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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從“大俠”到“大學” 彈丸之地的文化與教育奇跡
香港:從“大俠”到“大學” 彈丸之地的文化與教育奇跡
一個高度商業化社會,竟產生大量特立獨行、替天行道的“俠客”,實在是好玩的事兒。你可以說這是“白日做夢”,或者“成年人的童話”,但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作為一種文化產業,確實是非常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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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香港的“文化形象”——或者說外界對于國際性大都市香港的“想象”與“記憶”?時至今日,依然認定香港是“文化沙漠”的,不是偏見極重,就是徹底無知。可香港的文化到底有何值得夸耀,或者說被大陸民眾“長相思”的呢?如果從中國大陸民眾的視角,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間,香港文化形象的嬗變,大抵一方面是香港人不斷努力、與時俱進,另一方面則是外界對于此“商業城市”的了解逐漸深入。也不妨刪繁就簡,用“大俠”與“大學”這兩個意象來描述:前二十年(1978-1997)是游俠想象,后二十年(1991-2014)是大學故事;至于回歸前后是過渡期,兩邊兼顧。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香港的流行文化開始大舉進入中國大陸。從電影、歌星、鄉音(粵語及港式普通話),到服飾、化妝品、流行音樂,都曾風行一時。其中持續時間最長、影響面最廣的,當屬武俠小說以及與之相關的功夫片。一個高度商業化社會,竟產生大量特立獨行、替天行道的“俠客”,實在是好玩的事兒。你可以說這是“白日做夢”,或者“成年人的童話”,但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作為一種文化產業,確實是非常成功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梁羽生的《龍虎斗京華》《七劍下天山》,以及金庸的《書劍恩仇錄》《射雕英雄傳》打頭,港臺掀起一股寫作、閱讀武俠小說的熱潮。而這些“千古文人俠客夢”日后之涌進中國大陸,卻是憑借改革開放的“東風”。作為“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而且在毗鄰港澳的廣州念書,我記得很清楚,我們是將薩特、卡繆與金庸、古龍混合在一起閱讀的。如此滑稽的“混搭”,可見我們的接受視野。


經由十多年的醞釀,逐漸積聚起巨大的能量,武俠小說終于迎來了屬于自己的“春天”——1994年5月,北京的三聯書店推出“典藏版”的《金庸作品集》;10月,北京大學聘金庸為名譽教授,中文系嚴家炎教授在致辭中稱這是“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同月,海南出版社刊行王一川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金庸排在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后,位列第四。至此,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說終于登上了“大雅之堂”。盡管學界對此舉有不少批評聲音,但閱讀及談論武俠小說,已不再是一件低俗的事。盛產“好看”的武俠小說,于是也成了香港的文化標志。可以這么說,金庸小說在中國大陸的傳播與接納,對于提升香港的文化名聲是有很大幫助的。


此前此后,有過不少著名的武俠小說家,但其藝術成就與影響力均無法與金庸相比。為什么?除了藝術才華及經營能力,更與金庸政治上的抱負有關。我曾提及長期撰寫《明報》社論對于金庸小說的意義。而在推廣自家文化品牌的過程中,授權影視改編也是重要的一環。這就涉及香港功夫片(武打片)自身的發展脈絡及其在中國大陸的傳播。


上世紀六十年代,張徹、胡金銓分別拍攝了武打電影的經典之作《獨臂刀》與《大醉俠》;而八十年代初《少林寺》的上映,對此類型電影的推廣大有幫助;到了九十年代初,胡金銓導演的《笑傲江湖》、徐克導演的《黃飛鴻》系列、徐克與李惠民導演的《新龍門客棧》,其想象力之豐富、武打動作之逼真,以及電影畫面之精美,讓大陸觀眾嘆為觀止。于是,大陸的武俠影視也開始上路了。其中,中央電視臺電視劇制片人張紀中選擇與金庸合作,第一部拍的是《笑傲江湖》,金庸只收了象征性的1元版稅。張導再接再厲,發誓將金庸15部作品全都重拍一遍。今年開拍的是第八部新劇《俠客行》,以及第九部《書劍恩仇錄》。不管專家評價高低以及觀眾如何吵翻了天,以央視的絕佳平臺,張拍金劇都能暢銷無阻。


兼及小說與影視的香港“大俠”,因而成了很多大陸民眾的“最愛”。以至今日,當香港中文大學與北京大學的研究生坐在一起討論“香港文學”時,一邊談的是劉以鬯、西西,另一邊則是金庸、梁羽生,差異何其大。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我多次談論都市生活與文化生產的關系,從這個角度看金庸小說之進入中國大陸,是十分有趣的題目。你可以說,將金庸作為香港文學的代表,那是絕大的誤解;可古往今來的“文學接受”,又有多少是“正解”的呢?如此接受過程,跟金庸小說的潛質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大陸民眾的欣賞趣味及現實需求——那時的中國大陸,缺的正是這種雅俗共賞的文化產品。


回到最近二十年大陸民眾對于香港文化的想象與記憶。有趣的是,“大俠”的身影尚未完全消逝,“大學”的故事已迫不及待地開講了。為了紀念香港回歸及建國五十周年(1999),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00年推出了《香港教育的過去與未來》,打頭的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的校長,分別宣講各自大學的歷史及辦學宗旨。接下來是關于香港大學、中學、小學以及各種專門教育的介紹。讀者鎖定在大陸民眾,因而此書基調是“一路凱歌”,具自我反省及批判精神的,只有香港中文大學哲學講座教授劉述先的《香港高等教育的歧途》、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社區及家庭醫學系及美國密西根大學教育講座教授杜祖貽的《香港學術發展的正路》。兩篇文章論述策略不同,但都警惕香港教育的“學術殖民地心態”。不過,這些批評不起任何作用;且幾乎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高校也都逐漸走上了這條唯哈佛耶魯馬首是瞻的“康莊大道”。


二十年前不怎么被看好的香港的大學,最近變得特別靚麗起來。一是中國大陸各高校正步其后塵,紛紛追求不無爭議的“國際化”,因此香港各大學的優勢被無限放大。二是所謂客觀公正的“國際排名”,正引起國人的熱情圍觀。今年6月13日,《文匯報》發表《缺乏特色讓上海的大學落后于香港》,稱依據2013年QS亞洲大學排名(QS 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上海的大學普遍落后于香港。比如,香港科技大學第1、香港大學第2、香港中文大學第5、香港城市大學第12,而上海最好的復旦大學也只排第23名。此外,香港理工大學高于上海交通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高于同濟大學,嶺南大學高于華東師范大學等等。上海這四所名校——復旦、交大、同濟、華東師大,可都是985大學呀!也就是說,香港各公立大學的“國際排名”都比內地的985大學要靠前。我在香港教書,深知這樣的排名是有問題的。說香港理工大學的整體學術水平高于上海交通大學,無論如何我也不相信。


正因國際排名靠前,香港各高校目前吸引了很多大陸的優秀學生。從1998年28名內地學生入讀香港中文大學開始,到今年香港八所公立高校共錄取1588名內地本科生(加上私立學校,這一數字已經超過2000),這無疑大大改變了香港的高等教育結構。香港的大學師資不錯,教育體制也可圈可點,但生源一直不太理想。總共七百多萬人口,除去小學或中學畢業后直接到海外讀書的,剩下的特別優秀的中學畢業生其實不是很多。內地學生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陸續進入香港的大學。中央政府給予香港高等教育的最大幫助,是在政策上允許他們零批次錄取。這樣一來,香港的大學生源很快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我在港中大教書,明顯感受到近些年來學生的水平在不斷提高。


雖然內地考生報考香港各大學的熱潮實際上已有所回落,但今年招收內地學生的香港高校卻新增了5所,達到了前所未有的17所(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樹仁大學、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演藝學院、珠海學院、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明德學院、恒生管理學院、明愛專上學院、東華學院)。后五所香港高校,只要考分達到二本錄取線,就有資格“經過面試后被錄取”。從頂尖的北大清華,到985高校,再到諸多很不錯的二本院校(如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大連外國語大學、南京郵電大學、西北政法大學、上海師范大學、深圳大學等),都面臨著香港各高校的激烈競爭。


二十年前,我們談到香港這“彈丸之地”的文化與教育,都不以為意;可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必須承認:對中國內地的高等教育而言,香港的大學已經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去年我在《新京報》以及《明報》撰寫“大學小言”專欄文章,今年結集出版。確實,我對中國大陸的高校嚴厲批評,而對香港的大學則“溫柔敦厚”,因寫作主旨是探討在華人地區辦“好大學”的可能性,而擬想的主要讀者是大陸民眾。


香港文化形象從“大俠”轉為“大學”,這實在是個奇跡。其中不無誤解,但背后的思路與情懷值得認真追蹤。尤其是談論香港,從大眾文化到精英文化,從個人才華到教育制度,從“南來文人”到“東歸學者”(抗戰爆發后的“南來文人”,對于香港現代文學及文化建設起重要作用,這點學界多有論述。其實,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諸多原本任教美國的華裔學者來港,對于香港學術、文化的意義,至今沒有得到很好的闡述),從隔岸觀火的欣賞,到身臨其境的參與,大陸民眾及學界的“香港想象”,由此發生了很大變化。


這或許是某種“基于匱乏”的文化想象——當初武俠小說之被國人激賞,以及今天香港各大學之被過度表彰,很大程度緣于大陸民眾及學界對于自家處境及立場的反省與批判。不能說“無中生有”,香港文化確實潛藏著某種優勢,只是在大陸民眾的閱讀與闡釋中被夸大了。但你也得承認,這種“誤讀”有其合理性——無論“大俠”還是“大學”,確實是這“東方之珠”曾經具有的獨特魅力。


從里往外看,與從外往里看,效果是很不一樣的。我當然明白,香港各大學同樣面臨很多困惑、迷茫與歧途,但將其投放進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探索現代大學制度建立的漫長歷程,看其如何像鯰魚一樣激蕩起一池春水,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多年后再回頭看,也許這是香港對于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貢獻。


2014年9月15日于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2015-05-14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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