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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毛遠甚彭德懷 廬山會議另一封萬言書 圖
批毛遠甚彭德懷 廬山會議另一封萬言書 圖
馬雙有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提起廬山會議的“萬言書”,一般人都以為是彭德懷給毛澤東寫的那封信。其實,彭德懷的那封信只有3500字,稱其為“萬言書”,有拔高、加重或尊奉之意。而在廬山會議真正寫給毛澤東、又遭到毛批判的萬言書,是普通干部李云仲給毛澤東的一封信,這封信恰好1萬多字。將兩封“意見書”予以比較,李云仲的“意見”比彭德懷的“意見”厲害得多,嚴重得多,刺激得多!李云仲的后事如何呢?據李銳先生說,廬山會議后,他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勞動。“文化大革命”時,他曾長期在黑龍江一個煤礦井下勞動。1993年離休

廬山會議

李云仲,原名盧錦章,1925年出生于黑龍江,高級經濟師,曾任東北局財委科長,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秘書,國家計委主任秘書,國家計委基本建設投資局副局長,東北協作區辦公廳綜合組組長。后又任黑龍江財委秘書長,汽車工業公司黨委書記兼經理,電子工業廳廳長,《東北經濟報》報社社長,《中國東北經濟》雜志主編。1993年離休。

1959年6月,原國家計委干部、時任東北協作區綜合組組長的李云仲,就大躍進的種種亂象和弊端,給最高領袖毛澤東寫了一封信,6月9日就直接寄給毛澤東。毛將這封信帶到了廬山。7月26日,也就是毛澤東發表痛批彭德懷的“7·23講話”3天以后,批發了《李云仲的意見書》,附上自己寫的近3000字的批示,題為“對于一封信的評論”。

毛澤東的這個批示,實際上是7月23日講話的繼續,目的是為了推動批判“右傾思潮”,強化和突出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的重要性。毛澤東批示說:

“李云仲認為,從1958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的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流,因此作出結論說,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和機會主義錯誤。而其根源則是在1957年整風反右斗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他幾乎否定一切,他認為幾千萬人上陣大煉鋼鐵,損失極大,而毫無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對基本建設極為悲觀。對農業他提到水利,認為黨的‘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錯誤是由大辦水利引起的,他對前冬去春幾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大辦水利,沒有好評。他是一個得不償失論者,有些地方簡直是‘有失無得’論。”

毛澤東引用李云仲的一些尖刻犀利的語言,是為了讓會議批判和否定李云仲的“右傾”觀點,給人們樹起一個批判的“靶子”。然而現在看來,李云仲批評黨在1957年反右整風時沒有反左,導致在大躍進中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完全正確,非常恰當,一針見血指出了大躍進問題的根源。這種率直而大膽的批評,令所有的中高級干部、甚至是那些勇敢糾左的領導干部也望塵莫及,自嘆不如。李銳先生就說,李云仲這種一般中級干部,敢于上書毛澤東,直言不諱指責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恐怕是獨一無二的;連他們這些一貫反左的干部,在會外閑談也不敢這樣露骨地直說。

李云仲在信中說:“問題可能是從大搞水利建設開始的。這里提出兩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一年,甚至幾個月水利化。其實當時很多人都知道這是做不到的,但許多地方大量的水利工程,既無勘察設計,又無設備資料的情況下,就大規模施工了,結果有許多工程建成后毫無效果,或成為半成品;但是耗費掉大量的勞力和器材。這種工程我看過很多。”這種說法得到了時任水電部副部長李銳的認同。

這就說明,大躍進中的浮夸風、強迫命令瞎指揮,在1957年就開始了。當年的反右整風,將無數的敢說真話的有識之士統統打掉,余下的人便噤若寒蟬,于是反對右傾、破除迷信、盲目蠻干、急躁冒進的狂潮便冒了出來,一系列脫離實際、違背人心的活動便轟轟烈烈地開始了。李云仲在信中說:“1958年元旦,我去過灤縣扒齒港,親眼看到該縣為了要修一條100多里長的大灌區,既未經勘察設計,又未經群眾討論,要挖掉即將收割的1萬多畝小麥。我去找縣委負責人談,也未能制止住。結果這條耗費無數人力財力的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后來又參加了‘苦干10天’的大會,要求10天內養豬增加一倍,掃除文盲,破除四害,鋤完大田等等,對于這些荒唐的要求,竟沒有一個人提出反對意見,反而都去應承這些根本無法實現的任務。”

什么叫瞎胡鬧、亂折騰?李云仲的信中列出了灤縣的典型實例就是明證。為什么大躍進會變成“大躍退”?為什么農民們辛辛苦苦大干苦干,到頭來會造成大饑荒?看了灤縣的干法就知道所以然了。當然這還不是正式的“大躍進”,正式的大躍進的高潮還在后面。接著李云仲的矛頭直指大躍進“高潮”的危害性:

“大搞土法煉鋼的運動,這是一條失敗的經驗。國家經濟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幾千萬人拋開一切,苦干了幾個月,上億噸的礦石,上億噸的煤炭,上百萬噸的鋼鐵材料,上百億度的電力,幾億噸的運力……,都白白消耗在沒有效果的‘生產’上了,得到的卻是毫無使用價值的土鐵,這是對國家元氣的最大消耗。”

北戴河會議發動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人人皆知其害,人人斥其荒唐,但卻很少有人敢提意見。李云仲竟然當著毛澤東的面,有理有據、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大煉鋼鐵的危害性,比彭德懷的“有失有得”要嚴厲得多,尖刻得多!

關于公社化的弊端,李云仲在信中說:“各地勞動力和各種資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過金縣郊區的一個生產隊,這里共有300多戶人家,去年年初有豬300多口,但今年只剩下9口,雞鴨去年幾乎殺光了。”

李云仲可能是工業干部出身,農業問題可能了解得不多,對于廣大農村被共產風、浮夸風、食堂化折騰得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大鍋飯難以為繼的凄慘狀況可能缺乏感性認識。但就他了解的金縣一個生產隊的落后狀況,也讓人觸目驚心。

提起工業問題,作者胸中如開閘江河,汩汩滔滔:“在基本建設上,1958年全國已施工的限額以上的項目達1900個,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兩倍,幾乎所有省市都要安排在幾年內建成一個工業體系,現在由于財力跟不上,繼續施工的只有幾百個了。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固定資產動用系數連50%也不到(即100元投資,能動用的不到50元)。上百億投資,上百萬噸鋼材,幾百萬噸水泥、木材……被白白拋在幾千個工地上,長期不能發揮效益。看到這種損失確實很痛心。這種情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然后信中說道,由于到處“大辦”,都有翻番,只得大量“招兵買馬”,去年增加2100萬職工。結果不僅農民、漁民,甚至售貨員、理發員、手工業者也都轉為工人,購買力提高了,但消費資料遠未跟上去,各行各業都受到了損失。

這段對大躍進工業問題的揭露,可謂一針見血,擊中要害,和彭德懷所說的“工業盲目上馬,造成工農業比例嚴重失調,影響工農關系”的說法如出一轍,但李云仲說的更為具體,更為嚴重。二人的眼光完全一致,完全符合實際:當時被毛澤東斥為“右傾”,但一年多后,黨中央不得不作大幅度調整,工業大量下馬,2000多萬城鎮職工下放到農村,就是鮮活的證明。

為什么這種脫離實際的左傾狂潮會泛濫成災?李云仲認為是主觀主義思想作祟,因此他建議“在各級干部中進行反對主觀主義的思想作風教育,教育全體黨員堅持黨的原則,加強黨性鍛煉”。李銳先生認為此言是“切中時病的藥方”,因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一系列講話,大都是主觀主義、左傾冒險主義的產物。

李云仲在信中直擊問題的根源:“為什么主觀主義可以有時在一些領域能暢通無阻?我覺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黨內造成一種堅持原則的氣氛,在有些場合下,以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為特征的迎合情緒十分濃厚。這種迎合情緒絕不能與黨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相提并論。這是主觀主義也就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潮能夠滋長的思想根源。”

這段話一語中的,入木三分,深刻揭露了大躍進一系列荒唐鬧劇能夠強力推行、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毛澤東讀到這里如果能出一身冷汗,霍然醒悟,大力糾左,那中國的面貌何以會出現凄慘的景象啊!

他接著談到他在計委工作時的情形:“我在局務會議上幾次提出,計委一定要管限額以上的項目,這些項目的設計任務書必須經過審查,否則要造成嚴重后果。這個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但既無人向計委領導反映,也無人認真研究這些對國家有決定意義的情況和問題,你提你的意見,我應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會議提出清查時,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大量的半截廠房、房架、柱子已經立起來了,幾十億的投資、幾百萬噸的建筑材料、大量的勞動力,已經被占用在不能發揮效果的‘工程’上了。幾年來的經驗證明,基建項目、規模的安排合理與否,往往對整個國民經濟起決定性的作用。基建戰線過長對當前緊張狀況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再比如大煉鋼鐵,我回來時對一位負責同志小心翼翼講了幾次,礦石、焦炭、煤消耗這么多,成本這樣高,煉出來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鐵,可不能這樣搞!這在當時大家都知道。但這位同志卻和我講,事實上當時很多人也這樣講:‘這不能算經濟賬。’我實在想不通:為什么不能算經濟賬?難道社會主義不是要發展生產力?又為什么不叫人家提意見?”

李云仲在這里說起大煉鋼鐵的浪費,只談到礦石、焦炭、煤等的消耗,其實最大的消耗不在于此。9000萬人胡亂折騰幾個月,耽誤了農時,把無數的糧食拋撒于地,造成了全國的饑荒;更主要的是把全國的林木幾乎砍伐殆盡,森林資源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壞,促使全國各地的“自然災害”頻繁發生,更大的饑荒便不期而至。給國民經濟造成如此嚴重的困難,還不能算“經濟賬”,那就要算“政治賬”。那么,拼死拼活完成了1070萬噸鋼鐵,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獲得了什么“利益”呢?不僅當時的六億國人看不到,幾十年后的十幾億國人也看不到,只看到國家補貼了50個億,煉出了無數的廢渣,給國家帶來沉重災難,和英國的距離越來越大,讓外國人一直嘲笑——這是什么樣的“政治賬”啊!

關于1959年的計劃,李云仲說:“我從一開始就參加了這項工作,一直感到問題很大。雖然在多次會議上,向很多能接觸到的領導同志提出意見,也整理過一些資料來說明計劃中的問題,但是誰也不愿向上面提。今年年初,在整理一個資料時,我又堅持把計劃問題提出來,卻又受到領導的嚴厲申斥,甚至提出了‘組織性、紀律性’的問題。為此我長時間難過極了。這位申斥過我的領導也明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后來向人說,‘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紅塵。’”

李云仲似乎不理解當時許多高層領導同志的為難處,在信中說:“明明是重大的原則問題,卻要大家‘看破紅塵’,這是什么樣的人生觀?我回到宿舍以后老是想來想去,共產黨員對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能采取這種態度?這些人是把黨的事業放在前面,還是把個人得失放在前面?黨的一部分事業,由這樣的領導來管理,是適當的嗎?”

這段話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大躍進中的浮夸風、共產風、高指標、瞎指揮等極左歪風屢禁不止,毛澤東不斷極左卻收效甚微,其原因就是我們的不少領導干部“看破紅塵”。“看破紅塵”本意是看透世俗、玩世不恭的無所謂,這里卻是看透上級意圖,盡力迎合之意。哪管它洪水滔天、高樓垮塌、百姓死活,我只看上級的臉色行事,我只照中央文件辦事。這是對當時整個國家不良風氣的當頭棒喝,不知毛澤東看了是何心情!

李云仲作為國家計委的計劃工作人員,最清楚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失調帶來的危害,“最危險的是那種會引起階級關系尖銳化的比例關系失調,因為這會造成全面緊張。工農業的比例關系,還有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系,就是屬于這一種。去年增加的2100萬工人,大部分來自農村,農村的骨干勞力幾乎抽光了,連他們的家屬恐有五六千萬人,由生產農產品一變而為消費農產品的人。這難道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呀!”“關于計劃工作問題,幾年來是大家意見最多、也最不滿意的事情。今年這個多了,明年那個少了;今天變過來,明天變過去;今天生產這種產品,明天生產那種產品;今年這個項目施工,明年那個項目停工……總之是左右搖擺,進退維谷,真是‘進亦憂,退亦憂’。一位同志跟我說:‘今天很多問題,計劃部門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這話可能一些過分,但是作為綜合性的國民經濟計劃機關,未給中央當好‘參謀部’卻是事實。”

李云仲在這里,以高度的責任感和專業知識,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和計劃工作存在的問題,予以痛快淋漓的揭露。讓多少身居高位的領導不禁汗顏。有些語言和觀點和彭德懷驚人的一致。毛澤東讀到這里應當想想,彭德懷和李云仲素昧平生,也無交往,二人的觀點和說法卻驚人一致,為什么不考慮一下自身的問題,而非要指斥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發動進攻呢?

接著,李云仲在信中指出近年來計劃工作的三個主要問題:

1、全面了解和掌握情況,才能做好綜合平衡,但實際上常常是在各單位、部門間,年度、長遠間,以及材料、進度,主機、配套,以及基建項目間,顧此失彼,畸輕畸重,有數字無措施,有計劃缺檢查。

2、這不能簡單歸于無經驗,而是主觀主義思想作風嚴重,特別是1958、1959兩年,既缺乏全面性的調查研究,又很少進行綜合性的分析、規劃;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經過多方面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討論;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具體搞經濟計劃工作人員和廠礦企業的意見,很少得到考慮;每次計劃方案,下面意見很多,也知道問題很大,但就是不采納,甚至無人聽取這些。向中央提出的所謂方案,往往是3000萬噸是積極的,是可以爭取完成的;2200、2000、1800萬噸也是積極的,可以爭取完成的。其實很多做具體工作的人都了解,這些數字沒有充分依據,漏洞百出……

3、在大運動中,計劃工作不能正確堅持黨的原則,跟著人家跑,時冷時熱。計劃機關在一個部門、地區,對一些重大問題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必須從全面出發堅持原則,不能怕有爭論;事實上往往由于在這方面站不穩而吃大虧。……長期計劃必須盡快編制,否則許多重大問題不能解決,如基本建設和重大項目建設規模問題,大型設備的生產安排問題,部門間的比例問題,工業布局和地區規劃問題,重大的技術政策問題等。

最后信里還談到樹立節約與樸實的風氣問題,批評近年豪華高級賓館、飯店建的太多,國慶幾大工程也有些過分。“今年各地用在‘國慶工程’投資恐怕有八九億元之多,這可以建一個年產300萬噸的鋼鐵企業,或1600——1800萬平方米職工住宅。”還有,會議的伙食標準太高,請客送禮之風盛行,以及高級干部的特殊待遇等,信中都提出了批評意見。

在極左狂風甚烈的環境下,在經歷了反右派、反右傾運動的反復沉重打擊之后,大多數中高級干部都噤若寒蟬,大都是“看破紅塵”,隨波逐流;即使發現了問題也是睜眼閉眼,置若罔聞。然而,小小的中層干部李云仲,竟然以大無畏的精神直接上書最高領袖毛澤東,痛陳大躍進的種種弊端和我們黨自身存在的嚴重痼疾。他和彭德懷一樣,站在了政治的制高點,站在了時代的最前列!假如我們的領袖看了李云仲和彭德懷的意見,幡然悔悟,繼續糾左,大力糾左,中國人民就會避免多少災難啊!

那么毛澤東對李云仲的信到底是何態度呢?

毛澤東在對李云仲信中的意見進行總結歸納之后,說道:“李云仲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他幾乎否定了一切。”這種“得不償失論”“有失無得論”,代表了當前的一股“右傾思潮”,應當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一樣,予以堅決批判。然而現在看來,李云仲的基本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他否定的一切大都是大躍進客觀存在的問題。

于是,李云仲就成了“越衙上告”第一人(其實不盡然)。這就讓人搞不懂:彭德懷的意見書,前半部分用大量篇幅肯定大躍進的成績,贊揚人民公社的成果;后半部分給大躍進提意見,也是用詞委婉,鋒芒收斂。彭德懷可能是考慮到毛澤東的接受程度,所以字斟句酌,留有余地。而李云仲的意見書,根本就沒有提到大躍進的成績,對人民公社絲毫沒有贊揚的意思。他的信中,滿篇都是缺點、錯誤,都是盲目蠻干,胡亂折騰,亂象紛生,得不償失,“幾乎否定了一切”。而且指出其性質是“左傾冒險主義”,根源是“主觀主義思想作風”。將兩封“意見書”予以比較,他的“意見”比彭德懷的“意見”厲害得多,嚴重得多,刺激得多!

李云仲的后事如何呢?據李銳先生說,廬山會議后,他照樣在劫難逃!他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勞動。“文化大革命”時,他曾長期在黑龍江一個煤礦井下勞動。

2015-01-22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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