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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臺演講“1912”全文
龍應臺演講“1912”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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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http://www.douban.com/note/246884695/

總統府中樞紀念國父誕辰,龍應臺專題談話

時間:2012年11月12日上午10時

地點:總統府三樓大禮堂

主講人:文化部長龍應臺

 

大家早安,我從十八歲開始就有演講機會,今天大概是有史以來,最特殊的一次,我看到“中樞”兩個字就要暈倒了。

馬克吐溫的寫作里有個手法──當寫到一個嚴肅到不行的場合,譬如今天這種場合,他就會讓一只小土狗,不知道從哪里竄出來,突然奔跑到前面,把演講的人撞一下,然后那份嚴肅就被瓦解了,我不知道今天我拿這嚴肅怎么辦,但是我很高興能夠來到這里。

我原來給的題目就是《一九一二》,后來覺得這個題目太大,三天三夜都講不完,所以想縮小范圍,談《孫逸仙這個人》。更接近演講日期的時候,覺得我真正要講的,是那個時代的氣氛,我也不是孫逸仙研究的專家,所以還是不要都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體,而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那個時代的觀察,于是最后還是把題目改回《一九一二》。

 

列強瓜分的中國

1912是甚么樣的時代?第一個浮出的意像,可能就是,那是一個列強瓜分中國的時代。當時一個法國雜志所刊出的漫畫,桌上有個大餅,寫著“CHINE”,列強拿著刀分割這個餅。整個的十九世紀,是這樣弱肉強食的時代。

 

殘酷的時代

那是個非常殘酷的時代。沈從文自傳里頭有段文章題目就叫作〈辛亥革命的一課〉。沈從文生于一九○二年,住在湖南的鄉下,在一九一○年最混亂的時代,他還是七、八歲的小孩,從他的眼睛看出:當時滿清政府到處搜捕革命黨員,但是到底誰是革命黨呢?鄉下官兵于是就抓人頭充數,成千上萬的,五花大綁的被抓去砍頭,基本上都是鄉下的農民。在沈從文的村子里每天大約有一百多的農民被抓去河邊砍頭,砍到后來,人實在太多了,官兵就把成堆的農民抓去大王廟面前擲筊,如果丟出來的是兩面都向上或一陰一陽的,就到“活”的這一邊,如果兩個都覆蓋住,就被分去“死”的那邊,等砍頭。運氣不好的農民擲完筊,也就乖乖地去排隊等砍頭。

每一天在河邊,都有很多的圍觀者去看砍頭,所以他從小的數字學習,是從數尸體學來的。圍觀者嘻笑不已,有時圍觀的人太多了,官兵也搞不清楚到底誰該殺誰不該殺,有的“該”被砍頭的不小心混到嘻笑的人群里,也就被當作路人給放了。

一張奇特的郵票可以充分表達政局的不穩。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了,可是我們也都知道,十九世紀到廿世紀初的中國,海關和郵政全部由外國人主控。當時的郵政總辦是一位法國人叫帛黎,當中華民國成立時,他非常不甘愿,不認同。郵票上面還是寫著“大清郵政”,可是孫中山都已經在南京宣誓就職了,怎么辦?他就在郵票的中間,印上了“臨時中立”四個字。到了三月的時候,孫中山嚴重抗議,他才再加“中華民國”四個字。從一張小小的郵票里,就看得出一個動蕩的時代。

一九一二年前后,不只是軍事動蕩,不只是政治動蕩,其實更是改風易俗、整個價值觀在翻轉的時代,服裝、纏足、包括發型,剪辮子這件事情,都是嚴重的大事。

 

價值的翻轉

錢穆先生生在一八九五年。一九一○年,風聲鶴唳,十幾歲的孩子都知道時代要變了。有一天晚上,他睡不著,在他同學的枕頭下面發現了一本書──我不知道他為什么晚上去翻人家的枕頭。他翻出來的書,你猜是怎樣的一本書?是譚嗣同的《仁學》。譚嗣同這位前進的思想家的書,給錢穆這位十五、六歲的孩子看到了,錢穆最震動的是甚么呢?竟然是譚嗣同在《仁學》里頭談頭發的部分。他把人依照發型來分,譚嗣同說,全發戴冠的,是中國人;把頭發剃光的是印度人,把頭發剪短的,是西方人;第四種,前面都刮光,后面留個豬尾巴的,叫做滿州人。

少年錢穆,那天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第二天就把自己的辮子給剪了。問題是,他辮子才剪了,沒幾天要放假了,意思是說他要搭火車回家了,朋友就警告他說,你現在沒有辮子,一上火車一定會被官兵抓起來被當成革命黨給殺了。事情非常的危急,怎么辦呢?沒有辮子無法搭車,于是他就把剪下的辮子縫到瓜皮帽上,偽裝辮子。在歷史大轉換的時代,一個小小的“脫線”很可能就送了性命。

其實,錢穆不需要縫辮子,因為在一九一二年前后,已經出現“改良帽莊”,有現成的帽子加辮子的改良帽可以買了。那個時候,道士服突然貴了,因為很多人買道士服來穿,道士的高帽子可以把不剪的辮子藏起來,可收可放,端看你遇到的是官兵還是革命軍。

一九一二年之后,守城門的革命軍,到處抓留辮子的人,抓到就是咔擦一刀。那時候關于剪辮子的漫畫特別多。價值的大翻轉,辮子可以代表。

我們講到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就聯想到革命、戰爭、動亂、割裂,彷佛沒有任何其他的大事了。事實是這樣的嗎?譬如傳染病,會因為革命而暫停爆發嗎?

 

伍連德這個人

一九一一年在東北爆發的鼠疫,死亡人數六萬,是一場大規模的疫戰。那個時候,東北的鐵路,東清鐵路是俄國的,南滿鐵路是日本的,然后從奉天到北京的,才是華人的,所以連治理權都是分開的。當有傳染病的時候,成千上萬的人潮從火車來往上下,傳染病也迅速蔓延擴張。當革命在南方蔓延的時候,哈爾濱是一天死一、兩百人。當時醫學的常識,大家以為這是跳蚤咬老鼠然后傳人。在恐怖而人人自危的氛圍里,北京派了一個人趕赴東北處理緊急疫情,這個人叫伍連德,馬來西亞出生、劍橋醫學院的畢業生。他趕到哈爾濱,經過解剖和觀察,斷言這是一個飛沫空氣傳染的肺鼠疫,是人對人直接的傳染,因此它的嚴重度、傳染速度,遠超過人們,尤其是當時西方專家的認知。

伍連德在一九一一年,動用了三千名士兵、警察、醫師、護士,投入防疫。借用了俄國鐵路局一百廿輛列車,做為隔離醫院。我們在SARS時也有經驗,大家都要戴口罩,口罩怎么來的?伍連德在一九一一年時,認定肺鼠疫是飛沫傳染,因此他嚴格要求所有人都戴厚口罩,當時就叫做“伍連德口罩”。一位法國專家不接受伍連德的判斷,堅持不戴口罩進入疫區,沒有幾天就染病死亡,震驚了國際。

冰原上堆積了兩千兩百具尸體,裝在成千的薄棺內。伍連德說服了清廷,做出一件空前的措施:火化。他說服清廷“解剖”的醫學必要,使得現代醫學有了開始。當革命在南方動蕩延燒的時候,伍連德在冰天雪地里默默開啟了現代公共衛生的制度建立。

辛亥革命到高潮時,伍連德的工作是否停頓下來?沒有。他計劃向英國募款,組一個紅十字會,然后由他率隊到辛亥革命的武漢前線去為傷兵治療。他說,不管是清軍或革命軍,他想為兩邊的士兵裹傷。

伍連德所做的事,基本上叫做不動如山。價值可以翻轉,世界可以顛倒,革命可以席卷,他一心一意做自己認為最有意義的事。

 

詹天佑這個人

另外一個例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詹天佑。革命了,戰爭了,時代要換了,天要變了。在大動蕩里,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停擺?是的,很多原來的秩序都停擺了,革命的意思就是原秩序的停擺和替換。但是有些事情,不因革命或戰爭或改朝換代而停。詹天佑在1909年時完成了京張鐵路,這是第一條中國人自己完成的鐵路,途經八達嶺,技術之艱難,當時也是舉世驚詫的。

之后詹天佑又成為粵漢鐵路的總工程師,或稱為總理。粵漢鐵路從一八九六年核準動工,到一九三六年才完成,經過了幾乎半個世紀。

在一九一一年時情勢非常不好的時候,詹天佑曾在一封寫給同事的信件中提及對時局的憂慮。“廣州正處于憤激的形勢中,我希望不會有嚴重的后果,但是可能會有巨大的悔恨。”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以一生的投入推動國家基礎建設的人,對于革命所可能帶來的中斷和破壞,會非常憂慮。

廣州是一個革命的核心地,當戰爭要在廣州爆發時,詹天佑人在廣州。幾乎所有管鐵路系統的人都逃難去,列車停駛了,甚至也開始發生搶劫。在這樣一個不安的時代里,詹天佑怎么做?他把所有粵漢鐵路的主管找來,告訴大家革命就要爆發了,所有要離開的人都來跟我登記,我可以讓你們走,但是每個人都要先做好工作細節的移交。后來發生的情況是,當街頭因革命而沸騰時,詹天佑手上的那段粵漢鐵路工作,始終是照常運行的。

 

孫逸仙這個人

1912年5月17日,孫中山先生就到了廣州,詹天佑以粵路公司經理的身份接待孫先生,這已經是1912年的5月。諸位熟悉孫中山先生的歷史就知道,孫先生很快地就担任了全國鐵路總監,他提出了要為中國建設20萬公里的鐵路,后來變成了我們的“建國方略”。“建國方略”提出的宏偉基礎建設藍圖包括要在十年內為中國修建16萬公里的鐵路,160萬公里的公路。這個夢想距離現實有多遠呢?一直到1949年,全中國的鐵路系統加起來不到2萬公里。到今天距離1912年一百年之后,現在的中國,真正營運的鐵路里程是8萬多公里。公路就遠遠超過了孫所擘劃的,有360萬公里。

孫先生當時有一個澳洲的顧問叫作端納。端納在1912年6月底時,見了孫中山先生之后對他很不滿意,給另外一個很有名的澳洲記者摩里斯在七月四日寫了一封私人信,發了一堆牢騷:“孫先生告訴我,他已經決定要盡自己畢生的精力發展鐵路,他說他幾個月內還不能公開他的計劃,我就磨了他好一陣子,他最后拿出一張6英呎見方的大地圖鋪在地上,從這張地圖可以看出孫中山先生狂妄極了,簡直是個瘋子,他完全的不切實際,對于他目前開創的事業沒有最基本的了解。”

這是端納私下對孫中山的批評。端納說,“這幅地圖包括西藏、蒙古,以及中國西部最偏遠的地區,孫中山煞費苦心地用筆在各省及周邊地區的地圖上畫了許多條線,他用線標出從上海到廣東沿著海岸的鐵路線,方向一轉鐵路線越過重山峻嶺直達拉薩到西藏,然后穿過西部直抵邊界,又彎沿曲折的進入新疆到達蒙古。他畫的另一條線是從上海經過四川到達西藏,還有一條經過戈壁邊緣到達蒙古,他還畫了許多從北到南、從西到東許多條線遍布全國,孫席地而坐向我介紹他的計劃,當他坐在那兒的時候,我想這個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怎么會這么愚蠢,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真的瘋了。問題不在于他畫的地圖,你如果有足夠的時間與資金,他畫的每一條線,即使是更多的線都有可能建成,可是問題在于他竟然會以為外國資本家可以提供充足的資金給他,在5到10年內把這條鐵路建成。”

端納接著寫,然后孫中山就問他,“你認為外國資本家,會為此而投資嗎?”端納回答:“那要看什么條件。”孫中山說,“喔,我們可以給他們四十年鐵路的使用權,不過期滿時他們要將鐵路無償的還給我們,而且保證運行良好。”

這不就是我們現在的BOT嗎?我們現在不是在做這個事情嗎?

端納說,“我就告訴孫,除非有一個穩定的政府,否則即使在中國幾個人口稠密的省份,修建最切合實際最有前途的鐵路,恐怕也得不到外國的一分錢。”端納總結說,“孫中山太幻想了,他幻想十年后中國滿布的鐵路,你想想看從越南的老街到中國云南的小鐵路就花了八百萬的英鎊。憑良心講,一條從云南要拉到拉薩的鐵路要花多少錢呢?除了到世界屋脊,就是拉薩,去做夏季的游玩,或著供達賴喇嘛逃跑的時候提供方便,這條鐵路一點用都沒有。”

這是1912年孫中山先生身邊的澳洲顧問私底下的一個說法,有趣的是端納提供了那么一個活潑的孫中山的側寫輪廓。1912,民國初始,孫中山對于政治的權力,可以放棄,但是對于建設中國的那個夢想,他緊緊的、緊緊的抓住,為之燃燒。從端納的敘述里,你看到“孫逸仙這個人”,四十六歲的革命家,彎身趴在一張敞開的大地圖上,拿著筆,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畫下他心中的建國藍圖。孫逸仙這個人真的是一個大夢想家。當端納用輕佻的口氣說:“鐵路從云南去建到拉薩干什么?”一百年后,回頭來看,是的,還真的就是要讓全球的人到世界的屋脊去做“夏季的游玩”!

孫中山先生是個大夢想家,因為他所想象十年內要做的事情,要到一百年之后才能完成其中的一部分。你可以從負面去說,哇,他實在是太不切實際了。可是換個角度去看,我們是否也可以說,真神奇,他的夢想,竟然都是對的,只不過他的夢想太大、太早。他的夢想的實踐所需時間,不是十年,是百年。但是他在地上畫出的那個夢想的藍圖,后來的人用一百年的時間去驗證,他的方向和愿景是偉大的。

想象著趴在地圖上的孫逸仙,我就開始思索,孫逸仙是什么時候開始變成夢想家,一個熱情燃燒的夢想家的?我就想到1923年他在香港大學的演講。那場英語演講的題目是:我的革命思想來自哪里?

他是這么說的。二十出頭的孫中山在香港讀書,看見香港“秩序井然,建筑宏美,無有干擾,向往不已。”每次放假回到相隔只有八十公里的香山,“每次回鄉,我竟然需自做警察以自衛,時時留意防身之槍彈完好否?年復一年,情況俱如此,家鄉與香港僅有50英哩之隔,唯兩地政府何以差別如此?”香港社會秩序令他震撼不已。

而二十歲的孫逸仙還不僅只是個夢想家,還是個行動者。他受到香港的影響,放假回到家鄉,他召集了一批鄉里年輕人動手挖石頭,鋪路,要把他的村子跟另外一個村子之間的幾里路給鋪起來。鋪了一陣子后發現不行,做不下去了,有很多很多的障礙,他就去找縣長。一個20歲的少年,非但不怕官,還會去找縣官。這個縣官也答應了要幫助鋪路,但是接下來他發現這個縣官不見了,換了一個縣官,他再去找這個接任的縣官,發現接任縣官對他置之不理。這個時候,孫中山發現這個縣官是花了5萬銀子買來的官。20歲的少年才知道說,政府的管治原來是這樣的。

他在1923年演講里說,有了這個認識之后,他就著手對政府做研究,發現在別國的政府當中,貪污是例外,廉潔是常態,但是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在中國的官場,貪污是常態,廉潔是異態。孫逸仙剛開始以為,省城的情況會比較好,不料一到廣州才知道它的腐敗更嚴重。原來,“中國之官地位越高,貪污愈熾,最后到了北京,其腐敗又千百倍于廣州。”孫中山說,這時候他才知道原來底層縣府竟然是中國最廉潔的政府機構。這樣的震撼教育給了他一個信念:好政府才是中國最需要的拯救。

今天這場短短的演講如果一定要有結論的話,那就是:孫逸仙是個大夢想家,可是他不是一個空的夢想家,因為他也是一個行動家。一個清朝的學生,會去鋪路,會去找縣官,然后希望有所突破,最后用革命行動來實踐他的夢想。有人說,民國建立,如果孫中山真正的執政,他不會是一個很好的執政者。也許,但是我想,大破的時候,需要的是目光遠大、胸懷愿景、有氣魄、有夢想的人。大立的時候,需要的是一步一腳印,忍辱負重,有謀略、有毅力的,能靜水深流的人。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格特質,我們怎么可能要求這兩種特質同時存在于一個人身上?

今天之所以提及伍連德,是因為“伍連德這個人”在國家政治、軍事動蕩到極度的時候,他專心只做一件事,就是把中國的公共衛生制度給建立起來。今天之所以講到“詹天佑這個人”是因為,在那個動蕩不安的時代,他如此篤定不移地堅守鐵路的基礎建設。在大破的時候,我們非常需要像孫逸仙先生這樣的大夢想家,讓你有一種氣魄,敢于想象非常遠的未來。在大立的時候,我們需要像詹天佑這種實踐家堅毅執著。在大破大立非常混沌不明、價值混亂的時候,可能要有像伍連德這樣的人,他不管你外面天翻地覆,就是一心一意去完成最重大、最扎根、最長遠的建設,以天崩地裂不變色的從容態度,一點一滴的做下去。

 

2012

我們今天的臺灣剛剛好距離一九一二年是一百年,孫逸仙這個人對于建立共和國的愿景,我們還在他的藍圖上往前走,臺灣在意想不到的另一個空間,開展出自己的一條路來。今天這個時候,我們在政府的體系里工作的人,可能也有很多人覺得,在大破和大立之間、價值混沌中覺得灰心,因此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碰到破和立之間幽晦不明的時候,只要我們心里清楚知道自己在做扎根的、長遠的、有意義的事情,或許我們心中就可以有一種篤定和從容,即使外在的環境忽明忽暗,眾聲喧嘩不已,但是心里可以自信,對于時代、對于人民,有些基本的信念,是值得堅持的。

 

2014-07-15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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