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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臺辭職,請勿大驚小怪 ,飲水思源,星星點點的燈
龍應臺辭職,請勿大驚小怪 ,飲水思源,星星點點的燈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只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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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臺灣聯合新聞網報道,兩年十個月后,2014年12月1日14點,担任了一千天臺灣“文化部長”職務的龍應臺終于正式發表辭職聲明,重新回到文人安靜的書桌。


龍應臺在任職期間就感嘆這部長做得太辛苦,辭意也常浮上心頭,卻一直舉棋不定。兩年多前,她帶著滿腹理想入閣、想為臺灣再做點事,卻漸漸發現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感日增,新政策動輒遭到負面解讀,加上“立法院”及媒體生態始終讓她難以適應。想一走了之卻又不忍讓內閣團隊雪上加霜,理想與現實間的掙扎,令她分外痛苦。


另一個辭職原因是為了她罹患失智癥的老媽媽。不論公務再怎么繁忙,也即使媽媽早已不認得她,龍應臺每兩周都會南下屏東潮州探望媽媽,為了不抱憾,她希望往后能多留一些時間給媽媽。 以下為龍應臺辭職聲明。


第一里路


“文化部”一千天,是一個披荊斬棘的拓荒工作。在這一千天中,糾結長達三年的公視僵局解決;藝術銀行正式推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電影中心”、臺灣戲曲中心、臺灣攝影中心逐一底定;“博物館法”、“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電影法”、“公廣法”等等新立或翻修;“文化外交”網絡規模初建;影視音及出版政策成熟,蓄勢待發。“文化部”的“第一里路”雖然萬分艱辛,但已氣魄跨出。


能為自己的人民低頭流汗服務,是人生最光榮的付出。我向馬英九先生、江宜樺先生深深鞠躬,感謝他們給了我“俯首甘為牛”的機會。雖然“在水泥地里種花”備極艱辛,但仍是看得見許多青翠嫩苗從地底鉆出,迎向燦爛陽光。


我們處在一個被“不信任”緊緊籠罩的時代氛圍中。支撐著我逆風邁進的,是許許多多文化界、企業界、小區界的朋友。他們放下手邊的工作,為每月百場的各種政策咨詢奔走,為文化做超級志工。企業家在聽完我的理念陳述后,為文學、為電影、為藝術、為臺灣的“文化外交”,以捐款作為行動。小區工作者挽起袖子帶我走遍部落和城鄉的角落。


與我并肩工作的453個同仁,加上從臺灣頭到臺灣尾在小區、在博物館、在各種工地里埋頭干活、服務“國民”的總共是兩千位公務員。對所有勤勤懇懇、任怨任謗的公務員伙伴,我想垂眉低聲說:親愛的,你辛苦了。對所有過去兩年嚴厲批評的,我想說,謝謝你,畢竟批評也讓我們成長。但是對那深知實務艱難而從不吝嗇給我們一個溫暖的簡訊、幾句公開鼓舞的,我想說:感恩,請給我們公務員更大的鼓勵吧,他們會因而更有力量,為臺灣的進步更加努力,真的,因為善念吸引善念,陽光輻射陽光。


即使是人在香港的九年期間,我隔周必飛臺灣,“跋涉”到屏東鄉下探視母親。母親明年初將跨入90歲,我決定以更多時間陪伴她走人生的“最后一里路”。


“文化部”的“第一里路”只有一次,母親的“最后一里路”,也只有一次,同屬人生中不可錯失的飲水思源報答時機。


接受任命之初衷已達,我滿懷感恩之深情,回到文人安靜的書桌。


龍應臺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這一千天,她唯一的“武器”是誠懇


文 | 蘇潔

本文來源于中國新聞網(有刪節)


1999年12月的一個凌晨,臺北冬夜的雨仍在下。


龍應臺坐在臺北市議會的大廳一隅,看著細細的雨打在窗玻璃上,嘀嗒作響,感到全身徹骨的寒意。


“局長,你說吧,什么叫做文化?”凌晨三點鐘,龍應臺站上了質詢臺,為臺北市的文化預算辯護。對面站著的議員剛從外面進來,似乎喝了點酒,滿臉通紅,大聲問道。


對著空蕩蕩的議事大廳,龍應臺一下子變得很感性。拋開預算、項目、艱深的學術定義,在連著數月的質詢期末尾,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緒的宣泄口。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只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一個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帶?他怎么從賣菜的小販手里接過找來的零錢?


如果他在會議、教室、電視屏幕的公領域里大談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在自己家的私領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嗎?他對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禮相待嗎?獨處時,他,如何與自己相處?所有的教養、原則、規范,在沒人看見的地方,他怎么樣?


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沉的社會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茍且,因為不茍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能。”


講這番話時,龍應臺的腦袋仍是半暈眩狀態。當天接連十幾小時的質詢,議員發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聲音,透過麥克風擴大音量,震得她耳朵嗡嗡作響。


走下質詢臺,她抬眼看著窗外,臺北的雨仍在下。


很多年后,再回憶時,龍應臺坦言,那是她做臺北文化局長時最難忘的場景之一。那時的她,一天花15個小時處理政務,被外界形容是“掙扎在臺灣官場”。一度被議員質疑“不是臺灣人”時,龍應臺曾憤怒地高舉著右手大喊“我抗議!”在極度的壓抑和挫折感下,她也曾半夜打電話給時任臺北市長的馬英九求救。但無論受到怎樣的捶打,龍應臺還是學不會打躬作揖的規則。“如果是作家龍應臺,早就拂袖而去了!”說到激動,她握著拳頭。


2003年,卸任臺北文化局長后,龍應臺去大學教書,像逃一樣地回到了學術的樂土。后來她搬去了香港,在香港大學任教期間,除了寫字和教書,偶爾會和兒子坐在家里的陽臺上,端杯酒,看著傍晚的大海,說說話。另一個海島上曾經歷的那幾年恍如隔世。


2009年,龍應臺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繼《野火集》后再掀兩岸閱讀風潮。


五年后,這本書仍擺在臺灣各大書店暢銷書榜的前列時,龍應臺卻在為即將參加的“立法院”質詢胃痛,仿佛多年前臺北市議會經歷的那一幕又回來了。她要去做臺灣“文化部長”任職兩周年的施政報告。2012年,回臺灣接掌“文化部”,任臺灣首位“文化部長”時,龍應臺沒和任何人商量。



第一天上班,龍應臺一個人在辦公室打掃,慢慢有人走進來,她一個一個地認識,“剛開始會覺得,好像面對一群可愛的‘烏合之眾’。他們都是來自完全不同部門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干什么,既沒有共同的目標,也沒有共同的工作方法,彼此間也沒有默契。”


臺灣“文化部”,是2012年5月從“文建會”“新聞局”“研考會”“教育部”等四大塊業務部門正式合并而成的。不僅業務變成原先的四倍,內部人員彼此也不太熟悉。對于剛上任的龍應臺來說,如何整合“老樹與雜草”,讓“文化部”的地下管線接起來,并非易事。


“頭一年,我的感覺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時候,會問自己‘天哪,我來這里干什么?’這感覺蠻黑暗的。直到第二年的時候,每天晚上也是精疲力盡回到家,我開始會覺得‘嗯,今天又做到了一點事情’。”龍應臺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當“部長”最初的感覺,好像是自己站在沙灘上,腳還沒站穩,一個浪頭就打下來,還沒準備好,第二個浪頭接著打下來了。


于不信任,龍應臺有些無奈。“如今媒體的生態已經變成,它拿著弓箭對著你,不管你每天做什么,它是要找地方可以去放箭,而且是四面包圍的狀況。也就是說,它是帶著不信任去看你的,所以這個讓我整整有一年時間,覺得蠻沮喪的。”


龍應臺坦言,她不習慣在一個不被信任的環境里工作。“我以為我沒有什么私利的考慮,只是做一個公仆,你為什么不信任我?這是整整頭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掙扎的狀況。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這就是現實。并且接受以這個為前提來工作。大概是兩年來,我覺得這是最艱難的一件事情。”



工作時的龍應臺一絲不茍,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她會有一連串的追問,似乎一定要把對方掌握的所有有效信息都“榨干”。而一旦工作結束,她會馬上用燦爛的笑臉迎接你,“怎么樣,還好吧?”


身邊的人透露,“跟‘龍部長’一起工作很不容易,因為很累。但也因此可以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情。”臺灣公共電視董事會選舉,就是龍應臺無數次想放棄,但最終還是做成了的其中一樁事。


“我唯一擁有的‘武器’,就是我的誠懇。由“立法院”推舉的公視董事會評審會成員充滿了政治猜忌。所以我只能找所謂社會公正人士,有身份有地位、有社會信任的人,來做我的候選人,結果還是被一個充滿猜忌的評審團羞辱。因此是,一批又一批的社會清流,同意被我請進來做‘炮灰團’,一次一次被否定掉。但我還是堅持。”龍應臺回憶,那段推進董事會選舉的日子,她不是沒想過放棄。“有時候想說,就算了吧。”甚至一度說出“廢除公視”的氣話的龍應臺,幾個月后還是重頭來過。


最終,在董事會“難產”的第934天,2013年6月26日,歷經5度審查的臺灣公視第五屆董事會終于誕生。“我想,誠懇還是有用的,我沒有私心。因為沒有私心,所以最后那個充滿猜忌的評審團也不好意思了,在社會壓力下,經過了四五十個‘炮灰團’,最后董事會成功選出來了。”



2012年2月,以“黑馬”姿態進入馬英九行政領導班子的龍應臺,在當年的民調滿意度調查中高居榜首。兩年后,臺灣指標民調公司再做調查,龍應臺的施政滿意度也呈現下降、不滿意度升高的趨勢。


龍應臺似乎并不太在意,大方地給自己的同仁打了100分。一直在“補數位化課程”的她,不久前段用WhatsApp(類似微信的世界通用聊天軟件)給工作群發了條信息,“親愛的同仁,我是政務官有天會離開,你們是事務官,一切都要謹慎再謹慎。”


龍應臺說她喜歡美國詩人佛羅斯特的一首詩,“我們永遠是站在三叉路口選一條路走,不可能走回頭路,不可能回到原點。既然不可能回到原點,那就不存在后悔的事。差別只是,每條路的風景都不一樣。”采訪完,從她遠離市中心的辦公室眺望臺北,這個城市已經有星星點點的燈亮起了。

2015-05-14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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