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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網線下讀書會:我們要借胡適來清理骨子里的文革血液
共識網線下讀書會:我們要借胡適來清理骨子里的文革血液
試想,胡適留在大陸,一定會增加知識分子批判運動的戲劇性。那些留在大陸的保守派知識分子、自由知識分子,除了極少數像陳寅恪那樣的人沒有接受洗腦,大部分人都悲壯的變成了新政權的思想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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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骨子里流動的文化基因,嚴格說來是文革的東西。我們深知,中國是無法用這種斗爭精神來解決建設現代國家、建設現代社會、建設現代文化等種種問題的。對之,必須用胡適精神加以超越,才能促使國家走上健康的現代發展軌道。


共識君按:共識網聯合中央編譯出版社推出的第二期線下讀書會——“重思胡適”圓滿結束。讀書會現場,高全喜、許章潤、任劍濤三位嘉賓做了相當精彩的發言。現摘錄部分,以饗讀者。全文請戳最下“閱讀原文”


我們要借胡適來清理骨子里的文革血液


胡適先生


任劍濤:胡適這樣一個人物,我們為什么要紀念他?


1980年代以降,中國的文化熱、傳統文化熱、現代文化熱,持續不斷,但到今天,我們對中國文化究竟會有個什么出路的問題,心里還是沒有數的。


尤其是我們在座的三位,在1970年代末進入大學,親歷了整個改革過程。但是我們骨子里流動的文化基因,嚴格說來是文革的東西。不同于現今的極左派,我們三位都是在與自己文革文化基因戰斗的學者。


為什么有些夸張地使用"戰斗"一詞呢?原因在于,我們骨子里流動著的,實際都是文革的血。我們不與之戰斗,就會輕而易舉地陷進極左的泥淖而難以自拔。


我們成長在一個唱紅打黑的時代。我們的小學、中學都在唱紅打黑,唱紅不用說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東方紅》、《國際歌》,都是紅得不能再紅的歌了。打黑打誰呢?打地、富、反、壞、右,比現在打黑的范圍廣泛很多。


我們骨子里流動著的都是紅色血液,充滿著斗爭精神。但我們深知,中國是無法用這種斗爭精神來解決建設現代國家、建設現代社會、建設現代文化等種種問題的。對之,必須用胡適精神加以超越,才能促使國家走上健康的現代發展軌道。


胡適與蔣介石——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系


許章潤:適之先生處理與蔣介石的關系,惟微惟危,給我們今天處理學術與政治、思想和現實之間的糾葛,提供了一道足堪借鑒、還算賞心悅目的亮麗風景。


臺灣,胡適與蔣介石


我曾經講過,蔣、胡二人,生值一個青黃不接、新舊交替的時代,一方面看,既非傳統政治中的君臣,卻又分明是君臣;另一方面看,既非真正共和新民與元首,卻又是新時代條件下共和國里的總統與公民。這樣一個新舊雜陳的時代,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難乎其難。


在此,可以說,他們二位把君臣之道做盡了,做到極致了,做到了那個時代條件所能準允的完善的地步了。


剛才劍濤講到蔣介石心中恨他,于日記中發泄,不難理解。畢竟,這樣一個專制、極權的總頭子,官僚資本和權貴階級的寡頭代表,對于自由主義旗手、新文化的"領班"適之先生看不慣,或者,雅不欲其另立山頭,素王也,而必欲除之而后快,有什么奇怪的呢。


但是,卻終身容忍,基本恪守界限,后者也才終于萬里歸適,死而后已,這才叫佳話。


適之先生沒有滑到左翼激進革命暴動那一脈,亦非以"國師"自恃,只管立場,不問價值,毋寧,以在朝為國卻不喪失信念,在野治學卻永葆批判精神這樣一種艱難的立場,維持著二人的關系,其實彰顯的是知識分子和政治、學術思想和現實的政治勢力、以及君臣之間等等諸如此類關系中的張力,不僅得力于自家的定力,也獲益于對方的雅量。


各位,他為我們今天如何處理讀書人、知識分子和現實政治力量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榜樣。所以,在這一點上,適之先生一生行宜,昭示著并且較好處理了剛才我所講到的君師關系、德位關系和理勢關系等二元緊張,一個過渡時代的動人圖景。


各位知道,過去講知識分子、讀書人、士大夫代表了"德",而現實的君王和官僚體系代表了"位"。位者,世俗之勢力也;德者,超越精神與人類理想也,用中國老話來講,就是經史義理、詩書文教和王道倫理。


因此,以德抗位,從道不從勢,君與師兩分,是古典中國一以貫之的精神理念,也是中國文化秉持超越精神而巧妙調理世俗政治的一種能力。我相信,這一點對于今天的中國依然適用。


東林書院:明末東林黨人的大本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當今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基本上在政治勢力面前保持了相對獨立的姿態,不失批判立場,恰恰洋溢著傳統讀書人的氣節。


與此相反,新儒家群體中的一些頭面人物,開始出現討好現實政治的趨勢。至于新左派,特別是理論左派,仿佛從來都是"別動隊"。我想,他們要好好向適之先生學習,好好在此汲取精神養料才是啊!


主持人:謝謝許老師。接下來有請高全喜老師。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有本質區別


高全喜:在此,我想說一個問題,即我們要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兩者做出重大的區別。


新文化運動那一撥學人,以胡適為代表,他們所開啟的是"古典的現代性"這樣一條道路,他們與"五四運動"所開辟的革命激進主義的現代性道路是有本質區別的。


這一點,我們今天在臺灣就可以得到印證。去過臺灣的,都可以感受到,那里的生活屬于一種古典的現代性生活。有傳統,有古典生活,但是確實又是現代的,洋溢著現代精神,科技、文明、倫常,政治也是的,現代政治、民主政治,立憲政治。


我近來一直在文章中使用"古典的現代性"這個詞匯,我覺得,通觀英美和中國的臺灣,還有日本、韓國,他們都屬于這個現代性的譜系,現代性融匯了古典性,所以至今也都是生機勃勃。中國今天似乎是已經淪陷了,還好我們還有臺灣,現在應該是重新恢復傳統的時期了。


但是恢復傳統,究竟是以何種精神來恢復傳統,顯然,不能采取復古主義的反現代方式,只能是通過現代性來恢復傳統,有人以一種保守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很多所謂的新儒家,他們通過拒斥西方現代性來恢復傳統,對此我是不贊同的。


我認為胡適為我們做出了榜樣,首先必須要有一個現代的精神,尤其是現代的自由精神。


所謂現代性,主要的是指自由、民主,這是一個現代生活最根本的根基,也是現代國家的立國之本,沒有一個自由的政體,沒有一個民主的政治,哪有現代精神?


所以在這里,我們就看到胡適所開辟的這樣一個古典的現代性,這樣一種自由主義的新傳統,其價值與意義之所在。可以說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能夠抗拒兩種看似對立的思想意識的坐標系:


第一,拒絕紅色的激進主義的所謂現代性,因為紅色的東西是蘇俄的現代性,那是一種走向極權主義的現代性邏輯,時下一些政治理論家跳出來還在為這種專政主義的政治辯護。而胡適先生不媚于權貴,自由人格,坦坦蕩蕩,這是做人的基本風范。



第二,對那些企圖在舊倫理中義理的原教旨主義,也是一個警醒,傳統中的有些東西死掉了,因為它們沒有生命力,古典的現代性,其發揚的是具有生命力的傳統,是活出的傳統,對于這個傳統,我們不但要心存尊敬,抱有同情,而是它們就是我們現代生活的一部分,是水乳與共的。


胡適先生所代表的這種自由主義,為我們指明了方向,既拒斥泥古的保守主義又拒斥激進的革命主義,它在一個基于現代自由民主的理路中很好地融匯了傳統,繼承了傳統,是中國傳統的現代性轉變,我認為這才是中國思想的正道。


主持人:謝謝三位老師。下面的時間交給現場的讀者。


胡適和毛澤東的恩怨糾葛


提問:三位老師好!我有一個問題,毛澤東對胡適之前是崇拜的,后期是批判的,胡適眼中的毛澤東是怎樣一個人?


任劍濤:毛澤東和胡適的關系,簡單歸納一下,他們的關系是一個政治家跟一個學問家的沖突和交匯的關系。


毫無疑問,當年胡適作為五四或者新文化運動的風云人物,是毛澤東非常崇拜、敬仰的人物。在北大有所交集,但相交不深。毛澤東當時對胡適的景仰自不在話下,而胡適當時對毛澤東的扶持也相當明確。


許章潤:他一個北漂青年,一個月拿八塊多錢,適之先生是文科學長,風云人物,就相當于現在一個北漂青年到人大想跟劍濤你勾兌,你能跟他勾兌嗎?(笑)


任劍濤:這是毛澤東跟胡適的早期關系,可以簡單概括為一個"屌絲"和一個"領袖"的關系。


到了后來,情況發生了重大的轉變。1940年代后期,毛澤東作為威震中國的政治梟雄,有一小天下的氣概。這個時候,毛澤東要處理的核心任務是,樹立作為新的政黨政治權威以及建國的思想權威。胡適是民國的現代思想權威。兩種不同權威的遭遇,正好與兩種國運的走向疊合,走向不言而喻。


話分兩頭。首先是1948和1949年階段,當時中國政局發生劇烈轉變,毛澤東曾經圈定的一個挽留重要統戰對象的名單,胡適赫然在列。但胡適沒有接受毛的挽留。


當時國民黨也開出了一個類似名單。但胡適既沒有留在大陸,也沒有前往臺灣。作為國共兩黨爭奪的對象,胡適拒絕成為政權轉手的政治符號。


試想,胡適留在大陸,一定會增加知識分子批判運動的戲劇性。那些留在大陸的保守派知識分子、自由知識分子,除了極少數像陳寅恪那樣的人沒有接受洗腦,大部分人都悲壯的變成了新政權的思想奴隸。


知識分子批判運動


1949年以后,胡適恰成政治認同的反面符號。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當然會從早年的崇拜者,變成晚年的敵對者。不幸的是,胡適1962年去世,沒有機會繼續觀察事態的演變。


不過,這里是很有趣的是,中國現代合理化政治即立憲民主政治乏善可陳的情況下,激進主義政治取得中國基本權力面,獲得政治主導權之后,卻將自己思想的襯托者即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同時掃進了歷史垃圾堆。


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大致是因為激進主義者如毛澤東想"畢其功于一役"的解決中國問題。當他認為自己"畢其功于一役"地解決了中國問題的時候,當然對曾經在思想上敬仰的胡適,就會變成在政治上的仇視對象。


這一重大轉變也是合乎邏輯的。至于毛本人和胡本人的相互評價,意義不大。在某種意義上,與其欣賞他們的相互愛憐、惺惺相惜,不如看到其間蘊含的是建國選擇的兩條道路、兩種品格。


歷史的書寫很簡單,他們所代表的兩種中國道路,以及他們晚年所寄居的兩個政治實體的走向,已經呈現了他們內心揮之不去的問題的答案,這多少有些讓人冰涼的感覺。謝謝!


為什么胡適必定不會留在大陸?


高全喜:我先說為什么胡適先生最后沒有留在大陸,你剛才說胡適"聰明",這是你隨口說的,我覺得這里不是胡適聰明不聰明的問題。而是一種本質認識,而且也是一個重大的、根本性的必然選擇。為什么呢?


因為對社會主義蘇聯,他30年代還有一點欣賞,但是很快就不贊同了,相對來說,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乃至全世界的知識分子都對蘇聯抱有贊賞的認識時,在中國學者或者中國文人里,只有徐志摩有過非常清醒的判斷,就是蘇聯的道路不是一條好的道路。


適之先生從欣賞很快就轉向了否定,由此他曾經寫過文章,專門論述甲乙兩種不同的政黨。他指出,一般的現代政治是一種政黨政治,但是那種政黨政治與蘇聯布爾什維克的政黨,是完全不同的政黨,這種甲黨,與蘇聯的乙黨,雖然都是政黨,但卻是兩種政治事物。


由此,我們看到胡適對于共產黨以及共產黨的建國,有著清醒的認識。四十年代很多所謂民主人士都到過延安,胡適從來就沒有去看看的想法,他已經認識了這個本質。


到共產黨三大戰役取得了勝利,在大陸建立了政權,對此,他是必然要離開的,因為這不是他認同的政治。


但是回過頭來看,胡適的這個選擇顯然是正確的,至少,他的一生,保持了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我最敬佩胡適先生的,也在于此,他的人格尊嚴從來沒有被羞辱過,這對于一個生活在今天的中國人來說,是有多難得。

2015-05-14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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