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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回憶錄.木心講述(1989-1994)》:作為信仰的文學
《文學回憶錄.木心講述(1989-1994)》:作為信仰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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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葉嘉瑩的聽課筆記將我們領進顧隨先生六十年前的課堂之后,由陳丹青整理的聽課筆記(《1989-1994文學回憶錄》)也出版了,這使我們可以從容領略另一位良師的風采。

梁文道在序言里稱木心為局外人,這不是一個稱呼,而是一種恰當的分類。非但如此,這還是一個局外人對著一群局外人講文學課的事。這群局外人是與文學并無直接關系的人,主要是畫家。講課時間是在二十年前,地點是在異國他鄉的紐約,與局外人們的故鄉隔著半個地球。這一純屬私人性質的事件經過陳丹青的力薦,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文學傳奇之一。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作者:木心講述,陳丹青筆錄
  出版時間:2013年01月


  筆記記了五本,印成書后,依然有厚厚的兩大本。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通篇大言斷語,經常一言以蔽之。筆記對口頭演講的過濾固然促成了這個特點,但它未嘗不是木心自己風格的體現。對于當代中國人,所謂的大言欺世不是什么成語,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碰到的現實,但木心的大言并不欺世,相反,卻能使人回到那種古老的“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的感覺。炎炎,按照成玄英的解釋,猛烈也。

“老子精煉奧妙,莊子汪洋恣肆,孟子莊嚴雄辯,墨子質樸生動,韓非子犀利明暢,荀子嚴密透辟,孔子圓融周到……他們的用字,用比喻,都成專利,別人冒充不得。

“浪漫主義太濫情,現實主義不重靈性,自然主義太重細節”,“象征主義以為現實世界后面,隱藏著理念世界……但象征主義實踐這些理念時,一舉一動都要象征,多么小家子氣。”

在很多專家為一塊郵票大小的地方忙碌一輩子的今天,瑣碎的小言才是主流。因此,如此猛烈的大言既令人耳目一新,又顯得不合時宜。也許正因為其猛烈,我們從中也能發現不少錯誤或問題。灼見之中有錯誤和謬見,這本是私人性質的文學史無法避免的,本書自然也不例外。這一點我們不必諱言,因為這些錯誤或問題無損于它獨特的光芒和價值。

“希臘人當年的知識范疇如何?很狹隘。希臘人不知道世界史,不知道世界地理,不知道其他種族……”用狹隘來形容希臘人的知識,這倒是頭一回聽說。對于一個擅長航海并能精確測算出地球周長的民族,如果她不知道世界地理,還有哪個民族比她更知道呢?

“我罵儒家,是將好好一部《詩經》弄成道德教訓,詩曰如何如何”,“《楚辭》,很幸運未被孔子修改過、歪曲過,沒弄成道德教訓。”木心對孔子對《詩經》的大刪大改耿耿于懷,痛心疾首。問題是,孔子有沒有將三千多首詩刪為三百多首?自孔穎達以來,很多人都懷疑這一說法。現代學者大多認為,孔子在《詩經》的形成中作用有限,可能僅限于音樂校正方面。

“如果司馬遷不全持孔丘的立場,而用李耳的宇宙觀治史,以他的天才,《史記》這才真正偉大”,這個想法有些古怪。中國的姑且不論,無論是修昔底德、米什萊、蘭克或者法國的年鑒派,哪一位是用《道德經》的宇宙觀治史的呢?倒是有用黑格爾的觀點或某某主義治史的例子,但那是什么樣的歷史呢?

“太陽系處于中年期,到了老年期,能量消耗完了,地球將要冷卻”。哎,他老人家顯然以為太陽里的聚變反應跟煤球爐里的燃燒反應一樣。

《西游記》的版本是一個復雜問題,但就吳承恩本、朱鼎臣本和楊致和本的關系講,學術界已經大致厘清了一個次序,即朱本和楊本是吳本的刪節改寫本。在孫楷第、鄭振鐸等人的工作后,已經沒有多少人認同,吳本是對楊本的擴充這一最初源自魯迅的看法。因此下面這段關于吳承恩寫《西游記》的話就變得有問題了。

我曾說過“風格是一種宿命”,他是好證據——忽然他發現楊致和的《西游記傳》,靈光一閃(可能拍案而起,大叫:“有了,有了!”),《西游記》于是孕育而誕生。有了楊致和的骨架,吳承恩大展身手,找到自己,找到風格,連《南游記》《北游記》的精華也拖了幾段過來(鐵扇公主即出于《南游記》)。

這段話十分精彩,真希望有一個拍案而起的吳承恩,真希望《西游記》就是這樣誕生的。這樣的話,吳承恩就成了一個“有資格挪用別人東西”的“高貴的強盜”。

木心有著強烈的老子情結,這使他對司馬遷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又使他在看待帕斯卡爾的“無限空間的永恒沉默”時,匆忙地下結論:“這是老子的東西嘛!”帕斯卡爾對人類處境的洞微察幽,是為了論證救贖者存在的必要性;而在《道德經》中,非但沒有救贖者什么事,且人在其中的地位亦不特殊。他視文學為信仰,且是惟一的、可以覆蓋一切的信仰,一旦碰上真正的信仰,反倒覺得無法理解了。于是,《舊約》和《新約》的文學性在他眼中成為首要的、壓倒一切的東西,耶穌由于充滿靈感的布道成為“天才詩人”(《圣經》的文學性雖然是研究中的冷門,卻也并非無人研究。木心的著眼點主要在耶穌的人格魅力以及善用比喻的說話方式上,對于敘事手法——《圣經》的敘事之美值得細細品味——基本上忽略了,這一點對《舊約》其實更重要);帕斯卡爾的《思想錄》在他眼中,真正有價值的“不滿兩頁”。他視宗教為催眠,“再聰明的科學家、文學家也受催眠”,這與宗教是精神鴉片的觀點倒有相似之處。

“《伊利亞特》太幼稚,《神曲》太沉悶,《浮士德》是失敗的,都比不過莎士比亞”,木心說。對于作為宗教思想家、政論家、藝術理論家的托爾斯泰,他完全不能理解,直說他腦子不行。這口氣,真有點登山訓眾的樣子。他站在山頂上了嗎?沒有,但他的確站在了高處,且一再強調登頂的重要性:“有了制高點,看起來就很清楚。一覽眾山小,不斷不斷地一覽眾山小”,這正是木心可貴的地方。不過話說回來,就像統攝萬物的萬有理論是否存在一樣,這樣的山頂是否存在,還真不好說。

讀木心的東西,我常常為他的審美直覺和連珠妙語而擊節,但有時也為這些妙語缺乏一個較堅實的學術基礎而嘆息。的確,在專業的文學史中,錯誤不會這么多,膽子也不會這么大,但灼見也少啊,有時少到沒有,有時少到是負數,起反作用,被引入歧途而不覺得,如果你選擇不當的話。讀此書的樂趣就如同去琉璃廠淘舊書,每有意外的收獲,便有一股快意在心頭升起。這樣的快意,是無法從學院派循規蹈矩的文章里獲得的。這一點目前已經有不少文章談及。網上甚至流傳著從《文學回憶錄》中摘抄的一句話體的語錄,供大家分享。關于這些,我不想多說什么,只想補充一句:這是異端的權利,也是異端的勝利。這是木心一個人的勝利。

很多人可能不會同意木心對批評家勃蘭兌斯、小說家哈代的推崇以及對契訶夫的貶抑,然而對于近現代的文學流派,尤其是二十世紀初蜂起的主義,木心常能表現出過人的見識:“凡主義,都是強扭的瓜,不甜,爛得也快”,“未來主義沒有未來”,“表現主義比未來主義強,至今還有影響”,“垮掉的一代,只有斯奈德沒有垮掉”。這是本書的兩大亮點之一。至于本書的另一大亮點,我以為并不是世界文學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而是世界文學格局下的中國古典文學。似乎從青年時代起,木心就擁有一副世界性眼光,且常能從歷史和演化的角度看問題。比較文學于他人是一門學問或職業,于他是一種天性。他用水草與水的比喻來形容《紅樓夢》中詩與文的關系,這個比喻也可以用來形容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關系,盡管這個地區的文學與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演化的。

在陳丹青的筆下,木心作為圣徒的形象已經粲然可見。使他超越他人而成為圣徒的,既不是他的稟賦,也不是他的學識,甚至也不是他在逆境中的表現,而是他的心靈,一顆雅尚高潔、向死而生的心靈。對于他,生只是死前的一段過程,而離開藝術的生是暗無天日的,除了平庸、不幸、絕望和死亡外,沒有別的出路。他張開雙臂,緊緊抱住藝術的十字架,既因此而吃盡苦頭,又因此而度過劫難,并于垂暮之年終獲拯救,盡管十字架上并沒有一位鮮血淋漓的基督。因此,本書最大的價值不是有關文學的知識以及許多令人難忘的妙語金句,而是木心作為藝術家的個人感悟。“始終不肯背叛自己的人,即使吃了很多苦頭,最終卻可以笑著”,他說。這雖然是藝術家一生的心得,卻令我想起一位波蘭民族英雄(皮爾蘇德斯基)臨終前說的話:有被消滅的危險而不屈服者常能勝利,成功之后即不長進者常會失敗。“來美國十一年半,我眼睜睜看了許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犧牲世俗的虛榮心,和生活的實利心。既虛榮入骨,又實利成癖,算盤打得太精:高雅、低俗兩不誤,藝術、人生雙豐收。我叫好,叫的是喝倒彩。生活里沒有這樣(的)便宜。”這是一位歷盡滄桑、劫后余生的老人的冷眼旁觀。雖然被喝倒彩的人未必聽得進去,毫無疑問,他是對的。

在肉體上,木心屬于這個時代。在精神上,他卻屬于一個消逝了的時代。當他選擇與卞之琳、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生活在一個時代時,他也選擇了自我隔絕。這種自我隔絕造就了一位超凡絕塵的世外高人,但代價也是有的。他的過于講究的文字對他的寫作形成妨礙,而他并不覺得,這無疑是代價之一,且是其中較小的代價。須知,“漢家陵闕的石獸,如果打磨得光滑細潔,就一點也不好看了”,說這話的不是別人,正是木心本人。

有一天,木心講到了水滸,講到了施耐庵,他說:“我見過一篇施耐庵作的序,極好。‘風雪夜,聽我說書者五六人,陰雨,七八人,風和日麗,十人,我讀,眾人聽,都高興,別無他想。’我幼時讀,大喜,不想后來我在紐約講課,也如此。”這個序自然不是施耐庵作的,而是由金圣嘆代筆的。原文也不是這樣的。木心憑記憶說,不算錯,且經過記憶坩堝的重新熔煉,變得比原文更暢達,更符合現代語境。不知不覺間,木心自己也變成了強盜,且是高貴的強盜。但幼時讀即大喜,卻令我生疑。這是一段盧梭式的confession嗎?從他少時與人討論《新約》的文學價值看,我只能選擇相信。這個人是何等的早慧,他的心態又是何等的可貴!這樣的心態古人有,陶淵明有,寒山有,胡應麟有,崔述有,上個世紀也還有。在大家的褲腰帶上都別著一個小喇叭的微博時代,誰還會有呢?一個局外人對著一群局外人講文學課,這樣的事在今天還會發生嗎?

2014-07-15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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