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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考驗人們立場的,是良知而不是理論
徐友漁:考驗人們立場的,是良知而不是理論
徐友漁     阅读简体中文版

來源:東方早報

關于八十年代的共識

這個共識的產生可能源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在八十年代初,社會思潮的大背景是中國剛剛度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過去大家吃盡了苦頭,所以都痛定思痛。這些共識源于共同的經歷、共同的感受,甚至可以說是共同的敵人文化專制主義。第二,在八十年代,大家并沒有機會或者念頭去賺錢發財。在從事社會活動時,普遍帶有一種理想主義的情緒。始終在尋求一條強國之道,要實現現代化和民主自由,他們強烈地感受到自己處在相同的歷史潮流之中,所以他們在很多方面都能講到一塊兒。

而現在,經過九十年代的下海、經商,大家產生了利益意識,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和服務對象,利益產生了分化。

關于自由派與新左派的爭論

從九十年代下半期以來,就有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這在很多人看來是無謂之爭,甚至有人覺得這是個貼標簽的說法。我覺得,用自由主義vs新左派來概括知識分子間的主要爭論是可以說明問題的。

九十年代上半期開始,社會的分化急劇加速,貧富差距以很快的速度顯現,社會弱勢群體出現,不公正情況愈演愈烈。怎么看待這個事情?我們必須解釋這種不公正出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一派的觀點認為,這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所導致的。把社會不公的原因歸結為市場經濟,進而歸結為改革開放。另一派的解釋是,市場經濟機制隨著經濟改革而出現,但它受到了舊有權力的干涉,而這種權力又是不受制約的、是壟斷性的。因此,是市場經濟的不規范導致了種種的不公,而不是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前一種是標準的新左派的解釋,而后一種是自由主義的解釋。

這個被激烈爭論的問題,的確是大家長久以來都非常關注的問題。然而,這兩派對中國之病所開出的藥方是截然不同的,一派主張從市場經濟退回去,加強政府的計劃和控制,另一派主張深化改革,規范市場。并且兩派所依據的理論也不同,中國新左派主要依據西方的當代新左派理論,而自由派的學理資源則來自西方的自由主義理念。如果說對兩派的劃分僅僅是貼標簽的話,就不能解釋這兩者大相徑庭的診斷、藥方,以及理論來源的對立是那么明顯。當然,對這種思想派別的命名容易有簡單化的傾向,這是需要注意的。在同一的標簽之下,也存在著差異,如果只注意標簽,會使人無視這些差異。但是這種稱呼有一個好處,就是派別間的分歧到底在什么地方,理論資源來自何處,會比較清楚。

但有一個需要指出的問題,現在有人打著自由主義或新左派的旗號,加入到這場爭論中來,但他到底是不是自由主義或者新左派,這點是存疑的。隨著矛盾的尖銳、問題的加劇,這些就更成為應當思索的了。很早就有人懷疑,以前自稱為新左派的人到底是不是新左派。因為根據西方經驗,新左派應該對自己所處的現實環境進行批判與反省,但中國新左派好像并非如此,反而是國家主義傾向表現得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可能需要對派別的真偽加以鑒別。舉個例子,像錢理群或者艾未未這樣的人,他們恐怕才應該算作真正的新左派。他們的思想和理論立場與西方新左派的脈絡更為接近,同時也特別關注弱勢群體,特別是在批判專制主義余毒和維權這類事情上,表現得突出。而其他所謂的新左派,不過是在玩弄一些西方的新名詞,現在大家對他們的立場都表示懷疑。(點左下角閱讀原文可查看《警惕不長腦子的中國新左派》)當時就有人說,那些所謂的新左派并不是真的,他們其實是國家主義者。所以我認為有必要重新厘清思想派別。按照真正的新左派、自由主義的定義,中國的這兩派應該享有不少共同立場,因為他們面對的是極左的東西,是文化專制主義,是一種對權力的壟斷,是對公民權利的侵害。因此,當爭論雙方看上去是那么勢不兩立時,事情就不太對了。以我為例,在現實問題上,我與汪暉、甘陽等很對立,與錢理群、艾未未相當一致

之所以會如此勢不兩立,是因為自由主義者實際上是在和披著新左派外衣的國家主義者爭論。其實在當代中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應該是有相當多的共同點的。只有說到深層的理論認識,才會感覺到差別。因此,我認為對流行的派別劃分重新澄清和界定是很有必要的。也許,在對實質上的國家主義者的真實身份和名號認識清楚之后,中國社會思想的派別劃分和爭論就會顯得簡單和清楚。

關于民族主義

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后半期。但是到了后來,一種更為強勁的思潮出現了,那就是民族主義,它的趨勢更為猛烈。它可以分為文化民族主義的上層和民粹主義的下層。學者比較關注上層,所謂的文化民族主義,它主要說的是解決人類危機的辦法在思想文化上要靠中國的傳統。以季羨林為例,他認為西方國家要克服自身的種種問題都必須依靠中國的思想資源,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就說過,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只有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能夠拯救全人類。

下層的民族主義則影響了更多的人,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這些人基本上是在宣泄一種類似義和團式的愚忠和排外情緒,大談西方的墮落、即將到來的毀滅等,把愛國等同于反美,一有事就擺出要上街游行的架勢。2008年奧運火炬傳遞時因為在法國發生了一些事情,就馬上去家樂福堵截顧客。

號稱的民族主義具有虛偽性,很難說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民族主義。一方面,我們看到針對西方的游行,宣稱中國可以領導世界;另一方面,千方百計要去國外,想改變國籍。有些人在狂熱的民族主義外衣下,骨子里隱藏著一顆向往美國的心。比如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有個北京大學的女研究生跳出來提問為難他,以表明自己反美、愛國。但最后她嫁了一個美國人,當然嫁給美國人沒有什么過錯,可她卻回來炫耀自己的兒子取得了美國國籍。可以說,表現得越是張狂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內心的想法往往越是相反。由于民族主義有其虛偽性,以至于我們很難界定它是不是民族主義。

關于新儒家

在我的整體框架中,是把新儒家、國學熱歸入民族主義的范疇之內的。目前提倡國學與新儒家證明了民族主義思潮在中國的極大興起。當我們在分析文化民族主義的時候,完全可以把這兩者的興起納入對民族主義的考慮中,而且也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興起是同步的,甚至可以說是緊密配合、天然一體的。但正如新左派、自由主義一樣,這一派內部也有極大的不一致。除了純粹談學術的之外,與社會政治有關聯的新儒家或國學熱這一思潮大概可以細分為三類。

一類是原教旨主義,以蔣慶為代表。他主張干脆回到中國古代那種貴族等級制政治中去,完全否定現代民主政治。他認為一個教授和一個待業青年都享有相等的一票的投票權是不對的,他甚至覺得今后中國的領導人都應該從孔子的后人中選出,而不應當由民主程序選出。這種思想在我看來是非常極端的,在中國取得現實發展的可能性很小。它的一個比較正面的作用是,正因為它是原教旨的,因此它去除了很多包裝的因素,沒有花言巧語的虛偽,同時揭示了自己的困境,把傳統不適應于現代社會的方面暴露得一清二楚。

第二類是披著傳統思想外衣的國家主義,主張一種半法西斯的思想。持這一主張的人對當前中國的矛盾心知肚明,卻仍舊極力主張精英治國,把自己定位為統治者,號召政治、經濟、文化精英聯合起來統治平民。

第三種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我覺得現在海外的很多新儒家在這方面表現得比較明顯。他們千方百計想證明,傳統思想、儒家思想能促進自由民主,或者退一步說,是不會妨礙自由民主的。像徐復觀這些人極力證明中國傳統思想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般腐朽和反動。他承認我們需要一個創造性的轉化,經歷了這種轉化,中國的傳統思想不但不妨礙,反而會促進自由、民主。以杜維明為代表的當代新儒家也是這種主張。很多主張文化保守主義的自由主義者都支持這么一個理路。這種理論最終能否形成氣候,我很懷疑。

關于各種思潮的共識

十來年前,當所謂自由主義和新左派論爭正酣之際,我就說過,隨著中國社會的利益分化和矛盾加劇,派別之間和派別內部會出現分化、重組,考驗人們的,決定人們立場的,是良知而不是理論知識。這個趨勢正開始出現,往后還會發展。

比如現在,對通過法律手段,理性地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方面,真正的新左派與自由派的做法是一致的。我認為錢理群、艾未未是真正的新左派就是因為這點,大家在現實中為了維護社會正義而站在一邊。現在,對不同群體的界定,稱呼、標簽的因素正在變得越來越小。現在很多維權的律師,就他們受的學術訓練,從理念上來說,應該是自由派,但他們并不是非要打出這個旗號不可。實際上,各派都有很多人在做同樣的事情,更多的人勤勤懇懇地為大眾利益工作,不把自己當成哪個派。中國苦難的社會生活促使很多有良知的人,他們不論派別,都會采取一致的行動。所以我說,共識已經逐漸產生,行動上相互一致的地方也在增強。

我能看出一個趨勢,自由主義對傳統也采取尊重的態度。現在不太有自由主義者跳出來說,我只要自由、民主,我要打倒孔家店。他們在復興、弘揚傳統文化上實際上有自己一個很端正的態度。而我認為,在真正重視傳統文化、思想的民族主義者中,最有前途的人還是得承認民主憲政的方向。

我覺得,如果人們有同樣的良知,又面對一個相同的現實,也許在理性認識方面切入點和分析的框架上會有所不同,但是非和愛憎的態度,該支持什么反對什么的結論方面,不應該有太大的不同。知識分子之間的區別,重要的不在于你是屬于從理論上說源自西方的這個派還是那個派,而在于是不是真正有公共關懷和社會責任感,在于當你自認為還有良知時,是表現為在行動上捍衛正義還是僅僅發發牢騷而已。如果不講究理論和準確性,對我來說,真正的派別劃分是:特權派還是民眾派;對維護社會正義來說,是口頭派還是行動派

編者注:

本文原為東方早報對徐友漁先生的訪談,有刪節,但作者意思無篡改。僅供交流,請勿商用。回復左右派可查看:

2015-04-23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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