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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長青:張學良胡涂死了 都市文明與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
曹長青:張學良胡涂死了 都市文明與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
費正清《中國新史》:若非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可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然而,抗日戰爭給了反對派機會,戰爭環境下,在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排除了國民政府剛開始發展的都市文明社會的影響,建立起了一個準備好打階級戰的新形態的鐵幕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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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是西安事變78周年。這篇在張學良2001年底去世之際寫的文章,旨在通過評介張學良,使讀者對西安事變有一個更接近真實的了解。

談中國近代史,離不開國共兩黨;而研究國共兩黨史,離不開西安事變,因它是兩黨關系的轉折點;但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活到101歲,就是不肯說出事變內幕,直到2001年10月14日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帶進了墳墓。

自1936年西安事變至今,海內外出版了很多關于這一事件的書籍,另外還有張學良生前接受各種媒體采訪的談話。但海峽兩岸對張學良的評價卻像黑、白那樣兩極:中國大陸把他譽為“民族英雄”,臺灣定他為“歷史罪人”(解除黨禁報禁后,臺灣已有不同聲音)。

到底怎樣給張學良蓋棺論定?要回答它,就必須弄清楚七個關鍵性問題:第一,日本侵占東三省,張學良為什么不抵抗?第二,蔣介石為何不同意“抗日”?第三,張學良為什么發動兵諫?第四,西安事變造成什么后果?第五,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第六,張學良為何近一生被囚禁?第七,張學良怎樣看待中國那段歷史?

第一,張學良為什么在東北不抵抗?

1991年5月,在張學良被軟禁50多年后首次獲準來美國那次,在東北同鄉會的安排下,我和李勇、徐松林、劉賓雁等八個東北人在紐約以老鄉的名義去看望了他。在長達150多分鐘的聚談中,張學良有意無意地解釋了很多問題。

對于日本入侵東三省,東北軍不予抵抗,世間廣泛流傳是因為蔣介石曾有一手諭給張學良,不讓其抵抗。我問張學良“到底有沒有這個手諭呢?”張學良明確回答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領全中國,我想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借口擴大戰事。我們采取‘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最后不能‘殺不出血’。殺到全中國來了,我們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張學良在臺灣軟禁幾十年后首次接受記者采訪(日本NHK電視)時也是這樣解釋:“當時的中央不是蔣總統,是孫科(蔣那段時間下野,國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長是孫科),當時中央給我的指示是,相應處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認那時判斷錯誤。我下令不抵抗是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謂“錯估局勢”,張學良可能還有不愿直說的原因,那就是東北軍根本不是日本關東軍的對手,如果抵抗就是全軍覆沒。包括張學良在內的中國軍閥們,都是靠部隊多少而存在的,沒有了東北軍,就沒有了張學良的地位。東北深山老林多,盛產土匪。張作霖的東北軍其實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里它是“正規軍”,但碰上裝備精良受過訓練的日本關東軍,東北軍就露出土匪本色。

張學良曾為爭奪鐵路權率東北軍和蘇俄軍隊交過手,結果大敗,被迫簽訂屈辱條約。那次慘敗,等于向日本展示了東北軍不是東北虎,而是紙老虎。1933年3月熱河一戰,日軍僅用128名先頭騎兵,幾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熱河省會承德,可想而知東北軍的戰力和張學良的指揮能力。

汪精衛雖然后來成為漢奸,但在918事變時,他是主張抗日的,他繼孫科后出任行政院長,曾多次給張學良發電報,催促他出兵抵抗,責備張學良“去歲放棄沈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土地,陷于敵手……”但張學良總是推諉說糧餉不足,拒不行動,并還暗指汪精衛無權指揮東北軍,結果氣得汪精衛辭職出洋,認為這個行政院長沒法干了。

在日本關東軍攻打熱河之前,中國有識之士都認為張學良這個當時吸毒成性、沉緬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沒有能力指揮整個華北的抗日,軍政老將宋哲元、商震、龐炳勛等都要求蔣介石親自北上,指揮抗日。著名知識分子胡適、丁文江、翁文灝三人當時曾聯名致電蔣介石,指出華北抗日,不是張學良能夠領導的,熱河如果再輕易失守,政府責任難逃,吁請蔣介石速來華北親自指揮。

蔣介石接到胡適等人電報后覆電說,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當天夜里,熱河全境就被日軍占領。蔣介石后來感嘆說∶“我估計日本要用六個師團的人,日本國內和臺灣(當時在日本手里)都得動員兵力。我們每日都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故料日本不過虛聲嚇人而已。不料日本對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能力的了解)比我們知道得多。”

當時進攻東北的日本軍隊只有幾萬人,而僅張學良的東北軍就有30萬部隊,但熱河就這樣輕易失守,對此胡適非常悲憤,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后”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担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質學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了“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但卻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于水火,貽誤國家。

雖然張學良在紐約聚談時澄清,當時沒有蔣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紙手諭,但從整個抗戰背景來看,蔣介石對張學良在東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種默許態度的,主要原因是蔣對當時中國和日本的軍事實力懸殊有比較清醒的認知,傾向于忍讓、不擴大事端,以爭取時間。從這個意義上說,張學良采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錯,它可以為國民政府保存一定軍事實力,以后從長計議。因此可以說,東北不抵抗是張、蔣兩人的共識。史學家爭論到底是張不抵抗,還是蔣下手諭,并無實質意義。

第二,蔣介石為何不同意“抗日”?

東北失守之后,蔣介石為什么不同意張學良要抗日的主張,最后激發出西安事變?從常識和邏輯來說,當時連一般老百姓都無法容忍日本侵略,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懷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怎么可能就不準備抗日呢?從蔣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盡管他和毛澤東有很多不同,但有一點非常相似,他們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這點從后來他和毛澤東都無論如何要堅持“一個中國”可以看出。蔣介石寧肯中華民國忍辱退出聯合國,也絕不放棄大陸版圖,更不走臺獨。

而且八年抗戰的歷史事實已證明,蔣介石不僅堅定抗日,而且領導了整個抗戰(國民黨部隊承担了主要戰場)。據香港學者李谷城的研究統計,八年抗戰,國民黨軍隊傷亡340萬人,共產黨軍隊傷亡61萬人。從犧牲的人數大小也可以看出誰在承担主要的戰場和責任。

從臺海兩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證實,蔣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時機上和張學良有嚴重分歧,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抗日之前,先統一內部,清剿紅軍。這種政策主要出于兩個考慮:

一是當時中國雖結束了軍閥割據,但政令難以統一。在陜北,共產黨不僅擁有軍隊,并割據一方。蔣介石苦心經營的五次圍剿,雖然前四次失敗,但第五次獲得成功,紅軍被迫進行“兩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陜北的紅軍僅剩幾萬人,蔣介石多年的圍剿終于有了眉目,他怎么讓它功虧一簣呢。

二是以當時中國的國力無法與日本匹敵,必須盡量爭取時間,以儲備力量。史學家黃仁宇在《從大歷史讀“蔣介石日記”》 一書中說,當時蔣介石“深知兩方的實力,如即此倉卒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因此蔣的策略是,盡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發,以爭取時間組建更多師團,建造兵工企業,構筑能夠對日作戰的國家能力。

1934年,蔣介石就把為抗日而建立的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直屬蔣直接領導的“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創建軍工廠和重工業。西安事變時落到張學良手里的蔣介石日記中對這些國防設計有詳細描述(這也是促成張學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變前一年,蔣介石還堅持“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

但蔣介石為什么不把他的想法告訴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國民眾呢?“九一八”之后,日本內部對是否攻占整個中國也有分歧,當時日本政府向“國聯”(國際聯盟)提出的對華五項條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護日本臣民在滿洲之一切和平業務,尊重日本在滿洲之條約利益”,日本“尊重中國土地之保全”。雖然這種條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國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國的時間,以積蓄自己的力量,從長計議。

因此如果作為當時中國領袖的蔣介石公開這種戰略部署,等于告訴日本人,中國正臥薪嘗膽,準備全面抗日,會刺激日本鷹派提前全面侵華。因此國人當時多不知蔣介石的這種國防設計。

日本占領東三省后,中國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學生和小知識分子們,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刀槍不入”的義和團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熱血沸騰,難以聽進去理性的聲音。

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此保持清醒頭腦的是胡適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適發表“華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張“停戰謀和”,指出以中國之國情“不足以對日言戰”;“戰則必大敗,而和則未必大亂”。

胡適后來還提出,“日本倘能自華撤兵停戰,中國不惜承認滿洲國”。胡適為文解釋說,當年比利時曾被德國占領,法國割兩省給普魯士,都是由于實力懸殊而采取的權宜之計,后來有實力又收回。

但胡適的見解不僅無法成為主流聲音,而且被指責為“漢奸”“賣國賊”。胡適當年曾感慨: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

胡適和汪精衛的本質不同是,一旦所有謀和手段失敗,日本進攻全中國,胡適則堅決主張全民血戰,直至最后一寸土,最后一個人。這也是后來他為什么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蔣介石的幾次懇請后同意到美國做“中國大使”爭取美國援助的原因之一。

第三,張學良為什么發動兵諫?

熱河失守后,全國輿論沸騰,責罵政府無能、不抗日。據中國大陸作家王朝柱的《張學良和蔣介石》一書(臺灣國際村文庫書店93年出版)中引用的張學良秘書王卓然當年的日記,熱河失守后,蔣介石曾和張學良密談,蔣說,現在全國群情沸騰,我們兩人(指蔣張)同乘一條小船,現在風浪太大,必須下去一人,否則船沉;將來局勢平穩,下船的人再上來。張學良表示:“我身體不好,精神萎靡,東北失守……這次熱河失守,我更是責無旁貸。愿引咎辭職。”隨后張學良下野,去歐洲“考察”。

從此張學良被人罵為“不抵抗將軍”,連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張學良的四弟張學思曾任解放軍海軍參謀長,文革時被紅衛兵批斗迫害致死。據1996年6月1日上海《文匯讀書周刊》發表的劉永路整理張學思檔案發現的材料,918后張學思的內衣曾被同學用墨汁涂寫“不抵抗將軍之弟”,張學思感到羞辱難忍,闖進張學良所在的北平順承王府,拿著那件內衣,面責大哥為什么不抗日。本來是張、蔣的共識——為避免擴大事端而不抵抗,最后責任落在張學良一個人身上。張學良的痛苦、壓力可想而知。

但在這種情況下,從歐洲考察回來后,張學良不僅沒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為西北剿共副總司令,負責攻打紅軍。張學良本想通過抗日洗刷“不抵抗將軍”的污名,現在不僅無法實現,而且東北軍和紅軍交手兩次,兩次大敗,張的兩個師被殲滅。蔣介石不但不給兵員補充,還把兩個師的建制取消了。這使張學良疑心,蔣可能在一箭雙雕:剿匪成了,紅軍被消滅;不成的話,東北軍被削弱,而蔣的中央軍則保全實力,因此更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抵觸。

張學良是在父親被暗殺后匆促繼承父業,成為東北軍最高長官。他從小不愛讀書,喜歡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識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學生,更談不上對中國當時的國情認知到胡適那種水平;而且他對蔣介石的戰略部署根本不知情(后來看到蔣的日記醒悟,說明原來他并不了解蔣不僅要抗日,有周密國防計劃,而且還要重用他)。

除此之外,張學良還有一個隱秘的動機,那就是利用兵諫逼蔣抗日之后,他就可以在西北聯合紅軍和西北軍而割據,不僅洗刷不抗日的污名,而且可與蔣分庭抗禮。

事變之后張向蔣提出的條件,不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還有成立西北聯軍和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等政治要求。張學良所以提出這樣的條款,是因為他在共產黨人周恩來等秘密接觸談判中,周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張學良的東北軍為主、西北軍和紅軍為輔的“三位一體”的西北聯軍,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

(近年中國大陸也有學者研究認定,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不是為了抗日,而是要建立以他為首的“西北聯合政府”。這樣他這個失去“東北王”地位的軍閥,又可當上“西北王”。他的抗日是借口,要當“西北王”才是目的。)

據中國大陸新公布的史料,張學良在首次和周恩來密談時,就給了“見面禮”兩萬大洋和20萬法幣,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間的規矩做的,顯示張學良對共產黨根本缺乏了解,他把紅軍當成西北軍一樣的地方武裝;而周恩來對張學良彬彬有禮,一口一個“張將軍”地推崇,也使張學良產生紅軍和西北軍都要推舉他為“西北王”的幻想。

張學良當時已經看到回東北無望,因此聯合紅軍和西北軍建成“西北聯軍”,并成立以他為首的“西北抗日聯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蘇聯和斯大林的軍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據和稱王。當時東北軍有近20萬部隊,西北軍3萬人,再加上經過長征剩下的2萬紅軍,這支25萬人的“西北聯軍”是蔣介石難以對付的。

因此紐約州羅徹斯特理工大學中國歷史教授朱永德在提交給西安的“西安事變60周年研討會”論文中就置疑說,“張學良事先真的仍準備一旦蔣答應終止內戰一同抗日就會將蔣釋放?從今日的資料來看,當時的計劃是在組織西北聯軍,發動西北大聯合,籌劃西北抗日聯合政府。”

但張學良即使有這樣的認知局限和隱秘動機,如果沒有另兩個條件,西安事變也不會發生:一個是他權傾一時。張學良從他的軍閥父親張作霖的所謂軍事學校“講武堂”一畢業,就被任命為旅長,那年他才19歲;而當年底就被晉升為陸軍少將(全世界哪有這么個軍事升級法的)。發動西安事變那年張學良才36歲,就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是除了蔣之外,全中國最高軍事領袖;

另一個是他的東北人性格,在紐約見到張學良聚談那次,他描述自己說,“東北人有優點,但毛病也很多,魯莽,好沖動,捅婁子,我正是這種性格,而且人家讓我捅一個婁子,我一定捅倆。”這樣的知識水平,這么大的軍權,又加上這樣的魯莽性格,不出西安事變才怪了。

第四,西安事變造成什么后果?

在西安事變爆發前一年,紅軍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圍剿中失敗,被迫進行兩萬五千里長征,其間兵員損失慘重。在西安事變前夕,另立中央的張國燾又帶幾萬紅軍出走,毛澤東的陜北紅軍僅剩下不足兩萬人,這時圍剿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加起來有33萬人,紅軍處于空前的險境。

但西安事變改變了這一切。共產黨軍隊不但不再被圍剿,而且被正式承認為國民政府軍隊,建制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八年抗戰中,兩萬人的紅軍發展到八路軍90萬,新四軍30萬,共產黨有了120多萬軍隊。

日本歷史學家松元一男在《張學良和中國》(臺灣新潮社1992年版)中說,“在西安事變里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失去了身為國家元首的面子,張學良種下了被監禁半個世紀以上的開端,楊虎城也導致了被慘殺的命運,但是對共產黨來說,拜西安事變之賜,紅軍得以后新生、發展而取得天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張少帥之福。因為認清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一直把張學良看成‘千古功臣’。”

對西安事變導致共產黨和紅軍幸存這一事實,史學家幾乎沒有異議;那么關鍵是人們怎么看待共產黨和紅軍的幸存,和后來獲得政權。如果認為最后掌權的共產黨給中國人帶來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應該肯定張學良;如果認為共產黨給中國人帶來的是專制、災難和痛苦,那就應該否定張學良!

當然,沒有西安事變,后來抗戰爆發,共產黨也可能東山再起。但西安事變給了紅軍一個喘息和幸存機會已是公認的事實。因此胡適說:“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在事變第二天,胡適就曾給張學良發去一封電報指出: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介石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20年;并嚴詞警告張學良“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陪同蔣介石回南京,以謝罪國人;同時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

“中國通”費正清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國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對此寫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來可以逐步引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事實卻不然,抗日戰爭給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機會,他們在鄉間奠定了新的獨裁勢力,卻排除了國民政府剛剛開始發展的都市文明社會的影響,在戰爭環境下,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一個準備好打階級戰的新形態的中國。”

西安事變的第二個后果是,蔣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倉促,結果只能用中國人的血肉鑄成“新的長城”。黃仁宇在他的書中感嘆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以農村社會作基干,不具實質上的統一,衣食未果的國家,打敗一個工商先進國家的先例。”結果是,面對日本侵略軍的飛機、坦克、大炮,中國軍隊根本沒有打擊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綁上手榴彈,滾到坦克底下,與它同歸于盡。

“戰事既開之后,中國即發現不僅航空汽油全賴輸入,空投炸彈亦不能自制,一架飛機缺乏輪胎即不能起飛。……淞滬戰役歷時十周,中國損耗了85個師的兵力(近50萬人!),整個防線暴露在日本海軍大炮射程之內……徐州戰役之后,中國只能以黃河決堤長沙大火等方法遲滯日軍……”

那份力量懸殊的慘烈,那份艱苦卓絕的悲壯,回蕩于整個抗戰過程。

第五,誰應該對西安事變負責?

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歷史中最具戲劇性的事件,因為中國兩千年歷史,從沒有過這種方式的兵諫。兵諫等同于軍事政變,而政變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領袖成為傀儡,因為無論從常識或邏輯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變政見,一旦重獲權力,絕不可能接受這種方式。

但張學良就是這樣一個不按邏輯,不遵常識,不想后果做事的人。在捉蔣前的師軍長會議上,他宣布要動手,眾人無語,只有王以哲軍長問“捉了之后怎么辦?”張學良回答,先捉了再說。這么大的事怎么可以先捉了再說?而在張決定陪蔣返南京時,部下勸阻,他又是先送他回去再說。天底下像張學良這樣胡涂透頂、又獲得這么高軍政領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個,這也是中國一絕。

著有《張學良側寫》一書的臺灣作者郭冠英是張學良的崇拜者,和張“往來甚密”。但他也表示,張學良“是公子哥性格,沒常性,做事沖動,毫無計劃,與這種人共事,‘做他長官頭痛,做他部下倒霉’……結果是‘害朋友,毀部屬’。”(美國《世界日報》周刊1996年12月29日)

但說張學良做事全無計劃也不盡客觀,大陸發表的史料已證實,在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曾秘密和周恩來等共產黨人見面會談,提出“你們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內外夾攻,把蔣扭過來”的方案。

據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變的論文,“張學良曾認真的要求加入共產黨,如今共產國際否決他入黨要求之檔案也已刊出,足見張與共產黨之間所有之關系已非尋常。”因此西安事變發生后,張學良“等待來自莫斯科的是贊揚和無盡的軍事援助。”這位在論文中一口一個“毛主席、周總理”的中國歷史教授也承認,當時張學良認為捉蔣、聯合紅軍,蘇聯就會高興,給予軍援。

但完全出乎張學良意料的是,蘇聯竟聞訊大怒,蘇共《真理報》和《消息報》相繼發表社論抨擊張楊的舉動,認為這將導致中國內戰,日本坐收漁翁之利。已證實的史料是,事發第四天,蘇共給陜北發去電報,要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美國記者斯諾的《紅色中國散記》中也說,宋慶齡曾告訴斯諾,這期間她“曾替斯大林轉過一封很兇的電報給毛澤東,內容是要求中共必須(對張學良)施加壓力放蔣。”張國燾的回憶錄也提到當時曾接到斯大林措辭很嚴厲的一封電報。

中國大陸公布的當時代表共產國際的蘇共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記有這樣的記載:“張學良的行動,不論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只能損害把中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并會鼓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華譜:《中共黨史最新資料》)

毛澤東們本已準備在延安搭臺子公審蔣介石,但迫于蘇共壓力,只得派周恩來去勸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張學良最后釋放蔣,也是在眾叛親離,除了楊虎城之外沒有任何外援下不得已做的選擇。

在紐約那次聚談時,當提到周恩來,張學良仍夸周是“大政治家”,“說話簡潔,反應迅速,非常機敏。我們在一起談事情,三言兩語就能談清楚。”但他也抱怨說,當初周恩來說捉蔣,講得頭頭是道,后來說放蔣,也是頭頭是道。其實關鍵不是周“頭頭是道”是“大政治家”,而是張學良“頭頭無道”是“小土匪頭”,別人怎么說,他就隨著往哪邊走,全無自己頭腦。張學良在聚談時也承認,他是東北的“白帽子”(過去東北趕大車的人都戴白氈帽),這是東北土話,相當于北京話“二百五”,廣東話“漆線”。

西安事變后蔣介石評價張學良是“小事精明,大事胡涂”。張學良在紐約聚談時則評價蔣介石“有大略無雄才”。當年之所以發生西安事變,張學良當然應負主要責任,但這也和蔣介石“沒有雄才”相當有關。

東北不抵抗是蔣、張共識,由張一個人担負“不抵抗將軍”污名,蔣不但不予安慰,還派悲壯地唱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東北軍去剿共,損兵折將又不補充,怎能不讓張學良生疑、不滿。張學良幾次向蔣提出抗日,蔣從不透露他的長遠抗戰計劃(不告訴別人,起碼該告訴一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吧),還像對兒女一樣訓斥他“等我死了你再抗日!”“你給我好好讀書!”當手下特務告知西安可能有變讓蔣盡快離開時,蔣竟自信滿滿地說“他敢!”連宋美齡后來都批評丈夫“不知安撫,刺激生變”。

而且蔣介石既然認為張學良“誤了我的大事”,但回到南京后竟愚蠢地遵守在槍口下同意改變“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口頭承諾(沒有文字),承認紅軍為國民政府部隊,授予番號,頒發軍餉,寧可大事被誤。在他明確認定對方是“匪”的情況下,再按被匪槍口威逼之下的承諾去做,就根本不是值得稱贊的“君子”,而是“傻子”。如果說張學良是“二百五”,那么蔣介石這種剛愎自用、同樣“大事胡涂”就是“二百六”,這樣的正、副司令主導下的國民黨怎么可能不丟失大陸?

第六,張學良為何近一生被囚禁?

張學良陪同蔣介石抵達南京后,受到軍法審判,以“劫持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但四天后張學良就在蔣介石提議下獲特赦,隨后被長期“管束”,實則幽禁,直到蔣家父子去世、李登輝担任總統時才獲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變,不僅使蔣介石喪失顏面,還有政府高官及蔣的幾乎全部衛士被打死。從蔣介石的角度,這種行為顯然于國民政府之法律、于中國文化之倫理、于長官下屬關系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當時軍法審判張學良,獲得國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識分子當時還提出“對張懲處極刑”。

但蔣介石為人話詬的是,他不是使用法律手段,而是使用“私刑”,特赦后一直不釋放,終生軟禁張學良。如果蔣介石認為張學良觸犯法律構成死罪或終生坐監罪,應該當時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而不應以家法代替國法,視法律為兒戲。

有人替蔣介石辯護說,當時如果釋放張學良,他和東北軍就可能成為共產黨的力量;而在去了臺灣之后給張學良自由,他就可能像李宗仁那樣尋機投共,成為攻擊和統戰臺灣的力量。但這些辯護仍是側重策略層面,而不是以法律為準繩;而且都是以假設的可能來剝奪一個在法律意義上已無罪的人的自由。

蔣介石處置楊虎城的方式更是用私刑,秘密逮捕后,不予審判,長期關押,最后撤離大陸時在獄中把楊虎城和他的幼兒楊拯中處決。而且楊的秘書宋綺云全家也是關押多年后被處決,即使宋的孩子(大陸《紅巖》一書中“小蘿卜頭”的原型)也被殺死。如果說楊及秘書是共產黨人該處決(也應通過法律審判),但兩個不到10歲的孩子有什么罪?這完全是封建皇帝那種“滿門抄斬”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張學良到死都不怪罪蔣介石長期軟禁他。在紐約聚談時,張學良說,“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如果我是蔣介石,我會槍斃了張學良,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先生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先生的寬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先生殺了楊虎城,因為應該殺的是我。”

張學良接著還提到,他父親張作霖曾耳提面命,訓誡“做軍人要置生死于度外,要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對此,學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視同平常。軍人叛變是死罪,但我卻活了下來。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張學良獲得自由來到美國夏威夷定居后,北京政府多次捎話邀請他回中國大陸看看。在紐約聚談時,張學良透露說,他在臺灣的一個侄女去中國,曾見到張學良的東北“講武堂”同學呂正操,呂捎話邀請張學良回中國大陸探親訪友。呂曾担任中共將領和鐵道部長,文革中,呂和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一起被打成“東北幫”首領關在一起。呂對張學良的侄女說,當時他為保命過關,什么都交待,讓承認什么就承認什么;但張學思拒不認罪,反而高呼冤枉,結果遭紅衛兵痛打,越打他越喊,最后因斥罵紅衛兵被活活打死。

張學良還透露說,在北京辦亞運會時,當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特地邀請他在臺灣的那個侄女等家人赴北京,參加“亞運會”開幕式,坐在貴賓席。會后楊尚昆親自接見了他的侄女,并捎話給張學良,只要他愿回北京看看,他可派專機到臺北接他。

張學良在透露這些內情后說:依我本愿,很想回大陸去看看,主要是想看看東北鄉親,給父親掃掃墓;但我最怕卷入爭執糾纏之中。我已遠離政治,唯一的愿望是大家把我的名字忘卻,只當一個普通的小小百姓,從此不再有政治糾纏,不再有記者踏破門坎,不再有任何采訪,求閑云之清靜,達野鶴之超脫。因此他給自己起的新名號是“閑云野鶴”。

張學良的老同學呂正操后來還專程飛來紐約,面勸張學良回中國大陸,但張仍是至死也沒有回去他曾說過“想極了”的家鄉,而死在海外。

張學良為什么選擇不回去?從紐約聚談的印象,以及張學良的其它談話可以感到,張學良對當年那種劫持蔣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說自己“魯莽沖動”即是委婉表達后悔之意。

在紐約時還明確說他發動西安事變是“闖了大禍”,自己是“罪人”。他清楚共產黨感激的正是他發動西安事變,使紅軍得以幸存最后掌了天下。如果他回到中國大陸,共產黨當他的面捧他為“大功臣”,他會很尷尬;但如果他真實道來對發動西安事變的悔恨,也會使中共下不了臺。與其雙方尷尬,不如暫時避開,這可能就是張學良一再說等政治不再糾纏時再回中國大陸的真實心理。但中國人的事情,什么時候會沒有政治糾纏呢?

第七,張學良怎樣看待中國那段歷史?

《張學良側寫》作者郭冠英說,“張學良這個人,大陸把他捧得太高,臺灣又把他貶得太低。”臺灣把張學良貶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變導致共產黨最后坐大。但沒有西安事變,是否共產黨一定在中國消失?從蔣介石的剛愎自用,以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很難下這種絕對判斷。

但大陸把張學良捧為“抗日民族英雄”則完全是從政治而不是事實出發。因為連張學良本人看了蔣的日記也明白了,蔣介石不僅要抗日,而且有詳盡的戰略計劃。因此西安事變并不存在促使蔣介石抗日這回事,而只是把原來計劃的爭取時間、積蓄力量的戰略部署破壞了;把全面抗日的時間表提前了。這除了對日本人有利,對中國人則是巨大的災難——抗戰的慘烈已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中國從各方面都準備不足。

史學家許倬云曾對此評論說,“當時中國在選擇抗日的時機上還是太急了一點,假如能再延遲五年,情況很可能完全不一樣。”這位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所以提出“延遲五年”就是因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國對日宣戰之前,中國的抗日戰爭基本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實在是孤軍血戰,犧牲太大,八年抗戰中國軍人陣亡300萬,平民喪生1,000萬。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導致中國被迫倉促提前全面抗日,對中國人、中華民族,都有害而無利。表面看張學良好像是“愛國”,但其實是害國。

張學良是“假英雄”

當然,以張學良的學識和認知能力,當時他完全沒有可能預見到共產黨后來建立的政權,不要說張學良這樣沒有什么知識的人,那些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們,不是也有很多都選擇跟黨走了嗎?

關鍵的是今天張學良對共產黨的認識,對當年他發動西安事變而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責任的認識。但張學良對這些都無動于衷,更無任何懺悔表示。

1994年張學良在接受老報人陸鏗采訪時還斬釘截鐵地說,對于西安事變“我愿負全部責任,而且從不后悔。”(香港《百姓》半月刊1994年5月1日)

在紐約聚談那次,張學良仍表示蔣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是錯的,他的聯共抗日才是對的。如果蔣當年沒有采納張的意見,張以自己的政見沒有得到機會實行而批蔣還有邏輯可言;但事實是蔣已實行了張的主張,聯了共也抗了日,結果怎么樣?!但這就是張學良的“可愛之處”,一生“大事胡涂”,胡涂死了!因此臺灣作家柏楊斷言:“將來無論是統是獨,張學良都不是英雄。”

陸鏗撰文說張學良“對得起中國,對不起自己”。但事實是,在中國現代史上,以個人而論,除了那個黨的之外,沒有誰比張學良更對不起中國了!

張學良是“假將軍”

自張學良繼承父業,就被稱為“少帥”。中國方塊字這種象形聯想,使人想到英姿勃發、統帥千軍萬馬打勝仗的將軍。但事實上張學良是個“假將軍”。他的崇拜者郭冠英在文章中也承認,“918之前他又打毒針又好女色,許多人對他的印象壞透了。”

這個公子哥是因父親被暗殺而獲掌東北軍權的。他曾指揮東北軍五個旅團和蘇俄軍隊交手,結果全軍覆滅;他指揮東北軍陜北剿共,直羅鎮、榆林兩戰,張的兩個精銳師兩萬多人被紅軍全殲;他指揮熱河保衛戰“只到前線去過一次,還是為了陪宋子文;汽車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來,讓他注射毒品……他每天總要打上百支毒劑;而這種毒劑,假如給不吸毒的普通人一次注射10支,即使不死,至少也要重病一場……有次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他竟把下達的軍令公文隨便揣在大衣口袋,忘了發出去。他自己說,當時散在前線的各個部隊,他連其位置都搞不清楚,還談什么指揮作戰!”(畢萬富:“從新發現的史料談張學良的抗日主張”四之二,美國《世界日報》1996年1月16日)

美國《紐約時報》在張學良去世后刊發的長篇英文訃告中也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雖然有20萬東北軍,但他沉迷于毒品和女色,是個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兒(當時意大利駐中國公使的妻子)打情罵俏等社交活動。

張學良是“假基督徒”

1955年,張學良在宋美齡的勸導下皈依了基督教,但其實他是個“假基督徒”。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之一是懺悔,但張學良對做過的錯事卻從無真正的懺悔。

多次采訪過張學良的郭冠英說:“其實張學良從未懺悔,他當然不好大聲說他做對了,他只好說‘做了就做了,沒什么懺悔的問題’……”(引文同上)

在紐約聚談中,當《東方新聞報》主編李勇提到在1949年之后中國在和平時期喪生數量遠超過抗日戰爭時,張學良的回答竟是,“哪個政府為維持政權總是要殺些人的。”當我提到剛過去不久的那個屠殺事件時,張學良竟說,“電視我沒看,對這事不太清楚。……什么事不能只聽一方的。”對這個世界已經定論的事情,張學良竟是這樣的看法,天底下哪有這種沒心、沒肺、沒靈魂的基督徒?

蔣介石軟禁了張學良半個多世紀,固然顯得缺乏人道,但是和無數被俘的國民黨人相比,張學良實在是過著瀟灑的天堂般的日子。他不僅不需要像黃維、杜聿明們那樣去做體力勞動、不需要受人身污辱、不需要接受思想改造,更沒有任何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担憂,在軟禁的頭三年里還有一妻一妾輪流陪伴(如果不是由于夫人于鳳至因病赴美的話,這種日子大概起碼可以維持到張信“基督”的六十年代)。

不知道在這漫長的幾十年里,在張學良平靜的日子里,即使他從未思考過其它中國人的命運,他是否想過有多少國民黨將領、士兵的家庭被臺灣海峽隔了半個世紀,撐過各種磨難熬過來的幸存者們,重逢相見的時候已是面目皆非了。而他的趙四小姐,雖然青春不再,但仍然是那個在身邊照料左右、那個熟悉的她。

即使張學良全然不在意其它留在中國大陸的國民黨人的命運,他怎么也應該記起他的親弟弟吧?我想起在78或79年的時候在中國曾讀到過一篇回憶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思的文章,文中說,張學思在文革中被關押、拷打,生命垂危的時候,想念東北食物,希望獄方能給他吃一點東北的苞米(玉米)楂子和土豆,但就這么一點小小的要求竟然在他臨死的時候也被拒絕了。

張學良說“哪個政府為維持政權總是要殺些人的”,不知這該殺的人里面,包不包括張學思?如果他對八千萬中國人的死亡沒有感覺的話,對自己的親弟弟遭如此非人折磨,并被活活打死也毫無感覺嗎?

在張學良所謂“傳奇”的一生里,他和趙四小姐的“愛情”也是最為人津津樂道和關注的。但在張學良恢復自由來美后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在被記者重復追問“您和趙四小姐這段深刻的愛情、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嗎?您覺得她怎么好?”這些讀者最關心的問題時,他的回答竟是:“當年她年輕時,也是個很好玩的小姐;陪我這些年也實在不容易。”原來趙四(不是三陪小姐)只不過是個“專陪小姐”而已。

這還不夠,他還在91歲高齡時對東北同鄉祖炳民說:趙四小姐趙一荻對他最好,將一生都奉獻給他,但不是他最愛的女人,“最愛的女人在紐約”。

據最近臺灣《中國時報》電子版“張學良和他的四個女人”一文,這四個女人是:他的母親、蔣夫人宋美齡、于鳳至、趙一荻。可能那個“在紐約的女人”是指宋美齡。像張學良這種無知、魯莽、玩膩了“小姐”的土匪頭子,崇拜受過美國教育、又表現出雍容高雅的宋美齡倒不足為奇;但蔣夫人是否像媒體渲染的那樣“關照”張學良則是另一回事兒了。張學良首次來美國在紐約呆了幾個月,連我們這種毫不沾邊的小老鄉都見了,怎么就沒有媒體報導說他見了一直住在紐約、近在咫尺的宋美齡呢?應該不是他不想見“最愛的女人”吧?而且在他死后宋美齡也沒有任何公開的表示。

陸鏗曾對我說,趙一荻告訴他:她感謝蔣先生,因為沒有蔣先生的“管束”,張學良的身體早被“掏空”了。張學良即使到了晚年,仍是“性”趣盎然,逢人就炫耀他的好性本色。

男人好色是天性,既不是奇聞,更不是英雄之舉。但跟到處炫耀好色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女人真是天下最不幸的女人(當然張學良也有情可原,他活到一百歲,除了好色,沒有任何其它值得炫耀的東西)。沒想到陪伴了張學良73個年頭(其中35年沒名份)的趙一荻女士竟這么可憐,他從張學良那里得到的評價只不過是個“很好玩的小姐”,陪他玩了一輩子,最后人家最愛的還是別的女人。

張學良在晚年熱衷什么?1994年2月一群華人在夏威夷同張學良聚會時,張自我總結說:“我已經93歲了,我這一生有三愛:愛打麻將;愛說笑話;愛唱老歌。只要有得玩,我就不累。”這就是被中國人視為“民族英雄”的張學良——全然一個市井村夫,而且是活得最俗氣、最胡涂、最沒靈魂的那種。從1936年到2001年,65年的生命在推麻將中推掉了,活到超過一百歲,什么人生道理也沒活明白,真是白活了!

惟有那首張學良給無數人題了無數遍的打油詩,倒可能是他一生唯一“明白”的自我畫像:

自古英雄多好色,

未必好色盡英雄;

我雖并非英雄漢,

惟有好色似英雄。

2015-05-14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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