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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紅衛兵這一代人 民國之后 知識分子的精神斷層
許紀霖:紅衛兵這一代人 民國之后 知識分子的精神斷層
在人生進入收官階段的我們這代人,或許都應該忙里偷閑,靜下心來想一想。歷史將會濃墨重彩地為我們記上一筆:或是光榮與夢想,或是恥辱與庸俗。
許紀霖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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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將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劃為六代人,以1949年為中點,前三代暫且不提,后三代以文革為中心,分為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文革后一代。其中最受矚目的是文革一代,這一代有各種說法,老三屆、紅衛兵、知青、新三級等等。他們在文革之初是初中、高中生,1969年響應毛主席號召,上山下鄉成為知青,文革之后其中的佼佼者通過高考進入大學,基本集中在77、78、79這三級,畢業之后成為各個領域的精英,今天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領域,都是社會的中流砥柱。


  我是文革恢復高考后第一批入學的77級大學生,同學里面大部分是老三屆,他們塑造了我們那屆學生的主流風格。我當年只有20歲出頭,屬于紅小兵一代,在77級里面是年齡最小的之一,比較邊緣。由于身在廬山,又處于邊緣,有些問題反而可以看得比較透徹。


  我們這代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人,其人格塑造基本在文革當中就完成了,形成了幾個共同的性格特征:第一,有信念,是執著的理想主義者。這個理想一開始是毛澤東締造的共產主義紅色理想,到80年代轉化為實現中國的富強與現代化。這些理想是他們的生命所在,是支撐他們奮斗的核心因素。第二,紅衛兵精神,質疑權威,敢說敢干,有造反的傳統。第三,靈活嬗變。這代人經歷過信念的生生死死,又有過上山下鄉,社會閱歷非常豐富。既是理想主義者,又是現實主義者。在某種狀況下,也會成為機會主義者,善變、識時務,跟著時代潮流走。這與理想主義既矛盾,又形成某種互補。這代人的理想不是教條式的(十七年一代有這種傾向),為了實現理想可以動用各種手段,最后手段代替了目標。這代人即使做學問,真正的興趣也不在學問,而是為了救國救世,學問只是一個工具。他們是問題中人,并非學問中人。這與五四一代知識分子非常相像,但開風氣不為師。第四,有強烈的使命感。毛主席當年說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于是紅衛兵一代人思考的問題都很大,從中國到世界,都是宏大問題。有拯救世人的決心和野心。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的大學有一種特殊的氛圍。要了解這代知識分子,就要從了解當時的大學氛圍開始。當時校園政治非常活躍。思想解放運動的各個波段,在大學里面都有直接的反應,大家都非常關心國家大事,誰談個人前途誰庸俗。1980年競選區人民代表,當時從北大到全國各個大學,都是一件大事,民主選舉,激烈競選,大家都將它看作是中國民主的政治預演,許多學生都站出來競選,發表競選演講,因此還出了一些風云人物。我們這代人很講政治,無論做什么,政治敏感性都很強,這個特點一直保持到今天。我1982年畢業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到今天,看著大學這三十年一路變化,感到很明顯的一個變化是,當年大學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躍,校園里充滿政治色彩,但是沒有私人生活的空間。今天是倒過來,大學生的私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公共生活的空間相當狹隘。


  我們這代知識分子的早期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義,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滅,但新的理想又出現了,變為個人的英雄主義理想。我們當時讀的暢銷書都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與舒拉的故事》,還有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作品,普希金、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這本書現在幾乎沒人提,當年卻影響了整個一代人,因為它塑造的是資產階級革命者,充滿著個人主義的理想精神,這種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煥發出來。那個時候的個人主義與今天不一樣,今天是流行的是以個人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而當年的個人主義充滿著英雄氣概,“小我”的意義最后要通過“大我”做出貢獻而得以實現。八十年代的啟蒙實踐也是在這樣的氛圍下展開的。比如80年代非常走紅的“走向未來”叢書,兩位主編金觀濤、劉青峰夫婦寫的文章,今天讀來充滿了理想主義的精神,他們的《公開的情書》哪怕是私人的愛情生活,都與國家與人類的宏大目標緊密相關。這種理想主義來自毛澤東時代,到八十年代,理想的內涵發生了變化,但理想主義的內在結構卻是一脈相傳的。


  理想主義精神在1987、1989年都遭受到挫折,挫折之后,一部分人下海經商,但許多人還是選擇堅守。但從中發展出一種“后理想主義”。在理想在現實中遭受挫敗之后,人們普遍有一種幻滅感,讓人感到理想是虛無的。怎么辦?他們不愿認同王朔的痞子邏輯,躲避崇高,我是流氓我怕誰。這代人整個生活追求的是崇高,崇高是生命的價值所在,沒有了崇高,人生就沒有意義了。但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大的虛妄性。在崇高與虛妄之間,形成了痛苦的精神掙扎。就是在這種困境之中,發展出一種“后理想主義”,這種“后理想主義”精神在作家史鐵生那里表現得最為明顯。目的是荒謬的,結果也是未知的,行動還有什么意義呢?“后理想主義“與傳統的理想主義不同,不再在乎結果,而是注重過程。行動的意義不再是追求實質性的結果,只是自己戰勝命運的精神象征。這像加繆所說的西西弗斯精神。西西弗斯的意義不在于最后是否實現了目標,而是以一種知其不可為之的精神戰勝了自己的命運。


  確切地說,到80年代后期,市場化就以商品經濟的形式出現,知識分子內部已經開始分化。最大的轉折出現在1992年,發生了整個社會世俗化的大轉型,人們的心態都變了,變得現實很多,理想主義開始衰落。社會發生急遽的變化。90年代的分化是買不買股票,近十年的分化是買不買房。通過股票和房產兩波原始積累,原來都在同一個水準的一代人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層,不僅是資產,更重要的是心態的變化。


  這一代人中的不少精英很有社會經驗,文革時期是紅衛兵,下鄉受到挫折之后想辦法參軍、回城,恢復高考之后立馬考進大學,然后是抓住一次又一次晉升和發財的機會。很會抓機會,非常有功利心,雖然有理想,關懷宏大,但在實現目標的過程當中非常實在,充滿了機會主義式的權變。只要目的是神圣的,采取什么手段都不重要。中國政法大學的應星先生今年發表過一篇對這代人的批評文章,標題就很刺激:《且看今日學界 “新父”之朽敗》,歷數如今已經在學界已經成為長輩的“新三級”一代學者的種種劣行:從鉆營投機到抄襲剽竊,完全喪失了領軍人物應有的道德感和學術份量,雖然年近六十,卻德不高望不重。應星這些后文革一代人在90年代成長的過程中可能對“新三代”有過敬仰,至少是趕超的對象,如今失望之至,自然語詞激烈。


  市場經濟是外因,更重要的是缺乏內在的倫理感。這與“新三級”受的教育有關,喝狼奶長大,身上缺乏一種根深蒂固的人文主義和道德倫理感。如今的年輕一代有弒父情結,兒子長大成人的標志,便是殺死父親,但又有向祖父一代回歸的傾向。父親一代的壓迫是直接的,而祖父、曾祖父卻有很大的想象空間。如今的民國知識分子研究熱、閱讀熱,將民國一代人說得花好桃好,雖然有將祖父一代理想化的傾向,但1949年以前受過教育的那代知識分子就是不一樣。我有機會深度接觸過那代知識分子,比如王元化先生,他一直強調陳寅恪先生的那句話: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那是那代人骨子里的東西。我們這代人雖然也追求自由與獨立,但總是有比自由獨立更高、更神圣的東西,一旦集體和國家的目標與自由發生沖突,就會犧牲個人的獨立性。


  19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有父與子兩代人,父親一代是貴族知識分子,有內涵而沒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動猶豫;兒子一代是平民知識分子,有力量而沒有內涵,堅信與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當代中國兩代知識分似乎剛好倒過來,文革一代人是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輕信而行動力強;而90年代之后的年輕一代,因為在虛無主義環境中生長,經常懷疑行動的功效與意義,成為游移不定的“多余的人”。我們這代人的毛病在于虛偽,那是一種“真誠的虛偽”。有一個很出名的老三屆知識分子,90年代股票熱的時候,決定也要擠入俗流去炒股票。俗就俗了,換成下一代人,會大聲張揚,覺得很正常。但這代人不行,非要為自己找到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這位知識界名流對朋友說:“為了籌集革命經費,我們一起籌資炒股票吧!”你說他虛偽,他還真信這個,盡管這種信的里面有虛假的成分,自我安慰,自我正當化。為了崇高可以做一些俗事,只要目的是崇高的,手段再凡俗也就在所不惜了。


  我們這代知識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覺得自己是時代驕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覺的自戀意識,得意于自己是超級成功者。其實我們這一代人不過是幸運兒,世無英雄邃使豎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斷層,我們不過趕上了好時代而已。這十年留給我們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紀之交,當十七年一代人逐漸退休時,我們這一代就開始在各個領域全面接班,成為最資深的領軍人物。這不是我們這代人爐火純青,有了這個實力,而只是時代的陰差陽錯。但這代人自我感覺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襲、腐敗的丑行,第一個反應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辯護,一口咬定一點問題都沒有!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觀念的啟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沒有留下道德遺產,很少像民國那代知識分子那樣有德高望重之譽。


  早在十年前的1999年,上山下鄉運動三十年的時候,中國曾經有一次知青熱,曾經在北大荒、大草原、云南下鄉的知青,后來又考進大學、如今成為超級成功者的一批人,突然發思古之幽情。開始懷念上山下鄉那段歲月,苦難的經歷被染上了玫瑰色。北大荒知青在上海辦一個展覽,展覽的都是文革期間留下的青春煥發、戰天斗地的擺拍照片,一群翻身上位的成功者在那里大談青春不悔。現場就有同樣從北大荒回來的、如今已經下崗的同齡人,尖銳地責問他們:你們當然是成功者,可以青春不悔,但你是否知道我們大多數知青都被耽誤了青春,如今下崗待業,成為困難戶、低保戶?當知青一代中的極少數成功者彈冠相慶,一切苦難最終成為溫存的回憶,他們完全忘記了更多的被時代殘酷淘汰了的難友。他們缺乏對弱者的同情心,唯有成功者的虛驕,覺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文革一代人的代表。事實上,少數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數同代人犧牲的基礎上的。我參加的77級高考,100個考生人里面只有不到5個人錄取,淘汰率最高,空前地殘酷,我們真的是極少數被命運特別關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的是感恩和謙卑,而不是自傲和虛妄。


  我們這代人畢竟受過啟蒙思潮的影響,民主的觀念根深蒂固。畢竟不是在90年代后的世俗化環境下生長起來,大部分人不特別愛錢,雖然有些人愛權勢。我們這代人不大懂得生活的享受,因為他們年輕的時候,世俗生活是被壓抑的,也沒有覺得物質生活有多大的快樂。他們的追求是集體性、國家至上的,這就潛伏著變革的動力。特別是當我們這代人即將退休,前途已定,無所牽掛的時候,可能會做點有益的事情。我很希望我們這代人在退下來之前,都能做一兩件對得起我們時代的善事,能做多少算多少,那大概是對時代、對人民的最大的感恩。愛權不要緊,要緊的是掌權之后,是否為國家和百姓做好事。可惜的是,那些當官的同時代人,在位的時候屁股決定腦袋,慎言慎行。從位子上退下來之后,倒是慷慨激昂,體制的毛病比誰都看得清楚。


  我曾經說過:我不能改變這個世界,但我可以改變我的課堂。因為我的課堂我作主。假如我的同時代人,都能在自己有權的范圍之內,改變一點點,十年、幾十年之后,可能整個社會,就會有一些根子上的變化。如今的問題大家都在埋怨社會、埋怨政府、埋怨別人,但很少想一想,我自己能夠做什么?不是做不到,而是你能做而不作為。比如民主,誰都知道民主是個好東西,偏偏不愿在自己的職權范圍里面落實民主。最不講民主的其實倒是知識分子群體。大學缺乏民主,院系缺乏民主,連知識分子的各種學會、行業協會,有幾個是民主選舉產生的?整個都是體制里面那一套,甚至還不如黨代會、人代會有差額選舉。


  這代知識分子的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仍然在現實中書寫著自己的驕傲或恥辱。新三級知識分子開辟了何種精神傳統?將給后人留下什么樣的歷史遺產?在人生進入收官階段的我們這代人,或許都應該忙里偷閑,靜下心來想一想。歷史將會濃墨重彩地為我們記上一筆:或者是光榮與夢想,或者是恥辱與庸俗。

2015-05-15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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