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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探尋“中國道路”
資中筠:探尋“中國道路”
資中筠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中國模式”已成熱門話題,而且是國際話題。主要起因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危機,中國竟似安然度過,于是被認為有獨特的“模式”,國人也津津樂道。不少經濟界專家發表了許多精辟見解,頗有啟發,不過我還想從另一角度加以論述。
我認為,“中國模式”之說恐怕是個偽命題。因為,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都有其特色,幾乎沒有兩個國家是相同的,英國與美國不同,德國與日本也不同。同時,人類社會的發展又有其共同規律。
現代經濟發展若一定要分出模式,則有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大“模式”。前者已為實踐證明失敗,后者則相對成功。中國正處于從前者向后者的轉型中,這個過程尚未結束,自有其歷史傳統和轉型中的階段性特色。

歷史反其道而行

分析有沒有“中國模式”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搞清改革開放前30年和后30年的關系。
首先,中國后30年的成就是前30年的繼續,還是反其道而行的結果?
肯定“中國模式”者認為前30年成就很大,后30年是此前基礎上的修補發展;反對者認為前30年基本上是“蘇聯模式”——計劃經濟加高度集權,外加中國特殊的閉關鎖國和自己創造的各種“運動”折騰,即使在較好的年月也沒有擺脫短缺經濟的困擾,弄得國庫空虛、全民皆窮,經濟瀕于崩潰。如果沒有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弦更張,不可能有今日成就。
其次,這30多年來中國舉世矚目的快速經濟增長是如何取得的?
是尚未根本改動的“舉國體制”以及國有壟斷企業“優越性”的表現,還是打破枷鎖逐步放開民營經濟,部分實行市場化,把受壓抑的生產力釋放出來,走現代國家發展的共同道路的結果?
若是前者,不但不需要進一步改革,反而應退守甚至強化舊的體制。實際上舊體制也回不去了,只有鞏固和加強有學者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的畸形體制。
“奇跡”論者喜歡說,中國以30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二三百年的道路,這是無視中國近代史的事實。中國的近現代史從鴉片戰爭算起,已經走了170年。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人通過辛勤耕耘逐步奠定了現代化基礎,不僅在物質領域有成就,而且在制度、文化、思想領域進行探索。
從這個意義上講,30年前的再起步絕不是緊接中國的中古社會(中國近代史從1840年開始,在此以前可算中古),而是至少繼承了整個20世紀已取得的積極成果。
回首當年,如果我們在60年前就遵循合乎客觀規律的道路,現在理應達到更高的發展水平,而不必付出巨大的“趕超”代價。
建設與破壞交替循環的歷史是中國的不幸。
近代以來,中國時常在內憂外患中進兩步、退一步,有時還大規模破壞、并大踏步倒退。
遠的不說,八年抗戰打斷和破壞了當時卓有成效的現代化建設,緊接著多年內戰,建設更無從談起,到國民政府潰敗時已是民不聊生,百業凋敝,退到谷底。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得以在安定的環境中休養生息,進行經濟恢復和建設。全國人民煥發出極大的積極性,迅速走出谷底。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現代化建設成效顯著,有欣欣向榮之勢。當時也有“奇跡”之稱。
但緊接著我們又走了許多彎路,生產力遭到破壞,直至把全民拖入“文革”浩劫,經濟再次跌到谷底。
最近30年的改革,是從“文革”后的極低基數出發,出現高增長率的數字,自不奇怪。但在未來,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不可能也不應該再維持這樣高的增長率。
何況,后30年改革與開放是分不開的。自國門大開以來,欣逢世界步入全球化,許多壁壘已被打破,先進的發明創造可以現成地為我所用,省去了發明者艱苦探索的過程;繁榮的國際市場和高消費能力支撐了我們出口導向的經濟。
這些因素,加上以“真理標準”的討論為契機的思想大解放和生產力大解放,才是這30年來中國得以迅猛發展的動因。
中國13億人只要將原來被壓抑的積極性釋放出一部分,就可以產生可觀的爆發力,如果稱之為“奇跡”或“起飛”,也不是中國特有,許多后發國家在某個發展階段都有這一現象,這是遵循常規的結果。
如何對現實國情做出評估。也有不同看法。是形勢大好,還是在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各種弊病也迅速滋生,腐敗彌漫到各個領域,社會矛盾嚴重尖銳化已到警戒線邊緣?
如果承認現實存在嚴重問題,進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這些弊病是改革和市場經濟之過,還是改革不到位之過?政府應該繼續退出市場還是進一步強化干預?是“國進民退”還是限制國家壟斷資本,給民營企業以公平競爭的環境,給公民以更多自由發展空間?總之,是需要退守和加固現有的基本體制,還是做進一步的改變?

不要只看表面贊揚

對最近30年的中國變化,外國人有各種評論,并非都是贊揚。最極端的有“中國崩潰論”,還有相當多平實而深刻的分析批評,但我們選擇性的宣揚往往給人以一邊倒的錯覺。當然,肯定“中國模式”論的確在國際上也相當流行。這就要研究一下,“客之美我者”所為何來?
一般說來,發達國家的競爭意識很強,他們的思維習慣是以己之短比他人之長,困難時期尤其如此。
例如“一戰”后歐洲遭受巨大破壞,就有斯賓格勒名著《西方的沒落》出現;上世紀50年代蘇聯衛星率先上天,引起美國一片恐慌,“導彈差距”之說盛行,激勵美國加緊發展航天事業;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濟上升,特別是外貿競爭力驕人,“美國衰落論”流行一時。
此說最早起自長年在美國執教的英國教授保羅·肯尼迪的名著《大國興衰》,而最有危機感的是美國人自己。一時間研究日本優越性之著作成為顯學,其中突出的有著名東亞學家傅高義的暢銷書《日本第一》。
事實證明,“西方”既沒有在“一戰”后沒落,美國實力也從未落后于蘇聯或日本。
現在中國“崛起”之勢令外界矚目,而又適逢美歐經濟危機,尤其是美國特別在意自己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感到被挑戰甚至威脅,于是夸大中國力量,以激勵本國人。
奧巴馬對美國教育不滿,大講中國教育如何優越,不久就要超過美國云云,不知家有在校學生的中國家長們有幾人相信?
再者,外國人只重視中國當前經濟總量和競爭力,而不會真正關心全體中國人的禍福,對中國的民間疾苦也無切膚之痛。
筆者十年前就曾與一位大力推崇中國快速發展的美國學者有過對話。我說:“你不能只看東部沿海的發達地區和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不要忘了,中國還有經濟落后的西部廣大地區和上億的貧困人口。”他說:“這是你們的問題,與我們無關。東部發達地區3000萬至5000萬人口就已經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這部分快速發展的實力已足以造成我們不能忽視的競爭力量。”我對此談話印象深刻。
站在外人的角度,他這樣考慮問題無可厚非。但我們自己呢?能置13億人的福祉和長遠的民族前途于不顧?即使單純談GDP,外人重視的是總量,而我們必須考慮人均水平。
西方人重視人權,而且似乎常常要對中國人權狀況有所批評,但是他們關注的也只是精英層面的政治權利,而對于底層勞動者普遍的人權狀況低以及嚴重的社會不公,或者看不到,或者不關心。
而正是這一狀況,部分地成就了中國暫時的經濟繁榮,同時也為跨國資本贏得了豐厚的利潤。他們在國際氣候會議上對中國施壓,但是中國增長“模式”造成嚴重水土污染、資源枯竭之禍國殃民、貽害子孫則不在他們關注之列,從最近國際上對中國稀土出口的壓力可見一斑。俗話說:“不是自己的孩子不心疼。”作為中國人,我們能隨著外人對“中國模式”的贊揚而飄飄然嗎?
毋庸贅言,“外人”不可一概而論。還有不少國際志愿者和公益組織秉承自己的理念,不辭艱辛,為中國的環保、扶貧等等問題默默做出可貴的貢獻。這是另一回事,他們不屬于對“中國模式”唱贊歌之列。

地方競爭虛與實

還有一種論點:中國中央集權正在變為地方分權,以后發展動力在于以各地方行政區為單位的競爭,猶如大企業間的競爭,達到繁榮和優化,從而可望走一條中國獨特的前進道路。
此說也來自海外,可能受美國聯邦制的啟發,但是恰好忽視了中國的特殊國情。要深入探討這個問題,有幾個根本概念需要弄清楚:
一、競爭的勝負標準是什么?裁判是誰?企業的裁判是市場,最終是廣大消費者,在追求利潤最大化時必須得到消費者認可,所以才有“消費者是上帝”之說;競技場上裁判有絕對權威,但必須遵循嚴格而盡人皆知的游戲規則,而在眾目睽睽之下,最終的裁判還是廣大觀眾。
反觀中國各級政府,在體制上不是對下負責而是對上負責,其轄區內的“子民”對“長官”并無任免權,甚至不能公開評判。其裁判是上一級長官,因此地方官需要競相取悅的“上帝”首先不是本地老百姓,而是有獎懲、升降、任免權的上級領導,而且游戲規則不透明,只有“潛規則”,其運作不受當地居民監督。
二、競爭的目標是什么?追求名利是人之本性。只是地方官的名利或可與造福一方、名垂青史聯系起來,或可不顧“一路哭”,只求一己遷升、一家興旺、雞犬升天。
在百姓有充分發言權和監督權,且上下有通暢的溝通渠道的情況下,造福百姓與被上級認可的“政績”也許可以一致起來,但是現在中國遠不具備這種機制。
所以“政績”常常與百姓感受相脫離,也就是敢于為民請命,為百姓所擁戴的官員很可能正因此而失寵于上,仕途不利,甚至惹火燒身。
三、持“地方競爭”論者還忽視了一個他們所稱道的“中國模式”的特點,那就是省級領導最終人事權在中央。這迥異于古代封建領地、近現代西方國家的聯邦制、20世紀初中國曾有人提倡而未能實現的“聯省自治”,甚至是軍閥割據時的獨立王國。
不論現在地方長官有多大權力,可以如何對中央政策法令陽奉陰違,中央對地方的作為有時的確可能難以控制,以至于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說,但其升遷終由上級決定。特別是現在異地為官,任期都不長,對本地并無企業主或封建領主那種主人翁感。他們成功的標準正在于快速升遷,如果持續多年留守一地,反被視為是失敗的表現。
所以不少官員只求短期的表面功績,或者利用手中權力及時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而不愿埋頭于長期方能見效的建設。因而只見大小城市高樓拔地起,而年久失修的地下管道系統鮮能得到修治。造成許多悲劇的“強拆”,也與在這種體制下的“競賽”有關。即使有人下決心開啟一項利民的長期事業,一旦工作調動,也往往人去政息。
我無意指責今之個別地方官員,這主要不是個人品質問題,而是體制問題。在現有體制下,地方競爭恐怕很難達到優勝劣汰的目的。

需要改革“舉國體制”

歸根結底,涉及到建國的目的是什么?若是單純為了GDP,或為了外揚國威、炫耀一個光鮮、輝煌的“盛世大國”,那么“舉國體制”、“舉省體制”乃至“舉縣體制”確實有效。
若真正以人為本,承認人除了滿足口腹之需外,還有思想精神的追求;若除了短期的GDP增長數字,還著眼于中華民族長遠的“文明崛起”,那么,應該承認,竭澤而漁、飲鴆止渴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中國已到了拐點。
健康的市場經濟本能地需要自由以釋放出創造力,需要平等的權利以保證公平競爭,需要法治以規范和執行游戲規則,與之配套的制度自然是民主而不是專制。在專制制度下的市場經濟也許可以在短期做出成績,但必將制約長期發展。
另一方面,市場并不是萬能的,它在促進優勝劣汰的同時也造成弱肉強食,制造不平等。百余年來各種各樣的改良理論和措施因此而生。一個好的體制既要保護優勝劣汰,又要遏制或彌補弱肉強食的弊病,這也是近百年來發達國家普遍追求的方向。他們已經意識到有些事物是不屬于市場的,例如教育和醫療。
當前我們的體制既制約“優勝劣汰”又擴大“弱肉強食”,市場經濟受到不合理的壓制,而一些本不該屬于市場的公共服務卻又被推向市場。要扭轉這種狀況已不能就經濟論經濟,就民生論民生。當前無論哪一個領域要向興利除弊的方向走一步,都會遇到強大阻力,究其根源,阻力就來自強大的既得利益權貴集團,其難以動搖的地位與現有體制分不開。
首先需要改革的恰恰就是這“舉國體制”——實際上就是不受監督的公權力。朝野日益高漲的“政改”呼聲即由此而來。對這個道理,居廟堂之高者顯然比處江湖之遠的草民體會更深。說與不說,允許說到什么程度,都改變不了事物自身運行的規律。當然更重要的不是“言”而是“行”。
其次要改革的是公共財政,讓財政收入更多用之于民。13億鮮活生命要的是安居樂業,過“有尊嚴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權利。即便是為了對外爭國家榮譽,加強所謂“軟實力”,耗用納稅人巨資辦多少“奧運”“世博”,建多少孔子學院,也無法遮蓋中國特色的貪腐、官員廉潔度國際排行榜上名次低下,以及社會缺乏誠信等負面形象。
因此,與其高唱“中國模式”,不如低頭尋找“中國道路”,因為中國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某一處,只要前進不要倒退,而政治體制改革這一關是無法繞過的。
    

2011-07-28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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