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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安平:我編輯副刊的自述 一條河流般的憂郁  強國的開端
儲安平:我編輯副刊的自述 一條河流般的憂郁 強國的開端
一個人的編輯態度足以說明他一部分的為人態度。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五年六月,我在南京《中央日報》整整編了三足年的副刊。
儲安平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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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編輯態度足以說明他一部分的為人態度。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五年六月,我在南京《中央日報》整整編了三足年的副刊。


至今只有一件事,使我對于那次接受那個職業,有若干惋惜,就是因我那次接受了這個職業,我差不多毀滅了我所有的文字的前途。記得有個大文學家說:"一個作家要成功,他千萬不可担任編輯。"他這句話,至少以我的感想來證明,是含有很大的真理的。一個編輯他有最基本的三件工作:一、要看許多自己不愿意看的稿子。二、要寫許多自己不愿意寫的信件。三、他的腦力要常常逗留在怎樣去拉稿,搜集材料以及變換編排格式等的事項上。就這三種最基本的工作,已夠損耗去你大部分的智慧了。


我本來是一個寫散文的人,我早期在《新月》月刊上發表的幾篇東西,都是散文。我最近的一篇散文,叫《豁蒙樓暮色》,還是遠在二十一年暮春寫的。那時有許多朋友都覺得我寫散文很有希望,但是自從我編輯副刊以后,我是靈感便漸漸滯鈍,我的情緒也漸漸干枯,我以后只寫過幾篇小說,再沒有寫過一篇像樣的散文了。


還有一個理由使我的文學興趣,不能增高,我在政治上是一個超然的人,我至今還保持著我的自由的身份。《中央日報》有兩重人格,在政治上,它是中國國民黨的最高黨報,在新聞事業上,它是一個新聞報紙,我始終以一個技術員的身份,在偶然的機緣下,在中央日報社服務。我不知道我這種態度,對不對,應當不應當,但是我覺得這樣是可以的。我這次回國后再返《中央日報》,也仍然是抱著這樣一個新聞事業技術員的身份。但是當人家不明真實情形不免容易發生誤會。在中國的市場上,文學和政治發生了關系,而那時國內文壇的勢力,正掌握在與我所服務的報紙所代表的一種政治立場相反的一個政治圈圈里。當時文壇上的門戶之見很深。所以一般超然于政治以外的文學家,都感到孤獨,而我就是許多孤獨的文藝者群里的一個。



除此之外,我對我那可紀念約三年,沒有任何遺憾。而且在那三年如一日的日常編輯生活中,使我培養成了我最基本的辦事精神,就是負責與正直。特別是前一項,這差不多已成了我這一生里最基本的為人態度。


我寫這篇文章,因要在數小時內交卷,既沒有時間好好構思,只得就一時思緒所及,零亂地一述我這三年副刊編輯的態度與經歷。當我初入報社,在最初的兩年中,我雖不感覺苦痛,但精神上卻有時不免感到苦悶,我和我的社長是完全不相識的,報館里的編輯部主任、經理部主任,以及編輯部中的同事,我和他們都沒有任何淵源。這倒無關重要。最使我不安者,就是我的趣味和許多同事不甚調和,因為我是純粹的一個新文學家的身份。而以我編出來的副刊,不甚合當時報館里大部分人的口胃。讀者不要看輕這一個事實,一個人最苦痛同時也最感不安的,就在當他感覺在他周遭的一群中,在思想上及意趣上他完全是孤立的時候。


幸而那時我報館里有一點可以稱頌的地方,就是我編的副刊和報館里的人的趣味雖不調和,但他們對我卻并不為何干涉。所以我只在精神上感到不安,在編輯上,我仍保持我的主權。這種情形之下,我也比較能保持我自己的格律。


我接編副刊之初,約了一部分新文藝界的朋友來撐場面,所以當時在南京的青年學生群,對于我編的副刊,有很大的興趣。但是有一點極為不幸,就是我的上司對于新文藝界太隔膜,他對于新文藝界的人物完全是陌生的。這一層,就間接說明他不容易明白并欣賞我在編輯和拉稿上所下的氣力。但是這一層我決計不去理會。報紙的成功,就全看他能否得到社會的同情,我編的副刊只要得到讀者的愛譽,我的努力就得到了報酬,同時也就間接報答了我上司對我的信用。這點我總算獲得成功,是在我這樣慘淡努力了兩年之后,有一天,我才第一次收到我上司給我的一封信,他說我最近副刊內容很好。從這時起,他對于我的努力,有了相當的了解。



現在我要來說說我編輯副刊的態度和我為人辦事的精神


作編輯人最易犯的毛病,就是私心。朋友的稿子不管好劣,一律采用,不相識的讀者投稿,理會都不理會。這種自私偏心,是中國人最要不得的一種劣性,我反對這種編輯態度。在大體上說來,我自承我是一個比較公正的編輯。我審閱稿件,完全以稿件的內容為標準,好的即用,不好的即不用。普通編輯都怕退稿,尤其怕退熟人的稿件,但"退稿"在我是家常便飯,我退人家的稿件,既無所不安,也無所慚愧,因為稿子不好,退給人家,是天下最合理的事情。不僅普通朋友的稿子退,最好朋友的稿子,不合用時也退。不僅寫信退,甚且當面退,談天歸談天,公私分明,這是我向來的風度。二十二年夏,我初編輯副刊時,我的情人從北平寄來了三篇稿子,但我一篇都沒有用。我將她的稿子退給她,我說明我的理由,我覺得我這樣辦理,是最痛快安慰的事情。


閱稿既一秉大公,所以我就最不歡迎人家介紹稿子,尤其憎惡寫稿者四處托人將 他的稿子介紹給我。稿子盡事直接寄來,無庸托人介紹。托人介紹徒然使介紹人和編者增加為難。所以我在我編的副刊上,刊登投稿簡則時,常有這樣一條:稿件請直接寄本報,不必托人介紹。


有時我的上司,也有稿子介紹給我,我不用也照樣退給他。他并沒有任何不愉之感,這點是他的長處。上面的人能尊重下屬的職權,下面的人能不曲承上峰的歡心而溺職,這樣事業才能辦理得好。



我在這兒不妨說一個故事。有一次,金陵大學有兩位同學,在同一天寫給了我兩篇譯文。兩篇譯文的原文同是一篇,他們也許都是向圖書館借出來翻譯的。一位姓章,他是我編輯副刊的經常撰稿者之一。我和他本不相識,也是因投稿而做了朋友的。他的譯文是晚上送到的,另外一位好像姓許,他從來沒有向我的副刊投稿過,這是第一次,他的譯文是下午送到的,他們兩人的譯筆差不多,我覺得我應當采用許君的一篇,因為他的一篇先到,我將章君的譯文退還給他,我附給他的信說:


許君的譯文較你的先到,我應當先用他的。


況且,你和副刊有了一年以上的關系,我們也已有了好幾個月的友誼,你對我已有了相當了解。我現在將稿子退你,你不至于對我誤會。但是我又用了你的一篇,而將許君的一篇退還他,他一定說我私心,因為他知道你常替我們的副刊寫稿,并且他也知道我們是相熟的朋友。他如有這個誤會,我們都無法解釋,幸而他的一篇比你的先到,我相信我這樣處置是對的,你一定會贊同我這種態度的。



做編輯的人第二個最易犯的毛病,就是收到了稿子不看,隨手一擱,以致愈積愈多。應當退的稿子不退,應當復的信不復,這種編輯態度,實在最要不得。我從我接編輯副刊起,我便立了一個原則,就是當天收到的稿子當天寫定。但是這句話,我并未能絕對辦到,有時因為其他的事情,也有當天收到的稿子第二天才看的。但是大體上說來,我差不多總能將每天收到的稿子看定,而且看得相當細心。


我們的投稿條例是寄附退件郵資的稿子,如其不用,退還作者,不附郵者即不退還。所以,我每篇稿子看過后,凡是可用的,即留下來,凡是不合用的,沒有郵票的隨手撕去,附有郵票的隨手寫個一封信,退還作者。因為惟有這樣,每篇稿子隨手清理,遂能不至于堆積起來。


凡是決定用的稿子,即批一"用"字,并在第一頁右上角將全文字數標明,使下次編排時,一目即知這篇文章有多少字數。凡是當天不能決定用的稿子,則批上"待復閱"三字,留在一二日內帶回家去復閱決定。凡是雖未附郵資而字數甚長的稿子,我也仍然暫代保留,以便萬一以后作者來函查詢時,仍可還他。我們都是在文字中生活的人,了解文人的苦痛尊重文人的心血,所以太長的稿子,雖不采用,也不忍一下子便給它毀滅。


我備了一架有許多抽屜的長櫥,抽屜上注明著"待用稿"、"待決稿"、"待領稿"、"廢稿"等字樣。每天收到的稿子,看完以后,便視批決的標準,隨手將它放在不同的抽屜里。第二天要編時,只須將"待用稿"的抽屜打開。有的作者在投稿時,說明如不用留待他自己來取者,他來時,我便只須將"待領稿"的抽屜打開,如此節省時間不少。



退稿時,有的不須另備復信,但有的則必須附一封信給他。譬如(一)作者有信附來者,如屬必要,退稿時也應復他一信,以示編者的禮(貌)與負責。(二)有時退稿,不僅退他,還該說明退稿的理由,使作者不致誤會憤怒。(三)有時作者這篇稿子雖不可用,但這個作者并非完全無望者,在這種情形下,我也要寫很懇切的信給他,勸他不要因為此稿退還,而灰心寫作。特別是第三種情形下,我曾因此種信札結識了許多可愛的青年朋友。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去年七月在長沙暫代編輯《中央日報》副刊時,有一位劉君寫了一篇論文來,并附一信述及其身世。他是一軍人,且于抗戰后曾身經許多次戰役者。我勸他不必寫論文,因為這對于他不太合適。他既有可貴的抗戰實際生活,還是寫些作戰的經驗好。他的文字雖然不好,但我究應替他修改。結果他后來寄來了好幾篇《血的記錄》,記述參加嘉興奪城戰諸役的經過,成為了報紙上最有聲色的文字。這位劉君本在常德,他后來到長沙,并又經過重慶時,都曾來看我,可惜那兩次均未遇到,他現在在成都中央軍校。其他幾位軍界同志,也都在我這種鼓勵下寫了好幾篇真正的戰爭文學,這種事情過去太多,我也記不得許多,現在只能舉出最近的一兩個例子。


同時寫信也不一定與投稿有關,有許多青年,愛寫信給編輯先生,請他指示研究文學的途徑,介紹可讀的書本,甚至義務修改他的作品。凡遇到這種事情,雖然繁重,我也照例很負責地隨時給他們寫復信,勿使投函者失望。一個人在社會上的信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致立的。人家寫信來請教你,至少因為他對你有相當的信仰。要人家對你信任很難,要人家對你不信任很易,所以我們在世為人,不能不隨時隨地小心努力。我在副刊編輯任內,差不多每天都要寫到二十封以上的信。我相信只要一個人為人負責,他定可獲得社會的信任。去年七月我在長沙時,有幾位不相識的讀者,獻納七七獻金時,都直接寄給我私人收轉。雖然次數不多,但我并不看輕這種事情。我們年紀還輕,在社會上的資望還太淺,我們應當永遠本著這種態度去努力做人。



遇著有希望的投稿人,我常常寫信去鼓勵他們,已如上述。同時,凡已在我副刊上投稿稍久,而其文章立論超而不俗者,我必設法去和他做朋友,或者約他到報社里來一談,或者約期我專程去訪問他。所以后來幫我寫稿子的人,雖然有許多是我的朋友,但在我未編副刊以前,我和他們都是不相識的。我覺得一個做副刊編輯的人應當這樣做。刊物編得好,單靠編者一人之力還不夠,還得靠讀者作者共同幫忙。編者和作者能時常保持接觸,這種刊物才有好處。



刊物要編得好,既須編者作者通同協力,所以報館對于投稿人應當尊重和優待。一般報館或編輯人,對投稿人都不十分看重,這種錯誤的心理應當糾正。過去一般辦報的,在這方面,實在都夠不上。他們的眼光太淺,他們的氣魄太小了!我是贊成"公道"的,好稿子便應當付高價值,天下決沒有付極低的稿費,而可以收到極好的稿子的,即便能夠,也不公道。報館本身是一種文化事業,所以對于文化者,更應當同情,更不應剝削。所以我編副刊,我總盡我可能的力量將稿費提高。我在南京編副刊時,最少千字二元,千字三元亦極普遍,真正好的文字,雖付四元亦不吝嗇。因為惟有你肯出高稿費時,你方能常常收到好稿子,而刊物要編得好,又全靠來稿好。我上面所說的稿費,本不算豐富,但在一般報紙副刊的標準,這樣支付,已不算低了。


但是報館有報館的預算。報館既不能隨便增加稿費的總額,于是有時只好由我自己來多寫些稿子,不支稿費,以之調整,庶可一方面給投稿者相當合理的稿費,一方面又可不超出報社預算的總額。


物質上既受環境限制,于是只好在精神上給作者一點安慰,就是給予他們種種方便。比如領取稿費的手續。在我初入《中央日報》編副刊時,投稿人領取稿費,甚不方便。第一,領取稿費的時間沒有規定,投稿人去領時,有時恰巧出納員不在,白跑了一趟。我后來主張在稿費單上規定領取稿費的時間,以免作者白跑。第二,外埠的稿費,從前是先將稿費單寄給作者,再由作者蓋章簽字寄回后,報社始將款子寄出。我覺得如此太麻煩。有時一筆稿費只有二三元,作者要花一角幾分郵票將原單掛號寄回,在時間上經濟上,都說不過去,所以我改了一個辦法,和會計室說好,外埠稿費即憑我每月月終的通知,直接寄匯。


每個投稿人,特別是外埠的投稿人,他的稿子在我的副刊上刊出后,我必將當日的副刊寄一份給他,使他可以看到自己刊出的稿子,并可有一份以留紀念。有時他們如寄信來希望再寄他們一份者,我也替他們辦到,我這樣做,可以使投稿者對我發生很關懷的感情,他以后如有好的稿子,他一定會先寄給我的。


以上所說各點,都極瑣碎,但足說明我一部分的做事態度。可惜匆促下筆,不免前后零亂,毫無系統,還請讀者原諒。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重慶


儲安平(1909—1966?),江蘇宜興人,著名報人。私立光華大學(今華東師范大學)文學士,倫敦大學研究生。1949年前歷任《中央日報》副刊編輯、主筆,中央政治學校、國立師范學院、國立復旦大學教授,觀察社社長兼《觀察》周刊主編。1949年后歷任新華書店總店副總經理、 出版總署發行管理局副局長、《光明日報》總編輯。1957年因黨天下發言被打成右派。1966年神秘失蹤,生死不明。


(本文摘自《強國的開端》 儲安平 著 / 韓戍 黎曉玲 編 / 群言出版社 / 2014,原載《服務月刊》1939年第2期)



強國的開端:儲安平生平與思想再審視

來源:南方都市報  



儲安平主辦《觀察》,雖然以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為立場,其用意卻從來不在于爭取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而是認為個人的自由可以促進國家的良性發展……儲安平所說的自由,常常只是停留在喊口號階段,真正讓他痛心疾首的,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

作為近代中國著名報人、社會活動家,儲安平留下了大量論著。其生前出版的著作有:《給弟弟們的信》、《說謊者》、《英國與印度》、《行政院與英國內閣之權責比較》、《英人•法人•西班牙人》、《自由、平等、權利與義務》、《英國采風錄》、《英人•法人•中國人》、《瑪納斯河墾區》、《新疆新面貌》等。近年,《給弟弟們的信》、《說謊者》、《英國與印度》、《英人•法人•中國人》、《英國采風錄》、《新疆新面貌》等都曾以不同形式再版。經后人整理出版的著作有:張新穎編《儲安平文集》(1998)、韓戍編《歐行雜記》兩種。2011年,張竟無編《儲安平集》出版,該書未發掘任何新資料,與張新穎編《儲安平文集》內容雷同,無甚參考價值。近期出版的《強國的開端》,選錄七十篇儲安平佚文,可以說是繼張新穎編《儲安平文集》最重要的儲安平研究資料。

《觀察》之外的報刊活動

由于資料限制,目前關于儲安平報刊活動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觀察》時期。對《觀察》以外的報刊活動,幾乎處于未知的狀態。實際上,作為資深報人,儲安平在《觀察》之前主持過的刊物至少有《光華周刊》、《中央日報•中央公園》、《中央日報•文學周刊》、《中央日報副刊》、《文學時代》、《中央日報•平明》、《新評論》、《力報(桂林版)》、《中國晨報》等。儲安平亦在這些刊物上發表了大量文章。《強國的開端》收錄了發表在這些報刊上的大部分文章,連貫而完整地呈現出儲安平一生的報刊活動。

儲安平最早主持的刊物是《光華周刊》,時間是1928年。這是上海光華大學學生會主辦的刊物,儲安平曾担任副主編、主編。在《光華周刊》中,儲安平已經初步表現出獨立的編輯思想:“他所說的乃是全體同學之所要說的,他所批評的也是全體同學之所要批評的”。他認為刊物應該對學校構成一種督促,反對歌頌式的辦刊原則:“有許多人會利用刊物,形成他們自己做走狗的一種工具,他們的方略是絕對妥協,他們的手腕乃是對當局予以一種歌頌般拍馬,而他們的思想是落伍……他們會將刊物形成為一種學校里的點綴品、裝飾品、消耗品,而毫無需要它存在之意義。”這種辦刊理念竟然與二十年后儲安平主辦《觀察》時完全相同!

儲安平第一份正式的編輯工作是《中央日報》。1933年夏,他進入中央日報工作。1936年夏出國留學,仍担任特派記者,為報社采寫國際新聞。1938年初,儲安平回國,繼續任職于《中央日報》并担任主筆。1939年夏,離職。粗略計算,儲安平在《中央日報》先后服務六年時間。《中央日報》是國民黨中央黨報,儲安平則在政治上持超然立場,他以何種態度對待這份工作?《強國的開端》收集了儲安平任職于《中央日報》時期的主要文章,并收錄了一篇他對這段經歷的回顧。從中可知,儲安平始終以一種技術員的身份,力圖言論中立,不受政治干涉。不過,由于1930年代的內憂外患,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被視為領導中國抵御外侮的希望,儲安平在很多言論上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和官方話語保持一致。

另一段不為人知的是儲安平担任《力報(桂林版)》主筆時期的言論。《力報》時代的儲安平,才開始真正談論自由、民主、憲政,批評政府。這種轉變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英國留學時期,對英國的自由憲政耳濡目染,認識逐漸加深;二是抗戰勝利在望,國內民主運動高漲,知識分子從過去的擁護國民黨抗戰,轉變為普遍爭取民主的斗爭。作為與國民黨中央黨報淵源甚深的主筆,轉而變成一個激烈批判政府的獨立報人,側面說明了政府的不得人心,已經到了一定程度。

真知灼見與認識誤區

從《強國的開端》中,可以完整看出其思想轉變與言論漸次成熟的過程。《光華周刊》時代,儲安平只是一個熱愛文學的學生,行文拖沓,見識一般,并未顯露出過人的才華。甚至在主持《中央日報》副刊的前期,亦未見顯著進步。不過,此時的一個重要的變化是,儲安平從“觀察文壇”轉向“關注社會”,開始對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現實問題感興趣,并試圖與胡適、傅斯年等平津主流學人對話。英國留學期間,經過一年半的刻苦攻讀,儲安平的認識和閱歷逐漸加深,歸國后發生了質的變化。他發表于《新評論》、《新經濟》、《力報》等處的很多文章,都顯現出一種宏大氣象,有些甚至在大后方傳頌一時。

其中比較成熟的作品當屬寫于抗戰后期的《我們對蘇聯修憲案的看法》。抗戰勝利前夕,蘇聯決定修改憲法,將外交權和建軍權賦予蘇維埃的十六個邦。同時担任《力報》主筆的歐陽敏訥在社論中認為,這是蘇聯試圖打破外交孤立,尊重各邦獨立,希望融入國際社會的表現。儲安平不同意此種見解,認為蘇聯的舉動,無非是希望保存實力,將軍隊分散到中央具有絕對控制權的十六個邦,以逃避戰后的裁軍;允許十六個邦擁有外交權,亦使蘇聯在國際社會上增加了十六個支持單位。儲安平預測到,蘇聯在戰后有稱霸世界的野心,認為二戰勝利并不意味著世界大同,各國之間仍然可能會劍拔弩張,試圖求均勢并在國際競爭中取得主動地位。從事后來看,此種認識無疑相當準確。

當然,儲安平的文章并非處處都是真知灼見,也會有所失誤,如近兩萬字的《中國行政院與英國內閣比較》一文。這是儲安平文章中少見的學術作品,他根據對英國政治的深入了解,條分縷析地探討了中國行政院與英國內閣的異同,在當時頗有新意。不過,在儲安平看來,行政院只是一個執行機關,真正掌握政治實權的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此種認識或許是一種皮相之論。今天的史學界一般認為,中央政治委員會雖然是法理上的最高政治指導機關,但其職能和地位卻很虛,所謂中央常委若未兼行政職務,只是無權無勢的閑職。與其說行政院一切對黨負責,不如說對蔣介石個人負責。而且,從各種檔案、報刊、日記、回憶錄中可知,行政院的職責極其繁重,決非橡皮圖章,各部部長更是擁有舉足輕重的權力。儲安平過分注重“以黨治國”的一面,卻沒有看到黨治之下行政運作的實際。

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

一直以來,研究者都將儲安平視為自由知識分子,甚至將其奉為繼胡適之后中國第二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在一般讀者心中,此種定位亦已經根深蒂固。隨著認識的深入,研究者已不滿足籠統含混的“自由主義”概括,認為儲安平實際應屬于自由主義中的社會民主主義一脈,崇尚政治民主加經濟平等。還有研究者對儲安平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進行反思,認為過于急功近利,其忽視了中國語境,非但無法實現,反而加劇了近代中國思想的激進化。總之,所有的認知,幾乎都在“自由主義”的問題意識下進行。

然而,從早年的儲安平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很少談到自由主義,反而大部分文章都是在鼓吹民族主義。1929年,他就曾寫文章呼吁,要紀念雙十節,勿忘五卅、五三,要打倒帝國主義的壓迫,集合全國之力與東西方列強誓死抗爭。《中央日報》副刊時代,儲安平基本站在國民黨官方立場,贊揚新生活運動、肯定領袖崇拜,對地方經濟割據予以批評。采訪柏林奧運會期間,儲安平竟然對希特勒的國家動員能力大加贊揚,贊揚納粹精神,將德國沖破擴軍備戰的行為視為“偉大解放”,呼吁中國以德為師。這種認知在當時的知識界并不獨特,但出自后來被捧上自由主義神壇的儲安平筆下,仍然足夠讓人驚訝。至于抗戰前期,儲安平更是將報刊當成宣傳民族主義的園地。他的一個顯著的觀點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苦痛仍不夠深,他呼吁戰事延長,以足夠的苦痛洗滌一切民族劣根性,構建新的民族國家精神。

實際上,即使是《觀察》時代亦是如此。他主辦《觀察》,雖然以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為立場,其用意卻從來不在于爭取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而是認為個人的自由可以促進國家的良性發展,將辦刊當成一種“言論建國”的工作,希望能夠“挽救國運、振奮人心”、“替國家培養元氣”。從《觀察》的字里行間,我們也可看到,儲安平所說的自由,常常只是停留在喊口號階段,真正讓他痛心疾首的,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研究者一直不理解,為何儲安平明知在國共兩黨的統治下存在著自由的“多少”和“有無”之別,仍義無反顧倒向中共?這個問題其實很容易回答。在儲安平的思想中,相對于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并不占有何等重要地位。當他意識到國民黨無法將中國引向復興之后,很快將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主動投奔北平,并在新中國成立后放棄“影響思想的工作”,兢兢業業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為國家和社會服務。

因此,從這個角度講,所謂“自由”未必是理解儲安平一生思想的關鍵詞。甚至可以大膽地說,所謂儲安平與自由主義的關系究竟如何,還需要重新討論。本書選取抗戰時期儲安平為《新評論》撰寫的發刊詞《強國的開端》為書名,實希望讀者能夠通過此書,看到一個“自由”之外更為復雜的儲安平,對其生平與思想有某種更為全面的認識。

2015-05-13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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