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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軍:百分之百好的事不能做
吳軍:百分之百好的事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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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為,說真話不只是科學家的社會責任,而是每個公民的責任。

  人物簡介

  吳軍,生于北京,畢業于清華大學和美國約翰·霍普斯大學,著名語言處理和搜索專家,硅谷風險投資人,暢銷書作家。

  吳軍一開口說話,你就能看出他的性格特點:自信、聰明、邏輯性強。說到喜歡的人文書,他列舉的作家跨度非常之大,而且相互之間看似沒有太多的聯系,從茨威格、羅曼·羅蘭的人物傳記到尼采、盧梭、伏爾泰的哲學書籍,從莎士比亞戲劇到亞當·斯密《國富論》,再到普利策獎得主韋塞爾的《我們為什么相信美聯儲》,等等。每談到一個問題,他也總會條分縷析地“第一......第二......第三......”。

  當然,吳軍還有一個特點是跨界。他在美國谷歌工作,曾担任騰訊副總裁,做過風險投資人,寫過好幾本暢銷書。如果說之前出版的《浪潮之巔》 《數學之美》和理工科還有點關系,那《文明之光》的跨度著實大了點。這本講述人類文明的書,完全打破了科技與人文的界限。前人講埃及金字塔多是講它的歷史,但吳軍會分析數噸重的石頭是如何開采、運輸的。講工業革命這個話題時,吳軍講述了“火車之父”史蒂芬森的個人奮斗經歷:18 歲還不識字,最后娶了個比他大 12 歲的女傭,但他堅持不懈,每周 3 天去上夜校,工友喝酒時他就在研究機械。

  這樣一個編得了程序、做了得投資、寫得了暢銷書的人,最純粹的底色又是什么?那應該是科學精神吧。不論是談及自己的作品、專業、抑或是對教育、科技發展以及一些熱門話題進行討論,他從不會做情緒化的表達。“否則,你最后做判斷時就會摻雜很多個人主觀的東西,這和科學的東西是不相容的。”

  我們的經驗可能沒有想象中那么值錢

  “一個杯子從上往下是個圓,側面看是方的。”采訪中,吳軍對環球人物雜志記者說,“同樣一個人,從不同角度看也有不同。有時候從傳統角度看,這個人似乎不是能有所作為的人;但從個人發展看,他走了一條很正確的路。”

  吳軍的成長經歷也正應了他這句話。他的父母都是清華大學的老師,對他的管束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抓大放小。“高中老師是個大學剛畢業的老三屆,脾氣又好,除了教課,也不太管我們。”一個年級 5 個班,一個月評分下來,別人都是 90 多分,他們班卻總是負分。不過在吳軍看來,“這其實對我們的成長來說都是正數,讓我們自由發展。”

  雖然沒人管,父母卻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幼年時被告知學習的重要性,一直影響了我一生。那時候,吃完晚飯,家里沒人看電視或者找鄰居聊天,就是坐在桌邊讀書。我父母一輩子都在學習,現在母親快 80 歲了,還在學英語呢。”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吳軍身上,也體現在他弟弟身上,后者是斯坦福的博士、世界知名芯片供應商美滿科技集團的首席技術官。

  說到自己為什么能成功,吳軍還總結了一點。“我做事情比較快,在這點上占了便宜。用我太太的話講,別人可能要做兩三個小時的事情我半小時就做完了。再有,我比較善于利用碎片時間。從前,高考復習政治,背 GRE 單詞,我都是騎車時做的;我的前兩本書基本上是在飛機上修改完成的。”

  無為而治的教育理念,現在又被吳軍用在了自己的兩個女兒身上。“十幾歲的孩子有些逆反都很正常,管得寬松,矛盾就會少。”兩個女孩都喜歡畫畫,在《文明之光》一書中,不少插畫都出自她們之手。“大女兒是美國亞裔繪畫比賽的第二名,小女兒是谷歌徽標設計比賽她那個年齡組的第一名。”

  “世界發展這么快,30 年后,你會發現那時和現在是兩回事。如果你按照現在的觀念塑造一個好孩子,他適應的是現在的社會,而不是 30 年后。所以,必須讓孩子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吳軍說:“我們的經驗可能沒有想象中那么值錢,30 年后可能是個負担。”

  職業和謀生手段可以分開

  1989 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后,吳軍保留了兩年研究生學籍,去電子工業部直屬的一個公司搞軟件漢化,“也就是盜版。”上世紀 90 年代,中關村剛剛發展起來,他又幫著公司裝電腦、賣電腦,后來代理起了進出口生意。這種工作,和他總希望有些什么發明創造的想法相去甚遠,“如果在公司一直干下去,我現在應該是個不錯的銷售。”吳軍笑道。1991 年,他考回了清華讀研究生。

  兩年碩士華業后,吳軍又在清華當了老師,從事語音識別研究,1996 年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博士。2002 年畢業時,互聯網興起,他去了谷歌。“他們要處理文字,一定用得著。”果不其然,到谷歌不久,他就和 3 個同事們開創了網絡搜索反作弊研究;一年后,他又和兩個同事共同成立了中日韓文搜索部門;他還領導研發了許多與中文相關的產品和自然語言處理的項目,還得到了谷歌 CEO 埃里克的贊賞。

  2010 年 4 月,吳軍加盟了騰訊,可家還在美國,只好兩邊跑。“每年來回飛個七八次,時間長就受不了了。”最終,他又回到谷歌,“因為谷歌總有新項目可以做。”他現在負責的產品是谷歌問答。“比如說,你提個問題,天為什么是藍的,然后,你會看到搜索結果上有一段答案。在過去,這是人工智能的問題,而現在,這是大數據的問題。”

  每每談到工作上的新發現,吳軍總是興致盎然。“很多人把感興趣的事和掙錢的事搞成一回事,其實這是兩回事。就像富蘭克林是個商人,那是他養家糊口的手段,但他一輩子大部分精力用在科學研究和社區公職上。”“那對你來說,這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面對記者的提問,吳軍倒是很坦誠:“我靠基金投資掙錢,在公司打工是我的興趣。”

  就像喜歡工作一樣,吳軍還喜歡旅游、音樂、羽毛球、歌劇、攝影、紅酒,甚至做點園藝活。和硅谷創業的人聊天,也是他的愛好之一。后來有風投找他做咨詢,從此他又多了個愛好——投資創業的小公司。“通過這個,你可以了解科技發展動態,還可以認識很多年輕人,蠻有意思的事。”

  放棄語音識別專業,選擇谷歌;放棄騰訊,選擇回歸家庭——在吳軍看來,是事業和人生的兩次重大抉擇。對于前者,他的回答不離“科技”二字,“科技發展有個大趨勢,順應這個趨勢,你就能做很多大事,有時候你必須放棄很熟悉的東西。”而對于后者,他仍不離“科技”二字,“科技進步是為了讓生活更好,不是了為進步而進步的。沒有與家人的朝夕相處,還談什么好生活呢。”

  浮躁,是因為紅利得來太容易

  2007 年,吳軍開始在谷歌黑板報連載文章,引得數百萬人追捧。此后,這些內容匯集成了兩本書,《浪潮之巔》和《數學之美》。前者梳理了 IT 產業發展的歷史脈絡,敘述了美國硅谷明星公司的興衰沉浮;后者則把高深的原理講得更加通俗易懂,讓非專業讀者也能領略數學的魅力。而在新書《文明之光》中,他更是來了個科技與人文的大跨界。

  在吳軍看來,科技和人文是一回事。“它們不是排斥的關系,只是看問題的不同側面。從歷史上講,科學與人文都是在早期反對宗教、反對神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科技是唯一一個后人可以做得比前人好的東西,這是大家公認的。可以說,人類之所以能不斷進步,動力就源于一些基本的發明創造、科技進步。但另一方面,科學只是工具,不是目的,它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而人文則在文明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它決定了文明發展的方向。”

  而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又是現代中國社會欠缺的。在吳軍看來,這種缺失首先表現在國家層面,“現在國家拿出很多錢來資助科學家,舉個例子吧,為了在《自然》 《科學》發篇文章,可能要投進去數千萬的成本。現在科技更新這么快,這樣做是否真的有意義?”

  對于“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簡稱“千人計劃”,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從 2008 年開始,國家重點創新項目、學科、實驗室以及央企和國有商業金融機構等,引進數千人來華創新創業),吳軍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贊成引進高水平的一流學者,比如張首晟、施一公、饒毅等。其實,全世界各個領域做得最好的人加起來不超過 1000 個人,所以千人計劃肯定有非常大的水分。引進人才要少而精,一個一流的人才貢獻是二流人才的 10 倍,把一堆二三流的人塞到千人計劃中,其實是對真正一流人才的不尊重。還有就是需要,如果引進一堆不需要的,只是為了湊數量,就有點濫竽充數了。”

  對于普通民眾來講,“科學精神就是反對盲信盲從,反對迷信權威。不是掛上一個專家頭銜,他說的就是對的。科學精神在于,人要多思考,提出可能的疑問,再按照科學的方法來論證。其實,科學的思維方法、論證過程,遠比結論重要。但是大多數人比較相信結論,而懶得思考。”

  吳軍認為,科學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原因就在于社會風氣的浮躁。“中國過去的 30 年,是生產力大解放的過程,不用太費力就能拿到紅利。但隨著紅利減少,投入要更講求效率,要去做那些比較精深的研究,人要沉得住氣。”

  公民意識是文明的體現

  2014 年,電動汽車特斯拉進入中國,很多人為此鼓掌。吳軍卻有很深的考慮,“按照美國的電價和油價換算,電動車消耗能源從價錢上講便宜一半。但美國發電 30% 靠煤,特斯拉平均碳排放量是 122g/km;但在中國,發電 70% 靠煤,要知道同樣產生 1 焦耳的能量,煤產生的二氧化碳是石油的兩倍。算下來,特斯拉在中國的碳排放相當于 175g/km,甚至高于傳統汽油車。那么,電動車是否仍舊是好的選擇?不知道。還有電池的生產也是高能耗高污染的,美國從中國進口電池,報廢后運到其他國家;而在中國,電池不管是生產過程中還是報廢后,都會產生極大的污染。”

  在和環保部座談時,他也一再提及電動車可能帶來的環境污染。“任何一件事,如果你說它百分之百好,那這事暫時不要做。因為我們對它的認識還不全面。如果我們已經認識到足夠壞的一方面,在這樣的前提下依然認為它可以做,那就能做。所有人都在唱好,沒人說它不好的時候,那這件事一定是有問題的。”

  光伏太陽能現在也備受追捧,但吳軍覺得,其負面影響的東西沒有被認清。“如果沒有補貼,太陽能發電肯定是沒人要的,因為貴得要死。生產太陽能電池板所需要的硅本來就很耗能,十多年以后也就沒法用了。科學的決策,不能只看好的一面。”

  “說真話,這是不是一個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對這個問題,吳軍果斷地回答:“這不只是科學家的責任,而是每個公民的社會責任。公民意識是自己把自己當主人,把國家和城市當成自己的家。就像別人把你家弄得都是污水、涂鴉,你肯定是要出來管一管的。”

  類似的事情,吳軍沒少碰到。乘飛機時,總有人在飛機即將起飛時不按照規定關閉電話,依舊講個不停,空乘和周圍的人未必會管,而吳軍會把空乘叫來一起制止那些人,“你的命可以不要,但不要傷害其他人的命。”

  吳軍倡導的懷疑主義、公民意識,和他在寫《文明之光》時表達出的反英雄史觀是聯系在一起的,“每個人多多少少都在為文明貢獻自己的力量,但在中國,很多人覺得要想做改變世界的事情,先要爬到一個高位,然后才能夠開始,于是一輩子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往上爬。其實,改變世界不需要從大事開始,每個人把自己身邊的小事做好就可以了。”

2015-05-19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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