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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甲午 迎接變革 再創輝煌
走出甲午 迎接變革 再創輝煌
解放軍報(北京)     阅读简体中文版

時間邁入乙未年已經數月,但過去一年國內思想文化界由中日甲午戰爭帶來的歷史反思,仍然讓人記憶猶新。反思甲午是為了走出甲午。只有充滿現實關切,把歷史殷鑒轉化為擺脫文化痼疾、推動時代進步的動因,反思甲午才能真正達到目的。

正如66年前,當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我們剛剛確定的《國歌》仍然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銘記歷史、開創未來,這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也是一支軍隊應該具備的文化品格。

上將是我軍著名的戰略理論家。他的戰略研究最早是通過文學的方式進入的。從《惡魔導演的戰爭》到《那就是馬爾維納斯》《攻擊攻擊再攻擊》,劉亞洲不僅留給當代文學很多名篇佳作,而且其中嵌入的戰略思考對當代軍事思想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這也生動說明,文化賦予軍事獨特的力量!

對國家民族落后挨打的痛苦記憶,體味最深的莫過于軍人。當時間跨過甲午年的時候,讓我們再來感受那段悲情歷史留給一位當代高級將領的現實思考。

—編 者

劉亞洲

在中日《馬關條約》簽訂120周年及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簽署投降書70周年之際,為實現中國夢發憤圖強的中華兒女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何徹底擺脫甲午悲催投下的陰影,創造中華民族新的輝煌?

歷史長河的每一次巨濤,都會卷進一代民族精英獻出生命的祭奠。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再到鄧小平,畢生都在帶領中華民族破解走出甲午的歷史難題。

“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担當;歷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們手里,必須要有勇氣、有膽識、有担當”。黨的十八大以來,習主席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以無比的堅毅和果敢,開啟了強國強軍的新征程。

1、宏闊的世界眼光

落后的民族不一定是貧窮的民族,但一定是思想保守的民族;落后的軍隊不一定是裝備劣勢的軍隊,但一定是觀念陳舊的軍隊。

16世紀地理大發現,中國從想象的世界中心變成現實世界體系中的孤島。

昧于世界大勢,決定了歷史發展的命運,也決定了戰爭的結局。

甲午之敗,雖然敗在海上,實則敗在心上。眼為心靈之窗,缺乏世界眼光,是由于心的混沌。

即使“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則徐,竟也深信英軍“腿足裹纏,結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哪怕“鄉井平民,亦盡足以制其死命”。國人此種見識眼光,焉有不敗之理。

我們再看看甲午前的兩份禮單:一份是1793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來華時送給乾隆皇帝的禮品:蒸汽機、天體運行儀、榴彈炮、連發手槍、望遠鏡等;第二份是23年后英國阿美士德使團送給清廷的禮品:香水、呢絨、玉石、美酒、畫像、鏡子、瓷器、玻璃燭臺等。

第一份禮品代表歐洲工業革命最先進水平,是西方世界近代化光芒第一次照向中國。遺憾的是,這些科技含量及軍事價值極高的東西,卻被清王朝當作奇淫巧技不屑一顧。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時,竟發現包括英國制造的天文儀器等被堆放在一間廁所里。由此中國失去了學習西方,盡早進入軍事近代化歷程的一次絕佳機遇。

甲午慘敗早已從這兩份禮單的變化中就埋下了伏筆。失敗的深層原因之一,無疑是缺乏世界眼光。沒有世界眼光的民族,不僅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必然淪落到被動挨打的境地。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使中國與西方世界之間隔置了一道可怕的屏障,阻礙了中國及時更新自己,阻斷了中國及早匯入世界潮流。在如此蒙昧守舊民族心理籠罩下的清朝軍隊,面對戰爭猶如黑暗中行船,終難逃脫葬身大海的厄運。

同樣是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國力、軍力與日本相比,遠不如甲午時期中國對日本的國力、軍力,然而中國取得了徹底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世紀輝煌。這里的原因很多,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時代最先進思想文化火炬的指引,中華民族的精神獲得了空前的解放,中國軍民激發了與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必然造成陷敵于滅頂之災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日益融入世界。應該說在許多方面中國正在快速地與世界接軌。比如貿易、金融等。但是在思想文化領域,我們還缺乏世界眼光。尤其在軍事文化領域,我們還顯得有些保守。過去幾次的軍隊改革,不能放眼世界,學習先進,習慣于關起門來搞方案,自我欣賞,自我陶醉。

習主席深刻指出,“在這場世界新軍事革命的大潮中,誰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誰就會錯失寶貴機遇,陷于戰略被動”。這既是對中國近代史上落后挨打原因的深刻總結,也是對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規律的深刻揭示。

軍事領域是最需要世界眼光的領域,同時又是思想最容易守舊的領域。錢可以買來先進武器裝備,但絕對買不到先進的軍事思想文化。甲午戰爭前清政府買到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軍艦槍炮,但腐朽王朝下的清廷軍隊與經過明治維新的日本軍隊相比,官兵的思想觀念和軍事戰術已經出現了代差。

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不走出農耕時代養成的守舊民族心理、落后思想觀念、慣性文化生態,中國將難以真正走出甲午。

一支朝氣蓬勃的軍隊總是有著海納百川的精神,時刻準備擁抱新思想的曙光。新軍事變革的時代就像一個高速轉動的圓盤,如果在圓盤的邊緣,一不小心就會被甩下去。要想跟上時代變革的步伐,不被甩下去,就要到變革浪潮的中心去。

世界眼光是民族精神和思想文化十分重要的內涵。具有世界眼光,就是站在中國看到世界,看到中國在世界的位置,看到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明白中國所處的歷史方位。具有宏闊的世界眼光,就要站在時代的高度,以全球化的視野,以戰略性思維,對中國和世界的事情歷史地看、發展地看、辯證地看、理性地看,把握時代主題,超前預測未來,登高臨遠,立足潮頭。

走出甲午,中國軍隊必須要有宏闊的世界眼光,超越舊時代的局限性,超越傳統經驗的局限性,把思想的觸角伸向海洋和浩瀚的太空,沖破農耕社會保守觀念的束縛,突破機械化時代思維定勢的羈絆,以前無古人的思想解放推進軍事理論創新,積極應對戰爭形態變化的新挑戰。

習主席指出:“現在,我們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習主席親自謀劃制定的“一帶一路”戰略,突顯了新一代共產黨人的大視野、大胸懷、大手筆。“識天宜聽風,臨流須觀瀾。”今天,劃地為界,高筑壁壘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正處在從陸地走向海洋、從天空走向太空、從工業時代進入信息時代的歷史進程中。順應軍事變革的歷史潮流,就能擁有光明的未來。

2、強烈的憂患意識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時刻不忘“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才有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

對一支軍隊而言,置之死地而后生可貴,更可貴的是識禍患于未萌,時刻保持著面向未來的憂患意識。

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和平環境下從來不缺笙歌陣陣,而厭于尖利警世的憂患之聲。

鴉片戰爭后,中國這頭東方睡獅一度從夢中驚醒。滿清王朝本該憂患于心,改弦更張。然而,“睡獅”只是翻了個身,又再次睡去。及至甲午戰爭來臨,朝野上下仍然沉浸于“天朝上國”的夢幻中不能自拔。

社會變革是被革命威脅逼到墻角的結果,危機和失敗的憂患推動了改革。然而,當憂患的壓力降低時,茍安傾向又將代替改革。缺乏面向未來的憂患意識,就只能失去變革發展的良機,在歷史發展的潮流中被動挪步。

安于現狀,不思變革,有著深刻的歷史邏輯和文化基因:農業經濟造就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性格,這種文化性格重塑入主中原的所有游牧民族,使他們由馬背而鉆入轎子,悠悠然間喪失血性,更難保此前的憂患意識。曾經橫掃亞歐的蒙古鐵騎是這樣,馬踏中原的八旗軍也是如此。

中華民族缺少歐洲那樣的啟蒙運動,精神重壓導致民族無法完成現代性格的塑造。百年來,我們一直是在兩個極端中搖擺:或者夜郎自大,或者諱疾忌醫。戰后本應反省,努力塑造全民族的憂患意識,勵精圖治,富國強兵,因為心理上的不成熟而走向悲情,異化成了弱國心態。這種心態的突出表現,不愿正視對手的長處,甚至不容許有人講對手值得學習的地方。

甲午之戰后,日本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撰寫了長達幾百萬字的《坂上之云》,后被改編成長達20多小時的13集電視劇,系統總結反思他們稱作“日清戰爭”的經驗教訓,看后使人震撼。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掌握太平洋戰爭開戰關鍵的日本舊海軍軍令部的參謀們,秘密聚集在一起舉行“海軍反省會”,討論戰敗的原因,反省會每月一次,從1980年到1991年的11年間共舉行了131次,實在值得我們深省。

最大的危險是看不到危險。

當年八國聯軍侵略瓜分中國的憂患并未解除,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在演繹。西方敵對勢力始終沒有放棄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在臺灣、西藏、新疆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的斗爭一直沒有消停,近日西方7國集團聯合發表關于南海問題的聲明,不能不說是釋放出又一個圍堵中國的信號。國內一批腐敗分子內勾外聯,沆瀣一氣,吞噬著國家民族的命根。

客觀如此,主觀如何?現實的情況是:在長期的和平環境中,國民“無敵國外患”的和平麻痹思想漸生漸長。“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趕上了盛世咱享太平……”一派鶯歌燕舞。軍人當和平官、和平兵的現象比較普遍,軍人“天生為打仗”的血性和斗志日漸消磨。

習主席指出:“甲午,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具有特殊的含義,在我國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義。”這個特殊含義,其中一層重要意思就是:甲午應該成為中華民族永鑄憂患意識的標志。

走出甲午,不是走出悲情,而是走出局限,不僅撫平心靈上的傷口,更要揭開歷史的傷疤,刮骨療毒,以求生發出走向未來的青枝綠葉。走出甲午,不是爭中日之間一時一地之短長,而是要為歷史改錯,改變農耕時代養成的守舊而茍且的民族心理。

深刻洞悉國際格局變化,科學把握世界發展大勢,習主席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中國主動應對新的安全威脅和戰略風險,強國夢的宏偉藍圖正逐步展現在世人面前。

3、勇敢的改革精神

戰爭是流血的政治,軍事改革也是“流血”的政治。以壯士斷腕的勇氣斬斷利益的藩籬,軍隊改革才能成功。

魯迅先生在《墳·娜拉走后怎樣》中寫道:“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

在中國歷史上,成功的軍隊改革常常用血與火寫成。春秋戰國時代,歷史的平靜被洶涌的變革巨浪打破,思想從爭鳴的曠野走向變革的廟堂。在時代變革的潮流中,向后沒有退路,只有亡國滅族。歷史的中國呈現出少有的變革壯觀。商鞅是冒險犯難,嘗白刃,拼頭顱頸血,最終車裂而亡。但商鞅刀尖上滾出來的心胸氣質,涵養澆灌了秦人剛烈無比的血性,也塑造了改革的精神。

改革對利益的觸動,不遜于流血的戰斗。不觸及深層次利益的改革只能是歷史的鬧劇。正如恩格斯在《德國的軍事改革》中指出的那樣,軍事改革重點應是推動軍事組織體制的發展,不能只討論改革“軍服問題”和“背包問題”,而忽視軍隊武器裝備體制和訓練體制的發展,否則就無法使德國軍事組織體制適應當時軍事實踐發展的要求。

在近現代歷史上,舊中國軍隊曾經頻繁地進行過改革,但總是走不出因利益而朽腐衰亡的宿命。中國軍隊面臨的最大挑戰往往不是欠缺能力去追逐外部世界洶涌澎湃的變革潮流,而是朽腐的速度遠超過變革創新的成果。近代西方軍隊勝負決戰在戰場,舊中國軍隊尚未走向戰場就已死亡。

頑固維護既得利益,是腐敗、衰敗不可遏止的根源,也是改革難以深化,最終夭折的根源。

近代中國軍隊,屢次上演30年衰敗期的現象,其深層緣由之一,就是軍中封建利益集團割據沖突的結果。從1852年湘軍興起于曾國藩“團練”,到1882年左宗棠平定新疆后湘軍衰落;從1862年李鴻章創辦淮軍,到1894年甲午戰爭淮軍潰敗;從1866年清政府開設水師學堂和造船廠邁出建立近代海軍第一步,到1895年北洋海軍徹底覆沒;從1895年袁世凱小站練兵創辦“新軍”,到1926年新軍派生出的軍閥悉數被殲;從1924年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建立國民革命軍,到1949年國民黨潰退,其間大體都經歷了30年左右由盛到衰的演變。

“兵魂銷盡國魂空”。一支權錢交易泛濫的軍隊,怎肯用刺刀和鮮血去爭取并保護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改寫了中華民族的歷史。1936年7月,羅榮桓、羅瑞卿、譚政、彭雪楓、楊成武等數十人來到陜西保安。彼時,這些赫赫有名的戰將,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叫“紅大學員”,他們暫別硝煙彌漫的戰場,捧起課本,走進窯洞。蔣介石給這些學員們開出的懸賞價碼,總數超過200萬銀元,但這些學員擁有的全部家當,沒有超過200個銀元。

戰爭的較量來自對手,改革的阻力出自內部。改革中,如果不考慮局部利益,大家會舉雙手贊成,當牽涉到部門利益、個人利益,就會遭到一些人的反對。不突破部門利益藩籬的結果,最終是失敗。

走出近代中國軍隊改革屢屢失敗的怪圈,必須敢于對權力圈、利益圈、腐敗圈亮劍,為改革創造風清氣正的環境。一切遮擋變革創新陽光的既得利益都必須斬斷。

推進軍隊改革,必然是面向新時代展開的“鐵腕事業”。當年鄧小平面對軍隊改革阻力,毅然決然地說:“第一條決心要大”“第二條才是工作要細”“要搞革命的辦法。一次搞好了,得罪人就得罪這一次。”

“鐵腕事業”需要史無前例的勇氣、意志和智慧,需要一種從上到下的担當精神。黨的十八大以來,習主席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提出“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在治國理政與治軍強軍中迎險破難,奮勇担當,謀定而動,揮斥方遒,國內發展改革展現新貌。同時也應清醒看到,前進的路上并不平坦。就軍隊而言,一些長期積累和新產生的矛盾問題交織而發,影響和制約著強軍的步伐和進程。面對這些難題,習主席把軍隊改革放在世界軍事博弈的大棋局中思考,納入國家改革的大戰略中籌劃,以大無畏的勇氣和担當精神,親自組織對軍隊現行的領導管理體制、組織機構編制、作戰指揮模式等重大戰略問題進行科學論證,按照打贏信息化戰爭的目標進行設計,推動軍隊建設戰略性轉型,有力支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有勇氣首先要敢講真話。真正的軍人不怕在戰場上丟掉頭顱,但最怕在失去真相的黑暗里鑄成無謂流血的歷史悲涼。

革命戰爭年代,“善打神仙仗”的粟裕,在很多時候與毛澤東意見不一致,但后來證明粟裕都對了。蘇中“七戰七捷”是這樣,淮海戰役更是這樣。粟裕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心里有什么不同意見,就大膽提出來。為了革命事業不怕誤解、不計得失,這本身就是一種胸懷。粟裕胸懷很大,毛澤東胸懷更大。毛澤東幾乎全部采納了粟裕的不同意見,才使中國革命勝利的時間大大提前。相反,國民黨內部蔣介石少有聽真話的雅量,官員少有講真話的勇氣。直至1949年,在國民黨敗退到臺灣前,李宗仁才敢對蔣介石說:“因為國事已至不可收拾地步,不得不暢所欲言。”

清末以來“千古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激蕩,仍然沒有過去。我們正處在歷史的三峽之中,風光無限與險灘暗流同時展現。習主席深刻指出:“世界新軍事革命給我軍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同時也提出了嚴峻挑戰。機遇稍縱即逝,抓住了就能乘勢而上,抓不住就可能錯過整整一個時代。”這需要我們每個人,以壯士斷腕的勇氣魄力斬斷利益藩籬,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意志推動軍事變革。

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4、科學的選才機制

選才機制是思想文化的結晶體現。破除封建腐敗的用人潛規則,是造就大批堪當時代重任軍事精英的關鍵。

甲午之敗,既敗于軍事,又敗于政事,更敗于人事。軍事、政事,關鍵和要害的是人事。

宋高宗問岳飛:“怎么才能做到社稷安定?”岳飛說:“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命。”而甲午時期,文恬武嬉,貪腐成風,必敗無疑。

戰爭,是敵對國家之間最高形式的較量,事關國家生死存亡。這意味著戰爭是最需要精英,也最催生精英的事業。

新型戰爭需要高效精干的新型軍隊,新型軍隊需要以高素質軍事人才為支撐。軍事變革的規模、速度和程度與軍官隊伍素質密切相關。人既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軍事變革需要優秀的軍人來担當,最終也體現在塑造什么樣的軍人上面。

劉伯承元帥說,要建設一支現代化的軍隊,最難是干部的培養,而培養干部最難的又是高級干部的培養。高級指揮員素質如何,直接關系著戰爭成敗、國家安危。我軍發展壯大的歷史,就是一部注重人才培養、發現和使用的歷史。

1947年8月,豫東戰役結束后,毛主席說,“解放戰爭好像爬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階段已經過去了”。毛主席的自信,不是說我軍的實力已經超過了國民黨,而是在戰爭中涌現出大批掌握戰爭規律、具備高超指揮藝術的將領,贏得了人才高地的優勢。晉察冀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西北野戰軍彭德懷、習仲勛;華東野戰軍陳毅、粟裕;東北野戰軍林彪、羅榮桓,都是優秀的將帥之才。建國前,這批高級指揮員為我們黨贏得了解放戰爭勝利。建國后,從抗美援朝戰爭到幾次邊境自衛反擊戰,這批人又是我們贏得勝利的中流砥柱。

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靠這批人贏得了幾代人的和平與發展。但在新的歷史階段,我們這支隊伍曾經擁有的人才優勢,已經成為與強敵較量的最薄弱環節。事實上,我們這支軍隊,最不缺的是人才,最缺的還是人才。說不缺,是因為我們每個單位都有德才兼備、思想解放、勇于担當、拼命苦干、堪稱精英的好干部;說缺,是因為我們長期以來始終沒有形成和有效貫徹執行一套科學選人用人的體制機制。

思想文化是制度機制的核心,任人唯親、“選才惟財”的潛規則,是腐敗文化的反映。如今,甲午時期封建王朝腐朽不堪的政治制度已不復存在,但封建主義的用人思想卻并未掃除干凈。用人腐敗已經成為禍國殃民、毀軍敗政的最大禍根。前一時期,有的拿官職做交易,明目張膽、明碼標價買官賣官;有的以人劃線、以地域劃線、以單位劃線,培植親信、排斥異己,拉幫結伙、收買人心,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搞人身依附,跟人不跟黨。風氣一開,上行下效。不少干部想獲得提升,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哪個領導,怎么去送禮、去效忠。有門路的靠門路,沒門路的找門路;干的不好的靠跑靠送,干的好的也得去跑去送。那些真正一心謀打仗、而又不愿同流合污的優秀干部受到了排擠。而通過向上級“進貢”獲得升遷的人,一定要通過向下級“納貢”來收回成本,如同一個核裂變的鏈式反應一樣,層層傳導,直至末端。這種腐敗文化的輻射力、滲透力極強,嚴重敗壞了我軍的政治生態,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

習主席主持軍委工作以來,力挽狂瀾,鐵腕懲腐,猛藥去疴,嚴法紀、糾風氣、強隊伍,始終把培養高素質新型軍事人才,作為強軍興軍的根本大計擺在戰略位置。基于古今中外人才興軍經驗,特別是當代世界軍事領域人才競爭態勢,習主席強調:“關鍵要有一整套科學合理的法規制度”“要通過深化干部政策制度調整改革,逐步建立起適應現代軍隊建設和作戰要求,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成熟定型的干部制度體系,為更好集聚人才、培養人才、使用人才提供有力的政策制度保障。”這為我們增強人才選拔任用的科學性、準確性、公信度,深化干部政策制度調整改革,為科學選才、興軍強軍提供了根本遵循。

“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于明選而已矣”。當年鄧小平推進改革時,得到了一大批干將的輔佐。今日中國,又一次處在歷史的關頭,雖不是“亡國滅種”的關頭,卻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突破的關頭,非常需要一批猛將良才,需要大批新事業的擁護者、實踐者、開拓者。要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評價體系,推行能力本位的軍官崗位任職和晉升資格制度,把各個崗位必備的培訓任職經歷、相應專業資質等標準化,使選人用人的重要環節公開化、透明化、實名化,將干部選拔任用進一步走上法治化軌道,切實把那些有決心支持改革、有智慧謀劃改革、有能力推進改革、有勇氣自我改革的干部真正用當其時,用當其位。(來源:中國軍網”或“解放軍報)

2015-05-19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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