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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慈禧 大難中突然醒悟
晚年慈禧 大難中突然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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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外和媚外之間——慈禧太后的對外觀念

關于慈禧太后的對外觀念的研究,目前還沒有較為系統的、客觀的著述。本文著意從晚清這位重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她所處的權力斗爭的地位出發,勾畫她在面對內憂外患的千古變局時應對外部沖擊的復雜態度。不可否認,慈禧對權力的爭奪和維護是她內政外交的出發點。一方面,她為了維持權力而"借師助剿",鎮壓太平天國;另一方面,她為了維持中央權力的制衡關系而支持恭親王的洋務運動。她因為惱怒列強長期壓制,尤其是干預她另立新君而利用義和團不惜和列強開戰,又因為戰不過而曲意討好,喪權辱國。但中國面臨列強侵略的"千年未有之變局"使得此后數十年中國當政者必需全面、慎重地處理對外關系。慈禧太后重用漢人改革家,實行開明專制,基本體現了應有的對待西方的理性態度。由于長期受西方列強的壓制,慈禧太后在洋務運動失敗后對洋人的反感日益加劇,并最終不顧一切地對八國宣戰,又反映了她非理性的一面。晚年慈禧突然決意進行比戊戌變法還要激進的改革,標志著她最終被迫向時代承認錯誤,但歷史不再給她機會。

慈禧太后的對外觀念主要受三個因素的影響:追求權力的強烈愿望、權力斗爭中她所處的地位和外國的壓力。對權力的追求是她的核心目標,地位和壓力之間的互動關系影響到她謀求和維持權力的手段。由此我們看到慈禧的對外觀念處于仇外和媚外的劇烈搖擺之間。

一,慈禧太后的性格決定了她的政治手腕和風格,也影響了她的對外觀念不研究人物的性格就不能真實地把握政治人物的行為。Heinz Eulau認為"不談論人物的政治行為--他的行動,目標,驅動力,情感,信仰,承諾和價值觀--而去探討人的統治是不可能說出什么有意義的東西的。"1慈禧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一方面,她權傾三朝,據《清史·后妃傳》,慈禧在晚清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是"綜一代之興亡,系于宮闈,亦一異也"。另一方面,她也畢竟是個女人。她的女官德齡在回憶錄中說:"她(慈禧太后)的確是顯得老了!比昨天或前天,至少相差十年。我不禁由衷地對她發出一種憐憫。我真不知可用什么話去勸解她啊!只見在我的面前,坐著一位很老很老的老太太,她座下是一張很舒適的黃緞錦墩;在她兩個衰老的肩膀上,卻担著一副關系全國安危的重担。"2她個人的命運是晚清王朝的縮影。在人治的帝王統治時代,政治對統治者個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她不得不追求權力、維持權力和擴展權力。據德齡在同一部書中的回憶,太后并不昏聘,相反她極清楚宮中那些臣下的種種毛病,如虛榮、自大、虛偽等等。太后也并不是一個孤陋寡聞、心胸狹窗窄的老婦人,因為人們認為她是很難得到禁城外面去的,所以總是用一些老朽、固執、守舊等詞語來描繪她。實際上,西太后有淵博的知識,她的知識決不比任何人知道的少。德齡所了解的關于那些古樂器的來源和傳說,就是來自她的說教。

然而太后特別喜約會弄權,雖然享用的一切都遠在別人之上,可她并不滿足,手中倘無實在的政權把握著,所有的榮華富貴便等于零;因此她不顧各方的非議,冒著風險,拼命地緊握著政權。德齡常見到慈禧往往為著一件棘手的事,終日寢食不安。當然,如果僅僅把慈禧的權欲理解為個人的私欲,那么這是一種無法證偽的解釋。包括她的失敗的政壇盟友兼敵手奕訢,也曾偏頗的斷言:"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園。"3如果慈禧不是為了大清宗社,又是為了什么?

毫無疑問,作為十九世紀在世界政治中僅次于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影響力的女性,慈禧的身世卻是一團迷霧。而早年慈禧的生活,據說并不富裕。一位美國人認為,慈禧"出身于一個普通的家庭,深知窮人生活的困苦。她也曾體驗過饑饉之苦。由于她的早年生活經歷,她同情成千上萬個女孩為擺脫被漠視的命運、為掙脫陳舊的風俗而做的抗爭--這種抗爭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聲不響中悄悄進行的。她晚年曾經表示過讓女孩也讀書識字的想法,誰能說這與她童年時的抗爭和窮困的生活閱歷沒有關系?"4

由于出身卑微,因而慈禧喜歡弄權,由于弄權,她也必須真實地了解政壇的實際斗爭,這些都促成了她從權力斗爭的角度出發務實地處理內政外交的風格。在內外交困的緊要關頭,剛剛被封為太后的26歲的慈禧,聯合恭親王發動政變,接管了朝政。如果對"政變"這種方式不滿,那么人們盡可以去攻擊政變者,問題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洪、楊革命運動的雙重打擊下,"贊襄政務王大臣"的專權,就一定比慈禧和開明能干的奕訢之間聯合把持國政的局面更好么?慈禧太后在許多方面比大臣們更清醒。在中國傳教十三年的田貝上校說:"可以肯定地說,慈禧在滿洲人中第一個認識到了中外關系的重要性。"5

辜鴻銘盛贊慈禧的話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晚清當時對慈禧的評價與后世之明顯差異。他寫道:"我恐怕很難使那些對中國過去四十年歷史不熟悉的外國人懂得,在那四十年災難頻仍、動蕩不寧的歲月里,像皇太后這樣的國家掌舵之人該需要怎樣的政治家風范、膽略、堅忍不拔和治國之才。……(1861年她和東宮太后一起聽政的時候),已有十三個省份慘遭叛軍蹂躪。但皇太后具備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擁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識,她知人善任,激發御下之臣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盡瘁,任憑驅馳。同時還喚起了舉國鄉紳的勇武精神。為了她這個可憐無助的拖著幼主的寡婦,湖南和其他省份的紳士在曾國藩侯爵的率領下奮起翊戴,他們以其熾熱之心和抑悲之調哭喊著:’Moriamur Pro rege, regina!’(我們愿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6辜鴻銘或許言過其實了,但他的立場仍然代表了晚清相當一部份官僚仕子對慈禧太后的認識。

二,辛酉政變前慈禧對外持堅決的強硬態度。此后則因權力斗爭而轉向溫和,她在權力中心的制衡地位為同治中興創造了條件。

慈禧早年干預政事,"凡關于外國之事,慈禧進言于帝,多主強硬,吾等亦不異之。"據英國人濮蘭德·白克好司說,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愛爾金占居大沽,政府派欽差琦英令其退出,不得要令而返,此常事也。而慈禧則視為極要,當即下諭,令其以白帶自盡,此尚為朝廷恩意。"可見其態度非常蠻橫強硬。所謂"中國自來女主專政者,廖廖無幾,而慈禧可稱特者,彼時位不過貴妃,年不過二十余,而能荷天下之重任,尤為罕見者也。"7

當英法聯軍入京之時,咸豐帝無決斷國事之力。"慈禧下一嚴厲之諭旨,嚴厲統兵大臣決戰,近畿州縣,整團阻截,懸賞殺敵,曉諭中外"。其諭大略是說夷酋反復無信,狡詐已極,不但要索賠償兵費,開辟商埠,并欲駐兵京師,萬難允從。"無論軍民人等,有能斬黑夷一名者,賞銀五十兩;斬白夷一名者,賞銀百兩;獲斬頭目者,賞銀五百兩;擊毀夷船一艘者,賞銀五千兩。"8可見初涉外事的慈禧是以強硬手段著稱的,可惜滿清朝野已無人能敵外侮。

辛酉政變后,清王朝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應對"內憂外患"。而中國面臨列強侵略的"千年未有之變局"使得此后數十年中國當政者必需全面、慎重地處理對外關系。慈禧太后重用漢人改革家,實行開明專制,基本體現了應有的對待西方的理性態度。由于長期受西方列強的壓制,慈禧太后在洋務運動失敗后對洋人的反感日益加劇,并最終不顧一切地對八國宣戰,又反映了她非理性的一面。及至戰敗,又轉而媚外,在忍辱中力圖改良,以彌補鎮壓康梁變法的錯誤,臨死而悔之已晚。

慈禧在對內、對外的政策方面,都改變了原先滿族的"種族傲慢氣焰"。9對于外交事務,清廷原只知有夷務而無"外交",后來用"洋務"取代夷務,畢竟反映了朝廷上下有識之士對外觀念的開放。

慈禧在同治中興時期,對西方的態度由戰而和,主張"懷柔遠人"。一個突出的表現是在外國公使覲見禮節上。

外國公使自1860年代初入駐北京后,在以何種禮節覲見中國皇帝問題等,和中國朝臣有很大的分歧。1873年(同治十二年),侍御吳可讀上一密折,奏請慈禧太后作出決斷,以息廷爭,免外臣之叩拜,以顯朝廷之宏量。

奏曰"臣,小臣也,竊為朝廷惜之。今已奉旨朝見有日,于萬分無可換回之中,求一猶為彼善于此之說,惟有仰祈皇上斷自宸衷,申飭諸臣爭執禮節之非,本非吾國臣子,何必令行吾國禮儀,倘行不中禮,甚或失儀,則使各國即失來見之誠。……中國亦未得懷柔遠人之法,且卻至當堂聞笑,未必不因飴羞而變而成怒。是弭釁而反以起釁,則莫若特諭各國使臣,不必行吾中國跪拜禮節,臨時若仍有失儀,概從寬免。我大小臣工,亦不得執此嘵嘵,復行爭辨,以不屑與校之心。"10

此奏既上,太后批諭,略云:"所奏甚是,已有旨許各國使臣進見,并聽其行本國之禮矣,朝廷懷柔遠人,且嚴中外之辦"云云。可見她還是順應歷史的潮流,逐漸放棄了夷夏之防的傳統觀念,畢竟還是識時務的政治家。

不管慈禧本人應該歸入哪一個晚清派系,至少她在洋務派和頑固勢力之間,盡力地維持著平衡。她的這種駕馭全局的能力,為"同治中興"創造了必要的政治條件。

為了維持對恭親王的牽制,慈禧太后在治國思想上更傾向于曾國藩、郭嵩燾和王闿運籌人的主張。這些漢族官僚實際上曾經得慈禧的前政敵肅順賞識的。比如1860年曾國藩担任兩江總督的舉薦人就是肅順。后兩人都曾是肅順的幕僚。慈禧之所以繼續重用他們而不看前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主張理學治國,主張在從政的時候維持一種個人情操和修養。這和主張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恭親王是不同的。同時,百廢待興的國家,必然要維持國家和文化的延續性,一味地倒向洋人一邊畢竟不是長久的解決辦法。

可以肯定地說,由于滿漢統治階級在慈禧太后的調配下,晚清政府在1860年代實現了成功的聯合。晚清朝廷上下也開始第一次認真地應對內憂外患。

三,從義和團運動看慈禧的對外觀念:從仇外到媚外又到理性的劇烈轉變發生于1898年的義和團運動,打著"扶清滅洋"的口號,對于痛恨洋人的慈禧太后而言,一開始就頗對胃口。然而在如何對待義和團的政策上,還是經過了激烈的爭論的。其間夾雜著列強的干涉。

1900年初,義和團的主力轉進直隸,逼進京畿。慈禧太后派刑部尚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及乃瑩先后去涿州調查情況。太后之所以對義和團采取慎重的態度,主要是義和團在痛恨洋人方面和太后有相似之處。義和團提出"保護中原、驅逐洋寇",他們要焚燒教堂,因為教會"勾結洋人,禍亂中華"。他們要"三月之中都殺盡,中原不準有洋人"。11

慈禧太后在1898年后痛眼洋人,其根源在于她發動政變廢光緒,另立新君的舉措,遭到洋人的極力干涉。據《庚子國變記》載:首先是法國醫官探視被后黨宣布為病重的光緒,結果發現沒事。"上雖同視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狀危,告天下。"各國公使謁見,請法醫入視病,太后不許,各公使又亟請之,太后不得己,召入。出語人曰:"血脈皆治,無病也。"太后聞之不悅。12

其次是康有為為英人庇護這事使太后憤怒。"遂以李鴻章為兩廣總督,欲詭致之,購求十萬金,而英兵衛之嚴,不可得。鴻章以狀聞,太后大怒曰:’此仇必報!’對方食,取玉壺碎之曰::’所以志也’"。13

第三是以英國為首的列強反對太后廢光緒,立新君。1900年1月24日,太后決定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儀為大阿哥(皇位繼承人),預定陰歷元旦(1月31日)使光緒帝行讓位禮。當時天下嘩然。"經元善等連名上書至二千人。載漪恐,遣人風各公使入賀,太后亦君各公使夫人飲,甚歡,欲遂立溥儀。各公使不聽,有違言。太后及載漪內慚,日放謀所以報。會江蘇糧道羅嘉杰以風聞上書大學士榮祿言事,謂:’英人將以兵力會歸政。因盡攬利權。’榮祿奏之,太后愈益怒。"14

可見,太后發現有群氓從底層開始燒教堂、殺洋人的時候,其心態自是復雜的。一方面,她得到剛毅等的復命,均力言義"民無他心,可恃。"另一方面,她感到處處受洋人的"氣",又找不到報復的機會。當1900年6月11日,董福祥的甘軍受義和團的影響在永定門殺死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并剖其尸后,局面已愈發不可收拾。當時群情激昂,據曾紀澤的女婿吳永(時任懷來縣知縣,慈禧太后出逃北京的第一站)回憶,太后對義和團的認識是這樣的:

當亂起時,人人都說拳匪是義民,怎樣的忠勇,怎樣的有紀律,有法術,描形畫態,千真萬確,教人不能不信。后來又說京外人心,怎樣的一伙兒向著他們;又說滿漢各軍,都已與他們打通一氣了,因此更不敢輕說剿辦。后來接著攻打使館,攻打教堂,甚至燒了正陽門,殺的、搶的、我瞧著不像個事,心下早明白,他們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時他們勢頭也大了,人數也多了,宮內宮外,紛紛擾擾,滿眼看去,都是一起兒頭上包著紅布,進的進,出的出,也認不定誰是匪,誰不是匪,一些也沒有考究。這時太監們連著護衛的兵士,卻真正同他們混在一起了。……這時我一個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鬧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遷就他們,穩住了眾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們,使他們對著我還有幾人瞻顧;那時紙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鬧出什么大亂子,連皇帝都担著很大的危險。15

西太后的自述表明在普遍的仇外和反抗侵略情緒高漲的情況下,她如何利用了義和團而又不可收拾的無奈心理。

真正導致局面無法收拾的,是義和團入城后發生的不受控制的滅洋教、殺洋人和"二毛子"事件導致的八國聯軍侵華。第一批八國聯軍由英海軍提督西摩爾率領,自1900年6月10日組織自天津出發,16日向大沽炮臺發出交出炮臺的最后通牒。正是在11日發生日本外交官被殺、13日義和團入北京城的前后。15日,太后召大學士六部九卿入議,當著群臣哭泣。吏部侍郎許景澄是比較清醒的一個大臣,他進言:"中國與外洋交數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無歲無之,然不過賠償而止。惟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今交民巷使館,拳匪日窺伺之,幾于朝不謀夕,倘不測,不知宗社生靈,置之何也?"太常寺卿袁昶進言:"釁不可開,縱容亂民,禍至不可收拾,他日內訌外患,相隨而至,國何以堪?"慷慨欷覷,聲震殿瓦。太后目攝之16。可見太后是不以為然的。

太后不僅認為有何大不了的,而且她是執意要硬到底了。真正促使她下決心同各國一戰的,是端王載漪在大沽炮臺失陷同日,偽造的一份外交團照會。經榮祿進呈的這份照會,要求四件事:1.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2.代收錢糧;3.代掌兵權;4.請太后歸政皇帝,廢大阿哥。據剛毅的姻親景善記載:"剛毅來告訴我,他從未見過老佛父那樣地發怒,即使當她聞悉康有為謀反時也沒有如此。’彼族焉敢干預之權!’她高喊著。’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當滅此朝食。’現老佛父準立決死戰,慈意所屬,雖沐恩甚優之榮相,亦不敢勸阻,恐生意外也。"17促使太后宣戰的另一線索,是6月19日召開御前會議的當天,上海的《字林西報》發表了一篇社論,用強硬的詞句斥責中國政府:

中國與各大強國同時作戰,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黨的選擇而作戰的。他們萬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為他們能夠安全地抗拒列強……不管發生任何事件,這批奸黨若不自動離去,就必須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緒皇帝尋出來,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現時必須對中國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戰爭的是西太后,我們不是對中國作戰,而是對那個篡奪政權的北京政府作戰。18

慈禧太后被幾種力量推動著:一是她對洋人強烈地痛恨,二是周圍頑固派的火上澆油,三是義和團煽動的全面的對洋人的仇恨情緒,四是洋人對她的攻擊。這一切都使太后感到了莫大的激憤和羞辱。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在乘轎去總理衙門途中為虎神營士兵槍殺,使館中的外國衛隊得知后,結隊外出尋釁。義和團于是開始攻打使館。次日,清政府發布了"宣戰"上諭。

然而,慈禧太后真的是要傾全國之力與外敵決一死戰嗎?事實證明,當這口惡氣出得差不多的時候,她也就害怕起來。她的宣戰只持續了5天。6月21日宣戰;6月22日又發給義和團2萬石粳米,同日懸賞洋人首級。據《景善日記》,"莊王出示懸賞,以勵殺敵,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196月25日,密諭各省遍殺洋人,但袁昶、許景澄將諭旨中的"殺"字改為"保"字或"保護"字。無人敢以此奏聞太后。同時,太后還賞給進攻使館的神機營、虎神營和義和團銀各十萬兩。

然而,自6月25日進攻使館第一次明顯的停火開始,7月18日-28日,8月3-4日,又有幾次停火。據赫德的記述:"有人從中給我們以部分的保護,這似乎是可能的事:歷次攻擊并不是由政府所能調動的數目的兵員所發動--攻去沒有一次干到底,總是正當我們恐怕他們一定要成功的時候停住了--假使在我們周圍的軍隊真的徹底而決心地攻擊的話,我們支持不了一個星期,或許連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種解釋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種保護--有人,或許是知道摧毀使館區將會對這個帝國和這個皇朝帶來怎樣的損失的一位聰明人,在發布命令和執行命令之間從中作梗。"20其實,真正害怕的是太后本人。她從6月25日開始即派榮祿前往使館要求停戰,榮祿在當晚九時得的議和命令,次日帶隊往使館界,懸一牌,書奉太后諭旨,保護使館。洋人皆由館中走出,與榮祿商議,"于是有三記鐘之久,不聞槍聲。"21

慈禧態度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6月25日早上6點,端王、莊王、濂貝勒、瀛貝勒領帶60名義和團員入宮,尋找二毛子,至寧壽宮門,太后尚未起床,他們大聲呼噪,請皇帝出來,說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太后在吃早茶時聽到,大怒,斥退端王等。她這才意識到情況遠比她意料的要復雜而危險。

自此,朝廷占主流的意見已經傾向于議和。而6月26日,東南督撫們在密不公布"宣戰"諭旨的同時,還和各國領事商訂了《中外互相保護章程》九條。"東南互保"導致中外關系出現奇特的不統一局面。真正了解太后意圖的作法,看來只有南方的地方大吏如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等。

太后還于7月20日起連日派人向使館送西瓜、菜疏、米面等物,又派人去慰問。8月2日,聯軍約4萬人自天津出發,6日攻陷楊村,7日,清廷任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即日電商各國外交部,先行停戰。但列強執意要攻入北京。8月14日,聯軍攻入北京,15日,西太后挾光緒帝出奔往太原、西安。9月7日發出"上諭",對義和團"痛加鏟除"。

太后對無法收拾的局面,雖然歸罪于義和團和辦事不力的下臣,但并沒有完全逃避個人輕率魯莽的責任。她后來回憶說:"依我想來,還算是有主意的。我本來是執定不同洋人破臉;中間一段時期,因洋人欺負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動氣。但雖是沒攔阻他們,始終總沒有叫他們十分盡意的胡鬧。火氣一過,我也就回轉頭來,處處都留著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們盡意胡鬧,難道一個使館有打不下來的道理?不過我總是當家負責的人,現在鬧到如此,總是我的錯頭;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人民,滿腔心事,更向何處訴說呢?"22慈禧太后在決策時的處境,確實比較艱難。正如她自己所說:去涿州查看義和團的兩個"國家倚傍的大臣"(指剛毅和趙舒翹),回來復命時,太后曾問他們"義和團到義可靠不可靠?"他們并沒有給予"正經主意回復"。而余外的王公大臣們,"又都是……要與洋人拼命的。""教我一個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23

慈禧還是把客觀環境當作決策的理由,因此也擺脫了自身的罪責。這次打擊似乎使她有所清醒,在回鑾過程中,就急匆匆地準備在宮中召見各國駐華公使夫人,一反常態地要開展"夫人外交"。一方面表明她認識到妄自尊大可能會帶來毀滅性的危險,另一方面,她也是極力地掩示對洋人的刻骨仇恨。

慈禧對洋人的仇恨,據德齡的回憶,是相當普遍而深刻的。下面的引文說明了慈禧對西方人、西洋文明的主要看法:24老佛父向來恨外國人,也許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有這么多的外國人喜歡評論她的政府。她最討厭的就是傳教士,由此發展到痛恨一切外國人,不管他們在什么地方。

他們有什么權利對我如此無禮!這不是他們的國家,對這個國家的內政,他們沒有發言權。難道我不能處罚我自己的臣民嗎?如果我派到外國的使節,他們干預那個國家的行動,試問,那個國家的政府能同意嗎?……

他們不喜歡我們的生活方式,可是"這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喜歡。她們不喜歡,他們可走,我們并沒有請他們來。他們到我們國家來,那是我們的容忍。……"

關于文明,她說:"當這些所謂文明國家的人還在把尾巴鉤在樹枝上打秋千的時候,我們的國家已經是一個文化發達的國家了,而這些國家竟厚顏無恥地派傳教士到我們國家來宣傳宗教,宣傳文明!"

關于傳教,她說:"他們給我們的人民灌輸基督教的毒素,于是中國信洋教的人馬上就不尊重我們的規矩和我們的傳統習慣。中國內地發生的多數問題都是由信洋教的中國人引起的。"

關于孝道,她說:"他們能給我們提供什么比我們已經有的更好的東西?根本沒有!我們從遠古時代起就懂得要尊敬父母。外國人不是這樣,當他們達到一定年齡的時候就離開父母的家,并且從此就不再服從他父母了。"

此外,她還多次抱怨西方的婚俗、有關教堂許多不真實的傳聞。最終,她認為"外國人今天已經成為中國的禍根,但愿有什么方法能讓他們永遠離開中國,那我將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慈禧太后在八國聯軍侵華后,一反常態地招待外國公使夫人。當時有的公使夫人接到邀請后非常氣憤,說:"還講什么禮儀?應該把她踩在我們腳下!她用槍炮對付我們,應該請求原諒的是她,而不是我們對她彬彬有禮!"25但1902年6月的這次召見,使她們感受到了身為一個沒落帝國之主的威嚴,她們"忘記了幾天前聚會時大家義憤填膺的神情,一個個都被慈禧太后威嚴的儀表和這種莊嚴的場面深深震懾,都遵照覲見皇后的禮節給她行了三次大禮。"26

慈禧在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被迫西逃的打擊下,必然是有所醒悟的。1900年8月20日,她在逃至宣化縣之雞鳴驛,以光緒帝的名義,下詔罪己。詔曰:"近日釁起,團練不和,變生全猝,竟敢震驚九廟。慈輿播遷,自顧藐躬,負罪實甚。"27

可以想見,慈禧在西逃的過程中,經歷怎樣的思想斗爭過程。這從她在8月22日、12月1日分別兩次降諭、一方面要求直言,另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和地方大臣在兩個月內提出新改舉的迫切心情中可以看出。其實,慈禧太后就是從此時開始、從宮廷禮節開始,著手曾經被一再担擱的改革,雖然為時已晚,但仍然反映了"老佛爺"晚年的一些理性和積極的精神要素。

四、如何評價慈禧?

在眾多的評價慈禧太后的著作中,德齡的描寫是最有人情味的。德齡在《慈禧后宮實錄》中,行文至最后,給我們展現了曾經統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帝國的老佛爺的另一面:她只不過是個女人。她有女人對美的追求,對青春的渴望。她寫道:"’啊!青春!’她很溫柔地說,’這是天賦予人的一種最可寶貴的恩物,所以人必須竭力愛惜它,設法把它積儲起來;即使老了,也得如此!’"28

正是從這個角度,人們對于女人當政有著奇特的偏見。婦人干政是不符合中國正統觀念的。于是晚清的衰敗,中國的失敗,都被夸大到必須由這位女政治家負主要責任不可了。而中國在近代面臨的千年未有之變局,面臨的亡國滅種的危機,必須由一兩個執政者負責,這種看法是偏離了實事求是的客觀標準的。從政治斗爭的核心問題--權力斗爭的角度而言,慈禧只是做了她的角色召喚地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的危機實非她一人之過。

蘇同炳對慈禧可謂不以為然。他假定如果不是道光誤立奕詝,"清代歷史上不會出現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局面,不致以一個淺薄無識的婦人面量手握定中國的命運達四十余年,當可斷言。"又說"慈禧雖有才具而實無見識,所以晚清中國的命運,才會在她手中變得衰敗沒落,終至有亡國滅種之虞。"29首先歷史不可假設,即便假設奕訢真的是皇上,也未必能挽救晚清中國的命運。其次,"同治中興"正是在慈禧當政期間發生,而洋務運動如果確實可以算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話,這和慈禧大量信任、啟用洋務派有必然的關系。

唐德剛認為"西太后原是個陰險狠毒,睚眥必報,狐貍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潑婦人"30。對于政治中的人物,是否適用普通的道德標準去衡量呢?在權力斗爭的頂峰上或旋渦中,沒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況還想實現政治抱負呢?心狠手毒是一種必備的政治技巧,沒有這點能力,如何能對眾人之事負責?而責罵一位古人"潑婦"則太失風范了。嚴肅的學者應該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分析政治人物的環境、對策及政策的后果。

濮蘭德·白克好司認為:"如太后之為人,不可以尋常道德之見解觀之,若執此以斷,既不能得其真評。觀于在太后以前及其同旱災這人物,證以中國百姓之公論,則太后并非一殘暴之君。不獨此也,即英國近世,以爭國家權力之故,其殺人之手段,亦難言乎仁道也"31。這是較為公允的評價。

對于慈禧這樣一位如此重要、又引來如此爭議的人物來說,很難作出服眾的公論。但是有幾點似乎經常被忽略了:一是評價慈禧太后在有幾千年父權統治傳統的中國,很容易不自覺地受到男權思維的影響,本能地對女人統治懷有或多或少的敵意。慈禧之登上歷史舞臺本身就是父權統治創造的機遇,而宮廷斗爭誰能取勝,也實在不是她一人能決定的。二是評價慈禧太后時,也很容易不自覺地受正統思維的影響。僭主政治和婦人攝政在中國歷史上都是遭懷疑和唾棄的。問題是,如果咸豐帝以后的幾個皇帝如果能當政,就一定比慈禧太后強嗎?實際上,中國危機的根源在于千年的王朝統治,而即使奕訢被道光選定為繼承人,這個行為本身就是中國落后的一個表現,如何證明皇帝換了人就具有了歷史上的正當性呢?三是評價慈禧太后的概念化傾向。歷史人物的評價不能以"好人"或"壞人"的簡單標準去衡量。

蔣廷黻認為,自鴉片戰爭到庚子年,這六十年中所受的壓迫,所堆積的憤慨,他們(指頑固派)覺得中國應該火速抗戰,不然國家就要亡了。"我們不要以為頑固份子不愛國,從鴉片戰爭起,他們是一貫反對屈服,堅強地主張抗戰。在戊戌年,西太后復政以后,她硬不割讓三門灣給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準備抗戰。后意大利居然放棄了他的要求"32。當然,慈禧太后對于中國所處環境的認識、對于她的使命的認識遠遠不能和洋務派、維新派相比。她對外充滿懷疑和敵視,以致最后充當了仇外的、不顧國家命運的極端保守勢力的幫兇。慈禧本人在改革派和極端頑固派之間長期尋求平衡。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她在大多數時期是堅決維護的。晚年慈禧從大難中突然醒悟,但顯然歷史從來不給關鍵的人物第二次機會。(樓玲令)

注釋:

1 Heinz Eulau: The root is man, see: Political psychology, edited by Neil Kressel, Paragon House Publishers, New York, 1993, p6.

2(美)德齡:《慈禧后宮實錄》,中文版,學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頁。

3方家園,據說是慈禧的母家所在地,也是慈禧和隆裕兩朝皇太后的誕生地。在今北京朝陽門內。參見(臺灣)蘇同炳:《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百花文藝出版社200年版上冊第293頁。

4(美)I.T.赫德蘭:《一個美國人眼中的晚清宮廷》,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

5同上,第17頁。

6辜鴻銘:《我們愿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關于中國人民對皇太后陛下及其權威真之前感情的聲明書》,載《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黃興濤等譯,上冊第25-26頁。

7(英)濮蘭德·白克好司:《慈禧外記》,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6頁。

8同上書,第15頁。

9(美)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中國社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頁。

10同上書,第61頁。

11以上宣言見《中國近代史資料選集》第506頁-509頁,義和團的揭貼。

12李希圣:《庚子國變記》,載王樹卿、徐徹主編:《慈禧紀實叢書(二)·史說慈禧》,遼沈書社1994年版第226頁。

13同上書,第226頁。

14同上。

15吳永口述:《庚子西狩叢談》,載同上書,第334-335頁。

16李希圣:《庚子國變記》,載王樹卿、徐徹主編:《慈禧紀實叢書(二)·史說慈禧》,遼沈書社1994年版第227-228頁。

17轉引自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234頁。馬士引用的《景善日記》,其中慈禧太后的話和濮蘭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記》中所引用的《景善日記》太后的話有所出入。后者說太后得到偽造的照會后,說:"洋人此次欺侮太甚,我不能再為容忍,我始終壓制義和團,不欲開釁。直至哞日,看了外交團致總理衙門的照會,竟也要我歸政,始知此事不能平和解決。……若此次各公使之照會,凌辱中國主權,其為悖謬尤甚。"太后又謂諸漢大臣曰:"本朝二百余年,深仁厚澤,凡為吾赤子,皆視一體,無分南北。……今日予等受外國欺侮,正吾全國臣民,合力同心,以報國家之時,奮勉殺敵,永杜外侮,果能全國一心,何難制勝夷人。"可見慈禧太后開戰的決心,同時也知她為開戰冠以維護"主權"的名義,也足見她的復雜心理。

18同上書,第233頁。

19《景善日記》,載《慈禧外記》。

20同17,第249頁。

21《景善日記》,載《慈禧外記》。

22同15,第337頁。

23同上,第336-337頁。

24德齡:《德齡憶慈禧》,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十節:"老佛爺的怨恨"。

25同3,第28頁。

26同上。

27《西巡大事記》,《清委外交史料》,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4冊,第4008頁。

28同2,第340頁。

29同3,第219、293頁。

30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339頁。

31濮蘭德·白克好司:《慈禧外記》,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頁。

32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頁。

2015-01-15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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