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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我為什么不是讀書人
陳丹青:我為什么不是讀書人
我的青少年時代非常快樂,現在想想,就是因為有書。有了書,就好比有了自己的房間,每一本書就是自己房間啊。
陳丹青     阅读简体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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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作者博客

一個人不可以隨便講自己是讀書人。我和書發生關系,是因為這些年寫了幾篇文章,湊成書,人家就說:你是寫書的,抵賴不掉。有人忽然把我說成是優秀的散文家,這真是要命——我不過當了寫作的客串,但要我對人家說“我是讀書人”,這句話說不出口。

大家好。我不會演講,講不出什么精彩的意思,今天就是來辯解:為什么我不是讀書人。

這是一句老實話。剛才,我在餐廳碰見上海來的許紀霖先生——幾年前我第一次見到他,我說:“你和陳道明長得真像。”他說得很有意思:“不對,是陳道明像我。”許先生真的是讀書人,我讀過他寫的書。我還聽說昨天丁學良先生也來講,他也是讀書人。深圳的讀書月,一定請了不少國內著名學者、教授,他們真的是讀書人。

一個人不可以隨便講自己是讀書人。我和書發生關系,是因為這些年寫了幾篇文章,湊成書,人家就說:你是寫書的,抵賴不掉。有人忽然把我說成是優秀的散文家,這真是要命——我不過當了寫作的客串,但要我對人家說“我是讀書人”,這句話說不出口。

大家大約知道我們這撥人的經歷。我是69屆的初中生,66屆的小學生。有一位著名文學家和我同屆——王安憶女士。1983年我在紐約第一次見她,她和她媽媽茹志娟女士來美國訪問,說要見見我,就見面了。一見面,發現她居然是寫小說的,我非常高興,為什么呢?因為我們這一屆讀書最少。在座的可能有老三屆(66屆、67屆、68屆),多少讀過一點書,上過初三、高三之類,好歹67屆還上過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大家要記得,20世紀60年代的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比今天好太多了,老師的水準不一樣。

我還有一位老朋友,是阿城。他也就是初三畢業,但是你們要是和他談話就會發現他什么都知道,科技知識也懂得很多,讀書之雜、之多、記憶力之好,驚人。我年輕時交到這些朋友,有什么問題就問,沒看過的書聽他們講講,我覺得好像我也讀過了。

我碰到王安憶,發現她和我同屆,我們立刻有個默契:我們都沒讀過書。但是,我畫起畫來,她寫起小說來,莫名其妙都混到一點名氣,很奇怪的一件事。道理很簡單,就是,文革結束,非常荒涼。斷代,沒有人,我們就混出來了。

69屆初中生一定是66屆小學生,大家都知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生了,一場浩劫開始了。10年間,教育停頓,學校關門。但我和你們說實話,后來我和老朋友交流經驗才知道,其實小孩子高興壞了:第一,不上學了;第二,不考試了;第三,可以在馬路當中走,全國進入無政府狀態(1966年~1967年);第四,可以跑進任何政府機關,公檢法、上海市委,小孩子長驅直入,爬到屋頂上眺望,也不知道想干什么,一天到晚就這樣混。混掉一年之后,毛主席想想不對,講了一句話“復課鬧革命”,我們這些小混蛋又給弄到中學去了,是指定區域的,用不著考試,你住在這個區,你就進這所中學。進去后直到1969年畢業,我不記得上過一堂語文課。沒有課本,所有課本都是反動的。我只記得上過一兩節數學,記得一句話“兩點成一線”,我想:一根線都這么講究,我一天到晚畫線條,不知道“兩點成一線”。此外完全忘記了。又上了幾節英語課,學什么呢?就是用英文講“打倒帝國主義”、“毛主席萬歲”。

我記得很清楚,英語女教師不斷教我們那幾句,反反復復,結果一次她舌頭沒轉過來,忽然講錯了,講成“打倒一毛主席”。坐在我后面的幾個女生立刻發現了,站起來厲聲喝叫:反動!認罪!低下頭來!這是我第一次領教女生的厲害,你想想看,初一的女生,14歲。那年月一天到晚就是要人認罪低頭,女生很熟悉這套話語。怎么辦呢,這位老師大概有一個月左右每個班上去做檢查,對毛主席像鞠躬,認罪,哭。

除了這些事情,我們上學干什么呢?一是到工廠勞動,一是到農村割麥子,再就是看老師被批斗,聽廣播里公判槍斃人。最長的一次公判,40多個人被槍斃,我們就跟在后面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是讀書嗎?

到了1969年初中畢業,我們就被塞到火車里,全部被送到鄉下去了。這樣一種學歷,到處和人家說“我是讀書人”,太猖狂了。

可是另一面,我們能夠讀到的書,全是在那段年齡(十四五歲一直到二十歲左右),為什么呢?書店關閉了。偶爾開著的書店,大家不能想象,架子上只有三種書:一種是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而且是經過選擇的,并不是所有馬列書都讓你讀;然后就是魯迅的書,也是經過選擇的,有單行本放在那里;再有一種書,就是革命小說。有一本廣東作家寫的《歐陽海之歌》,在座年齡大一點的朋友應該聽說過;還有一本是《金光大道》,作者是浩然。浩然去世了,他長得很好看,但他后來很失落,其實他寫得蠻好的——就是這么幾種書。后來稍微多一點了,醫療書,什么《赤腳醫生手冊》之類的。所以這樣的書店,今天不能想象。當時的書店和菜場一樣,菜場里面沒有菜,就那么幾種,還要排隊,還要憑票,極度匱乏的年代。

可是總會有一些意外發生。我喜歡畫油畫,很多畫冊就流到社會上來。紅衛兵抄家,沖到人家家里去,把書拿出來。拿出來干嘛呢?兩種辦法:一是當著你的面全部燒掉,熊熊烈火。我看到過好幾回上海人家,有點錢、有點家底的,一箱一箱書從樓上扔下來,堆在大街上燒掉。小時候不懂,不知道那是什么書。還有呢,就是紅衛兵自己拿回家看。紅衛兵也要看書的,包括《基督山恩仇記》、《安娜卡列尼娜》,紅衛兵晚上抄家,白天醒過來看《安娜卡列尼娜》,你能想象嗎?一個紅衛兵,十六七歲,在那里看普希金,看萊蒙托夫,看哪個公爵為了夫人開槍決斗,總之,一幫野孩子在讀貴族的書,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沒有當紅衛兵的資格,但是有紅衛兵朋友,大家借過來借過去,為了這事吵架:你怎么還不還給我?其實我已經借給別人了。這樣子,抄書、燒書、封書、偷書、借書、還書,是我們青少年時代大約有一點求知欲的青年都有過的經歷。最近北島讓我們回憶上世紀70年代,其中有個很著名的作家專門談這個問題,就是文革時期我們這些人怎么偷書、抄書。

這份書單,可以大約報給大家聽聽,比如說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契訶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國作家德萊塞、海明威、杰克·倫敦,英國作家狄更斯、哈代,法國作家巴爾扎克、莫泊桑。這是50后青年的共同經歷,看翻譯小說,小說范圍不用講,整個中國當時就那么多翻譯書,一大部分還是解放前翻譯的,現在可以說是民國時期翻譯的,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就會看豎排本,看繁體字,后來去美國一天到晚要看對岸的反動報紙,臺灣的豎排本和繁體字,我沒障礙,都認得。

中國文學四大名著,當時在我玩的幾個小朋友那里借不到,所以非常慚愧——我不知道今天的70后、80后、90后在幾歲讀的《紅樓夢》、《水滸》、《三國志》——我實話告訴大家,我到40歲出頭才讀了《三國志》、《水滸》、《紅樓夢》,非常難為情,而且差不多忘記了,不是讀書的年齡了,記不住了,只記得我在大都會博物館臨摩名作,天天臨,當中出來抽煙,就摸出《三國演義》讀,讀到關公被拉出去殺頭,眼淚下來了,心里好委屈,其他就不記得了。

我到紐約時,英文還沒有好到可以直接讀原文,就看臺灣翻譯的各種哲學和文論,比如叔本華、尼采、本雅明、羅蘭·巴特、德里達。這些書應該在年輕時看,慢慢到30多歲,就有分析能力了。可是我30多歲剛剛讀。現在大學教哲學、教文論的年輕教授也就30出頭,他們高中時代就看這些書,記憶力好、概念清楚。我比他們大20歲左右,站在他們面前,怎么好意思說我是讀書人?

大家知道上海、北京從前都有舊書店,阿城非常熟悉北京的琉璃廠,他說他的讀書經驗就是在上世紀50年代,下課跑到琉璃廠看雜書,就站在那兒看。上海有一條福州路,民國時期遺留的舊書店一家連一家,很多宋版書、明版書、清版書。我小時候經過這些舊書店,還能看到,雖然解放后公私合營,但世世代代舊書店的味道都還在。文革開始,一夜間搗毀、關閉,沒有了,現在琉璃廠還在,福州路還在,但再也恢復不了幾十年、上百年開下來的那種舊書店格局。我前年到東京,問人家哪里是舊書店街?說是在神保町。我坐著地鐵去,一出來看到那條街,立刻想起小時候的上海福州路。神保町家家書店都很舊,小得要命,老板坐在書堆中,整個空間大概就像這張桌子那么大,在那兒吃便當,弄個小電風扇,一個小燈泡掛著。他不是窮,不是破爛,他是擺譜,他真的有譜可以擺:我這是多少世代的舊書店!

這就是咱們一天到晚說的人文積淀。我們這兒呢?全毀了,好好的傳統,沒了。

所以我剛才說的這些書,交給今天任何一個大學本科生、一個高中熱愛文學的青年,尤其是一個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我說,“哥們兒,我讀過這些書”,他面子上不笑我就不錯了。這是最起碼的書單。我到現在還經常認不出字,母親給我寫信還糾正我的錯別字。我母親不算讀書人,抗戰時上到初中,打仗了,再沒機會上學,出去參加抗日救亡劇團,十五六歲就走了。她是民國時期老知青,在浙江上的是鄉鎮中學,老師是日本留學回來的,教古文,教英文,所以我母親識的字比我不知多多少。她喜歡看字典,很生僻的字都認識,諸位想想,當時一個民國初中生,居然認識這么多字。她說,她沒想到兒子怎么會出版書,哪頁哪頁,錯別字,哪頁哪頁,有筆誤,她都知道。

我說自己不是讀書人,也有點說反話的意思——前面一句是老實話,后面一句是反話——讀書是很安靜的事情,房間里有人,一點聲音沒有,肯定在讀書,現在變成看電腦。看電視有聲音,吵得要命——論教養,你如果真是讀書人,你不會講出來,不會告訴別人。你讀書也好,弄藝術也好,不要弄成一個身份——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你會畫畫,你會做兩行詩,或者你會彈鋼琴,不要和人家說。這是我到國外才學會的。國外很牛的人站在你面前,害羞得要命,明明弄了四五十年這個專業,他拼命躲,不講,我才知道:原來教養是這個樣子。但我們這邊不是。我出國前,從沒當面聽到哪個人說:我是讀書人,我是知識分子。很少有人說這句話。1992年回國后慢慢交些新朋友,我發現真有人會說:我是做學問的,我是讀書人,我們讀書人怎樣怎樣,我是藝術家,我是雕刻家,我是詩人,我是作曲家……我聽了,好害臊:這怎么好意思說出來呢?而且名片上還印著“某某畫院二級畫師”,然后打電話來:丹青啊,我通過一級畫師了,咱們吃飯、喝酒。這等于名片上告訴你說:我是處長,我是局長,我是廳長。我不知道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怎么會變成一種風氣:一個人的身份那么重要。當然,重中之重——我們黨最喜歡講“重中之重”——就是權力、就是官位。今日中國的官文化,空前重要,《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活到今天,肯定抱頭鼠竄,根本看不懂今天的官文化。

可是我說我不是讀書人,已經是一句不該說出口的話,也屬于沒教養,是急不擇言。但我沒辦法,到這兒來講演就得有個題目。每次都是預約,當場要給講題,我就舉著電話在那里現想,急出這句話,其實講些什么都不知道。

一整代的教養失去了,不知道這就是沒教養,不知道什么叫做教養。我相信胡適不會對人說“我是讀書人”,陳寅恪不會對人說“我是讀書人”、“我是研究學問的”。陳寅恪,大家知道,游學列國,懂20多種語言,可是我畫《清華國學研究院》時看他的資料,他任教填表時,就填兩種語言,一是梵文,另一種好像是德文,把自己很多學問抹掉了。他到香港逃亡,本來去醫病,結果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占了香港。日本人占領后,想讓他出來做事,他不肯,日本人到他家去交涉,說你要出來,家里就有糧食送過來,他不肯。結果大概有一點粗暴了,危險了——具體什么情節,我忘了——忽然他就和日本人當場交涉,講起日語來,很流利的日語。他太太都吃一驚,不知道他日語這么好。但是不到萬不得已,不到要出事兒了,你都不知道他會講日語,這就是教養。

但我在胡適的書里看到過“我們讀書人”這句話,我相信他講演時也說過這句話,這是另一回事情,是政治語言,是抗爭的姿態,他這句話針對當時的國民黨,意思是說,你們是武人,是弄政治的,國家的事情不能你們講了就算了,你們要聽聽讀書人怎么講。但他平常不會跟人說,我相信,北大、清華當時一大堆教授像周作人、辜鴻銘不會對人說“我是讀書人”。這是最起碼的教養,隨便哪個小鎮上稍微知書達禮的人,他不會對人說“我是讀書人”。

可是今天為什么會有這句話?因為我們大面積喪失了讀書的傳統,我們有過巨大的斷層。等到水泥地荒草慢慢長出來,大家高興了,有一種身份確認:你是做生意的,你是當領導的,我呢,讀書人。但是這句話背后有大尷尬——今天的讀書人,說實話,不是在社會上被尊重的一群人,他最后剩下一個不那么丟臉的身份,一個雅號——“讀書人”,此外他什么都不是,他知道社會其實看他不起,他的心里會對自己有個交待:我沒錢,我沒權,可我是讀書人。今天,一個房地產商走過來,一個所謂老總走過來,說“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也許他很誠懇,表示自卑,但誰都知道,那才叫身份。我常在各種場合遇到有錢的主兒,年紀很輕:“陳先生,不好意思,我是做生意的,是個俗人。”我知道他其實蠻得意,他的地位比別人高,他的收入別人不能比,他在這個社會是真正被尊敬、被巴結的人。

所以這是微妙的事情。也許我錯了,在座哪位如果對人說“我是讀書人”,你可以向我抗議:我不是你講的那個意思。

我說我不是一個讀書人,還有一點氣話的成分在里面,為什么呢?我大約可以看得出來,這60年來,一個讀書人、一個文化人、一個知識分子在這個國家是什么遭遇。大家知道最近錢學森同志剛剛去世(高壽),他是兩彈之父,周恩來親自請他回來,偉大的愛國者、偉大的科學家,當然他絕對是一個讀書人,沒問題。民國時期出了很多這樣有出息的讀書人,跑出去有出息了,像吳健雄、楊振寧、李政道這些人,但是我真的很佩服錢學森。錢學森很愛國就回來了,他回來以后,哪里看得出他是從美國回來的?穿一個軍大衣,戴一個軍帽,跑到西北的無人區研究原子彈,為什么?他得到黨、政府、國家的最高禮遇,這批人絕對要養起來、用起來,即使在饑荒的年代,這些人油的配量、糖的配量都和普通人不一樣。其他人境遇可就不一樣了。大家知道文革有多少文藝人自殺、被關押、發瘋,然后衰敗,最著名的就是老舍先生跳河、傅雷先生上吊,上吊的時候他還很有教養,他和他太太一塊兒上吊,商量好了,萬一繩子斷了掉下去,會驚動樓下的人,就墊了棉被在下面,掉下來之后聲音可以輕一點——最后一分鐘還很有教養。留下的遺囑很有意思,欠誰誰誰多少錢,什么時候還給他,留下來的錢給傭人,跟著一輩子了,還有多少錢,存款在哪里,都交待好了,簡直就像希臘的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死之前說我欠誰一只雞沒有還給他,希臘時代一只雞也那么重要——我昨天在廣東吃了很好的雞,每根骨頭都啃完了——希臘時代,一只雞也很重要。

李敖說:胡適、魯迅、傅斯年、林語堂這些人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代被尊敬的知識分子。這話說的是對的。被誰尊敬呢?就是被軍人尊敬,被流氓尊敬,被政府尊敬。蔣介石是個軍人、大流氓,當時是總裁,他多多少少還是尊敬知識分子的,他當然要利用知識分子,但在利用前面,先有個尊敬在。

大家應該知道蔣介石和胡適的關系。起先他討厭胡適,因為胡適在1927年后公然說蔣介石是反動派。當時中國統一了,北伐成功了,蔣的說法就變了。胡適就說,他背叛革命,他搞獨裁,他應該下臺。胡適那時多大年紀?30出頭,很年輕。當時不是一個兩個胡適,全國到處都有知識分子公開咒罵蔣介石,說你胡鬧,你背叛革命,你下臺,郭沫若也講過,我看過他演講的錄像。就這樣,蔣介石對胡適不高興,結果有一次在武漢吃飯,他倆碰見了,蔣介石覺得這個人很儒雅,有腦子,可以用,于是誠心誠意地尊敬他。不久抗戰爆發,蔣介石就說:胡先生,你幫幫我,你到美國去做大使。胡適去了,做了很多事情,包括爭取美援,爭取國際同情,孤立日本,等等。后來蔣介石失敗了,退守臺灣前關于總統選舉問題,他甚至一度想讓胡適出來給他撐門面:你來競選總統。不管這句話是真是假,大家想想看,今天有沒有這樣的事情?笑話,不可能。你說蔣介石虛偽,利用胡適,胡適也知道這不是真意思,可是即便假的,現在這種事也沒有啊!

到了臺灣,又有很多風波,大家知道雷震辦《自由中國》,他是國民黨內部的改革派,這些改革派說蔣介石你搞獨裁,你把大陸丟了,到了臺灣你還搞獨裁,搞特務統治,行不通了,我們要自由、要組黨、要言論開放……他的后臺是誰呢?就是胡適。胡適支持他,你放開膽子弄。可是胡適很理性,他說:現在我們已經退到臺灣了,已經沒有政府可以支持了,如果我們不幫助國民黨、不理解國民黨,我們還能幫誰?這是很實在的話。可是底下的軍人(國民黨里面的強硬派、右翼)把《自由中國》封了,雷震給判了10年。后來蔣介石和胡適一起吃飯,蔣介石說“這個家伙通匪”,還對胡適講了一些話。胡適回答得很得體,他說:“總統,你這話說得太重了,我承受不起。”他堅持了自己的意思。這樣的事情,1949年之后中國國內不可能有啊!梁漱溟稍微頂了一下,全場一起罵他,梁漱溟也沒辦法,嘴癟進去,很不服的樣子。“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之志不可奪也!”就這么一個人,講了這么一句話。可是民國時期有的是這樣的場面。傅斯年當著總統的面說:你把我腦袋拿走,這件事情我也不答應。不買你的賬,不改變我的說法。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命運,也痛苦,有些走向歧路,有些走向死路,很多年輕書生被槍斃,但是大量知識分子在戰亂年代真是可以把聲音發出來。

這30年來,知識分子得到部分尊重。尊重無非來自兩方面:一面來自執政者;另一面來自社會(老百姓)。

1989年以來,20年,大家非常清楚:知識分子、學生、年輕人,都懂非政治化。咬牙,該掙錢的掙錢,該入黨的入黨,該當官的當官,該收錢的收錢。

上世紀80年代初流傳一句話“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這是真的。為什么呢?當時小攤販、小生意被允許了。阿城告訴我,有位云南知青回到北京,沒活干,自己拿個大桶,就在北京火車站外大馬路上點起火來做面條,千千萬萬旅客出來吃碗熱湯面,很快發財了,成了萬元戶。那時什么工資改革、市場經濟,還沒開始弄,一個在社科院、在軍事機構的老工程師,工資可能真不如一個賣茶葉蛋、賣面條的。上世紀90年代不一樣了,新世紀更不一樣了,學者、文人、科學家的工資待遇、社會待遇,比過去好很多。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要安分,你要聽話。給你房子了,給你地位了,給你一級教授二級教授了,你還要怎樣?總之,是一個有前提的被尊重的方式,打引號的尊重,一大部分文人、讀書人因此進入權力階層。

我經常看到《南方周末》或者那些不安分的報紙,突然頭條,說是重慶哪個“學者官員”落馬了——聽到這詞還有點快感:騎在馬上,然后,“落馬”了,意思就是雙規了——然后說他以前拿過碩士、博士。這種例子看得多了,我就想:好啊,你們去做讀書人,我可不要做,我是畫畫的。

而讀書人現在又被發現了另外一種價值:可以做門面。我回國時正好大學合并。2000年我糊里糊涂被弄到利益圈里,當時還以為可以弄點教育、做點事情,糊里糊涂進了清華,然后一天到晚聽他們講院校合并、開發校區、學術科研、項目經費……我剛回來聽不懂,時間久了才明白,原來一大群知識分子被一小撮進入黨內的知識分子利用,做國家的門面。對外說:你看,我們現在有多少教授、多少博士生、多少碩士生、多少學術成果、多少研究項目……多好聽啊!一不留神,已經2009年了,期間我去過歐洲、去過美國,我發現所有大學的規模和中國沒法比,中國可能是全世界大學規模最大、教授最多、博士最多的國家,“非常偉大”。

這兩年鬧國學,孔子吃香了。世紀初中國人打倒孔家店,到了世紀末,孔子又成了圣人。據我所知,全世界現在有100多個孔子學院,教些什么呢?據說主要教中文。教中文倒也好,歌德學院在中國也主要教德文,但人家還有一大堆文化項目,我不知道我們有什么項目好意思可以拿到國外給人家看,說“這是我們的文化”,但孔子學院肯定辦起來了,又可以養一大群官員、一大群讀書人。

還是應了魯迅的老話。魯迅有一篇文章說“孔夫子是被權勢者捧起來的”,第一個捧他的是董仲舒,獨尊儒術,從此廢黜百家,其他學術都靠邊站,孔子最要緊。一路這么捧下來,軍閥也要捧他,皇帝也要捧他,為什么?“儒表法理”,用儒家的說法作為教化、作為倫常綱紀,是有必要的,內里就是法家,無情鎮壓、無情統治,兩條腿走路,中國文明一路下來。我不是說孔夫子不好,李零先生講得對,孔子生前就是一條“喪家狗”,和現在的知識分子差不多,當然,我指的是絕少數非常傻的知識分子,一天到晚覺得手里面有很多好意見——你要不要?不要。又問那里:你要不要?不要……

現在很簡單,你要獻策,先入黨,你是不是黨員?不是,那不行,你入黨就好辦。可是一入黨,文人原來的那點意思,就軟了,沒有了,就做官了,變成另外一件事情——很抱歉,在座肯定不少黨員,我老婆也是黨員,我沒有嘲諷的意思,我只是描述一種狀況。所以今天知識分子也可以換一個說法:地位從來沒有這么高。我的好多同學現在都是局長級、司長級,處長都是小意思。70后的學生跑過來,遞一名片,我一看,處長,我該叫他領導:王處長,您好!好久不見!

所以我說我不是讀書人,也有沮喪的意思——不是為我自己沮喪,是為被叫做讀書人或者自稱讀書人的群體沮喪。

韓寒,大家知道,在座的年輕人看不看他的博客?我非常尊敬他,非常佩服他。他最近寫了一篇東西,叫做“文化大國”。他的思路和下筆處,總是很具體,我有時候看他的博客,很慚愧,我講話還是太空,他從一件事情很具體地展開。他的意思是說,目前中國的富豪榜上,絕大部分是房地產商,沒有一個出版商,沒有一個文化人。他說,全國的出版業、書業好不容易一年下來核算利潤,根本比不過隨便哪一個房地產商。我不知道他的數據是從哪里來的,可能有小錯,但是不會有大錯,在座肯定有不少是做經濟的人士,你們應該知道,中國今天真正有權有錢的人,是哪一群人,所謂文化人、做書的人、出版人,砸錢、算賬,根本休想比。

國外不是這樣,我見過國外的媒體大王,國外做書的人,也不是了不起的大富豪,但在經濟格局中絕對有地位,更不要說好萊塢這樣的電影產業,絕對有地位。韓寒說他要辦雜志,他要給全中國雜志最高的稿費,他說文化人活得太沒尊嚴了,一萬字也就幾千塊錢。我們現在翻譯上不去,稿費太少了,可憐巴巴在那兒過日子——我不知道在座有沒有翻譯家,年輕的、剛畢業的、正在找活的——我們拭目以待,看看韓寒會弄得怎樣。

這里碰到一個問題:經濟收益是不是衡量讀書人地位的標準?你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韓寒是暢銷書作家,他有資格這么說:我是個暢銷書作家。可是錢不夠花,這是不對的。他坦然承認,因為今天的高房價,他買不起房。全世界像他這樣的博客點擊量,沒有。歐美有誰有過一億兩億的博客點擊量?沒有。德國人口幾千萬,也就和臺灣差不多,荷蘭人口只是臺灣的一半,可人家是文化大國。所謂“大國崛起”,其實是一些小國崛起。

暢銷書作家和作家是兩個概念。所謂作家,藝術家,我今天寫這本書、我今天畫這幅畫,實在是我喜歡,社會并不需要它,他不應該說:哪天我要買什么房子、買什么車。他自己選擇了貧窮。卡夫卡,他有另外的職業,他白天上班,晚上窗簾拉起來,在那兒寫,寫到快死了,叫他朋友全部燒掉,他不滿意。我最近剛去了布拉格,去了他的博物館,很憂郁的一張臉,好多手稿,他根本不求聞達。這樣的寫手,全世界非常多,我在美國也是這個樣子,我不抱怨錢不夠花,這是我自己的選擇,這個社會并不少我一張畫。

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賭錢,他寫作非常快、非常多,去換稿費;巴爾扎克還投資,全部失敗,生意上是個傻子,寫作上是大師。這樣的人經常在錢的問題上掙扎,托爾斯泰不用,他是大貴族、大地主、公爵,他一輩子也不會用小說趕緊換錢。改了又改,精益求精,這是要有經濟前提的。而西方吸收了歷史教訓,今天的西方,不太有梵高那樣窮困潦倒的偉大藝術家,因為充分的市場化,藝術家過上比較有尊嚴的生活,18世紀、19世紀這種個人的悲劇,沒那么顯著了。

總之,我說我不是讀書人,第一是老實話;第二是在說反話;第三是在說氣話;第四是有點沮喪。但我要告訴大家,我說自己不是讀書人,是要給知識和書保留最后一點誠意和敬意。

我雖然讀書實在是少,但書本告訴我:你知道的非常少,還有很多事情、很多道理,你不知道。每次媒體讓我談讀書,我都會拒絕,尤其是叫我推薦書目,我不好意思說我今年讀了哪本書,然后登到報紙上去,讓別人去讀——你怎么知道別人沒讀過?如果有很誠懇的年輕人站在我面前,我可能會想一想,我會問他“你讀過沒有”,他說沒讀過,我會說“你去試試看”,但媒體每年這樣的邀請我都會婉言謝絕,我做不了。為什么呢?因為所有書教給我的就是一件事情——你不要自以為是,你要自以為非。

昨天媒體采訪,問我到不到書店去買書。我去的,我上世紀90年代回國,一大快樂就是竄書店,買一堆書,塞箱子里,很重地扛回紐約去。我非常高興,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中國出了好多書,雖然還有很多問題,還有很多禁書,咱們買禁書還得跑到香港去,但不管怎么樣,今天國內的各個書店已是我大半輩子見過的最繁榮的時期,非常了不起了。可是很慚愧,到了2002年以后開始有我的書放在里面賣,我差不多不進書店了。我沒辦法告訴大家這是什么心理。我很年輕就有展覽,全國美展也參加過,只要有我的畫掛在樓上,我就不好意思進去,磨磨蹭蹭,蹭到展覽快收了我才進去,幫著把畫摘下來。就是不好意思,不知道為什么。后來在胡蘭成書里看到他說,古人箭中靶心,射手會低頭叫一句慚愧,我明白這意思了。我小時候看到體育場那些人一天到晚打球、投籃,我發現最會投球的人投中了,旁邊有人叫好,他總是低著頭跑開,我現在明白這種心理了——我從來沒想到居然會有我的書在書店里賣。有兩次學生開車帶我經過,說:陳老師,咱們進去看看排行榜?我說:你去。我就躲在書店外面。不是說我完全不關心書賣得怎樣,就是不好意思進去。我差不多5年沒進書店了,銷售活動我得去,直接面對讀者,簽簽字,平常呢,我再也沒有在書店泡一個下午這種生活了。

我對書充滿感激,對閱讀充滿感激,什么感激呢?就是一本好書會讓我安靜下來,讓我有內心生活。人每天爬起來,走出去,都是為了謀生、應酬、作假、不得已。片刻的安靜,都是書帶來的。法國人蒙田曾經講過一句話,大意是:人類的一切災難,是因為人回到家里還是安靜不下來。我很慶幸沒變成在自己房間安靜不下來的人。現在我在這里做秀,不要臉,可是只要回到旅館房間,兩分鐘,一根煙,我馬上安靜下來,可以看報紙、看書,開始寫我中斷的稿子,這和我多多少少還在讀書的習慣有關系。昨天記者也問我閱讀有什么好處?書給你帶來什么?我想來想去,就說書會讓你靜下來,這是很要緊的一件事情啊,做氣功也無非是讓你安靜下來吧。

弗吉尼亞·沃爾芙,英國女作家,后來跑到水里自殺了——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英國電影,很漂亮的女演員演的,叫做《時時刻刻》,一上來就是她站在河邊猶豫要不要死,然后咣當跳下去,從水下面拍攝她的裙子散開來——沃爾芙寫過一本書,《自己的房間》。她被認為是最早期的女權主義者。在她那個年代,在英國這樣的國家,一個女孩子能在家里有自己的房間、自己的空間,能夠關起門來做自己的事情,不去做家長和社會要她們做的那種淑女,這在19世紀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她非常懇切、非常智慧地寫了一本書叫做《自己的房間》。她為什么要有自己的房間?她躲在房間里干什么?我想,其實她就是在讀書、在寫作,安安靜靜。

最后我想對大家說:每一本書都會變成你自己的房間,它讓你躲進去,給你庇護,讓你安靜。在座的年輕人,還沒出道,可能租一間房間還比較困難,或者和爹媽、或者和同學一起住,都渴望有一個自己的房間。我們在插隊的時候,橋底下睡過覺,田野里睡過覺,兩三個男孩擠在這么窄的床上,也睡著了,那時真渴望有一間自己的房間。但是我的青少年時代非常快樂,現在想想,就是因為有書,有了書,你就好比有了自己的房間,每一本書就是自己的房間啊。

2015-05-16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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