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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人文素質低下是百年教育的“報應”
陳丹青:人文素質低下是百年教育的“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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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今教育繞過體制問題,無法議論。而體制的問題,只有體制才能解決。但是,即便體制問題獲得最大限度的改革、改善、改觀,今日中國的所謂“人文教育”問題,仍然難以議論,難以解決。

  今日中國大學生,尤其是大學教師“人文水準”、“人文素質”的觸目驚心,不完全是大學門墻內的教育問題,而是“歷史遺留”問題。假如我們有勇氣承認,則人文素質的低下、人文教育的切迫,是百年革命的深刻報應。

  所謂人文教育、人文素質,可能并不僅僅涉及知識、才能、品德、身份等等因素,而且深度涉及歷史的問題。

  當今大學,多有德才兼備的教師,多有稟賦優異的學生,多有先進知識的傳授,然而普遍素質仍然有問題。素質有問題,不是靠重視、研究、討論、政策及學校教育所能夠解決。今日全社會所謂的素質問題,是我們國家文明與文化的整體問題,是幾代人總體品質被“歷史遺留問題”長期敗壞、持續惡化的后果。

  一個人的素質好,或者不好,通常的說法,看他是不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可是為什么即便是今日的大學生,甚至大學的教育者也普遍存在“素質問題”?今日上過大學,獲得高等學歷的青年,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期,但在高的意義上,當代大學生配不配稱得上是所謂“受過教育的人”?為什么今天我們還要討論素質教育?有沒有素質教育這回事?素質能不能教育?怎樣教育?誰來教育?

  以我的偏見,考察一個人的素質,除了種種課程及教育措施,還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師承關系、交游范圍、社會閱歷;這些條件,與學校有關,也與學校無關;與教育有關,也與教育無關。我們應該詳詳細細算一筆賬:在我們記憶中被高度推崇的學者、教授、文人、藝術家、政治家,是什么出身,什么師承,什么交游,什么閱歷。

  扼要舉幾個例子。譬如,陳寅恪與陳散原的父子關系,周樹人與章太炎的師生關系,徐悲鴻與康有為的交往關系,錢鐘書與楊絳的夫妻關系……這類關系,并不涉及大學教育問題。

  最近我正在讀英國思想史家以賽亞·伯林傳。他出身商家,二十幾歲畢業牛津,先后與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猶太復國主義先驅魏茨曼、作家伍爾夫夫人、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和阿赫瑪托娃、英國首相丘吉爾等等人物有過交往;加拿大傳播學大師麥克魯漢的多達數十位以上的交往名單中,囊括了那個時代最杰出的人物,包括愛因斯坦、卓別林、畢加索。而與畢加索的交往也囊括了他的時代最優秀的人物:美國作家斯坦因與海明威、法哲學家薩特與超現實主義大師阿波里奈爾,等等。

  這是可以不斷開列下去的長串名單。這些人物可能有種種其他問題,但沒有我們今天憂慮的所謂素質問題。所謂素質問題不是大學教育問題,而是一民族文化生態文化水準的整體問題。

  在一民族文化生態的整體狀況中,如果說以上例子都是名流,那么就我記憶所及,五六十年代在我童年少年時代,販夫走卒、農夫農婦和今天的市井和農民比,所謂素質,要好得多。正如劉小楓先生準確指出的那樣,傳統時代的教育主要是宗法教育,宗法教育就是家庭教育,與學校無關。我們在文學史中多次發現,好幾位大師幼年的教養來自目不識丁的祖母、奶媽、家丁和仆人……

  我們觀察教育在一代人身上的后果,要推前二十年或三十年,才能找到根源,找到時代的流變如何有形無形地塑造“人”、從深處養育人的“素質”——今天五十歲至六十歲之間的老師,大致是“文革”前的大學生或“文革”中的知青,我們進入大學是在七十年代未,那時我們的大學老師若在五六十歲,那么,他是在民國年間接受的大學教育,而我們在五六十年代上中小學期間的老師,則是在民國年間接受中小學教育……

  再前推到民國,四十年代精英如儲安平之流的中學老師,大致是“五四”一代人,“五四”一代人如蔡元培陳獨秀之流,則他們的私塾老師就是清末一代人……

  我們再來向后推算:今天二十歲到三十歲一代年輕人的家長與老師,大致就是我們這一代人;今天在兩課(英語、政治)考試中掙扎長大的少年人,則十年二十年后將要為人父母,為人師表,執掌教育大權,帶著今天我們看到的集體人格與集體素質,去教育我們的孫輩……

  如此推算,以百年中國歷史變化之劇,文化斷層之深,一代與一代之間教育品質的差異,乃直接造成今日全民素質不堪補救的后果,這后果,又是未來教育后果的層層前因。

  要之,教育的功德,教育的遺患,在于隔代見效的因果報應。

  我并不是說,凡是早遠的年代或人物,其人文素質便是必然的好,新時代的新知識、新科技、新觀念,前人就沒有。但所謂人文素質,不完全是學問高低,所謂宗法教育,深深影響某一人或某一群人的行為、舉止、談吐、魅力,甚至相貌。然而“素質”無可量化,難以指陳,它是時代、階級、文化、家教等等在一個人、一代人身上的總和。我甚至感嘆于老照片中的臨刑罪犯,也比今日的罪犯更見氣質。

  以上極其粗略的推算,也許仍然不能描述什么是素質,然而我以為從中可以窺見百年中國史的幾次斷裂與斷層,如何深刻地影響到斷層此端的一整代人。

  人文教育,必要講到文化傳統。十多年前,海外漢學者曾將我們面對的文化,分成四種傳統:(一)由清代上溯周秦的中國古典文化大統;(二)“五四”新文化傳統;(三)延安傳統;(四)“文化大革命”傳統。這四項傳統并非平行奏效,任由我們選擇,而是一項傳統吃掉另一項傳統——“文革”傳統極端擴大了延安傳統,延安傳統扭曲變形了“五四”傳統,“五四”傳統,則深刻顛覆了整個古典傳統。換句話說,我們的集體記憶與集體遺傳,全都是“文革”傳統,連延安傳統延安精神,也找不回來了。

  我認識好幾位老革命,也就是當年的延安青年,他們與我們這一代有許多分歧,但其人品與素質,沒有、或甚少我們今天憂慮的種種問題。他們都是參與推翻民國的“逆種”,我試圖提醒他們:他們的幼年少年接受民國教育,而民國推行的所謂“禮、義、仁、智、信”教育,大致傳遞著古典教育傳統。即便是民國年間最激進的新青年、顛覆者與叛逆者,也在人格中深深浸染著傳統教育及其價值觀——試想,辛亥烈士“五四”健將、共產主義運動的英雄,還有昔日北大、清華、西南聯大的才子們,憑我們今日的教育制度與價值觀,出得來么?

  現在我們談論讀經,恢復國學,好像要裹攜著今天的所謂“人文教育”,跨越延安傳統、“五四”傳統,去和清代上溯兩千多年古典傳統相銜接。這樣一種反方向的跨越與追溯,有沒有可能?

  我愿意說,在學術上或有微茫的可能,但在現實層面、人心層面,在億萬人群中,我看不見可能。為什么?社會分層消滅了,文化差異抹平了,不同的人群與生活方式遺失了,千百年文明維持不墜的一系列內在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毀損了,“文革”最后一擊,中國地面成千上萬有品質的家庭單位,亦即所謂“宗法教育”最后那點脈跡,也被連根拔除。總之,在人文傳統種種資源蕩然無存的今天,我們對傳統價值體系試圖追尋、把握、攀緣、附會的愿望,在家庭教育這至關重要的第一步,即已不可能。

  有一本著名的家庭之書《傅雷家書》,在我出國前就出版了,十八年后回國,這本書居然還在暢銷。另有新書即《曾國藩家書》,也持續熱銷。說明什么?說明這樣的家庭,這樣的家長,已經沒有了。而這樣的家庭,是要千千萬萬好家庭好在那里,才會出那么幾家——民族的種性,不會斷絕,種性之稟賦優異者,也不會斷絕。現在、將來,我們還會不斷冒出新的鋼琴神童乃至種種天才,但是還會有那樣的家長,給孩子寫那樣的家信嗎?在如今的千萬封家信中,還能浸透著豐富的人文價值嗎?

  如果非要說素質教育,家庭教育才是無微不至的素質教育。那樣的素質教育,再好的大學也教不了、比不了、代替不了。

  蘇聯、東歐也消滅了社會分層,但是知識階層還在,尤其是,家庭單位——作為社會的細胞、成長的搖籃,作為教育最初的課堂,作為最后一道抵御社會災變的屏障——尚未遭遇徹底毀滅。而什么是完整的、有品質的、自我支配的階級、階層所構成的社會、人群與教育,我在歐美看到了。其中也有種種問題,甚至是駭人聽聞的問題,但沒有我們所謂的素質問題。

  今天,整個社會、整個國家都承認:中國人素質太差了,太有問題了,要抓緊人文教育,搞好素質教育——“抓緊”、“搞好”這兩個詞,就來自“文革”傳統。

  我可能描述了一幅太悲觀太灰暗的圖景,但是我要說,問題與現實比我們想象的更嚴重,更深刻,更普遍。尤其令人沮喪的,是在今天,有一部分問題可以放開來談——包括“經史子集”問題——但另一部分問題,譬如歷史遺留問題,譬如僅僅發生在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五十多年前的問題,總之,種種造成國家命運的大問題,直接導致今日教育狀況的大問題,卻不可以談,繞開來談。

  我不知道這種只談結果、不談原因,只談一半、不談另一半,是否就是我們長期被迫培養而終于高度自覺的“現實感”,這是回避現實。

  今日中國的現實是:國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富強,充滿機遇,而且必將更富強,出現更多的機遇。另一半現實是:自孔夫子以來,當今中國教育是歷史上空前龐大、空前繁榮的時期,也是空前荒蕪、空前貶值的時期。若是以有所保留的“現實感”談論讀經、國學、人文教育,是否是在試圖克服作為教育者而不愿說出的羞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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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15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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