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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良:漫話唐代貴族之興衰
陳良:漫話唐代貴族之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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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話唐代貴族之興衰 

 

        隋唐以前,中國社會崇尚門閥。原因是魏晉以后,國家推行門閥制度,朝廷注重在豪門世族中選用官員,豪門世族(士族)與皇族一起執掌政權,擁有極高地位與聲望。南北朝時期,南北王朝雖然頻繁更迭,但門閥士族仍有市場,依然是社會主導力量。

   且不說為華夏文化嫡傳的南朝,就是胡人統治的北朝,也汲取了門閥觀念,重用漢人士族。北魏孝文帝更是仰慕華夏文化,積極推進大規模的漢化運動,讓鮮卑人說漢語、寫漢字,并將鮮卑貴族(包括皇族)改為漢姓元、長孫、宇文、于、陸等。歷經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等胡人或胡化漢人政權,漢人士族仍有幾大“常春藤”,到了隋唐統一中國之后,這些“常春藤”士族依然倍受尊崇。

   據《資治通鑒·唐紀十一》記載,貞觀十二年春,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奉命編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本著求真務實的態度,積極開展工作,“遍責天下譜諜,質諸史籍,考其真假,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奸逆,分為九等。”最后進行排序,以出身博陵的黃門侍郎崔民干門第為天下第一,“崔、盧、李、鄭、王”五大氏族名列前茅。唐太宗看了初稿,頗為困惑、惱怒,沖高士廉等人發脾氣:“崔氏早已衰微,憑什么列為第一?難道我李氏貴為天子,還比不上崔氏嗎?”“吾實不解山東四姓為何自矜,而人間又為何重之?!”為了維護皇室榮耀,唐太宗利用政治權力干預,下令重新排序,“以皇族為首,外戚(長孫)次之,降崔民干為第三。”

   的確,在當時士人心目中,“崔、盧、鄭、王”四大名門頗為高貴,甚至超越皇族。諸如房玄齡、魏征、李勣等宰臣,在為子弟選擇配偶時,都優先考慮向上述四大名門求婚。與名門淑女結為連理,比娶公主做駙馬更為榮耀。故而,那時民間流行“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嫁卻愁”之說。

   現在看來,高士廉等人當初未將皇族列為天下第一門第,真是不可思議。畢竟中國人向來崇拜權力,習慣于看權力臉色行事,唯權力馬首是瞻。以世俗眼光看,帝制時代皇權至高無上,皇族理所當然為天下第一門第。唐朝是李家王朝,李氏理應名列榜首;宋朝是趙家王朝,當然以“趙錢孫李”排序;明朝是朱家王朝,朱姓必定天下第一。如此類推,只是基于權力崇拜的邏輯。但是,唐人畢竟是唐人,他們有他們的原則與自尊,并不是盲目崇拜與討好權力。

   其實,高士廉與唐太宗是親戚關系,他是長孫皇后的親舅舅,長孫無忌、長孫皇后就是他一手哺養成人的。高士廉領銜編撰《氏族志》,如果他一味崇拜權力,并考慮與皇族沾親帶故,恐怕會說服其他同僚,共同推舉皇族名列第一。但高士廉并沒有那么做,自然有他的想法,并且其想法基本上代表當時社會主流意識,注重底蘊與血統,認為李唐皇族并非最高貴。

   當然,李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也是當時名門望族。但就李唐皇族而言,其血統并不純正。這個不純正,主要來自母系方面。唐太宗的祖母孤獨氏、母親竇氏、元配長孫氏,都是鮮卑人,亦即胡族,而非漢族。那時候,中國人并不崇洋媚外,將漢族之外民族稱為胡族,看作外國人。盡管當時胡人武力強盛,但漢人文明程度高,骨子里看不起他們。再者,李唐皇室自稱隴西名門后裔,而據陳寅恪先生考證,也有些來路不正。所以,在唐人眼里最為高貴的門第未必就是皇室。

   那么,博陵崔氏何以被列為天下第一?崔姓,來源于姜姓,始祖為姜太公。姜太公助周武王滅商,分封于齊國,成為齊國首任國君。數傳至齊丁公時,有長子姜季子應即位,辭而不受,讓位于胞弟叔乙。叔乙繼位后,把崔邑(山東章丘一帶)賞賜給季子作為食邑。從此,其子孫便在崔邑居住,后來又以崔為姓氏。崔氏得姓后,世代担任齊國要職,為卿大夫世家之一。無論朝代如何更迭,崔氏“自漢迄唐蜚聲延譽,甚盛益興,與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范陽盧氏、太原王氏并為千年舊族……聞人達士先后相望也。”看過《三國演義》的人,都知道博陵有個崔州平。在三顧茅廬故事中,有劉備偶遇博陵崔州平情節,司馬徽向劉備舉薦當時賢士時,就提到諸葛亮的四個賢達密友,亦即博陵崔州平、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和徐元直(徐庶)。博陵之所以有名,并非因為崔州平,而是博陵有著一個歷經千年不衰的名門望族——博陵崔氏。這個家族自漢至宋,先后出了20多位宰相,將軍、侍郎以上官員數以百計,詩人、文學家、書畫家不可勝數。與此同時,位居前茅的清河崔氏、滎陽鄭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太原王氏等名門也是人才輩出,精英薈萃。可以想見,這些名門閨秀也很出類拔萃,富有教養,品貌俱佳;要不然,達貴顯貴何以爭相與之聯姻?!

   毫無疑義,上述“五姓”豪門都是老牌貴族,在唐代始終是金字招牌,頗受世人青睞。唐太宗雖然以權謀私將李唐皇族列為天下第一,但并未對其他老牌貴族進行實質性打壓。畢竟唐太宗出身于貴族,為人行事頗有貴族風范,在治國上倚重兩大貴族陣營。一是關隴貴族集團,它是指籍貫位于陜西關中與甘肅隴山周圍的軍事集團,起源于西魏八柱國大將軍。八柱國成員分別為:宇文泰 、元欣、李虎(李世民曾祖父)、李弼、趙貴、于謹、獨孤信(楊堅岳父),侯莫陳崇。他們分別建立了西魏、北周、隋、唐四個王朝。八柱國大將軍及其部屬的后代,在唐初形成勢力強大的關隴貴族集團。陳寅恪先生指出此集團成員有兩大特征:“融治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入則為相,出則為將,自無文武分途之事。”唐初重用關隴貴族,被陳寅恪稱為“關中本位政策”。二是以名門望族為代表的士族。唐初大臣,要么出自門第高貴的世家,要么出自氣質高貴的文士。他們既富有聰明才智,又具有高尚品質。唐太宗是一個寬宏大度而又英武睿智的君主,正是他領導文武兩大貴族集團對國家進行有效治理,從而開創了政治清明、軍事強盛、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貞觀之治”,譜寫了中國古代史上最為恢宏、華貴、強盛的篇章。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將政體分為民主、君主、專制三種,并指出各種政體的原則或動力:共和國需要品德、君主國需要榮譽,專制政體則需要恐怖。貞治時期政治,堪稱君主政體下的貴族政治,榮譽是其主要動力之一。誠如孟德斯鳩所說:“在君主的、政治寬和的國家里,權力受它的動力的限制,我的意思是說,受榮譽的限制,榮譽像一個皇帝,統治著君主,又統治著人民。”對榮譽的珍愛與追求,可以使人變得高貴。唐太宗之所以成為從善如流的明君,魏征之所以成為直言敢諫的諍臣,房玄齡、杜如晦之所以成為經國濟民的賢相,李靖、李勣出將入相的能臣,也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榮譽的動力。

   在古代宗法社會,光耀門庭是極大的榮譽。光耀門庭的方式不外乎兩種,一是通過自身努力提高門第,二是借助與名門聯姻優化組合。“崔、盧、李、鄭、王”五姓七宗乃歷經千年形成的名門望族,在唐代倍受世人尊崇,也是出乎情理之中。

   然而,世間沒有長盛不衰的事物。隨著時事變遷,盛極一時的關隴貴族集團與素負盛名的老牌貴族,都不能逃脫走向衰落的命運。

   關隴貴族集團,“其興也勃,其衰也忽。”進入唐高宗時期,關隴貴族代表人物長孫無忌曾因反對高宗立武則天為皇位,招致武則天忌恨。武則天掌權后,將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大臣一一逐出朝廷,流放到邊遠地區。“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權之后,逐漸破壞傳統之‘關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創業垂統之野心。”(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關隴貴族集團(包括李唐宗室)幾經武則天排斥與清洗,逐漸遠離權力中心。“迄至唐玄宗之世,(關中本位政策)遂完全破壞無遺。”(同上)關隴軍事貴族,已然淡出歷史舞臺。

   同樣,老牌貴族也招致最高當局的打壓。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宰相李義府為其子向老牌貴族求婚遭到拒絕,便懷恨在心,故而唆使高宗發布詔書,限制名門貴族相互通婚:“后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婚姻。”盡管如此,并不能禁止名門相互為婚。關鍵在于,“族望為時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婚。其后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資治通鑒·唐紀十六》)

   可見,那些老牌貴族并沒屈服于皇權,依然恪守獨立、矜持與自尊。與此同時,他們的傲然自尊也得到上流社會的認同與羨慕。所以,皇帝的禁婚令,不僅沒有讓名門子女身價下跌,反而身價倍增。恰似現代某些書籍一旦劃為禁書,反而更加吸引讀者,悄然暢銷,洛陽紙貴。

   不過,對老牌貴族沖擊最大的乃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首創于隋煬帝,唐初沿用這一制度,作為選用官員的一種途徑。武則天執政以后,進一步改革科舉制度,將進士科作為選用文官的主渠道。于是,大批寒門子弟通過科舉進入體制內任職,極大地改變了官員隊伍的出身結構。“武后柄權,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人,于是進士之科成為全國干進者競趨之鵠的。當時山東、江左之人民中,有雖工于文,但不預關中團體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變革之際會,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楊隋及唐初將相舊家遂不得不為此新興階級所攘奪替代。”(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一開始,習慣于門萌入仕的五姓貴族并不適應或不接受科舉入仕方式,所以頗為“吃虧”。“安史之亂”以后,唐朝中樞進行了重建,“五姓”貴族也主動參與科舉考試。如滎陽鄭氏,盛唐時鮮有入朝為相者,而自中唐起連續出現了10多位宰相或重臣,遂有“鄭半朝”之說。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共有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亂”前僅有2人,中唐后則有8人。如范陽盧氏,中唐起中進士者超過100人,這數字著實令人驚奇,因為唐代科舉進士考試不僅是最難的,而且錄取人數極少;《唐摭言》載:“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余人。”名門世家之所以重新崛起,除了他們漸漸適應科舉制度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們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與良好的家學教育。

   總體看來,名門貴族在唐代始終引領風騷,頗受世人敬重,擁有大量粉絲。高宗、武后時宰相薛元超曾經感嘆說,他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娶上“五姓”中某個女子為妻。其實,薛家已屬著名“關中四姓”(韋、裴、柳、薛)之一,也算是高級貴族,但仍然仰慕“五姓”頂級貴族。中晚唐時,唐文宗向宰相鄭覃求婚,希望他能把孫女嫁給皇太子,鄭覃卻婉言謝絕,居然把孫女許配給僅為九品官的崔某。唐文宗碰了軟釘子,感慨萬千:“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中晚唐以后,地方節度使(藩鎮)擁兵自重,形成軍閥割據格局。軍閥叛亂、黃巢造反,致使大唐王朝走向滅亡。從此,中國進入戰亂頻仍的五代十國時期。這是一個極為黑暗的時代,“有槍便是草頭王”,兵痞流氓輪流坐莊。整個社會徹底崩潰,文明大廈已然坍塌,一切依照叢林法則行事,殺人如切菜砍瓜。戰亂使生靈涂炭,世家貴族也不能幸免。曾經顯赫千年的“五姓”貴族招致沉重打擊,不僅有大量人員傷亡,而且家園與產業均慘遭破壞,他們引以為傲的貫冊譜系也流失或損毀。在這斯文掃地的時代,所有世家貴族都“無可奈何花落去”,與庶民一樣茍全性命于亂世。從此,中華大地再沒有傲然獨立的世家貴族群體存在。

   宋代以后,國家選用官員主渠道是科舉制。科舉制無疑是偉大的創舉,它面向全社會招考人才,不問出身,只論水平。體現了公開、公正、公平,有利于促進社會流動與和諧。一分為二地看,科舉制并非完美無缺,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局限于應該教育,禁錮人們的思想,不能塑造豐滿的人格,更不能造就精神貴族。宋代距唐代不遠,且宋太祖為后世統治者立下“不殺大臣”的遺訓,故而宋代政治較為寬厚,雖然宋代精神風貌不及唐代恢弘大氣,但是通過科舉入仕的官員頗有士大夫節操。然而,到了明朝,皇權極為專制,大搞特務統治。如此條件下,經過科舉制取士,雖然也產生一些真正的士大夫,但更多的是造就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盡管熟讀應試必備的孔孟圣賢書,但一旦進入仕途,就將圣賢之言置之腦后,一門心思追求升官發財。所以,這種應試教育多半是為了“稻粱謀”,容易造就偽君子真小人。有明一代,政治極不清明,皇帝大多“不似人君”,臣子也缺乏士大夫精神。從明代皇帝都被加上一大串神圣偉大的尊號來看,對皇帝的崇拜與吹捧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不僅如此,就是皇帝所寵信的太監也會受到諸多大臣阿諛奉承,刻意討好“權閹”的大臣在明代比比皆是。魏忠賢權傾一時,朝中大臣、封疆大吏紛紛向他獻媚,為之歌功頌德,建立生祠。魏忠賢所過之處,士大夫遮道拜伏,歡呼九千歲;不少朝臣爭相拜他為干爹,竟然以當“權閹”義子為榮。卑躬屈膝,厚顏無恥,達到如此地步,簡直把天下讀書人臉面都丟盡了。這種境況,在唐代真是不可想象。

   中華貴族從唐末五代走向衰敗,終究是歷史的悲哀。隨著貴族世家的消散,貴族精神亦隨之斷流,永遠失去傳承。滿清王朝建立之后,盡管也曾出現過“八旗”貴族,但他們與唐代以前的世家貴族不可同日而語。“八旗”貴族發跡于游牧部落,原本缺乏貴族文化底蘊,故而其子弟大多蛻變為紈绔子弟。隨著歲月流逝,這些紈绔子弟逐漸丟失祖宗具有驍勇善戰的氣概,取而代之的是貪圖享樂的習氣,熱衷于把玩鼻煙壺、斗蟈蟈而已。

   反觀歐洲,其歷史雖然不及中國悠久,但各國王室與貴族基本上延續不斷。古代歐洲也有很多封建王國,但各國王權更迭主要在王室內部進行,很少出現別的家族改朝換代。即使發生政變或革命,皇室根基也未能徹底毀棄,尤其是那些有爵位與領地的貴族世代相傳,故而形成貴族文化傳統,其精髓即為貴族精神。

   歐洲貴族精神主要有兩大特點,一是騎士精神,二是獨立精神與社會責任感。騎士是歐洲中世紀的一種榮譽稱號,是戰斗、忠誠、正義、榮耀的象征。騎士精神是指“對個人的人格的愛護和尊重;為被壓迫者和被迫者犧牲全部力量乃至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把女子作為愛和美在塵世上的代表及作為和諧、和平與安慰的光輝之神而加以理想化的崇拜等等。”在西方文化傳統中,中世紀騎士精神對現代歐洲民族性格的塑造起著極其重大的作用,它后來轉變為紳士風度,形成了現代歐洲人對于個人身份和榮譽的注重,對于風度、禮節和外表舉止的講究;對于崇尚精神理想和尊崇婦女的浪漫氣質的向往;以及恪守公開競賽,公平競爭的精神品質。獨立精神,主要體現為不依附任何勢力,保持人格獨立,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是非觀和價值觀,不盲從或屈服于外界的力量。社會責任感就是敢于担當,追求正義與文明。

   需要說明的是,貴族精神不僅不鄙視或排斥平民精神,而且包含深切的平等意識。英國大哲人培根、大詩人拜倫、雪萊、法國大思想家伏爾泰、孟德斯鳩、托克維爾等出身貴族的精英,并沒有站在貴族立場上思考,也沒有追求貴族利益最大化,而是致力于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與文明。意大利著名貴族美第奇家族,無疑為推動文藝復興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從某種意義上說,英國光榮革命成功得益于貴族的妥協,也只有英國這樣富有紳士精神的國度,才能率先確立憲政文明。

   盡管東西文化有很大差異,但人性本質上是相同的。中國唐代世家貴族與歐洲貴族在精神上有諸多相似之處,最根本的是都具有獨立人格、強烈自尊與高尚情操。唐代世家貴族之所以不仰慕權勢,敢于平視或俯視李唐皇室,就是因為具有如此高貴的精神品格。世家貴族的存在,無疑為唐代社會樹立了精神標桿,使得士大夫向往與追求貴族品位,力爭使自身與門第變得更為高貴。世家貴族的存在,對皇權也是一種制衡,一種道德與榮譽上的軟約束。所以,有唐一代,雖然皇室對世家貴族進行過打壓,卻未曾使用下三濫手段。原因在于,李唐皇室也珍惜自身貴族的榮譽,不愿以卑劣手段招致天下人不齒。武則天為了立威,曾經重用酷吏,運用下三濫手段打擊政敵,一旦權力鞏固之后,便拋棄了酷吏,使用正人君子治國。

   明代以后,隨著專制統治日益深刻,貴族精神漸行漸遠,乃至銷聲匿跡。雖然權貴階層始終存在,但他們只有權力,而沒有高貴。之所以被稱為權貴,是社會缺乏精神信仰,只崇拜權力,只認為權力寶貴,只看到有權就有了一切。“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為了什么?做官,追逐權力。為了追逐權力,他們挖空心思,不擇手段,什么事情都能做出來,毫無做人原則,毫無道德底線。明代權貴嚴嵩即為此類典型,他的飛黃騰達關鍵取決于他的投機取巧與卑鄙齷齪。專制統治毒化人心,有毒的土壤里,開不出健康的花朵。缺乏獨立人格與自尊精神,即為人的精神缺鈣,讓人顯現奴顏媚骨、寡廉鮮恥,君主會因此成為昏君、暴君,官員會成為因此貪官污吏,民眾會因此成為愚民、暴民、刁民,而不能成為成熟的公民。如今流行一種說法,以為中國人素質低,不適合搞西式民主。此話頗有道理,原因是漫長的專制扭曲了中國人的心靈與人格,不懂得正確行使民主權利。


文章來源:作者授權愛思想發布,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www.aisixiang.com)。

 

2015-05-19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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