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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投敵原因新探
汪精衛投敵原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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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隨即改變戰爭策略,轉為:"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進攻為輔",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內部,以汪精衛為首的一批高級領導人,經過一番精心策劃后,最終演出一場叛逃重慶,向日本投降的丑劇。誰能想到,那個于1910年潛入京師,刺殺清廷最高掌權者攝政王載灃的熱血男兒,30年后,在民族存亡危難之際,竟甘心認賊作父,做出了天怒人怨、喪心病狂的賣國之舉!誰能想到,一個身兼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主席、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多職的國家高級領導人,以其職位至尊,竟然會去扮演一個萬人唾棄的"漢奸"角色。汪精衛投敵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在汪精衛投敵一案中為什么會有一些令人費解的疑點?汪精衛投敵是不是有人刻意為其挖掘的陷阱?下面本文將對以上疑問作以下一些膚淺的分析。

一、對汪精衛投敵原因的研究回顧

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學術界對汪精衛投敵原因的分析主要從內外因兩個方面展開:
1、外部原因:汪與日、蔣以及共產黨之間的三種關系
第一,汪與日本的關系。汪精衛的投敵是其不斷受到日本誘降政策的影響而逐步釀成的。⑴(具體內容略,下同)
第二,汪與共產黨的關系。一種觀點認為,"反共"是汪精衛賣國的原因之一。汪精衛仇恨革命,仇恨共產黨到了瘋狂的程度,為了反共,他不惜賣國。⑵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汪精衛之所以出走"投日",實是犯了"恐共"之病。當國共再度合作時,汪精衛的"恐共"病又再次發作,這也成為促使其投日的因素之一。⑶
第三,汪與蔣介石的關系。汪精衛投敵與蔣介石之間倒底有無關系一直是史學界爭論的焦點。有人認為,汪精衛的出逃乃是國民黨政府運用的緩兵之計,是汪蔣二人合唱的雙簧,目的在于麻痹日方,為戰爭準備爭取更長的時間。此觀點論據不足,難以令人信服。更多的學者傾向于接受以下兩種說法:一是汪蔣之間的政策分歧,汪企圖奪取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是其通敵賣國的主要原因。⑷二是蔣介石為汪精衛集團的投敵鋪平了道路(此說法較含糊,具參原文)⑸。
2、內部原因:汪氏個性心理
對汪精衛投敵內部原因的分析在90年代以前較為簡單膚淺。主要認為汪的投敵是其民族失敗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⑹這實際上已經觸及到其性格的懦弱自卑方面。不過,對汪氏性格與其投敵關系深入細致的研究是在90年代以后。
90年代以來,一方面由于相關史料被不斷發掘出來,另一方面也由于心態史學的興起,人們更注重對汪精衛性格的研究,注重探討汪精衛淪為漢奸的個性因素。⑺尤為重要的是,隨著汪氏投敵案中一些疑團的浮現,一些學者將汪氏投敵與蔣汪關系聯系起來考察,進而提出所謂"陷阱"說,即認為汪之投敵在很大程度上緣與蔣介石為其挖掘了陷阱,是蔣介石玩弄權力,打擊政敵的結果。
綜上所述,對于汪精衛投敵現象,人們作了種種解釋。毫無疑問,反共、媚日、對抗戰缺乏信心以及個人權力欲望的惡性發展等,這些都是促使汪精衛走上叛國之路的重要原因。但是,隨著一些官方秘密檔案的不斷出現,以及其他史料的重新發掘,人們仍有必要對汪氏投敵案中的某些疑點重新加以審視,有必要對汪精衛其人的個性心理與投敵動機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

二、汪精衛投敵一案疑點縱覽

在汪精衛投敵案中,存在許多令人費解、撲朔迷離的疑點。這些疑點無疑是澄清歷史真相的重要環節。
1、汪精衛叛逃重慶時,蔣介石是否知道此事
馮玉祥在《我所知道的蔣介石》一書中回憶到:1939年元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座談會召開之際,當在座的人議論起汪精衛出逃一事時,就有人嘀咕:"蔣介石與汪精衛在唱雙簧。"
馮玉祥就此提出他的疑問:"汪精衛離開重慶以前兩個禮拜,他的夫人就帶了家屬和所有的行李坐專機走了,那時重慶交通完全由軍統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買飛機票都要先登記,經過審查、核準,高級官吏更要先經蔣介石個人批準,汪精衛帶著曾仲鳴、林柏生以及許多人乘坐專機飛往昆明,事先既沒有政府與黨交給他什么任務,戴笠豈有不報告蔣的道理?說汪精衛是潛逃出重慶,斷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龍云還有電報來報告,如蔣要阻止他,是絕對做的到的。所以汪精衛到南京組織政權,說蔣介石事先連想也想不到,那是誰也不相信的話。因此從汪走后,直到日本投降為止,人們總說蔣和汪及其走狗們是在唱雙簧,否則為什么在戰時動輒有'重慶南京合流'的謠傳?"⑻
揆諸有關史實,可知馮玉祥的回憶有不準確之處。如:陳璧君是與汪精衛同機離渝的,而不是提前兩周先行啟程的。另外,他所提到的"那時重慶的交通完全由軍統局戴笠控制"也不準確。其實,當時國民黨政府尚未建立民航檢查機構,部分航空檢查業務由航空委員會承担。當然,是否因此就能斷定蔣介石完全不知道此事?顯然不能。因為此時戴笠的軍統局雖然還未控制重慶交通,但在戰時期間,國民黨政府不可能忽略掉航空這么一條重要的交通線,而事實上軍統在機場一直布置有"暗樁"。這一點在周佛海的回憶中也曾提及:"那天,離飛機起飛前三分鐘,汪先生、汪夫人、曾仲鳴等趕到了,僅攜著簡單的行李,一到機場立刻登機,派在機場負監視責任的保密人員,平常照例要查驗搭客渝手續,但是他們對汪先生盡管感到突兀,不敢問,也不敢阻止,飛機飛航在即,連保密人員向上級請示的時間也沒有,起飛時間到了,汪先生很從容的脫離了重慶。"⑼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汪乘飛機離開時,蔣介石是不知道的,因為汪來的突兀,保密人員沒有時間請示上級。但是飛機起飛后,軍統的暗線照情理是會向上級報告的,盡管如此,他們難道絲毫不感到奇怪嗎?張慶軍、劉冰在《陷阱--汪精衛叛國案探密》一書中明確地指出,汪等上飛機甫始,戴笠就接到了情報,他找到蔣介石近辰唐縱。唐縱即打電話給蔣介石(當時蔣仍在重慶),但是蔣的態度卻十分冷淡,沒有做任何指示,僅在喉嚨里咕嘟了一聲,表示知道了。"⑽
值得一提的是朱子家在寫《汪精衛如何能逃離重慶》一文中曾提到周佛海的回憶,其中有一句是"恰巧那時蔣先生離渝出巡了……"有人即以此作為蔣不在場的證據。其實此處與事實有誤。汪精衛一伙原先將出逃計劃定在12月8日,原本是根據蔣介石行動日程安排的,因為那時蔣應該在桂林為策劃華南戰事設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但是后來蔣介石突然回渝,召開自遷都重慶以來第一次國民政府首腦會議,這樣一來,汪不得不改變叛逃日期。后獲知蔣將于18日區西安武功召開軍事會議,汪即將日期改為18日,擬與蔣同時出重慶城。但是,不巧,蔣介石18日去武功的計劃,因陜西方向天氣原因,飛機無法起飛。蔣是在20日才由重慶出發到達武功的,而汪18日離渝,19日離昆,蔣都在重慶。按理說將是知道了汪離開重慶這件事的,可為什么態度又會如此冷淡呢?
還有一個重要的證據,就是從汪精衛18日到達昆明,到19日下午兩時半左右,素來老謀深算的龍云連續向重慶發去三封電報,說明汪的情況。據國民黨官方記載,蔣介石是于21日在陜西武功才接到龍云的電報的。這么重要的消息,竟無故耽誤了幾十個小時,這又非常令人費解。因此,一種合理的推測是:蔣介石故意延誤知道的時間,好讓汪精衛能夠順利逃離,并制造其不知道的假象。否則,蔣介石完全有能力阻截汪。
2、撲朔迷離的"和內刺汪"案
以前史學界一般對刺汪案沒有什么疑義,但近年來已經有人提出疑問,下文就此略加陳述,并給出筆者的分析。
其一,刺汪行動的特務組人員復雜,來自全國不同的區的特務組織,互相不了解,配合不默契,屬于"臨時編組"。這樣一個重大的行動,作為軍統頭子戴笠何以派出如此陣容?
其二,戴笠最初下給特務的工作任務是:嚴密監視汪某的行動,多方偵察汪派的活動。1939年元月中旬,戴笠與行動組長陳恭澍等人已到達河內。他再三叮嚀:"這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不但要好好掌握,也應該做出表現,否則我們將死無葬身之地。"⑾但綜觀此次行動,倒讓人有雷聲大,雨點小之感。戴笠走后一段時間內,特務們根本摸不清汪精衛在河內住的地方,當然也就談不上監視了。不久"戴先生自重慶打電話來,說汪某即將離越赴港轉日,或經徑去歐,是否有此跡象,速即速報。"⑿但特務們卻一籌莫展,負責刺汪行動的陳恭澍說:"更令人發噱的是重慶來的人可以找到汪的落腳之處,并和他直接見面與之談話,而我們身負秘密任務,奉命監視他的人,卻不知道他在哪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⒀
戴笠走時,交代陳恭澎單線與一位"特殊人物"聯系,特別囑咐:"事無巨細均可酌情與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無妨咨請辦理。"⒁這位特殊人物,"帶著幾分神秘色彩",陳恭澎始終不知其底細,甚至不知道他姓什么,只是假定他姓"徐"。經"徐"先生介紹,又有一位魏春風居間聯絡。魏春風的女朋友有一個親叔伯哥哥是警察局的,恰巧就被派在汪宅附近巡邏。陳恭澎等人的一切行動,都是有"特殊人物"安排的。而陳恭澎自己卻不清楚是巧合還是事前安排好的。
其三,特務們好不容易才找到汪宅,多日監視,但對其中眾多的男女老少都不認識,只知道汪精衛夫婦和曾仲鳴。至于汪和日本人的活動,還是通過"徐先生"從"法國朋友"那里打聽出來的。據說有兩名代表日本軍方的軍官,與汪精衛聯絡,但這種情報來源都不是直接偵察來的。 其四,戴笠后來又陸續派到河內的幾位特務,其中担任偵察任務的唐英杰,是個"不但沒有什么表現,卻鬧了不少笑話"的角色。以后"一口咬定汪精衛夫婦住在三樓那間的"正是此人。提到此人,筆者認為其大有可疑之處。在刺汪計劃執行期間,唐英杰曾無故溜出去。去哪兒,別人不知道。責備他不該私自溜出去,他卻滿臉痛苦的說肚子疼,剛才是出去買藥的。附近沒有藥房,因此誤了時間。筆者大膽假設,唐英杰出去乃是向戴笠匯報情報。不是說戴笠那時不在河內嗎?據陳恭澎回憶,戴笠只去過河內一次,而且是與他和王魯翹一塊去的,并且只呆了兩天。但事實上,河內刺汪案結束后多年,有人披露戴笠曾數次赴河內指揮調度。不過,當時陳恭澍一口否認。后來國民黨撤離到臺灣,陳恭澍與當年行動組成員曹師昂遭遇,從他嘴中,才知道戴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下確實去過河內,而且還不止一次。 另外,河內刺汪計劃的"失敗"關鍵是唐英杰尋錯了房間,這么重要的人物唐也會失誤?這實在讓人費解。 戴笠的重要助手沈醉曾撰文說:"河內行動組出動的當夜,因曾仲鳴的老婆臨巧來到河內,汪精衛臨時把自己住的一件大點的房間讓與曾夫婦住,而他和老婆搬到另一房間內去了。"⒂ 實際上,只要仔細分析當時的情況,可以推斷出有不合情理之處。曾做過汪偽中央委員會的金雄白50年末以朱子家的筆名撰寫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對當時的住宅進行了真實的描寫。"高朗街27號,地居河內僻靜之一角,屋凡三層,底層:前面左右兩大間均為汽車房,相鄰的后面兩大間為仆役室,樓梯則處于全室的中央部分。中層:向北兩大間,與樓梯兩側各有小室兩間,前一間為客廳,后一間為飯廳。頂層:樓梯左為兩浴室,右為兩廁所,向北兩室,右為朱執信次女公子朱微女士的臥室,左為曾仲鳴、方君璧夫婦之臥室。向南兩室,右為何文杰、汪文惺夫婦的臥室,蓋與其左汪氏夫婦一室相毗連,而曾仲鳴之臥室,又剛與汪氏之臥室相對,相距且僅數丈之遙。"⒃這里需要補充的一點是27號樓座南朝北,也就是說三樓西南的房間才是正房,條件與采光也是最佳,三樓有四個房間,朝南的兩間之間有門相通,右面一間既讓與何文杰、汪文惺夫婦臥室,那么隔壁者,自然汪氏夫婦最合適。而且此房帶有曬臺,面對花園,理應為主人居住。如若汪與曾換房,則應該是汪住北屋而曾調至南屋才合乎情理。
還有退一萬步說,就算是汪住北面,曾住南面,據沈醉說:"恰巧曾妻于頭天到來,兩人故換房。"⒄而據陳璧君在大陸解放后,在監獄中供稱:"我與曾妻在三日前,剛由香港前來看望他們",⒅河內刺汪行動發生在1939年3月21日(原定為3月22日夜間11時,因魏春風報告說汪突然偕同全家準備到,故陳恭澍提前改變了計劃),如換放房應是三天前的事(以陳璧君的回憶較為真實),即從3月18日起,北房即是曾住,而唐英杰出動偵察日期是3月19日和3月20 日兩日,為什么會把曾當作汪呢? 汪精衛的近侍、親信蕭南文稱:"寓河內時,汪晝夜曾仲鳴房間看書寫字(曾房內光線較佳),在外窺探者以為該房即為汪臥室,殊不知晝間在該房,夜間不在也。"⒆這樣來解釋找錯房間的原因也是牽強的。因為唐是夜間行動的,且親自登上樓頂,雙足勾檐,倒掛卷簾向內窺探,汪夜間不在曾的房間,唐又怎么會認錯人呢? 無論如何,看錯人是沒有理由的,除非是唐英杰故意搞錯。也就是說,這次河內刺汪的主謀并非真想讓汪死。 其五,筆者認為3月21日的刺汪行動,實際上有兩組人馬實行。據陳恭澍回憶:他坐在車上等待接應時,只聽見兩回開槍,第一回為三槍,其中后三槍應是王魯翹刺殺"汪"所放的槍。但據陳璧君回憶:"我與曾妻子在三日前剛由香港前來看望他們,是夜全家傷的共有六人,曾中數十槍,方也中三槍。"⒇朱子家也有回憶:"其(指曾仲鳴)腹部給打得彈洞密如蜂房,曾的夫人方君璧也身中數槍"21那么曾身上多余的子彈從何而來?方君璧那三槍又是由誰而擊的?自第二槍響過后,到陳恭澍接應王魯翹上車,期間不過幾分鐘,加上延誤時間,也才十多分鐘,陳即駕著車子離開高朗街,而汪宅上下是在刺客走后30分鐘左右才出來報警,這中間,是否又有新的情況發生?一切的一切未免太蹊蹺,仿佛有一只無形的手在操縱著整個行動。有人提出:河內出現兩批人馬,是因為戴對陳不放心,因為刺汪畢竟是大事。但是,當戴發現陳殺錯了人,為什么沒有將計劃進行下去,將汪殺死,而是將半死不活的曾及其妻刺殺死呢?一個合理的推測就是似乎汪不該死,其不該死是蔣讓其不該死。其理由是什么呢?很簡單,汪逃至河內,發表《艷電》,但與日本還沒有更多的勾結。倘若蔣秘密暗殺了汪,恐被人說成"不仁",公報私仇。故蔣向汪進一步拱卒,讓起盡快投入日本人的懷抱,到那時,不用蔣親自動手,汪早已湮沒于人民的聲討中,他再想翻身就難咯! 3、高宗武與蔣介石之間的關系 如果說上面的分析還不足以斷言汪精衛的投敵是蔣介石有意設計的陷阱的話,那么考察一下汪蔣之間的關系,當能夠證明高宗武確實是蔣放出的誘餌,是一個具有復雜背景、身負多重使命的多面間諜,那么事情的真相也就更清楚了。 高與蔣的關系之深不亞于汪。作為僚屬,他在汪手下僅干了兩年,汪于1935年在南京遇刺后,雙方幾乎就斷了聯系。而蔣領導他的時間還更長一點。 西安事變以后,汪回國,位雖高而無實權,高的直接上司是張群,行政院則由孔祥熙執掌,他們姓蔣不姓汪。在行政關系上,高與汪毫無糾葛。 高與蔣的關系還有一點可以作證,作為一名外交部中上層官員,還算不得天子重臣,又不是近侍,蔣卻親自為其操勞親事,月老作伐。單從這點看,已屬不尋常了。 抗戰以后,高尊蔣命與日展開交涉,與蔣的聯系較汪更為頻繁。從現存材料看,他多次受蔣接見,接受任務。相反,與汪的聯系似乎并不多。汪陳雖然主和,卻并不是"低調俱樂部"的成員。而蔣汪矛盾激烈,精于事故的高在最初自然也避免與汪多接觸,以免嫌疑。 蔣對高的信任是無庸置疑的,否則,蔣不會選他担任此重要使命。可是,為了遮掩痕跡,蔣又常常放出風來,阻止高離開漢口,似乎高與日本交涉與他無關。而事實是:高每次出行,也都蒙蔣批準,堂而皇之,甚至夫妻聯袂。當有人匯報高行蹤時,蔣又都不置可否。如高屬私自行動,在當時的情況下,一個有相當職位的政府官員私赴敵戰區,甚至敵國首都,這也屬叛過之舉,蔣為何事先不制止,事后不制裁,甚至還開綠燈,私下照拂關注備至。 再退一步講,假若蔣早真想腳踏兩只船,對求和抱有某種希望,而高又確實背叛了他的初衷,明修棧道,為汪牽線搭橋,這將是從根本上損害了他的意愿和利益,卻為何在明了這些情況后,還依然聽任高恣意妄為呢?而高究竟又有多大的膽量,特別當他去日本活動的結果已大白于蔣介石面前,居然還敢再臨漢口,面見蔣介石嗎? 這一切,只能有一個解釋,高所作所為,乃是奉命行事,所以才會有恃無恐,所以才故弄玄虛。 以前很難找到直接材料能夠證明蔣介石有逼汪精衛落水之嫌,這絲毫不奇怪。對于勝利者來說,或者更明確地說對于以儒家正宗傳人自居,標榜"仁"道的蔣介石,能讓不利于自己的證據存在嗎?現在我們只能從現存材料中分析,找出疑點,找到答案。有一點可以指出:再將汪精衛投敵認為是汪精衛本人一相情愿是不客觀的;另外,蔣介石極力想表現出對汪投敵一事的無知,驚訝,但很多材料卻能間接直接證明蔣與此事脫不了干系,蔣在汪投敵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從新考量。筆者以為,蔣是有意掘陷阱讓汪往里鉆。
三、蔣介石設計謀汪的過程
需要指出的是蔣介石并非一開始就有意設計謀汪。這套謀汪計劃是隨著事態的發展及汪精衛的一意孤行,蔣介石將計就計而最終出爐的。 1、"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蔣汪二人的共同思想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的侵華行動日趨囂張,把一再妥協退讓,委屈畏 的國民黨集團,逼上了懸崖絕壁。于是乎,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抗日談話,表明了態度:"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但和平解決的最低立場是:"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受侵害,華北的監察行政組織不容改變;中央所派官員不能任人要求撤換等等"。22汪精衛也發表講話,聲稱"國難如此嚴重,救國圖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23
二人都表示了抗戰的決心,但很可惜,二人均表里不一,各自心懷鬼胎。蔣介石明戰暗和,"猶抱琵琶半遮面"。在他看來"和"固然于國于民均有好處,但"和"的條件是明確的,嚴重損害國家利益,有失民族尊嚴的事,他是不會去做的。而汪精衛是一個民族失敗主義者,始終一心向和。九一八事變后,他公然宣稱:"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物質上著著落后,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也幼稚不完善。"24雖然在廬山上他也做出了堅決抗戰到底的姿態,但那不過是礙于群情民憤不得已而為之。但在暗地里他卻依然畏敵如虎,對抗戰前途搖頭嘆氣。可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雖然是二人的共同理念,但二人的側重點是不同的,這就預示著在抗戰道路上二人所走的方向有所不同。 2、陶德曼調停失敗后的國民黨政府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調停中日關系,這給中國求和派帶來了幻想,也給蔣介石帶來了停戰的希望。他明確表示:德之調停,不應拒絕。但后來終因日方開出的條件過于苛刻而遭蔣拒絕,調停歸于失敗。此時在國民黨政府內泛起了不小的漣漪,使"戰""和"兩派之間的政策分歧趨于明顯化。當周佛海從陳布雷那里得知調停也無希望時,頓時跌足捶胸,汪精衛也無限失望,認為痛失良機。這才出現周佛海向蔣介石建議設立日本問題研究所,并推薦高宗武負責收集日本情報的那一幕,實則是派高宗武收集私人情報。其實,高種武何嘗要周佛海推薦。高宗武這匹千里馬,雖然是汪精衛舊相識,但他的亞洲司司長一職,卻是蔣介石破格提拔的,因而高對蔣有感恩戴德之情。就這樣,高這個"人才"被蔣挖了過來,且秘密受命打探日本虛實。從表面上看,是汪派騙過了蔣,但究其實卻是蔣將計就計,從汪派手中搶奪了"和談"的主動權,原因是高宗武向蔣告密了。據《陷阱》一書稱,蔣介石也希望這場戰爭不要打久,打得傷筋動骨,讓共產黨的勢力得到壯大。但是日本人的條件又太苛刻,只怕答應了立刻就要被國內浪潮推翻。如若討價還價,以目前的形式,以他的身份也勢難實行。如果暗中交涉真能獲得意外的成功,只要將高宗武握在手里,到時他蔣介石再出來坐享其成,可笑汪精衛、周佛海則只能為他人作嫁衣裳,空勞一場。
3、日本提出不以蔣介石為對手,高推汪出馬,蔣將計就計
1938年5月26日,日本近位內閣改組,陸軍大將宇垣一成出任外相,聲稱:日本對中國無領土野心,只要中國放棄抗日政策,承認日本在華特殊地位,日本愿考慮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名。
6月,高宗武秘密去香港,后來又由香港秘密赴日,這是奉誰之命呢?據周佛海日記中記載:6月5日:"晚,武兄來,云奉命明日飛港,談半小時,握手而別,將來再會何處,實難預測。"25
可見,此翻高宗武的赴日活動仍然是蔣安排的。這次赴日的主要任務是,了解近衛聲明的情況,且表示目前需要日本做的只是稍加忍耐,修正近衛聲明,和平仍然是有希望的。因為在此前的近衛聲明中,日本提出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使蔣感到不安,故蔣介石派高宗武打探近衛聲明虛實。
高宗武向日方透露消息:中國方面的"和平派"正在聚集著力量,特別是周佛海與汪精衛已開始聯手。如果說蔣介石的態度稍有含混,汪則無可置疑地趨向和談。
有人認為,高向日推出汪精衛,乃是蔣故意讓高這樣做的,這正是其將汪推上"漢奸"道路的第一步。筆者則認為此論不確。蔣介石雖然一開始就和汪玩把戲,只不過也僅僅停留在坐收漁利這一層。其布置陷阱,將汪推向叛國之路的計劃此時還未想到。這主要是因為近衛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確實令蔣介石政權感到不安,這勢必會使蔣的江山產生動搖。在這樣的情況下蔣是萬萬不可能想再將汪推向日本的(當時中國戰事連連失敗,國民黨內"主和派"呼聲日益高漲,這是將汪介紹給日本,無疑會增強其影響力)。
這是高宗武塞進的私貨,一方面他一直游離于汪蔣二人之間,另一方面作為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其內心更希望從外交"和談"上來解決中日問題,正是在此情況下,他推汪上馬了。
日本對汪產生興趣,立即寫信給中國國民政府,汪得知此事后,暗自高興,但表面上一本正經的說要將此信給蔣看,目的是向蔣施加壓力,促使其與日和談。可見,這時雖然汪在秘密派高與日交涉,但叛逃之念還未有。蔣介石看完此信,確實大吃一驚,沒想到日本真的看上了汪精衛老謀深算的蔣介石立刻計上心來,既然如此,不如將計就計。蔣介石清楚的看到日本的侵略野心,其開出的條件,蔣是不可能答應的,和談之路已無法走得通現在抗日雖然連連失利,但戰爭已進入相持階段,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是正確的,戰爭前途還是樂觀。既然汪精衛仍一意孤行,違背民族意志,何不利用其民族失敗主義,使起走上投降之路其必然會受到人民的聲討,中華民族的不屈不撓,"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性格蔣介石是很清楚的。這個政壇上的宿敵不廢一兵一卒就消滅掉了,何樂而不為呢?
蔣介石打擊政敵的陷阱由此形成。以后便是故弄玄虛,搞德汪精衛忽喜忽悲,讓其一步步走入這陷阱中,最終釀成了汪精衛叛逃重慶的那一幕。
4、汪精衛進退兩難,蔣又拱一卒,逼汪投入日本懷抱
汪精衛逃到河內后,一直蟄伏不動,與日本人也沒有進一步的勾結,所謂叛跡未顯。所以蔣又拱一卒,逼汪投入日本懷抱,這就是撲朔迷離的河內刺汪一案。

四、歷史所留下的思考

汪精衛終于如蔣介石所愿投入了日本的懷抱,而日本也正如蔣介石所認為的,根本不講信用,和談條件越來越苛刻,倘若有民族骨氣的中國人,當毅然歸國,向天下認罪,總之絕不能接受這些出賣國家利益的和談條件,可汪精衛缺乏民族骨氣,缺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他默認了這些喪權辱國的條件,成立了偽國民政府,已倫為名副其實的漢奸,其以后的倒行逆施,種種暴行更不為世人所容忍。
垂釣餌、挖陷阱、設圈套,蔣介石一步步將汪引上了叛國之路,但我們不能將汪精衛的叛國行為完全歸于蔣介石的陷害和逼迫。一個是有意設計,一個是一心向往,魔由心生,外因通過內因發生作用,假若汪精衛身正心端,曉民族大意,辨奸賢之分,又豈能讓蔣介石牽著鼻子走呢?
歷史的車輪在不斷向前,然而汪精衛的投敵給后人以不斷的思考。汪精衛的可悲下場啟示人們任何時候民族氣節都不能丟,在國破家亡之時,也要記住于謙的這兩句話:"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注釋
1) 黃美真,張云:《抗戰時期汪精衛集團的投敵》,《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6期
2) 沈家善:《汪精衛叛國投敵原因探討》,《杭州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
3) 柳蘊琪:《汪精衛通敵賣國原因初探》,《貴州大學學報》
4) 同1)
5) 同2)
6) 肖書椿:《試析汪精衛淪為漢奸的個性因素》,《民國檔案》1998年第3期
7) 轉引自馮玉祥:《我所知道的蔣介石》,劉華明《汪精衛出逃探微》,《民國檔案》1993年第2期
8) 、9)美真,張云:《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5頁
10)張慶軍,劉冰:《陷阱--汪精衛叛國案探密》,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6頁
11)、12)、13)、14)、15)張慶軍,劉冰:《陷阱--汪精衛叛國案探密》,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 版第259 頁
16) 轉引自朱子家:《汪精衛的開場與收場》,張慶軍,劉冰:《陷阱--汪精衛叛國案探密》中國 檔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頁
17)、18)張慶軍,劉冰:《陷阱--汪精衛叛國案探密》,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頁
19) 張慶軍,劉冰:《陷阱--汪精衛叛國案探密》,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 頁
20) 同17)
21) 朱子家:《汪精衛的開場與收場》,第一冊 ,香港春秋雜志社1963年1月第21-24頁
22) 蘇宗轍:《汪精衛叛國投敵原因再探》,《民國檔案》1993年第3期
23) 轉引自《申報》1937年7月17日,黃美真,張云:《抗戰時期汪精衛集團的投敵》,《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6期
24) 《國聞周報》第9卷,第13、16頁
25) 轉引自黃美真,張云:《汪精衛集團投敵》第226頁,松本重治:《上海時代》下冊

參考書目
1)黃美真,張云:《汪精衛集團投敵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 黃美真,張云:《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周佛海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朱金元、陳祖恩:《汪偽受審紀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何卓:《汪精衛集團沉浮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 張慶軍,劉冰:《陷阱--汪精衛叛國案探密》,中國檔案出版社1995年版

2015-05-03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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