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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以“公道主義”對付“共產主義”
閻錫山以“公道主義”對付“共產主義”
軍國主義擴張侵略,封建主義專制統治,共產主義“強做圣人”,都不可取,惟他在二十年代提出的“公道主義”才是最好的。他試圖讓人們相信,公道才是調節人與人之間錯綜復雜關系的標準,才是救世良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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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19日的美國《時代》雜志封面人物——閻錫山(網絡圖片) 1930年5月19日的美國《時代》雜志封面人物,輪到閻錫山——他是一個多月前爆發的中原大戰的主要發動者。


這次內戰歷時5個月,馮玉祥的西北軍、閻錫山的晉軍、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軍等幾方共投入兵力110多萬,主戰場在山東、安徽、河南、湖北,波及20多個省,死傷官兵30余萬,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內戰。


《時代》這樣介紹“山西王”:“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軍閥’,這是他多年來的第一次戰爭,因此,上周公眾的興趣和同情,都集中在這位偉大的、長滿胸毛、操著渾厚嗓音的閻元帥身上。”


不肯輕易亮底牌的閻錫山為什么北伐時期擁蔣而后來發起反蔣?很簡單,蔣介石的北伐在1928年成功,成為取代北洋軍閥的新貴,與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分地盤的目標不同,蔣介石更具統治全國的決心。


1928年底的西山會議,眾軍閥聚首,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并排而坐,留下現代史上一張重要的合影。會議最后,蔣介石突然提出“編遣”,即裁軍,會場空氣立刻緊張起來。蔣介石說:戰事基本結束,今后進入建設時期,中國的經濟無力負担如此龐大的軍費,必須精兵簡政。各集團軍中質量較好的,應當編成若干師,作為中國的國防力量;老弱殘兵則當遣散。


周玳陪著閻錫山參加了南京煦園的編遣會,會議初步商定:總盤是42-44個師,蔣介石占16-18個;閻錫山分得第3集團軍8個師,馮玉祥是最大的輸家。


回到太原的1929年2月16日,正是陰歷除夕。這個年,閻錫山過得比較糾結。


1929年2月,蔣桂戰爭爆發,白崇禧敗,南方基本平定。圍觀中,閻錫山充當了偏向蔣方的“和事佬”。


這一年年初到年中,從山西到南京任文職的官員漸多,人們盛傳蔣、閻關系日益密切。此時閻錫山承受著蔣介石要他對馮用兵的壓力。 思前想后,他走了著“與馮共進退”的穩棋,拒絕向西北用兵,表示要跟馮玉祥一同出洋。他擺出準備出國的架式,專程到北平檢查身體并購置服裝等。


6月21日,馮玉祥應邀赴山西,同時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禮遇極周的款待,但閻錫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蔣大計,笑呵呵道:“不著急,咱慢慢來。”其實他是在挾西北軍以自重,向蔣介石施壓。“生意”做得順暢,他坐上了僅次于蔣的第二把交椅:陸海空三軍副總司令。馮玉祥意識到自己相當于被閻軟禁了,大罵閻背信棄義,憤怒地絕食了一陣子。西北軍其余將領痛恨閻錫山已久,決定聯蔣倒閻。閻錫山迫于利害,不得不調過頭來向馮玉祥“誠懇請罪”。


次年3月,閻錫山對馮玉祥說:“大哥來到山西,我沒有馬上發動反蔣,使大哥受了些委屈,這是我第一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后來宋哲元出兵討蔣,我沒有迅速出兵響應,使西北軍受到損失,這是我第二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現在我們商定聯合倒蔣,大哥馬上就要回到潼關,發動軍隊。如果大哥對我仍不諒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跡。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帶兵來打我,我決不還擊一彈。從今以后,晉軍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軍隊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此心耿耿,唯天可表。”當即交給馮現款50萬元、花筒手提機槍200挺、面粉2000袋。


中原大戰前,閻蔣二人展開了一場持續兩個月的電報大戰。閻錫山將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國家財政的困難、各派爭戰不停的責任歸之于蔣,態度強硬地要求他下臺;蔣介石則要求閻踐行通電辭職、陪馮玉祥出洋的先諾。


閻錫山請出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在北平召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選出了閻、馮、汪、李(宗仁)、張(學良)、唐(紹儀)、謝(持)7位國府委員,撇開南京成立政府,起草約法;按照汪主黨、閻主政、馮主軍的分工,推閻為中央政府主席。


1929年9月9日上午9時9分,閻錫山在北平就職。如果他做成了,這一連串的9(帝王之數)會送他登上民國頭把交椅。擴大會議興師動眾,但新政府的組織工作很快轉入拖拉粘滯,“毫無開國氣象”。


1930年10月底,敗局已定,馮玉祥通電下野;11月,閻錫山宣布辭職,部隊聽候蔣介石編遣。閻錫山避居大連,一面搖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論”。他在日記里寫道:“一個人從高山上掉到萬丈深溝里,身體摔得粉碎,此時還有什么?還想什么?”


以治國之策治理山西


10多年來,閻錫山在山西建立起了一個自己的小朝廷。1930年的《時代》記述:“作為山西省的‘模范督軍’,閻實際上聳立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處于各軍閥的包圍之中。盡管目前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使他顯得出類拔萃。閻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防御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展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


閻錫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蘭森(5個子女皆其所出),實在是因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閻錫山是獨子,迫于壓力才續娶。


據《山西史綱》記載,從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閻錫山為山西督軍兼省長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經濟上自成一體,對外以“保境安民”為由筑起軍事堡壘,不許外省軍隊入晉;對內推行“自存自固”。面對北洋各派系爭雄的局面,他表示服從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時采取“中立”態度,“一不入黨派,二不問外省事,三不為個人權利用兵”。他專注于保衛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種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煙、天足、剪發、水利、種樹、蠶桑),同時興修公路、鐵路,建工廠,埋頭經濟建沒,擴充本省實力。在民國成立后的頭20年里,確實為山西帶來了穩定與繁榮。


閻錫山造的鐵路自成一體,全是窄軌。正太鐵路局局長朱霽青曾對人說:“不知閻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堅決不肯讓同蒲和正太兩條路與全國鐵路成為同樣的軌道,以便銜接,我屢次向他建議,他就是不理。”無論如何,1919年胡適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贊美之辭。


山西教育當時也在全國領先。閻錫山很早推行國民義務教育,在《人民須知·民智篇》中他說:國民學校的功課,就是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畢業,學下算盤、寫信、記賬的本事。稍有錢的,再上高等小學校;實在窮的,也可自謀生活。這就是求知識的第一樣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萬人中有小學生290名,居各省之首。從1924年起,山西適齡兒童入學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鄉河邊村創辦的川至中學也設附小,共7排140間瓦房,禮堂、會議室、生化研究室、標本陳列室、運動場等一應俱全。頭4年不收學費,每年還給學生發一身校服、一雙皮鞋(后改為帆布鞋)。這都是閻錫山自己掏的錢。


其他也得到相應發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學、17所師范、6所大學。黃炎培在《讀中華民國最近教育統計》中說:民國初年山西學校、學生數量的增長“速而最穩”。


閻錫山對農村的民治試驗特別有熱情,從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編村”、“村治”。在他看來,實行民主和人們的文化程度沒有必然聯系,因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幾近本能的東西。


《督軍兼省長閻告語各縣街村長副閭鄰長及人民舉辦村民會議文》中說:有人說同治主義不能實行,是人民程度不夠的緣故,我問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識是程度。我又問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識抑或是知道條文法理是真知識?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遠者何貴乎?


閻錫山在家鄉搞過《村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它的村級自治組織設計非常符合中國北方農村的實際,其權力制衡也落實到村監察委員會——學者謝泳感慨:中國農民的憲政水平80多年前已經很高了,自治規則也訂得相當有水準,可見不是文化水平問題,而是有沒有誠心搞的問題。


還有一些事頗能說明閻錫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報告》中說:當年1月5日,閻錫山接到晉北肺病疫情嚴重的報告,立刻通電各縣,遮阻交通,嚴格檢查,并要求官民清潔隔離、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公開事實、盡量透明;當時內務部派了個叫楊懷德的美國醫學博士赴山西,閻立刻授以醫務全權;同時,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會力量,如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和教士,參與救治。他以開放的胸懷和當機立斷的決策,兩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發展。


閻錫山“獨立王國”的形成與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聯省自治的風潮有關。他在山西的統治與“聯省自治”有明顯不同,但目標同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榮”。他與眾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為1920、1930年代中國相對平安、繁榮、穩定、日子好過的地方。


其實,閻錫山是在用一套治國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組織(民族革命同志會);有一支20-30萬人的晉綏軍;有培養人才的各類學校和訓練機關;有嚴密的安全機構(政衛組和太原特種警憲指揮處);有較強的經濟實體和各類“公營”事業——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種產業:銀號、錢莊、汽車公司、五金行、糧店……


他同時創建了包括采煤、采礦、煉焦、冶金、電力、機械、化工、建材、毛紡、皮革、面粉、火柴、造紙、印刷等廠礦的西北實業公司;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設了鐵路、墾業、鹽業等銀號及其實物準備庫,發行鈔票;總資產達到2億銀元。


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刊登過一幅閻錫山的漫畫:他身著長衫馬褂,頭戴瓜皮小帽,一邊撥拉算盤一邊念叨:今天又進多少錢。其公眾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會算計。


這位當家人的心細手緊應該是錢莊基因。工程師歐陽曾說::“閻錫山對成本核算,極為精細準確,如修筑橋梁、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計與專家的估計,沒有多大的出入,誰也休想在這里邊找好處。”


不過,閻錫山終究是錢莊出身,長于“打虎”(山西人對投機行為的俗稱)。據說從太原退到大連之前,閻從山西省府提走兩個600萬元,其中一筆是現款,一到大連就以低價買進日幣老頭票。10個月后老頭票大漲,翻了一倍多,他立刻換成中國鈔票。閻在大連郊外海濱的黑石礁寓所住了10個月,總共花了300多萬元,這一進一出,成全了他的免費“度假”。


另一筆600萬,散給了追隨他多年的人:文官廳長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分別給1-5萬元不等。他囑托這些人:“咱是有辦法的,不要以為就此完結了。”他的處世哲學中有一條:“平時留下余地,臨時處置裕如。”


“公道主義”


閻錫山退守大連,很扎實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內,在政治上無法跟蔣介石爭雄。從大連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設”的口號,想在經濟上維持割據。他還向下屬廣泛征求意見,反省過去。他悟到:兵力再強,無政治理論基礎也是不能成功的,孫中山傳給蔣介石一個“三民主義”,自己有什么呢?


他對時下流行的主義都存疑,認為各有其短:軍國主義擴張侵略,封建主義專制統治,共產主義“強做圣人”,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義”才是最好的。他試圖讓人們相信,公道才是調節人與人之間錯綜復雜關系的標準,才是救世良藥,他要讓山西人信它仰它,而不去信共產主義——他要“以主義對主義”。


山西省銀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濫發紙幣造成市場混亂。于是又設晉綏地方鐵路銀號、綏西墾業銀行、鹽業銀號3家,說這3家銀行分別有同蒲鐵路、綏西屯墾、山西鹽產做担保,不會騙人。這些銀行號所發貨幣,就是他當年恢復和發展經濟的資本。


以往銀行發行紙幣均以現金為準備。這4家銀行號別開生面,采用實物準備:設立“山西省省鐵墾鹽四銀行號實物十足準備庫”,拿以上4家銀行號發的貨幣收買物資,收多少物發多少券,物和券永遠一一對應。這相當于憑空發行紙幣用以聚拢物資,實在是個創造性的法子。用閻錫山的話說叫“口吹大洋”。


實物準備庫利用當時市面呆滯、周轉不靈,到各縣大量收購糧食、棉花、煙葉、皮毛等大宗農副產品,僅一年多,庫里的物資及不動產價值就超過1000萬元。正是這個庫使得閻能繼續大量發行紙幣——1932年以前,山西省銀行發行的紙幣是120萬元,而到1936年,4家銀行號發行紙幣增加到3300萬元;1937年日軍入侵山西時,已達4500萬元,其對山西民眾的剝削顯而易見。時人戲稱:同蒲鐵路叫“紙糊的鐵路”,墾業銀號叫“坑人的銀號”,實物準備庫則叫“赤腳穿套褲”(套在褲子外面的套褲,只有兩腿,沒有褲襠)。


抗戰爆發前的5年里,山西的經濟得到長足發展。5年里累積的資本比1932年前15年的總量還多;糧食和農副產品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1935年前后,與山西一河之隔的陜西紅軍不斷發展壯大,令閻錫山不安。此時他大力主張的“公道主義”實際上已經直接針對共產主義了。


1936年他發表了一篇《防共應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冊子,另印行一本《共產主義的錯誤》小冊子。在編寫會議上,他說:“我是現代政治上的一個負責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個學者沒有什么爭辯的必要。只是為了人類命運,不得不說一說。”


“知人善任”、“賞罚嚴明”、“先求諸己而后求諸人”


儒家傳統文化影響了閻錫山一生。成為政要后,他的大量講話中隨處可見四書五經的句子。他反復強調,“井田的經濟制度,傳賢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修身、自省在他的生活軌跡中歷歷可尋。


在他的幕府里,年長他17歲的趙戴文(字次隴)是民國時山西惟一可以與他相提并論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職蔣介石國民政府中樞——國府委員、內政部長、監察院長。然而不論他身在何處、官居幾品,始終是閻錫山的首席輔弼。趙對人說:“我與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閻則說:“次隴與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飽經波濤,雖有危及身家之慮,亦未嘗憂形于色。”


為父守制期間,閻錫山曾給趙戴文寫信,提及為什么要在父親的墓旁待上百多天:


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幾盡為先嚴生時所住用,觸目傷心,離宅居住稍可減少感痛。二十余年從政非特無暇讀書,亦且無暇思過,每覺名牽物誘,應事接物常處于被動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動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斷牽誘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來不足,只有求補之之一道。同聲相應,同性相輔,補之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補自己之不足。山欲于此守制期間,處于凄涼慘淡之境,痛思己過,加以克伐。


閻錫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閻伯川先生感想錄》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賞罚嚴明”、“先求諸己而后求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種人才。


2015-05-18 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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