持續崛起”的經濟指標,則還要看一國的生產總值與其他國家及世界平均水平的長期比較(包括人均水平)。從9個大國先后崛起的歷史看,“崛起”與“持續崛起”的區別顯得特別明顯,而這卻是容易被忽視的重要區別。由于忽視這個問題,電視片《大國崛起》同其他類似討論一樣,實際上沒能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大國興衰”的一般規律。

本書認為,從以上9個大國相繼崛起的歷程看,經濟崛起無一例外是國家崛起的關鍵,“強政府推動”則無一例外是經濟崛起和國家崛起的關鍵。但是,“崛起”是一回事,“持續崛起”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以上9個國家中,“持續崛起”最突出的是美國,其次是德國、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最次的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在“強政府推動”的背后,制度模式、文化特征、國家規模是主要的核心因素,正是這些因素決定了“貿易—產業—科技—人才”發展鏈條的持續性。

葡萄牙與荷蘭在國家規模上先天不足,葡萄牙還在制度模式上與西班牙等國有不利的一面。這里,制度模式指的不僅僅是國家政治制度,如本書第二章所分析,更重要的是國家政權模式對“鼓勵生產性努力的制度”、“控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和“消減破壞性努力的制度”的不同規定。生產性努力、分配性努力、破壞性努力是人類行為的最基本方式,在國家規模具備的情況下,這三個方面的制度是理解“大國崛起”的“終極密碼”。

絕對君主制”及“終身權威制”的國家能夠在一定的時期內有效地“鼓勵生產性努力”,就像西班牙、葡萄牙、德國、日本、俄羅斯、法國在崛起的某段時間內那樣。但是,這兩種國家政權模式都不能長期確保一種“消減破壞性努力的制度”。結果,妨礙“持續崛起”的“破壞性努力”,要么來自政權內部統治能力的衰竭,要么來自政權內部統治更替后的能力耗散(突出的例子還有成吉思汗的蒙古)。“絕對君主制”及“終身權威制”的要害是“統治利益”與“統治能力”的不一致性,是“統治利益”的變動不能保證“持續崛起”對“統治能力”的苛刻要求。

君主立憲制”及“憲政民主制”不僅能夠比較有效地確保“鼓勵生產性努力的制度”,還能夠更好地確立“消減破壞性努力的制度”,這在英國、美國、法國以及戰后的德國、日本等國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制度的運行績效當然還要看具體的文化傳統,因為制度的背后是文化)。但是,這兩種國家政權模式在“控制分配性努力的制度”方面有天然的缺陷。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在《國家的興衰》一書里,就令人信服地論證了英國的“分配性衰落”,這種“分配性衰落”現在也已經特別明顯地表現在日本身上,連美國、德國和法國也沒能避免其困擾,美國現在還因為“帝國的擴張”和“文化優越感”而陷入了“破壞性努力”的制度性損耗中(世界警察及國際恐怖主義)。

中國的經濟崛起顯然是“大國崛起”的前奏。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經濟為什么能崛起?以經濟崛起為先導的“中國崛起”會是一種“持續崛起”嗎?本書非常明確地認為:國家政權模式的轉型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根本原因,國家政權模式的轉型也將是“中國崛起”成為一種“持續崛起”的根本保證。

國家政權模式的轉型是指從1990年代開始、定型于2002年的政權模式轉型,即從“終身一黨制”向“限任一黨制”的轉型。這種轉型的最重大意義,在于從根本上克服了“終身權威制”所一直無法避免的內部“破壞性努力”,從而為“生產性努力”的持續確定了制度性的保證。“終身一黨制”的失敗就是“統治利益”終究會壓倒“統治能力”的制度失敗,“限任一黨制”的關鍵是更好地解決了“統治利益”與“統治能力”的一致性問題,持續的“統治能力”正是國家內部能夠從“全球化”的外部分工體系中獲利的根本保證。

目前,中國的挑戰來自于進一步發展“鼓勵生產性努力的制度”,同時加緊改革“控制分配性能力的制度”(貪污腐敗、分配不公),使經濟發展的持續性能夠從“規模和速度”過渡到“規模和效率”,從而解決持續發展的“核心技術”、“創新速度”、“經濟轉軌”和“經濟倫理”問題。

如果歷史的進展有概率的大小,這表明的是可預測程度的高低。偶然事件當然無法預測,可歷史并非完全由偶然事件所隨機控制的,“不可預測論”等于是“歷史偶然論”,可“歷史概率論”卻應該是“偶然與必然的組合”。歷史事件的概率不會與制度的確定性毫無關系,“歷史不可測論”不能夠把“終身一黨制”與“限任一黨制”的制度區別一筆勾銷。歷史并不是隨機地重復著自己,只有制度邏輯才是種種歷史重復的主要根據。

一句話,關于中國模式的崩潰和不崩潰,一般的討論都是在表達愿望而不是在進行制度分析,而一般的制度分析只看統治成本、不看統治能力,特別是不看再生產統治能力的制度結構。政權的崩潰原因必須從人類政權的原型,即君主制的“終身世襲制”里找,中國模式沒有崩潰的原由也因此要從“現任一黨制”去進行統治能力的制度分析。“腐敗無能”與“腐敗有能”的區別包含了理解中國模式的秘密。

 

2014-07-14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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