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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時代的稻草人
許知遠:時代的稻草人
許知遠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

別讓自己變成了另一個稻草人。大約六年前,一位朋友勸告我。
比喻來自葉圣陶的一則童話。稻草人內心善良,卻在現實面前無能為力。他那細竹枝的骨架子、隔年的黃稻草的肌肉、手臂上用線拴的破扇子,趕不走飛蛾,幫不了生病的孩子,救不了離水的鯽魚、尋死的女人……
童話寫于二十年代初,或許也是對于剛剛興起的知識分子的某種隱喻。那是個充斥著興奮與焦慮的年代。五四運動給予他們巨大信心,知識不但轉化成行動,而且影響巨大。但創辦雜志、呼吁民主與科學、上街游行、通電全國、號召罷課罷市,乃至翻墻毆斗、放火燒宅是一回事,讓廣闊的民眾都感受到中國的危機,投入持續的行動卻是另一回事。相比于一小群知識分子的活躍,中國社會仍死寂一片。
他們試圖深入社會,他們到鄉村、工廠、礦山宣講救國,卻發現聽者寥寥,人們既不太感興趣,也不清楚他們在講什么,一位老婦人把要前往的媳婦關在家里,還痛罵青年學生是混蛋、王八羔子、不學好。
在歷史的慣性與現實面前,新思想與文化的力量倍感脆弱,它像是魯迅感慨的:“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
一些人前往西方深造,認定惟有深入了解他們的理念,才能拯救中國,另一些人創建黨派,組織與意識形態讓他們更有力量。
不過,這些機會只屬于大城市中的一小群知識分子。其他人呢?他們在五四運動中感到希望與光亮,如今又回到了現實的暗淡,他們深感迷惘、無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
我從未讀過《稻草人》,也對朋友的勸告不明所已。那時我不到三十歲,正著迷于談論中國與世界,對于未來充滿信心,認定中國必然不斷富強與開放,而自己將參與這個偉大進程的塑造,怎會担心所謂的無力感?



再次遇到葉圣陶,已是二零一零年初。我在劍橋的東亞圖書館的地下二層,找到了他的長篇小說《倪煥之》。
它初版于一九二九年,在某種意義上,它是“稻草人”的延續。幾年前的“稻草人”只是迷惘與無力,現在則加入了新的元素。對于知識分子,五卅運動再次燃燒起他們的熱情與希望,在反抗“帝國主義”的旗幟下,他們聯合起工人階級,再度感覺到力量。但力量感轉瞬即逝。一年后的北京的“三一八屠殺”,兩年后上海的“四一二慘案”,令恐怖、暴力、窒息與絕望四處彌漫。
知識分子在五四時代的團結感也分崩離析。青年們曾是進步的動力,如今則相互殘殺。個人覺醒是新文化運動的主題,但個人在這劇烈的社會變動前,又是那么軟弱。
這個叫倪煥之的青年,不斷在希望與幻滅中搖擺。他要追求自由的愛情,要通過教育改造社會,參與革命與政治來救國。這些理想都失敗了,婚姻的瑣碎破滅浪漫的愛情,教育的理想則在民眾的生活慣性前止步,大屠殺則窒息了政治參與。無處不在的恐怖,則令所有理想與想象力喪失意義。
或許因為劍橋生活的疏離,《倪煥之》在我內心激起了意外的回響。江南水鄉的風物,一個青年在時代旋渦中的苦苦掙扎,彌漫在文字中的單純、悵惘、活潑的希望,都提供了某種精神撫慰。更重要的是,它擊中了我的焦慮——個人該怎樣與時代、社會共處,他的力量的源泉來自何方。
劍橋一年,也是我第一次獨處,我必須學著面對自己。從前的信心早就消散了,事實上,正是內心不斷涌起的焦躁和乏力,才讓我逃離中國。
中國社會在幾年前還表現出的活力,似乎陡然間消失了。我們曾經寄往的力量——自由市場、新技術、全球化、中產階級、企業家、青年一代——似乎再次被某種強大的歷史慣性所吞噬。所謂的新力量,轉瞬就變成了舊秩序,它不改造舊系統,反而依賴舊系統而生。
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已然陷入停滯與潰敗。但這停滯與潰敗,卻是一種生機勃勃、躁動不安的方式表現出來,它像是一朵巨大的金光燦燦的“惡之花”。不合時宜的政治體制,變成了“中國模式”;市場力量不斷萎縮,整體經濟規模卻在增加;文化普遍的低俗與墮落,它卻自稱是多元的聲音……
如果你仍想保持思維的獨立性,繼續某種社會批判,則是個 “多余人”。政權、大眾都認定,你對他們的思維方式的挑戰。不管他們是以國家利益、民族主義還是受侮辱的大多數的名義,他們都是集體性地,本能地厭惡個人。
你也會對自己心生不滿,壓力不僅來自于外界,也來自內部。簡單的價值判斷是不夠的,你的頭腦足以面對這個復雜的現實,怎樣理解這些蜂擁而來的信息碎片,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在中國與世界的聯系里,這需要一套復雜的知識系統,需要手術刀式的剖析能力。
外在的壓力與內在的不滿,都可能讓知識分子失去了自己的聲音,加入別人的合唱,它可能是國家權力、市場誘惑,大眾的狂歡。
在一個集體主義、非理性的時代,保持個人立場是困難的。二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發現,他們不僅丟掉了十年前的意氣風發,不但不是文化復興和挽救中國的代言人,還可能是歷史車輪的阻礙。在興起的黨派與階級之爭中,他們無處容身。在一些地方,“打倒知識階級”已變成了共產黨爭取工農的手段。湖南的著名讀書人被處死,即使章太炎也不免抄家的境遇。攻擊不僅來自外界,知識分子內部也展開一場“自辱”,他們否定自身價值,宣稱惟有出路在于“勞動化、大眾化”。
但這真可能嗎?虛構的倪煥之倍感幻滅時,真實生活里的朱自清發現“只有參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決這惶惶然”。但他隨即發現,自己其實那邊都無法加入,“我不是個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時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調、嗜好、思想、理論與行為方式,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而“隨你怎么批評,我就是這樣的人”。
我的確担心自己成為這個時代的稻草人。這個稻草人不是插在那個軍閥混戰、民族屈辱的田野,而是生活在一個國家空前繁榮、強大的時刻。你的焦慮與吶喊,不會驚醒在鐵屋中沉睡的人們,而是立刻消散在四周的喧嘩與躁動中了,再驚人之語,都顯得平淡無奇,連憂慮本身,都像是時代的另一種笑料——它既不實用,也不好玩。



從劍橋回來已然一年,“稻草人”之感更鮮明了。除去之前早已體驗的公共生活的窒息感,一種新的不祥趨勢也已然形成。
兩年前,“抱怨”與“憤懣”還是主要的社會情緒,如今它則轉化為更直接的暴力,而那些古老的沖突模式再度興起。空洞的許諾已失效,正義無處伸張,不同階層與力量的社會對話機制則從未建立,暴力成為了最后的解決方案。
從公安局長到街頭民眾,從執法的城管到網上的聲音,這種暴力精神四處彌漫,它經常還以正義的面貌出現。到處是對絕對力量的崇拜,是對報復快感的渴望。在一個正在潰敗社會秩序中,人人都覺得無所依靠,民族、地域、家族又再次重要。在一些方面,一個霍布斯的叢林狀態正在浮現。
在越來越激進的社會情緒中,一個知識分子該怎么辦?或許,連這個問題本身都在淪為笑柄。誰會在乎知識分子的想法?誰又能理直氣壯的宣稱自己的知識分子的身份?
一個世紀以來,知識分子的地位日趨邊緣化,卻從未像今天這樣無足輕重。他們曾是王朝的變法者、革命的策動者、黨派的組建者,也是廣場政治的鼓動者。諷刺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變的原動力,又是被巨變的浪潮一一吞沒。這一次次吞沒,也導致了他們地位的邊緣化,增加了他們的無力感,而無力感又激發了他們的言行的激進化。
在我們的時代,你可以輕易感覺到這種撕裂的狀態。大部分知識分子投入到體制的懷抱,用獨立性換取安全與榮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則充滿了憤怒與絕望,沉浸于言語反抗的快感,自命為受壓迫群體的代言人。而選擇中間道路,追尋自己內心的聲音,試圖捍衛某種更超越性的價值觀的努力,則變得日益困難。
這的確與我們的傳統相關。我對一個歷史細節記憶猶新。還是1898年,王照對康有為說,只有多建現代學堂,教育基礎與風氣逐漸改變,到那時才能建立一個新的政體。康有為沒這個耐心,他要的是“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22年后,當王照回憶起這段往事時,中國沒有獲得拯救,也沒消亡,但教育還是一團糟,孩子們還是沒有足夠的學堂。
這樣的對話,后來以各種不同的面目出現。從五四到六四,知識分子似乎總是面臨著這樣的困境——是應該卷入社會的變革,還是守住自己的園地。起初總是康有為壓倒王照,事后又總是發出王照式的感慨。
這可以理解,近代中國的轉型太過艱巨與復雜,中國從未形成多元社會,政治支配一切領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于政治體制,外辱又不斷涌來,似乎容不得緩慢的改變。
但另一方面,這也與變革者們(他們絕大部分是知識精英)的功利主義態度相關,人們總希望能“畢其功于一役”,一次徹底的改革、一種主義、一場革命,能解決所有問題;同時,這些變革者們也很少有真正意義上的個人覺醒與自我探詢,他們心中被宏大的國家、民族、價值、危亡這樣的詞匯占據著,很少追問救亡的目的與意義是什么,這又與他們的內心有什么聯系?
當這種追問缺席時,他們就很難客觀的評估自己所處的環境。他們可能高估形勢的嚴重性、高估自己的個人能力,被一種悲壯的理想所驅使;也很可能深感無力,認定所有的改變都是虛妄的,滑入逃避主義的泥淖。



同樣的狀態又發生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當然,我們從未面臨著昔日的嚴酷性與迫切性,尚沒有重大的事件來考驗我們的品行。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們中的大多數被一種失敗感包圍。我們在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學時,啟蒙精神仍未凋零,它甚至因政治上的暫時松動再度活躍起來。我對一九九八年前后的那段自由主義思潮念念不忘。一些人——錢理群、劉軍寧、朱學勤、王小波、林賢治、何清漣、余杰,一些雜志——《方法》、《東方》、《公共論叢》,幾家書店——風入松、國林風、萬圣,還有他們都推崇的哈耶克、波普爾,是我們智力最初的啟蒙者。我或許至今仍對這些理論不甚清楚,卻記得那個觀念仍算得上激蕩的時刻。我錯過了八十年代,這像是個小小的補償。它加固了我頭腦中的這一想法:世界是由觀念塑造的,再沒有比作家、思想家更榮耀的職業了。而這些作家與思想家們的首要倡導,就是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而現在,我們普遍感到覺得自己曾經確信的價值觀,如今都被社會變革沖得七零八落,發現自己的時代尚未到來,就已經過去了。中國不再面臨被瓜分的危險,但強烈的壓抑以另一種方式到來。人人覺得急需變革,人人又深感無力。
我很懷疑,自己擁有的不過是一種廉價的理想主義,它從未真正在我們內心生長,只是暫時移植過來,經不起風吹。
這也是一次自我追問的良機。你真的確信那些理念嗎,你能在沒有喝彩的情況下,把當初的信念繼續下去嗎?我們都已年過三十,不僅發現時代的局限,更發現自身的種種局限,但這個時候,我們仍能堅持嗎?時代沒有朝向我們期待的方向進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找到內心的準則。
中國社會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它許諾救治種種社會疾病。對新方案的期待,往往是災難的源頭,它也暗示著我們對個人責任的排斥,拒絕使用自己的頭腦,總希望某種抽象的社會力量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沒人能在短期內改變中國政治現狀。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這么辦?去做一個看透一切的犬儒主義者,一個不擇手段的成功者,隨波逐流、放棄個人努力。中國的糟糕狀況,既是來自于政治制度,也同樣來自于每個人對自我責任的推卸。商人、教師、演員、記者、教授、工程師、修路工,每個人都不滿意自己的角色,拒絕承担對應的責任,每個環節都開始松懈。他們導致了更多的社會災難,也讓我們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難說,這僅僅是制度造成的,這也是個人的失敗。宣稱自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時也是加害者。
而一個知識分子,讓他憂慮的不僅是現實境況,更是某種抽象的原則。一定存在著某種更高的價值,值得人們去尊敬,一定存在著某種準則,超越黨派、利益團體,你要為這種價值與準則而吶喊與堅持。正是這種價值與準則的存在,才使每個人得到最終的保護,才使每個人感受到更充分的人生意義。他堅持這種努力,不是他會獲得成功、立刻見效,而是它符合我們內心的主張。

2011-07-15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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