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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華人眼中的新加坡社會
一位老華人眼中的新加坡社會
新加坡政府是根深蒂固的東方式思維,我是父母官呀,老百姓怎么可以換自己的父母呢?中國領導人也是這種心態,與李光耀有共同語言。儒家思想有三塊:政治、哲學、倫理,新加坡只用對自己有利的政治和倫理兩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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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新加坡兩年了,一直想寫一點關于新加坡的東西,只是不知從何處下筆。尤其是看到一些網友辱罵新加坡的文章,覺得有必要讓更多中國人了解一下這個長懸海外的“華人孤島”。2007年1月22日,就新加坡華人社會有關問題拜訪一位受人敬重的前輩,以下是根據他的談話整理的內容。由于涉及到一些敏感問題,不方便提及他的名字,希望老人家諒解。


  新加坡是一個面積600多平方公里的島國,遠不如中國的洞庭湖、太湖大,剛好能填滿滇池。400多萬人口中,76%是華人,15%是馬來人,7%是印度人,2%左右為歐亞混血人種。


  新加坡是一個特殊的國家,它是除中國之外華人在國民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國家。香港和臺灣都是中國的領土,所以不能算國家。新加坡小而富,怎么富法呢?中國外匯儲備1萬億美元,可是人口基數太大了,被13億人一分,每個能合到多少?新加坡400萬人,外匯儲備達到1000億美元,每人又合多少?但在東南亞,新加坡是處在馬來人海洋包圍中的一個華人孤島。馬來西亞有2000萬人口,馬來人占到70%多,華人只占27%,華人在各個方面都受到限制。就這樣,馬來政府還要從印尼“進口”馬來人,不管合法非法,只要是馬來人,來到那里生活幾年就給公民權。印尼有1億人,華人只占少數,但華人什么樣的遭遇,大家都知道。


  面對兩個馬來人為主的強鄰,決定了新加坡對外政策非常微妙,公開講的與做的不一樣,非常小心,生怕被人說是第二中國。因為歷史和意識形態等方面原因,中國被一些國家視為敵人,新加坡這樣一個小國,要生存和發展,不得不特意與中國保持一定距離。這些事情在中國也許只有少數高層人物才能理解,多數中國人并不了解這些。因為知道的人多了,可能會漏出去,引起兩個鄰國的猜忌。但新加坡與中國的關系怎樣,從中國的移民上就可以看出來。目前新加坡中國移民數目在移民局登記的是20萬人,實際是合法不合法的加起來大約有40萬。400多萬人口的小國,中國移民就占了40萬,這是一個怎樣的數字。新加坡的華文報紙很不景氣,《聯合早報》只有20萬份銷量,主要是靠新移民。象我這樣的受華文教育的人越來越少了,如果沒有新移民,那么華文報紙很難生存下去。


  新加坡的外交可以借用日本人發明的一個詞來形容,就是“水鳥外交”,或稱“水鴨外交”。你看那個水鳥或者鴨子,從表面看起來四平八穩,其實它的兩只腳在水面下很緊張地在劃著水呢。新加坡與中國的關系就是這樣,暗地里聯系很多,但表面看不出什么,不張揚。


  新加坡的外交受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影響很大,要看這兩個國家的臉色行事。比如馬來西亞就經常向新加坡借錢,如果不給就要埋怨“不夠朋友”。新加坡綜合國力差,它的海、陸、空兵力加起來不到5萬,國土又小,根本沒有什么戰略縱深,飛機一起飛就出境。根本不用打,印尼把海路一封,新加坡就會餓死。


  新加坡要生存,只能利用兩個鄰國的矛盾。馬來西亞和印尼都想當東盟的老大,誰都不想看到新加坡被對方吞并,所以新加坡得以存在,在夾縫里求生存。這些事情不能讓老百姓知道,不可以公開講。新加坡的老百姓對政治冷淡,是因為政府不要他們知道。




  但是新加坡并不是沒有準備。北面有一條高速公路修得非常平坦,那就是針對馬來西亞的,一旦打起仗來,機場被炸,公路就可以作臨時機場供戰斗機起降。對印尼,新加坡也有準備。新加坡的第一位軍事總長是以色列人,就是要學習以色列的經驗,把戰場拉到敵國境內,新加坡的戰略就是占領柔佛州,打爛了,損失是別人的,自己的壇壇罐罐可以保存。


  對新加坡外交影響最大的是美國、中國和日本。美國和日本的投資占新加坡外資的50%以上,如日本的石化、重工業,美國的煉油,都有重要地位。新加坡經濟對兩國依賴性很大。目前新加坡是亞洲美元中心。


  新加坡經濟起飛的前25年一直綁在美國戰車上,受美國影響很大。所以有人說美國打噴嚏,新加坡就會感冒;美國感冒,新加坡就會得肺炎;美國得肺炎,新加坡就是肺癌;美國得肺癌,新加坡就死掉了。


  中國改革開放前,新加坡大量的剩余資本沒有出路。美國本身經濟就非常強,去美國投資是開玩笑。日本不開放資本市場,它只想掙別人的錢,但不允許別人掙它的錢。中國改革開放后,新加坡政府鼓勵到中國投資,降低自身經濟對美日的依賴。但中國沒有游戲規則,是在游戲中建立規則,比如中國的股票市場,簡直沒法說。中國的經濟還有一個特有的現象就是裁判參加比賽,即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這樣別人還怎么比!




  新加坡人有一種合約崇拜,認為只要簽了合約大家都會遵守,一切OK;但中國人不守約,經常設一些陷阱,玩文字游戲。簽約后,中國人不想遵守,他會對新加坡人說:


  “我們已經簽了約,已經是可以合作的朋友了,對不對?”


  “對。”


  “既然是朋友,就應該互相體諒,對不對?”


  新加坡人莫名其妙,但還是說:“對。”


  “那好,這份合約有些地方我們認為對我們不利,需要修改一下,請你體諒…”


  新加坡人徹底無言,沒法與中國人做生意。但是,同樣的情況,臺灣人和香港人卻如魚得水。


  曾經有一個新加坡人担任酒店經理,接到電力部門的通知,說是晚上要停電。這個新加坡經理就抓緊時間安排有關事宜,準備蠟燭,每個房間都要檢查一遍,盡量把對旅客的影響降到最小。但是到了晚上,滿大街電燈都不亮了,卻發現臺灣人和香港人經營的酒店燈火通明。這位經理非常奇怪,打電話一問,那邊就說了:“我和電力局某某人關系非常好,遇到這種事情當然要關照了……”而且很不理解,為什么新加坡經理不去疏通這些關系——跑江湖還要拜碼頭哪!


  可是新加坡人不敢做這些事,因為公家沒有這方面的支出,個人掏腰包肯定不會干。所以就有人跑到政府那里訴苦了,當時李光耀還在任上,想出一個辦法,既然不好與中國的地方政府打交道,那么我們可以出錢,在中國建一個特區,用新加坡的管理制度,新加坡人可以到那里去經營。通過外交途徑,與中央政府協商,中央很支持,這就是蘇州工業園區的來歷。在選址方面曾經有過考慮,吳作棟是希望在山東半島,威海、煙臺一帶,他認為山東人比較重信譽。后來考慮到上海人才濟濟,新加坡缺少的就是人才,所以希望離上海近一點。但上海地皮太貴,就選在蘇州。離上海一兩個小時的車程,比較近,還能利用上海的人材優勢。但是蘇州地方政府正在辦一個蘇州新區,把新加坡的這個蘇州工業園看成是自己父親與別的女人生的孩子,從心里有一種排斥感。后來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了,蘇州政府在招商引資時,壓低蘇州新區的租金,讓蘇州工業園生存不下去。李光耀為此跑到北京告狀,找過江澤民和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但最終沒有解決。后來不得不將這個工業園交給蘇州政府經營。這時候,蘇州政府也不壓價了,兩邊一樣高,還埋怨新加坡人:“你們就不能有點耐心嗎?兩年不到就搞不下去了,你看我們這不掙錢了?”新加坡只能打落牙往肚子里咽。




  這件事情新加坡也要檢討。個別新加坡人對中國人有一種優越感,他們是受西方教育,不了解中國近代歷史,可是身居高位。他們到中國去講:“我們的工業園完全是新加坡的管理模式,除了沒有新加坡的軍隊,一切都按新加坡的來做……”這不由得讓中國人想起外國人在中國的租界。那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刺傷了幾代中國人的心。這些人的言行引起中國人的反感,也是造成蘇州工業園困境的一個原因。從此新加坡特別強調政府官員要讀中國近代史。


  對于華人文化,老一代華人很珍惜,新一代受西式教育影響,就有點洋化了。具體說,新加坡人分為三種,有點象橄欖,兩頭細,中間粗。第一種是受傳統華文教育的,都是一些老人,屬于不受保護的稀有品種;第二種是邊緣人,他們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間,現在大多數年青人都屬于這類人,他們既懂得華文,又懂得英文,具有優勢;第三種是徹底洋化的,他們排斥中華文化,以自己的黃皮膚為恥,恨不得立即變為白色人種,這種人也是少數。


  新加坡政府不希望華人放棄自己的文化,力圖保持華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早期因為地方小國力弱,不希望人口過度增加,所以提出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的政策。華人比較聽話,讓生兩個就只生兩個,所以人口下降,這就導致政治危機。因為新加坡是從馬來西亞分出來的,華人占多數才保證不會象在馬來西亞和印尼的華人那樣受到歧視。而華人的人口下降到一定程度可能會導致新加坡的馬來化。馬來人信仰伊斯蘭教,認為孩子是神明賜予的天使,能生多少就生多少。但孩子多了,經濟能力有限,很多人供不起自己的孩子上學,任由他們在街頭流浪,導致馬來人犯罪率較高。


  政府對此非常頭痛,一旦馬來人煽動鬧事,他會問:“看,住洋房別墅的是什么人?是華人!監獄里關的是什么人?馬來人!為什么馬來兄弟要受到這種歧視?”這就會引起民族矛盾,給馬來西亞和印尼介入新加坡事務提供借口。后來李光耀想出一系列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讓馬來人不要娶第二個老婆。這事要通過回教理事會,審查馬來人的財產狀況,如果證明他養不起那么多老婆,自然就不能批準。其次,是解決馬來人的教育問題。在新加坡的馬來人從小學到大學都不需要繳納學費的,這樣很多馬來人家庭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學。受的教育多了,就能夠找到比較好的工作,能養活自己和家庭,犯罪率也就降下來了。


  現在,年輕華人受到教育比較高,他們更加追求個人的享受,很多家庭不要生孩子。加上新加坡是英文教育,到一些西方國家工作比較方便,年輕人跑到國外去,導致新加坡社會老齡化加劇。政府開始鼓勵華人多生,第一個、第二個孩子都有幾千塊獎勵,生第三個孩子好像獎勵3萬新幣,這些錢存在孩子的戶頭里,上學時作為教育基金。但華人還是不生。沒辦法了,只好從中國引進華人。


  政府考慮得挺好,讓中國的孩子從小在新加坡讀書,這樣他們長大了對這個國家有一定的認同感、歸屬感。孩子小,需要有人照顧,就讓媽媽跟著過來,在這邊工作,同時照顧孩子。但政府沒有想到,那些二十多歲、三十出頭的少婦,獨自帶著孩子生活在外,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需要有人關懷的,難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這樣的事多了就成了社會問題。


  新加坡人對新移民的態度如何?這要看什么行業。有些行業,比如建筑業,新加坡人自己不愿做,怕苦,中國人來做,工錢又低,新加坡人很高興;在文化層次比較高的行業,如報業,大家都是同事,相處得很好。我們前邊說的“邊緣人”并不排斥新移民。真正排斥新移民的是那些完全“洋化”的人,他們鄙視中華文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指責新移民搶了新加坡人飯碗的就是這種人。他們受西方教育,希望“全盤西化”。


  但是新加坡政府不是完全西方標準的政府。它是有選擇的“西化”。在管理制度方面西化,但在倫理方面,又因守著儒家的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標準。老百姓不要管政治的事,政治交給精英人物來操心,你只是享受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大選的時候呼吁老百姓要關心政治,別忘了投票給執政黨。這是一種選擇性的“關心”。所以說,新加坡政府還沒有走出家長治的政治模式。


  應該說,李光耀是一個有責任感的父親,他是一種家長心態,把人民當成孩子,什么事都考慮到了。怕老百姓沒錢養老,設立CPF基金,在經濟好的時候,CPF繳納達到25%+25%,即個人交25%,政府(公司)補貼25%,相當于增加了25%的工資,這些錢里近一半是養老金。年輕人找不到對象政府要著急,結婚不生孩子政府也要著急。父母什么事都管到了,這種環境培養的孩子自理能力差,遇事不知所措。新加坡的現狀就象飛禽公園,上面有一張大網,好鳥飛不出去,惡鳥飛不進來。新加坡政府的家長心態根深蒂固,對孩子的關愛是根深蒂固;同時也認為自己是父母,所以應該永遠在臺上——你見過誰換父母的?


  20多年前,新加坡曾發起過“講華語運動”,不過很少有人注意到。當時政府要關閉南洋大學,為避免引起社會震動,搞了這么一個“運動”。南洋大學當時是維護民族文化的精神支柱,政府要關掉它,很多人反對。政府說了:“我不是反對中華文化的呀,你看我不是在提倡講華語嗎?”后來又搞了一個新的“講華語運動”,是要提醒華人的民族意識。以前華人的身份證都是英文的,沒有華文。后來華人的身份證上都要求加上華文名字,提醒人們別忘了自己是華人,要保持華人政權。這里面是不是有中國崛起的原因,不好說,也許很小吧,因為沒人這樣講。


  新加坡的幾種語言中,英文第一,華文第二。人民行動黨一直是在壓制華文。政府保留華人文化只是為了加強華人的認同感。有些人不懂華文,不懂中國歷史,卻主持蘇州工業園的事情,所以處處碰壁。但就是這樣的人卻在政府中占據高位,提倡華文就是跟他們過不去。


  當然,政府也不希望完全西化。在西方,政府是雇員,老百姓是BOSS,你政府做得不好老百姓就可以解雇你。但新加坡政府是根深蒂固的東方式思維,我是父母官呀,老百姓怎么可以換自己的父母呢?中國領導人也是這種心態,在這方面與李光耀有共同語言。儒家思想有三塊:政治、哲學、倫理。新加坡只用了政治和倫理兩塊,選擇性地使用,只用對自己有利的。


  應該說,新加坡的生活是非常乏味的。每天下班回家守衛電視機,那些粗制濫造的電視劇有什么好看的?當你的水平比它還要高的時候,你能從中學到什么?我是從不看新加坡的節目,只看看中央4臺和鳳凰衛視。


  新加坡的華人社團主要有這么幾種關系構成的:血緣、地緣、業緣、神緣、人緣。以血緣關系構成社團本姓氏為主的,如韓氏會館、劉氏會館等。以地緣關系構成的團體是指會員的祖籍地,如海南會館、新移民的天府同鄉會等。血緣和地緣統稱為宗鄉團體。業緣是行業團體,如中華總商會。現在還可以加上神緣和人緣。神緣是指拜什么神的共同組成一個團體,比如新加坡有名的天后宮,是拜媽祖的共同出資建設的;觀音廟是信佛的人興建的。幾個人共同信仰一個神,也可以在哪個地方設一個神壇,大家定時去拜拜。人緣就是各種校友會、俱樂部、聯誼會,你從哪個學校畢業,不用申請,自動就會成為校友會的成員了。新加坡人往往同時入幾個社團,參加各方活動;也有的一個不入,自娛自樂。




  新加坡華文報紙處于一個尷尬的地位。因為多數華人華文很差,象《聯合早報》這樣的報紙對他們來說就程度很深了,看不懂。而且政府對華文報紙控制很嚴格,使其成為政府的喉舌,缺少監督政府的作用,這使得它們在與英文報紙的競爭中處于下風。但華文報紙在憂中不會絕望,因為有新移民支持,還可以生存下去。目前《聯合早報》發行量在20萬份左右,主要用戶是新移民。


  新加坡的子女與老人關系淡漠,根本原因是教育。西方認為父母養孩子是天經地義,但孩子養父母是不應該的。新加坡人受西方教育影響,自然也會這樣了。另一個原因是政策方面。以前房屋比較小,一家人擠在一起,孩子長大了,掙錢了,政府補貼錢買大房子,就搬出去住,把老人留在家里。平時忙自己的事情,只在周末來看一下。他覺得回來是客人哪,老兩口招待自己是應該的,吃完飯抹抹嘴走人了,也不管老人收拾家務是不是很辛苦。人類的進步,物質的提升是以精神的倒退為代價的。


  新加坡華人的民間信仰很多,這種信仰有濃厚的實用主義。比如有些人家里供奉著觀音、財神、大伯公,也不管這些神不是一個系統的,是不是會發生沖突,是神就拜,典型的“多神論”。象孫悟空只是神話小說里的人物,華人也把它列入崇拜的范圍。四馬路的觀音廟香火鼎盛,善男信女們經常來這里拜拜。那附近還有一座印度廟,一些華人從觀音廟出來又去印度廟拜拜。他們的想法是多拜一個神多一重保護,也不管這些神會不會責怪他心不誠,或者遇到災難的時候,神們是不是會發揚謙虛禮讓精神客套一番--等客套完了,這人也許已經翹辮子了。所以說,華人的這信仰并不是真正的信仰,也不是宗教,應該歸入迷信里面。


  新加坡的中元節最熱鬧,甚至超過春節和仲秋節,長達一個月。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中元節都沒有這么隆重。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同鄉聚會。新加坡政府建設組屋,原來同村的人被分配到不同的組屋,借中元節聚聚。二是政府因勢利導,借中元聚會搞募捐、義賣,開展慈善事業、公益事業,這使得中元節非常熱鬧。中元節是新加坡俗文化的大展示,許多社區都搭起臺子,居民自娛自樂,唱福建歌,跳民間舞,演地方戲,有時還講一些黃段子,沒有多少藝術性。

2015-05-15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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