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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雅爾塔會議——-蔣介石、蘇聯、中共的三角關系
蔣介石與雅爾塔會議——-蔣介石、蘇聯、中共的三角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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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為何接受有損國家利益的雅爾塔協定?傳統定論“蔣介石以蘇聯放棄支持中共為交換條件”的說法過于簡單化,有過度意識形態化之嫌疑,更重要的它還遮蔽了歷史的另一面。
 

 

蔣介石與雅爾塔會議——-蔣介石、蘇聯、中共的三角關系

 

美、英、蘇三國首腦秘密商議雅爾塔協定


 

  文章導讀:


 

  一、問題提出:蔣介石為何愿意接受雅爾塔協定內容


 

  蔣介石為何愿意接受雅爾塔協定內容,并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以條款形式確定下來?關于這個問題,一般史書認為主要有兩個理由:一、蘇聯和美國逼迫下的無奈選擇,二、以蘇聯放棄支持中共為交換條件。

 

  二、蔣介石對雅爾塔協定的最初反應:震驚、痛憤


 

  縱觀蔣介石這段時期的日記,凡是涉及雅爾塔會議內容的記錄,幾乎每段文字末尾語氣,都是相當沉重甚至痛憤,如“國勢之危已極,不知何日有濟?”、“我國若不能自立自強,絕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戰爭之理想,恐成夢幻矣!”從中我們看到,蔣介石最初對雅爾塔協定內容的獲知,其態度是震驚和痛憤的。


 

  三、蔣介石最關切東三省主權問題


 

  歷史是錯綜復雜的,筆者并不以為蔣介石不重視中共問題的解決。蔣介石自認為他有兩個堅守原則:一是“我國之立國主義,不能有所動搖,故不能任共產主義之赤化中國”;一是“立國命脈,即國家主權與尊嚴,不能有所損傷”。蔣介石將兩者作為“不能稍事遷就”之宗旨。與俄共產黨相關聯的中共“武裝割據”,始終是蔣介石的心腹大患,沒有哪一個政治家不關心自身權力的安穩而一味追求他的“抗戰理想”。但此時面對雅爾塔協議處理國家利益問題上,我們看到,蔣介石的民族主義居于其他主義之上。


 

  四、斯大林的扶蔣遠共政策早已浮出水面


 

  歷史是吊詭的。抗戰勝利前夕,關于中共問題的解決,竟然是由斯大林主動提出。


 

  五、徒勞無功的聯美抑俄


 

  在雅爾塔會議后不足四個月的時間里,蔣介石為盡快獲知雅爾塔協定有關中國的內容,以及制定應對措施,可謂費盡心機,縱橫捭闔,多線作戰。中國雖躋身世界四強,但未完全具備世界強國的實力,未能享有與美、蘇平起平坐的發言權。在涉及國家民族利益的角力場上,蔣介石是被動的。對此,蔣介石悲憤交集。


 

  六、蔣介石提出中共問題


 

  老謀深算的斯大林一開始就主動拋出中共問題。談判伊始,斯大林主動將話題轉到中國內政問題。根據俄方檔案,斯大林主動問宋子文:“中國國民政府是否要求蘇聯能著手解除中共軍隊的武裝?”“中國只能有一個政府,由國民黨領導”。


 

  七、中共問題成了斯大林談判籌碼


 

  正所謂勢比人強,中方代表頓被一種緊迫感所催促。防止蘇聯與中共聯手,成為頭等重要大事。宋子文急電蔣:“蘇已對日宣戰,形勢趨緊,不容過事牽延也。”在這緊要關頭,蔣介石卻對外蒙疆界問題仍不肯讓步。


 

  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為何接受有損國家利益的雅爾塔協定?對此,本文認為傳統定論“蔣介石以蘇聯放棄支持中共為交換條件”的說法過于簡單化,有過度意識形態化之嫌疑,更重要的它還遮蔽了歷史的另一面。本文以蔣介石日記以及相關史料為依據,詳細考察了蔣介石對待雅爾塔協定的思想言行、立場,以及蔣采取了什么相應對策,以重新認識蔣介石與雅爾塔協定之問題。


 

  一、問題提出:蔣介石為何愿意接受雅爾塔協定內容


 

  1945年,國民政府的外交上發生兩件大事:一是2月11日美、英、蘇三國首腦秘密商議的雅爾塔協定,二是8月14日中蘇兩國簽署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后者是以條約形式,將前者確認的蘇聯權益合法化。所謂蘇聯權益,即是恢復沙俄時代在中國的一系列特權,以對中國的領土和主權作交易,以滿足蘇聯出兵日本的條件。


 

  抗戰勝利前后,作為戰勝國的國民政府,不得不將自己部分主權出讓給另一戰勝國,仿佛重演一大戰后同是戰勝國的中國面臨《巴黎和約》的窘況,反映了所謂世界四強的中國,在國際政治地位方面仍處于“半周邊”的尷尬處境。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沒有理由接受未經國民政府同意的、由美蘇私相授受的密約。這段歷史,也是民國外交史上頗具爭議的領域之一。


 

  蔣介石為何愿意接受雅爾塔協定內容,并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以條款形式確定下來?關于這個問題,一般史書認為主要有兩個理由:一、蘇聯和美國逼迫下的無奈選擇,二、以蘇聯放棄支持中共為交換條件。1


 

  前者是當時國際背景下“大國外交”的結果,后者是出于意識形態的考量。作為一般說法,這兩個理由也不無道理,但作為史論,則未免流于簡單化,尤其后者,有過度意識形態化之嫌疑,更重要的它還遮蔽了歷史的另一面。


 

  如果說是蔣介石“以蘇聯放棄對中共的支持為交換條件”的話,那么,有幾個因素我們不能不察:蔣介石對雅爾塔協定的最初態度如何?蔣介石最看重的是斯大林這一許諾,還是其他問題?在中蘇問題交涉上,蔣介石的立場以及他采取了什么相應對策?


 

  世人看重結果,惟達至結果的過程,更值得史家探究,畢竟史實比定論更重要。本文盡可能避開宏大敘事,著重回到當時的歷史場景中,以蔣介石日記以及相關史料為依據,考察蔣介石對待雅爾塔協定的思想言行。筆者認為,一些被忽略的細節也許更能說明歷史本身的復雜性。在對以上問題作答的同時,本文也試圖對蔣介石的應對策略作一延伸性探討。


 

  本文如有不妥與疏漏之處,祈請方家指正。


 

   二、蔣介石對雅爾塔協定的最初反應:震驚、痛憤


  說蔣介石是“以蘇聯放棄支持中共為交換條件”,這里有兩層意思:


 

  一、蔣介石以此條件出讓國家主權,是將黨派利益置于國家民族利益之上,2歸根結底“是為了維護他所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統治”。3


 

  二、斯大林支持蔣介石政權而放棄意識形態的同道者延安共產黨,即是以意識形態的“紅利”作為交易籌碼。


 

  何謂意識形態?意識形態體現了國家性質,亦是國家利益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并非最重要部分。按照美國學者唐納德·諾切特萊的排序,美國國家利益為四大類:一是國土防御、二是經濟繁榮、三是世界秩序、四是價值觀念。4意識形態屬價值觀念。除了第三條,這一排序也大致適合其他現代國家。


 

  雅爾塔協定中關涉中國利益的內容是什么?即蘇聯出兵的價碼指什么?


 

  雅爾塔會議也稱美、蘇、英三國首腦峰會,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島的雅爾塔皇宮內舉行,這是一次關于制定戰后世界新秩序和利益分配問題的秘密會議,會議中關涉中國利益部分,實質就是蘇聯提出的出兵條件。此時,盟軍在東西戰場展開最后的總攻擊。


 

  對于斯大林來說,蘇聯對宿敵日本出兵是遲早之事,“日本是俄國歷史上的敵人,俄國必須最終擊敗它”。這是斯大林對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以及在訪的英國首相丘吉爾說的由衷之言。5早在1943年11月德黑蘭會議期間,斯大林明確答應擊敗希特勒后,蘇聯立即加入盟軍對日作戰,這也是美、英、中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期望,但斯大林對參戰條件語焉不詳。直到1945年初,歐洲戰場勝利在望,斯大林勝券在握。于是,在雅爾塔會議上,擁有十足籌碼的斯大林終于抓住時機適時地軋上一腳,亮出對日作戰底牌。美國約翰·托蘭評論說:“俄國人受賄去做一件他們本來非常想做的事情。”6


 

  由于中方代表沒有參加會議,對蘇聯心存戒心的蔣介石預料斯大林在出兵條件上會大開獅子口,從而對中國造成不利。參與分析各路情報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少將組長陶希圣根據以往經驗,認為“蘇俄參戰,必將勒索重大條件。這種條件必將以我們中國的土地和利權為犧牲品。”7這正是蔣介石所担心的。


 

  蔣的担心并非無道理。早在雅爾塔會議召開前的1944年10月,顧維鈞從美國海軍上將李海獲得即將簽訂的雅爾塔協定的部分內容是蘇軍參戰涉及“旅順不凍港”。警覺的蔣介石立即要求顧維鈞盡快查明蘇俄提及旅順“用意何在”?


 

  蔣介石密切關注雅爾塔會議進程,會議次日(2月8日),蔣介石在日記里無不担心地寫道:“今日見羅、邱、斯黑海會議第一次公報,一如所預料,其果與英、俄協議以犧牲我乎?”8蔣介石預感不妙,但對羅斯福仍抱有一貫的信任和期待。蔣在2月12日日記寫道:“俄國對我交涉遷延,中共態度轉劣,當受三國會議之影響也。但余毫不動心,無論其態度好壞,必待羅斯福之來報,詳悉其內容而后再定方針;此時不必臆測,更不必焦灼也。”9


 

  蔣認為羅斯福不會對損害中國利益的行為坐視不理。蔣介石在2月第二周的“反省錄”中再次流露這一心態:“惟此會對我國之影響必大,羅或不致與英、俄協以謀我乎?”10隨后對羅斯福信任逐漸下降,2月17日,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


 

  美英俄三國領袖黑海會議宣言發表后,世界未來之局勢仍陷入于此次大戰前即第一次大戰后至歷史稱霸與競爭之覆轍。嗚呼,未知人類何日得有光明與安息。


 

  羅邱史三頭會議之結果,已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禍因。美羅猶借此作其外交勝利之宣傳,抑何可笑。11


 

  時隔兩個月,蔣介石得知雅爾塔會議真相后,對羅斯福評價一落千丈,“其畏強欺弱、以我中國為犧牲品之政策,或者隨之消滅乎?惟天佑之”。12


 

  事實是,野心勃勃的斯大林于1944年10月透露出他的遠東戰略概念,是包括中國東北、華北,甚至向中國南部推進,13但遭美國反對。對于羅斯福來說,雅爾塔會議的另一層重要意義,就是要對因蘇聯參戰帶來的遠東問題以及蘇對華擴張加以限定。斯大林提出恢復沙俄時代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將中國東北劃入蘇聯的勢力范圍,尤其提出中國割讓旅順,遭羅斯福反對。羅的立場是“中國保持在東北的全部主權”,有關中國的協議需征求蔣介石的同意。


 

  按陶希圣分析,羅斯福無意加害中華民國與蔣委員長,但中國不在場的情形下,三方作的有關蘇俄參戰條件的秘密交易,則是嚴重損害了中國利益。如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所詰問:“美國是否有權割讓另一個主權國家的一部分領土?是否破壞了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宣告的一切原則和目標(聯合國宣言等)?”14無論如何,羅斯福的這一行為,違反開羅議協中的“在就任何有關亞洲問題作出決定之前,中國和美國應彼此進行磋商”條文。15蔣介石事后對羅的反應強烈,認為羅斯福對俄姑息,不顧道義并違反國際法。時羅斯福病逝,蔣介石臨時取消赴美參加羅斯福葬禮計劃。黃仁宇就此評論道:“美國人責備他不知感激,我們也可以在這情景中想見及知。”16


 

  《英美蘇三國克里米亞(雅爾塔)會議公報》只字未提遠東問題,這更引起蔣介石的疑惑。事因羅斯福提出,中國人不善保密,和中國人商談后的24小時內,全世界都會獲悉此事。斯大林更是要求無必要和中國商談。雅爾塔密約被視為高度機密文件,中國無法得知蘇方開出什么條件。雅爾塔會議結束后,2月19日,蔣介石鄭重托回國述職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幫忙,蔣在托其帶給羅斯福的信上寫道:“此次克里米亞會議之成就,皆由閣下偉大明智之精神所感召,殊為欽佩。會議中涉及東方問題之決定,甚愿獲知其詳。余甚望赫爾利將軍能從速返華,以期提早達成其任務。”1726日,蔣介石吩咐蔣經國向蘇聯駐華代辦斯克沃爾佐夫打探,還命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外交部長)、顧維鈞(駐英大使)、傅秉常(駐蘇大使)以及魏道明(駐美大使)廣為收集消息,盡快搞清會談結果。


 

  令人担心的“好像簽有密約”情報迅速從英、蘇傳來。顧維鈞、傅秉常分別傳回密電,我們從蔣介石2月21日的日記得知部分電文內容:


 

  閱傅大使秉常來電,以美駐俄大使通知其羅、史談話大意,俄史之對華方針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難言之內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證諸顧大使之言,俄國對東北與旅大特權恢復之要求,當非虛傳也。18


 

  戰后收復東三省是蔣介石的一大心愿。“九一八事件”東北被日本侵占后,時在江西“剿共”的蔣介石在日記寫道:“聞沈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占以后,心神不寧,如喪考妣。茍為吾祖宗之子孫。不收回東北永無人格矣。”19當時蔣介石曾一度欲率兵北上收復失地,為此留下遺囑:持此復仞之志,奮吾吞虜之氣。兄弟鬩墻,外御其侮。愿我同胞團結一致,在中國國民黨領導指揮下,堅忍刻苦,生聚教訓,嚴守秩序,服從紀律,期于十年之內,湔雪今日無上之恥辱,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20


 

    為記住國恥,自“九一八事件”的第三天開始,蔣介石每天日記頁首都寫有“雪恥”二字,直至日本投降后仍不改這一習慣。此時,接到傅秉常來電,蔣介石心情沉重,這天日記末尾留下一句:“國勢之危已極,不知何日有濟?”21


  蔣介石憂心忡忡,他在3月第二周的“本星期預定工作科目”中感嘆道:“近日尤感外交之無公理、無情義,而惟以強權與勢力是依。我國若不能自立自強,絕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22憤然之情躍然紙上。


 

  來自美國魏道明的稟報更使蔣介石坐立不安。3月15日,魏道明將羅斯福向他透露的雅爾塔密約詳情電告蔣介石。蔣介石當天在日記寫道:


 

  上午,批閱魏大使道明來電,得悉羅(斯福)斯(大林)對于遠東方面之談話:


 

  (一)滿洲鐵路,斯提國際代管而主權屬華。


 

  (二)斯欲旅順或大連為其出口之不凍港。羅斯福囑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對我則主張旅順為俄長期租借,其主權屬于我云。


 

  閱此,但有痛憤與自省而己,‘耶爾達’果已賣華乎?惟如此可以斷定此次黑海會議俄國對日作戰已有成議。果爾,則此次抗倭戰爭之理想,恐成夢幻矣!23


 

  蔣的“抗戰之理想”是恢復中國領土主權完整。蔣介石引以為榮的《開羅宣言》曾明確宣布,東北三省、臺灣、澎湖列島都是中國的領土,戰后理當歸還中國。之于旅順、大連是否可以租用給外國作為軍事基地,當由中國政府自己決定,否則就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勝利前夕,蔣介石的“抗戰之理想”猶如水中花。至于羅斯福為何違反與斯大林的保密協定將消息告知中方?有種種猜測,有說羅意在試探中國的反應,無論如何,蔣介石等已覺察事態的復雜與艱危,“內容雖簡,而可貴”,24中方至少可事先醞釀應對之策。


 

  魏道明的報告證實了在雅爾塔會議上,美、蘇、英三方曾就遠東問題進行過商討和達成協定。蔣介石獲知羅斯福透露信息的兩天后,即與吳鼎昌、熊式輝、王世杰等商議對策。熊式輝認為,應該讓美國了解旅順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既然不能自保,不如提議辟作國際軍用,避免蘇俄獨占,而且蘇聯即使取得旅順也不能滿足其欲望。被視為蔣介石戰時外交事務幕僚的王世杰感嘆道: “蘇聯迄今尚未對日作戰,竟先提出如此要求,彼參戰及其態度將益不可測矣。”王建議:“我政府應堅持領土完整、主權完整之兩原則,不可輕于讓步。”25我們在下文將看到,法學家王世杰的意見顯然更合蔣的心思。


 

  縱觀蔣介石這段時期的日記,凡是涉及雅爾塔會議內容的記錄,幾乎每段文字末尾語氣,都是相當沉重甚至痛憤,如“國勢之危已極,不知何日有濟?”、“我國若不能自立自強,絕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戰爭之理想,恐成夢幻矣!”從中我們看到,蔣介石最初對雅爾塔協定內容的獲知,其態度是震驚和痛憤的。


 

  三、蔣介石最關切東三省主權問題


 

  蘇聯很快有所行動。4月3日,蘇聯突然更換駐華大使,蔣介石警惕蘇對華政策有變:“俄國發表彼得羅夫為其駐華大使之任命,此為其對華突變之行動,用意何在?……豈其對華政策已轉變乎?”26彼得洛夫的到任,顯然是為下一步的中蘇交涉作準備。


 

  在即將到來的中蘇交涉中,蔣介石最關切東三省主權問題。面對咄咄逼人的斯大林,蔣甚至做了最壞的假設。4月5日,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


 

  關于旅順問題,寧可被俄強權占領,而決不能以租界名義承認其權利,此不僅旅順如此,無論外蒙、新疆或東三省,茍被其武力占領而不退,則我亦惟有以不承認、不簽字以應之。蓋弱國革命之過程中,既無實力,又無外援,不得不以信義與法紀為基礎,而斷不可稍予以法律上之根據。如此則我民族之大憑借之厚,今日雖不能由余手中而收復,深信將來后世之子孫,亦必有完成其恢復領土行政主權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時堅定革命信心,而為外物脅誘,不簽訂喪辱賣身契約,以貽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國家獨立自主之光榮可也。27


 

  蔣介石與毛澤東一樣,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鄒讜(Tang tson)甚至說蔣是一位“真正的民族主義者”。28蔣以孫中山信徒自居,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最大目標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蔣介石上臺伊始即推行的“革命外交”,其目標就是廢除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以成就國土完整和民族獨立。29 1928年7月7日,以易幟為標志的北伐甫一完成,蔣介石即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恢復關稅自主權,廢除治外法權,締結新條約。蔣介石從沒有放棄重建強大中國的信心,是一位強烈的反帝國主義者。30抗日戰爭爆發后,蔣介石成為統一中國的象征。戰爭期間,蔣介石對外交事務的重視和迫切,遠超過一般人之想象。他當年就對曾任外長的王寵惠、郭泰祺以及駐美大使胡適屢有不滿,認為他們“對其使命與任務成敗,毫不在意”,“毫無志氣,更無國家觀念”。31


 

  早在1941年簽訂的《日蘇中立條約》中,斯大林承諾尊重日本在東北占領的領土完整,日本則報以承認蘇在蒙古的利益。蔣介石對此已忿忿不滿,如今聽聞“果已賣華乎?”消息后,蔣介石的應激反應是“不承認、不簽字以應之”、“不簽訂喪辱賣身契約,以貽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國家獨立自主之光榮可也”。但這只是紙面上的激憤之言,在公開場合,蔣介石甚至不得不忍氣吞聲,委曲求全。正是“弱國外交,言之可嘆”,32一個國家的主權地位,取決于其實力地位和國際環境,國民政府還未具備這個條件。


 

  這幾天,蔣介石可謂悲欣交集。4月2日,赫爾利在華盛頓發表講話公開支持蔣介石政權,并聲稱美國不以武器供給中共,“只要仍有強有力地反對國民黨政府的武裝政黨和軍閥,中國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統一”。33赫爾利之前給國務卿的電報中就說過,“共產黨的全部策略表明,他們的目的是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使中共獲得對中國的一黨專制”。34駐華大使赫爾利要竭力輔助蔣介石政權,這也是羅斯福交代的任務。至此,美國的對華政策從扶蔣容共到扶蔣反共的轉變已完成,蔣介石深感欣慰。延安則宣布,不許美國觀察組派員到前方,特別不準到中共根據地。毛澤東在新華社發表評論《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譴責赫爾與蔣介石狼狽為奸反對共產黨,“安放下中國大規模內戰的地雷”。35


 

  連日來,國民政府外交成果連連。4月3日,宋子文與加拿大駐華大使互換《中國與加拿大平等條約》并即時生效。4月5日,宋子文與瑞典駐華公使亞勒在重慶簽訂《中瑞關于取消瑞典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同一天,蘇聯宣布廢除《蘇日中立條約》。中宣部長王世杰發表講話:“自今而后,蘇聯與中國及其他聯合國家之合作,其任何形式上之障礙,已無存在矣。”36只是歷史開了這樣一個玩笑:盟友蘇聯竟以出賣他人利益的“密約”方式與中國“合作”,歷史就是這樣相背離地推進著。


 

  4月7日,宋子文赴美參加舊金山會議,蔣介石要求宋子文轉告羅斯福,任何把旅順或大連租借給蘇聯的做法都將遭到中國人民的反對。40蔣介石將解決東北問題寄托于羅斯福身上,吩咐宋子文向羅斯福建議,在舊金山召開四國外長會議以解決“中國與亞洲的未來”問題。未料12日,羅斯福突然逝世,宋子文甚至還來不及向他轉達蔣介石的意見,蔣介石試圖通過召開四國外長會議以解決遠東問題的設想也就此擱置。羅斯福逝世后,宋子文等轉而作參與雅爾塔會議的美國海軍上將李海和羅斯福特別顧問霍普金斯的工作。


 

  4月13日和14日,顧維鈞和宋子文電告他們分別與李海及霍普金斯會談的情報。顧維鈞報告中說,李海表示蘇俄“希望不奢,謹欲租界不凍港旅順及商港大連與使用通達二港之鐵路”。顧維鈞表示,五十年來遠東地區的國際糾紛,均起源于俄國租界旅大,現在如果再次重蹈覆轍,難免引發他國對中國其他地方的野心。41宋子文傳達了蔣介石最為關心的東北主權問題:霍普金斯說斯大林在會上從未對東三省有任何要求,僅對旅順和中東路恢復權益兩點盼與中方商定辦法,外傳蘇聯欲得東三省,實無其事。42宋子文根據魏道明的情報,向霍普金斯表明了中方立場,中國決不會將自己領土租給外國。


 

  也許,有人說,蔣介石之所以態度強硬,是因為他還不知道斯大林的交易“紅利”。實際上,遲至4月24日,蔣介石已清楚地獲悉斯大林的這一用意。這一天,赫爾利返美述職回渝后,拜見蔣介石時,明確帶來斯大林主動提出的“支持蔣而非毛澤東”的承諾。據目前史料看,蔣介石并沒有因此而軟化原有立場,隨著雅爾塔協定內容的明朗化,蔣介石最重視的仍是東三省主權尤其旅順問題。


 

  協定的全部內容,終于在4月29日,被赫爾利以“私人性質”向蔣介石和盤托出。曾向杜魯門發誓保密的赫爾利深知此舉非同一般,他“甚盼委員長不向蘇聯方面或美政府方面說出”,以免消息外泄,引致日本先發制人。43這一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


 

  晡時哈雷(赫爾利——引者注)報告其與羅斯福及史大林討論其在黑海會議對遠東問題之決議,而將要求余同意事項,其與我有密切重大關系者:(一)史大林承認朝鮮獨立。(二)史要求旅順與南滿、東清各鐵路恢復其日俄戰爭一九0四年以前之特權,而并未有魏大使前所報告所謂滿洲鐵路由中、美、俄三國共同管理之議案也,數月來所抱之疑問,至此方得明了也。(三)外蒙古現狀不變。44


 

  國民黨人士認為,之所以出現這個協定,是由于美國“對中國作戰能力頗失信心”,加上史迪威事件,“轉而期待蘇俄參戰,以致造成史達林的乘機勒索”。45這次談話,王世杰在座。從王世杰日記中得知,與赫爾利交談中,蔣介石對旅順“租借”問題最為關切,“蔣先生謂‘租借地’方法甚不好,但云容詳細考慮后再談。”46 在雅爾塔會議上,蘇俄確實要求租借旅順,該港將辟為蘇俄海軍基地。


 

  5月5日,王世杰奉蔣之命與赫爾利商談時,再次表示,“租借”旅順和蘇聯對中東、南滿兩路享受“特權”這兩點要求,中國政府最不能接受。


 

  5月6日,蔣介石親自回復赫爾利提出的問題。王世杰對此有詳細記載:“今日赫爾利在山洞蔣先生官邸和蔣先生談二小時。一為中共問題。蔣先生謂此事與中蘇關系為一個問題。二為中蘇問題。蔣先生謂在不妨害中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及行政完整之原則下,可容納蘇聯對東北之合理主張。”47其中提到中共問題,這是回應赫爾利的“傳話”。蔣介石表示有條件地接受蘇聯參戰,條件就是尊重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這是蔣介石掌握雅爾塔協定內容后定下的中蘇交涉原則。在既定的雅爾塔協定框架內,蔣介石的選擇是有限的。蔣曾在日記里嗟怨地寫道:


 

  對俄國橫暴之來,能忍痛自制;形勢上示弱雖甚,然而外交處境為此一途。如果我與之據理爭勝,則彼俄更有隙可乘;而我亦無外援,則必陷于絕境。所謂盟誓與約言,其實皆是為強權所利用而已。48


 

  蔣介石不顧赫爾利的“保密”警告,命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王世杰電示在舊金山開會的宋子文和顧維鈞、王寵惠“慎密研討應對方案”。顧維鈞認為蘇聯提出的參戰條件不合世界潮流,不致公開提出。王寵惠認為蘇聯野心在歐洲已達,正轉向遠東,其欲望超過日俄戰爭前沙俄在東三省之地位,其野心難以阻止。蔣介石在電文里說:“無論何項,其主權與行政必須完全歸我國自主,各國不能干預,若俄欲歸其獨占或租讓,則我必反對到底,決不許可也。”49此事關乎當時羅斯福對中國的態度,蔣介石要宋子文先了解羅斯福與斯大林會談時,是否同意旅順歸俄國,如是,就應該強調“此乃中國主權所在,我國自可加以拒絕,不能承認。”50在旅順問題上,蔣介石同樣不買羅斯福的帳。蔣還命宋子文謁見杜魯門時,要清楚表明中國反對蘇俄租借旅順的立場。


 

  宋子文拜見杜魯門時,鄭重表明了國民政府的強硬立場,宋子文表示,對中國而言,維護國家主權是最重要的。51宋子文還說:


 

  中國政府絕對不能同意讓蘇俄按照‘雅爾塔協定’的規定,在東三省行使這樣程度的控制權!中國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軍事行動來解決這一爭論——在今后五百年之內隨時都可以這樣做。52


 

  蔣介石為什么屢屢強調旅順問題?旅順戰略位置非同一般,對此,斯大林和蔣介石各懷心思。俄國一直夢想在中國東北擁有不凍港,而旅順港是俄國東出太平洋的出海口,自沙皇時代以來,東北就一直是不懷好意的俄國人欲控制之地。正因如此,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重大國際糾紛均源于旅順租借他人。蔣介石不希望重蹈覆轍,滿洲成為蘇聯的另一個“波蘭走廊”。中國人歷經八年沐血抗戰,目的就是要恢復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為達到這個目的,蔣介石甚至曾經答應羅斯福的與延安握手言和,聯立“民主政府”的建議,條件是美國保證蘇聯尊重中國對滿洲主權。53尚若租借旅順,蔣介石將不知如何向國人交待。


 

  對俄國人的野心,蔣介石屢有教訓:1940年11月,蘇聯與盛世才秘密簽訂了嚴重損壞中國主權的錫礦協定;1944年8月,蘇聯將屬中國領土的唐努烏梁海并入自己版圖,以及后來支持“新疆匪亂”建立地方政權。凡此行徑,都被蔣視為 “西遭俄毒”,與“東受倭患”并列。俄國被蔣冠為“赤色帝國主義”稱號也就不奇怪了。這也符合陶希圣認定的:“蘇俄對于中華民國,一步一步的歧視,排擠和打擊。”54蔣介石甚至對剛從俄國回來不久的蔣經國直言不諱:“俄帝本來是中國的世仇大敵”。55


 

  這是極端秘密的事件,我不能泄露秘密,但必須間接評判和暗示答復。就在蘇俄大使彼得洛夫向我政府提出參戰條件之際,我在《中央日報》發表社論,以《解散日本帝國》為題目,援引開羅會議宣言,重申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主張日本除保持本土四島以外,它太平洋上占領的島嶼應交戰勝國托管。57


 

  法學出身的陶希圣按國際慣例,強調旅順、大連都是中國的港口,戰后理應歸還中國。堅持法理公義是這篇文章的核心所在。正如白崇禧所言,我國是弱國,因為沒有力量,就要用公理。陶希圣說:“聲明中國抗戰之目的在于恢復領土主權的完整。此一論點就是針對著蘇俄要求外蒙古獨立以及中東鐵路與旅順大連灣的特權,而暗示反對之意。”58由于《中央日報》是國民黨中央機關報,蘇俄駐華大使館相信,這篇社論就是中國政府對于雅爾塔協定的答復。


 

  數日之后,在一次酒會上,陶希圣遇見蘇俄大使館中文秘書費特倫科,陶希圣的回憶錄保留了他們當時的一段對話:


 

  費特倫科說:“你陶先生是歷史學者,為何不講歷史?千島群島和庫頁島原是俄國領土,你為何主張交給美國托管?你這是幫助美國帝國主義說話”。


 

  我答道:“講歷史,話就長了。在歷史上,西伯利亞極東的海濱省是中國的土地。千島庫頁島亦然。我說交戰勝國托管,并不排斥蘇俄,只須蘇俄參戰而獲得勝利,那就有談判的余地”。59


 

  面對國民政府的態度,斯大林再次向蔣介石示好。5月中下旬,斯大林先后對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美國總統特使霍普金斯再三說明:“無論戰時戰后都愿意尊重蔣主席在中國的領導地位”,“愿望(意)中國成為堅固統一的國家”。60斯大林還與霍普金斯達成以下諒解:蘇聯將于8月8日前完成對日作戰準備,但行動日期將取決于中國是否接受雅爾塔協定;蘇聯將不損害中國在東北和其他地方的主權,外蒙古共和國將保持現狀;蘇方將幫助中國實現統一,蔣介石是唯一使中國統一的領導人等。61


 

  由于意識形態的隔閡,蔣介石一直視蘇聯與中共為一丘之貉,現斯大林一再聲明“蔣介石為中國唯一領袖”,蘇聯不支持中共。這本是蔣介石多年的愿望,但蔣介石在5月24日的日記中卻一再強調,“我國亦不能放棄革命之原則,即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必須確保之宗旨也。”62抗戰目的就是要收復中國失去的領土,以國家領袖自居的蔣介石,此時也自以為民族利益的捍衛者。


 

  歷史是錯綜復雜的,筆者并不以為蔣介石不重視中共問題的解決。蔣介石自認為他有兩個堅守原則:一是“我國之立國主義,不能有所動搖,故不能任共產主義之赤化中國”;一是“立國命脈,即國家主權與尊嚴,不能有所損傷”。蔣介石將兩者作為“不能稍事遷就”之宗旨。63與俄共產黨相關聯的中共“武裝割據”,始終是蔣介石的心腹大患,沒有哪一個政治家不關心自身權力的安穩而一味追求他的“抗戰理想”。但此時面對雅爾塔協議處理國家利益問題上,我們看到,蔣介石的民族主義居于其他主義之上。


 

  四、斯大林的扶蔣遠共政策早已浮出水面


 

  蔣介石并非不重視斯大林放棄意識形態隔閡的許諾,但它不足以抵消蔣介石一心回收東北主權的強烈愿望,更何況斯大林的扶蔣遠共政策早已浮出水面。


 

  陶希圣說過,羅斯福是理想主義者,斯大林是現實主義者。自1943年起,蘇聯開始重新考慮戰后遠東戰略格局問題,斯大林基本繼承沙俄時期的思路,以奪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為目標,建立遠東安全帶。雅爾塔協定體現了蘇聯這一意圖。


 

  為實現在遠東的戰略利益,斯大林需要獲得美國的支持并與國民政府修好。因此,在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贊成美國的對華政策。這也是羅斯福自1944年11月以來所作的努力,即爭取蘇俄支持中國國民政府為中心的、統一的中央政府。于是,戰后支持蔣介石統一中國,成為美、英、蘇三國的共識。蘇聯獲得在領土、安全和勢力范圍方面的利益,羅斯福則得到斯大林扶蔣承諾——這也有利于實現美國在中國的戰略目標。于是在雅爾塔會議期間,斯大林再次申明以國民黨中之“俊杰人士”來“襄佐蔣介石”等語。對于斯大林來說,承認國民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有助日后促使蔣介石政權奉行對蘇友好政策。


 

  雅爾塔會議后,美蘇在支持蔣介石為首的中國中央政府方面的步調更趨一致。1945年5月28日,斯大林與美國特使霍普金斯再次達成如下共識:“史達林明白表示將盡一切可能促成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之統一,并特別聲明沒有一個中共領導者有足夠力量統一中國。”64斯大林對蔣介石保證:我們不支持他們(中共),不幫助他們,我們不打算這么做。……以前我們向蔣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還將是這樣。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國的話,那么這種援助將提供給蔣介石政府。斯大林還答應不向中共提供武器,認為國民黨政府力求合并軍隊和建立國家統一的政權,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為國家應有一支軍隊和一個政府”。65


 

  歷史是吊詭的。抗戰勝利前夕,關于中共問題的解決,竟然是由斯大林主動提出。


 

  蘇聯重視它在中國的戰略利益如何得到保障,因而在國共問題上不愿與美國和國民政府對抗。此時,扶蔣遠共政策更符合現實需要,畢竟“中國的共產主義此時在其純粹的革命能力上對于俄國幾乎沒有什么利益”。66從戰略地位上看,“延安毫無價值”,因此“對中共則完全不予以正式承認”。67斯大林對共產黨也好,對國民黨也好,其對華政策,主要是以自身利害得失為衡量。


 

  為實現戰后戰略目標,蘇聯對中共采取消極態度。在斯大林看來,中共越來越像代表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追求民族利益和社會福利的政黨。為表示對國民政府的誠意,避免被“重慶控訴共謀”,從而影響雅爾塔協定的履行和中蘇條約的締結,斯大林一再聲稱,蘇聯與這些自詡為“共產主義者”沒有任何關系。蘇聯從來沒有、今后也不會幫助中國共產黨人。68斯大林還批評中共為“人造奶油”。在延安的毛澤東也說過,“我們不指望俄國人的幫助”,“對我們來說,尋求俄國援助只會使中國局勢更糟”,69毛澤東特別強調全黨要自力更生。這一時期,支持“一個政黨“、“一個政府”是蘇聯對華政策的一項既定方針。既然是既定方針,作為交換籌碼的分量當然大打折扣。


 

  蔣介石也清楚蘇聯在遠東的最大對手是美國,只要美國立場鮮明支持蔣介石政權,蘇聯斷然不會反蔣。蔣之前權衡過:“只要美國不為中共聲援或袒護,則俄國亦決不敢以武力助共,故對共問題,我必能自了之。”70況且,蔣介石早已獲知“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與羅斯福、丘吉爾統一步調”的情報。因此,斯大林這一許諾籌碼,在蔣介石看來,并不是意外的“紅利”。


 

  蔣介石還認為,“俄國已視美國為其假想敵,故其不能不以我國為其外交政策重大之目標”,“我國實力雖未充足,但在東亞與太平洋上國際之地位,對蘇俄與英、美已居于舉足輕重之勢,故彼不能不厚交于我也”。71這一看法在國民黨上層普遍存在,我們從侍從室秘書邵毓麟的話中,推出蔣的左右也持有這種心態:“蘇聯與英、美已行對立,我介期間,舉足輕重。從世界全局看去,蘇俄得我則勝,失我則敗。”72這話顯然自視過高,但也認為中共背后的蘇聯,并非總是支持中共。只是他們沒有考慮到,審時度勢的斯大林會將中共問題轉化為向蔣介石施壓的砝碼。下面,我們將看到,隨著蘇聯出兵,中共問題如何成為斯大林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的有力武器。


 

  6月3日,蔣介石首次會見蘇聯新任駐華大使,重述列寧時代的對華政策,希望中蘇交往能以此為基礎。蔣介石鄭重地對彼得洛夫說:


 

  蘇聯自革命以后,幫助我國爭取獨立、領土主權完整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已于民國十三年先于其他國家,正式宣布取消帝俄與中國所締結之不平等條約,及放棄其一切特權……本人認為此乃中蘇友誼合作之歷史基礎,并認為現在仍有恢復民國十三年時代中蘇合作之可能。本人希望蘇聯能幫助中國的獨立、行政與領土之完整,希望恢復東三省領土主權完整與行政獨立。蓋我國人民咸認不平等條約、領事裁判權及租界等事為國家的恥辱,一致痛恨,吾人為革命黨人,自應注意人民之心理與要求。……希望蘇聯能幫助中國的獨立、行政與領土之完整,希望恢復東三省領土主權完整與行政獨立。……如蘇聯能幫助我國恢復東三省領土完整及行政獨立,以后東三省的鐵路與商港當與蘇聯以便利,如有軍港需要,則軍港亦可為蘇聯使用,決不致于蘇聯有不利之措施。73


 

  蔣介石還專門對俄大使說,“香港問題雖尚待與英國商議,但九龍必須收回。”這是針對俄大使之前對王世杰說的“英國如能保有香港,蘇聯應亦可以保有旅順“的正式回答。74這是蔣介石就雅爾塔協定第一次明確回應蘇聯。


 

  這一天,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與俄大使談話,關于東三省及軍港、商港等主權行政必須完整之意見,明白對其表示;并說明中、俄利害關系,不可為小失大也。”75對這番話的用意,蔣介石有過這樣的說明:“旅順問題如我不先表示可與俄共同使用一點,則俄不僅對我絕望,而且對美更不諒解,蓋曾其疑慮;故余一面嚴拒其租借之謬說,而一面不得不自動允其共同使用以慰之。”76蔣介石認為這是符合他原先定的原則。他對王世杰說過,應“在不妨害中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及行政完整之原則下,可容納蘇聯對東北之合理主張。”77


 

  蔣介石的這一態度,是對帶有強制性的雅爾塔協定的有限反彈,畢竟蔣不可能與大國協定相抗衡。在一種現實主義的審慎外交政策下,蔣介石把它的“可容納”視為“絕非尋常”的外交手段,所謂以曲求伸謀略。在雅爾塔協定的有限框架內,蔣介石自以為能夠咬住大體不變的目標而作靈活變化。這天,他在日記里寫道:“此種外交方針,絕非尋常外交家之所能知者也。”78


 

  6月12日,蔣介石再次接見蘇大使,彼得洛夫端出中蘇談判的“先決條件”,其中引起最大爭執的是“恢復旅順港之租借,建立蘇聯海軍根據地”。雙方都亮出了各自論點,互不讓步。


 

  蔣介石說:“租借地一類的名義,我中國人民認為是國家的恥辱,我們不好再用這種名義,中蘇友誼互助條約是一種光榮的條約,如有租借地一類的名義,則將失去條約的原意。”


 

  彼得洛夫堅持說,“‘租借地’與‘租界’不同,‘租界’的意思包含著領事裁判權等等的特權,‘租借地’卻不包括這樣的特權”,它的“領土主權完全屬于中國。”


 

  蔣介石反駁道:“既有租借地,便是領土主權的不完整,因為中國的軍港,自己不能管理,不能使用,便是領土主權不完整,所以租界這種名義,切不可再用。”


 

  蔣介石還說:“請大使報告政府,在歷史上,一八九八年中國旅順被帝俄租借之后,繼之有青島之租界于德,威海衛租借于英,廣州灣之租界于法,那是中國人民所最反對的,認為是民族的恥辱。”


 

  彼得洛夫說,蘇聯出于安全考慮,在太平洋需要有不凍港。


 

  蔣介石反唇相譏:“蘇聯在太平洋要求安定,中國亦然。”


 

  彼得洛夫搬出丘吉爾和羅斯福是支持蘇聯這一要求的,表示租用旅順決不會用以反對中國的。


 

  蔣介石絲毫不讓步,“當然不會反對中國,但不可因此使中國變成不平等的國家。”


 

  最后蔣介石強調:“條約無論在名義和內容上,都不好用租借地一類的意思,……希望將本人這點意思鄭重地報告貴國政府。” 79


 

  蔣介石始終將“租借”看成極為嚴重的國家主權問題。關于租借旅順一項,蔣介石明確表示“反對到底”,中國再也不能接受恥辱的“租借地”協定。蔣介石劃定的底線是:“最大限度亦不能超過與其同盟者共同使用之程度。”80蔣介石請彼得洛夫將其要求告知蘇聯政府。這次與俄大使交涉未果,亦在蔣介石意料之中。此時,蔣對宋子文赴美求援仍抱期望。


 

  6月26日,中國代表團即將赴蘇前夕,蔣介石再次接見彼得洛夫,宣示了中方對蘇的立場,主要精神是:凡涉及中國的條件必須由中國本身決定,其他任何國家不能代決,中國今后所有條約都不能再出現租借與特權的文字;如果蘇方提出不解決租借旅順問題就不要派代表團赴蘇,那么中方將拒絕交涉,一切責任均在蘇方。蔣介石還強調:“關于外蒙問題,蘇聯于一九二四年在條約中,曾經承認外蒙的領土和主權是應屬于中國的。”81“外蒙不可脫離中國,中國亦不能放棄其宗主權,否則即為中俄兩國將來糾紛之惡因。但我中央政府可與外蒙以高度自治也。”82


 

  通過綜述蔣介石三次召見俄大使的情形,我們可以概括蔣對蘇交涉的幾項基本原則,第一,對涉及國家民族利益的旅順租借問題上持強硬態度;第二,對外蒙古問題定位在允其“高度自治”上,并建議內蒙問題最好是不提;第三,越來越重視內政問題,提出“關于政治問題,希望能徹底商談”。83政治問題即指中共問題。


 

  盡管如此,我們還不能由此斷定,蔣介石將解決政治問題轉變成為與蘇談判的先決條件。


 

    五、徒勞無功的聯美抑俄


  世事如棋局。雅爾塔協定的簽訂,是同盟國出于盡快取得對日作戰勝利以及戰后國際新秩序的安排,是眾大國權衡戰時、戰后各自戰略需要的結果。中國是其中一重要棋子,于是乎,中美關系、中蘇關系、美蘇對華政策的矛盾以及國共關系等等,三國四方關系縱橫交錯。蔣介石掌握美國不會放棄自己的底牌,以及排擠蘇聯在華影響的心態,希望能借美國一臂之力與蘇斡旋,從而走出困局。


 

  蔣介石采取聯美抑俄策略,即是傳統的“以夷制夷”對策。蔣介石相信美國對蘇聯抱有戒心乃至利益上有沖突,需要拉中國來維持遠東的穩定,也就是所謂的“戰后中國將為美俄間沖緩”。84按羅斯福原意,在東亞扶持起一個強大的中國,一是出于戰時有利于打敗日本的戰略意圖,二是出于戰后建立一道遏制蘇聯野心屏障的展望。6月6日,美國爆發《美亞雜志》間諜案,之前一直呼吁“延安比重慶更值得美國人重視”的前駐華大使館及國務院的謝偉思等6名親中共人員被捕。85延安認為這一事件是中美關系分水嶺,從今后,美國政府只承認蔣介石政權。這一事件給蔣介石打了一支強心針,蔣介石期待美國伸出援手,畢竟華盛頓是重慶不可替代的重要盟友,“擺脫開蘇聯勢力范圍的唯一希望是與美國保持牢固的關系”。86蔣介石為此先后制定了兩個方案,中心內容都是圍繞旅順租借問題。6月8日,蔣介石電示宋子文說:


 

  見杜總統時,商旅順處理方案,可預定步驟如下:


 

  第一、旅順愿交國際安全機構為國際海空軍根據地;


 

  第二、中、美、俄共同使用;


 

  第三、如以上兩項俄仍甚反對,則至少限度必須中俄共同使用。


 

  但以上三項無論何項,其主權與行政必須完全歸我國自主,各國不能干預,若俄提歸其獨占或租讓,則我必反對到底,決不許可也。87


 

  前兩點是希望通過聯美抑俄手段遏制蘇聯野心,第3點是中方的退讓底線。蔣對此寄予很大期望。同一天,蔣迭電宋,特別關照宋子文與杜魯門會談時“應注重技術”,并特別指示宋子文須向美國表明中國今后決不能再有租借地名義出現,希望美國支持中國這一立場。


 

  6月8日及10日,蔣再電宋子文,務必向美國表明,旅順軍港最少應由中俄共同使用,必須不損及中國主權及行政自主,租借或獨占均不可行。“若俄提歸其獨占或租讓,則我必反對到底,決不許可也。”88蔣介石曾期望“美國必堅持其對遠東一貫政策,使中國之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不受損害,凡在華領土之內,不能再有任何特權之設置也”。89


 

  宋子文拜見杜魯門時表示,1924年蘇聯政府已經自愿放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和租界地,難以理解雅爾塔協定中關于蘇聯在滿洲享有“優越權益”的條款。對中國來說,最困難之點是租用旅順,因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非常反對在中國重建專門租用港口的制度,這也關涉到戰后回收九龍問題。


 

  杜魯門含糊其詞,保證“不會做任何傷害中國利益的事情”,并再次搬出斯大林的保證:愿意助華復興,蘇聯無領土野心,蔣介石為中國唯一領袖。90杜魯門更樂見蘇聯早日向日軍發動進攻,以減少美國士兵的犧牲,中國利益反在其次。當時美國軍方有個估算,沒有蘇俄參戰,要征服日本,美軍恐要付出一百萬的傷亡。91當時美國民意測驗表明,美國人更期待蘇聯盡快對日作戰。


 

  接到宋子文的報告后,蔣介石深感失望,明白美國無意在中蘇談判中鼎力幫助中國。6月11日,蔣介石兩次致電宋子文:“唯中國今后決不能再見租借地名義,今后只要俄國尊重我主權與行政完整,則中國可允其對軍港共同使用,但不能再用租界名義,關于此點非堅持不可,否則所謂東北領土主權與行政仍不完整,仍非獨立也。”92


 

  第一次預案沒有達到目的,蔣介石仍不放棄,繼續對美游說。蔣和宋商議,把英國也拉進來共同遏制蘇聯野心。蔣介石對赫爾利提出新三項建議,希望美國和英國加入中蘇協定,由四國(中英美蘇)海軍共同使用旅順口,使得中蘇雙邊協定變成中蘇美英四邊協定。在蔣介石看來,四邊協定是一種保護性協定,它可以限制蘇聯在華權益,最大限度地維護中國的主權完整和獨立。蔣還希望美國參加中國與蘇聯的協定,如果美國加進來,“則余對俄仍作堅決態度,提出中、英、美、俄四國共同使用旅順軍港之方案于俄,如俄不允,即使交涉破裂,余亦在所不惜也。”93


 

  但是,杜魯門的回函以及赫爾利解釋雅爾塔密約出臺的細節使蔣介石感到憤怒。6月15日這一天,蔣介石在林園官邸會見赫爾利,赫爾利帶來杜魯門的函件,杜魯門開宗明義就強調斯大林所承諾的:“決盡其所能促進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之統一”,“戰事結束后中國應由蔣委員長繼續領導”等等,然后就是雅爾塔協定規定的幾項條件。94蔣介石的心情并沒有因斯大林的再次許諾而感到輕松,相反,蔣介石聽罷感到十分郁憤,甚至有“此一最黑暗之時代也”的忿滿。當時,彼得洛夫還問蔣經國:為什么這兩天蔣介石如此不高興。


 

  蔣在日記寫道:


 

  上午回渝所,哈雷(即赫爾利-引者注)來提其總統備忘錄,聞之郁憤不知所止,甚恐其此尚非耶爾達密約之全文,然僅此亦足置我中華民族于萬劫不復之境,而且其美國今后百年內對東亞亦無安定和平之日,夫可(以下有數字不清)此一最黑暗之時代也。95


 

  維護尊嚴需有實力。杜魯門的回復使蔣介石徹底失望。美國出于內政以及對確定戰后國際新秩序的需要,欲與蘇聯結成合作伙伴。在這種情形下,蔣介石的聯美抑俄系列措施自然難以奏效。美國人在現實利益上的實用主義不亞于斯大林。長于內斗而拙于外交的蔣介石等國民黨政治家,希望在縱橫交錯的國際關系中尋求支持者的愿望落空。


 

  他們沒有意識到,杜魯門根本不可能就旅順問題作任何回應,因這是羅斯福的用意,“美既擬永久占領日本附近海島,無法拒絕蘇聯使用旅順,故羅總統有此讓步”。96英國也不反對,因它有九龍租借地問題。雅爾塔協定,本身就是美、蘇、英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為了各自利益,互相妥協的結果,是典型綏靖政策的體現。面對著被“利益均沾”捆綁一起的大國,蔣介石的應對之策進退失據。蔣介石有縱橫家的氣質,卻不具備現代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蔣介石本來希望左右逢源,左拉右打,到頭來卻是左右為難,左支右絀。盡管如此,蔣介石始終不放棄請求美國援手的愿望,同時也準備派出宋子文赴莫斯科與斯大林談判。


 

  中國代表團啟程前往蘇聯前夕,蔣介石衡諸大勢,與宋子文、王世杰再次敲定對蘇談判方案,主要結論是:旅順口在中蘇擬定之同盟條約期間可與蘇聯共同使用,但主權仍歸中國;中東、南滿鐵路及大連灣的所謂“特殊利益”問題,應明確規定其范圍,不用“特殊利益”名詞;外蒙問題暫不提出討論。97


 

  這一天(6月23日),蔣介石在“上星期反省錄”中寫道:“對俄交涉方針研究即畢,決心已定。鐵路交涉當可放寬,而旅順租借必須嚴拒,以期達成共同使用而不失行政主權之方針也。令子文不可以第三國或國際關系與俄作交涉,應以中俄兩國自動解決,勿使俄國誤解也。”98


 

  在雅爾塔會議后不足四個月的時間里,蔣介石為盡快獲知雅爾塔協定有關中國的內容,以及制定應對措施,可謂費盡心機,縱橫捭闔,多線作戰。中國雖躋身世界四強,但未完全具備世界強國的實力,未能享有與美、蘇平起平坐的發言權。在涉及國家民族利益的角力場上,蔣介石是被動的。對此,蔣介石悲憤交集,他在日記里涉及雅爾塔及對蘇交涉內容共有17處,“首曰‘惶惑’,又曰‘悲憤’”,更是感嘆“抗倭戰事之理想恐成夢幻矣,但終接受現實,并且又自為寬慰”。99


 

  蔣介石的種種應對方策也并非獨創,某種程度上是繼承了孫中山的外交遺產,其手法無外是“借助外力,以夷制夷”以及“運用公法,遵守慣例”等。100抗戰勝利前夕,在大國外交的框架下,蔣介石能夠有所作為的歷史空間實在有限。


 

  在與蘇聯交涉中,蔣介石首次提到中共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法,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夕。6月24日,蔣介石在日記里總結與蘇聯談判要點:


 

  甲、旅順不得有附屬地,以舊日遼東半島租借地之范圍;


 

  乙、只要行政權不失,則技術人員可聘俄人助理;


 

  丙、中共問題必須明白提出,如其將軍政權交還中央,則可允其參加政府,否則當視為叛變之軍隊,無論在任何方面不得聲援;


 

  丁、新疆問題亦須提出,伊寧、伊犁必須收復,俄國不可再予叛部以武器之接濟,如此則新疆經濟乃可與俄合作;


 

  戊、東北鐵路俄國運兵必須事先商定,而且中途不得下車停留;


 

  己、必須將帝俄時代所定已過時之條約(而且失效)及其精神掃除,而根據十三年(北京新約)之要領協商;


 

  庚、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國宗主權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權限可予俄國憲法上所規定之各蘇維埃權限相同。101


 

  這七點,基本是國民政府解決中蘇關系的一攬子問題。這年初,王世杰列出的中蘇間的重大問題除了外蒙外,已包括以上七條,如中蘇同盟、東三省及大連旅順港、中東鐵路、中共、新疆等問題。對于蔣介石政權來說,這都是有關國家民族利益以及國土安全的重大問題。


 

  七條談判要點中,第三條與中共有關。條文的前半句,仍沿襲5月國民黨六大提出的《關于中共問題之決議》以及《本黨同志對中共問題之工作方針》等議案的思路,但后半句語氣明顯強硬:“否則當視為叛變之軍隊,無論在任何方面,不得聲援”。甚至在26日的修正交涉要點中,蔣的措詞嚴厲:“中國為求國家之統一,對于全國之軍令、政令必須徹底統一,不使具有武力之政黨——共產黨,假借政黨之名義,掩護其武力之割據,而妨礙國家之統一與抗戰之勝利。”102中共力量被蔣視為最具危險對手,這與近來國共沖突升溫有關。


 

  在剛結束不久的中共七大會議上,毛澤東被樹立為一個可以挑戰蔣介石的民族領袖。毛澤東表明將以革命戰爭解決戰后問題,“但現在我們還不向全國人民宣布,因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蔣介石。”103經過抗戰八年,延安已擁有90多萬雄兵,200多萬民兵,1億人口,120多萬黨員。毛澤東斷言:中國共產黨“已經成了中國人民解放重心,已經成了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重心”。104會議還提出建立帶有政權機關性質的“中國人民解放聯合會”。這一口號帶有極大進攻性,它直接挑戰國民政府的“國民大會”。105對此,謝偉思認為,“其中暗含的威脅是明顯的”,是中共拋棄國民黨政權“決定性”的第一步。106隨著中共力量的不斷強大,國共之間的沖突也日益嚴重。素有軍統“智多星”之稱的侍從室六組少將組長唐縱在5月31日寫道:“共產黨的攻勢甚銳,其勢迫人,令人惶恐不安。”107時人熱議的話題是“戰后中國究竟是誰人之天下”。108


 

  蔣介石認為,共產黨有權表達自己的見解,但不能以推翻中央政府為號召。109不斷壯大的解放區勢力,對中央政權深具威脅,蔣視之為對國家的破壞,正如陶希圣主筆的《中央日報》社論所言:“如果國人對于這一點不加分別,那么今后任何軍閥豪劣土匪都可以先起一支隊伍,再與政府‘政治解決’,其結果將使中國化為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局面。”110唐縱說得更明白:“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欲以此號召不滿現狀之各黨派共同奪取國民黨之政權,聯合政府即為瓦解國民政府之手段。”111聯合政府口號的實質,就是關于國家權力的再分配。112陳布雷更是從《論聯合政府》字里行間中讀出未來結局是“內戰”。113


 

  6月27日,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率領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這次談判,中蘇雙方主要圍繞外蒙、港口和鐵路三個問題展開。在談判過程中,蔣介石一直担心蘇聯有加害于東北領土主權完整之意,他特別強調關于租借旅順港一項,明確指示中方代表要反對到底,中國再不能接受恥辱的“租借地”協定,此點非堅持不可。114蔣介石要遏制滿清以來中國多次割地租借的屈辱頹勢。


 

  老謀深算的斯大林一開始就主動拋出中共問題。談判伊始,斯大林主動將話題轉到中國內政問題。根據俄方檔案,斯大林主動問宋子文:“中國國民政府是否要求蘇聯能著手解除中共軍隊的武裝?”“中國只能有一個政府,由國民黨領導”。115斯大林還強調說,承認蔣介石的領導,不僅東北仍大致可保,中共亦將聽命。并明確說,不支持中共提出的“聯合政府”口號,116斯大林向宋子文表示:“關于中國之共產黨,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無支持彼等之意向。”斯大林對宋子文的國民黨應在政府中居領導地位的說法表示贊同:“此實為國民黨正當之愿望,自中國歷史上觀察,實至屬明顯。”117


 

  這些提議,對于斯大林來說,只是重復了美蘇之前早已達成的支持蔣政權統一中國的共識。


 

  斯大林還對蔣介石最為關心的旅順問題作了表態:旅順將不用租借名義。蔣介石沒想到中蘇第一次會談,對方就將他認為棘手的問題化解了。其實,斯大林拋出這兩個誘餌的背后用意,在于解決外蒙古問題。蘇方把“維持外蒙古現狀”解釋為外蒙古脫離中國主權而成為獨立國家,這為中方始料不及,也為中方所不能接受。外蒙事關重大,此為干涉中國國家主權問題,宋子文立即“以事逾訓令范圍”之由拒絕。宋向蔣請示,并就此問題與重慶緊急商榷。


 

  多年來,中國對外蒙古擁有法理主權早已形同虛設。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與越飛簽署的《孫文越飛宣言》中,孫中山已承認蘇聯紅軍對外蒙古的占領權。1181924年起,被劃入蘇聯勢力范圍的外蒙古居民,出入境已持莫斯科頒發的護照。對此,蔣介石征詢過王世杰意見。事后王世杰寫道:


 

  東三省等問題如確能得到不損領土主權之解決,則承認外蒙人民于戰后投票自決亦尚合算,因外蒙實際上已脫離中國二十余年。爾后蔣先生約孫哲生、鄒魯、戴季陶、于右任、吳稚暉、陳辭修諸先生商議,最后決定主張外蒙獨立事可讓步。119


 

  7月5日蔣介石日記寫道:


 

  俄對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若不允其所求,則東北與新疆各種行政之完整無從交涉,共黨問題更難解決;而且事實上已為俄占有,如為虛名,而受實禍,絕非謀國之道,忍痛犧牲,而換得東北與新疆以及全國之統一。120


 

  斯大林說:“我們曾這樣對中國人說:‘如果中國不承認蒙古獨立,那我們將不會去同日本人作戰!’這樣一來,中國人不得不承認了蒙古的獨立。”121蘇聯和蒙古的歷史學家在評論這一歷史進程時也明確寫道:國民黨政府“是被迫承認在國際關系中早已奠定的情狀”。122在這種情形下,蔣介石的讓步主張,得到了國民黨以及國民政府的主要人物贊成。蔣的左右認為,如能以外蒙古換得國內的真正統一及中俄間十年以上之持久和平,可不惜予以滿足。


 

  外交說到底是國與國之間的一種利益交換,其中包括妥協和讓步。中國與俄國長期以來就存在著領土糾紛和爭端,此時蔣介石要提出更多的要求,還缺少足夠的籌碼,尤其美國也主張放棄外蒙。在力有不逮情形下,關于外蒙古問題,蔣介石權衡再三不得不作妥協。蔣之妥協,目的很明確,“就是想以外蒙古的獨立,使得我們東北完全收回。”123


 

  7月6日,蔣介石電宋子文稱,若我國包括東北與新疆在內真能因此確實統一,所有主權領土和行政真能完整無缺時,則外蒙獨立則可考慮。提出中國愿于抗日勝利后,自動提出外蒙獨立案,經外蒙公民投票,許其獨立,以換取如下要求:


 

  一、東三省的領土、主權及行政必須完整;


 

  二、新疆之伊寧及全疆各地被陷區域完全恢復,阿爾泰區仍應屬新疆范圍;


 

  三、中共對政令、軍令必須完全歸中央統一。


 

  這是中國最后的期望,如無切實保障,即相機中止交涉。124


 

  7月7日,蔣介石提醒宋子文“務望注意我之主要目的:一、東三省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二、蘇聯今后不再支持中共與新疆之匪亂,此為我方要求之交換條件也。”125第一點屬外交問題,也是蔣介石最為關注的國家主權問題。第二點屬政治問題,也是遭后人批評的“政治交易”。蔣介石之所以將外交問題與政治問題捆綁解決,在他看來,這都屬國土安全問題,最重要的是,它們都與蘇聯脫不了干系:“中共確以蘇聯為背景”,126何況中共已準備與國民黨決裂。7月6日,毛澤東告左舜生、章伯鈞,決與蔣委員長并立,不惜與美一戰。至于“新疆匪亂”成立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就包含著蘇俄在新疆制造附庸國的企圖。這些“地方割據”,都成了重慶難以安寢的心腹大患,內亂不作,外患不生,蔣介石希望蘇聯不再給予支持,然后他以“政治解決”方式來化解。蔣介石既要維護國家主權利益,更要維護國民黨在戰后中國的統治地位。


 

  (一),關于新疆,允禁止私運軍火,堵截邊境,同意助我解決匪患……(二)關于中共,史認為中國政府要求軍令、政令統一,極為允當,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國一切武器及其它物質,均以中央政府為唯一對象,不供給武器于共黨。127


 

  但關于東三省權益問題,斯大林絲毫不讓步,堅持旅順大連由俄國人管理,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俄國人據有所有權。斯大林在政治問題上的讓步,其用意是換取對滿洲最大限度的控制。


 

  7月19日,蔣介石分別給斯大林、杜魯門發去一封重要的電報,清楚表明蔣介石在中蘇談判中所持的立場,電文指出:


 

  中國政府已經在外蒙古獨立問題上作了重大讓步,其條件是蘇聯必須答應:一、為了中國的行政與軍事統一,蘇聯不得給予中共任何精神的或物質的援助;二、必須支持中國平定新疆的叛亂;三、必須絕對尊重中國在東北地區的領土完整和主權。


 

  蔣介石表示感謝斯大林就前兩點做出的明確保證,但他堅持認為蘇聯在第三個問題上,即中東鐵路、南滿鐵路、大連和旅順等問題上的要求,妨礙了中國恢復主權與行政統一的目標。128


 

  電文的前兩點是重復斯大林之前的保證,也即是斯大林提出的條件。很明顯,雙方爭執的重點在于第三點。對于中方來說,爭取東北領土、主權及行政完整是中國抗戰目的之一,茲事體大;而斯大林對于滿洲權益則志在必得。如果說蔣介石“以蘇聯放棄支持中共為交換條件”的話,其目的在第一輪談判中就已達到,大可不必一再二地在第二輪談判中大費周章。


 

  在第二輪談判過程中,蘇聯不僅要控制軍港,還要求旅順市政管理權。在斯大林看來,旅順比大連更重要。蔣介石堅持不作讓步,并于7月19日、8月4日兩次會見蘇聯大使彼得洛夫,親自推動中蘇談判。7月19日,蔣介石對彼得洛夫說,旅順的行政、主權必須完整,行政人員由我政府指派,不能先得蘇方同意。蔣還鄭重聲明:“如果討論有關中國的問題而有所決定,因為中國并未參加會議,中國決不承認。”蔣的語氣無不包含著對雅爾塔密約的痛恨。


 

  8月4日,蔣介石再次對彼得洛夫強調中國的立場。關于蘇方提出的旅順以南100公里內島嶼中國不能設防問題,蔣介石說,中國決不能接受,中國在這幾個島嶼上的應有之主權絕不肯犧牲。蔣介石甚至認為這是欺人太甚,“除非將我國政府看作一個沒有常識的政府,否則這種要求是絕不可能提出來的”。129在美國的反對下,這種侵犯中國主權的赤裸裸提議最后被收回,斯大林表示,蘇聯沒有打算破壞中國的主權。


 

  8月5日,美國務卿令駐俄大使哈里曼勸告斯大林勿于雅爾塔協定之外對中國作過分要求。美國務卿也發電報給宋子文,“勸你在任何問題上也不要向俄國人讓步”。130第二輪的中蘇談判,在美國的干預下,蘇俄這種得隴望蜀的野心被遏制。對于美國來說,雅爾塔協定的另一層戰略意義,它“起碼在紙面上限制了俄國的野心”。131美國担心,如果蘇俄在遠東取代日本的地位,無異拒虎引狼,勢必影響美國在遠東的門戶開放政策。


 

  七、中共問題成了斯大林談判籌碼


 

  正當中方與蘇方為東北主權完整以及外蒙疆界問題爭吵不休時,形勢急轉直下。8月6日,美國在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杜魯門宣稱日本如不投降將會投下第二顆原子彈。邱吉爾宣稱:“原子彈是二次基督來臨”,并確信,戰爭將在一兩次原子彈的猛烈轟炸中結束,故不再需要請求蘇聯參戰。132而蘇聯抓住天賜良機于8日迅速宣布出兵。9日凌晨,150萬蘇軍兵分五路揮師進入東北。同一日,美國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蘇聯適逢其時地“軋上一腳”。這在蔣介石看來是“極盡其投機取巧之能事”。133戰爭即將結束,形勢發生始料不及的變化,中蘇談判出現變數。


 

  這一天(8月9日),斯大林警告宋子文,中國政府必須讓步,“否則共產黨就將進入東北地區”。134到了這時,“中共問題”才真正地、獨立地成為斯大林威嚇蔣介石的最有力籌碼。斯大林奉行“軍隊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的強者邏輯,東北有可能如同東歐那樣,成為蘇聯利用中共建立一個獨立的或自治地區。國民政府在東北既無一兵一卒,無力與蘇俄對撼。如果沒有和蘇方簽訂條約,蘇聯紅軍進入東北后,國民政府將難以對其約束,蘇軍有可能公開支持中共,出現孫科講的“將政治交與中共”情形。這是美國與國民政府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美國一直担心蘇聯有可能“利用中國共產黨在華北或東北建立一個獨立的或自治的管區”,這不僅會危及美國設想的遠東國際秩序,還會危及美國在中國的根本利益。135從意識形態來說,早在20年代,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是不能容許中國成為蘇聯領導下的國家。冷戰體系的端倪那時已顯現。哈里曼提出,蘇俄出兵東北,必支持中共,甚或在東北、華北建立傀儡政府。國民黨人士更是憂心忡忡,陶希圣提出:“倘使蘇聯向日宣戰,而以大兵取右翼包抄之勢,向察綏、河北進兵,以取東北,蘇、共會師,則北方大勢既去。”136新任外長王世杰意識到,“蘇軍參加到對日作戰后,我如事前未與有所協定,則(一)蘇聯軍進入東三省后,領土主權以及經濟利益必更難取回;(二)中共與蘇聯或竟發生正式關系。凡此均使我無統一,亦且對內對外均無和平之可能。”137


 

  中共果然迅速行動起來。8月10日,在日本表明投降之意的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蘇聯參戰后準備進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3810日至11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連續發布了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區軍隊收繳敵偽武裝和接受日軍投降。13912日,中共發出《關于必須力爭占領交通線及沿線大小城市的指示》,積極準備對付蔣介石的進攻。14013日,毛澤東說,“蔣介石已經在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 141《解放日報》更是將蔣介石宣布為“人民公敵”。142


 

  正所謂勢比人強,中方代表頓被一種緊迫感所催促。防止蘇聯與中共聯手,成為頭等重要大事。宋子文急電蔣:“蘇已對日宣戰,形勢趨緊,不容過事牽延也。”143在這緊要關頭,蔣介石卻對外蒙疆界問題仍不肯讓步。8月12日蔣連電宋子文、王世杰,稱蒙古問題如對方不允以中國地圖為根據,“則承認其獨立,不惟無益,而且有害,雖停止交涉,亦所不恤,務希抱定此決心與態度為要。”。144在這緊要關頭,蔣介石的態度竟然是談判決裂也在所不惜。


 

  對形勢看得更深遠的宋子文認為應盡速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如與蘇聯簽約,中國則進退有據,美國也不會坐視不理。如依從蔣介石的固執主張,將會使斯大林改變對華政策,其害甚于外蒙及旅大的損失。王世杰也認為,“蘇軍已大規模攻入東三省,倘再拖延交涉,或生根本變化”,甚至“若再停止談判則形勢勢必立變,前途隱憂堪大”。145蔣經國則明確電告,如堅持談判必破裂。情急之下,宋子文甚至主張不理會蔣介石意見,逕與蘇方達成妥協,但王世杰堅持須經蔣授權。1468月13日,蔣介石下達了“準授權兄等權宜處置可也”的命令。147


 

  正當中方代表團為條文忙不迭與重慶方面來回斟酌時,斯大林心里清楚,一旦他的軍隊踏上中國領土,蔣介石已沒有回旋余地,正所謂實力之水一到,霸權之渠即成。于是,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蘇軍進攻東北的炮聲中倉促締結。除了旅順不使用租借名義以外,斯大林得到的比雅爾塔協定的還要多。同一天,日本決定無條件投降。王建朗說得中肯,“莫斯科會談所能給中國外交家們提供的舞臺是有限的”,“讓他們在這個舞臺施展手腳實在是夠委屈的”。148事實正是如此!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于迅速戰勝日本,解放中國領土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時,它又是一個不平等條約,它使外蒙從中國版圖分離出去,蘇聯在“優越權益”的名義下,恢復沙俄時代在中國的系列特權,更重要的是,蘇俄終于實現它在遠東的傳統戰略目標。資深外交家顏惠慶認為,蘇聯在東北的權益與當年日本在山東的權益性質是一致的,“這是一次大戰時山東問題的重演”。王正廷則認為中蘇條約的簽訂,猶如倒退四十年。


 

  斯大林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字儀式發表講話:“帝俄時代,俄國政策在分裂中國,與日本同一目的,蘇聯政府則在與中國為友,且希望中國軍力強盛,使日本不能再起。”149在座的宋子文、王世杰等人不知作何想法。希望藉此達成中蘇友好同盟關系的宋子文很快發現,蘇聯并無誠意建立中蘇間互信互利的外交關系,其用心只在于重建蘇聯在東北的勢力范圍。


 

  關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大公報》基本持贊同態度。《解放日報》發表社論:“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歷史上我國和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友好同盟條約。……我們認為這個條約是蘇聯一貫地以平等待我的政策的又一表現。”150中共在當時的“反蘇必反共”的共同體認識邏輯下,自然站在蘇一方。對此,蘇聯人倒是說了一句公道話,1949年1月蘇聯領導人米高揚秘密訪問中共時無意中流露一句:“旅順條約是不平等條約”。151


 

  當初誓言決不坐視蘇聯取代日本的蔣介石,不得不吞下蘇俄硬塞的苦果。9月2日,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舊恥雖雪,而新恥又染,此恥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乎哉,今后之雪恥,乃雪新恥也,特志之。”152更具諷刺的是,同一天,泊于東京蔣介石與雅爾塔會議——-蔣介石、蘇聯、中共的三角關系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向同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簽署投降書,正式宣告日本軍國主義的徹底失敗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后勝利。


 

  楊奎松說過:“國共兩黨,包括它們的最高領導人,在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平等這一點上,基本的訴求其實并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差別。”153重新梳理這段歷史,我們看到,蔣介石對雅爾塔協定乃至《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締結的態度和立場,實在不是一句“以蘇聯放棄支持中共為交換條件”所能定論的。在談判過程中,中共問題確實是蔣介石急需解決的問題,但最早提出中共問題的是斯大林,斯大林甚至早在中蘇談判之前就提出了的。在蘇聯出兵后,中共問題更是成為蘇聯制約和威嚇國民政府的借用力量。154


 

  本來是蘇聯開出的籌碼,以換取中方對外蒙和東北主權的讓步,卻被世人解讀成為蔣介石以外蒙和東北等國家民族利益換取蘇聯放棄對中共的支持。155歷史記憶在不知不覺中隨日后意識形態左右移易。當“大歷史”被宏大敘事模糊時,歷史的細節卻保留著歷史的另一面。至于蔣介石何以作出讓步,黃仁宇有句定論:“希望有此讓步,可以贏得蘇聯口頭保證尊重除此之外中國之主權也。”156此話甚為中肯。


 

  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條款中,無論在道義上、軍事上還是經濟上,斯大林均表示完全支持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耐人尋味的是,斯大林并沒有在條款中注明不支持中共字句。最終,蘇聯借口蔣介石向美國“一邊倒”而將東北退讓給中共,同時留有大批武器裝備,157使得中共的力量迅速得到增強,國共雙方在東北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共產黨人從而獲得改寫自己歷史的一次戰略機遇。158陳誠對此總結道: “蘇俄因出兵東北……才得有扶植共黨與劫奪我東北物質的機會,而共黨因得蘇俄的扶植,才有今日‘竊據’大陸的結果。”159史家也普遍認為,蔣介石在大陸的最終失敗,始于東北的失敗。這是后話。


 

  斯大林得到他想要的一切,而他的承諾,最終止于紙上。正如沃爾仲教授所言:“蘇聯對于滿洲屬于中華民國領土合法組成部分的說法并不當真。”160對于老謀深算的斯大林而言,扶蔣只是他的外交政策選項之一,并非獨沽一味。美國國務卿斯退丁紐說過,蘇聯支持蔣介石政權的承諾不會長久,如果蘇聯進入遠東舞臺,將“會重新審查它的政策,而依照于它最有利的方面,修改它的政策”。161


 

  蔣介石的反共立場不言而喻,但其維護國家主權與斯大林抗爭的立場同樣態度鮮明,如一學者所說:“在中蘇關系研究上的歷史上,曾對蔣介石政府對蘇關系中捍衛國家主權利益的一面沒有客觀地反映出來。”162


 

  雅爾塔協定對二大戰后世界歷史的發展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它決定了直到今天許多國家的命運與方向,它也同樣極大地影響了戰后中國的走向。國民黨最終未能迎接抗戰的挑戰。在抗戰勝利關頭,因應付長年戰爭導致的社會和經濟衰落,以及自身權威性有限,內部不統一,工作缺乏效率的國民黨政權,開始全面走向衰敗。


 

  抗戰勝利了,卻并沒有導致中國的新生。


 

  作者單位:廣州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后頁為文章注釋部分)
注釋:


 

  1有關這一觀點的論述,可參見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編:《中華民國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上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321頁;王真:《動蕩中的同盟——抗戰時期的中蘇關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92頁;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98頁;何虎生:《蔣介石傳》,華文出版社,2007年;張學繼等著:《陳立夫大傳》,團結出版社,2008年。


 

  2 王志剛:《蘇聯對華政策對中共革命戰略的影響(1945-1946),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華民國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上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321頁。


 

  3王真:《動蕩中的同盟——抗戰時期的中蘇關系》,第292頁。


 

  4高金佃《國際戰略學概念》,國防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50-51頁。


 

  5[蘇]馬克斯.貝洛夫:《蘇聯的遠東政策(1944-1951)》,參見自王淇主編:《從中立到結盟——抗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459頁。


 

  6[美] 約翰.托蘭著、郭偉強譯:《日本帝國的衰亡》,新華出版社,1989年。


 

  7陶希圣:《潮流與點滴》,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1979年再版,第217頁。


 

  8蔣介石1945年2月8日日記,參見[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3頁。


 

  9蔣介石1945年2月12日日記,參見[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冊,第393頁。


 

  10蔣的這句話經涂改,不知是否日后所加?參見鄭會欣:《蔣介石與雅爾塔協定》,載《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2輯,山東人民出版社,第9頁。


 

  11 《蔣介石日記》(1945年2月17日)、2月“本月反省錄”。轉引自王建朗:〈信任的流失:從蔣介石日記看抗戰后期的中美關系〉,載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編:《民國人物與民國政治》,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34頁。


 

  12鄭會欣:《蔣介石與雅爾塔協定》,載《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2輯,第12頁。


 

  13[美]菲斯著、林海等譯:《中國的糾葛》,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58頁。


 

  14[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冊,第396頁。


 

  15《開羅會議的摘要記錄》,載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記錄摘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50頁。


 

  16 [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328頁。


 

  17 《蔣主席自重慶致美國總統羅斯福說明托赫爾利大使于回國述職時詳陳關于中國政治近況及個人政治上之意見函》,(1945年2月17日),引《戰時外交》(1),第204、205頁。


 

  18蔣介石1945年2月21日日記,參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印,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下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年,第679-680頁。


 

  19引自楊奎松:《民國人物過眼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6頁。


 

  20引自楊奎松:《民國人物過眼錄》,第376頁。


 

  21蔣介石1945年2月21日日記,參見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下冊,第680頁。


 

  22鄭會欣:《蔣介石與雅爾塔協定》,載《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2輯,第9頁。


 

  23蔣介石1945年3月15日日記,參見[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冊,第395頁。


 

  24梁敬錞:《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簽訂與其內幕真相》,參見王真:《動蕩中的同盟——抗日時期的中蘇關系》,第289頁。


 

  25《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第49頁。轉引自王永強:《雅爾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系》,東大圖書公司(臺灣),2003年,第77頁


 

  26蔣介石1945年4月4日日記,參見[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冊,第395頁。


 

  27蔣介石1945年4月5日日記,參見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五卷下冊,第692-693頁。


 

  28 鄒讜著、王寧和周先進譯:《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29參閱李楊:《蔣介石與〈中國之命運〉》,載《開放時代》2008年第6期。


 

  30 克拉布、史華茲、費正清、梅斯基爾、古屋奎二等均稱蔣介石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


 

  31 《蔣介石日記》(1941年11月30日、12月6日)。轉引自戴泓超“蔣介石戰時外交:談判策略與內外互動”,載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編:《民國人物與民國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10頁。


 

  32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


 

  33美國國務院編:《美國對外關系外交文件集》,1945年第7卷,第318頁。參見王淇主編:《從中立到結盟——抗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第486頁。


 

  34 《駐華大使赫爾利致國務卿》1945年2月18日。載《抗戰后期國共談判資料》(下冊),載《黨史通訊》1984年第8期。


 

  35 毛澤東:《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毛澤東選集》第1111頁。


 

  36 《中華民國實錄》第三卷(下)《抗戰烽火》,吉林出版社,1997年,第3259頁。


 

  37 [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冊,第399頁。


 

  38 《顧維鈞回憶錄》第5分冊,中華書局,1987年,第487頁。


 

  39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第63頁。


 

  40 《顧維鈞回憶錄》第5分冊,第501頁。


 

  41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第543頁。


 

  42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第545頁。


 

  43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第547頁。


 

  44鄭會欣:《蔣介石與雅爾塔協定》,載《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2輯,第12頁。


 

  45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第541頁。


 

  46 《王世杰日記》1945年4月30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臺北),1990年。


 

  47 《王世杰日記》1945年5月6日。


 

  48鴻鳴:《蔣家王朝》,中原出版社,1988年,第284頁。參見王真:《動蕩中的同盟——抗戰時期的中蘇關系》,第293頁。


 

  49鄭會欣:《蔣介石與雅爾塔協定》,載《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2輯,第13頁。


 

  50鄭會欣:《蔣介石與雅爾塔協定》,載《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2輯,第13頁。


 

  51 FRUS,1945,VoL.7,pp.102-103.轉引自王永強:《雅爾塔密約與中蘇蘇日關系》,東大圖書公司(臺灣),2003年第91頁。


 

  52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國立編譯館出版(臺北),1957年,第472-473頁。


 

  53 [美]小羅斯福著、李嘉譯:《羅斯福見聞秘錄》,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年10月。轉引自楊天石“史迪威假傳‘圣旨’,策劃暗殺蔣介石”(下),《南方都市報》2009年10月15日。


 

  54陶希圣:《潮流與點滴》,第218頁。


 

  55 [日]古屋奎二:《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1冊,第49頁。


 

  56陶希圣:《潮流與點滴》,第217頁。


 

  57陶希圣:《潮流與點滴》,第218頁。


 

  58陶泰來:《陶希圣編年表》,未刊本。


 

  59陶希圣:《潮流與點滴》,第218頁。


 

  60吳相湘著:《俄帝侵略中國史》,第472頁。


 

  61 《中華民國實錄》第三卷(下)(抗戰烽火),第3276-3277頁。


 

  62 1945年5月24日蔣介石日記,參見[日]古屋奎二:《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冊,第400頁。


 

  63 [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冊,第382頁。


 

  64 United States Relation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pp.115-116. 轉引自王永祥:《雅爾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系》,東大圖書公司(臺灣),2003年,第493-494頁。


 

  65俄聯邦總統檔案館,全宗45,目錄1,案卷322,第31~32、38頁。參見張盛發《斯大林與冷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67-68頁。


 

  66 《蘇聯的政策和中國共產黨(1931-1946)》,第177 頁。參見王真《動蕩中的同盟——抗戰時期的中蘇關系》,第304頁。


 

  67 [美] 阿瑟·沃爾仲:《中國沒有眼淚——假如蔣介石沒有進行1946年那場決定命運的賭博》,《當代中國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4、125頁。


 

  68 《美國對外關系文件·1944年·卷六·中國》第255頁。參見王真:《動蕩中的同盟——抗戰時期的中蘇關系》,第259-260頁。


 

  69 [美]約瑟夫.W.埃謝里克:《在中國時代的機會》,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59頁。


 

  70 《蔣總統事略稿本》1945年2月16日,“國使館”藏蔣中正檔案(臺北)。參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526頁。


 

  71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下),第771頁。


 

  72邵毓麟:《使韓回憶》,傳記文學出版社(臺北),1980年,第2-3頁。


 

  73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第550-551頁。


 

  74 《王世杰日記》1945年5月25日。


 

  75蔣介石1945年6月3日日記,參見[日]古屋奎二:《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冊,第400頁。


 

  766月9日蔣介石“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參見鄭會欣:《蔣介石與雅爾塔協定》,載《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二輯,第12頁。


 

  77 《王世杰日記》1945年5月6日。


 

  78鄭會欣:《蔣介石與雅爾塔協定》,載《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2輯,第13頁。


 

  79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第559-562頁。


 

  80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第563頁。


 

  81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第570、571頁。


 

  82鄭會欣:《蔣介石與雅爾塔協定》,載《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2輯,第16頁。


 

  83參見王永祥:《雅爾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系》東大圖書公司(臺灣),2003年,第109頁。


 

  84秦孝義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1),第766頁。


 

  85 《中華民國實錄》第三卷(下),《抗戰烽火》,第3281頁。


 

  8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5, 1945, FRUS,1945,Vol.7,p.894. 轉引自王永祥:《雅爾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系》東大圖書公司(臺灣),2003年,第495頁。


 

  87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第555頁。


 

  88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第554頁。


 

  89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第547頁。


 

  90 《中華民國實錄》第三卷(下),《抗戰烽火》,第3259頁。


 

  91 Edward R.Stettinius, Jr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The yalta Conference, New York,1949, p.304.轉引自王永祥:《雅爾塔密約與中蘇日蘇關系》東大圖書公司(臺灣),2003年,第486頁。


 

  92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第558頁。


 

  93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下冊,第726頁。


 

  94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第567-568頁。


 

  95鄭會欣:《蔣介石與雅爾塔協定》,載《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2輯,第15頁。


 

  96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第608頁。


 

  97轉引鄭會欣:《蔣介石與雅爾塔協定》,載《歷史學家茶座》2009年第2輯,第15頁。(摘自:《學術中華》10年1月A)

 

2015-03-23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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