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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永圖、白巖松:中國人沒有信仰 哪來的希望與幸福
龍永圖、白巖松:中國人沒有信仰 哪來的希望與幸福
中國人進廟觀里目的非常明確,不是升官發財就為祛病消災,指向特別明確,還發明了許愿和還愿這一說,全是臨時的。利益導向而非求得內心充實寧靜,沒有對天地的敬畏,對生命根本性的信服,使得社會時常顯出濃重的戾氣。
白巖松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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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龍永圖 白巖松:中國,再啟動》,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時間:2014年11月。


每天打開電視或上網看新聞,常看到:“航班延誤游客圍攻機場工作人員”“機場爆炸”“商場砍人”“孩子被摔”“城管打死人”……社會時常顯出濃重的戾氣。我們不能只簡單譴責這一戾氣橫生的現象,也不能指望肇事者被懲罚就萬事太平,此刻,更需要思考的是這些戾氣的根源在哪里。


我覺得三個因素可以涵蓋中國目前的很多問題。


第一個,來自不信任。現在中國龐大的信任危機是焦慮產生的重要因素。飛機飛不了,如果說是空管原因或是天氣原因,可能沒有乘客會相信。他拿起電話一打,一聽說北京天氣好著呢,就急了,說北京天氣好著呢,你怎么撒謊?我無意替中國的航空公司解釋,的確,它的服務有時會讓我非常難以忍受。但是我仍要替它申述一點,中國的空中空間給民航的比例只有17%,剩下的全被拿走了。民航也有它非常委屈的一面,因此,有時候不得不撒謊。撒謊,公眾不信任,所以就會焦慮,如果要信任的話就會心平氣和得多。


第二個,我覺得來自中國人的“怕吃虧”。人太多了,所以都怕吃虧。我買了票你不讓我走,那我不冤死了。


第三個,最重要的是,中國人已經非常習慣直奔目的,干什么事都是直奔目的,過程往往被忽略了,尤其是旅游。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我從來不習慣那種直奔目的地的旅游。有一次在廈門鼓浪嶼,98%~99%的游客,甚至100%的游客,一到鼓浪嶼就會直奔日光巖,到了那兒,爬幾步照完相轉身就走。而我離開日光巖不到100米,走進鼓浪嶼的巷子里,突然看到另一個鼓浪嶼,最美的鼓浪嶼在巷子里。其實很多風景都在意外當中,但是大家都直奔目的地了。有個外國人寫了一篇文章《跟著中國旅游團游歐洲》,他跟了一個中國的旅游團,八天十國旅游。八天十國旅游,這在國外是沒有的,只有我們中國有。我們還有世界公園,一個公園里邊有50多個國家的典型建筑,一天就能游完。我們太想直奔目的地了。


這就是過去匱乏所導致的一種急于擁有的心態。但是要忍受它是一個過程,慢慢地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離開這種生活方式,離開這種節奏。機場上安靜的人會多起來,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人一聽“延誤”,心平氣和地轉身拿出一本書。有的時候他可能突然還會“感謝”,幸虧今天飛機晚點了,我能把這本書認真地讀完了。如果未來有一天,我們有越來越多的人是這種心態就會好得多。


別去信那些沒用的


一個人要想成功有三個層面,一個要立言,一個要立功,一個要立德。馮友蘭先生曾說,立言和立功都有成本,立言需要天才,立功也就是事業有成,需要機緣。他說只有立德是最高境界,但是成本最低,可是最難,需要你每天堅持。我覺得幸福也要回到這三個詞上,我還是愿意強調精神的作用,因為這個跟意識形態沒有關系,物質有的時候也需要機緣,情感有的時候也需要機緣,但是只有精神需要你自己很強大,有一個強大的心臟。


舉龍永圖先生的一個例子,我很少講這個例子,但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時他還是副部長,有一次把我們幾個人叫到他的辦公室,當時他也正處在最艱難焦慮的時期。因為是我們內部會議,當時他脫口而出:“我要是為了當官,你見過有這么當官的嗎?”這一句話透露了什么呢?他的精神支柱高于官位,或者說跟官位沒有關系。就像他有一次在日內瓦即將上電梯時跟我講的:“你知道為什么要復關嗎?中國不能走回頭路啊。”這是他超越于官位的巨大的精神支撐,讓他那么多年來都葆有一種很亢奮的動力。


對我來說也如此。我不想去講述我每天做新聞時所遭遇的很多東西,但是經常有人問我,你為什么還在做?我說起碼因為我還在相信,相信新聞有助于這個時代變得更好。我愿意信,新聞是我的某種信仰,對未來的好奇是我的信仰。


新聞永遠跟其他職業不太一樣。論工資收入,全世界媒體行業的收入都中等偏下。因此,從養家糊口的角度來說,這不是一個好職業。為什么還有很多人義無反顧、前赴后繼呢?因為除了工資收入,還會有一些情感和精神的收入,有一種改變的欲望和推進改變之后的小小的、卑微的成就感。當然,現在很多有關系的人都去了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都去考國家公務員了。


我每年夏天都會回老家內蒙古呼倫貝爾大草原,幾天不關注新聞。那兒的人也不太關注新聞,生活很好,幸福指數很高。你無力時,要知道有的人可能更無力,怎么去讓那些更無力的人有力,哪怕多點希望。作為職業,這是使命。


因此,做新聞的人,不能人家失望你也失望。那么希望在哪兒?要一點點地推動改變,讓人看到一種希望。我覺得,希望才能支撐人們幸福指數高一點,往前走。


如果有一天這些信仰不在了,崩盤了,我就不會再干了,但是支撐我的是這些東西,我就可以忍受日常的悲傷、挫折、打擊。因此,每一個人,不管窮還是富,不管年輕還是已經衰老,都要給自己的精神找一個支柱,它是最廉價的,但也是最有用的。


內心的平靜有時要靠精神去獲得,這個不是阿Q精神,不是安眠藥,你去美國、去德國都需要。德國還有很多具有信仰的流浪漢,他認為人就應該這么活著,我不浪費世界,但是我很幸福,這也是一種信仰。更何況當你有了精神支柱,有可能反過來物質的獲得、情感的獲得也會比你想象得要快一點,所以我還是愿意回到最廉價的更公平的能夠獲得的資源——精神。我們每個人最后恐怕都是靠精神活著的。


我跟大學生溝通的時候,很多人問我,說現在的社會不良現象都是“富二代”、拼爹、托關系送禮去打造自己的前程、看相貌等。我就問他,拼父親,起碼還得有父親,我八歲的時候,我父親就去世了,我母親一個人帶大我們哥倆。開個玩笑,我也曾經擁有一次當“富二代”的機會,但是我爸沒有珍惜。我們在內蒙古偏遠的地方長大,離蘇聯最近。我在北京沒有一個親戚,我沒有因為自己的工作送過一回禮,我不也走到了今天嗎?


我總跟大學生們說這句話:“去相信那些對你們有用的東西,別去信那些沒用的。”說我自己的故事,是要讓大家相信,要靠自己的努力,你要變更強,你一定會成為強者。可是另一方面我也知道,現實中有另外的例子,可是你還得鼓勵年輕人,去信那些該信的東西,因為它能改變你。因為如果你要信那些你沒法不憤怒的事情,它只能害了你。


我也愿意相信社會是奔這個方向走,我還是愿意相信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時代的轉折點,我們所有的不滿意不是過去糟糕的結論,而是未來更好的開始。因此我們今天對幸福的追問、對公平的追問、對民主的追問是新的好的開始,而不是過去糟糕的結果。如果有一天我們自己都不信了,社會就會按照另一個邏輯走。因此,我們還是要樂觀的,我覺得還是要去相信那些我們相信的東西。因為你的相信就是推動力。我在最近的節目當中兩次說過這樣的話:“當你把對方當朋友的時候,最后他真成了朋友。當你把他當敵人的時候,最后他真成了敵人。”一個時代也如此。


無信仰,不幸福


每個人的幸福和焦慮與大環境有關,但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都是原告也都是被告。賣豬肉的人用自己夾著瘦肉精的豬肉掙來的錢,興高采烈地出來買了饅頭,沒想到被別人染了色。然后賣了染色饅頭的人,興高采烈地出來去給孩子買奶粉,結果里頭有三聚氰胺。我們每個人都在害別人,而每個人又都是受害者,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怎么去建立一個良性循環?


我想有三個詞可以概括,那就是公平、民主和信仰(或者叫希望)。


第一,沒有公平就不可能讓大家覺得我可以選擇屬于我自己的生活。不公平就會有憤怒就會有焦慮,用一句形象一點的話來說,我希望全中國人民都成為“富二代”。當所有的人都成了“富二代”的時候,財富就沒那么重要了。要知道真正敢拋棄財富的人一定是富裕的人。就像大畫家董壽平,他后來之所以成為大畫家,是因為他們家太富了,他就喜歡畫畫,把財產全扔了,一心畫畫成了大家。如果他家庭不富裕他能扔掉財富嗎?他會成為大畫家嗎?當中國人都成了“富二代”的時候,生活會靜下來,這需要公平,規則的公平,各方面的公平。


第二,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讓全社會的信任建立起來,因為我參與其中了,就像陪審團。中國現在也慢慢開始讓民眾的意見參與進來,你參與其中了,最后你才會擁有更大的信任感。大家別把“民主”當成敏感詞,十七大報告里頭兩個章節都在大談民主。


最后一個,就是信仰(或者叫希望)。有信仰就會有敬畏,就會有變好的沖動與行動,就會有自覺對惡的克制,個體與社會就會美好一些。


我覺得中國有很大的焦慮痛苦,來自我們的確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度,中國只有1億多人有著各種各樣的信仰,剩下的都是臨時抱佛腳。中國人進廟里或者到觀里頭目的非常明確。什么事?沒孩子,那去找觀音。什么事?病了,進藥王殿。什么事?缺錢,拜財神爺。指向特別明確。另外,中國還發明了“許愿”和“還愿”這一說,全是臨時的,千百年來就這樣。


當然,必須強調,在中國,信仰可不一定與宗教有關,但一定與我們內心的充實有關。我們內心要建立一種信仰,就是要有敬畏。改革開放30年,欲望面前,信仰的核心是敬畏。敬畏是兩個詞,尊敬什么,畏懼什么。因此,我一直把它比喻成一條大河兩邊的河堤,這邊是敬,那邊是畏,河的堤壩足夠高,不管河流怎么波濤洶涌,都不會泛濫成災。但問題是,這100多年信仰的崩塌,敬畏的河堤不在了,或者變低了,因此欲望的河流奔騰泛濫,帶來無數災禍。


人一定是活在希望之中,只要有希望有信仰,人就不會那么焦慮。


尋找信仰,我覺得這是中國最大的命題。


中國改革頭20多年,要解決人和物質之間的關系,“溫飽”“小康”“翻兩番”,全是物質的概念。經過20多年,我們物質達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諧社會”,“和諧社會”不就是要解決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嗎?進入到這樣一個發展階段,一個新的挑戰來了,一個13億的國家怎么解決人和自己內心之間的關系?


幾千年走過來,中國人的信仰在哪里?它在一種雜糅了的中國文化里,在你姥姥給你講的故事里,在你看的戲里,在小學課本、唐詩宋詞里,這些糾纏在一起,養成了我們骨子里的信仰。比如中國人講究對長輩的尊敬,對孩子教育舍得投入,懂得節儉,還有敬畏天地。


但過去我們有的一些信仰,幾千年來對中國人起到支撐作用的東西被徹底毀掉了。中國傳統信仰是八個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八個字是根基,可現在信的人也不多,如果還有人信,三聚氰胺、瘦肉精等也不至于那么嚴重。不信這八個字,是一個根源。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曾經提出“信仰危機”,那時候提的“信仰危機”跟現在我說的尋找信仰是不一樣的。那時候“信仰危機”指的是對內心的挑戰,而現在我們真的要尋找屬于中國人的信仰,它是什么?它不一定是宗教,但應該是把中國人被摧毀掉的信仰鏈條重新接上。如果一個人活著沒有任何畏懼,他會讓整個社會感到不安。


也有人質疑說,現實中有很多的問題與障礙,可一下子把未來與目標推到了虛無縹緲的心靈與信仰上面,是不是逃避?是不是面對現實難題的一種無能并無奈的潰敗?我想并非如此,正是因為這些難題,我們才更需要有清晰的信仰做攻堅的武器,更何況,我們都得知道,我們打算往哪兒走。


每一個個體,都有自己的路。富裕之后,必是人們的主動選擇。你總該信一些什么,比如真誠,比如友情,比如適可而止,比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讓自己安寧,也讓周圍的人被感染,沒信仰恐怕就無幸福。


2015-05-14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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